对“为何当提到宗教危害时，却没有人提到道教”
一文的反诘

近来，知乎网有人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为何当提到宗教危害时，却没有人提到道教？”这样一个问题。有人就此问题展开了一场新的佛道论争。说其新，是因为自汉明帝时佛教东来，神州大地上的佛道之争从未停息过。只不过作为自唐宋以来，儒佛两家大兴，而道教日渐衰微，为挽颓势，故宋以后有识之道教人士，不得不广参儒佛尤其是佛教的种种义理，而倡三教合一，或三教同源。比如全真派创始人王重阳便将儒家的《孝经》和佛教的《般若波罗密多心经》引入全真教中，剔除了烧铅炼汞以及符箓等外修，认为修道即修心，除情去欲、存思静定、心地清净便是修行的真捷径，更仿照佛教僧团，建立了出家修行群体。而元以后出现的托名尹真人高第传人所著的《性命圭旨》中更是将心性的理念及佛教密咒援入道教修行之中，提出三教同源的主张，极倡性命双修之说，其受佛教之影响不可谓不大，对后世道教的影响极深广。此后道门因乏杰出之士力挽狂澜，情势更衰，已无与儒佛二家一较短长之力，故所谓佛道之争亦渐潜迹。
而如今颇多自称好道之人，重搅沉沙，意图再次掀起佛道之争，但遍观其言，多已失去往昔义理之辩的轨则，而多是情绪化的渲泻，虽欲在佛道之争上再起烽烟，却实不值一辩。而这篇知乎上的答问，却涉及了许多层面的问题，也算是出乎其类了。故今试以一愚之浅见，而与之略作商榷。
由于其原论宗纲不明，故今不依其序，仅从逻辑的角度略作问辩。
文中诸多被冠以“道士”头衔的历史人物，除了道教自说外，并无可靠的史书能证明其“道士”身份。比如：鲁班、张衡、蔡伦等。鲁班为春秋时人，约于老子同时，没有记载说他与道家（不是道教，当时并无道教）有何瓜葛，倒是与墨家有所过从。
至于张衡与蔡伦，一为官员，一为太监，也并无彼二人因学道而发明造纸、地动仪等之记载，文中将之冠以“太清道人”等，实属附会之说。而蔡伦为一宦官，也被作者列入道士群中，真不知所谓。
二、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周髀算经》与道教的理念、道教的修证，乃至于与道士有任何关系。
三、作者于文中并未有只字论及道教的理念、修证方法、所要达成的修证结果，突兀地列举出一系列所谓的“道士发明”，并且没有在文中说明他们的这些发现、发明与道教的教理之间有什么因果关联。那么有理由相信，所有被列举的发明了这些东西的人都只是一些世俗间的能工巧匠，充其量是爱好道教的工匠、技术人员，或者身穿道袍的技术工作者而已，不能证明他们的发明与道教本身的理论、修行、成道有任何必然的关系。也就是说，并非因为他们信奉道教而发明了这些，而是发明这些东西的人恰巧是个信奉或爱好道教的人！如果作者非要将这些成就归入道教，那么依照作者的观点，所有爱好佛学、信仰佛教、认可佛教理念的科学技术大家们的科学成就也自然都应归入佛教，那就比作者所列举的那些辉煌得太多了。比如爱因斯坦曾在《爱因斯坦谈人生》（1954年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中说：“未来的宗教将是一种宇宙宗教。它将是一种超越人格化神，远离一切教条和神学的宗教。这种宗教，包容自然和精神两个方面，作为一个有意义的统一体，必定是建立在由对事物的——无论是精神、还是自然的——实践与体验而产生的宗教观念之上的。佛教符合这种特征”。由此看来，他信任（不是信仰）佛教，如同信任科学。那么我们能把他的科学成就归因于他了解并信任了佛学？按原文作者的逻辑是可以的。而我们认为是不可以的，因为他对真相的思索与把握与佛法所揭示的相比，还相去甚远，仍然不在一个轨道上。
其它如量子之父、爱因斯坦的老师普朗克曾说：“我对原子的研究最后的结论是——世界上根本没有物质这个东西，物质是由快速振动的量子组成！”他进一步剖析说：“所有物质都来源于一股令原子运动和维持紧密一体的力量，我们必须认定这个力量的背后是意识和心智。心识是一切物质的基础。”而这正与佛法所说的诸法空相，万法唯识差相吻合。是否我们也能如原文作者的逻辑，将他的这个发现归结为他是一个佛教徒？无须如此，他只是通过他的研究在试图接近佛所说的世俗谛的一部分罢了。佛弟子们无须掠此之美！
而诺贝尔奖获得者、著名理论物理学家杨振宁先生明确表明自己是个佛教徒，那么否可以按照原文作者的逻辑，将其在粒子物理学、统计力学和凝聚态物理方面的建树，以及他与李政道共同提出的弱相互作用中宇称不守恒定律归结为佛教对世界的贡献？
还有在化学领域作出杰出做贡献的香港理工大学前校长潘光旦先生和厦门大学原校长朱清时先生，都是佛教的追随者和实践者。他们的成就是不是也都应该说是佛教对人类科学的贡献？
因为佛教传播的范围遍及全球，远比道教广泛得多，所以古今中外从事科技事业的佛弟子也可远比同业的道门修士多得多哦！
原文例举了许多所谓霞举飞升、斩尸成道、兵解成道的道教的修练者，以此来证明道教修练的高明过于佛教。但作者显然不知或佯作不知在佛教的历史上，成就阿罗汉道而展现踊身虚空、身上出火、身下出水等十八种神变者不知凡几。而在大乘佛法中，如道济禅师这样的神通自在者亦不乏其人。而金刚乘教法中也不断涌现出将色身融入光明而成就究竟解脱的成就者。作者所说的那些，与此等相比，不啻荧烛之与昊日！原文作者若要反诘此等佛教内部传说，无可证实，那么作者所说的那些人物除了作者本人都不能详说来源的传说之外，又有什么可以令人信服的证据呢？而佛门中不但古代、近代的历史中有记载，即使到了今天这个科技昌明却精神乏弱的时代，仍然不断地有佛法的实证们以其身化光明的卓然成就展现佛陀教法的真实，成为这个时代的庄严。道教中这些年除了些意气之争，又有什么可以展现给世人的呢？
道教常以教人长生久视为目的，而道教名人中如王重阳、丘处机寿不过五、六十岁，长寿者如伍冲虚、柳华阳师徒也不过九十、一百，中间多以七八十岁为主。此等寿数并不比历代不为寿者相的佛门高僧高多少，甚至与民间的寿者相较，亦无多少超胜之处。笔者2003年时还在新疆沙漠深处中遇见过身寿一百三十多岁的维吾尔族老人。
六、再来说说作者认为实锤的那些佛道经典中的差异。
先说说作者最初举证的关于日、月、地球的一些说法。作者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倒也下了不少工夫。然则佛陀《大般涅槃经》中说，当以“四依四不依”法而受持佛法。佛陀在四十九年说法中，因病与药，应机说法，种种方便，令不同根性的众生依各自爱乐的方式趣入解脱道中。故于说法之最初，为因缘、善根未成熟、还持婆罗门或原始信仰观点的人们随顺他们的知见而作了如你所引述的《长阿含经》关于日月的描述。而对于一些具智慧者，佛在《楞严经》卷二中说：“而阿那律，见阎浮提（即地球），如观掌中菴摩勒果。”菴摩勒果，梵文amalaka,玄奘法师译为“阿摩落迦”，于其所著《大唐西域记》中记载：“阿摩罗迦，印度药果之名也。”其形状，原文作者可百度一下。如此可知，作者诟病佛不知地球是球形，实是自己孤陋寡闻所致，与佛无涉。
再者，作者提出佛说月中有宫殿、仙人之类非是真实，然则以道家思想为主体的《淮南子》中亦有月宫、嫦娥之说，作者又作何辩解？况且，于佛陀的智慧眼中，并无地、月的真实存在，见月球之上如现在宇航员所见之荒凉，也只是与此等业力相合的众生所见的境界，而在另一些（如天人）业力不同的众生眼中，月球即是种种珍宝宫殿汇集之所。这是没有任何矛盾的。比如大海水，对于人和陆地动物而言是海水，而于海洋鱼类而言则是居所、道路等等，业力不同，则所见不同。
作者又举证说梁武帝大兴佛寺却饿斃于狱中，隋文帝、炀帝崇佛，却两世而亡。以此而证明崇信佛教是国家败亡之因。殊不知梁武帝之祸非是因为崇信佛法，而是违背佛所说法，为一己私而大肆搜刮民脂民膏，是内心无慈无悲，侵夺他人财物，当此恶报，不是理所当然吗？隋文帝心怀仁德，文治武功，四夷宾服。而炀帝穷奢极欲、好大喜功，役民无数，令天下百姓苦不堪言，此等恶行，与佛陀之慈悲教示极其相悖，此诸背逆之行，祸及其身，不也是理所当然吗？和其标榜自己信什么有何关系？
如果你所列举的这两则公案算是证据，那么宋徽宗笃信道教，大建宫观，自称“教主道君皇帝”，并经常请道士看相算命，始建立道学制度。虽然如此，却与其子钦宗同被金人掳去，成为阶下之囚，极尽屈辱地死于异乡。
所以，朝代的兴替，只与往昔的共业及当时的施政是否妥当有关，与皇帝个人信佛还是崇道没有关系。

山山秋瑟瑟，孤月千江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