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破万卷（4039）·《归乡》
《归乡》，现代短篇小说集。爵青著。新京(长春)艺文书房株式会社康德10年(1943年)11月初版。发行人张松亭。为“骆驼文学丛书”之一。
爵青（1917.10.28—1962.10.22）原名刘佩，笔名有爵青、可钦等。吉林长春人，幼年就读于长春日本公学堂，精通日文。三十年代后期任职于长春满日文化协会，四十年代供职于伪满洲警察厅。三十年代开始在《新青年》(沈阳)、《明明》、《艺文志》等刊物上发表《天才的悲剧》、《妓女与船工》、《夜》、《亡命徒的航海》等小说。1938年出版短篇小说集《群象》，列入《城岛文库丛书》。1941年出版中短篇小说集《欧阳家的人们》，获1942年“盛京时报文学赏”。同年赴日参加“大东亚文学者大会”。随后结集出版了小说集《归乡》、《青服的民族》、《恶魔》等，并翻译了《菊里夫人传》等作品。他的小说创作受纪德影响较深，题材时有超现实倾向，文笔奇诡，追求空玄的哲理，在当时东北文坛上有“鬼才”之称。解放后，党组织对爵青的全部创作生涯进行了全面的审查，给予正确结论，没有“文章卖国”的行为，所作的全部作品中没有丝毫的媚日与歌颂王道乐土的文字。当年读者中的爵青，得到了公正的评价，安排于吉大图书馆从事资料工作。1962年10月22日病逝于长春。
其主要著作有:1938年列入“城岛文库”出版的小说集《群像》;1941年新京文艺书房出版的小说集《欧阳家的人们》; 1943年新京文艺书房出版的小说集《归乡》。 长篇小说另有《黄金的窄门》、《青服的民族》和《麦》等。其中《欧阳家的人们》获1942年"盛京时报文学赏"，《黄金的窄门》获第一次"大东亚文学赏"，《麦》获"文话会作品赏"。时人评价说，他是一个"罕见的精力充沛的作家，在他的作品深处，有着纪德、福鲁贝尔(今译福楼拜)的余味"，因此爵青获得了当时唯一的"知性作家"的称号。爵青的特点还表现在，他用心于模仿爱伦坡对于神秘气氛的精心营造，据说他习惯于"在无光的蜘蛛网底下，静静地构想那些在生活上不易碰到的奇特的景象"，爱好诡异而沉湎于想象，擅长于描写"超乎常人以上的独奇的性格与非俗的故事"，因此亦有人称之为"鬼才"。
《归乡》收短篇小说《喜悦》、《恶魔》、《香妃》、《长安幻谭》、《归乡》、《遗书》、《恋狱》等7篇。这些作品有以历史故事为题材，有对故土乡情的回忆，也有反映沦陷后的东北的现实生活。《喜悦》副题为“无名的自杀手记”，描写一名年轻有为的医师，受到爱妻病故、孩子不幸夭折的打击，失去了生活的勇气，进入山林，企图在自然界悄然“消失”的故事。《恶魔》写一个被社会、家庭和生活所遗弃的少女，终于走上犯罪的道路，成为黑暗社会的牺牲品。《香妃》和《长安幻谭》是以历史故事为题材的小说。《遗书》描写一个性情怪异，对人生和生活充满仇恨和冷漠，因而玩世不恭的富家子弟，最后终于走上自杀的道路。《恋狱》描写日据下的哈尔滨，以作品女主人公丽丽为中心的一群中上层社会青年，迷恋于个人的小天地，甚至自甘沦落的生活，作品里的“读书人”是一个故作清高但灵魂卑贱的人。
《归乡》写一个长年客居异乡的青年，回归故里的所见所闻。故乡封闭陈腐的生活气氛，亲友四邻的麻木心态，在他心中激起了惆怅和失望。这篇小说被黄万华先生作为沦陷区作家“缠绵深沉的思乡恋家情绪的抒发，成为作家寄托国家民族兴亡之感的载体”的一个例证。他观察着眼前与“北地”（东北）迥异的自然风光和人文景象，给读者讲述听来的奇特民俗。他不嫌絮烦地诉说当地人看到他“穿着外国衣裳，又坐小轿车”而引起的轰动。他讲述自己试着撒出一把零钱来拉近他和本家孩子的关系，而且居然成功了。他满怀着对堂兄一家困苦生活的同情，为他们能够忍受这种生活之坚韧性而感佩……
《遗书》几乎可以说是一部爱伦坡式的恐怖小说，只是其中形而上的恐怖更加纯粹，情节和形象没有像爱伦坡的小说中那么妖异。故事讲述的是青年齐龄在二十四岁生日的时候赶回家中拆看父亲遗书的前后经过。齐龄的父亲是在十八年前自杀的，自杀的时候正是二十四岁。他留给齐龄一封遗书，另外作了一份遗嘱，遗嘱中要求齐龄的伯父要等到十八年后齐龄二十四岁生辰的时候才能给他看那封遗书的内容。小说中的“我”作为齐龄的朋友，在大部分情节时间里都陪伴在齐龄的身边，近距离地体会着这整件事的阴森、不安。或者说，作者以“我”的感觉和幻觉浓墨重彩地渲染了这个生活事件的恐怖气氛。说起来只是一个家庭里父亲给儿子的遗书而已，似乎平平无奇。可是就通过这一纸遗书，齐龄的父亲远隔十八年的岁月和生死之界逼视着齐龄，让他精神的虚弱从此无所遁形。一个二十四的青年在精神的危机中自杀，却还要在死前专门给自己才六岁的儿子留下一封遗书，用先知似的词句描述了自己决意自杀的感悟与心态，并且安排儿子到了自己现在这个年龄的时候再拆读这封遗书。十八年后，齐龄果然一读就懂得了这封晦涩的遗书，因为父亲在自杀之前所蓦然发现的精神真相，一直也潜藏在他的心里。他们父子都是离开精神的笏杖就不能悠游在美丽人间的人，可是他们偏偏又都是并无精神笏杖的人。这类似于来自血缘的诅咒。齐龄在二十四岁生日急急赶路回家，其实就是奔向这个诅咒，他心里也清楚地意识到这个前途，但却无可逃避。在这篇小说里，来自社会的压迫完全退到了幕后，只剩下两个被抛到世间的生命，或者恣肆，或者忧郁地啜饮自己与生俱来的苦难。
《恋狱》中最能代表爵青此时对人间恶态度的还不是这个男子的行为本身，而是整个故事的虚构方式。这个故事里穷困的“他”不是无知无识的底层劳工，而是满心浪漫理想却身无分文的青年读书人，这样的处境，何妨就是终于离开了校长家的吕慧呢？可是作者在此时却把他塑造成了一副丑恶的嘴脸，叫喊着“哈尔滨是地狱，人生是地狱”，自己却没有半分赚钱的本领，还盘算着偷窃好心请他吃饭的女孩，在此之前，他已经在这个女孩给他烟抽的时候偷偷多拿了一颗。这个女孩就是后来成为哈尔滨最红舞女的丽丽。丽丽在初到哈尔滨时与“他”的一面之交中被“他”的谈吐所吸引，同情他的处境，于是从自己独身闯荡哈尔滨的微薄资本里送给他十元路费让他如愿地离开了哈尔滨。走之前，“他”说将来要把这钱还给丽丽，还承诺等到在报纸上看到丽丽的名字就来找她，最后又拥抱了丽丽。两年后，已经是哈尔滨最红舞女的丽丽终于接到了“他”的来信，信中仍然是“奇突的文字和句法诡妙的赞词，文末并且又赘述着他怎样对于只有一面之识的少女怀起了永远不易的爱情”，不到三天，又接到电报，说“他”当天要坐末班夜车来哈尔滨看她。丽丽怀着爱情的憧憬去迎接他，并且拒绝了哈尔滨某大富豪的弟弟、青年法学士的求婚而决意要嫁给“他”。可是最后“他”接受了法学士的三千元并从此一去不回。丽丽在秋天嫁给了法学士。“她知道：良民们的金钱虽然罪恶多端，然而在这罪恶多端的金钱里，却像彗星一闪似的，还有真实的爱情和永远的幸福……”，她成了一个勤勉的主妇，“至今在哈尔滨的中央大街上，每当傍晚，还能看见一个中年妇人领着两个男孩子散步；……不坠的天使依然健在，那坠狱的苍白脸男子哪里去了呢？”这几乎不再是那个拼命拒斥着“冒渎生活之本义”的爵青了，他在同样冒渎生活之本义的“生活的失败者”与“生活的优胜者”之间，默许了后者的哲学，构造了一个似乎平静的结局。纵观全篇，人生的问题在此被刻意地轻松化了，因为丽丽的爱情信仰在现实之中不堪一击，成了无知的幻想和可笑的闹剧，于是现实无论多么粗陋虚假，也不得不当作惟一的评判标准，生活的优胜者由此成为可靠的归宿，生活的失败者由此成为无耻的贱民。然而细细品读爵青这篇小说的结尾，还是能够感觉到用“健在”这个词来描述“天使”的反讽，以及“坠狱”与“哪里去了呢”传达的恐惧。
同样发表于1943年的《喜悦》里，主人公怀着对世界与自身的绝望，冒着危险跑进无人的深山寻死，在山里度过了一天两夜，却在自然的雄浑中恢复了生的信心，转身走上归路。在小说的结尾，他终于回到山下，在喜悦中匍匐着进向发散着人间气息的山林监视所，却在好不容易伏上窗子时被警备员当成野兽一枪击中左胸，可是他没有死，警备员们救治了他，还去给他到市镇上请医生来。按照发表的时序读爵青的小说，读到这一篇是会觉得奇异的。主人公想要自杀的心境更像是我们熟悉的爵青。爵青没有自杀，但他一直表现着想要干脆成为“生活失败者”的冲动，这也是自杀意识的一个迹象，这种冲动是和拥抱人间恶的冲动相互撕扯着存在于爵青身上的。主人公是一个医生，在经受了无常命运的接连打击之后，住在一个小楼顶上远离了人间，又在“一个太阴亏陷得不可思议的夜晚”，“觉得世界非常奇怪”，“对坐在小楼顶上怀疑着一切的自己也怀疑起来”，于是没有带一件什物，拖着鞋逃离了小楼，在三天里花光了所有的钱财，跑进深山。“我是医生，知道生理构造，所以不忍用自己的力量来损毁自己，到这山地来，完全是为了把这生命交给自然。因为我认为自然是我的唯一的归宿。”可是在他向山的顶峰攀爬时，感情就已经发生了变化：“在这夜里我完全失掉时间的观念了，我忽而觉得自己是沉溺在太古的神秘的暗夜里，又忽而觉得自己是飞跃在无限的未知的暗夜里……我是一只寿命只有三个钟头的昆虫，我又是一块与宇宙共在而决不被风化的岩石……”从先前怀疑着自己，到此时扩展着自己，心境的变化是剧烈的。在山上睡了一夜，翌晨睁开眼睛，“我立刻对这美丽的晨景惊愕起来了。我惊愕着，竟完全忘了我所设定的自杀计划……我打开胸膛来呼吸，不知因为什么竟陶醉在这青春的气息里……”在这个时候，他一面向“读者诸位”辩白着自己没有放弃自杀的计划，一面又说：“假设我若是未曾计划过自杀的人，我真想在这神所造的喜悦里永远传流下自己的生命去了。”他“向前蓦进”，“与其说是寻找死亡，毋宁说是向纯粹的不可知的世界突进着”，他心里想着：“一个人能意识地走向不可知的世界，毕竟这世界还是可知的。不过这可知的世界里又有我的什么呢？”当天夜里，他“不知为了什么，竟成一个东洋的观照者了”。他看着天上的星，觉得“这森罗的万象，对我这不幸的人子，曾经颁下了多少永远的爱情呢？这些笃爱而永远的一切，像炽烈的炬火，将我的喜怒哀乐置之度外，照耀着我的生命。”“这安静的瞑想净化了不实的精神，高扬了实观的能力，扩大了我的魂的轮廓，更引起了我的无可抑止的某种野心。我想：我如此想下去，我的自杀计划也许要被不可知的伟力抹杀了。是的，对于死的无自觉的努力，永远是要招来造物的不悦的。”小说是很漂亮的，特别是对于自然壮丽的表现；主人公的心境从自杀走向新生也的确让人读来愉快。单从上面引用的这些段落字面看来，似乎主人公是在自然的怀抱里进入了基督教的信仰境界而决定回到人间的。可是读到后边，他真的回到了人间，在幻想中看到“为我设备下的那个完美而幸福的世界”，我们才惊讶地发现他“不可抑止的某种野心”究竟是什么：“我看见我的研究室，看见了我的未完的研究记录，看见了并葬着妻儿的墓地，看见了用体臭引诱着每个男人的少女，看见了红灯下的琥珀色的酒樽……”几天之前，他是忍受不了世界的“实在”而决定自杀的，如今，他却恰是被世界的“实在”吸引回人间，这“实在”，就是社会所承认的成就，对于生死的合理“处置”，以及物欲的享受，总之，《溃走》里的校长“从未作过一件错事”的一生。这样我们也就明白，原来，“不实的精神”就是过去对人生之本义的执著，“实观的能力”就是对于“胜利于生活”的承认和接受，“不可知的伟力”就是冒渎生活之本义的人间恶。如果许我也像爵青一样滥用基督教词汇的话，那么《喜悦》里的“我”就是错把撒旦当成了耶稣的迷途者。当爵青让他狂喊着“喜悦！最大的喜悦，人间虽然再没有我所有的一件东西，可是我能回到人间去是喜悦的”，其实宣泄的是爵青自己的“喜悦”，而他所“喜悦”的，是终于摆脱了妨碍他与人间恶握手言欢的对于精神之笏杖的信仰。
这种调子几乎充斥了爵青1943、1944年的作品，这些作品虽然文笔流利，但却没有了那种与人间恶搏斗的孤高。获得了“喜悦”的爵青，在《归乡》里炫耀着作为生活胜利者“高贵”的哀愁，更在《恋狱》里尖刻地嘲笑了自己当年的精神坚守。可是，当我们看到也是在这个时期发表的满纸恐怖的《遗书》，就不得不怀疑：爵青的“喜悦”真的是喜悦吗？那封简短晦涩的遗书，是齐龄的父亲对齐龄的逼视，也正是“自杀”的爵青对“新生”的爵青的逼视。这也是《归乡》与《恋狱》中那挥之不去的荒凉感之根源吧。《喷水》里“他”的尴尬与纠结，亦当作如是观。无论他怎样用喜悦的高呼浅唱来掩饰，“现实”的胜利毕竟不可能是生活之本义，在内心深处，他骗不了自己。他的恐惧丝毫没有解决，“坠狱”的不但是当年那个“苍白脸色的男子”，也是现在“健在”的他。当爵青在《喷水》中表白自己要“由人间恶的泥沼里，攀上彼岸的峻岭”时，他其实已经深深陷在人间恶之中了。我们今天可见的爵青小说里，《喷水》是最后的一篇。此后，他“圣战文学”的调子唱得越来越响，“文学救赎”的幻梦，却大概永远消逝在了“他在这丑态的表露里，出乎意料之外，发觉到自己是在如实地表现着自己的全幅生命”的哀鸣中。
评：长年客居在异乡，回归故里更悲伤。封闭陈腐心麻木，心中惆怅和失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