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陈平的演讲
兼论陈平的《中国道路能否超越西方模式》。
最近陈平、张维为两位复旦教授火了起来，到处演讲，演讲他们并不擅长的政治。两位教授本应安安稳稳地做学问，却又突然关心起政治，关心政治却又不接受新事物、新思想，却捡起了改革开放前的陈腐观念来忽悠老百姓，令人不解。
可惜现在的老百姓已不是三十年前的老百姓，已经不那么容易被忽悠的了。
陈平说，‘在毛泽东时代，新中国建立了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
陈讲了句大实话，却是一句模棱两可的废话。问题的实质不在于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而在于这种体制对国家经济的发展到底起的是推动作用还是阻碍作用？众所周知，正是由于毛时代的所谓独立，使国家在改革开放前，国民经济几乎到了崩溃边缘，人民的生活水平依然停留在解放初期的水平上。中国近代历史的进程也早已证明，闭关锁国只能严重阻碍国家的经济发展。
改革开放后，尽管我们还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但经济得到了很大的发展，琳琅满目、丰富多彩的商品也开始走进了老百姓的生活，社会商品无论是质量还是品种都远远超过了改革开放前，人民生活水平有了较大的提高。今天又重提什么毛时代的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难道今天的这一切是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带来的？
说‘中国发展为何比美国快？’
无非是指GDP。但是，现在人们越来越意识到，经济的发展更重要的是它的质，而非量。改革开放之初，一度盲目的追求GDP，结果环境被破坏，生态平衡被破坏，资源被破坏，这些损失也许今后要花上成倍的GDP来还账的。
陈居然还捡起了社会主义大协作的调子，叫人感到仿佛回到了改革开放前，那么请问，大炼钢铁是不是社会主义大协作？，深挖洞是不是大协作？三门峡工程是不是社会主义大协作？大协作的结果是什么？
说好听点是大协作，实际上是不协作也不行的行政领导主导下的权力市场，是顺者行逆者亡的所谓协作。当年对黄河三门峡工程表示不同意见的著名水利专家黄万里，就因为不同意见被毛指为有反骨，打成右派，一直迫害了几十年。历史最终证明，黄万里的意见是正确的。可是因三门峡工程造成的巨大损失，又由谁来担责呢！权力之下，谁敢不协作？
说‘西方的建设受制太多，缺乏效率。’这是事实。没效率，从长远来说，也许是更高的效率。通过争论，民主决策，往往就更容易产生真正代表大多数人利益符合客观实际的科学决策。从长远来说，这不是更好的事吗？
我们的建设效率历来确实高，但是这种权力主导下的高，一旦走偏了，其损失也是不可低估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领导工程，重复建设，汶川地震暴露出来的许多豆腐渣工程，尤其是学校的教学楼，对老百姓，简直是灾难。多少建筑包括几十层的大楼，才用了二三十年就要推倒重来，这样的效率越高，国家的损失也越大。
结果最能说明问题，就是这些基础工程看似不行，缺乏高大上建筑的国家反倒成了高官、富豪及家人最向往的地方。难道我们这些著名的见多识广的教授没有研究个中的原因吗？
说‘西方媒体的批评就铺天盖地而来，破坏环境啊、政府扭曲市场啊。但你们中国怎么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中国发展的秘密在哪里？’
有批评，并不是什么坏事，批评可以使是决策者保持清醒的头脑。如果当年有更多的人，勇敢地站出来批评政府，就不会有大炼钢铁和亩产万斤粮的荒唐。‘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的秘密在哪里？在于我们拥有一个西方所不具备的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强大的一统天下的权力。
改革开放后的历届中央领导都充分认识到加强民主法制建设，保障私有财产，保障人权，对于中国发展的意义。 主政后，更是在不同场合多次提出，要加强民主法制建设，要让老百姓感受到司法的公平公正。
强拆，强推，在逐渐减少，权力也不再容易为所欲为，可有些工程往往就没那么顺利了，但这是好事，是社会进步的表现。
依照陈平的看法，我们岂不是在倒退？
陈又说‘乔布斯就想一周内要换成玻璃的外壳。开会的副总裁立马就急了，还没散会就坐飞机到深圳去了。为什么？在美国你单单聚集工人要多少时间？9个月。然后美国的工人周末要度假，要看球赛。而中国的工人，高管电话一打，24小时内就来上班了。苹果手机50%以上的利润都被苹果公司的股东赚走了，中国的工人拿的血汗钱只有5%都不到。’中国赢得了就业、赢得了发展。美国被苹果解雇的那些高技术的工人失业了，回来只能测试被退回的苹果机。工资下了一大截。结果发现中国才是大赢家啊。’
这话，有一定的迷惑性。那么请问，在富人的天堂穷人的地狱的地方，为什么普通工人还这么牛？再请问，中国的工人拿的血汗钱只有5%都不到，这是谁造成的呢！难道是苹果公司造成的？
不久前到美国办厂的玻璃大王----曹德旺给出了答案。
有人问曹德旺：美国人工和福利那么高，肯定会拉高产品成本，让产品失去竞争力，为什么要离开中国跑这么远去投资呢？这个决定难道没错吗？
曹德旺算了一笔账：美国工人的工资和福利占到总营业额的40%，蓝领工资价格是中国的8倍，白领工资价格是中国的2倍多，表面看，人力成本确实比中国高。
但是，中国制造业的综合税务跟美国比高35%，因为美国只征收所得税，光赋税就能省下一半。还有，美国能源也比中国便宜，天然气价格只是中国的五分之一，电费是国内三分之一，水费连三分之一都不到。而且，还没有过路过桥费用，运输成本也大大降低了。
最关键的是，办个企业不用象在国内一样请客送礼，看上级领导脸色办事。
也就是说，在国内办厂，普通工人之所以只能拿到利润的5%的血汗钱，其根本原因，是因为大头首先是以税收的形式被政府拿走了，其次是被国有垄断企业(如石油、石化、中电等)拿走了，而不是象陈平胡说的那样被股东拿走了。
再听听有良知的教授的说法：
12月17日，以“智造中国：新制造、新变革、新驱动”为主题的2016年中华工商时报年会在北京举行。
中央党校教授周天勇在论坛上讲了美国新总统特朗普上台后制造业回归对中国制造业的影响及中国制造业应当怎么样应对的问题。
他首先比较了中美的制造业成本。据波士顿咨询公司2013年的研究报告，当时在美国制造商品的平均成本只比在中国高5%；2015年，在美国低成本地区生产已经变得和在中国生产一样经济划算；到2018年，美国制造的成本将比中国便宜2%~3%。因此制造业回归美国已成中国必须面对的挑战。
他认为，应对美国特朗普对制造业的争夺战，减税减费和降低成本是核心。他用数据展示，中国自身非常大的问题就是宏观税负率太高，1995年宏观税负率只有16.5%，2000年也只有21%，2005年26%，2010年一下子干到36%了，2015宏观税负率36.9%将近37%了。
因此，中国制造业“内有死亡税率，死亡成本，房地产的夹击，形势堪忧”。什么是死亡税率？最近天津财经大学的李炜光教授研究了中国的税负，得出一个结论，中国的税率让企业老老实实交税，基本上处于死亡的边缘，这就是死亡税率。他认为，这是必须要解决的，否则企业全跑了。
但他同时表示，减税的阻力太大，更直言不讳道，“财政部去年营改增减5000个亿，其实是假减，去企业问一圈，都没减。现在一些部门，欺骗 、欺骗总理，哄着他们高兴，实在是要命。企业都倒光了，他们还说减税5000亿。”赢得了在场的民营企业家的满堂掌声。
两位见多识广、阅历丰富的教授不会不懂这些道理，懂得还要忽悠老百姓，他们到底出于什么目的？
陈平语录‘我说是因为中国人可以全方位的学习，科学技术可以学苏联、美国，工业制造学德国，管理学日本，分解房地产的使用权学香港，工业园区学新加坡，农业还可以学以色列。中国没有意识形态的障碍，只有中国有这个包容能力。所以到中国讨论多元文化的共存和发展，我认为会比在纽约联合国讨论还要受到大家欢迎。’
这位有着不短西方生活经历的教授居然又在信口雌黄。
改革开放后，尽管我们在民主，自由，人权方面有了长足的进步，但是和西方民主国家比，还有较大差距。稍有一些阅历和知识的人也不会不知道。在西方民主国家，任何一个老百姓，任何一家普通的媒体都可以批评总统、总理的经济政策，即使言辞激烈，也不会有任何后果。我们有人有媒体敢公开批评中央领导的任何言论吗？别说中央领导，就是批评省市主要领导，也要掂量掂量后果。要说包容度，我们还有相当差距。并非如陈平所说，‘只有中国有这个包容能力’。
陈平的雷语：‘只有中国农民不但是革命的主力军，还是改革开放的动力。全世界谁听说过乡镇企业可以和国有企业竞争，还可以和跨国公司竞争？所以中国发展道路和西方是不同的。’
能说出这种模棱两可，迎合上面的话，都不好意思驳他。用老梁（梁宏达）评价于丹的演说，就是句句是实话，句句是废话。
请问，个体户是不是改革开放动力？个体户能不能和国有企业竞争？和跨国公司竞争？竞争的结果是什么？西方的农民，是不是经济发展的动力？西方的农业企业，能不能和跨国公司竞争？
即使如中国最成功的农民企业家之一，中国富豪榜排名前十的刘永好所说，和美国的农业大企业相比，我们还还差得远。
问题的核心，不是是不是动力，也不是是否竞争了。而是这个动力所占的比重有多大？而是竞争的结果究竟是什么？
据相关资料，全部国有企业超过10万家，不知道有几家乡镇企业能和国有企业竞争，还可以和跨国公司竞争？竞争的结果是什么？请陈教授提供资料，以便我们这些小民，可以心服口服。
当然，陈平的有些观点，还是有道理的，比如，
中国下一步的目标是真正地占领科学的制高点。
陈平说道，‘美国为什么科技的可以占领制高点？不是因为美国的教育系统比中国优越，而是因为美国可以搜罗全世界的科技人才。美国在二战之前科技远不如欧洲，二战以后数以十万计的科学家被美国吸收了。为什么美国能吸收？美国立国时，所有州立大学受惠于“土地赠与大学”制度，大都设在乡村和小城市。不仅地价要远比欧洲、亚洲的便宜，科学家大批地在小城市里专心做学问，不想升官不想发财，才能有世界上最好的研究。’
美国为什么可以搜罗全世界的科技人才，陈平教授没有说，二战期间，希特勒迫害德国的犹太科学家，大批犹太科学家外流，但是许多欧洲国家如瑞士、波兰等都不愿意收留这些这些科学家，怕惹来麻烦。唯独美国独具慧眼，敞开了欢迎这些科学家的大门。尤其是宽松的政策，使这些科学家可以专心做学问。除了陈平所说的以外，他们可以远离政治，也可以有各种背离美国主流思想的思想，也可以大胆地批评美国的对内对外政策，而不会受到任何影响，这才能有世界上最好的研究。
而我们在改革开放前，知识分子、专家学者是臭老九，是不被重视的甚至横加迫害的群体。
据史料，解放初1948年底，国民党输掉大陆已成定局，。国民政府发出训令：“科学教育界能搬迁的人、财、物尽量搬迁，先以台湾大学为基础，而后慢慢站稳脚跟，磋商谋划了“平津学术教育界知名人士抢救计划”细节办法，并拟定了“抢救人员”名单。
此计划中以下学人是要必须“抢救”出来经南京送赴台湾的：一是大陆各大专院校的负责首长；二是原中央研究院院士；三是因政治原因必须限令离开大陆的高级知识分子；四是在国内外学术上有杰出贡献者，等等。于是，一份经傅斯年、陈雪屏和蒋经国三人共同商议拟定的“抢救”的名单很快出炉了，名单上几乎全是清一色当时国内卓有成就的杰出知识分子。
“抢救大陆学人”计划结局
被誉为南开大学之父的张伯苓没有被忘记。1949年11月底重庆易手前几天，蒋介石父子接连三次劝在重庆的张去台湾或美国，费用不用操心。张以“衰老多病，不利远道飞航”表示谢绝。实际上是周恩来早就托人传来话，要他不要走。张伯苓是周恩来的恩师。1950年5月，在周恩来的安排下，张伯苓夫妇搭乘飞机由重庆到北京。
在北平的大多数卓有成就的杰出知识分子人各有志，许多人不准备去南京跟蒋介石赴台，而是愿意留在大陆。1948年12月14日，“抢救大陆学人”的飞机在北平南苑机场等候了两天时间，才有胡适、陈寅恪、毛子水、钱思亮、英千里、张佛泉等少数著名教授登机，大部分机舱座位都被空闲着。12月21日，第二批被“抢救”的学人也只有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以及李书华、袁同礼、杨武之等20几位教授。到达南京后的梅贻琦，当着蒋介石的面似乎该为不能多载几人前来南京而表示惋惜。
蒋介石为“抢救”学人费尽心机。据资料统计，因此，在国民政府1948年3月选出的包括郭沫若在内的81名院士中，有59位选择留下来，只有22位选择了“南去”，其中10人去了台湾，其余远走美欧等国，令蒋介石大失所望。比如，北大文学院长汤用彤就被列为“抢救”名单，但他没有选择离开，胡适离开后曾写信劝其南下，并派人送来两张机票，汤用彤依然不为所动。
辅仁大学校长陈垣决心留下来，胡适邀他同机飞走时被他断然拒绝。在致胡适的公开信中，陈垣天真地认为：“在北平解放的前夕，南京政府三番两次地用飞机来接，我想虽然你和陈寅恪先生已经走了，但青年的学生们却用行动告诉了我，他们在等待光明，他们在迎接新的社会，我知道新力量已经成长……”
据中国科学院估算，当时散居海外的中国科学家大约有5000余人，到1956年底有2000余名科学家陆续返回大陆，但后来的遭遇大概是他们没有预料到的。
大陆学人对“新政府”抱幻想的原因
当时中国绝大多数知识分子之所以选择留在大陆，以及后来大批留学欧美的科学家放弃舒适环境和优厚待遇，毅然回国，其原因很多。这些优秀的中华儿女都满怀着对这片苦难深重的土地无法自拔地爱，都怀抱着对国计民生地殷切关怀，或是深深眷恋着这片土地，或是对国民党统治感到失望等。
但是，促成他们留守大陆或是回国的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他们对共产党印象颇好，对共产党抱有希望，
1947年1月，国共双方在前线打得正欢，《新华日报》却在国统区庆祝了创刊9周年，也无人阻拦，郭沫若、张澜、沈钧儒、黄炎培、陶行知、许广平、陈铭枢等等所谓民主人士纷纷写贺信贺词，说它是“人民号角，民主喉舌”。《新华日报》，1939年创刊，中共中央的机关报，自创刊后一直在国民党统治区公开发行。针对允许其自由办报的国民党政府，该报采取“愤怒控诉，彻底否定，置之死地”的态度，坚持不懈地骂了近十年，公开号召工人和农民一起推翻国民党，甚至公开号召国民党军队站出来对政府反戈一击。
留守大陆学人的结局
那么那些留在大陆的学人们，等待他们最后的结局是什么呢？这里只摘录部分留在大陆知识分子的结局。
一代大师陈寅恪：他学贯中西，通晓十余种语言，甚至包括梵文、西夏文和突厥文，被称为“中国最博学之人”；文革开始后，他家被大字报覆盖，远望如白色棺材；红卫兵还把几个高音喇叭放于其床头，使双目失明且患心脏病的他彻底崩溃。去世前一天下午，气脉已竭的他还要“口头交代”，他说“我如在死囚牢中”，留下了“涕泣对牛衣”的诗句。
曾昭抡：曾国藩侄重孙，与妻子俞大絪，都是民国知名学者，1949年两人滞留于香港，蒋介石欲抢救二人去台湾，两人断然拒绝，归来报国。文革时红卫兵将俞大絪教授上衣剥除，用皮带死命抽打，俞教授悲愤难抑，是夜仰药自尽。4个月后曾昭抡也被含冤折磨死，兴盛百年的曾氏传承，至此香断。
胡思杜：胡适幼子。北京沦陷前夕，蒋介石派专机接胡适，胡思杜不愿随行，说：“我又没有做什么有害他们的事，他们不会把我怎么样。”1950年，胡思杜发表《对我的父亲胡适的批判》，骂胡适是“帝国主义走狗及人民公敌”。1957年，胡思杜被划为右派，“畏罪上吊自杀”。胡适直到1962年病逝也不知其子已先他而去。
大师吴宓：1966年“文革”中，吴宓被打成“牛鬼蛇神”和“反动学术权威”被关进“牛棚”，成为重点批斗对象，戴白纸高帽游街示众，接受造反派的打骂与侮辱。其间，大量日记、文稿、藏书遭到洗劫。在一次批判大会上，已经72岁的他被勒令下跪，跪了两个多小时。批斗会结束后，有人偷偷问他身体可吃得消，他说“跪着比站着好些”。到批林批孔时，吴宓不肯批判孔子，说“没有孔子，中国仍在混沌之中”，并说“宁愿杀头也不批孔”，被打成“现行反革命”。
陈梦家：新月派诗人，后专心于史学，古文字学家、考古学家，曾任教于西南联大、芝加哥大学、清华大学。1951年经历思想改造运动，遭猛烈抨击，1957年被划为右派，是史学界五大右派之一，妻子被批判至精神分裂。文革初遭残酷批斗，他说:“我不能再让别人把我当猴子耍了”，1966年9月3日自缢，年仅55岁。巫宁坤教授曾回忆，1951年，燕京大学被撤前不久的一天，校园里的大喇叭广播突然通知，要求全体师生参加集体工间操，陈梦家淡淡说：“这是1984来了。这么快”
刘盼遂：北师大中文系教授，著名古典文学专家、古典文献学家、语言学家。1925年，清华国学研究院第一届招生，以一甲名次考入，师从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1928年毕业后执教于北京女师、清华大学、燕京、辅仁大学。46年起任北师大教授。1966年8月被红卫兵打死。
王荣瑸：潜艇专家、船舶工程专家，第一代潜艇研发核心，曾在英德美三国学习，1949年积极参加“反搬运反疏散反破坏”斗争，留住了许多本想前往台湾的技术人员，1969年被打为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美苏双重特务，关入牛棚，遭残酷批斗和抄家。1938年冒生命危险从德国带回国的潜艇资料底片也被抄走遗失。
漫画大师丰子恺：1975年9月15日，含冤去世。他在文革中被诬为“反动学术权威”、“反革命黑画家”，遭迫害。如《昨日豆花棚下过，忽然迎面好风吹》一画，被认为是欢迎蒋反攻大陆。“好风”者，好消息也。《炮弹作花瓶，人世无战争》本倡导和平，结果被认为是迎合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需要。
萧光琰：化学家。建国后最早从事石油化学研究的科学家。他1920年就移居美国，读了博士并工作。1949年，他花几千美元购买翻印器材，花一年时间搜集、翻印和整理他认为祖国需要的资料，然后几经波折回到国内，在文革中被关押，遭遇日以即夜的残酷殴打和侮辱，后自杀身亡。三天后，其妻子和15岁的女儿自杀。
董铁宝：力学家、计算数学家，中国计算机研制和断裂力学研究的先驱之一。抗日时曾冒着日军轰炸参加抢修滇缅公路桥梁，1945年赴美获博士学位，后参与第一代电子计算机eniac的设计编程。1956年放弃一切，绕道欧洲，花三个月辗转回国，任教北大，在1968年清阶运动中被指控为特务，隔离审查，上吊身亡。
周寿宪：1951年26岁时在美国获博士学位，并留美从事研究工作，1955年冲破阻挠回国，任职于清华，参与筹建计算机专业，是中国计算机科学的创建人之一。文革中被送到江西鲤鱼洲清华五七干校，被长期摧残后患上精神病，但军宣队员说他是装的，常拳打脚踢谩骂侮辱，后因病情严重送回北京，1976年跳楼自杀
虞光裕：中国航空科学元勋，曾在美国和英国飞机工厂从事设计工作。1949年拒绝赴台，辗转香港和南朝鲜，历时三个月艰难回国。1956年成功主持研制中国第一台喷气发动机，并主持建设中国第一个航空发动机试验基地。文革遭迫害，在车间劳改，拆卸旧锅炉时被跌落的通风管道砸死。
钱晋：1944年毕业于北大，领导研制成功多种高级炸药、塑料粘结炸药，为两弹一星的研制作出巨大贡献。文革时被打为反革命，被逼交代子虚乌有的“国民党西北派遣军”问题。当时有两个口号：“会英文的就是美国特务，会俄文的就是苏联特务”，钱晋拒不承认自己是特务，结果被活活打死。
詹安泰：古典文学家，书法家，词学造诣最深，有“南詹北夏，一代词宗”称誉，任教于中大。1957年被打为右派，文革遭批斗，多年文稿被烧毁，其子曾每天偷藏几张手稿带出去埋在地下，保住少数心血。1967年4月淋巴癌复发，医院不肯医治，凄凉离世，家人随后被中大赶至集体宿舍居住，其两室藏书后被贱卖。
董坚毅：哈佛大学博士，52年回国，55年支援大西北。57年被定为右派送夹边沟劳教。60年饥荒袭来，董亦不能幸免。其妻顾晓颖（也为留美生）来探视，待寻得其遗体时，周身皮肉已被割食一空，仅剩头颅挂在骨架之上。夹边沟劳教人员2800多人，饿死2100多人，死难者掩埋草率，累累白骨外露绵延两公里。
改革开放后，知识分子的境遇有了很大改善，但如要让知识分子彻底丢掉思想包袱，全身心搞科研、搞教育，就必须彻底抛弃权力为中心的教育科研体制，代之以民主法治为核心的教育科研体制。
复旦真是一个人才辈出的地方。但愿别都成了歪才。

2016、12/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