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破万卷（4053）·《文学闲谈》
《文学闲谈》，现代文学理论集。朱湘著。上海北新书局1934年8月初版。作者事迹参见《读书破万卷·<废园>（4049）》。
《文学闲谈》收论文13篇，附录文章4篇。主要论述文学的功用，载道文学、异域文学、古典文学、浪漫文学、地方文学、儿童文学的特点，以及诗歌创作过程、诗歌的特征与技巧等问题。不乏独创见解，也有不准确的观点，如认为“最新的现代文学与最旧的古代文学，在本质上并没有变更，所变更的只是方式”。
朱湘的文学批评，一般都写得有才气，有独到见解，但有时与意气、偏见、存心挑剔搅在一起。他的评论所涉及的作家不少，其中有鲁迅、郭沫若、胡适、茅盾、丁玲、闻一多、徐志摩、刘梦苇、康白情、杨晦、汪静之、施蛰存、戴望舒、邵冠华、曹葆华等，有时是他们的创作互相比较。《评徐君志摩的诗》写得较早，文章也较长，说理比较充分，积累较多。这篇发表于1926年初的文章，集中评论了《志摩的诗》。朱湘的总评价是：徐志摩是一个词人，有古代词人那种细腻的想象、和婉的音节。他认为徐的情诗本色当行，有五色陆离、五音繁会的景象，哲理诗是枯寂的荒径，此巷不通，散文诗是逼窄的小巷，路程很短，土白诗是由大街岔入陌生的胡同。在具体阐述时，朱湘认为诗中的理智成分与哲学中的理智成分，是两种东西;英国诗人们的理智用来创造精警的句子，记录锐利的观察，而且同滑稽讽刺结合在一起。而徐志摩的哲理诗，受泰戈尔和胡适的双重影响。泰戈尔的哲理诗只能叫宗教诗，徐志摩的哲理诗有泰氏的浅而无泰氏的幽，这是因为徐志摩生性从根本上不近宗教。 《哀曼殊斐儿》曾传诵一时，但朱湘说它因用韵不讲究而给人紊乱的感觉，全诗段落衔接不自然，不活泼，不明顺，有些僵硬、勉强。朱湘断言散文诗在中国文字里顶多不过能升到一种附庸的地位，它的命运将同骈体文一样。他认为骈俪是中国散文诗的最高潮，也是它的致命伤。创自法国波德莱尔、英国王尔德和美国惠特曼的散文诗，谢绝音韵的帮助，专靠节奏和想象来传达出一种诗境。而英、法文字富于节奏，文法复杂，我国文字是单音节，双声叠韵、字句段落排比的可能性是有限的。朱湘后来评论徐志摩第二本诗集《翡冷翠的一夜》时，态度就很不客气了，几乎只肯定了与书同名的那一首诗。他说《罪与罚》学勃朗宁而学得肉麻，丢了勃朗宁细密观察的长处，却有勃朗宁杂碎罗嗦的短处。末了，朱湘说，“徐君没有汪静之的灵感，没有郭沫若的奔放。没有闻一多的幽玄，没有刘梦苇的清秀，徐君只有——借用徐君朋友批评徐君的话——浮浅。”这个结论当然是极端主观的了。
《评闻君一多的诗》写在与闻一多闹了矛盾之后。朱湘对徐志摩严加评判时，说是对徐“期望太殷，希望太大”。这篇文章将对闻一多严厉挑剔，他说是想避去标榜，宁可失之酷，不可失之过誉。朱湘一开始即指明闻一多诗三个缺点：用韵时有不对、不妥、不顺，用字时有太文、太累、太晦、太怪，缺乏音乐性。朱湘说闻一多有独创性，然而是一条不长的小径。他说闻一多有时用字眼力求拥挤，重床叠屋，并且，闻诗晦涩。字眼上的曲折完全是无谓而徒费精力的，这正是旧诗的一大毛病。朱湘提出闻一多诗有一个“假紧张”的问题，他认为闻一多天生不宜作郭沫若那种紧张的诗，闻一多擅长写幽暗潮湿之景。朱湘还说闻一多的诗是“无音乐性的诗”。他认为只有《太阳吟》一篇比较有音节，其余一概谈不上。《渔阳曲》只是一种有趣的字音试验，谈不上音节，音节是指内在的与意境融合而分不开的节奏而言的。朱湘说闻诗缺乏音乐性，才一直只瞧见他吃力地写，没有听得他自在地唱过。朱湘说这是闻一多的致命伤，这比他那好怪的倾向严重得多了。朱湘这个意见也是致命的，因为闻一多刚刚发表了著名论文《诗的格律》，节奏和音乐的美正是闻一多大力提倡并且正在呕心沥血试验。关于这篇评论，朱湘后来在一封信中说：“这里面实在一点未曾多说，不过他们这些人里还算他最好就是。”大概由于朱湘对于“外面”都说闻一多是新诗格律倡导者严重不满，他写了《刘梦苇与新诗形式运动》，说事情的真相是，刘梦苇是新诗形式运动的急先锋。朱湘后来对闻一多的态度有所改变。朱湘在美国临回祖国时，闻一多曾通过彭基相介绍朱湘在武大任教，后来朱湘辞去安大教职，有段时间客居清华园，也受到闻一多关照。闻一多虽然一方面说“君子之交淡如水，”没有邀朱湘住自己家里，同时又主动为朱湘付食宿费。这期间，朱湘写成《闻一多与<死水>》一文。朱湘称赞《死水》是不著一字尽得风流，说读者一定会在文学之外，认识一个高超的诗人。这篇文章对《死水》的艺术和闻一多的品格，作了很好的评价。文章写成后，由顾一樵面交闻一多过目。闻一多看后说，这是不可以发表的，除非在他死后。朱湘也在场，他一向沉默寡言，此时无言可对。这时顾一樵接过手稿说，三人中假设他最后死，手稿由他保存。顾一樵的话正好言中。这篇文稿于1947年7月，闻一多死难一周年时，顾一樵把它发表了。
朱湘先后写过两篇评论郭沫若诗的文章。在《郭君沫若的诗》中，朱湘认为单色的想象，单调的结构，对于一切“大”的崇拜，构成了郭诗紧张的特质。他认为反抗是一种浪漫精神，求新的精神。郭沫若的这种精神，表现于从现代文明取材。郭沫若虽没有发现新的感觉，但从超经验界的星空寻找题材。通常时候，郭沫若对于艺术是很忽略的，诚然免不了“粗”字之讥。但有时候他在诗的形式上，音节上都极其完善，如《厌世者之夜歌》、 《炉中煤》等。后来当朱湘读过惠特曼之后，他说：“郭沫若我从前称赞他有单调的想象，近来翻看惠特曼，发现了他是模仿这美国人，不觉敬意全消。”《再论郭君沫若的诗》直言不讳地说，郭沫若的单调句法是学自惠特曼，郭诗中常用外国字，虽不如卖弄那样俗气逼人，但郭沫若当时实在是惠特曼迷了。Rhythmical的《Bacchus的神》终是《女神》的话柄。惠特曼好用外国字，久为批评界所讥。
朱湘的眼光是很高的，很有些狂气，但又狂妄得严肃。他说郭沫若的《星空》失败了，其中只有四行可读。他把胡适的《尝试集》归结为八个字：内容粗浅，艺术幼稚。闻一多《屠龙集》中的好诗只有四例。他说俞平伯《冬夜》以重叠状词和扭捏的句子为两大特色。他几次说《阿Q正传》不如《故乡》；《阿Q正传》关于名学的考究和结构都是学了《唐吉诃德》。他认为在反抗精神和字句单调方面，郭沫若多少受有康白情的影响。这些看起来有些偏的意见，对人是有启发的。
朱湘文艺批评的标准从何而来?他从读古典作品开始文学生涯，后来广泛涉猎西方文学，有较好的纯文学根底，自己也积累了创作经验。他把这些融会贯通而形成自己的知识构成。他读英国诗人兼批评家柯勒律吕较多。从文学流派看，他尤爱司各特和史蒂文森。朱湘虽没有从浪漫主义和新浪漫主义的角度谈过他们，但他接触的是他们的文学流派的特征。赴美留学以后，他热衷于比较文学。从朱湘死后刘霓君卖掉的全部英文书目来看，他读书以诗歌、文学评论和文学史为多。这个情况可以帮助我们看清朱湘的知识结构和他对文学批评的思考方向。朱湘的文学批评有好些偏颇，囿于见闻，又太自信，缺乏历史和全局的眼光使得他很难从社会效果、政治倾向分析作品。但是，在朱湘的时有偏颇和失之苛刻的批评中，毕竟不乏独创的见解，足以启发后来者，不能不说是一份珍贵的纯文学批评遗产。
《文学闲谈》一书阐述较充分，而且集中。这本他临死前陆续写成发表的书，比较系统地说明了他对文学的理解，使用中外比较、古今联系的方法，有不少独到见解，其中：为什么要读文学，文学与消遣，古典与浪漫，文以载道，贵族与平民，文化大观等章节，都就新文学运动中一些重要问题，比较深入而有特色地阐述了看法。这本书应当引起史家的注意。
评：《文学闲谈》十三篇，文学功用多论阐。载道异域与古典，地方儿童与浪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