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看到一篇文章，说的是中国与美国存在着不同的教育现象。
中国的教育更注重的是“教”，再加上中国学生勤奋，因此在高中阶段为止，中国学生的数学能力普遍超越了美国学生。而美国学生呢，甚至当中国学生已经学会了乘法表的时候，他们还在用计算机来算个位数的乘法。
甚至于这篇文章的作者还讲了这么一个故事（不知道是段子，还是真有其事）：二十年前，中美互派考察团去考察对方中学阶段的教育情况。中国考察团回来之后就说“二十年之后，中国肯定能够超越美国”，而美国考察团回去之后也说“二十年，甚至是不用二十年，美国就会被中国赶超”。所以，既然当时两国考察团的成员应该不是疯子的同时，也都还是中美双方教育界的专家，为什么他们同时会做出了一个与现实完全相反的预测呢？

抛开那些本身就是天才的少年们不说，当然，中国的科学家也是很优秀的，但是，为什么我们中国的科学家就是出不了诺贝尔奖呢？又或者说，咱们这么大一个国家，为什么到了现在都还得处处学习西方的科学？也许，我们在“技术”上，可能有某些领域能够做到与西方对等，甚至是超越西方，可是，为什么我们总是无法去开创一个全新的科学领域呢？这些到底都是为什么呢？
（中国的问题呢，请允许我略过，你们懂的，要遵纪守法。而且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人微言轻，我自己也只是自我yy而已，根本无法解决现实的问题。）
其实，我们中国式的教育跟西方的教育没有一点相似的地方。打个比方，我们拿面粉做的是包子，面条，馒头，小笼包，而西方呢，做的是面包，蛋糕，当然还有意大利面条。关键不是你的“材料”，而是你的“做法”。
西方的教育到底在教什么呢？难道不是跟我们学的东西不一样吗？不同样是，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学，地理学……这些东西吗？
不不不，他们只是在教一样东西——充足理由律。
有人会说我扯淡，其实，你仔细想想，对于所有科学来说，永远都通用的东西是什么？难道不是充足理由律吗？——只有真理才永远通用。
我们不妨看看在西方教育当中一直被重视的实践问题，当然这也是被中国教育直接忽略的。为什么他们要让孩子们来讨论，而不是个别提问？为什么他们要让孩子们多做实验，而不是天天去背反应式？为什么他们要让孩子们去实地考察，而不是多看书？为什么他们的教授是导师，而咱们的教授是老板？（最后一个问题跟这个话题其实是有关系的，不要以为我说话颠三倒四）
他们在教授学生们一件事情：当你发现了一个现象，你想要解释这个现象，你想要把这个现象发生的过程重复一遍，那么，你就需要去找到这个现象发生的所有客观的，必要的条件。
他们反反复复件的就是这件事情，至于那些知识嘛……如果你勤奋，那么你可以多学一些。如果你不那么勤奋，除了必须要用到的东西，其它的知识就到了你要用的时候再去学也可以。但是，这套方法必须学会，而且必须熟练。不是让你们用这套方法去答题，而是让你们用这套方法去研究科学。（当然，数学除外，数学不是自然科学，而是属于“真理科学”。所以，数学的突破需要的是“天赋”，而不需要什么科学的方法，因为它本身就是科学的科学。）

西方世界的教育可能让学生学的知识不多，因为已经发现的知识其实就是工具。把工具传承下去并不重要，即使所有人都把工具忘了，它还是会存在在课本里，在图书馆当中。但是，要是把制造工具的这套理论忘了，或者在使用这套理论的熟练程度上输给了东方世界，那可就是一件麻烦的事情了。
不过，东方世界（日本已经不再是东方世界了，或者说它已经是一个西方的东方世界）永远不会去学这一套“制造工具的理论”，科学永远是东方世界“最后”才需要的东西。

《君主论》，西方世界最腹黑的君主宝鉴，教道君主要表演仁爱，说谎，虚伪，出尔反尔……等等这一系列君主的“品德”。就算是以今天的道德标准看来，君主论当中的各项品德也不能被称之为好的品德，甚至可以说这些品德如果是一位现代的君王——也就是首相或者总理，他们身上有这些品德，那么在一般人眼中，这简直就是一个国家的灾难。
西方思想史上最伟大的文艺复兴就是在这本书出来之后，不久就结束了。可以说，这本“腹黑君王”是伟大的文艺复兴最后的遗产。虽然，一方面都被西方各个“君主”极力否认自己把这本书当成自己的品德标准，但是，另一方面，这本书却又开创了一门全新的学科——政治学，而且许多人多对这本书感兴趣，都能从中获得一些自己想要的东西。

我们可以看到美国的历届总统似乎都符合君主论的品德（除了特朗普这个奇葩，当然他除了不会伪善，其它的也都符合君主论），他们对国内各种秀，各种关心民众，各种积极办公，各种家庭和睦（即便是克林顿也是获得了希拉里的‘谅解’）。对外呢？各种战争，间谍，经济侵略，各种双重政治以及道德标准。
看来君主论还是管用的，至少美国用起这一套来还是能够维持其全球霸权的。

为什么我们中国人对于西方世界总有一种“他们不道德的潜意识”？我想大概就是源于他们对于君主论的实践吧。
那么，一个君王，或者按照现代的制度来说，一个国家的总理或者首相，对于他们来说，君主论是否还是适用的呢？
诚然，在中世纪或者是中世纪之后到工业革命之后，甚至是一战爆发之前，一国的君主实践君主论的品德，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对的”。但是，一战跟二战的爆发却是使得君主论当中的很多问题成了地区战争或者世界级大战爆发的导火索：国际对抗或者说打压对手，始终是君主论不可避免的论调。最重要的是枪械的发明以及民族国家意识的产生，无疑将使得这种对抗和打压最终会以大量的，不人道的战争死亡来结束。
美国对于中东地区的策略，就是源于君主论这种为了本国利益可以对外不择手段的思想。

君主论，在我理解也是一种“道”，君主论所说的种种就是一种经营国家之道，它彻底抛下了道德的束缚，冷酷地依从了所有客观的情况，用最有效（但是不符合道德）的方法来解决现实问题。
那么，一个君主是不是只有君主论一种选择呢？是不是只有通过这种“卑鄙的手段”，踩着别的国家，使得自己永远保持先进呢？那一些弱小的国家又有没有办法来发展自己呢？

每一个君主其实都有自己的“道”：我接下来要说的道，并不是道家的道，而是老子的道。始皇帝的道是法家是兵家，李世民的道是无国籍主义是兵家，裕仁的道是兵家，伊丽莎白的道是资本主义是兵家，希特勒的道是伪善是兵家。
我们可以看到，不管是一个被我们称为好皇帝，又或者是坏皇帝的君主，在他们的思维理念其实都是有一套自己对于治理国家的理念，这就是一种道。当这种道对的时候，整个国家就欣欣向荣，当这种道错的时候，整个国家就最终会失败。
其实，一个君主只有一种道是错的，他应当知道所有天下的道，并应该清楚在什么样的时候，践行什么样的道。如果他的思想之中只有一种道，如果他仅有的道符合现实，那么国家仍然能够发展。但是当现实不符合他的道，或者现实发生变化使得他的道不再能够顺应现实，那么这个国家就危险了。
因此，君主应当懂得更多的道，更应当懂得如何践行这些道。当然，他始终应该懂得的是最大的道是科学，科学才是决定一个国家最终成功的因素。而儒家，法家，兵家，又或者君主论，这些只不过是一些“治国工具”而已，提倡儒家或者法家或者兵家当然是对的，但是也要用对地方。

科学并不完全源于道家。（我觉得不应该说是道家，即便说是道家也是勉强，最准确的还是老子。当然，这是个人看法。）
可以想象的就是即便是道家在中世纪的时候，经由丝路或者海上丝路传到了西方，由此对于西方世界产生了影响。但是，这种影响就算是有决定性的作用，也无法离开数学对于西方世界的影响。应该是，数学是给予西方世界对于“真理”存在的理念，而道家思想给予西方世界对于“物质是如何组成世界”的思考。（当然，这是建立在道家的确对西方世界产生过影响的基础上的）
至于佛儒二家，其实对于中国人来说是很难看清楚他们的本来面目的，因为他们被改造得面目全非了。

嗯，也许是不大成熟的想法，但是，还是那句话，随便写写，太正儿八经反而不适合我的习惯。
聊一聊，我对于中国各种古代思想在治国上的胡思乱想。

作为我对于历史一点很粗浅的理解，我看到了历史上的一些现象。比如日本，它明明在明治维新之后已经迅速地进去了资本主义国家的行列，但是，在裕仁掌权之后，整个国家迅速地转变为军国主义，并对周边国家展开侵略。曾经，日本人的借口就是自己的国家太小，资源匮乏。不过，战后的几十年，它自身的资源一点也没有变化，却还是把经济发展到了世界第二。
我这个有个习惯，就是喜欢在一些纷乱的事物当中寻找一些简单的东西。就好比裕仁时期的日本，在众多对于这段历史的记述当中，其实很难看清日本这段历史的实质。但是，我姑且就随便来聊一聊我对于日本这段历史的看法。
我对于日本这段历史的总结就是：天子从兵，官僚从兵，百姓从兵，对外从兵。
裕仁这个人通过后来的历史追诉，我们可以看到他从头到尾都是一个对于战争，对于侵略，对于扩张有些极大兴趣的人，为此他不仅为了掌握权力与地方番邦（具体哪个我忘了，这也是我这不好文章的一个原因）进行联姻，同时，他还在中下级士兵当中培养心腹，并把他们送进军队（裕仁他爸说是天皇，但是其实权力很少，基本上还是吉祥物的意思），最终，用尽种种方法，掌握了国家军队。由此，天子从兵。
而日本的官僚系统，在之前也就脱胎息日本的各蕃，说白了他们本身就具是各等级的武士。虽然说，明治维新为官僚系统输送了一定程度的平民出身的人，但是实际上，无论从控制力还是官场风气而言，整个日本的官僚系统还是具有“兵家”属性的。特别是裕仁掌权之后，为了实现自己军国主义的目标，他把那些不服从于他的人迅速从官僚系统中剔除，从而迅速地使得整个官僚系统也转向军国主义——也就是从兵。
百姓从兵就更加容易，既然裕仁想要走军国主义，而他又笼络了一帮中下级平民出身的军官，那么这种造势就变得十分简单。而且日本的民族性也是众所周知的，无论什么，只要各个藩主不反对，天皇说什么，老百姓就做什么。
由此，天子从兵，官僚从兵，百姓从兵，对外从兵，自然整个国家就变成了军国主义。当然，结果就可想而知，无限制的扩张只有死路一条。

那么，大英帝国——日不落帝国又如何呢？
我对它的理解是，天子从道，官僚从法，百姓从法，对外从兵。
天子从道。这里的道并不是什么道德，也不是道教道家，甚至于也不是老子，而是一种规律，它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应当是看成一种对于世界的见解。当然，日不落帝国时期，这个时期的道可以说是君主论当中所说的种种：出尔反尔，不讲仁义。为了国家的发展，天子就应当从道，而且应当深刻地去认知这个世界以及这个世界的发展规律，这也是道很重要的一个现实面向。
官僚与百姓从法，这个无须解释，法既是中国的潜传统，也是西方世界的潜传统。
“潜传统”是我生造的，相较于潜意识，就是一种虽然从未提倡但是实质上是一直沿用的传统。相对的就是明传统，中国是儒家，而西方也是基督信仰。
而对外从兵，就可以看到大英帝国对全世界的殖民。对于对外，一般都是要用兵的，西方世界尤其明显，欧洲因为地理决定论的原因，无法形成统一的大帝国，因此各个小国必须始终保持对外用兵的传统。当然，后期他们也通过了继承以及婚姻等适当地放缓了各国之间的关系。而中国只有在鼎盛时期，对外会采用兵儒并用之外，其它时期也是从兵的（不过，大部分都是守势）。可以说，对外从兵始终是不可避免的。

天子从道，这个道很重要，看看历史就知道了。
东汉章帝刘炟，刘炟的父亲明帝刘庄治国的手段比较强势，，当然在治国的效果上当然是好的，但是同时也难免杀了不少人，由此许多官员都战战兢兢，如屡薄冰。
而刘炟这个人就比较宽厚，对于官员提出的谏言一一采纳，精简苛法，减少征战，减轻百姓负担。
刘炟的这种道，并不是出于他对于治国切实需要什么样的道的理解，而是完全出于他本性的一种宽厚，是出于他对于儒学的认同。
可是，这种出于儒学的道如果能够适应当时国家的需要，那么它的弊端就不会暴露。可是，当现实发生变化，如果还用这种儒学的道，就会对国家造成危害。
刘炟是西汉外戚祸患的开始，他对养母马太后的仁孝本身没有问题，可是他居然册封马太后的三个兄弟为猴。也幸亏马太后贤德，坚决反对，马氏兄弟才没有得势。可是，马太后去世之后，窦皇后家的外戚就开始很快发展起来了。而刘炟居然还是对窦皇后家的外戚很宽容，一直到他死的时候，窦家的势力都没有得到清除，这就为东汉的统治埋下了祸根。
由此，天子不能单行一道，如果时局变化，或者所行的道弊端尽显，就必须改行另道，以适应国家新的需要。

@L13601878484
插入一段。其实，我写这篇东西的时候，就抱着绝对不回应别人的想法，原因当然也显而易见，因为最后往往会变成论架。（而且双方的讨论并不会有实际意义）
不过，现在我回应L13601878484对于我的评论，实际上也算不上一种回应，而更多的是我对于自己想法的补充。
我这个人很理性，也不知道从什么开始这样，至少学生时期我并非如此，当然，我也可以用充足理由律解释我为什么现在如此理性，不过，没有那个必要。
说回到@L13601878484对我关于儒家在中国历史进程上起到何种作用的评论。也许是我在写的时候，对于儒家所表达的正面评价太少，所以他提醒我儒家在中国历史上曾经也是起到过积极作用的。
当然，首先我觉得现实并不在于我是否对它持什么态度，而是它本身是如何的。除了我自身，以及与我有关联的有效的周边，我并不能够改变什么。所以，我对于历史，对于儒家，只是我如何看待它，而不是我是不是喜欢它。
就好像我吃菜，除了极少数我对它过敏的食物，其它的食物，有的好吃，有的不好吃，有的食材本身新鲜，但是被厨子做坏了，有的食材一般，但是厨子做出来的口味还行，但是，好的，坏的（只要不是变质的），我都能接受。我对于历史，对于儒家，大概也就是这种态度。
所以，我并不同意鲁迅对于旧中国的所有东西都进行批判。那是因为我同意儒家的一句话“因人之利而敝之，不义”，同样的一个东西，你之前因为它，你得到了好处，现在你又因为它给你带来了坏处，你要鄙夷它，说它不好，这是不义的。我们真正需要的是去分辨，到底儒家思想发生了什么变化，才导致了中国的失败。即便儒家已经不再适应现代社会，但是它里面又是否有一些或者一点点对于现在的我们来说，仍然是好的东西呢？
其次就是我对于孔子是有好感的，当然，我对于改造过的儒家好感甚少。特别是看到当今的大国关系，以及现实之中的种种，就会越发的觉得孔子对于他自己的“理想世界”的解释是符合人类精神世界发展的需要的。我们不可能完全地去按照西方世界那样，冷酷无情地去把自己国家的幸福建立在别国的痛苦之上，也不可能按照日本那样把自己的国民完全当成牲口来用，更加不可能像中东阿拉伯世界那样遵循神灵。我们需要吸收一些孔子他的道，他关于人与人之间的道，人与社会之间的道，那是一些有人性的道，而不是其它不道德的或者虚无的道。

当然，始皇帝也有这个问题，为了统一六国而行法家，以兵治民，这符合国家需要。但是，天下一统，就不能再单单以法治官民了，更何况始皇帝的法并不是治理天下之法，而是奴役天下之法。为什么刘邦的约法三章能比秦律更得民心？无非三章虽少，但为公不为私，秦律虽多，却多是满足始皇帝私欲。由此可知，天子当知治国的道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更应当知道何时行何道。

汉武帝改变西汉自刘邦开始施行的无为而治，就是为了适应国家发展的需要，而征战之后的“后世子孙若习朕所为是习亡秦之兆也”亦是对于治国之道的改变。天子之道，当不能常固，顺应现实才能兴邦治国。

当然，天子的道也并不单单指这些个治国之道，而更关键的应该是天子对于这个世界清晰的认知。
欲望，这个东西对于天子来说，几乎是致命的。中国历代帝王有很多都是因为欲望而败亡的，比如说长生不老，比如说情欲，比如说享乐。
而为什么天子要对这个世界有清晰的认知，这其中就有欲望的关系。
只有对这个世界有清晰的认知，才能够看清自己的欲望。只有看清自己的欲望，才能够控制自己的欲望。只有控制自己欲望的同时，对于这个世界有清晰的认知，才能够明白自己需要什么，国家需要什么。这就是天子应当从的道。
这个可以拿去套很多历史上的帝王，就不一一列举了……

官僚当儒法并从，这里的儒我其实是想说孔子，只不过出于习惯仍然叫做儒家。
对于官僚简单的从法是不行的，一方面法律是社会最低要求的道德，另一方面官僚掌握着国家权力，他们如果仅仅从法就会产生一些实际操作中的问题。
比如，碰瓷儿这个事情，现在对于碰瓷儿者都是不会起诉，那么，这对于被害者就是一种“不仁”的表现，久而久之，既然碰瓷儿者不会被处罚，那么这种现象只会越来越多，从而有碍民众提高自己道德标准。恶者不被惩罚，对于被害者也是一种“不仁”。
只有官僚儒法并用，才能促进社会道德的发展，从而促进社会整体的发展。

民从法，这其实与官僚从儒法是有关联的。如果，道德标准被提高了之后，那么法律标准也会被提高的，而法律是社会的最低道德底线。
民从法实际上也是对于民众的一种救济，因为往往他们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够有较高的经济收入能力的，不可能让他们以较高的道德标准要求自己，否则他们会为此付出自己的经济代价。（当然，为富不仁是另一个讨论范畴，就像最近很黑的李嘉诚）
对外用兵，这个无可厚非，对外始终是用兵为主。当然，同时也应当儒兵并用，以道德作为两国邦交的基础。如果像美国那样，对外就是用兵，而对于欧洲更多的是一种利益上的联系，任何对外政策统统都是出于实际利益的考量，那么整个国家的世界形象就更像是一个世界流氓，而不是世界领袖。这就会反过来迫使天子对内施行君主论，因为天子无法在不欺骗民众，不诱骗民众爱国的情况下组织军队，去实施对外用兵。

创世纪——万物之源
这里算是开个小标题吧。
在西方历史之中，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绝对可以算是一件改变西方历史的事情。在哥伦布新大陆之前，欧洲在世界上几乎没有什么存在感，欧洲没有什么产品可以使得它在世界经济体系当中有不可或缺的地位。而中国，印度，甚至于东南亚地区一直都是世界经济的主流，因为这中国有丝绸茶叶陶瓷等等，而印度跟东南亚有各种香料。所以，没有什么产品是其它国家必须的欧洲，始终是世界的边缘。
而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后，欧洲从世界经济列车的三等座一越成为了头等座的乘客。从美洲掠夺的黄金白银，强迫奴隶生产的甘蔗棉花，这一系列的资源使得欧洲迅速成为了世界的中心。
这里，经济史上的东西不是我这个标题要谈论的范围，但是，之所以以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开篇，就是要说明在欧洲靠着抢劫发财之前，西方世界其实是一个经济非常落后的地方。而东方，包括中国，印度，以及东南亚地区是那么的富庶，人们的生活水平在历史上历来都是超越西方世界的。但是，为什么西方世界就能够产生科学的萌芽？为什么西方世界就能够拥有哲学思想？而东方世界，除了老子的道，以及佛陀的缘，就再也没有其它哲学的种子，而这两种哲学的种子也迅速地埋没于历史之中，再也没有发展出有体系的，有逻辑性的哲学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