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 大统一理论之洞明“意识流”
随着信息化时代的到来，教育尤其是基础教育被人指指点点、说三道四，甚或动辄被拎出来喝骂，这样的舆论习惯算是已经养成了，究其原因主要有三：（1）教育关系着千家万户，其实践表现又确有诸多糟糕之处；（2）广泛的公众是或曾是教育的体验者，无论老幼普遍持有发言权；（3）舆论平台大众化，且论说教育的舆论环境宽松。统筹因果，形象地看就是软柿子好捏、都捏软柿子。
鉴于民意沸腾，我们国家乃至于上升到最高决策层提出“办人民满意的教育”，然而难于摆脱以升学为终极评价模式的价值导向——考试终归是几家欢喜几家愁的事情，就注定了这确然是一个永远的追求。那么还有没有一种途径，能大幅度减少吹向教育的风言风语？我把突破的方向选取在上述的第二点原因上，以教育的理论创新，使得仅仅的感受者、体验者在指斥经过这一理论引导、优化的教育实践时，需要掂量掂量自己的认知储备，从心里泛起一个大大的问号，“我能骂得有道理吗”？
教育不缺理论，然而当前既有的任何教育理论都可以举出反证的实践案例，根本原因在于教育这门学科的基点设置在对感受与经验的总结上，后世的沉淀不过是不断地以“经验主义+基本逻辑”做堆砌与包裹；随着西学东渐、科学知识的兴起、覆盖，即便是有了所谓的“大量”心理学实验，于世代更替的芸芸众生而言，仍不过是微乎其微的沧海一粟——教育理论归根结底是“被代表”出来的经验主义。近些年来，冒着公众的质疑，教育家批量崛起，教育理论思想井喷而出，然而却没能经得起“钱学森的一问”，也没能改观教育被动挨骂的局面。严格来说，有些教育家应该表述为“教育翻译家”或者“教育翻新家”，他们炮制出“概念的丛林”，奈何却弥补不了教育理论核心不实、底子不硬的“根本”缺陷。于是乎，在个体观感者与经验主义的论战僵持胶着中，许多教育人“忍辱负重”、继续求索，继续在沙滩上筑塔，继续给软脚蟹加壳。
我以为，不缺理论的教育缺的是理论科学性的刚度——于教育，一切现有的知识都是影响人的介质，教育的科学性应该立足于受体怎样受影响，必须解答人类是如何认知、该如何认知这一根本性问题。由此，教育要做哲学的探源，遗憾的是，哲学大家们虽然留下精彩的思辨、精巧的方法与精详的巨制，但他们也没能勘破这宇宙与人生。而且某些现代哲学家认为，直到今日的哲学理论，依旧只是在为苏格拉底、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们做注脚而已。作者自问也不可能超越前人浸淫了两千多年的学问，关键更在于，在现今流传的哲学体系中寻求答案也是缘木求鱼：一者，大师们达到了人类认知的顶峰，但其理论方法难以为大众所掌握；二者，大师们自己也并没有窥破“大道”，他们的认知方法未能圆满，未必管用；三者，后世的研究不断在这又难又未必管用的元典上延伸，用这软性的“皮毛”显然夯实不了教育的理论基础。所以，我跳出“套路”，跑到唯物、唯心的前头，跑到哲学起源的前头，探寻人类的认知原理。如果这一原理的性能能够超越人类既有的任何认知理论，那么据此建立的认知模型显然可以作为迄今为止教育最为坚实的理论基点。
理论工作者不是要把人搞晕，而是要把高难度认知常识化，此所谓大道至简。因此这虽然是一本以论述教育为最终落脚点的小册子，但既然亮出的是“基本认知原理”，那么作者以为广大的公众大抵都是可以理解并掌握的。

第一章 被误读的《道德经》和被神化的老子

做哲学探源，于中国就必须直面《易经》和《道德经》，前者被誉为群经之首，后者被尊为万经之王。在此选取《道德经》为剖析的样本，我以为如果“征服”了这王者，就可以触摸到“人类基本认知原理”，对其它一切哲学认知也就差不多可以洞若观火了。
特别说明的是，老子的知识储备在其所处的时代可能称得上“天字第一号”，而于两千多年后的我们而言，也许大体相当于涉猎广泛的优秀高中生吧！其珍稀价值在于指引我们如何应用有限的知识储备去认知更多、甚至“无限”的未知——这一章的文字就是要确保读者领略《道德经》的最高价值，并于作者的解析中按摩认知能力，为认知“人类基本认知原理”进行思维热身。
一、《道德经》的影响力被高估
《道德经》是国人的骄傲，甚至是人类的骄傲：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道德经》是除了《圣经》以外被译成外国文字发布量最多的文化名著。但我以为《道德经》的影响力被高估，判断依据如下：
发行的数量多不等同于影响力大，思想读物的大影响力可分解为影响有影响力的人（质）、 影响广泛的人（量）、深刻地影响人（度）三个维度，整体影响力大体表现为三个维度的成效叠加。我将按照这三个维度去考量《道德经》的影响力。
（一）《道德经》传播受限
关于竹简的资料如此表述：早期的文字刻在甲骨和钟鼎上，由于其材料的局限，难以广泛的传播，所以直至殷商时期，掌握文字的仍只有上层社会的百余人；简牍是中国古代先民在纸张发明之前书写典籍、文书等文字载体的主要材料，几乎与甲骨文、金文同时出现，春秋到东汉末年是简牍最盛行的时期，纸张发明后，竹木简牍又与纸张并行数百年，直至东晋末年方告消退。而且在老子著《道德经》及初期传播的时代，学校与帛书都是稀罕之物，孔子首开私学，加之百家争鸣的演绎，中国历史上才渐渐兴起“士”——知识分子阶层。再以出土文物的实证，作为顶层社会拿来陪葬的宝物，《老子》（即《道德经》）一定是极为罕有之物，当时的社会上不可能出现广泛传播。
因此，第一个基本推论是《道德经》从传播初期直到汉初，虽然受到接触者的看重，但因受载体等系统性的局限，只是以极其缓慢的传播速度在很小的受众范围内扩散。
（二）《道德经》歧义丛生
法家的代表人物韩非与道家主要代表人物庄周被誉为得老子思想精髓最多的两个人，韩非著《韩非子》中有《解老》《喻老》二篇专门注解、阐释《老子》。因此，第二个基本推论是《道德经》在传播初期就令人费解，需要有人作注解，并且经过再加工或者说再创造后，可产生相去甚远的认识——两个得真传者都产生严重的思想性分歧，更遑论当时的普通读者，他们理解的是否就是老子要表达的呢？
（三）《道德经》正版未定
《道德经》的总字数因为版本不同而有所差异，现代《道德经》通行本为王弼所注，由于《道德经》的原文逸散已久，王弼的《道德经注》曾是该书的唯一留传，直到1973年在马王堆发现《道德经》的“原文”为止。1993年发现的竹简本、1973年发现的帛书本同今本《老子》有较大不同:竹简本只有二千言，全篇并没有《道》《德》两篇之区分，且在章次上与帛书本、今本有较大的差异，内容也出入很大。因此，第三个基本推论是我们读到的《道德经》充其量只能算是翻版，正版到现在还没现身、没定论——对于两千年来的读者而言，如果《道德经》产生了影响，这影响到底该算在“正版”还是“盗版”头上尚是两可。
（四）《道德经》疑遭改造
最广泛直面世人的《道德经》为王弼所注。王弼生于公元226年，死于公元249年，终年24岁，经学家、哲学家，魏晋玄学的主要代表人物及创始人之一。史载王弼“幼而察慧，年十余，好老氏，通辩能言”，少年有文名，其作品主要包括解读《老子》的《老子注》《老子指略》及解读《周易》思想的《周易注》《周易略例》四部。王弼的易学观体系庞大，内容深奥，他将《老子》作为解读《周易》的钥匙，《道德经》不过是为其所用的工具。在小青年或者是少年人王弼眼里，解《周易》是本，注《老子》是末，注《老子》服务于解《周易》——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这样流传出来的《老子》只能说是基于解《周易》而被打磨过的《老子》。
因此，第四个基本推论是，在版本不确定的情形下，广为传世的《道德经》是被一个十几或者二十出头的年轻人有立场有主题地选择甚至编校出炉的——即便相信天才少年的学术能力、学术品德，但无法回避的是，天才少年注“老”是为解“易”，难道老子著《道德经》是为《周易》做阅读指南的吗？这样出炉的《道德经》靠谱吗？由此所产生的影响到底是该盖老子的章还是王弼的戳呢？
（五）《道德经》涉嫌炒作
综上所述，严肃而严谨地看，要窥探《道德经》的真面目只能看其嫡传人尹喜在得授“道德”后的表现来反推。甘肃天水市东伯阳渠早在元代就建有老子、尹喜的道观。奉祀老子的道观称柏林观，又有讲经台。山后十余里有尹道寺，称“尹喜故里”。其殿前有楹联一副，曰“华章九篇入百子，经文五千诵道德”，恰切地概括了尹喜被“道德”感召后的作为：传播《道德经》，著《关尹子》一卷共九篇。在此不对《关尹子》的解读进行引述，只列举几例历史上的专业人士对其与《道德经》的比对认识——
《庄子》有载：“关尹，老聃乎。”在庄子的认识中，尹喜与老子有同等的地位，甚至将“关尹”之名排列在“老聃”之前。《吕氏春秋》谓：“老聃贵柔，关尹贵清。”东晋道都理论家葛洪对《关尹子》推崇备至，认为“方士不能到，先儒未尝言，可仰而不可攀，可玩而不可执，可鉴而不可思，可符而不可说。”另外，《关尹子》在《百子全书》位列于《道德经》前面。
重点来了，专业认定分量堪比《道德经》的《关尹子》，提到它瞬时就急剧地小众了——从名头来讲，它的整体影响力与《道德经》相比微乎其微到甚而可以忽略不计。
因此，第五个基本推论来了，《道德经》的巨大影响力到底是来自名声还是实际？这名声是否含有丰富的传说色彩？谁在推动这些传说？
（六）《道德经》用于贴金
接着看对《道德经》的介绍：内容涵盖哲学、伦理学、政治学、军事学等诸多学科，被后人尊奉为治国、齐家、修身、为学的宝典。它对中国的哲学、科学、政治、宗教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体现了古代中国人的一种世界观和人生观。先秦诸子、中国人的文化思想等没有不受老子影响的，被华夏先辈誉为万经之王。据元朝时的不完全统计，先秦以来，研老注老著作至元朝时就超过三千余种，具有代表性的不少于一千种，从侧面说明了《道德经》的巨大影响。
现在反过来看，穿过那些跨越时代的评价来看，“研老注老著作”浩如烟海能够得出最基本的结论还是指向《道德经》自古以来就叫人难懂。而诸多解读都难掩瑕疵，许多阐释相互冲突，对于这种种牵强附会、难圆其说，民间又乘势流传着各种神奇的解构——请问，这到底是学者受到了影响还是公众受到了影响？到底是原作者还是注者在传播中影响着社会？到底是《道德经》在遗传中影响着社会还是流窜的变异体在发酵？或者通俗地说，其影响到底是一手的、二手的还是n手的？
我们什么时候才完成扫盲？中文、古文再与玄学的加持，几多老外又能读懂几分？对于发行巨量的《道德经》，心里不用打鼓，我敢肯定超过99%的人是读不懂的；而为世人易懂且能接受的，诸如无为而治、功成身退、清静无为、知足常乐等关键词，又有几人敢尔、几人能够？知行合一方始影响，否则充其量只能算是文学品读而已！
多年前播放过一个电视采访，大体内容是记者在街上随机问受访人喜欢看一档严肃的节目还是一档娱乐节目，面对着镜头，受访者绝大多数都称自己看严肃的节目，一些人还作出对娱乐节目不屑一顾状；但在实际的收视率调查中，无论采取哪种调查方法，该档娱乐节目的收视率相较而言都具有压倒性的优势。出现这种反差的原因在于，人在面向公众时有“装潢门面”的习性，而书柜也正是人们显示格调的重要窗口。
我认为，两千年来对于各个时期的广大公众而言，其所谓受到《道德经》的影响无疑是“被代表”出来的。一个让人费解的、用户体验极其糟糕而又企图对人造成深层次影响的著作，注定了它实际发挥的影响绝对是极其小众化的，效果一定是极其微弱的——一句“道可道，非常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瞬时就高大上起来，无论说者还是闻者甚至研究者俱都“不明而觉厉”——这才是《道德经》在当今社会的真实影响力！

二、《道德经》的价值度被低估

但影响力被高估的《道德经》其价值度却被严重低估，它一直被研究着、被代表着，被高高的捧着，同时更被断章取义、故意曲解，应有的价值遭到遮蔽，一直在世俗的洪流中沉浮至今。我们一起来看看它的遭逢——
（一）商业的幌子
第一个出场的是大名鼎鼎的徐福，秦朝著名方士，曾担任秦始皇的御医，出生于战国时期的齐国，他的事迹最早见于《史记》的“秦始皇本纪”和“淮南衡山列传”（在“秦始皇本纪”中称“徐巿”，在“淮南衡山列传”中称“徐福”）。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始皇希望长生不老。
秦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徐巿上书说海中有蓬莱、方丈、瀛洲三座仙山，有神仙居住。于是秦始皇派徐巿率领童男童女数千人，连同已经预备的三年粮食、衣履、药品和耕具出海求仙，然数年寻山无果。秦始皇三十七年（公元前210年），秦始皇东巡至琅琊，徐巿推托说出海后碰到巨大的鲛鱼阻碍，无法远航，要求增派射手对付鲛鱼。在秦始皇派遣射手射杀了一头大鱼后，徐再度率众出海。
《史记》中记录徐福东渡之事比较多的内容是“淮南衡山列传”，其中包括徐福从东南到蓬莱，与海神的对话以及海神索要童男童女作为礼物等事，一般认为这是徐福对秦始皇编造的托辞，还记载了徐福再度出海携带了谷种，并有百工随行。这次出海后，徐福来到“平原广泽”，他感到当地气候温暖、风光明媚、人民友善，便教当地人农耕、捕鱼、捕鲸和沥纸的方法，“止王不来”（停下来自立为王，不回来了）。
道家名人徐福应该是熟稔《道德经》的，看第七章：“天长，地久。天地之所以能长且久者，以其不自生也，故能长生。是以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无私邪？故能成其私。”（译注：天长地久，天地所以能长久存在，是因为它们不为了自己的生存而自然地运行着，所以能够长久生存。因此，有道的圣人遇事谦退无争，反而能在众人之中领先；将自己置于度外，反而能保全自身生存。这不正是因为他无私吗？所以能成就他的自身。）
显然，打着道家招牌的徐福是反其“道”而行的，现在用现代语系来表述这一史实：名道士徐福吃准始皇帝长生不老的最高需求后，违背道家宗旨上呈求仙项目计划书，杜撰海外仙山，假托海神配备丰富资源，最终远觅世外桃源自立为王。我认为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例忽悠式或者说带有欺诈嫌疑并成功赢取巨额风投的案例，除却官方声称对地缘政治、航海史、民俗学、宗教学、考古学等多方面产生影响外，也把像修道成仙、看相算命、察言观色、阳奉阴违等关键词流传后世，比如某宝网上有各种“功能”的道士符咒出售。
（二）政治的旗子
第二个出场的是黄老之学，在道家思想繁衍、分化之初，它逐渐成为主流。黄老之学何以成为主流？郭沫若说：“黄老之术……事实上是培植于齐、发育于齐，而昌盛于齐的。”《道德经》的问世标志着道家学派的诞生，如前文所言，一者因其自身的高深莫测，二者受当时传播条件限制，“道德”与其他“百家”一般，都只是拥有少数传承人而在极小范围内流传的“学说”，但这一情形由“田氏代齐”而改变。
齐国的田氏取代姜氏成立新政权，为巩固统治地位，需要对其合理性进行辩护。老子是陈国人，而田氏的祖先公子完正是在春秋中期齐桓公时由陈国避乱逃到齐国的，田氏政权选择了来自南方陈国的老子学说，要以此压倒儒、墨、农等家；田氏是黄帝的后裔，姜氏是炎帝的后裔，黄帝战胜炎帝而有天下，田氏政权抬出黄帝来，黄老结合就为“田氏代齐”的合法性找到了历史根据。
田氏代齐后创立了稷下学宫，四处延揽人才，不久就出现了诸子驰说、百家争鸣的盛况。而在稷下学宫诸子百家中，人数最多、势力最强、著作最丰、影响最大的当属稷下黄老道家，可以说是“黄老独盛，压倒百家”。齐国统治者也基本上按照黄老道家思想治国，使得齐国成为战国七雄中最富强的国家之一。
由此，老子西出函谷关著述的《道德经》终于缓缓流通到庙堂之高，与政权结合，拥有学术机构，在影响官方与官方影响中进入快速发展期。这时候需要追问，由此产生的影响力，到底是思想本身作用于公众产生的力量，还是思想借助于政权而延展的力量？显然，是黄老之学影响了统治者，统治者借助于权力的实施对现实世界形成干预效应，历史学者们形成共识：在道家学派的诸多分流中，黄老学派契合了治国安邦的时代潮流，受到了诸侯们的青睐，逐渐成为了当时道家思想的主流。

（三）学术的帽子
第三个出场的是文景之治，指的是西汉汉文帝、汉景帝统治时期出现的治世，被誉为君主社会的第一个盛世，同时也被史学家认定为黄老思想作用的成果。在此先往前看汉高祖刘邦，看他当时面临着一种怎样的处境？
《汉书·食货志》中记载：“汉兴，接秦之弊，诸侯并起，民失作业，而大饥馑。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过半。……自天子不能具醇驷，而将相或乘牛车。”面对汉初极其恶劣的社会经济状况，刘邦要陆贾总结秦亡的教训作为借鉴。陆贾根据黄老思想，结合当时的社会情况，提出“事逾烦，天下逾乱；法逾滋，而奸逾炽”“道大于无为”。因此，对学术一窍不通的刘邦本人选定了约法省禁、轻徭薄赋的与民休息的国策。
再次追问，面对强秦二世而亡的强悍教材，汉高祖的选择到底是学术使然还是情势使然？或者做一个假设，世上从来没有《道德经》，也没有黄老学术，西汉初期的政治家们就制定不出修生养息的治世之策吗？“汉初的基本国策，是立足于秦亡的教训与当时社会现状而确定的。不更张制度，是谓‘因循’；不兴作事功，是谓‘无为’。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便是‘因循秦之制而无为秦之事’。”这一学术观点受到普遍认可。那么换而言之，这到底是“知而行”还是“行而知”呢？是不是“不知”就一定“不行”呢？
但学术派总要把大事件、大举措戴上学术的帽子，尽管刘邦无感，但历史学者们还是认为他的作为发出了西汉前期的“黄老之治”的先声。如此定义下来，汉高祖可谓“先声夺人”“余音绕梁”，这一“先声”没有变调地传播了许久：专门跑到齐国学到了黄老思想治国精髓的曹参，经年累月泡在酒里醉醺醺地留下了“萧规曹随”；接棒黄老之术的陈平，从诸吕之乱的惊魂未定中，哪里又有什么更多、更好的选择？所以这一学术结论终归有点拧巴，像极了“老子长得像儿子”——从文景之治往前看，后世“无学术不研究”的学术研究把“黄老之学”生生地演化成“黄老之治”，生生地扣在了西汉初期治国理政的“头脑”上，生生地给这一学说加注了成功的应用案例。
接着从文景之治往后看汉武帝刘彻，他采用了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对此，学界形成的共识是，武帝即位时，从政治上和经济上进一步强化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已成为封建统治者的迫切需要；主张清静无为的黄老思想已不能满足上述政治需要，更与汉武帝的好大喜功相抵触；而儒家的春秋大一统思想，仁义思想和君臣伦理观念显然与武帝时所面临的形势和任务相适应——于是，在思想领域，儒家终于取代了道家的统治地位。另有学术观点认为，刘彻反对黄老之术是因为他厌恶他的奶奶窦太皇太后，是青春期的‘“逆反心理”作祟，而不是发自内心觉得黄老之术不好。
董仲舒认为“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尽管天意虚无缥缈、不可捉摸，但他捣鼓出了“三纲五常”作为“道”的核心，把以皇权为中心的社会组织架构确定了下来，并贴上了天定的标签。捡到宝的刘彻迅即废弃了“道法自然、无为而治”的治世思想，发源于《道德经》的黄老之学就此从官方“下架”。“道”不是无所不在、亘古不变吗？老子玄之又玄的“道”竟然被生生糟践成了完全不在一个格调上的纲常——这还得了？要跌跟头、摔嗝屁了吧！跌的该是许多专研人士的眼镜：刘彻折腾出了个汉武大帝，连带着捧红了孔夫子，两者作为风云人物风光了两千多年，看样子还要一直红下去，且其所取得的成就在同时代里放眼世界都是杠杠的。
时常在公园里看到人与狗玩叼盘子的游戏，主人把盘子丢得再偏再远，聪明的乖乖狗也会麻溜地把盘子叼回来。回望历史、环顾全球，统治者的意志许多时候都是任性的盘子，调适这任性的盘子与治世思想进而形成和谐关系是历史演进中的恒久命题。作为中国两千年封建统治的总设计师的董仲舒可不是盖的，他在给皇权找了“天”大靠山的同时，也提出了天象警示的制约，尽管这样的心理恐吓很难镇住膨胀的皇权，但却也为后世的造反人士留下了标准接口。
随着文明程度的提升，“水”与“舟”一直处在载覆平衡的动态调节中，而在科学素养、公民素养大面积、大幅度提升后，权力的意志由放肆渐趋走向收敛；科技的急速发展，急剧紧密了世界的联系，在全球化的火热贸易中，也相互感受着远渡重洋而来的竞逐压力，格局再造里都戒备着利益交互幕后埋伏的狰狞獠牙，有时候不得不为立足铁血丛林而应子——焦躁，是这个时代全球权力的共同感受，内外压力错综的热火之中，无为而治怕是要退隐到历史的更深处。

（四）世俗的票子
正如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一样，统治者从来都把对思想学说的扬抑视作专利。不过董仲舒、刘彻搭档比李斯、嬴政组合高明得多，他们不搞简单粗暴的“焚”与“坑”，而是把教化与用人相结合，只向习儒术的儒生开放晋升通道，用今天的语系表达就是不入儒家这个圈子就无法进行阶层跃升。通过渠道建设与管控，“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牢牢地把握着市场导向，成功地对思想进行了节流疏导，用思想的“大一统”奠基政治的“大一统”，保障了“君权神授”“三纲五常”在“孔家店”里借壳上市，深深垄断了国人思想几达两千年。
曾经，大泽乡里雄壮的一声吼，动摇了始皇帝妄图千秋万代的根基，却波澜不惊地寥落在历史的烟尘里几不可闻。或许有人在愤慨已极时，暗地里把那“王侯将相宁有种乎”随着恶气脱口而出，但那往往不过是平复情绪的说说而已。真的放手一搏、未得所谋的奋斗者，他们会以“生死有命，富贵在天”来宽慰自己。富贵在天？天上分明是不会掉馅饼的，但“儒者宗”董老师告诉世人，人间有天子，用心读好圣贤书，天子是可以赐予功名利禄的。宋真宗赵恒的《励学篇》把这写得活色生香，“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车马多如簇”，千百年来令许多寒窗苦读的读书人魂牵梦绕。北宋著名学者汪洙作《神童诗》，作为影响广泛的启蒙读物，其中“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更是把读书与入仕推崇到了新高度。
历千年浸淫，学而优则仕入脑入心入灵魂，沉入到民族的基因里，于是，范进中举失心疯，自在情理中；蒲松龄屡试不第，写狐妖鬼怪的故事来讽喻，多少有点吃不着葡萄说酸的意味——对吃“苦中苦”趋之如骛，当然是因为做“人上人”实在太过甜美。由此，思想成了学问，络绎不绝的读书人努力钻研学问并以之换取进入名利场的入场券。纵观这千余年的历史，琢磨学问的一波波多如过江之鲫，质疑思想的却比凤毛麟角还稀罕——这也与当今遭诟病的学校人文教育如出一辙，诸多学生的人文知识很丰满，人文素养却依然很骨感。而这迹象在儒道分化之初就已昭然，《道德经》强调“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相形之下，“儒者宗”提出的“道之大原出于天”显然是从根本上把“道”给看扁了，还赤裸裸地假道立帝。那谁人卫“道”呢？虽然后来有受尽迫害而卓立不苟的道家学者讨伐“子曰”，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风骨也孕育出了给中华历史添光加彩的隐逸文化，但在当时确实没人去较真、较劲。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王葆玹在《黄老与老庄》中如此阐述：黄老之学一被儒学所代替，便由治世之术向治身之术转向。于是，“黄老店”字号未变，但已由官办变成了民营，它只能根据其需求者的变换来调整它的经营方向，开发其另一部分的仓储而形成别一特色的专卖。从《汉书·艺文志》的分类中可以看出它的发展走向。首先是刑名法家的剥离，《韩非子》别入法家一类，这是对《史记》老子与韩非合传的重大变化。其次是“黄学”的淡化，道家类中如《黄帝四经》《黄帝铭》《黄帝君臣》《杂黄帝》等由此逐渐或亡或残。三是“庄学”的逐渐加重。从此黄老庄一系思想便开始向寿身养性、非世违俗、隐逸避世的方向发展了。
如此看来，道学的发展在权力阻碍面前的确深得顺其自然之精髓，表现出很强的社会适应性。对于思想学说的繁衍变化，学界常用“流变”一词而非“传承”来描述，这很值得玩味，该词语的释义为“事物在社会环境中发生性质、表征上的发展变化，多用于描述民风物故等社会现象、文化元素的变迁”。社会事物的存在是因为满足了某种需求，道学在告别了权力之后，客户不同、需求不同，或者同样的客户需求发生了转变，它需要开发新卖点。比如后来有皇帝舒坦了，又把道家捧起来；今天老百姓的日子过红火了，把各种太极昌盛起来——两者贪恋的美好如出一辙、本就同源，对永生的贪恋也是自帝王开始流毒社会的——奇葩的是本来主张荣枯更替、生老病死的自然之道却活脱脱演绎成了健康长寿、长生不老的法门，说起承袭却还都言之凿凿的是源远流长的正宗地道。
纵而观之，老子创生的哲学在千年的流变中，其格局、格调在不断下沉、下探，到了庄子及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好歹还是人生哲学；在本世纪的几次国学热中，大陆的学者、台湾的学者一股脑都跑出来消费老祖宗，却讲成了人际关系学；近些年来，各种“大师傅”摇身一变俨然成了“大师”，做着传统的扮相，道学被他们“复兴”成了健康养生学。这两年里，一个排不上号的综合格斗手公开挑战传统武术，一位太极大师应战被“秒杀”，令人震惊的是一脸是血的大师刚刚清醒过来就声称自己讲武德，怕伤人性命没敢发功。而更让人叫绝的是，一众太极大师不约而同都高挂免战牌，誓死将“如封似闭”“柔能克刚”进行到底，却一如既往地借助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发布“沾衣十八跌”等诸多令人神往的神功信息，缩在屏幕后面风姿飒爽地摆POSE，大家都倔强地坚持着，没人肯实战接招露一手，嘴巴上依然不依不饶，“舌尖上的太极”耍得确实深不可测，脸皮子上的功夫确然深厚无比。
的确，帝王、学者、文人、商人都从哲学思想中汲取“营养”，但实际情形是弄权的举它做旗帜，营生的立它成招牌，立场既定、主题先行，然后开发跟上，各有用心、各取所需罢了——由此横空而出的浩瀚著作，有多少道法自然、奉道而行？称其“著典忘祖”才是最为贴切的了。旗子没变，兜售的内容早变淡、变味了，老子和《道德经》之于道家、道学、道教、道士根本就是后世硬生生圈定的集合。而放眼人类之历史，一众思想学说，不管是居庙堂之高、还是处江湖之远，莫不是在这样的“流变”中扎根到世俗名利的土壤里才得其所哉、枝繁叶茂，“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早已被历史的大数据反复验证。看看西方的宗教发展史，念叨着主的光辉，却是带着绞刑架去布道的，给人洗着脑的时候还威逼、利诱，相形之下，今天传销组织的手段实在是弱爆了；再看持着锋利“匕首投枪”的鲁迅先生，挥发出那么深刻、深沉的力量，却收获着更为深重的挫败感，摸着被碰得又扁又平的鼻子慨叹“怒其不争、哀其不幸”，他如同阿Q一样鼓励自己坚持韧的战斗；那些“不争”的人们性子的确够稳定，此前蒸汽机与大炮的轰鸣声都没有震醒他们，此后“进口”的马克思主义也效力有限，直到毛 将其本土化后喊出那句令他们倍感亲切的“打土豪分田地”才星火燎原、地动山摇；而在当今的信息时代，中国的哲学思辨基本上都是被加工成明哲保身的鸡汤文而得以广泛传播的，教人趋利避害、蝇营狗苟、精致利己。我把这些遮蔽眼界、挤压格局、蒙尘心灵的“经典新解”叫做积碳文——积碳文无孔不入、大行其道使得真价值、正能量湮没在鸡汤至热、娱乐至死的信息迷雾中，导致许多人在这样的价值能见度的底时代里找不着北，而鲁迅先生曾经笔锋所指的各色人物据说又还魂了。
综上所述，于芸芸大众而言，也许在生死攸关的时候，才可能超脱名利去追求真理、追随思想，这也导致了自古以来牛哄哄的是哲学家、穷齁齁的还是哲学家——举世瞩目的万经之王、被高高捧起的《道德经》，与诸多哲学著作的境遇一样，其实际生发出的价值在世俗的流传中其实一直被注脚在了名和利上。

@A段一一 2019-10-21 04:51:10
首先“任何有质量的物质都不能超越光速”，只能无限接近。
而“力”是一种物质之间的相互作用，“力”的本质没有质量，所以它不受质量的约束，它应该是超光速的存在。
但是“力”的存在摆脱不了有质量的物体，没有质量也就没有“力”（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没有一就没有二一个道理）“力”总是伴随着质量存在。当然它就不能超越光速，或者说是它等同于光速。
只要光速被超越，“力”随着就超越光速。光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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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中科技大学教授重新确定光子静止质量上限

华中科技大学教授重新确定光子静止质量上限，有业内人士认为：光子静止质量为零是经典电磁理论的基本假设之一。但有些科学家则认为，光子可能有静止质量。如果实验最终检测到光子存在静止质量，那么有些经典理论将要有所变化。

在出版的美国《物理学评论快报》（Physical Review Letters） 上，有专文介绍说：“一项由中国科学家罗俊等完成的新的实验表明，在任何情况下，光子的静止质量都不会超过10的负54次方千克，这一结果是之前已知的光子质量上限的1/20。”罗俊和他的同事通过一种新颖的实验方法，在一个山洞实验室里将光子静止质量的上限，进一步提高了至少一个数量级。

据悉，如果光子存在静止质量，虽然不会影响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但其产生的后果将是根本性的———例如，光速将随波长的改变而变化，并且光波将像声波一样能够产生纵向振动。

三、《道德经》的最高价值未被开掘

在此郑重申明，我拿《道德经》做推敲，看起来像盯靶子一样，却是没有丝毫不敬。我以为，人类思想三千年来并没有实质性的进步，两千几百年前中外的“老子们”登临的境界竟成绝顶，关乎人心、世象和宇宙的感知，后世翻腾的不过是推演与具象。正以为那是人类智慧的高峰甚至是珠穆朗玛，“因为山就在那里”，所以我辈当思翻越它，把山的阴影抛在身后，把山的巅峰踩在脚下——唯有如此，才是最高的崇敬。
两千多年前，一位老者能从精研了一辈子的周礼中抬起头来，抛开一切束缚去仰望苍穹——单是这种态度、行为本身就值得我们学习，就当引起我们反思。而如果一味借着老祖宗留下的精神遗产来标榜我们这个族群的出身，这又何尝不是一种“啃老”？中华民族已经在“啃老”中落魄了很长一段时间！要知道，当我们一味对民族遗产顶礼膜拜的时候，也是自我设限的时候，低下了头，就失去了前面的高处与远方；或者沉湎于舒适的习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把生命过成线性的延展，用单调的重复书写着差相仿佛的虚度。
（一）尽信书则不如无书——拆除给《道德经》加装的“美颜滤镜”
个人以为，《道德经》最深入人心、实质上影响人最大的句子当属“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它超越了诸子百家的门户之争，传世以来成为中国读书人乃至中国人道德修养的最高指引。战术策略上有所谓“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在此对这举世公认的至理名言进行剖析，看看它到底说的对不对，老子到底会不会说出、写下这样的话。如果一旦这“顶天立地”的句子都存在谬误，当然就有理由怀疑整个“《道德经》系”有所遗谬。
纵观整个《道德经》，由论宇宙而论人生，由论人生而论政治，形成较为完整的哲学系统，除却其推理、假设外，老子的阐述注重立足于人所共知的事实，然后以更宏大的视角通过辩证法建立事物之间的有机联系，进而将其见人之未见的价值加以呈现——老子善于从人们的熟视无睹中提取颠覆世人认知的价值，“水”显然也是人们再也熟悉不过的事物之一。
那在老子的时代水留予人怎样的印象呢？中国人是炎黄子孙，把炎帝与黄帝尊奉为中华民族的人文初祖。作为中华民族第一个由渔猎转入农耕的氏族部落，炎帝神农氏族创造了中国的农业文化：相传炎帝懂得用火因而得号，他亲尝百草，发展用草药治病；他发明刀耕火种创造了两种翻土农具，教民众垦荒种植粮食作物；他还领导部落人民制造出了饮食用的陶器和炊具。黄帝统一华夏后，功绩之一是“艺五种”，“五种”是指“黍、稷、菽、麦、稻”五谷，他使当时的原始农业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查证资料显示，中国史前农耕部落分布呈现出沿小河而居的特点，它反映出早期农业在水的利用方面对于河流的依赖。据考古发现，水井最初出现在河姆渡遗址第1—2层相当于松泽文化下层的时期，其碳14测定的年代距今约5700年。那里是长江三角洲水位较高的沼泽地带，无需深挖极易见水。而水位较低的黄河流域，开凿水井难度较大，因此水井对于农业的意义远非长江三角洲的水井可堪比拟。但大约到距今5000—4000年的时候，黄河流域的龙山时期文化遗址普遍发现有水井，表明水井在黄河流域的经济生活中已产生了显著的效用。如河南洛阳矬李遗址和河南汤阴白营遗址发现的古井，距今约四千多年，基本上与黄帝时代相符。由此可知，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时期，我们中国人的老祖宗依水而居、逐水而活，他们早在生存繁衍的源头就把背井离乡、黄河母亲河这样的水文化胎记烙印上了。
但即便不提存在地理局限影响的海啸，人类对水的情感也是又爱又恨的。西方世界风行着诺亚方舟的传说，我们的华夏神州呢？尧主要功绩之一就是治理水患，舜有可能因治水而过劳死，接下来就是众所周知的大禹治水，居功厥伟以开启夏朝；夏之后的商，因水患甚至多次迁都，直至殷方始安生下来；而周厉王留下“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典故，直接说明在当时治水的重要性是与治国齐平的。“民以食为天”，土地上讨生活，靠天吃饭，离了谁也离不了水——于农业立国的政权而言，洪旱灾害不仅是要人命的事情，很多时候也动摇着国家的根基。古有都江堰，后有红旗渠，今天几十年没打仗的解放军依然有口皆碑，归根结底还在于屡屡抗洪抢险中的英勇表现。
《孟子·滕文公下》中，孟子说自己不是好辩，是逼不得已的卫道，他要继承圣人事业，所以必须要去扑灭邪说，批判放纵、偏激的行为，排斥荒诞的言论，“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驱猛兽而百姓宁，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这就是成语“洪水猛兽”的由来，同样揭示出在早期的农业社会里，“洪水”是人类的头号敌人。
老子作为周朝的“守藏室之史”，堂堂国家图书馆馆长，以出函谷关著《道德经》时足够年纪的阅历，水之属性于他既是典籍里的记载分明，又是经验中的记忆深刻，深谙辩证之道的他，如何能够罔顾事实写下“一边倒”的句子？我甚至以为，以老子辩证的目光看去，他会发现即便是涓涓细流，也能够蕴藏着深厚的功夫，在柔能克刚的篇章写下“滴水穿石”的字眼，也绝不会称其“利万物而不争”。鉴于迄今为止原版的《道德经》并未问世，我断言，经王弼过手的这一名句如果确然存在，那其本来面目应该是“上善若水，水利万物而有争”。
所谓“差之毫厘，谬以千里”，我认为《道德经》之所以存有较大的阅读障碍，除却年代的时差、本身的深邃之外，更主要的原因就是后世的学者们对《道德经》在其自我理解的基础上反复加工，或者干脆说是做了手脚。再举一个间接的例子来旁证——
据记载，老子的老师或叫常枞或叫商容，其出生年月、出生地皆不详，但对老子的教导却被后世的学者写得有鼻子有眼儿，有如作者现场亲自见证一般。先看西汉文学家刘向创作的一篇散文《说苑·敬慎》，其中有这样的文字——常摐有疾，老子往问焉，曰：“先生疾甚矣，无遗教可以语诸弟子者乎？”常摐曰：“子虽不问，吾将语子。”常摐曰：“过故乡而下车，子知之乎？”老子曰：“过故乡而下车，非谓其不忘故耶？”常摐曰：“嘻，是已。”常摐曰：“过乔木而趋，子知之乎？”老子曰：“过乔木而趋，非谓敬老耶？”常摐曰：“嘻，是已。”张其口而示老子曰：“吾舌存乎？”老子曰：“然。”“吾齿存乎？”老子曰：“亡。”常摐曰：“子知之乎？”老子曰：“夫舌之存也，岂非以其柔耶？齿之亡也，岂非以其刚耶？”常摐曰：“嘻，是已。天下之事已尽矣，无以复语子哉！”（译注：春秋时，著名思想家老子的老师常枞病重了。老子前去看望他，问道：“先生病得如此重，有什么遗教可以告诉弟子吗？”常枞说：“就是你不问，我也要说了。”他对老子说：“经过故乡要下车，你记住了吗？”老子回答：“经过故乡下车，就是要我们不忘旧。”常枞说：“对呀。”又说：“看到乔木就迎上前去，你懂吗？”老子说：“看到乔木迎上去，就是让我们要敬老。”常枞说：“是这样的。”然后，他又张开嘴给老子看了看，问道：“我的舌头还在吗？”老子说：“当然还在。”常枞又问：“我的牙齿还在吗？”老子说：“早就没有了。”常枞又问老子：“你知道原因是什么吗？”老子回答说：“那舌头所以存在，岂不是因为它是柔软的吗？牙齿的不存在，岂不是因为它是刚硬的吗？”常枞说：“好啊！是这样的。世界上的事情都已包容尽了，我还有什么可以再告诉你的呢？”）
这就是成语齿亡舌存的出处，也是刘向对老子《道德经》作的思想探源，但怎么看都如同《诚实的华盛顿》《爱迪生救妈妈》一般充满文学创作的虚构意味。之所以如此断言，接着看——《吕氏春秋·不二》里记载“老聃贵柔”，《淮南子·缪称训》说：“老子学商容，见舌而知守柔矣。”西晋时期学者、医学家、史学家皇甫谧著《高士传》，其中《商容》篇章曰：“商容，不知何许人也，有疾。老子曰：‘先生无遗教以告弟子乎？’容曰：‘将语子。过故乡而下车，知之乎？’老子曰：‘非谓不忘故耶？’容曰：‘过乔木而趋，知之乎？’老子曰：‘非谓其敬老耶？’容张口曰：‘吾舌存乎？’曰：‘存。’曰：‘吾齿存乎？’曰：‘亡。’‘知之乎？’老子曰：‘非谓其刚亡而弱存乎？’容曰：‘嘻！天下事尽矣。’”
对这关于老子师承的惟一流传，在此我断言为创作虚构的。主要原因在于《道德经》的核心是基于对宇宙之道的阐释来谈社会治理和个人修养，通过对利害转化的辩证法演示确立“道法自然”的核心价值。所以“老子贵柔”是历代学者的妄断，老子强调“柔能胜刚”是一种极致的论证手法，用以完成最富冲击力的立论——“老子贵自然”，齿刚舌柔乃自然之态，硬生生地强化“齿亡舌存”这一概念恰恰与老子《道德经》的价值基准相冲突。再说远一点，后世“打太极、不担当”的处世哲学认祖归宗到《道德经》，同样是无意的误解甚或是有意的曲解。
在信息闭塞的年代，文化人听故事、写故事，把“常枞”化成“商容”是情有可原的事情，而“常枞”也好，“商容”也罢，大家不过都是在消费老子和《道德经》这个大IP而已，都是借此表达和传递自己的价值观念而已——本相如何，真相为何，谁会关注呢？谁去考证呢？
像我在前文中引用“淮南衡山列传”关于徐福东渡的记述，称“徐福得平原广泽，止王不来”。“止王不来”说明音讯全断了，隔着茫茫大海，司马迁又哪里能够知悉那美丽的情景与结局呢？其成书的时候能够下的结论只能是一去无回，但司马迁偏偏就是主观臆想了一笔，而那一笔对后世的影响应该不输于“蝴蝶效应”吧？
以严肃与严谨著称的《史记》尚且如此“随性”，更遑论其它？所以读真身并为现身的《道德经》，尤其要牢牢记住“尽信书则不如无书”。

（二）如果《道德经》被真的读懂，根本就轮不到牛顿开“脑洞”
在挖掘《道德经》的最高价值前，我先引入成语“买椟还珠”，其流行的释义为“原意是买来装珍珠的木匣退还了珍珠，比喻没有眼力、取舍不当。”但考据其出处《韩非子·外储说左上》，这个解释明显不对——楚王谓田鸠曰：“墨子者，显学也。其身体则可，其言多而不辩，何也？”曰：“昔秦伯嫁其女于晋公子，令晋为之饰装，从衣文之媵七十人。至晋，晋人爱其妾而贱公女。此可谓善嫁妾而未可谓善嫁女也。楚人有卖其珠于郑者，为木兰之椟，薰以桂椒，缀以珠玉，饰以玫瑰，辑以翡翠。郑人买其椟而还其珠。此可谓善卖椟矣，未可谓善鬻珠也。今世之谈也，皆道辩说文辞之言，人主览其文而忘有用。墨子之说，传先王之道，论圣人之言，以宣告人。若辩其辞，则恐人怀其文，忘其直，以文害用也。此与楚人鬻珠、秦伯嫁女同类，故其言多不辩。”（译注：楚王对田鸠说：“墨子是个声名显赫的学者。他亲自实践起来还是不错的，他讲的话很多，但不动听，为什么？”田坞说：“过去秦国君主把女儿嫁给晋国公子，叫晋国为他女儿准备好装饰，衣着华丽的陪嫁女子有七十人。到了晋国，晋国人喜欢陪嫁媵妾，却看不起秦君的女儿。这可以叫做善于嫁妾，不能说是善于嫁女。楚国有个在郑国卖宝珠的人，他用木兰做了一个匣子，匣子用香料熏过，用珠玉作缀，用玫瑰装饰，用翡翠连结。郑国人买了他的匣子，却把珠子还给了他。这可以叫做善于卖匣子，不能说是善于卖宝珠。现在社会上的言论，都是一些漂亮动听的话，君主只看文采而不管它是否有用。墨子的学说，传扬先王道术，阐明圣人言论，希望广泛地告知人们。如果修饰文辞的话，他就担心人们会留意于文采而忘了它的内在价值，从而造成因为文辞而损害实用的恶果。这和楚人卖宝珠、秦君嫁女儿是同一类型的事，所以墨子的话很多，但不动听。”）
我以为，《道德经》在世间的遭遇如同买椟还珠的正、曲两解——不断追加的研注花团锦簇，不断强化着以文害用的趋向，而读者也的确无一例外地“眼中无珠”。自其传世至今，的确可谓被读透了，但过犹不及，所以更是读“烂”了——“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道德经》的开篇第一句就算没有达到妇孺皆知的程度，至少在中国读书人的嘴边挂着、眼皮子底下溜着超过了一千年，这12个字，就蕴藏着整本经书的最高价值和解码的总钥匙。
两千年来，无数研究者埋头《道德经》，穷经皓首妄图准确解读老子所言的“道”，殊不知先生起笔就告诫世人，“道”一描述就走样了，一定义就偏差了。这简洁到一个字都不能再省的一句话意蕴无穷，直到今天依然可以指引最前沿的科学发展，启发最洞明的哲学认知。归纳其被忽视的价值点如下——
1.宇宙由统一、恒定的规律演化、运行着。现代人普遍把西方视作自然科学的发源地，爱因斯坦未竟之统一场论曾傲绝全球，但它的老祖宗不就是这个“道”吗？
2.规律“玄之又玄”，任何描述、定义都存在局限性。宏观上来看，这实在是堪称震铄古今的一个判断，老子似乎穿越了千年时差，预言了科学认识的“学无止境”：经典力学横空出世，许多人以为人类要勘破宇宙了；相对论一盆冷水泼下来，我们才发现人类的科学认识还仅仅只是裹了个破开裆裤；而今量子科学有所进展，我们已经认识到在茫茫的宇宙中，人类掌握的科学充其量不过算是光着身子站在蛮荒时代的旷野里……
3.“名可名，非常名”，任何学科都未必代表着本质的规律。诸多的自然学科越来越完备，对宇宙的认知越来越深入，但宇宙规律却未必是这些学科企图定义的样子。比如物理学，可见物质只占宇宙的5%，连冰山一角都算不上，人类的观测与实验也许只是“盲人摸象”而已，今天的“伟大发现”，不知道哪天又成了“豹之一斑”。像数学，从基本的计数、运算起步，如今构建了既能“务虚”又能“务实”的“庞大王国”，但我们无法解释，有人从未学习数学，却天然地可以进行快速、准确的复杂运算。所以，当前的学科之“名”绝非唯一，也不能认定就是“常名”；科学进步越多，人类也越发显得渺小。
4.任何具象的即是局限的，任何后天定义的都是可质疑的。综合上述三点可得悉老子这一哲学论断，而这论断完全当得上人类质疑精神的鼻祖。
5.一切具象的、确定的都消耗着机会成本。综合《道德经》后文讲述的“无之以为用”“无有入无间”等，反复渗透着这一重要的哲学价值。
把握上述五点基本认知，剪除障目的旁枝杂叶来概略整部《道德经》，不难发现，老子通过他自己观察、揣摩到的一些“道”的端倪，提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结合生活所见来论搞政治、修品德，有无、虚实、刚柔等不过是老子认为的道的一些自然性。我们在神往老子的大智慧的同时，一定要明白先生的大胸襟，“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他开篇即言明，此经中具象的也是局限的，经中定义的都是可质疑的。而后世的研究者、传播者们，老子给出肩膀叫踩，他们却个顶个地尊师重“道”，盯着字眼去注解经中那后来连爱因斯坦也没能解出的“道”。而尽管“脚踏实地”得不出满意的答案，他们却永远也不走出书斋去仰望星空。
我想，如果《道德经》在早期的历史上被真的读懂，其核心价值能够融入民族的文化血脉，那么中华民族的想象力、创造力一定足以一骑绝尘，哪里能够轮得到牛顿被苹果砸中脑袋？
假设历史只是意淫，我们只能接受抱憾的曾经。面向未来，今天我们该怎样从《道德经》中汲取营养？我以为古往今来的人们在研究《道德经》的时候忽略了一个重要的方向：老子没有掌握系统的自然科学知识，何以能够穿透天地苍茫窥见道之影迹？对于今人而言，我们为什么不试着忘掉所学，除有从无，感受老子的状态，回到老子悟道的现场环境，或者干脆爬到老子的肩膀上去看，研究怎么看也许比研究看到了什么更重要——由此， 或许我们真的可以看到真相、悟到真理。

一众各个独立自主的高校竟然步调一致，他们也不“辟谣”——当公开比正确遇上偷偷搞删帖……所幸楼主锁定的目标是爱因斯坦，不是打“学术内战”，难不成真有所的“科学理论洋买办”……

@mj1909 2019-11-04 10:44:36
用牛顿的力学作为支撑，明显结论不对。爱因斯坦的理论力的产生在于时空变化，哪有什么引力，哪有什么时间。楼主还需再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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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解开大统一理论形成7点基本结论：（1）基于波粒二象性、量子跃迁等既有认知，时间机制、质能一体由构成物质的基本单元确定，宇宙自身定义了统一的、不可逆转的时间，“时间”蕴含在一切宇宙物质身上；（2）时间到哪儿，配套空间自然到位，宇宙是时间拓展三维空间形成的四维时空；（3）引力不是“物质弯曲时空”的表现，引力是“时间弯曲空间”的时空特性，其速度由同频（时间同步）所致而无限快；（4）量子世界与经典世界是和谐一致的，量子理论与经典理论是可以融洽统一的；（5）量子科学说明着生命的意识来源，意识是物质的根本属性，测不准原理揭示了大脑的开源性，脑科学、教育学应该以量子科学为理论基础；（6）微观的量子纠缠在宏观表现上就是引力关联，宇宙是同步互动的整体，量子科学的发展前景如同宇宙一般广阔；（7）万物之理由汉字表达为“万物同源、万象同频”。
楼主从根本上否定“光速不变”、从本质上否定“质能转换”“时空相对性”，请相对论靠边站！

（三）老子的孤独与悲哀给出的启示
老子是神仙吗？到底有没有神仙呢？（后文将明确作答）为什么我们一定要趴在老子的脚下顶礼膜拜？为什么我们还没有搞清楚一面旗帜上到底招展着什么就遍地去插呢？政治家可以，商家也可以，甚至专家也可以，他们因目的而主张，我没有、我们也没有，我们怎能轻易就泯灭好奇的天性呢？怎能带着疑问就轻易弯下求真的脊梁呢？更让人痛心的是，一些几无营养仅仅只是调剂得有些顺口的“鸡汤”都肆掠流通，借助信息手段无孔不入，所过之处一片晕乎，许多人不作抵抗、乖乖就范，轻易就交出人之为人的最为宝贵的思想阵地。
后人、世人膜拜《道德经》正是老子最不愿意看到的情形，此其一，其二是老子不愿看到把《道德经》与《易经》做对比，然后还得出源出《易经》的结论。
《易经》和《易传》构成了《周易》，《周易》《连山》《归藏》又构成了《三易》，但《连山》《归藏》失传。《易经》成书于西周初至晚周，距今约三千年前，由卦辞及爻辞组成，共有六十四卦，每卦有六爻，共三百八十四爻。《易传》成书于春秋至战国中期，是对《易经》的注释和发挥，包括《彖》上下、《象》上下、《文言》、《系辞》上下、《说卦》、《序卦》、《杂卦》十篇，也称《十翼》。史学界认为《周易》为伏羲、文王、周公、孔子四圣合著，即伏羲画八卦，文王作卦辞，周公著爻辞，孔子晚年撰《易传》。
注意了：孔子是老子的晚辈，所以老子出函谷关著《道德经》前没有见过《易传》，或者说《道德经》成书早于《易传》；是《易传》而非《易经》提出阴阳、太极等概念；作为国家图书馆的长官，老子看到的《易经》就是六十四卦和三百八十四爻。
《易经》在周朝作占卜之用，由卜官掌控，对国家大事、军事战争、祭祀活动进行预测。我认为，这于“悟道”的老子看来实属儿戏或者纯属扯淡；再者，老子对不“法自然”的周礼也是厌恶甚至痛恨已极，“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老子将《周礼》这一当时的柱国思想体系指斥为引发祸乱的罪魁祸首。虽然周室已然衰微，但头上还顶着硕大的帽子，明面上还是好大面子，更何况老子本来就捧着人家的饭碗，总不成一边吃人家的饭、一边砸人家的锅吧？当时虽尚未有文字狱之说，但在敌对学说的大本营里正面宣战，无疑是死路一条。那怎么办？道不同不相为谋，当然是拆伙走人为上策了。
周敬王二年（公元前518年），老聃守丧期满返周。周敬王四年（公元前516年），周王室发生内乱，王子朝率兵攻下刘公之邑。周敬王受迫。当时晋国强盛，出兵救援周敬王。王子朝势孤，与旧僚携周王室典籍逃亡楚国。据此，历代学者以为，老聃蒙受失职之责，受牵连而辞职归隐，一为避祸，二乃避世。
我以为，所谓失职属于不可抗力事件，充其量是一个引子，坚定了老子的去意而已，这种论断只留意到老子的处境而忽视了老子的心境。真理就掌握在手中，老子看破却不能说破，所见之一切于他都“辣眼睛”，老子越来越忍无可忍了，心里烧着一把火，他想表达真理，向这个世界宣告“天下皆醉我独醒”——这样的心理状态，才是老子出走的动机与动力所在。
如此判断还有一个重要的理由，老子出走的方向和目的地形成了支撑的证据链。老子绝对不会占一卦确定去哪儿，那么按照人之常情，老子的选择应该是叶落归根回故里。但老子偏偏一把年纪了背井离乡扮“牛友”，既不合情也不合理，那么只能说明，有一个更加迫切的理由决定着他的选择。这个理由是什么？
先看周礼——
周代礼制完整地讲应称之为礼乐制度，分礼和乐两个部分。礼的部分主要对人的身份进行划分和社会规范，最终形成等级制度。乐的部分主要是基于礼的等级制度，运用音乐来缓解社会矛盾。前者是所有制度的基础和前提，后者是制度运行的形式和保障。
记录周代礼制最为详备的著作是《周礼》，又称《周官》，讲官制和政治制度，由西周时期的著名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军事家周公旦所著。据《史记·卷三十三·鲁周公世家第三》所载：“成王在丰，天下已安，周之官政未次序，於是周公作周官，官别其宜，作立政，以便百姓。百姓说。”
周公在丰著《周礼》，丰京在今陕西长安西南沣河以西，曾与镐京同为西周国都。老子西出函谷关冲着西周故都的方向，可谓用心良苦——不能在大本营正面对磕，那就去到它的发源地周旋。另有学者认为，老子走西北路线是为了避开儒家学说的昌盛地，类似于避其锋芒以“农村包围城市”的策略去占领相对空白的地带。而长期以来，老子被赋予不争、无为、避世的形象，这无疑是错误的——老子认为“道”及其影响无所不在，他哪里会有出世入世之分呢？真的避世他就不会著经、传经、讲经了，就不会严厉地训斥孔子了。老子其实是真的斗士，他无为而无不为、不争而无不争，而且生命不息、行动不止。后人曲解、肢解了他的思想系统，死死盯着他讲的“术”，却看不到他钟情的是“道”。
再看函谷关关令尹喜，他以圣人的礼数待老子，再三虔诚地恳请之下，老子才写下了《道德经》。对此我推测，这是老子对尹喜的一个考验过程，他得确认关令纵然不是自己学说的信徒、不是志同道合的同志，那至少得有所认同，如果被视作歪理邪说，所托非人，那就成了才脱虎口又入狼穴，《道德经》可能就失去了流传于世的机会。放心之后老子才能安心创作，而即便如此，他还是很谨慎，没有明确《道德经》的剑之所指，把自己最直接的写作动机“广泛撒网”，那句后来响彻寰宇的“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就这样喷薄而出，其潜台词就是——规律是那些卦象表达不了的，社会是那些礼制规范不来的，未来更是那占卜预测不准的（未来到底能不能够准确预测呢？后文将明确作答）。由此，《道德经》破《易》《礼》而立，老子从禁锢他认知的旧体系中破茧而出，完成了自己思想认知的升华圆融，也完成了人类思想哲学史上的开天辟地。
“知我者希，则我者贵。是以圣人被褐而怀玉。”在那个知识与智识稀缺、蛮荒与愚昧充盈、还以占卜作为决策依据的时代，老子明白自己知音难求，注定了是孤独的，但道出了自己所悟的道，表达了价值，他也就豁达了，他已经知足而乐了。
然而世事难料，老子跳脱了《易经》与《周礼》的桎梏，《道德经》却没有那个运气——它落入了“易粉”的手里，落入了饱受礼制濡染、讲究传承却又自以为是的历代学者手里。王弼是《周易》的骨灰粉，我相信，他对《道德经》的整理决不仅仅是整容，那一定是从面目到灵魂的“手术伤害”。而一代代的学者们，坚持认为《易经》为“群经之首，大道之源”，这已经错在了根上。一言以蔽之，《道德经》在两千年的颠沛流离中，传的不对头，读的也不对劲。
老子的地位却一直看涨，被尊了宗教领袖，被封了至尊神仙，“老子天下第一”。然而，伴随着老子和《道德经》地位抬升的是价值下游，神化标志着被工具化，面向宇宙的价值被低格化，而且被定格了之后再也没有跳脱出来。纵观历史，这其实也是诸多思想大家和其思想学说共同的命运写照——攀附权力为权所封，流落民间为利所奉，名头被捧到了天上，价值被带到了沟里。
只不过老子应该是最为悲哀的那个，而且没有之一。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明确欢迎后世来踩的“巨人之肩”，却仅仅只被尊奉为巅峰，然后被用作假“道”营生。人类历史上第一个面向自然探讨宇宙规律的科学鼻祖，却后继无人，所在的民族竟然对自然科学后知后觉，饱尝了“落后挨打”的血泪辛酸。人类历史上第一个以著作标明的无神论者，却被奉为神仙祖宗，然后求“道”、修仙竟然被熔铸一炉。更为吊诡的是，后世在修炼仙丹的过程中发明了火药，那火药历经千年辗转，竟又为外族拿来轰开后人的国门。
这是多么孤独的孤独啊，又是何其悲哀的悲哀呀！
伟大的人物或思想难免被用作旗帜，旗帜不是本质，旗帜是凝聚利益共同体的招牌，如此看来，人类几千年的历史就是变着法儿改组、调和利益的平衡。而今，人类对宇宙的探索在不断伸张，但却更加迷失在地球了——显然，不是几种伟大的思想，而是有一定道德水准的高水平认知的人类才能带给这个星球美好的未来。所以我认为，与其往人们的脑袋里装“道德”，不如提升他们的认知能力去悟出自己的“道德”，授人以渔，让受者悟自己的“道”、修自己的“德”，而不单纯是接受著者的布道，或者阐释者、传播者加注的“道德”——唯有高明的认知能力，才能辨识、才可能创生上乘的价值——广泛提升人类的认知能力比广泛传播伟大的思想更为重要、更为迫切。

怀念曾经的胸大肌，蹉跎楼主在思聪他爸的影厅里还州长一张电影票；感念麦当劳CEO真心待员工，馋嘴楼主打赏自己两套久违的汉堡：帖子主体已经完工，还有最后一篇就作结，请容许楼主像蜗牛一般慢慢爬——现阶段，让感谢与谩骂齐飞……

1.光速只是看起来不变——光速不变原理“翻船”了

在写作《人类基本认知原理之大统一理论》的过程中，爱因斯坦先生成了我的精神导师，使得我敢于求索人类与宇宙的终极问题。虽然我在网络上公开挑战先生的有关学术观点，但在我心里，先生是我惟一的、最尊敬的人。然而在考量狭义相对论时，我对先生深感失望，狭义相对性原理与光速不变原理冲突了，在没有解决冲突的情况下，如何能够以之为基础做推论呢？这绝非科学的态度，显然也不是科学应该采取的方法。

闲话少叙，直接上思想实验：有平行横置的三条轨道，分别放置了X、Y、Z三台激光炮和A、B、C三个打不烂的标靶，三个标靶在纵向同一个位置上，激光炮X以速度V冲向标靶A，激光炮Y静止不动，激光炮Z以速度V远离标靶C，在经过Y炮位时，三台激光炮同时开射，然后以相同的时间间隔“点射”（消除光的自我叠加效应）……旁边监控过程的观察者测量发现，三炮射击的光速一样；只负责监测标靶的观察者根据标靶上的感应计时器发现，三炮击中目标有先后、有疏密——矛盾出来了！

有人会问，你如何能够确证不是同时击中目标？我们接着看：实验持续进行，三炮与各自标靶的距离差异越来越大……如果你还要坚称光速不变，你还要坚信直接观测，那么我可以告诉你，如果光速不变原理是正确的，那就证明在光面前距离不是个事儿，无论远近同时抵达——光要变成“曹操”了，这叫作为长度单位的光年脸往哪儿搁？

一起默哀吧……

（作者注：爱因斯坦1905年9月发表在德国《物理学年鉴》上的那篇著名的相对论论文《论动体的电动力学》中提到：“光在空虚空间里总是以一确定的速度V传播着，这速度同发射体的运动状态无关。”“任何光线在‘静止的’坐标系中都是以确定的速度V运动着，不管这道光线是由静止的还是运动的物体发射出来的。”

按照爱因斯坦的说法，也即“光速不变原理”，三台激光炮是一模一样的等效，但如此一来光源移动的距离被抹杀了——按照“光速不变原理”，光源V+光速C=光速C，光源移动速度被强制归零，因此光源移动距离被强制归零——而光的传播是无法逾越距离的。基于前文的论证，“光速不变原理”实为“光速不变现象”，而多普勒效应所谓的红移蓝移也正注明了一直以来物理学界的确把“看到”的光的影像当作了光的本相。）

既然光速是看起来不变的，那么“光速不变原理”就需要重新审视；而狭义相对论所言的时间显然是人类为计量而定义的时间；比光子更精微的量子态到底存不存在、超光速到底存不存在，都需要重新审视；由此，现代物理学巍巍大厦的诸多楼体，很可能有着不可承受之重——一旦光子具有那么一丁点的静质量，那么，眼看他起高楼，眼看他楼塌了……

既然光速是看起来不变的，那么“光速不变原理”就需要重新审视；而狭义相对论所言的时间显然是人类为计量而定义的时间；比光子更精微的量子态到底存不存在、超光速到底存不存在，都需要重新审视；由此，现代物理学巍巍大厦的诸多楼体，很可能有着不可承受之重——一旦光子具有那么一丁点的静质量，那么，眼看他起高楼，眼看他楼塌了……
如果宇宙缺少了绝对的时间，那么引力的万有就无法实现，统一的宇宙法则就无法形成；如果质能是二元结构，那么生命的意识就没有了出处，万物之理将无法解答哲学的终极问题。
因此，现代物理学在相对论上建立的部分一定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