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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千年的寒假，我带女朋友罗霄回贵阳过春节。那时我正在北京读研究生，罗霄是我的同班同学。她家原先是东北人，曾祖父当过军阀，是张作霖的部下，和张学良称兄道弟。东北易帜时他没有跟随少帅，留在长春老家，九一八之后投靠日本，在伪满洲国皇帝溥仪的小朝廷里当官，享受荣华富贵。再后来抗战胜利，东北解放，他老人家罪有应得地当上了战犯，跟着溥仪一起坐牢，又一起被赦，举家迁居北京，直活到文革才去世。罗霄经常对我讲她曾祖父的传奇故事，讲她家解放前有多少阔气，她曾祖父姨太太有多少个，房子有多少座，工厂店铺有多少间，好像那些靠当军阀当汉奸（只怕还当过土匪，张作霖就是山大王出身）掠夺来的民脂民膏很值得荣耀，那份骄奢淫逸的生活很给子孙增光似地。

我不服气，对她说我家以前也阔气过。你曾祖父当过军阀，我曾外祖父也当过军阀，姨太太也有好多个。她不相信，说你们贵州是穷地方，军阀都是小军阀，做到个旅长团长就到顶了，没法和她家祖上比。我更不服气了，说你别小看我们贵州是穷地方，我们也有大人物，共产党的王若飞，国民党的何应钦，都是贵州人。何应钦你该知道吧，国民党的国防部长，蒋介石以下就排到他，比张学良官还大，我曾外祖父跟他是把兄弟，比你家差吗？

她将信将疑，要我说说我曾外祖父的事，我又说不出。因为我家解放前的事我只听我父母大概说过，他们知道的也不多。知道那些往事的老人差不多全都去世了，只有六爷爷和六奶奶还健在。碰巧年初五要去六爷爷家拜年，我便决定乘机问问老人当年的历史，向她证明我们也是有来历的“世家子弟”。

每年我回家过年，都要跟父母去给六爷爷拜年。今年贵阳特别冷，我父母过完除夕和初一，年初二就同我哥嫂侄儿一家飞到海南旅游了，给各路亲友拜年的任务交给了我和罗霄。她是我家未过门的儿媳妇，也该跟着我认认亲戚长辈。

六爷爷家在市郊的大营坡，是拆迁安置小区的单元楼房，原先公园路的平房九十年代旧城改造拆掉了。老人恋旧，搬家时不卖不丢，把全套从旧社会用到新社会的家具什物尽数搬到新居，按原先的位置摆起来，亲友来时走进的仿佛还是公园路那几间熟悉的老屋：客厅的大铁座钟，太师椅，八仙桌，卧室的红木大床，元宝箱，厨房的土灶台和大瓦缸，无不散发着被我们省潮湿的空气混合了灰尘与霉菌、酿造多年的陈旧气味，表明虽经世事变迁，这家中的主人依然过着一成不变的生活。

初五那天吃过晚饭，我和罗霄去六爷爷家。往年我和父母去看六爷爷六奶奶都不捡饭点，怕他们张罗饭菜，给老人添麻烦。罗霄问我要不要先打个电话，怕不在家。我说不必，两个老人，大冷的天，哪儿都不会去，一定是猫在家中烤火看电视的。我们出门时天已经黑了，外面在下雨夹雪。雨夹雪是贵阳冬天最恶劣的天气，阴天湿地，彻骨地冷，细密的雨珠拌着雪米，落地便成凝冻，一步一滑。路上我跟罗霄说我们家的关系：这六爷爷是我爷爷的弟弟，我爷爷行五，他行六。我们家是大家族，有很多房，行五行六是各房叔伯兄弟一起排的，我们这一房只他们兄弟两个。罗霄说知道，大户人家都这样，房多兄弟姊妹多，而且不是一个妈生的。我说我爷爷和六爷爷是一个妈生的。罗霄说你曾祖父没有姨太太吗，那你们也不算大户人家。我说大户人家就非得有姨太太，我们家是新派家庭，接受民国的新思想，把你们那些封建糟糠都丢光了。罗霄说你不是说你曾外祖父当过国民党的大官，也有好多姨太太的吗，现在又成封建糟糠了。我说曾祖父是爷爷的爸爸，曾外祖父是奶奶的爸爸，两家人的话，各归各说。

你一言我一语到了六爷爷家，他们果然在家，刚吃过晚饭，还在收拾桌子。六爷爷腿脚不便，六奶奶给我们开的门，把我们让进客厅。客厅里生着铁炉子，温暖如春，顿时驱散了外面雨夹雪天浸骨的严寒。宾主见面先是寒暄，小辈向长辈问安拜年，送上礼品，然后落座沏茶聊天，一成不变亲戚间的礼节。主人照例坐八仙桌旁的太师椅，客人照例坐沙发。我知道那沙发塌了一块，便教罗霄坐好的一边，自己坐塌的一边，坐下时动作很轻，以免把底下那根坏掉多年的弹簧彻底弄折了。

六奶奶倒了两杯茶，放在我们面前的茶几上。六奶奶一九一七年生，今年八十三岁，依然脑筋灵活，手脚麻利，耳聪目明，说话声音中气十足；而她性格的豪爽率直，会应酬，在我们大家庭里也是出名的。六奶奶第一次看见罗霄，上上下下打量她几眼，点一点头，拍拍我的肩膀说：“你这个媳妇周正，你有福气，有眼力！”又指着我对罗霄说：“他可以的，在他们这一辈叔伯兄弟里面他算有出息，成绩好，考到北京上大学，上研究生。长得也还周正，比他几个叔伯兄弟都强。但是没有他爷爷神气，差得远！”

“我爷爷长得很帅气吗？”我问六奶奶，我从未见过我爷爷，他文革前便去世了，连照片都没有留下一张来。

“当然帅气，你爷爷比你爸爸帅气，你爸爸又比你帅气，你们家是一代不如一代！”

大家都笑起来。以前我随父母看望六爷爷六奶奶，总是我父母和他们说话，我在一旁听着。他们所谈无非家长里短，亲戚们的近况，谁家老人生病去世，谁家孩子考大学结婚，都是当下的事，很少谈从前的事。记忆里只有一次听他们谈到爷爷，还是在我上中学的时候，六奶奶对我父亲发感慨：“你爸爸死了快三十年了罢！”我父亲默然。在家中父母从不对我们说爷爷的事，我只知道他族里行五，文革前死的，除此一无所知。

“你是九斤老太，一代不如一代！”六爷爷取笑六奶奶，他坐电视机一侧靠墙的太师椅，拿起八仙桌上一只式样古老的保温杯，拧开盖喝了一口水，转过脸对我和罗霄说：“我们不能和你们比，我们那个年代，想出个省都难，去北京上大学，在大学里交女朋友的美梦就更不消做了！”

说得大家又笑起来。六爷爷是一个学问渊博，幽默健谈的老人，他一九一三年生，今年八十七岁，除了腿脚不太灵便，身体还很康健，记忆力更强，几十年前的人名地名记得清清楚楚。耳朵不好了，戴助听器还能听清我们讲话，说话声音有点钝，带着耄耋之年的老人特有的浑浊，语速虽慢，却抑扬顿挫。

说得大家又笑起来。六爷爷是一个学问渊博，幽默健谈的老人，他一九一三年生，今年八十七岁，除了腿脚不太灵便，身体还很康健，记忆力更强，几十年前的人名地名记得清清楚楚。耳朵不好了，戴助听器还能听清我们讲话，说话声音有点钝，带着耄耋之年的老人特有的浑浊，语速虽慢，却抑扬顿挫。

六爷爷问罗霄籍贯，我告诉他，罗霄家祖上是东北人，她曾祖父跟张学良做过把兄弟，解放后才到北京的。

“哦，你曾祖父跟张学良是把兄弟？难得，难得！张学良来过贵阳的，西安事变后，张学良被蒋介石软禁在南京，七七抗战时转移到大西南，就关在贵阳的黔灵山，麒麟洞，蒋介石还来看过他。那时候贵州、云南、四川是抗战的大后方，人才、物流都往这边集中，抗战的八年贵阳发展非常快，市面很繁荣，搬来了好多工厂，开矿，修公路，需要资本，贵州银行就是那时期办起来的。我和五哥都在贵州银行任过职，他是股长，我是总务处长。抗战胜利后我调到司南县开办分行，五零年解放才回的贵阳。”

“我爷爷最先是在银行工作的吗？”我问他。

“不，他起先做文化工作，在贵山图书馆当馆长，后来才去的银行。”

“你爷爷能干，读的书多！”六奶奶接过话头，她坐火炉一侧靠窗的太师椅，和六爷爷隔着八仙桌，“他喜欢做文化工作，多才多艺，会拉小提琴，还会演话剧，搞了一个九光话剧社，在贵阳市的文化界很有名！”

“你记错了，是九州话剧社，”六爷爷纠正六奶奶，“抗战初期，贵阳市的文化界人士组建了一个筑光音乐社，一个九州话剧社，经常公开演出，宣传抗战，五哥是骨干分子。当时全国有一大批作家、艺术家都转移到了西南，在贵阳的名人很多。五哥因为在贵山图书馆当馆长，和他们有来往，认识茅盾，徐悲鸿。有些人失去了经济来源，五哥就把图书馆借给他们开画展，卖画维持生活。他还请这些名人去当地的学校讲学，搞文化交流，做了不少实事。谢六逸你们知道吗？作家，贵阳人，和五哥也是朋友。”

“你爷爷这么有才啊！”罗霄对我说，“怎么从来没听你说过？”

我摇摇头，这些事我也是头一回得知。

“他爷爷不这么有才，怎么会跟女共产党谈恋爱？”六奶奶说。

“我爷爷跟女共产党谈恋爱，怎么可能呢？”我惊奇地说。

六爷爷说：“那个女共产党姓彭，我们都见过，非常好，要才得才，要貌得貌。抗战时期国共合作，贵阳有不少共产党，他们的身份是公开的，和地下党不一样。这些共产党喜欢和文化界来往，经常在学校、报社、剧团活动，五哥和彭就是在九州话剧社排演话剧的时候认识的。
“当时还有点传奇。本来两个人并不熟悉，那天排演《雷雨》，五哥演周朴园，彭演鲁侍萍，周朴园先上场，念了几句台词，鲁侍萍还没上场，空袭警报就响了。那时节日本飞机三天两头来轰炸，贵阳市民死亡惨重，不比重庆差多少，三九年的“二四大轰炸”，一次就伤亡好几百人，市中心几条街的房屋店铺全部烧毁，我们家有个姑妈就是“二四大轰炸”那天被炸死的。然而在这么恐怖的气氛下面，五哥他们的话剧社还在坚持排演话剧，鼓舞贵阳市民抗战的士气。
“因为经常空袭，大家都有了经验，也不害怕，警报一响，赶紧跑防空洞。防空洞里人多，光线暗，谁也看不清谁。五哥和身边的一个女孩子聊天，一直聊到日本飞机丢完炸弹飞走，出了防空洞回到舞台继续排练，那女孩还跟在身边，他才知道刚才是和鲁侍萍一起躲炸弹。两个人就这么好上了。”

问好！

“真是浪漫呀，你爷爷他们！”罗霄羡慕地说。我笑她：“你要是头顶上挨两颗炸弹，你就知道什么是浪漫了！”
“我们那个年代的人不像你们这么开放，谈恋爱都是文绉绉的，国难当头，也没有闲情逸致逛公园，看电影，无非是你写一首诗送给我，我写一首诗送给你。两个人谈了一年的恋爱，互相写的诗倒有几大摞。”
“他们只谈了一年的恋爱就分手了？”我问六爷爷。
“分手了。”
“为什么？”
“因为彭是共产党，共产党员和谁谈恋爱结婚是要组织批准的。五哥是国民党员，家庭出身又不好，组织上考查过后，觉得不可靠，不准他们继续交往，党员要服从组织，就分手了。两个人都是君子，分手的时候把互相送的诗交还了，——用箩筐装。”
“可惜了，他们要是不分手，你就有一个共产党奶奶了，”罗霄替我遗憾着，又替我爷爷出晚主意：“五爷爷为什么不参加共产党？这样他就可以和爱人在一起了呀！”
“参加共产党，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六爷爷对罗霄说，“那时虽然国共合作，骨子里两个党还是对立的，经常闹摩擦，又是国民党的天下，想参加共产党，就得脱离国民党，做党国的叛徒，共产党也不会待见你。人家要问他啊，你为什么加入我们党？你信共产主义吗？哦，你不信共产主义，你是为了爱情，和我们的女党员谈恋爱，那么假如你和我们的女党员谈恋爱谈不成该咋办？你是不是又要退出共产党，参加国民党？你这种小布尔乔亚思想我们怎么敢要你？请你走开去！”说罢呵呵地笑起来，罗霄我和六奶奶都笑。

火炉上的茶壶烧开了，噗噗地冒白汽。六奶奶走过去拎起壶，先给我们的茶杯续满水，再给六爷爷的保温杯续满水。我们起来帮她，她拦着不让：“这点力气还有！等哪天连茶壶都拎不动了，我们这些人就该去火了。说起来，你爷爷死了也快四十年了……解放前你们家和我们家都住在公园路的老屋，家里面一天到晚来客人，炉子上开水烧不歇。你爷爷人随和，脾气好，邻居都喜欢他，见了面就喊‘余五哥，来我家吃饭！’‘余五哥，来我家打麻将！’从旧社会到新社会，他的人缘一直很好的。”
“我爷爷和姓彭的女共产党分手以后，就跟我奶奶结婚了吗？”我问六爷爷。
“没那么快，五哥和五嫂结婚是抗战末期，他从贵山图书馆调到贵州银行工作以后。当初五哥和我都是读的商业专科学校，学金融会计。他比我晚进银行，因为业务好，升迁很快，从股长一直做到支行长，解放初又被他的老岳丈推荐进市政府，当主任会计。那时贵阳市还没有设财政局，主任会计相当于财政局长，很有实权的。”
“我爷爷的岳丈，就是我奶奶的父亲，我的曾外公喽？听说他解放前做过军阀，还跟何应钦是把兄弟，有没有这回事呢？”
我终于找到了机会向六爷爷询问我对罗霄吹嘘过的家族的“显赫往事”和“光荣历史”。

六爷爷颔首道：
“有这回事，你曾外公姓师，当时贵阳的人都喊他‘师老伯’，师老伯做过贵州军阀袁祖民、周西成的参谋长，不算军阀，也算军阀的一党。他职业军人出身，保定军校毕业，又去日本士官学校留学，跟何应钦是同学，何应钦是贵州人，同乡加同学，关系非常好，称兄道弟的。拜没拜把倒未必，他们是吃过洋饭、有新思想的新派人物，不像张作霖他们绿林大学出身，兴这一套。”
“贵州也有新派人物吗，那时贵州不是很落后吗？”罗霄问。
“正因为落后，才需要‘新派人物’来改变家乡的面貌啊。师老伯从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回到贵州，进入军界。他一回来，就赶上了中华民国的一件大事——讨袁护国战争。讨袁护国战争你们知道吗？一九一六年唐继尧、蔡锷在云南组建护国军，反对袁世凯称帝，贵州四川同时响应，师老伯这些受过现代军事教育的士官生是黔军的骨干，在湘西、川北和袁军血战。寒冬腊月没有粮食，他们吃过猪食，睡过羊圈，拿结冰的帕子洗脸，春暖花开就打败了老袁，让那个民国了还在做皇帝梦的人再也当不成皇帝！
“打完袁世凯回来，师老伯这些年轻的士官生都升了官。当时的贵州都督叫刘显世，他是民国贵州的第一代军阀。贵州军阀派系复杂，都有裙带关系。刘显世的外甥王文华，任黔军总司令。王文华组建贵州陆军第一师，任命他的妹夫何应钦当团长，同时担任贵州陆军讲武学校校长。何应钦比师老伯晚毕业，讨袁护国战争之后才回到家乡，他在大舅哥的支持下成立了一个‘贵州少年会’，以‘爱国、民主、创新’为宗旨，主张适应世界潮流，刷新贵州政治。师老伯是何应钦留日的同学，把兄弟，何拉拢他参加了贵州少年会，一同参加的还有后来当上国民党大员的谷正伦、朱绍良。”
“这个贵州少年会刷新了贵州政治没有呢？”我问六爷爷。
“不能说没有，它毕竟吸收了一批辛亥革命后从戎的年轻知识分子，把先进的思想文化带到了贵州。然而刘显世是一个前清官僚出身的保守分子，思想顽固、反动，王文华虽然是刘显世的外甥，和刘的矛盾却很深。就在王文华的暗中支持下，何应钦和‘贵州少年会’的骨干们在1919年发动了民八事变，推翻了刘显世，王文华上台，成了贵州第二代军阀。
“然而王文华这个军阀当得也不长。那时各省军阀都在互相混战，抢地盘，王文华进攻四川失败，被他的部属袁祖民杀害，袁祖民当上了贵州都督。袁上台后，撤了王文华妹夫何应钦的职，却任命师老伯当他的参谋长。何应钦被迫出走，和谷正伦、朱绍良一起投奔孙中山的广州国民政府，后来跟着蒋介石一路北伐、剿共、抗日，做到国民党的五星上将、国防部长。而他的把兄弟师老伯从此就留在贵州，在城头常换大王旗的军阀们手底下混饭吃了。”
“可惜师老伯没有跟何应钦老世伯走，”我惋惜道，“否则我们家也能出个国军五星上将了！”
“有可能，但是还有另外一种可能，解放战争被共军消灭了！”六爷爷笑道，“一将功成万骨枯。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何应钦老世伯如果受到贵州军阀重用，顶多也就做到贵州军阀，将来要么被国民党吞并，要么被共产党消灭，总不得善终，当初袁祖民逼他出走，反倒成就了他。而师老伯不走，也有师老伯的道理，稳稳的黔军参谋长当着，又何必冒杀身送命的危险远走他乡呢？没有后悔药吃的！”

六爷爷拧开保温杯盖，喝了口水继续说：
“就他这个参谋长，还差点不得善终。1926年北伐开始，善于见风使舵的袁祖民参加了国民革命军，想利用北伐的机会给自己捞钱捞地，不如意，他便私下与吴佩孚串通，攻打革命军。革命军是吃素的？第八军军长唐生智命令教导师长周澜在湘西用请吃年夜饭的名义摆鸿门宴，诱杀了袁祖民，他的随员全部被杀。师老伯因为家中有事没去赴宴，侥幸逃得一命。”
“真是好险！”我和罗霄一起叫道，“那他有没有被新上台的军阀清算呢？”
“这倒没有。新上台的军阀周西成是贵州桐梓人，这人只用乡党亲戚，当时贵州官场是‘无官不桐梓’。恰好师老伯也是桐梓人，加上他参加过讨袁护国战争，在黔军中资格老，有威信，又是乡党，周西成就继续让他做参谋长，兼桐梓县长。不久周西成和云南军阀作战时被打死，周的部下王家烈上台，师老伯对贵州连年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的局面深感失望，便退出官场，回家赋闲了。”
“师老伯跟着这些军阀一定攒下了很多家业吧，他的，呃，夫人也很多吧？”罗霄终于问出了她一直关心的问题。
六爷爷摇摇头：“哪里，师老伯没有攒下多少家业，他的夫人始终也只有一个。不错，军阀个个都很贪，但跟着军阀的人却不一定贪。师老伯是留过洋，接受过民国新思想的职业军人，有理想，不贪图享受，和那些只知道抽大烟娶姨太太的土皇帝不是一路人，做官还是比较清廉的。他当桐梓县长那阵，曾经惩办过一个贪污修路款的官员，那人怀恨在心，反而造谣说师老伯贪污公款，克扣民工的伙食，煽动起几千个修公路的苗民包围了县衙，要打死他。苗族是很彪悍的，身上都带刀，随从劝他快逃，可他是职业军人，见惯了阵仗，根本不怵，一个人走到县衙外面，把事情一五一十对着几千个苗民讲清楚，平息了下去。但是官场腐败又岂是哪个人能改变的？他辞官回家，也是不想和那些人同流合污。
“师老伯行伍多年没有攒下多少钱，赋闲以后生活一度还很清苦，他的夫人和女儿要自己纺线织布做衣服。云南军阀某某听说他赋了闲，想拉拢他过去，用骡马托着银元送给他，他不要，说靠两方田——文墨吃饭够了。他虽是军人出身，却重视文人，爱读书，传统士大夫的观念很强，要不他也不会挑选文绉绉的五哥当女婿了。
“后来蒋介石收编了王家烈的军队，贵州军阀归顺了中华民国。再后来抗战爆发，贵州成了西南大后方，黔军也应招上战场和日本鬼子打仗，柏章辉的一零二师是黔军主力，参加过淞沪会战，台儿庄大战，牺牲了上万人。人们都知道川军在抗战中牺牲很大，却不知我们黔军对抗日的贡献也不小！原来贵阳市中心有个纪念塔，就是为纪念一零二师阵亡将士修的——这个纪念塔因为上面有蒋介石的题词，解放后拆掉了。”
“那师老伯有没有想过复出，参军抗日呢？”我问六爷爷。
“怎么没想过，当时何应钦是盟军中国远征军总司令，师老伯给何写信，请求让他带兵抗日，哪怕当个团长也行。何要么军务太忙，要么忘记了老弟兄，没有回信。师老伯报国无门，只好继续在家赋闲，养他的风湿病了。”
“后来呢？”
“后来抗战胜利了。”
“抗战胜利以后呢？”
“抗战胜利以后就是国共内战，国民党失败，共产党胜利——解放了。”
屋内氤氲的热气在六爷爷的眼镜片外面结了一层雾，他摘下眼镜，用一块白手帕仔细揩抹。老人家说了许久的话，并不显出特别的困倦，精神仍然如我们初到时一样饱满。六奶奶熬不住困，胳膊支着头斜坐在太师椅上，阖着双目打起了盹。而墙角里那架从旧社会用到新社会的铁自鸣钟早已经敲过九点钟了。

幕间休息~

“那解放时师老伯又在做什么呢？”这回发问的是罗霄。
“师老伯解放时还真办了一件大事，”六爷爷将揩干净的眼镜戴回鼻梁，竖起一根瘦骨支离的食指说：“他参加了贵阳市的治安会。”
“什么叫治安会？”
“治安会就是维持会。当时盘踞贵州的国民党军队已经溃败，撤出了省城贵阳，而解放军还没有到达，贵阳处在一个无人管辖的真空状态，经常有流氓横行，土匪作乱。为了保护市民的安全，向新政权和平交接，一些拥护解放军的士绅便和中共地下党协商，组织了一个临时治安委员会，管理维持贵阳市的日常事务，领导人是共产党员陈涛，师老伯因为是民国贵州的元老，德高望重，被推举为委员。这个治安会在解放军进驻贵阳之前起了很大的作用，参加的人后来都作为起义有功人员，得到了嘉奖。
“不过，参加治安会是要冒很大风险的，搞不好要掉脑袋。陈涛就被国民党特务暗杀在贵阳街头，师老伯也上了黑名单。当时还发生了一件事，师老伯的老同学何应钦写信给师老伯，寄给他一张国民党少将高参的委任状，要他参加西南三省反共先遣军，为党国作最后的努力。你们看，当初师老伯给何应钦写信请缨抗日，何不理，如今蒋家王朝快垮台了，他倒想起老弟兄来了，又封官又进爵。可这不是明把老弟兄往死路上送吗？这么一张催命符样的委任状，师老伯当然不会受了。他冒着被暗杀的危险，继续和治安会的人一起维持贵阳市的局面，直到解放。用师老伯的话说，国民党已经失败，江山已经易鼎，这时候要为黎民百姓考虑，让他们少受一点战乱，少烧几间屋，少死几条命，就是大善行。他行伍一生，打过老袁，当过军阀的官，没做过多少有益黎民的事情，临到解放能为家乡百姓做点贡献，个人的生死荣辱都顾不得了。”
“好啊，他老人家不愧是打过老袁的人，真了不起！”我朝罗霄骄傲地说，“为民请命，这不比置很多房产讨很多老婆更给子孙后代增光吗？”
“新政府肯定也不会亏待他老人家吧，既然师老伯是起义有功人员？”罗霄知道我在揶揄她，顾左右而言他地问。
“新政府给师老伯的奖励是贵阳市人大委员，兼民政局长。没有多少实权，主要是个荣誉。说来也凑巧，当年被蒋介石赶下台的贵州最后一个军阀王家烈，多年在家赋闲，转了一大圈，解放后也被安置进了人大，跟师老伯又成了同僚了。”

随着夜的深入，外面的天气变得更加恶劣，朔风卷起密集的雨点和雪珠扑打在玻璃窗上，发出很大的声响，惊醒了打盹的六奶奶。她起身看了看窗外，揭开炉盖往炉膛里丢了几块煤，让炉火烧得更旺些，怕我们夜深了肚饿，又去厨房煮了一锅热气腾腾的汤圆，一人一碗吃了当宵夜。我们一边吃着汤圆，一边继续听六爷爷讲那些遥远的往事，话题从我的曾外公师老伯转移到我爷爷余五哥身上——

“师老伯是晚晴光绪年生的人，到解放初已经六十多岁了，在人大和民政局没干几年就退休了。五哥生在辛亥革命的前一年，解放时还不到四十岁，正是年富力强，给新中国贡献热量的时候。五哥原先和我在银行工作，他岳父师老伯推荐他进了市政府。新政权不讲裙带关系，但是举贤不避亲，只要有能力，老丈人也可以推荐女婿。再说五哥确实是个人才，工作负责任，性情又随和，不隐人之善，不发人之恶，旧社会新社会，国民党共产党，但凡是人谁不喜欢这种君子？
“当时的干部分两种，一种是原先在北方的解放区工作，后来跟随解放军打过长江来的‘南下干部’，一种是五哥这些国民党时期的老人旧人。南下干部多数来自农村，不熟悉城市的情况，对有城市管理经验的五哥他们还是很尊重的，凡事能虚心听取他们的意见，大家相处都还不错。当时贵阳市的市长，是个南下干部，非常欣赏五哥，一直提拔他，介绍他入党，把他当骨干培养。建国初期好几次运动，什么三反五反，五七年反右，以前的老人因为历史问题栽了不少，而五哥靠了这位欣赏他的领导庇护，全都平安无事地躲过去了。三年自然灾害后，中央要全面恢复地方经济，启用能力强有经验的干部，五哥被提拔进了市政府的领导层，真个是前途无量，要不是‘四清运动’，他多半能当上副市长。”
“什么是四清运动？”我问六爷爷。
“四清运动就是‘清政治，清思想，清组织，清经济’的运动，从1963年开始，到文革前几个月结束，主要针对干部，想通过这运动教育干部，让他们更合格，更称职。所以四清运动又叫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通过教育让干部更合格更称职，这不是挺好吗？”罗霄道。
“是挺好啊，问题是听起来好的事，做起来就不一定好了。尤其是搞运动。所有的运动都不外乎一件事：划成分，扣帽子。四清怎么清，就是把干部划分成四清干部和四不清干部，划成四清干部的没事，划成四不清干部的可就要遭殃了。”
“我知道了，”罗霄点点头，“五爷爷一定是被错划成了四不清干部，受冤枉挨批斗了！”
“怎么可能呢？”我说，“五爷爷不是正受重用吗，为什么又要整他？他的老上级这次怎么不保护他？”
“因为他的老上级自身都难保。五哥就是因为那位欣赏他提拔他的领导挨了整，才被牵连的。”六爷爷讲了一晚的话，声音比原来更浑浊，更沙哑。他铿铿地咳嗽了几声，清清嗓子，又接连喝下几口热水，润润咽喉，再慢慢地往下说：
“运动就是这样，一些人整人，一些人挨整；一些人先整人后挨整，一些人先挨整后整人。有仇的报仇，有恩的报恩。平时衣冠楚楚笑脸相迎的，这时候都显出真面目来了。提拔五哥的领导被四清工作组审查，说他的‘经济’不清，以权谋私，多吃多占，还有贪污。给人扣这么多罪名，总得有证据。工作组第一个来找五哥要证据，因为他和那位领导关系最好，最熟悉。工作组把话说得很清楚，你揭发了四不清干部，你就是四清干部；你不揭发、包庇四不清干部，你就是四不清干部的同党，你就是四不清干部！”
“这也太简单粗暴了吧，哪有这种逻辑！”我和罗霄都说。
“运动还讲什么逻辑，倘使中国人都讲点逻辑，就不会有那么多混账的运动了！比如说吧，解放前在白区工作过的地下党员，文革中基本上全部被打成叛徒、特务。可笑么？中共地下党人人是叛徒，个个是国民党的特务，那共产党咋个还能得天下，国共内战赢的该是国民党才对啊！问题是你没法跟他们讲逻辑，你只有两个选择，要么昧着良心跟他们一起整人，要么硬起骨头给他们整，而这种时候就是见人品的时候了。
“五哥的压力很大啊。揭发有恩于自己的老上级，他做不出这种昧良心的事。不揭发，划成四不清，当官当不成，前途泡汤是小事，自己挨批斗，全家老小都要遭祸殃。那时你爸爸还在上大学，你叔叔、姑姑还在上中学，他出了事，一家老小靠哪个？工作组天天找他谈话，逼他写材料，深更半夜不得回家，他的压力真的很大……

“那天我去看他。他见了我，先不说自己的事，先问我的情况，银行系统也在搞四清。那时我正当个不大不小的官，地位不显要，又没有关系好的领导，工作组在我身上榨不出油水，过了几回堂就不来找我了。我跟他说我没事，他说没事就好，这年头做官做事，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就是万幸了。我问他的情况，他不肯多说，只说还在查，工作组派人来家里把从解放前到如今所有的信件、照片、笔记都拿走了——这不叫抄家，文革才抄家，四清只是调查，查完了没问题，东西仍旧还给你，有问题，就按另外的章程办了。
“我问他什么时候能有结论。他摇摇头，没说话。我看见他桌上放着一包烟，而他从来不抽烟的。他说他失眠厉害，抽点烟可以帮助睡眠。他问我最近在看什么书，我说我在看伊里奇的书。他说伊里奇的书写得好哇，很深刻，要反复多看，才能懂得其中的道理。”
“伊里奇是谁？”罗霄问六爷爷。
“伊里奇就是列宁啊，革命导师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领导苏俄十月革命的。五哥当过图书馆馆长，读的书非常多，马恩列毛全套都读过。他说他现在在看古人的书，看得最多的是《史记》。他说古人里面他最佩服司马迁，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李陵投降匈奴，汉武帝震怒，朝廷大臣都不敢说话，司马迁一个小小的史官，和李陵并无深交，却敢逆龙鳞，替他鸣不平，结果得罪了汉武帝，下狱受辱刑，像这样正直有肝胆的人真是太了不起了。我当时还不太懂五哥为什么夸赞司马迁，后来才明白他是决心要效仿古之圣贤，并且已经做好‘玉碎’的准备了。果然没过几天，他就出事了。”

一阵短暂的寂静降临到屋子里。刹那间没有人说话，甚至没有人呼吸。只有窗外的雨点和雪珠还在不停地敲打着玻璃。
“我爷爷他是……自杀了吗？”
我尽量控制着自己的声音，可说到“自杀”两个字时还是禁不住颤抖了一下。
“不，五哥没有自杀，”六爷爷摇摇头，“他死于心脏病突发。”
“哦，他死于心脏病！他原来就有心脏病吗？”我听到爷爷不是自杀，一块压在胸膛上的石头掉了下去，呼吸又能顺畅了。人固有一死，死于心脏病，总好过死于非命。
“恐怕是有，不过谁都不知道，包括他自己。那个年代的人又不兴体检，每年上医院拍个X光片，做个心电图。有点不舒服，只要无大碍，自己忍过去，说都懒得说。五哥的身体肯定有些隐疾，出事情，主要还是压力太大。每天疲劳轰炸，没完没了地逼供，好人也给逼出病了。他失眠越来越厉害，抽烟不顶事，上医院开了瓶安眠药，每晚睡前吃一颗。安眠药能镇定神经，但是对心脏有害，心脏不好的人不能吃。然而五哥并不知道他心脏不好，他也从来不吃安眠药，这回是没办法才第一次吃。头几天都还没事，吃药果然有用，一觉睡到天亮。那天晚上十点钟他吃了药，睡下不到一个钟头就喊胸口痛，喘不上气，起来坐了半天不见好转，只得送医院。值班医生诊断是心肌梗塞，马上抢救。十二点钟送到医院，抢救到两点钟，抢救不过来，人就这么走了。
“医生说他是服用安眠药过量造成的心肌梗塞。其实五哥吃的量并不多，那瓶安眠药还剩大半瓶。我们猜想药只是催化剂，主要还是他的神经和身体已经被没完没了的审查搞垮了，就算不吃安眠药，早晚也要爆发的。”

我听完六爷爷的讲述，犹如大梦方醒，又似仍在梦中。我对罗霄说：“原来我爷爷是这样去世的，我从来没听我爸爸他们说过！他们只对我们说爷爷是生病死的，却没说他生的是怎样的病，又是怎样生的病！”
“你爸爸他们肯定不会对你们说了，他们哪里会说！”这回说话的是六奶奶，她给我们煮完汤圆后继续靠在火炉旁打盹，这时突然醒来，直起身子睁开眼睛看着我们说道：“工作组认定你爷爷是吃安眠药自杀，是自绝于人民，和组织对抗，你们全家都受了牵连。你爸爸大学毕业，拿不到毕业证。你叔叔直接不准报考大学，鉴定书上写着‘该生因家庭问题不予录取’。你姑姑中学没毕业就下乡，文革结束才回贵阳。你们全家都因为你爷爷遭了殃！”
六爷爷继续说：“这是命中注定的。五哥就算捱得过四清，也捱不过文革。那位他不肯揭发的老领导，文革一开始就被红卫兵打倒斗死了。五哥的老岳父师老伯，戎马一生，逃过了军阀的鸿门宴，逃过了国民党的枪子，活到八十多岁，却没逃过文化革命这一劫。他因为解放前当过反动军官，给红卫兵拉出来剃阴阳头戴高帽子游街，年纪大的人经不起折腾，连气带病，很快就过世了。还有跟五哥谈过恋爱的那个姓彭的女共产党你们记得吗，她因为抗战期间在国统区工作过，文革中被打成叛徒，自杀了。前些年我们住在公园路的老屋时，彭家的人还来家坐过，说起以前的事，都非常唏嘘。这些事情都过去多少年了，要不是今天你们来问，等我们一死，往后就再没有人知道了！”

自鸣钟敲过了十点。我和罗霄向二老告辞回家。六爷爷尽管腿脚不便，仍然坚持拄着拐杖送我们到单元门口。六奶奶则不顾我们极力劝阻，非要冒着严寒把我们送到小区门口，亲眼看见我们坐上出租车、挥手告别了才回转。肆虐一天的雨夹雪还未停息，但声势已减弱了许多。出租车在凝冻的马路上缓缓行驶，车窗外的濛濛夜雾里闪现着变幻无穷的城市灯光。我和罗霄人坐在车上，心思仍沉浸在今晚六爷爷漫长的讲述中。罗霄说，原来你曾外公还真是何应钦的把兄弟，他经历过那么多大事，都能写一本书了——你爷爷也很传奇，自己是国民党，居然和女共产党谈恋爱，可够浪漫的！我说其实他们都是普通人，没有什么特别显赫的身份，更不会在历史上留下名字，然而一个为民请命，一个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似这般“君子”的品德让人敬佩——幸亏今年我爸妈去了海南，让咱俩来给六爷爷六奶奶拜年，否则我们哪能听到这些陈年往事！罗霄说那咱们明年还来给六爷爷六奶奶拜年，再多听他们说说老辈人从前的故事。我说好。罗霄听了一晚上的故事，这当儿早已十分困倦了。她不再说话，把头枕在我肩膀上，沉沉睡去。

2019年10月

——新人间喜剧，人间的新喜剧

新人间喜剧已完成两篇：

1） 敲钟人

2）夜访六爷爷

年内争取再完成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