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流共和党在与特朗普主义交锋后的溃败一部分是机缘巧合，也能归因为对其它一些事件令人不安的回应。政治学家丹尼尔·齐布拉特（Daniel Ziblatt）最近在研究西欧民主的兴起时找出了一个决定性因素：区分那些实现了稳定民主与那些被 冲动吞噬的国家，关键不在于政治左派或推进民主化势力的素质和实力，而在于中间偏右派的生命力。一个强健的中间偏右党派能够抵御更极端的右翼倾向，将那些攻击政治体制的极端分子阻挡在门外。

当然，左派也绝非对威权免疫；20世纪最恶劣的行径中有很多都是左翼 政权所为。不同的是，右翼政党一般都是由社会上有权有势的人组成，集中了超大比例的各界领袖——商业大亨、军官、法官、行政长官——而这些人的忠诚和支持正是政府需要依赖的。齐布拉特指出，如果这些传统上享有特权的群体认为他们未来在一个更民主的社会里仍然能居有一席之地，他们就会同意成为这个社会的一部分。但是，如果“保守势力认为选举政治会将他们永久性排除在政府之外，他们就更可能会完全拒绝民主。”

齐布拉特指出30年代德国经历的那场20世纪民主制度最具灾难性的崩塌就是保守派决定民主制度命运的好例证。当中右势力兴盛时，它能够保障其成员与追随者的利益，并切断极端势力的支持来源。在德国，中右党派们逐渐失势，“恰恰是他们的衰弱，而非他们的强大”，成为摧毁民主的驱动力。

当然，十九世纪最具灾难性的民主崩塌就发生在美国，导火索正是白人选民对他们会在人种日渐多元化的国家中失势的担忧。

南方蓄奴州在合众国早期享有远超其选民比例的政治力量。除了亚当斯父子，美国最初的十二个总统都是奴隶主。头十六位国务卿中十二位都来自蓄奴州。在按照人口决定各州议员数量时，被当作私人财产的奴隶每人按五分之三个公民计数，这样的规则导致国会最初也是由南方把持。

合众国的早期政坛派别林立，缺少章法，充斥着错综复杂的利益角逐。但是，当北方各州正式废除奴隶制并大举西进时，这些尊奉自由劳力的废奴州与财富构筑在免费奴隶劳力的蓄奴州的关系开始紧张起来，南北冲突走向前台。到十九世纪中期，快速的人口增长让废奴州越来越占据人口优势。来自大西洋彼岸的移民人数飙升，在北方工厂和中西部农场里安顿下来。在内战爆发时，出生在美国之外的人口比例在北方各州达到19%，在南方只有4%。

这种人口结构的变化首先在美国政府中最民主的机构众议院里反映出来，而南方蓄奴州的对策是联手企图将奴隶制从立法议题中排除掉。1836年，来自南方州的众议员及其盟友们在众议院设置了一道禁言令，禁止讨论任何提及奴隶制的议案。这项禁言令实施了整整九年。历史学家乔安妮·弗里曼（Joanne Freeman）在她最近出版的书《血野：国会暴力与通往内战之路》（The Field of Blood: Violence in Congress and the Road to Civil War）中写道，蓄奴州议员们对那些胆敢贬低奴隶制这种奇葩制度的同僚们进行了诸多霸凌，包括掏枪耀武扬威，挑衅决斗，或者直接在国会里对他们拳打杖击。1845年，俄亥俄州众议员约书亚·吉丁斯（Joshua Giddings）的一个反奴隶制演讲触怒了路易斯安那州众议员约翰·道森（John Dawson），道森掏出手枪子弹上膛宣布要杀死吉丁斯。接下来的一幕更像是塞尔吉奥·莱昂内（Sergio Leone）（译注：西部片导演，以写实著称）而不是弗兰克·卡普拉（Frank Capra）（译注：导演，影片以爱国主义与正义著称）导演的影片——至少四位也带了枪的议员去支援己方议员，局面十分紧张。到1850年代末，国会里暴力威胁频发，议员们带枪上班成了家常便饭。

当南方政客们认定了人口结构趋势会越来越有利于北方之后，基于直接选举的大众民主在他们眼里就成了一种威胁。1850年，南卡罗莱纳参议员约翰·C·卡尔霍恩（John C. Calhoun）发出警告：“北方诸州在政府所有部门里地位的上升已经势不可挡”，“暴政”无法避免，南方诸州的利益注定会被牺牲，“后果会非常残酷”。在众议院逐渐失势的南方政客们开始将重点放在参议院上，坚持要求联邦在每吸纳一个新的自由州时必须同时对应增加一个蓄奴州，以维持他们对参议院的控制。他们也通过最高法院来保卫自己的权力；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蓄奴州在最高法院有五位大法官而享有多数。于是，命运使然一般，他们开始通过最高法院来限制北方州的自决权力，对州权展开了正面攻击。

但是南方及其主张双方妥协的盟友们用力过度了。长久以来，对中间偏右意识形态的共识将南方种植园主和北方商人联结起来，从而得以维护联邦的完整。但是，当人口结构变得不利于南方之后，南方政客逐渐放弃了从道德正义的角度说服北方邻居接受自己的立场，也不再指望他们从实用主义出发与自己妥协。于是他们没有寄望于选票民主来维护自己的生活方式，而是使用联邦强制力来迫使北方诸州支持奴隶制，坚持即使是在自由州为奴隶提供庇护的人也要受到惩罚：1850年通过的《逃亡奴隶法》要求北方执法机构逮捕从南方种植园逃脱的奴隶，并且处罚那些为其提供庇护的公民。

南方的被迫害情结恰恰成就了数十年的废奴运动所无法成就的，那就是激发起对奴隶制强烈的敌视情绪，而这恰恰是南方人所担忧的。目睹邻居家庭被全副武装的军警拆散并遣返回种植园，这激怒了许多曾经无动于衷的北方人。之前数十年里在民主政治的角力中南方有一些失利，但放弃选举民主转而依赖非选举产生的政治权力对其目标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

如今，主要依赖于白人基督徒选民的共和党也是在进行一场注定失败的战役。选举人团制、最高法院和参议院可能会暂时推迟其失败，但不会太久。

共和党使用胁迫而不是说服来维持权力，已经彰显出在一个多数民主制下用共同文化传统而非价值理念来定义政党的危险。比如特朗普减少移民的政策就完全适得其反，导致民意对他的限制主义政策强烈反对。在2015年特朗普宣布竞选总统之前，不到四分之一的美国人认为合法移民人数应该增加；现在，超过三分之一的人这样认为。不管特朗普的具体移民政策提案到底是否有理有据，他已经使得这些提案更难通过。

作为一个民粹主义者，特朗普可以说是相当不得人心。但我们绝对不应该因此感到宽慰。他的反对者们越是激烈地反对其主张，他的支持者就越有理由恐惧。左派的过激行为让特朗普的支持者更加依附于他，即使右派的过激行为让共和党更难获得多数支持，而这却恰恰证实了对共和党日渐失势的恐惧，陷入恶性循环。

右派和整个美国仍然有可能复原。我们的历史中不乏这样的例子，有影响力的团体为了掌握权力而放弃了对民主原则的坚守，然后落败，却发现自己仍然可以在之前所恐惧的政治秩序中兴旺发展。联邦党人通过了《外国人与煽动叛乱法》，将对他们执政的批评定为犯罪；救赎时期的民主党剥夺了黑人的选举权；进步派共和党人取消了移民选民的市政管理权。他们都因为惧怕在选举中落败以及由此产生的后果而拒绝了受欢迎的民主制度。但每一次都是民主最终获胜，而失败者并没有因此而一蹶不振。美国的制度在大部分情况下都发挥了应起的作用。

另一个例子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以东欧和南欧为主的大量移民涌入美国，让白人新教教徒感受到了威胁。美国迅速颁布了禁酒令，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为了规范这些新移民的社会习惯；然后又发动了“帕尔默大搜捕”（Palmer Raids），围捕了数千名政治激进分子，将数百人驱逐出境；3K党在这段时期复兴，在全美拥有数百万成员，成千上万人公开游行通过华盛顿特区；新的移民法在此期间颁布，美国的大门就此关闭。

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总统当政时期，民主党站在本土主义者反弹的最前线。威尔逊卸任四年后，他女婿与有着爱尔兰、德国、意大利血统的天主教徒、反对禁酒令并谴责私刑的阿尔·史密斯（Al Smith）争夺民主党总统提名。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反复投票一百多次仍无法打破僵局，最终定下一位鲜为人知的候选人。但四年后的提名争夺战中，史密斯获得胜利，击败了党内的本土主义势力。他将刚刚获得投票权的妇女和新兴工业城市的少数族裔联合在一起。民主党在1928年大选中失利——但赢了接下来的五场选举，这是美国政治史上最长的一党连胜时期之一。民主党的政治家们直至此时才发现，要想保护好他们最珍视的东西，最有效的方法不是将移民拒之门外，而是邀请他们进入党内。

丹尼尔·扎博拉特的研究表明，如今的美国政治体系能否存在下去而不继续分裂，可能取决于中间偏右派的选择。如果中右派决定接受一些选举上的失败，然后再通过辩论和增强吸引力来争取追随者——最重要的是避免将种族传统当成组织原则——那么共和党还可以保持活力。它的机体会逐渐康复，前景会改善，就像上世纪二十年代威尔逊之后的民主党那样。民主制度也能得到维护。但如果中右派分析了人口结构的巨变后，发现无法接受选举失利的前景，而将自己的命运与特朗普主义以及根植于种族国家主义的极右势力绑定在一起的话，那么支持他们的选民注定会越来越少，我们历史上最丑陋的片段可能会再次上演。

2012年米特·罗姆尼落选之后，2016年特朗普当选之前，有两份文件摆明了这其中的利害和抉择。罗姆尼在大选中惨败后，共和党全国委员会得出结论，照这样继续下去，就注定要走上政治流亡之路。他们发表了一份报告，呼吁共和党人采取更多行动争取“拉美裔、亚裔、太平洋岛民、非裔、印裔、原住民、女性和年轻人”。这个建议透露出一丝恐慌；这些选民在2012年的选票中占了近四分之三。报告中警告：“除非共和党全国委员会认真对待这一问题，我们会输掉未来的选举。数据显示了这一点。”

但感到恐慌的不仅仅是共和党内部的实用主义者。保守派作家迈克尔·安东（Michael Anton）在《克莱蒙特书评》（Claremont Review of Books）发表了右翼支持特朗普堪称最具影响力的宣言，他宣称“2016是大选的93号航班：要么冲进驾驶舱，要么你就等死吧。”他绝望的呐喊与共和党全国委员会关于人口结构分析相呼应，但更加黯淡。他写道：“如果你还没注意到的话，我们从1988年以来就一直在输。”他断言“形势对我们极其不利”。他指责“第三世界的外国人不断涌入”让民主党处于“永久性胜利的边缘，之后再也不用假装尊重民主和宪法细节了。”

上一次的总统大选中，共和党需要在这两种相互冲突的愿景中做出选择。2012年大选后的报告从意识形态上定义了共和党，敦促党内高层争取新的选民群体的支持，强调他们在价值观上的共同点，将共和党重建为一个能赢得多数选票的组织。而与之相反，安东的文章将共和党定义为受到美国日渐多元的人口威胁的“民族和文明”的捍卫者。他怒吼道，共和党扩大其联盟的努力是一种卑怯的投降。如果他们输掉了下一次大选，保守派将遭到“对抵抗和异议人士的报复性迫害”。

安东和其他约6300万美国选民最终控制了驾驶舱。共和党的旗手们被一位从未担任过公职、藐视民主程序的候选人击败。特朗普并没有向更多元的选民伸出橄榄枝，而是在共和党的核心选民身上加注，承诺保护他们不受特朗普所谓日益与之对立的文化和政治制度的影响。

当特朗普总统卸任时，共和党将再次面临他上台之前同样的选择，只是更加紧迫。2013年，共和党的领导人对摆在他们面前的路是看清楚了的，因此敦促共和党人尝试接触不同背景但价值观与共和党的“理念、哲学和原则”相符的选民。特朗普主义将保守派的重要理念和原则弃之一旁，而代之以种族国家主义。

美国政治传统中的保守主义支系——对连续性的偏爱，对传统和政府机构的热衷，对剧烈转变的合理质疑——为美国的稳定提供了必要的压舱石。美国既是一个不断变化的国家，也是一个具有强大连续性的国家。每一波来到美国的移民潮都改变了美国的文化，但移民自身也接受并保留了美国文化的核心传统。让不少神职人员沮丧的是，犹太人、天主教徒、穆斯林抵达美国后，接受了一些公理会的思想，权力从布道坛转向了台下的听众。农民和工人们变得更像企业家。很多新来者成了平等主义者。所有人都更加美国化。

通过接受这些移民，并邀请他们认同美国的建国理想，美国的精英们避免了失去自己的地位。这个国家的主导文化不断重新自我定义，扩大自己的边界，以保持和容纳不断变化的人口中的大多数。美国成立之初，大多数美国人都是英国白人新教徒。但威尔士和苏格兰人之间原本无法消除的差异很快就察觉不出了。事实证明，白人本身的范围充满弹性，最开始不包括犹太人、意大利人和爱尔兰人，但后来延伸将他们包括在内。传统的教堂让位给了各种新教教派，其它信仰的扩散使得“基督教”成为一个融会的教类，它还扩展到将犹太教传统也容纳进来。如果美国白人基督教徒不再是人口多数，那么某种新的多数——按照一种对什么属于美国主流的新的、更宏大开阔的理解方式——就已经在取而代之。

美国理念的吸引力甚至大到影响了我们的异见人士。塞尼卡瀑布城妇女参政论者、林肯纪念堂台阶上的马丁·路德·金，以及旧金山市政厅前的哈维·米尔克（Harvey Milk）都引用了《独立宣言》。美国拥有强大的激进传统，但其最成功的社会运动通常都采用了保守主义的话语体系，将他们对变革的呼吁构筑在美国建国理念的框架之内，而非拒绝这些理念。

时至今日，大量的保守派人士仍然有勇气坚持他们的信念，相信他们能够吸引新的追随者。他们并没有对胜选失去希望，也并不准备放弃道德劝喻来迎合高压政治；他们正在为其政党的康复而斗争，即使它深受一位总统之害——这位总统将他的胜利建筑在说服选民相信他们正在失去这个国家。

这场右翼之争的利害关系远大于下一次大选。如果共和党选民不再相信民主选举能继续给他们提供一个获胜的可行途径，能让他们在一个不断多元化的国家中继续兴旺发展，甚至作为输家他们的基本权利仍然会受到保护，那么特朗普主义在特朗普卸任后就还会延续下去，我们的民主也会因此遭难。

【作者】尤尼·阿佩尔鲍姆（Yoni Applebaum）是《大西洋月刊》资深编辑，负责评论版。

敦煌壁画

个人以为，中医科不科学，李约瑟之问，近代科学神话，应该放在对西方中心论的重新认识，西方的种族，宗教，意识形态这个世界大格局里面去作观察，才能破除西方迷信！

首先，你就必须了解犹太共济会，国际体系：既有文化的，也有产业的。西方的意识形态输出从近代到现代是如何演变的？

西方文明中心论形成于19世纪晚期，其后果就是压制，打压，矮化，解构或瓦解中华文明体系。 这是西方知识分子阶层，基督教会的普遍共识！

近代化，现代化都是欧洲人从华夏文明体系中抽取出去，盗用的。西方精英阶层自已心知肚明这一切情况。 中国兴，中华文明兴，西方国家必衰，西方文明中心论必亡。

编造古希腊，古罗马，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四大古文明故事，苏美尔文明，亚述文明，都是为了解构，瓦解，分化中华文明体系的，矮化华夏文明中心论或华夷体系的。

中医非科学，中国为什么产生不了科学，都是为了矮化，打压，瓦解华夏文明体系的。 西方人的险恶用心，我们不能不觉察，有清醒的认识！破除西方迷信，破除近代科学神话！

毛泽东是一种新的信仰

我的结论是每一个中国人心中的毛泽东的意义都不一样。我们既要支持唯物主义者用唯物主义者的观点来纪念他，也要允许其他的中国人用自己的方式纪念他。他的恩泽是对所有中国人的。
当他开始建立国家的时候，这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极其不平衡，从鄂伦春族的原始采摘业这里是原始的萨满信仰，到西南少数民族的火耕石犁的农业，这些地区的原始的巫术崇拜。西藏的农奴社会的藏传佛教，西北游牧社会的穆斯林教，北方游牧社会和他的佛教，中原大部分地区的农业社会，这里是信仰传统的儒家文化，和沿海及东北的部分工业社会，在这里外国传来的天主教，新教，东正教，和唯物主义等。在中国几乎囊括了人类社会所有的社会形态和意识形态。
在他的带领下，除了在一段时间内，为了破除封建迷信对汉地的佛教和道教外，和除了他所认可的阶级敌人，所有的国民，不论民族和信仰都获得了发展和进步。也就是他是他国民共同的信仰。
他曾想用唯物主义来破除人们心中的迷信，无法破除人们心中所有的信仰，但是没有成功。结果他成了所有中国人的信仰。
所以出现了在藏地，他是文殊菩萨下凡的传说。在中国的伊斯兰老人信仰里面，他是真主派下来的。
在传统中国的中国人里面，他是一个新的信仰，被挂在车里，庙里保平安。
这也是为什么他死后，无法按照他的遗愿，火花撒到长江里面喂鱼。
因为，在传统中国的社会理念中，他是这个国家的开国之君，应该建立太庙，享受四时祭拜的。只有乱臣贼子才能被挫骨扬灰，死后不得安宁。他不能的到这个待遇。
所以他的火葬在传统的农民那里，老工人和老战士那里过不去。只能给他建纪念堂。
因为他不光属于信仰唯物主义，无神论党的 ，也是信仰封建迷信，信仰各种宗教国民的国家的 。
党没有资格垄断他的纪念权，每一个国民都有资格按照自己的方式来纪念他，即使这个纪念方式在无神论和党的眼里看来多么的荒缪。

我们从哪儿来，又往哪儿去？ 看看西汉大学者陆贾怎么说的


西汉 陆贾 《新语》

道基第一



传曰：「天生万物，以地养之，圣人成之。」功德参合，而道术生焉。
故曰：张日月，列星辰，序四时，调阴阳，布气治性，次置五行，春生夏长，秋收冬藏，阳生雷电，阴成霜雪，养育群生，一茂一亡，润之以风雨，曝之以日光，温之以节气，降之以殒霜，位之以众星，制之以斗衡，苞之以六合，罗之以纪纲，改之以灾变，告之以祯祥，动之以生杀，悟之以文章。
故在天者可见，在地者可量，在物者可纪，在人者可相。
故地封五岳，画四渎，规洿泽，通水泉，树物养类，苞植万根，暴形养精，以立群生，不违天时，不夺物性，不藏其情，不匿其诈。
故知天者仰观天文，知地者俯察地理。跂行喘息，蜎飞蠕动之类，水生陆行，根着叶长之属，为宁其心而安其性，盖天地相承，气感相应而成者也。
于是先圣乃仰观天文，俯察地理，图画乾坤，以定人道，民始开悟，知有父子之亲，君臣之义，夫妇之别，长幼之序。于是百官立，王道乃生。
民人食肉饮血，衣皮毛；至于神农，以为行虫走兽，难以养民，乃求可食之物，尝百草之实，察酸苦之味，教人食五谷。
天下人民，野居穴处，未有室屋，则与禽兽同域。于是黄帝乃伐木构材，筑作宫室，上栋下宇，以避风雨。
民知室居食谷，而未知功力。于是后稷乃列封疆，画畔界，以分土地之所宜；辟土殖谷，以用养民；种桑麻，致丝枲，以蔽形体。
当斯之时，四渎未通，洪水为害；禹乃决江疏河，通之四渎，致之于海，大小相引，高下相受，百川顺流，各归其所，然后人民得去高险，处平土。
川谷交错，风化未通，九州岛绝隔，未有舟车之用，以济深致远；于是奚仲乃桡曲为轮，因直为辕，驾马服牛，浮舟杖楫，以代人力。
铄金镂木，分苞烧殖，以备器械，于是民知轻重，好利恶难，避劳就逸；于是皋陶乃立狱制罪，县赏设罚，异是非，明好恶，检奸邪，消佚乱。
民知畏法，而无礼义；于是中圣乃设辟雍庠序之教，以正上下之仪，明父子之礼，君臣之义，使强不凌弱，众不暴寡，弃贪鄙之心，兴清洁之行。
礼义不行，纲纪不立，后世衰废，于是后圣乃定五经，明六艺，承天统地，穷事察微，原情立本，以绪人伦，宗诸天地，纂修篇章，垂诸来世，被诸鸟兽，以匡衰乱，天人合策，原道悉备，智者达其心，百工穷其巧，乃调之以管弦丝竹之音，设钟鼓歌舞之乐，以节奢侈，正风俗，通文雅。
后世淫邪，增之以郑、卫之音，民弃本趋末，技巧横出，用意各殊，则加雕文刻镂，傅致胶漆丹青、玄黄琦玮之色，以穷耳目之好，极工匠之巧。
夫驴骡骆驼，犀象玳瑁，琥珀珊瑚，翠羽珠玉，山生水藏，择地而居，洁清明朗，润泽而濡，磨而不磷，涅而不淄，天气所生，神灵所治，幽闲清净，与神浮沈，莫不效力为用，尽情为器。故曰，圣人成之。所以能统物通变，治情性，显仁义也。
夫人者，宽博浩大，恢廓密微，附远宁近，怀来万邦。故圣人怀仁仗义，分明纤微，忖度天地，危而不倾，佚而不乱者，仁义之所治也。行之于亲近而疏远悦，修之于闺门之内而名誉驰于外。故仁无隐而不着，无幽而不彰者。虞舜蒸蒸于父母，光耀于天地；伯夷、叔齐饿于首阳，功美垂于万代；太公自布衣升三公之位，累世享千乘之爵；知伯仗威任力，兼三晋而亡。
······

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到底是怎么被刺杀的？


历史：是以色列暗杀了肯尼迪家族吗？
Did Israel Kill the Kennedys?

Just after midnight of June 6, 1968, Senator Robert Kennedy was assassinated in a backroom of the Ambassador Hotel in Los Angeles. He had just been celebrating his victory at the California primaries, which made him the most likely Democratic nominee for the presidential election. His popularity was so great that Richard Nixon, on the Republican side, stood little chance. At the age of 43, Robert would have become the youngest American president ever, after being the youngest Attorney General in his brother’s government. His death opened the way for Nixon, who could finally become president eight years after having been defeated by John F. Kennedy in 1960.

1968年6月6日午夜刚过，参议员罗伯特 · 肯尼迪在洛杉矶大使宾馆的密室被暗杀，他刚刚庆祝自己在加利福尼亚州初选中的胜利，这使他成为最有可能的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他的声望如此之高，以至于共和党方面的理查德 · 尼克松几乎没有机会。
在他43岁的时候，罗伯特 · 肯尼迪成为了他哥哥政府中最年轻的司法部长，他也将成为美国历史上最年轻的总统，他的去世为尼克松开辟了道路，尼克松在1960年被约翰 · F · 肯尼迪击败，8年后终于成为美国总统。

John had been assassinated four and a half years before Robert. Had he survived, he would certainly have been president until 1968. Instead, his vice-president Lyndon Johnson took over the White House in 1963, and became so unpopular that he retired in 1968. Interestingly, Johnson became president the very day of John’s death, and ended his term a few months after Robert’s death. He was in power at the time of both investigations.

约翰 · 肯尼迪在罗伯特 · 肯尼迪之前四年半就被暗杀了，如果他幸存下来，他肯定会一直担任总统直到1968年，他的副总统林登约翰逊于1963年接掌白宫，由于非常不受欢迎，他于1968年退休。
值得注意的是，约翰逊在约翰 · 肯尼迪被暗杀的当天就成为了总统，并在罗伯特 · 肯尼迪被暗杀几个月后结束了他的任期，两次调查期间，他都在掌权。
人们普遍认为这两项调查都是在掩盖真相，官方的结论都充满了矛盾。

And both investigations are widely regarded as cover-ups. In both cases, the official conclusion is rife with contradictions. We are going to sum them up here. But we will do more: we will show that the key to solving both cases resides in the lix between them. And we will solve them beyond a reasonable doubt.

我们在这里总结一下，但是我们将做更多的努力：
我们将展示解决两人都被暗杀的关键在于它们之间的联系，我们将在排除合理怀疑的情况下解决这些问题。

As Lance deHaven-Smith has remarked in Conspiracy Theory in America:
“It is seldom considered that the Kennedy assassinations might have been serial murders. In fact, in speaking about the murders, Americans rarely use the plural, ‘Kennedy assassinations’. […] Clearly, this quirk in the Kennedy assassination(s) lexicon reflects an unconscious effort by journalists, politicians, and millions of ordinary Americans to avoid thinking about the two assassinations together, despite the fact that the victims are connected in countless ways.”[1]

正如兰斯德哈文史密斯在《美国的阴谋论》( Conspiracy Theory in America) 一书中所言：
“很少有人认为肯尼迪刺杀案可能是连环谋杀案，事实上，在谈到谋杀案时，美国人很少用“ 肯尼迪s暗杀案”这个复数，很明显，肯尼迪遇刺事件在词典中的这一奇怪现象反映了记者、政治家和数百万普通美国人的一种无意识，他们试图避免将这两起暗杀事件联系在一起，尽管受害者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1]

John and Robert were bound by an unshakable loyalty. Kennedy biographers have stressed the absolute dedication of Robert to his elder brother. Robert had successfully managed John’s campaign for the Senate in 1952, then his presidential campaign in 1960. John made him not only his Attorney General, but also his most trusted adviser, even on matters of Foreign or Military affairs. What John appreciated most in Robert was his sense of justice and the rectitude of his moral judgment. It is Robert, for example, who encouraged John to fully endorse the cause of the Blacks’ civil rights movement[2].

约翰和罗伯特受到不可动摇的忠诚的约束，肯尼迪的传记作家强调了罗伯特对他哥哥的绝对奉献精神。
罗伯特在1952年成功地管理了约翰的参议员竞选活动，1960年又成功地管理了他的总统竞选活动。
约翰不仅任命他为司法部长，而且任命他为最值得信赖的顾问，甚至在外交或军事事务方面也是如此。
约翰最欣赏罗伯特的是他的正义感和正直的道德判断，例如，罗伯特鼓励约翰完全支持民权运动的事业[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