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话语对中东路事件的解读
——评《大公报》有关社评

中东路事件，作为近代中苏关系发展的一个重要关节点，对中苏双方乃至远东局势的发展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对于这一事件，史学界从各个角度都进行了深入的研究，研究成果相当宏富。普遍的观点认为：中东路事件是南京政府及东北地方当局的一次外交冒险行为，中东路事件的失败打击了南京政府所谓收复国权运动，也暴露了军事上的弱点，客观上推动了日本加快实施侵华计划。这些研究大都以南京政府或者东北地方当局为研究对象，大都以外交和军事为研究方向，而忽略了广大中国人民特别是在事实上掌握控制了民间话语权的民族资产阶级的意思表示。盖“国家外交之胜利，须得国民之拥护”[1]，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为己任的民族资产阶级也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这一关系着国家民族命运的历史事件中。本文选择了代表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大公报》作为研究对象，就其在中东路事件期间所发表的社评进行评析。
《大公报》是一份民族资产阶级性质的报纸，创刊于1902年，总部设在天津，是中国东北、华北销量最大、社会影响最广泛的报纸。《大公报》最重要的特色是社评，作为该报表现其政治立场的灵魂的社评，在海内外有着极高的知名度。虽然，很难评估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中东路事件中到底起了多大作用，但我们必须承认，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动向对中国局势的发展事起着很大影响的。本文分析了1929年5月27日搜查苏联驻哈尔滨领事馆至1929年末中苏伯力会议议定之间的《大公报》社评，以期揭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对中东路事件的解读及态度。
一
1929年5月29日，《大公报》发表《哈尔滨俄领馆被搜查》新闻，首次报道了此次事件，随后于5月31日发表社评《哈尔滨搜查俄领馆事件》，详细报道了此次事件，“是日午间特区警务处得俄人密告。午后该馆准开秘密会议。关系大局。当派长警往查。甫进院即被察觉。闭户以密件付火。长警抢入扑灭。只有烬余。并搜获赤化文件多种……”。[2] .对于此次突发事件，《大公报》社评表现出了极为支持的态度，“幸得东省当局。有此搜查领馆之举。足为华人解嘲。足使俄人知儆。”[3]
而社评中最为关注的是此次事件对中苏关系的影响及中苏关系的走势，社评对此持较为乐观的态度，认为此次事件“情形不严重。顾可从长计议……”，[4]而苏联“又不能舍其立国之面具。以兵力侵略中国。故结果必就范也。”[5]针对当局对苏问题的无策，社评也提出了严正的批评，“中国外交之无策。莫如对俄外交之甚者也。”“于各国无不周旋。独于俄则完全放任。”[6]社评并没有单单指责当局，而是将精力投诸于为当局献计献策，“吾人以为中央此际应速于和平激烈两法。决定其一。如用和平则宜与俄国复交。引入外交常轨。籍以防制干涉其法外活动而缓和其赤化中国之阴谋。如用激烈则首以实力收回中东路。彻底扫除东北赤化之根据地。对于俄国。完全采封锁主义。与彼断绝公私关系。”[7]
二
1929年7月10日东北地方当局下令解除苏方铁路局长、副局长职务，以中方副局长代理局长职权，免去苏方各处处长，大部分代之以白俄分子，并将撤职人员驱逐出国。同时，宣布收回中东路专用之电信机关，解散苏联远东贸易局、煤油局、商船局、商业联合会、各职业工会等机构，派兵以武力取得了中东铁路。
《大公报》从13日开始连续发表社评，对于当局收回东路表现出极大的支持，并为我方行为进行辩护，“用意只在维持和平。尊重协定。易辞言之。第一出于国家自卫权之发动。第二出于履行中俄奉俄协定之意旨”。我方对俄交涉“应始终抱定自卫与守约两大原则”，只要如此，“区区东路问题之解决，更无待论已”。[8]甚至认为此次事件将“促成中俄谈判。造成该路一劳永逸之局面。则中俄复交。或将由此开其端绪。利在两国。”[9]对于苏方的最后通牒，社评也始终持乐观态度，认为“俄人虽有最后通牒之发表”，但“根本无绝破裂之意思”，[10]“观于莫斯科政府已派员来华商议。可见彼方断无因是与我决裂之心理”，“莫斯科此等表示。不过面子问题而已”。[11]在苏方宣布断交之后，仍认为“中俄断交往来。直为事实所不许”，“俄方宣告断交。不过为外交上伸缩擒纵之一种策略。若夫更进而为宣战之举。尤为事实上所未必有”，将此视为“暂蔽晴空而已。必不能久”。[12]
7月21日社评的态度有了一些变化，因为中苏交涉并没有朝着社评预测的方向发展，局势“将推演至何程度。自非吾人所能逆料。”[13]但仍乐观估计局势的发展，不会恶化至发生战争之程度。虽然苏联已宣告断交，并威胁“将受迫用其他方法以保护苏联合法之权利”[14]，但“绝交与宣战。截然两事”，[15]“中国对俄。自始无武力解决之意”，“中俄之不宜战。不可战。与国际形势之不容中俄战。则明了之事实。”[16]
面对中俄断交及外电宣传之紧张局势，社评也转而务实，批评了“最近流行之反俄宣传。徒显露空疏浮薄之特点”。[17]而“中国自来有边无防。即在今日。赖以维持东北和平者。仍系国际之大势。此种‘靠天吃饭’之便宜事。自今以往。机会欲过欲少”，[18]此际应当“静以制动。增派放军。固我边圉”。[19]
三
8月16日，《大公报》发表社评《论镇静》标志着中苏关系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因为此时中苏边境已经发生了军事冲突。在苏军“侵入我国境。轰击我乡邑”之时，社评对当局仍然标榜镇静而无有对策表示怀疑。“国家寸土。应不能为外人占领。若于敌兵侵入之时。而仍以镇静为词。则国家之名誉堕矣”，“知今之事。徒静不足以为镇”。[20]对于民间对苏态度不务实也提出了批评，“国民虽日言打倒帝国主义。而于打倒方法则鲜有为具体之研究。其于被人打倒之危险更复无人虑及”，此“皆缘国民不务实际。好做大言。”[21]
社评分析了苏联武力扰边之企图，认为“俄人政略”“趋重恫吓”[22]，“最小限度有占据沿边一地以作谈判武器之野心”。[23]据此，社评提出了对俄的策略方针，呼吁当局不可“不战不和”，“无论如何。必应守土拒敌。故虽不愿战。不能不极力御边。苟侵入我境。任何牺牲。应所不辞”[24]，“尽徙边氓。迁入安全地带。坚壁清野。以听彼方之横行”，“同时振我师旅。厚我边防。待至相当地点。真正实行‘应头痛即’”。[25]
10月12日苏联对我大举进攻，而同一天的《大公报》却刊登了一篇极具讽刺意味的社评，社评认为“惟据近旬之经验。足知俄军之计穷”[26]，并且批驳了俄军将在严冬封冻后发动进攻的说法，而事实却恰恰开了一个玩笑，这不能不说是《大公报》一大败笔。
面对苏联的侵略及我方陷城失地，军事节节败退。《大公报》强烈谴责了苏联的侵略行径，“苏联近日此等举动。即就该国立国原则而论。实犯重大罪恶”，“而以武力侵略。或甚至一面不拒绝交涉。同时则黩武示威。此根本上为有罪恶之性质者也”。[27]并且呼吁当局尽快对策，不可再不战不和，若和，“则不如抑制感情。设法下台。促成新约。别谋补救”；[28]若战，则“迅速结束内战。以全国财力。为东北军民后盾。使其倾三省精锐之师。扫数输送边境”,[29]“越境远征。攻伯力而克海参崴。一洗三个月来之奇耻大辱”。[30]
四
11月26日，东北地方当局面对军事失败，被迫接受了苏方提出的要求。《大公报》于11月29日发表社评《呜呼中俄问题果如此解决耶》，承认了中东路事件的失败，“张学良氏电致俄国李维诺夫。提议恢复中东路原状。且承认已撤任之俄国正副局长复职”，“则其结果竟是无条件承认七月十三日俄国照会。俄方完全胜利。我方彻底失败”。我方失败的原因在于“全因对苏联之轻视。与对国际之误解。其于苏联。料其不能动兵。且信俄军之弱劣。其于国际。以为各国皆恨赤化。我方此举。为杜绝赤化。姑必得国际同情”，“徒以对俄国内情。平日无深切研究。对国际运用。亦毫无适当准备。故问题既出。全无以善其后”。[31]
面对外交与军事失败，《大公报》社评并没有徒发感慨，而是积极关注着即将到来的议和，献计献策，以减轻失败程度。“务宜于外交内政。事实体面。兼筹并顾。此中俄问题善后之第一事也”。[32]当局对俄交涉应关注“赤化宣传问题”，此为“东路案之起源”；中东路权限问题，“亦为此次冲突之以大原因”；战争赔偿问题，“此次中俄纠纷。中国公私损失。异常重大”；复交问题，“将来中俄会议。为中俄复交之一机会”。[33]并且提醒当局应当注意呼伦贝尔问题，提放内蒙独立倾向。
五
通过对以上《大公报》社评对于中东路事件报道的回顾，我们大体可知民族资产阶级对于此次事件的解读及态度。我们仍要留意以下几个问题。
1、贯穿于整个事件之中，政府决策失灵，实为外交冒险，外交冒险并不单是政府决策失误，也是国民的认识失误，举国皆错。因为政府决策与国民认识是互动的，特别是新闻媒体对于政府决策有极大的影响作用。所以，我们不能依传统观点将中东路事件的失败单纯归因于张蒋个人的外交冒险。
2、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资始终表现出极大的爱国热情，关心国运，努力呼吁，献计献策。关注旅俄华侨问题，战争赔偿问题，呼伦贝尔独立问题等等。
3、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与国家同命运，在政府外交军事失败之时，虽然谴责政府，但仍然支持政府，为政府献计献策。
４、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此次事件中始终处于信息不灵的状态，消息延迟闭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