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差不多在这段时间，我接到季默来信，妹妹已于64年12月14日晚上十二点二十分去世，我接到信的那天是65年一月十五日。
那是一个下午，我们工作组在开会，会很快结束了，通讯员送来了信。开完会。我就看信，得知妹妹去世了，我不由伤心地流泪不止。同志们都还没有散去，他们都劝慰我。有的同志说，早几天，别的工作组的同志接到信，他的父亲去世了。这样的事是真的没法的。
晚上，散会后我一个人在屋前散步。心里感慨万千。去了，去了，我再也见不到妹妹了。65年的一月十五日是农历64年的十二月十三，离月半还有两天，一轮明月高挂寒空。月亮又将圆了，而我的兄弟姊妹又缺了一个人。顿时使我感到，大自然是永恒的，而人是短暂的。
妹妹的去世，对于我，是痛苦的，感触很深的。对于别人，好象没有发生这件事一样，一切都照原样。这使我感到，一个普通人的个人是多么的渺小。一个普通的个人，应该成为一个怎样的人呢？
人的能力有大小，一个人产生的作用也有大小，一个普通的人，应该成为在他去世以后，在他周围的群众中还留有影响的人。
我妹妹就是这样的人。妹妹去世以后，她的同事给我来过一封信，信上说，妹妹在整个生病期间表现得很好，对疾病作了顽强的斗争，以至在最后一天还是对自己的生命充满了信心。“要挺过去”，为了这样一个目的，即使到了呼吸最困难的时候，还是坚强地在挣扎。没有流过一滴泪，没有说过一句灰暗的话。她念念不忘自己的工作，当院长、党委领导同志、科主任看望她时，她还说自己为科工作得太少了。信上还说：妹妹去世以后，科里的每位同志、院内的许多同志无时无刻不在怀念她，对她的死表示了最大限度的惋惜，都为丧失这样一个好同志而感到难过。我的妹妹，在她周围的群众中是留有影响的。
妹妹的去世，也使我感到人的力量还是渺小的，人还是没有能力将一个生气勃勃的年轻的生命挽救过来。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时代的进展，白血病已不是绝症。从这一点上看，人又是伟大的。人只要有理想，去探索，去追求，大自然会给你回报的，人间奇迹是可以创造出来的。
我把对妹妹的哀思埋在心中，继续打开胸怀，以充沛的精力和满腔的热情去拥抱我那四清工作。

在这个工作队里，只有我和一名副队长是研究院的工作同志。我们把工作安排好以后，有一天，我们启程回北京了。
火车要到县城去乘，从农村到县城要走三十里路。副队长问我走得动吗？我想，我小时候，在上海，上初一的时候，有一次去龙华玩，我和同学们是走着去，走着回的；在中学里，每次大游行我都是坚持到底的。我想，我能走得动。我回答说：走着瞧吧。
在路上，我们一边走一边聊天。没说多少话以后，副队长对我说：你们单位对你的介绍和你所给我的印象不同。我噢了一下，我没有表示出什么惊奇或吃惊。副队长见我没有什么大的反应，他没有进一步说，我也没有进一步接着问。
我当时根本没把他的话放在心上，我处于一种我行我素的心理状态。我想，你们说我坏，我就坏了？你们说我好，我就好了？我是怎么样的人就是怎么样的人，不会因为你们怎么说，我就成为怎么样的人了。
不过，从副队长的话我品出味来，好象我是属于“下放惩罚论”的？至少是“下放改造思想论”？好象我们单位对我的介绍不好，他对我的印象还好。
这个话题没有展开，就扯别的话题了。
“这个月，我们院要集体转业了，你知道吗？” 副队长说。
“知道一点。”我回答。
“要定级别，怎么定法，是件大事呀！你知道吗？”
“我不知道。”我回答。
副队长就和我扯定级别的事。
我们整个部队都要集体转业了，想到我于62年下半年才参的军，当解放军连三个年头都不满，真感到惋惜和遗憾，对当解放军真有留恋不舍之情。
当解放军有什么好？首先是组织纪律性好。我们的同志绝大多数能按上级安排的工作努力做好。有一阵子，我们大学空军，上班时各人自己去，下班时大家要在研究所门口排着队走，一直到走出大院的门，才分散各走各的。当然，这种形式对科研单位是不合适的。
表现解放军精神状态的八个大字：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当我是中学生的时候，第一次与解放军联欢，第一次见到这八个大字时，我就十分喜欢这八个大字。如果凡是有人聚集的集体，其精神状态都能体现出这八个大字的，这个集体一定是生机勃勃、大有作为的集体。
现在，为了国家的利益，人民的利益，因为部队的编制的开支比地方编制的开支要高出许多，我们只好集体转业了。
走了一半路后，副队长怕我吃不消，他停下来说：咱们歇一会脚吧！没歇多长时间，我说，走吧！咱们就一直走到县城火车站。除去休息的时间不算，这三十里地一共走了三个小时。那时候的我，还可以吧！
火车是夜间运行，晚上上的车，第二天一清早就到达北京了，我们坐的是硬座。
到北京后，我自己回的家，因为写信告诉季默根本来不及。那时候也不时行打电话打电报要人接站，在那个时候只有当发生了了不得的事情才打电报的。所以，我理所当然、自然而然地自己一个人回了家。
在回家里之前，我在宿舍区的邮电局给季默打了电话，叫他赶紧回家。我要季默回家找出我干净的棉毛衫、棉毛裤、外衣、外裤，我不能将我身上的虱子带进屋子里去。
季默已知道我要回北京休假了，只是不知道具体的日期，现在知道我已在家门口，当然，他很高兴。
季默把我的衣服找出来以后，我在厕所里洗一个澡，把里里外外的衣服都换下，然后把所有的脏衣服放在两只大盆里，用开水烫，再放在炉子上烧。据说，只有用这样的办法才能把虱子消灭干净。
把身上的虱子弄干净以后，我美美地睡几个懒觉，舒舒坦坦地轻松两天。然后，买菜做饭，为季默做几顿好吃的饭菜。再就是打扫和整理被季默弄得乱七八糟的东西和屋子。
这期间，副队长来串过一次门，聊天的话题仍然是定级。他说，他了解到上面给他定行政19级，而现在和我们在同一个县别的村搞四清工作的同志，军衔和他一样——上尉副连，因为上有老下有小，父母双全，六个孩子，负担太大，定为行政18级。这不合理，他应也定位18级。
他问我定位几级。我也是上尉副连，可我还不知道我被定位几级。
副队长待了一会就走了。
季默回来，我问他，我们将被定位几级？季默他也不知道。

突然，在临走前几天我患了感冒，发烧至39℃，白血球增至24500.因白血球异常高，医生吃了一惊，让我休息几天后再去验血。再去验血时，已是休假最后一天，白血球10000，仍有低烧。医生给我开两天病假，叫我休息好了再走。
如果我不生病，我可以和副队长同时归队，这也是我很愿意的，路上可以有伴。如今我病了，我怕病没好透就走，一到村里，工作又会没日没夜地忙，怕身体吃不消，也会影响工作。季默也要我听医生的话，休两天再走。季默就去告知副队长，我晚两天再走。
这样，副队长于4月28日晚上离京，我于4月30日晚上离京。
4月25日是星期天，我可能就是在星期天发的高烧。所以，在休假仅有的这一个星期天，我和季默都没有过好。我于5月1日清晨回到村里。

我回到村里，正好工作队开大会，宣讲关于落实政策的事。落实政策一定要做到三对口，即：有揭发人，有时间、地点、情节的材料，本人承认。
因为地方干部的人事常有变动。在休假前，我的副组长调到别的组当副组长，我这个组由老干部当副组长。休假期间，工作组又减少，我们这个组与另一工作组合并，另一工作组的组长，也是一名40岁上下的地方干部，任合并后的工作组组长，老干部仍任副组长，我任毛选学 。
副队长对我说，地方干部农村工作经验多，让他们当组长，你学生味重，就当毛选学 。
组的调整是因为已是春耕季节，不少地方干部都调回去了。关于不安排我当组长，我一点想法也没有，因为我本来就认为老干部就应是我这个工作组的组长。
不久，我们这些部队干部在公社进行一次集体转业思想教育。我们这些工作人员都已参了军的，那些才分配来的大中专学生，都以为当一年学员以后也要参军的。现在要集体转业，可能有的人思想上一时转不过来，所以有进行思想教育的必要。
在思想教育中，讲了集体转业的意义和必要性以后，特别指出，现在越南人民还在受苦，亚非拉还有许多国家和地区的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我们应该支援他们。我们和贫下中农生活了很长一段时间，在生活上我们应该向贫下中农看齐。
是的，贫下中农的生活水平是够低下的，贫下中农的生活条件是够艰苦的。寒冬腊月哪里有足够的取暖用柴火，许多家贫下中农用烧羊粪来取暖。
城里人，烧暖气取暖，干干净净，清清爽爽，怎么也想象不出用烧羊粪取暖是一股什么风味？空气中充满了羊臊味和粪臭味，还混合着男人们抽的土烟味，那种气味真是实实在在的使人感到够呛，想咳嗽，又想作呕。
对于城里人抽的香烟味，我闻着了就反感、讨厌。可是在这农村里，贫下中农都受得了，你这个共产党派下来的部队干部能受不了？！
当我第一次推门进入这样的空气中时，我的确感受到一种突如其来的怪味袭击，当我明确到自己的工作任务时，我能立刻去适应这种气味，很自然地和贫下中农展开交流。而且，时间一长，久入其中，也就闻不觉其味了。但这并不是说，我们可以安心于贫下中农的这种取暖方法。
还有，当青黄不接的时候，贫下中农吃什么呢？
我们到贫下中农家吃饭，叫做到谁家吃派饭。那时候，我们还是下去吃派饭。那时候吃什么呢？有一次，我和二位男同志一起到一家贫下中农家里吃派饭，他们请我们喝小米粥。这哪是小米粥，是小米汤，一大完清水里只有一小撮小米。我一口气喝了三碗，哪能饱？男同志喝了四碗、五碗，还好意思再喝？工作队只好减少让我们下去吃派饭的次数。
有的户接不开锅了，工作队只好帮助他们，他们就盼着救济粮快快到来。
贫下中农的生活太艰苦了，我们也应该紧衣缩食，让国家可以多拨出点钱帮助他们。

思想教育结束以后，对我们这些工作人员公布了级别。副队长是18级，我是20级，60年大学毕业生是21级。
对于这样的定级，我不由生出一些私心杂念来。向上比，转业前我和副队长同是上尉副连，就算他参军年数 比我多，有点优越性，也不能比我高两级呀！向下比，60年毕业的大学生还有21级，我55年毕业的大学生，61年毕业的留苏研究生，只比他们高一级，我这四年半的留苏学 括俄语学院一年）算是白辛苦了。
与我的同学史玲娣比，他们是技术级，她是多少级，我记不清，但我知道她的工资每月是75元。我是上尉副连时，每月工资80元。现在定为行政20级，工资每月70元。在经济上降了十元倒不去说它，但比我同班同学还低了五元，使我在政治上有一种受惩罚的感觉。
我心情不大好。我怪季默懒，他给我写信不算多，更没有什么 提前的情报。他被定位多少级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被定位20级，我更不知道。
我是要进行四清工作的，我没有时间维持心情不好，我只好对自我进行思想工作。就算那四年半的留苏学习没有被考虑，我与没有去留苏的人相比，我还是幸运的。在生活水平上应该想想贫下中农，在个人得失的考虑上应该想想革命烈士，无数革命烈士在我们的前头抛头颅洒热血牺牲了，我们享受着革命胜利的果实，还有什么可以计较呢？
想想这些，我就平静了，我的不大好的心情又被工作热情取代了。

落实政策以后就进入组织建设阶段。进行组织建设，首先要清理阶级队伍。把地、富、反、坏、右的情况统统清查一遍，有没有反攻倒算的，有没有现行活动的等等。
我们工作组管的几个生产队的情况还好，虽然有一户富农，一个四类分子，但没有查出反攻倒算或现行活动的事。
接下来要定干部了，生产队长、付队长、会计、保管，选谁来当。
凡是有人群的地方，就有人才。在这个贫穷落后的农村中也不例外。
生产队长今年四十五岁，中等身材，长相端正。虽是一个农民，但说话慢条斯理，倒有点知识分子的味道。如果让他穿上一件华达呢的中山装，我看与城里的干部没有什么两样。
工作组进村，因为群众对他反映还好，没有让他靠边站，但要接受工作组的领导。他对工作组不卑不亢，该怎么抓生产还是怎么抓生产，只是多向工作组管生产的请示和商量。
这个干部让不让他下台呢？原则上，如果有更年轻的、能干的、正气的接班人，则让他下台。因为这些干部在四清运动中多少都挨了群众的整和批，怕干部报复群众，群众也怕被自己整批过的干部会给穿小鞋。所以，先把他放在一边。村里还有其他能干的人：有小学毕业的，能说会道，能写会算，但就是心眼太活，想自己家的利益多；还有三十好几，四十不到，做人老老实实，干活踏踏实实的，实在是一块当干部的料子，可是缺乏魄力，怕得罪人；还有几个干手艺活的，精明能干，也上过小学，但人家对当生产队长不感兴趣，而且让手艺人当农村生产队长也不合适；还有一个女青年，初中毕业生，是村里的大知识分子，她政治热情很高，说话也在理，办事也能干，还能克服家里有喂奶小孩的困难，工作组叫干啥就能完成啥，后来还发展她入了党，这是一个干部的苗子。
后来通过与群众的商量，老队长还是留下来当生产队长，而且群众很信任他，说他不会打击报复的。那位女青年成了生产队付队长。会计和保管也通过与群众商量的办法定了下来。
其他合并后工作组管的生产队的干部也通过工作组建议，与群众商量的办法确定下来。
领导班子建立 以后，地方干部都撤走了。留下我们部队干部又重新建立工作组，主要任务是整理落实政策后的材料，我又被聘任为一个工作组的组长，组员也都作了变动。

在写通过四清运动，我得到一个什么样的鉴定之前，先说说在此期间我的一件倒霉事。
四月底回北京休假，我居然怀了孕。这一定是我刚到的那几天，还没有感冒发烧之前。我们都很小心的，但避孕还是有失败的几率，这几率就让我碰上了。
一直到五月底，不见例假，我知道出问题了。我写信告诉季默，等季默给我回信时已六月底了。
在六月份，我一直有妊娠反应，头晕、作呕、
肢体倦懒。我不说，别人也看出来了。我只好向领导反映，我怀孕了，怎么办？做人工流产去吧！
队长和副队长倒顶好的，他们说：好在四清运动最紧张的时期已经过去，你现在有点反应，也不影响工作，四清运动七月份就结束了。八月、九月是劳动锻炼，那个时候你正好有五个月、六个月，那是最保险的时候了，动动没有坏处。他们又说：你不是已有的是两个男孩吗？这次要是女孩，不是顶好的吗？不必去做人工流产。再说，做人工流产也要得到你爱人的同意。
听队长和副队长这么说，我安心了一点，也不大想去做人工流产了，因为我以前怀两个男孩时，一点反应都没有，这次反应这么多，说不定怀的是个女孩，我想有一个女孩。
工作队的有些女同志知道我怀孕了，也劝我不要去做，都说有个女孩好，女孩和妈妈贴心。她们又说，你们俩都是大学生，还怕养不活三个孩子？
可是季默来信要我去做人工流产。我回信把领导的意见和我自己的想法告诉他，不做人工流产了。他马上又来信要我去做人工流产，他还提出了三条理由：
1、我是第一批去四清的，若怀孕回去，给以后的女同志树立了怀的榜样，影响不好；
2、四清后回去，本应该更好地投入工作，怀了孕，必然影响工作；
3、我们已有两个孩子，已很影响工作精力，坚决不能要第三个孩子。
他在信上还说，你们的领导，地方干部，不了解我们原是部队的单位，工作有多么紧张。他又说，在地方上可能对生第三个孩子并不认为多，而我们应从我们的具体情况出发，要去做人工流产，这是对的。在信的最后，他半威胁地说，如果你不去做人工流产，我到农村陪你去做。
季默说的也有道理，那么，我做还是不做呢?要做的话，到什么地方去做呢？我能有几天假期呢？我在哪里休息呢？一连串的问题，使我很伤脑筋。

我把季默的来信，还有这一连串的问题写在日记上，我自己又向自己展开了思想斗争，我决不定是做好还是不做好。
我真是一个学生味十足的人，我像在大学里把我的日记给许理宁看，请她帮我解决思想问题一样，我把我这天的日记给副队长看，请他帮我分析指点。
有一个空闲的时间，我找副队长彙报思想，把我这一天的日记给他看。他看着，看着，说一会还要开会，他会后把日记看过了就找我。他拿着我的日记走了，我没有好意思要下来，我想反正他开完会看过后会还我的，我在日记中也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
大约过了一、两天，副队长把日记还我了，他说，既然你爱人要你做，这事还是由你们两人商量吧！顿时，我觉得我真蠢，领导已经给你拿过主意了，认为可以不必去做人工流产，现在你爱人要你做，领导还说什么？
季默没等我给他回信，他就请假到了县城，托人给我捎口信，让我去县城见他。我也只好请了假到县城去见他。
他向县城的医院打听，能不能为我做人工流产。正好当时医院处于备战状态，不接受住院。四清工作队员也没有回北京做人工流产的先例。没有办法，只好不做了。而且，那时已不大适宜做人工流产了。
这么一折腾，怀孕，做不做人工流产，爱人来，请假等等，显得我这个人多烦！

个人鉴定的产生，每人先在工作组作自我鉴定，然后大家提意见。
大家通过得还比较顺利，轮到我的时候，有两次，这气氛是什么味呢？我至今还说不清。
我自我鉴定说过以后，就由大家给我提意见。
多数同志认为我工作积极、热情、认真负责，与贫下中农相处很好，特别对于发动妇女的工作做得很有成效等等。
有一位男同志说我真不简单，从大城市出来，留苏研究生，没有架子，和贫下中农打成一片，进村不久，还看到我用手拾粪。
男同志的话音刚落，他身旁坐的一位女学生（不是早先和我同工作组的女生）立刻很不高兴地说：
“用手拾粪，是她带的头吗？！是我先用手拾粪的，她可能见我用手拾粪了，她也用手拾粪了。”
我听了，真不知道这话什么味？！我进村后不久，用手拾过粪，我早把这件事忘了，我并没把这件事当作了不得的大事。如今这事是别人说出来的，又不是我说出来的，而且，别人也没说带头不带头的事呀！为什么冲着我，用那样的口气，说这种话？
我这只是在心里想想，我坐在那里冷静地听着大家给我提的好的或是不大好的意见。
副队长参加了我们的讨论会。在副队长发言之前，有一位新调进组的男生向我提意见说，听说我讲过这个地方太穷，需要进行革命，这种话是不对的。他说完以后，副队长接着说。他说，说这个地方太穷，老奶奶光着身子睡觉，要进行革命，这种话是错误的。要进行革命，革谁的命呀？革共产党的命？！
我听了这些话，脑袋里轰了一下，这些话是我在日记里写过的，怎么？这些话是错误的？
自从我在六所与某些同志关系上有问题，也即指导员和一些同志称之为闹团结问题以后，指导员一直指点我学习刘少奇同志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学习“修养”，给我有最深印象的是两句话，即“委曲求全”，“以德抱怨”。
不久前，我到北京图书馆重新翻阅了“修养”，其中，前一句话是有的，后一句话却没有。那后一句话可能是其他辅导员学习的材料上引申的。
总之，自从那以后，如果我与同志之间有什么不愉快的事，我作为共产党员，我就以这两句话来要求自己。
副队长的话，使我脑袋轰了一下，也使我懵了。因为怀孕、做不做人工流产、爱人来、请假等等的事已使我觉得我很差劲，水平很低，我怎么又错了呢？
我只是想着我怎么又错了呢？又想着“委曲求全”，“以德报怨”，我承受下来再说。
我没有想我错在哪里？我现在要想，我错在哪里？
我错在哪里？我细细回想。我进村后，与老大娘住在一起，老大娘很贫穷，特别是那光着身子睡觉的情景，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见到贫穷到这种程度。我很感慨，我感慨到真需要好好地进行革命，我这个革命就是指的四清运动。我们在县城学习时，不少学习材料中不是都有提到，农村中因为一些干部谋私利、搞四不清，有的干部从懒、馋、占、贪、变，蜕化变质成为阶级异己分子，因为这，使农村的贫下中农很贫苦。当然，贫苦还有自然条件和和历史的原因。
我想，我在日记上写的这句的本意是可想而知的。我并没有错。副队长为什么歪曲我的本意，还肆意加以引申呢？
我与副队长相处不算多，对他的了解当然谈不上深，但他的缺点和毛病我也是看到过的。
副队长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他为什么要整我呢？
副队长的行为使我想起季默的被延长候补期，我在苏联学习期间差点被扣上反对修正主义立场不坚定的帽子。这都是一些什么人呢？他们为了显示自己的水平，为了获得自己工作成绩，而善于发现别人的辫子和问题？
这些是我现在才联想的。当时，我的“委曲求全”和“以德报怨”都承受下来了。
鉴定会完了以后，我、副组长、还有一名群众代表，三人一起把各人自我鉴定和会上同志们提的意见，综合起来，为每人写一份鉴定材料的草稿，然后再在组里通过。

对我的鉴定还是不错的，但我对两条缺点有点别扭。一条是吃大苦耐大劳不够。我想我主要是劳动能力差，力气小，没有长劲，而这么提好象我的劳动态度不好，但是也找不出别的辞来说明我的状态，就这个样子吧。另一条是考虑个人问题过多。我想，这不就是指怀孕，做不做人工流产这件事，这是一件具体的有时间性的事，我不得不考虑，而这样笼统地提，好象我总是过多地考虑个人的事。在开鉴定会前，副队长讲过，有些问题在讨论时可以提一下，在鉴定上不一定写上。所以在起草后，我把我的想法提了出来，他们两人同意了，在鉴定草稿上也没写上，在组里也通过了。
但个人鉴定表送到副队长那里，他把我的鉴定统统改了。
在他看来，我这个资产阶级出身的、世界观没有改造好的、留苏修的知识分子，对贫下中农会有什么阶级感情！
他把我的“对贫下中农有较深的阶级感情，能放下架子，与贫下中农打成一片”改成“能虚心向老农学习”。
我这个入党已经九年，满腔热情主动要求投入四清运动，送走才来北京几个月的孩子，狠心告别再也见不到面的妹妹，在整个四清运动主要阶段我都全身心、不怕苦、不怕累、不怕脏地投入工作，最后我落得连一点点的无产阶级感情都没有了，真是一件怪事。
副队长为什么要这样对待我？后来我细细地深入思考，是事出有因的。有一次忘了因为什么事我去厨房，看见他在厨房里吃馒头。这种在大家正餐之外去吃馒头是偷吃馒头，是违反四清纪律的。这事让我看到了，当时我当作没看到，该办什么事办完就走。可这事在他心里记住了。到做鉴定的时候他要先发制人，把我镇住，封我的口。在篡改我的鉴定时我隐隐约约地有所感觉，可当时，我背着沉重的资产阶级出身的包袱，我觉得我只有忍受。
我的鉴定只过了一个黑夜，就由副队长动口，群众代表动手，统统改了，也没有再在组里通过。
我是什么心情？我被资产阶级出身这个枷锁套住了。我不知道，我该还是不该得到这样的一份鉴定。
现在，我领会到事在人为，是什么样的人在为事是多么的重要。
同样是我，在原单位的研究所，党支部和所领导把我当作宝贝，在肃反运动中，在人事科整理档案材料，都起用我，在我的思想中，我是一名共产党员，我要为党的事业，竞竞业业地做好工作。
现在，这个没有阶级性的鉴定，使我首先要警惕自己是资产阶级出身，我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别人都可能从资产阶级出身这个角度来看待你。这是一名党的干部，我四清中的领导促使我的。
由此可见，具体的党员干部，因品德不同，其所做的事，产生的后果也不同、这种不良的后果只与品德不良的具体干部有关，并非共产党的事。
这件事使我感到做一个女的是多么倒霉。我要是一个男的，我回家休假，我甚至可以故意让我的妻子怀孕，我可以拍拍屁股就走了。回到四清地点，我一切照常，过些日子，妻子来信说她怀孕了，我还可以哈哈大笑地高兴一番。现在，我一个女的，即使没有做不做人工流产这件折腾人的倒霉事，我也得挺着肚子，惹人显眼的搞四清，增加额外的受罪只有自己清楚。
我又想，季默要是不来干扰我也就好了，就不会产生那些反复折腾的事，我也不会让副队长看日记了。所以做丈夫的不能就想到他考虑到的一方面，一种主观愿望，也要反复想想妻子所处的环境和条件，一种客观现实。
日记，是一种心灵的记录，我们毕竟是人，不是神，难免有认识不足的，思考不周的。特别是在大喜大悲时写日记，更容易有毛病找。所以，即使在日记里没有什么肮脏得见不得人的事，除了极亲密、极知己的以外，不必展示日记。你是一片诚心，冷不防对方是一个心怀叵测，别有用心的人，你就该倒霉了。
偷看别人的日记，现在来认识，这是侵犯他人的隐私权，是犯法的。那时候的我，如同一只迷途的小羔羊，只知低头认罪，不知反戈一击。
这个鉴定使我思想很消沉，很气闷，但我深信我是一个有承受力有自制力的人，这个鉴定可能框住我一时，但框不住我一世，我的这个生活道路上的低潮是会过去的。
以后，回到北京，在大院里见到过为副队长代言的男生和那位群众代表，我当作没有看见，根本不理他们。他们，一个作为他人的口舌，一个作为他人的手脚，是两个没有独立人格的人，不值得我去搭理。
所以，不只是在工作岗位上有矛盾。

7月份结束全部四清工作，8月、9月在当地劳动锻炼两个月。
劳动锻炼时，男女分开建组，成员又重新作了调整。一个劳动小组大约也是五个人左右，在8月份的时候，我已经有5个月了，就象在苏联答辩时那个状态差不多。
我所属的劳动小组的组长是一位很壮实的中专生，她的父亲是一家大机械厂的党委书记，她也可以算是一名高干子弟。但她很朴实，平易近人，可以说完全没有一点高干子弟的样子。
我记得的劳动内容有：大田除草、剥麻皮、运砖头，还有下厨房帮厨。
大田除草是一项做得最多的经常性的活，对于我这个城市长大、又极少大田劳动锻炼的人来说，这是一件很艰苦很累的活。现在，我又怀孕在身，身体不方便，更是一件很苦很累的活。
既然是下来劳动锻炼的，再苦再累，也要尽自己的能力去做。
除草时，每人管一行。我的劳动能力太低下，只要不一会儿，别人都飕飕地超到我的前面去了。我实在是一个很自强的人，虽然我不能不佩服别人的能力和速度，但我也不能落后得太邪乎。我拼命地追赶，但不多久，我就全身无力，手上连把锄草的小铲子提起来的劲都没有了。一开头是蹲在地上锄的，蹲不动了就改为跪在田里锄，跪不动了就斜过身来坐在锄过草的一边田里，一手撑地，一手锄草。
8月初的天气仍然是够热的，我满头满身是汗，汗流到我的近视镜片上，以至看物模糊了，我不得不擦一下镜片上的汗水。汗水湿透了我的衣衫，也流进了我脚下的田地里。我不时地更换蹲、跪、坐这三种姿势进行锄草，然而，哪一种姿势都不能使有五个月身孕的我感到是一种较为合适的锄草姿势。但换一种姿势后，在一开始的短时间里似乎能提高点锄草的效率。
后来，我实在累极了，我无法均速前进，我只能咬牙猛锄一阵，然后象散了架子似地歇下来；歇下来喘了几口大气以后，好象又有了力气，又猛锄一阵。这样，我看到我还在前进。
其他的人，他们都在我的前头快速均速地刷刷前进，特别是当地的农民，他们简直和机器人一样干得又快又漂亮。我一方面很佩服他们，一方面感到我这个没经过劳动锻炼的城里人，看来很难摘掉“吃大苦，耐大劳不够”的帽子。
在大多数人锄完一行的时候，我大约锄了一半多点。我的组长是在农村长大的，显示出是一位劳动能手。她见我还远远地落在后面，就从我这一行的那一头帮我锄草。当我们俩会合时，我见她满脸通红，满身是汗。锄完以后，她利索地站起来，走开。我则慢吞吞地起来，慢吞吞地走开。休息一会以后，开始新的一行锄草。
在劳动之前，虽然并没有竞赛的要求，但一开始劳动，这些年轻人自觉不自觉地都存在竞赛心态，所以第一天劳动下来，不单我步履艰难，大家都步履蹒跚，当然，他们副出的劳动量比我大得多。
劳动结束，回到宿舍，用水缸里的水擦一把脸和身子，就往炕上一躺，大家都不吱声了。
劳动阶段，我们向贫下中农借一间屋，队员们自己住在一起，都在食堂吃饭。
第一天劳动下来，感到最困难的是上厕所。两条腿僵硬发直，膝关节好象失灵了，要蹲下去的时候蹲不下去，蹲下去完事以后要站起来则站不起来，好不容易完成了上厕所的全过程。我发现，这也不单是我这样，大家也不同程度的这样感受，因为我们大家都全力劳动了。
第一天的劳动锻炼了身子骨，第二天劳动时就感觉好点。劳动当然是累人的，但越往后承受劳动劳累的能力有所提高，就不会累成第一天劳动下来时那个样子了。

有时有剥麻皮的活，这是坐在小板凳上两手不停扯麻皮的活，这比起大田锄草劳动来要轻松多了，每逢有这样的活，组长就安排我去干。
有时要搬运砖头，大家就在砖堆的两旁排成两个队，砖一块块地经过每人左右两手传递过去。这活看起来似乎没有大田劳动累，但对我这个孕妇来讲却感到比大田劳动还累。因为大田劳动是自己单个进行的，累得不行时，自己可以稍许休息一下。而这递砖头是集体连续进行的，小伙子递砖有多快，我也得有多快才不致使我前后的两人垂手等砖或等我的手。递砖时，我的身子得不断左右摆动，我的大肚子也得不断左右晃动。我真是累得不行，有时不得不稍为慢了一点，我慢了一点，不单使我前后两人等我，而使我前后所有的人都等我。
终于，捡砖的人发现我是个卡壳者，就让我站在队伍的第一个，他捡砖给我，我把砖递给后面的人，这后边就可以畅通无阻了。不过我还是觉得很累，肚子晃动得很不舒服，我盼望着休息时间快快到来。
休息时间终于来到了，虽然只有十分钟时间，而这十分钟对于我好象是救命的稻草，我终于可以垂下双手，全身放松，半瘫似地坐在一块石头上。我什么话也说不出，只是在那里进行休息和呼吸。这十分钟对我太重要了，经过十分钟的休息，我又有了一点力气。

大约在国庆节前几天回到了北京。阔别了十一个月，感到大院里起了明显的变化。62年初，我刚进入这个大院时，还到处呈现着一片建筑处于结尾阶段的景象，这里是土堆泥巴，那里是碎石、断木、垃圾。如今是水泥道宽敞整洁，树木的叶子郁郁葱葱，低矮浓密的冬青被修剪的整整齐齐。在十月阳光的照耀下，大院里真是风景如画。北京好啊！还是北京好啊！我好象回到了天堂里一样。
我去四清的时候，大家还走路上班，现在有多少辆自行车在水泥道上飞驰。这是生活水平提高的象征。城里人生活水平提高了，农村里的生活水平也会跟着提高的，我好象感到点欣慰。
在我回北京以前，季默已经参加四清去了。他是什么时候走的，根本没有告诉我。待大卡车开进宿舍区，来接我的是研究室助理员和我们组的实验员，这时候我才知道。
助理员和实验员帮我把行李提到四楼我们家的门口，助理员把钥匙交给了我，他俩又把行李搬进屋里。
屋里一片窗明几净，哪像有一段时间没人住了。原来研究室领导已安排组里的同志们为我们打扫过了。
实验员小同志亲切的对我说：
“李姐，暖壶里已经灌好了开水，您好好地休息吧！”
屋里的情景和小同志的话语使我感到有一股暖流涌进心头。是的，这是一个革命的大家庭。
接着，他们两人就走了。
屋里一片宁静，我又开始过知识分子的生活。
国庆节后就去上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