献给
我的父母
我的丈夫
帮助过我的同志们


我最喜欢的格言是：
有志者，事竟成。
事在人为。
人尽其才，物尽其用。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我们这些50年代的年青人，从全国解放后，绝大多数都是按着党和国家安排好的人生道路走过了大半辈子。文革中，更是，自己是一心干革命，孩子长大要当工农兵。
我上班革命，下班侍候丈夫、孩子，还要加班加点，科研工作是没有什么上下班的。除此之外，其他什么事，什么思想都没有。
1976年打倒四人帮以后，许多事情发生了变化。特别是我的大孩子，在1978年读完高一时，考上了北京大学，我高兴和激动得闭门大哭一场。这使我产生许多思绪。
1976年以后，我朦胧地产生过要写点什么的思想，1978年使我产生了强烈的写回忆录的思想。可是，上班有任务，下班有家务，还要加班加点做实验、看书看资料、写总结、写论文，我哪有时间写回忆录？
一年等一年，现在已进入1994年。我曾写过一点断断续续的东西，可这哪是回忆录？！
我老了，我身体已不如过去，精力更不如过去，我还要写回忆录吗？我写回忆录做什么用？有轰轰烈烈业绩的、有感人肺腑事迹的、有超凡思想的、不是已有许许多多的名著和创作，我写回忆录有什么用呢？
我想退却了，我想算了，我已是一个老年人，我何必折磨自己，折磨丈夫呢？安安稳稳地度晚年吧！
可是，我安不下心来，我觉得如果我写不出来回忆录，好像我活了一辈子还缺了点什么，还欠了点什么似的。我总是想着这件事，而且，真的，我好像得了回忆录相思病。
所以，尽管我老了，我身体不好，精力不足，我还是决定写，力争写成。
不必期望我的回忆录给世人去吸取什么，我将她留给儿孙们，这是前辈人的生活总结，多少总有点借鉴作用吧！我没有什么钱财可留给儿孙们，这回忆录就算是留给儿孙们的一点点精神财富吧。
但愿我的愿望能成真。
在回忆录中，我将以回忆和研究我自己为主，来研究人和事。

我来了，我来了。1932年初夏，我出生在上海市一个小职员的家庭。当时，我爸爸是在一家木料店当帐房，妈妈是家庭妇女。我祖父是一个木工。爸爸14岁在木料店当学徒，以后当了帐房。
爸爸是一个守规矩，讲信用的生意人。办事很把险，做什么事都要想一想万一怎么样。爸爸的相貌端正，头发秃顶，两眼炯炯有神，平日总是保持一种严肃的仪态。爸爸有四兄弟，他排行第三，可是，兄弟间或亲友中有什么事，都找我爸爸相商，他们认定从爸爸那里一定会得到好的主意。
妈妈是一个聪明，漂亮，能干的女子。妈妈吃过苦，她九岁就进烟厂当包烟女工，一直到22岁结婚。妈妈与爸爸结婚时，爸爸是一个31岁秃顶小老头，还有一个两岁的儿子，一个一岁的女儿，而妈妈却是一个人见人爱的大姑娘。妈妈为什么要嫁给条件还不算好的爸爸呢？妈妈说：“挑人，挑人，就是挑一个人。”妈妈挑的就是爸爸的为人规矩，订正划一。妈妈结婚前，外婆已去世，自己操办嫁妆，自己做的嫁衣。妈妈还知事明理，与亲戚朋友，四舍邻里，都相处得很融洽。妈妈很机灵，她常说自己是踏着尾巴头会动。妈妈虽然没有读过书，但她有很强的观察能力和判断力，她对亲戚朋友中将会发生什么事，什么事将向什么方向发展，她能料事如神。所以，亲戚朋友有什么事，也喜欢与妈妈商量。
我有这样好的爸爸妈妈，当然，在我身上自然有不少优点。首先，我的记忆力很好。

1994年2月12日晚

妈妈生下我后没有奶，为我找过好几个奶妈。最后一个奶妈给我喂奶时，在我的脑海里已留下印象。这个奶妈其实已没有奶，但为了谋生，假装有奶。在给我喂奶时，她在奶头上涂了万金油，这样，我就不要吃她的奶，她可以免受吮吸奶头的痛苦。我还记得奶妈剪的什么样子的头发，脸长得怎么样，经常在床边靠小桌的地方给我喂奶。这是在我40多岁时，出差去上海，妈妈又说起我小时因没吃好奶骨瘦如柴时我说给妈妈听的在我脑海中的印象。妈妈说，是这样子的。妈妈说我的记性真好。那时我虚年龄已二岁，可能就是一周岁半左右吧。
在虚年龄三、四岁的时候有几个清晰的印象是：在一次可能是结婚酒席后，大家快散去时，妈妈让我站在椅子上为我穿外衣，有客人逗我玩，我感到很不好受，也就是怕生，我哭了。我虽然怕生，但是脾气不好，不听话，总是强。有一次爸爸把我关在漆黑的二层阁，黑洞洞的，只有在关不严的旧门边有一条光亮的缝。我一点也不怕，因为我还不知道有鬼这件事，我只是停止了哭闹。我最讨厌理发，特别是洗头发，一股股烫人的水都往我耳朵里，眼睛里跑，要是肥皂水进了眼睛里，那简直和要我的命差不多，所以，我极不愿去理发。有一次，夏天里，又该理发了，我照例不愿去，爸爸乘我在洗澡之前，已脱光衣服，将我一把夹在腋窝下，架到理发店去。一路上我乱摔两手两脚，大哭大闹。
妈妈说我小时很恶，要咬人。我记得我咬过一个比我小的，还坐在坐车里的小孩的手。我为什么要咬他呢？因为他太可爱了，太使我喜欢他了，我捏紧他的手还不能满足我对他的喜欢，我要放到嘴里去，甚至咬咬它，才能满足我对他的爱。以后，我发现我的老二，在他三周岁的时候也有这种情况，他喜欢一个小小孩，他就用二只手拼命捏紧那小小孩的手，直至小小孩痛得哭了，他才放手，好像只有这样强烈的紧握才能表达他对小小孩的爱。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性格，一种什么样的人之初的爱的感情表达呢？
还有，我记得在家门口，弄堂里的电灯亮了，那就是下午四点钟了，也就是爸爸该回家来了。我只要看到灯亮，就到家门口等着。看见了爸爸，就奔过去，扑到他怀里。爸爸就从口袋里拿出一粒电车糖给我。这是一粒大约1厘米见方的小糖，是在电车上买票时送的。
虚年龄三、四岁以前的记忆只是一些印象和形象，没有什么思想。

1994年2月13日晚10时49分

五岁的时候我记得有三件事：妈妈生小弟弟了，爸爸抱着他，我逗他玩。有一次，我和妹妹在弄堂口玩，有陌生人和我们搭讪，我赶紧跑回家告诉妈妈，有拐子要拐我和妹妹了！还有一次在弄堂口的大街上，我看见一个讨饭的残疾人，这是一个多么可怕又可怜的人呀！他没有双脚和小腿，大腿也不剩多少，盘坐在一块装有四只小轮的木板上，双手握着两块小木块，在地上划动，借此使他的身体向前移动。他边使劲划地，向前移动，边伸手向行人要钱。这个残疾乞丐的形象使我产生疑问：“他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的呢？”另一方面也使我担心：“我以后会不会也成这个样子？”这可能是我第一次产生的思想和思考。
六岁的时候是1937年，记得最清楚的一件事是逃难到乡下去，爸爸抱着弟弟，叔叔抱着我，妹妹由谁抱着不记得。我们在人群中挤来挤去，后来终于到了船上，查清了家里的人都到齐了。妈妈还与同船上别人家的人聊天，他们送我们吃的，我们也送他们吃的。又听大人说起逃难的惨情，有的人上船时板子没踏稳掉河里去了，有的人从船沿爬上去，没爬好，掉河里去了。我当时是什么心情？还不大懂事，也可能没听到大人说起过，不大明确为什么逃难？心情好像有点怕，好像不怎么怕，因为我最后是被叔叔平安地抱上了船。
七岁的时候是在宁波乡下，对事物记忆的清晰程度和记忆的量有一个突变的增加，所以古人说，七岁是个人。
在乡下，我和妈妈，妹妹同睡在一张大床上。妈妈早上起来后就把她盖的被子叠好。妈妈叠被子时掀起一阵阵的被子风向我袭来，我就躲到我盖的被子里头去。当然，妈妈以为我还没有醒，妈妈也没有想到她叠被子会掀起一阵阵的风。过后，妈妈来帮我起床。刚逃难到乡下时我好像还穿开裆裤，我清楚记得妈妈把二片褂片从我身前往身后一叠，再用钉在裤子的绳在我腰里来回打二个圈，然后结结实实地打上一个活结。我感到妈妈替我穿衣裤是如何的平整、结实与服帖。

从我们家二楼的窗户往西边看，远远地可以看见河，还有河里的小船。爸爸不住在乡下，还住在上海做事，爸爸回乡下的次数好像不多。
平日哥哥自己一个人与差不多年龄的男孩一起玩，姐姐带着妹妹和弟弟玩。妹妹小时候很不讲理，自己走路不小心摔了一跤，也要姐姐赔，姐姐如何赔？她就眼泪鼻涕哭闹不停，直到妈妈知道了，把她的胖屁股狠狠地揍一顿。
我一个人在放方饭桌的角落里自己玩，我玩香烟牌子（是烟盒里的一张小图片，差不多都是古装戏剧图画，我根本不懂那些剧的内容，我只知道喜欢有小姐和丫头的图片），我翻过来翻过去地看。有时候把人剪下来，排来排去地玩。冬天里很冷，我怕冷，脚上爱生冻疮，我就和老祖母二人一起把脚搁在脚炉上取暖，和老祖母聊天。可能聊的内容没有什么新奇的，我都不记得。
我总是不出去玩，有一次妈妈出去了，邻居的人逗我玩，我好像受了委屈，一见妈妈回来就大哭特哭，他们都笑我：“哎呀呀，还是妈妈亲呀！”我忘了他们逗我什么。
在乡下可能呆了一年多，那个时候我好像很老实，很文静，很腼腆。
八岁的时候从乡下出来回到上海，住在爸爸做事的老板家里。此老板是爸爸的亲戚，算起辈份来他要叫爸爸为叔叔，可是老板娘和爸爸第二个去世的填房妻子，也就是我哥哥和姐姐的生母，是表姐妹关系，所以妈妈叫老板娘为“阿姐”。不久，我们搬家到了新闸路，借二房东的房子，住一间前厢房，把房间一隔三，爸爸妈妈和弟弟住一间，哥哥和姐姐住一间，我和妹妹与女佣住在吃饭间的床上。那时爸爸可能收入多点了，家里有了女佣，管做饭、洗衣和收拾屋子，妈妈管买菜和做衣服。

爸爸把我和姐姐送进一所小学，我上幼稚园，姐姐上一年级。这时期我记得最牢的一件事是年终学校开庆祝会，不知道是圣诞节庆祝会还是元旦庆祝会。姐姐为我和她买了二张票，把我的票给了我。可到收门票时，我发现我的票丢了，姐姐就把她的票给了我。我一个人在学校里会餐，吃过饭在看米老鼠电影时姐姐来了。那时候我不懂事，我没问姐姐吃过饭没有，长大以后我问她，她说她回家吃了。姐姐的这个行动使我很受感动，我觉得姐姐是个很好的姐姐，她二话没说，觉得理所当然地让给妹妹，我觉得很内疚，我感到我把姐姐的一份剥夺了。
在上幼稚园的时候，我是一个不欺侮别人，有点怕别人欺侮我的人。但没有人欺侮我。我看到有的小朋友受人欺侮了，他的下眼皮就肿起来，下眼皮一肿，一尴尬，就要哭了。我很同情被欺侮的小朋友。
上一、二年级的时候我还不太懂事，不注意听课。有一学期好像这个班有五、六十人，我坐在靠后第二排的中间，大家吵吵嚷嚷，根本听不清老师在讲什么。有一次，我也和周围的小朋友叽叽咕咕地讲话，当我正别过头去和后排的小朋友讲话时，冷不防老师走过来，把我的头扳过去，我真是吓了一跳，感到非常害臊，我就认真听讲，教堂内一片肃静。老师举着书念道：“空气流动的方向就是风的方向.......”。这句话不知怎么搞的，我记得如此之牢，而在当时我根本不懂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可能也就在这几年，爸爸买了收音机，我特别喜欢听收音机里放的音乐，我感到我用耳朵贴近它，把脑袋靠到木盒子后边去，听起来更是来劲。我奇怪这唱歌的人是从什么地方把声音从这木盒子里传出来的呢？当然，不久我就知道了，这声音是从所谓的电台里传播过来的。也在这几年，我在学校的风琴上自己学会了弹琴。

大约在九岁或十岁的时候，有一天，家里聚了一些邻居家的姆妈们，她们拿着黄历按生辰八字给大家算命玩，这是一种叫称骨歌的算命法，按各人生辰八字算出骨头有多重，按骨头重量可以找到你一生的命运。我们兄弟姐妹五人中妹妹的骨头最重，她的命最好。她的命运的最后一句话我至今还记得，是：“脱去黄袍换红袍”，意思是到头来做大官发大财。而我的骨头最轻，对应这轻骨头命运的语句我就不好的居多了，我记得最清楚的一句话，也就是最后一句话是：“……单枪匹马空做去，一生做事总无长”，意思是我不会有什么好结果的。这件事虽然大人们说说笑笑，“命”算过了也就完了，谁也没有把这当作今后就是这样，可是在我的心里却成为一件很犯愁的事，我今后是不是会很穷？
还有一件事也使我发愁。有一次，大人和我们小孩一起查看指头上的指纹，是斗还是簸箕，斗越少命越好，有一个说法是：一斗富，二斗贵，三斗什么的我忘了。妹妹的斗又是最少，而我却有七个斗，我的命又是很不好的。还有，所有在场的人，他们的大拇指第一关节上的纹都有“眼睛”，而我两只手的大拇指上只有一条纹，没有“眼睛”。他们说，没有“眼睛”将来要做叫花子。这件事大家说说笑笑也就过去了，并不当作真，可是在我的心里又成了一件犯愁的事，怎么用什么方法来算命，我的命都是不好的，将来我真会成为讨饭的？
在上学时，经常听到了老师批评一些不用功的功课不好的学生时说的一句话：“不用功读书，将来就没有本事，就只好做叫花子”。我知道了，我只有用功读书，有了本事，就不会过穷日子，做叫花子了。
上三年级的时候，班上有个叫李兰芬的女孩子，和我同岁，在妹妹的班上有个叫李慧芬的女孩子，和妹妹同岁，她们姐妹俩和我们姐妹俩的名字只差最后一个字。可是人家姐妹俩长得比我们姐妹俩漂亮，白白壮壮，脸蛋儿圆又亮，皮肉绷得紧紧的，两个人的眼睛都是大大的，亮亮的。衣服又是穿得多么漂亮，白色绣花衬衫，一身彩格套裙，锃亮的皮鞋。人家都说她们俩漂亮得像两个外国小孩一样。可我和妹妹呢？与她们俩一比，我们俩是面黄肌瘦，干干巴巴，穿着小大人似的布旗袍…….。我也没有稀罕她们，她们家里当然比我们家里有钱呗！我和她只是一般的关系，因为她的座位没挨在我的周围。有时她也来和我玩，她总要从我背后伸过来两只手，将我脖子搂住，然后将身子压上来。我很讨厌这样，我总要摔掉她，我觉得她这样做就是欺侮我。学期末，她考第一名，我 考第三名。期末联欢会上我和她同台表演舞蹈，老师要她把另外的绣花白衬衫和彩格套裙借我穿着上台表演。我穿着她的绣花白衬衫和彩格套裙，别人也都说我真漂亮，和外国小孩一样。妈妈看到这套衣服很漂亮，她自己动手为妹妹做了一套。妈妈说我大了，还是穿旗袍好。可能是舍不得钱吧，因为我们家里最多是小康，能吃饱穿暖而已，那年我不过是虚年龄十一岁。这些事我都没有往心里去，我没有羡慕之情，我也没有要妈妈为我也做一套。

小时候我睡眠的特点就是入睡慢，醒来早，睡眠轻，很容易惊醒。每年年终，爸爸弄帐总要弄到很晚，到我们都睡下很久后，可能总在夜里12点左右吧，爸爸回来了，他在门口呼着：“阿梁！阿梁！”阿梁是我们家的女佣，她白天太累了，晚上睡得很香，妈妈就轻声地叫醒阿梁：“阿梁，快去开门，先生回来了。”爸爸的晚回家使我感到爸爸为养活我们是很辛苦的。
阿梁是一个很聪明、能干、勤快的女佣。她做的事，差不多妈妈都满意。邻居也都夸她做的干净、做的快，不用多说。阿梁早上起来时，我也已醒了，可能是早上六点左右吧。阿梁一起来就点上煤油灯，放好泡饭，然后到公用厨房生煤炉，烧开水。使我们起来后什么都有了。阿梁天天如此，我天天听着，看着，我想我以后也要像阿梁那样，天天按部就班地做事，勤快地干活。以后我们搬家了，阿梁也换人家了。

1994年2月15日下午3点46分

因为搬了家，四年级时在附近的一所中学附小里读的。我对学习谈不上用功，只是能按老师要求的完成，而且觉得没有什么难的。有一次，在教室里课前自习，我趴在桌子上休息，同坐的女同学在来回的读明天要背的课文，一会儿上课铃响了，她还没有背出来，我到已经听得背出来了，我背给她听，她说你的记性真好。我也奇怪，我怎么会记性这么好。从此以后，我好像突然开了窍，换了一个人，我开始觉得上课听讲下课做作业都非常容易。因为容易，又完成的好，经常得到老师称赞，老师的称赞又加强了我学习的自觉性和积极性，从四年级起，我就开始了每学期班上第一名或第二名。而且每学期当起了班长。
我上的是女中附小，四年级的时候班上还有男生，我觉得男生很傻，他们功课不好，下课时还瞎吵吵，总是你推我一下，我推你一下，或是你打我一下，我打你一下，起初是闹着玩，但闹来闹去就认真了，假打就成为真打了，最后被老师罚站壁角，谁也没有好下场，有什么意思呢？
我虽当班长，但我老实，规矩，只和同坐的同学要好，只做老师规定的班长该做的事。
四年级的时候我开始想问题了，因为做作业容易，我就有比较多的空闲，这空闲的时间做什么呢？还常是拍皮球，玩五只装上点绿豆的小布包，看小人书，闲聊。我对这些都不会上瘾，玩一会就觉得没意思了。这样，我仍有许多空闲的时间，无事可干。于是我就感到无聊了。我常常会独自坐在那里，愁眉不展，好像有什么心事，嘴上还不由自主地嚷嚷：“哎呀！怎么办呢？”
有时候被妈妈听到了，妈妈就不解地问：“啥事情啦？愁啥事情啦？什么怎么办怎么办？”
我好像一下从我无聊的思绪中清醒过来，我不好意思地说：“没什么”。我又说：“我自己也不知道，我怎么会这样说的。”
我只是感到无聊，不知这些空闲的时间我该做什么，我为此而感到抑郁和发愁。这使我产生一种思想，我觉得人，天天吃饭、睡觉、做事，天天重复这些事，有什么意思？我觉得我都有点腻得发愁，那些年纪大的人，怎么会有这么大的耐心活得那么久？外公如何能活到那么老呢？那时候，外公是我脑子中最清晰的老年人，他白白的长头发，白白的像山羊一样的胡子，弯着腰，走路慢慢地，有时手里拎着用稻草扎着的雪里蕻咸菜或是乌贼鱼回家来。妈妈说，这些我印象中关于外公的事，是我五岁时的事。我虽然是这样的发愁，这样的产生疑问，我也仍然天天重复地过着。
四年级的时候，很少看电影，但有一部电影对我的影响很大，那就是陈云裳和梅熹主演的花木兰。我们的家，我们的亲戚朋友，都有比较浓的重男轻女思想。电影花木兰使我看到一个女的完全可以做出男的所做的事，我很受鼓励，我想我也要像花木兰那样为国家做出重要的事。所以，也可以说，电影花木兰在我的人生中第一次回答了我，人为什么要活着。

1994年2月16日晚上10点52分

五年级的时候，班上没有男生了，我还是当班长，对于做功课，我仍感到很容易，背书从来不打嗝，默书不错一个字。对于背书和默书，我有诀窍。一篇课文要分几段来背，读的时候先读懂，读顺。读顺口以后就加快读的速度，边读边记。有点记得的时候就用手指捂着耳朵出声地读，有时快，有时慢，使有点记得的印象得到加深和巩固。我觉得捂着耳朵读很重要，这样的读法好像一个一个字打在脑子上一样，效果快，记得牢。当分段背出以后，再按捂着耳朵读的方法，通篇快读几遍，各段就连起来了。当老师叫起来背书时，你什么都不去想，就照自己准备好的，只顾背书就好了，就可以不打一个嗝。对付默书呢，当整篇课文已背熟时，就自己默书，默完以后与课文对照一下，哪几个字错了，你就好好地写几遍，记住它。这样，到课堂上默书还会错吗？
五年级的时候有美术课和劳作课了。美术课就是画图，劳作课则是做又有抽丝，又有绣花的枕套，也做烧饭用的围裙，或是做穿好几层荷叶边连衫裙的布娃娃。我因为细心，会配色，老师总把我做完的作品在班上示范表扬。
五年级的时候看电影的机会多点了。我喜欢看周璇演的电影，她演的电影有二种类型，一种是歌舞片，有唱歌，有跳舞；一种悲剧片，古装的居多。歌舞片使我兴高采烈，悲剧片常常使我洒下同情泪，同时使我思考，一个女的，如何避免厄运，有些男的，为什么这么坏。凡是周璇演的影片都有歌，这些电影插曲不出一个星期就成为最流行的歌曲，当电台上刚播出唱片时，我已经会唱了，我已经在同学中表演过了。

因为我各门功课都好，任课老师不但在本班上表扬我，还在别的班上夸奖我，我在学校好像有点小名气。因为从四年级以后，在班上不是第一名，就是第二名，而且第一名的时候居多，家里的亲戚朋友，还有邻居都夸我又聪明，又好看。我自己倒不以为然，我觉得聪明和好看是天生的，只有做出好的事情来，那才算是稀奇的。
那时候我还看小人书，有些小人书对我产生不小思想影响，例如：岳飞的为人正直，武艺超群，精忠报国，使我非常敬佩。这种在人格上和品质上的影响，我在历史课上没有得到过，在历史课上得到的只是一些历史知识。我还喜欢看一些仗义救人，劫富济贫的武侠小人书，我觉得这些人是好人，我还很羡慕他们有高超的武艺可以防身。有一个暑假，我的一位堂兄对我讲了关于“马素贞复仇记”的故事，听完故事后，我问他，我如何能飞呢？我的堂兄说：“你每天从地上踩到一张手纸上，以前上海用的手纸是尺寸约为20×25厘米的草纸，先是一张，以后每天多踩一张，等到手纸好高了，因为你每天只多踩一张，你并不感觉高多少，到那时，你就会飞了。”堂兄说的，好像有点道理，实际能行吗？好像不太可能。这说明五年级的我比四年级时又多了幻想。
我看喜欢看的小人书时很投入，当看到好人想做的事失败了，或好人受害了，我总要把书翻到前面去，停留在可以采取防止办法的那时刻。例如有一个女侠与坏人格斗，坏人假装失败逃跑，女侠紧追，掉入了陷阱。坏人把女侠绑在柱子上，灌以迷魂酒，强奸了女侠。女侠醒来后，把坏人杀死，自己撞柱而死。我看到这里气愤极了，好端端一个女侠就葬送了。那坏蛋是死有余辜，那女侠欠考虑，单枪匹马怎么能去追穷寇！我还留在女侠追坏蛋那一页上，我想，哎呀！一个人胜利了，她的激情，她的要消灭坏蛋的欲望，她怎么可能产生停下来不去追的思想，她这时候也想不到坏蛋是如此的诡计多端！像这样的事可以有什么办法来防止呢？
后来我看关于霍桑侦探的系列小说，差不多都看了。我对霍桑和他的助手包郎对于案子现场的观察、记录，与案情有牵连的人的对话、盘问，以及对案情的分析、推理，最后得出出乎意料的结论，都感到既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又很佩服。那个时期，我也快成为侦探或是与案情有牵连的人了。除了上课和做作业之外，我几乎都在想，如果碰到一个什么案子，在现场观察和记录时哪几点是千万不能疏忽遗漏的。我又想，在盘问一个牵连人时，如何才能相信他说的是真话，如何能引出他一些关联性的证词。我又设想，如果我成了牵连人，我如何回答侦探的盘问。有时候，我早上起来就记住我是几点钟起来的，吃好饭是几点钟，几点钟出的家门，当时家里面什么情况等等，好像我时刻准备着，有侦探来盘问我时，我可以回答得正确无误。由此可见，一些引人入胜的小说，对青少年思想，甚至行为的影响是如何的深重。

有些好的课文对我思想也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例如讲孙中山的课文，也使我对他很敬佩，从这课文中我知道了什么叫百折不挠。还有一篇课文，讲关于美国总统威尔逊小时与弟弟冒大雨坚持去上学的故事。弟弟说，雨这么大，不要去上学了。这时已在半路上了，威尔逊说，我们应该勇敢，应该坚持下来，不为暴风雨吓退。上海也是有暴风雨的，当遇到这种情况时，我就以威尔逊为榜样，把伞挡住头和身子，低着头，弯着腰，向猛烈地射过来的暴风雨挺进。我感到自己生气勃勃，神气十足。我也体会到了孙中山的不折不挠。
我文静、秀气，但自从知道花木兰以后，我经常培养自己的毅力和意志力。做一件事的时候我经常以自己力所能及的高标准要求自己，例如复 门功课，我认为抓紧点一个小时可以了，我就非要求自己在一个小时内完成不可，为了督促我自己，我就诅咒我自己：“如果完不成就会死，如果完不成就会死。”当然，我一定抓紧，按时完成。
四年级的时候，我主要和同座的张月娥好，她家里也是宁波人，她家离我家只有短马路的半条马路（上海人称车行道为马路）远。她家经济条件比我家好，屋子多，她和妹妹二人住在一间很象样的房间，所以我到她家里去玩的次数多。五年级的时候，我长得比她高了，就没有坐在一起。那时来了一个叫方小英的插班生，她和我坐在一起，她也是宁波人。上海的宁波人真多。六年级上学期时，方小英还和我坐在一起，到六年级下学期时，我又比她高了，我和别的同学坐在一起了。
方小英很聪明，功课很好，我和她挺谈得来。我很喜欢她这个人，也很喜欢她写的字。她写的字方正，刚强，很有气派。她的性格和她的字也有点像。我和她二人同坐一张书桌，每学期班上的第一名和第二名由我们二人包了，不是她第一，就是我第一。每次考试交卷后对答案时，我总觉得她比我考得好，而她总觉得我考得比她好，而大多数时候我比她考分多一点。学期结束时，如果她得了第一名，她总觉得这第一名应该是我的；如果我得了第一名，我好像也觉得这第一名应该是她的。我说她的字写的比我好，她则说她喜欢我的字，觉得我的字写得比她好。同学们有的喜欢我的字，有的喜欢她的字。我和方小英友好、友善，互相关心，互相喜欢，在我们之间从来不曾有过什么竞争心理。

我和方小英因为坐在一起，说笑谈话的时候就比较多，我发现有时候张月娥对我有点不大自在。我意识到，我有了新朋友不能忘记老朋友。下课的时候，有时我也走到张月娥的座位旁，和她谈笑说话。我照旧到张月娥家里去玩的时候比她到我家里来的玩的时候多。
六年级上学期到冬天的时候，家里供不了那么多大米，就掺点红小豆当粮食吃，上海人叫红小豆为赤豆，于是中午吃赤豆饭，晚上吃赤豆粥。后来，我发现在衬裤上怎么会有赤豆粥的痂巴？难道吃赤豆，拉赤豆？后来又没有了，我没把这当一回事。到春天的时候，那是六年级下学期了，有一个星期天的早上，我懒在床上，只觉得下面一阵阵地有血涌出来，我搞不清是怎么回事，我并没有什么不舒服的感觉。我正在奇怪时，妈妈在下面叫我了：“兰珍！兰珍！怎么还不起来！”我和姐姐、妹妹弟弟是睡在阁楼上的，我和妹妹睡一只相当于现在的单人床，姐姐和弟弟睡。平日，即使是星期天，我也早早起来了。我听到妈妈的喊声，我没有吭声，妈妈就走上来看我了。妈妈一见床单上都是血，就叫起来：“哎呀！小娘鬼唉，格这做大人啰！”妈妈就替我缝了一条月经带，帮我系在身上，教我如何换纸，这就完了。
在上四年级的时候，爸爸自己开了一家旧木料店，雇了一个帐房、一个工人、一个学徒。做的事是把人家拆房子的旧木料买进来，把钉子什么的去掉，好点的，当木料卖，破烂的，当柴卖。爸爸自己也做这些事，哥哥帮着做这些事。因此，在家里，爸爸整体忙于做生意，妈妈整天忙于买菜，做衣服，结毛衣。那时也有一个女佣叫阿桂，管做饭，洗衣服，整理屋子。我们孩子们，自己管自己上学，做作业，玩，基本上处于自生自长的状态。

对于月经，我很讨厌。以后听大人们议论到，不少女人生病就是因为产生月经的子宫惹出来的病。有的女人，子宫有病，把子宫割了，病好了，月经也没有了。身上多干净，做人多爽快。但子宫是有用的，用来生孩子的。可是我看到我的长得像电影明星陈娟娟一样漂亮的堂嫂，生了孩子以后，除了成天忙于买菜做菜以外，还要受两个四、五岁儿子的气和累。有一阵子她住在我家，总是听到她尖声地骂孩子：“小鬼才！你们怎么都不死呢！”她的脸上哪里还有一点点陈娟娟的味道。
还有，我的有一点胖的，穿戴整齐的，知识妇女型的表嫂到我们家里来向妈妈哭诉，表哥在外面找到了一个有钱人家的小姐，要和她离婚。
我想，女人为什么要结婚呢？做生孩子的机器？去受男人的欺侮？不！我一定不结婚。我也不要那个子宫，以后我也要把它割了去。
我喜欢幻想，也喜欢看云和木头屋顶板上的花纹。从云里，我可以看到许多绵羊在慢慢地走，也可以看到狮子或怪人头；在木头板上可以看到猴子，狗，也可以看到狮子头或怪人头。六年级寒假时，有一天，吃中午饭的时候，我突然注意起大家吃饭的样子来了。只见他们，有时好几个人同时垂下眼皮扒饭，同时抬起眼睛，伸出筷子，夹来菜，把菜送入口中。一会儿又重复这些动作，几乎是差不多的节奏（就好象看打乒乓球的观众，眼睛同时向左向右一样），好玩极了。我禁不住大笑起来，而且笑得不能抑制，连饭也吃不成了。这成何体统？！爸爸就训我，妈妈就说神经病啦？！我就赶紧离开饭桌到后房去，后房是女佣住的屋子。以后好长时间，我只能在后房和女佣一起吃饭，就是这样，我还是要笑，好像吃饭成了使我大笑的条件反射。
从这以后，我很容易笑，笑的起因对于别人来说是不会笑的。我甚至想想什么事，感到好玩了，我就大笑起来，有时笑的不可抑制。家里人不可理解，就说我神经病，我就笑着笑着变成哭了，我埋怨他们不理解我。我一个人走在路上，总会想起什么好玩的事，我也就笑起来，倒不一定大笑为止。这样，妈妈有时叫我去买酱油，我要姐姐陪我一起去，有两人走在路上我就不会笑了。妈妈说，要姐姐陪了一起去，还要你买酱油干吗？
整个寒假我几乎总是笑。到快开学要交学费时，我是全校第一名，学费全免，我太高兴啦。家里人就说：“哦！怪不得兰珍整个寒假都笑，原来有好事呀！”我不知道我的笑和这个好事有什么关系，反正我整个寒假老要大笑，以后也会因一点点好玩的事而大笑，但好多了，不那么经常。

妈妈说我脾气坏，难弄。我好像从四年级以后喜欢完美。我不喜欢在课本上点点划划，或是把书角折一下。我把新课本的书面包起来，到学期结束时，课本还和新的一样。四年级暑假时，妈妈教我綉拖鞋面的花。我不愿别人去摸一下，我觉得会弄脏的。除了妈妈以外，我更不愿别人去绣一针，我觉得会造成不可补救的损坏。有时有人这样做了，我就会生气，不高兴，闷坐好久，或嚷嚷：“赔我呦，赔我呦！”当我想到已经弄坏的东西根本不可能恢复到原来的一样时，我心里特别难受，我真想时光能倒流，倒流到还没有发生着不愉快事的时刻去。我的这种心情，这种脾气，可能得不到没有这种心情的人的理解，于是我就成了脾气坏、难弄的人。
有一次，放学时天下大雨，家里没有人给我送伞来，我回到家里，衣服鞋袜都湿透了。我穿了黑的布鞋，新的白袜，这时白袜已经成花灰色，我坐在小竹椅上，光着脚，手里拿着两只袜子，我大哭起来，嘴里说：“你们不管我！你们不管我！袜子都坏啦！袜子都坏啦！”我对于袜子都坏了感到的可惜比身上全湿了还难过。
我对于自己讲过的话和别人讲过的话也特别认真，我觉得讲了的话就是真的，就是真的要做到的。六年级下学期快天热的时候。妈妈说天热了，把头发烫短去，可以凉快点。妈妈说她陪我去。可是妈妈说过忘了，过了好几天还没陪我去。我就不高兴了，我整天板着脸，饭也不好好吃，有时就坐在那里，鼻子里嗡嗡地出声。妈妈听见了，知道我又为什么事不高兴了，但又不知道我为了什么事，她就说我：“啥事情啦？鼻子里钻进嗡嗡虫啦？”我见她非但想不起来是她惹我生气，还说我，我就哭起来，爬到阁楼上，往床上一躺，晚饭都不吃。晚上娘舅来，他到阁楼上劝我下去吃饭，我也不听。后来爸爸回来了，我听见他在楼下骂我：“一个女孩子有什么稀奇？！要是男孩子，我还抱点希望呢！”爸爸的这句话给我留下极深刻的印象。想起爸爸平日的重男轻女，我想我一定要弄点“希望”给你看看。

第二天我还是不理妈妈，妈妈说：“兰珍，兰珍呀！脾气不可以这样僵，功课再好，人再好看，脾气这样坏就不稀奇。”我不吭声。妈妈又说：“你今年十四岁对娘脾气这样僵，要是四十岁，我只好向你拜了。”我听到这句话，心里就觉得很内疚，但是我还是没吭声，在心里说：“妈妈，我知道我的不对了，我会待你好的，我一定会待你好的。”这之后我就主动去和妈妈好了，也和妈妈说了，我为什么不高兴，妈妈也陪我去烫了头发。我认识到，我为了妈妈的这点小疏忽发这么大的这么僵的脾气真是不应该。妈妈那天还说：“唉！啥人做你老公是要万关个（难做人）。”我想，我也不是经常发这么大脾气的，只要你们了解我，理解我，我不会发脾气的。这以后我真的很少发脾气了。
哥哥和我虽然不是同一个妈妈生的，可是我很敬爱我的哥哥，他聪明、懂事，又像一个大哥哥的样子。假期里他总是帮我提高英语水平。他会照片着色，我就向他学。他有一只小书柜，装满了许多杂志和名作家的小说，他让我看巴金的“家”、“春”、“秋”。我特别喜欢“家”，因为“家”中讲的反封建和反对男女不平等的事最吸引我。“家”中的觉彗最使我受鼓动，他是继花木兰以后第二个对我思想有较大影响的人物，我想我应该像他那样，对不合理的事物进行斗争。
当我小学毕业的时候，我已经是一个有性格、有思想、有追求的人。在生理上，我也是一个大人了。如果说，古人认为七岁已经是个人，那么十四岁的小学毕业生更是一个人了。把小学毕业生当作“成年人”看待，我觉得在某种意义上有利于孩子自立、自尊、自重地成长。如果对小学毕业生还像小小孩那样地照料他的生活，对待他的一切，那么，这只会形成“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富人的孩子长不大。”这也不是说把他完全当成年人来对待，而是说，小学毕业以后的孩子，今后，他的独立性应与日俱增，他的依赖性应与日下降。

教我们英语的胡慧丽老师是在我的记忆中印象最深的老师。她在四年级时教我们英语。后来，不知怎么搞的，她喜欢上了我们这个班，我们也喜欢上了胡老师，这样她就从四年级起一直跟着我们班，教到我们小学毕业。本来小学部的老师只教小学的，升入中学部以后，中学部有中学部的英语老师，可是我们这一班初中一的学生想念胡慧丽老师，胡老师也想念我们，胡老师又在初中一教了我们一年。到了初中二换了英语老师，胡老师也没有去小学部教课，她离开这个学校了，我们感到非常遗憾。
到现在为止，我还清楚记得胡老师给我们上第一堂课时的情景。胡老师说：“我上课的时候是很凶的，我会一直板着面孔。如果你们不用心听课，或完成功课不好，我会更凶。因为我一直板着面孔，面孔冷冰冰的，像水门汀（水泥地）一样有人在背后叫我水门汀老师。我这样凶是为你们好，你们有的同学可能会恨我。可是到你们长大工作的时候，要用到英语的时候，你们就会想起，还是水门汀老师好。”胡老师的这番话情长意切，而且是真的被她说中了。因为胡老师对我们要求很严格，在她给我们连续讲课的四年中，在我的脑子中，几乎记牢了所有学过的英语单词，基本文法概念也搞得很清楚，为我们继续提高英语水平打下了牢固的、坚实的基础。在我以后工作中用到英语时，我能够有较快的阅读速度就是因为我记牢了许多普通单词，这许多普通单词就是在胡老师的严格要求下使我牢固地记住的。
胡老师有一整套科学的教课方法，她的计划性和配合性很好，把讲课文与讲文法结合起来。正是因为她凶，也因为她课讲的好，每当上她的课，我们全班学生肃静。我们的肃静，一是怕她可能对我们当中的谁，不专心听课的，来一个当众出丑，而更确切的讲，是被她有声有色的讲课所吸引。她的讲课如同在讲一个故事，一堂课下来，我们的脑子里都进去了东西。她还有一套激发我们主动学习，互学互帮，发挥集体力量的教学方法。我们全班36人分左、中、右三排，每排12人、她把每排分为二个学习小组，一组6人，在这6人中选一名学习好的同学当小先生。在上新课文前，由小先生组织小组的人在一起预习课文，大家把生字都查好，一起进行阅读、翻译，有不懂的地方做上记号。新的课文经过这样的预习，再听胡老师讲解时，印象特别深，效果特别好。还有，胡老师几乎每次课总留几分钟让三排学生一个个上黑板进行英语单词默字比赛，看哪一排的同学默的又对又快，这使每个学习小组要学好之外，使每排的学生大家都关心每个人都要学好。因为胡老师平时对我们要求严格，又有这许多帮助我们巩固学习和加强记忆的办法，所以当考试来临时，面对英语试卷，我们毫无惧色。

其实胡老师一点也不凶，下课的时候，她笑盈盈地和我们聊天。有时候星期天，或是寒假、暑假期间她请我们到她家里去玩。她家里是个大家庭，经济条件比较好。有时，我们一下子去了十多个人，她总是请我们吃味道好极了的高级饼干，这种饼干在我们家里从来没有买过。在胡老师家里，她很耐心地与我们聊各种问题，聊人生问题，聊人际关系。在胡老师家里，我们好像又上了一堂社会学、人生学的课程。
其实，胡老师在课堂上也不是一直很凶的，她很会体谅人的。胡老师在讲课时，有时喜欢突然提问。有一次，她讲完课，联想到一个单词，突然把我叫起来，要我拼那个单词。我因为没有思想准备，一时着了慌，没有把那个单词拼对，我红着脸，非常窘，站在那里不知如何是好。胡老师到为我解脱了，她说人往往对突如其来的情况会应接不暇的。她叫我坐下，并把正确的拼法说了一下。我心里真是非常感谢胡老师对人的体谅，使我没有当众出丑。

在六年级时教我们语文课的许时老师是第二个给我留有较深印象的老师。许老师稍有点胖，白白的脸，圆润的面颊，架着一副金丝边眼镜。她总是面带笑容，和蔼可亲。她给我们讲课也好极了，她朗读课文婉转动听，听她的朗读好像听文艺晚会上的朗诵，她讲解课文也很投入，好像在演戏，好像在讲故事。所以，听许老师的课，我们很专心，我们的思想情绪随许老师的思想情绪而变，我们的心都被许老师抓住了。许老师讲课还有一个特点，她讲课的内容不只限于课本，她也和胡老师一样，每次讲完正课后总要留点时间讲别的什么。例如，最近她看莎士比亚的一篇什么小说，她就每次课留点时间给我们讲，搞得到下课铃响了，我们都不愿下课，我们总要求许老师：“许老师，再讲点，再讲点嘛！”许老师有时给我们讲点生活中的小事，她说，人往往容易犯主观片面的错误，这种错误常常会引起人际关系上的误会和不和，她举了她自己生活中的一件小事。有一次，她下班回家，打开房门，发现她挂在门后的一件洗干净的衣服掉在地上，她就想，谁来过了？谁弄得？心理不大高兴。她把衣服挂上，打开门到厨房去弄点吃的。回到房里发现那件衣服又掉在地上了，这才使她想起，这是由于自己急急忙忙地去上班，急急忙忙地走进走出，把衣服往钩子上随便一撩，没有挂好，当自己出去时把门使劲一关，衣服就掉下来了，这是自己弄的，而不是什么别人弄的。所以，当发生一件事，先要分析情况，想一想怎么会这样的，而不是凭主观想象下结论，或是马上猜测，这是谁干的。许老师的一番话对我们很有启发，我们同学中不是常常有这种事，一件小事，有时一下还搞不清，就闹别扭，伤和气，真不值得。所以，许老师不但教我们语文，还教我们做人的道理。
现在我已经是63岁的老人了，回想小学老师对我们的启蒙教育，这种教育是根深、根正的教育，我深深地感谢他们，祝老师们都有一个欢乐愉快、健康长寿的晚年。
当我在写此回忆录的时候，我想起胡慧丽老师家的地址是上海市愚园路月邨46号，如果不错的话，我真是有很好的记忆力。
永别了，我的童年，我的少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