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了火车，就有老同学把我们带到学校。在宿舍里，我挑了靠窗子左边的上铺床位。我喜欢上铺，上铺可以不受别人打扰，上铺也比较容易保持干净。
我们的这所学校，是第一流的大学，就是到了现在九十年代，也是全国第一类高等院校。学校里有八大学院：理学院、工学院、文学院、法学院、师范学院、农学院、体育学院和音乐学院。到国庆或元旦开联欢会的时候，体育学院和音乐学院同学出的节目真是棒极了。
我们的校舍也是伟大极了。从学校正门，远远地就可以看到园屋顶的大礼堂。大礼堂里的座位有三层楼，我看那规模与上海有名的大光明电影院也差不了多少。还有图书馆大楼，二楼的两边是二间大的阅览室，一间专门供学生自修学习之用，另一间在所有的桌子上栓有期刊、画报。阅览室的面积我说不出有多大，反正比现在的新的北京图书馆的面积不会小多少。体育场和体育馆大极了，每天下午四点到五点，全校学生在这两个地方进行体育锻炼，哪有人满为患的感觉呢！在体育场旁边竖立着生物馆大楼，也很壮观。
并排的宿舍大约有五、六栋，都是二层楼的。四座二层楼的宽大的饭厅，可以容纳许多学生同时就餐。我们学生，不分男女、班级，被分配到固定的8人一桌。下课前，二大盘一荤一素的菜已放在桌上，哪位同学第一个到，就从碗柜拿出八只菜碗，把菜分成八份。后到的同学，主食吃馒头还是米饭，随自己的意，到大木桶去拿、去盛好了。
在家的时候，我们家几乎是不吃馒头。到了这里，我觉得馒头特别好吃，比米饭有咬劲。在家的时候，我在吃菜上好像有点娇气。我不吃菠菜，韭菜，洋葱，小葱等等，闻到西红柿的气味就会头晕的。可在学校里，你不吃，吃什么？起初是硬着头皮吃，以后吃惯了还感到很好吃。例如西红柿，后来，我大个大个地生吃，真是津津有味。
因为同一桌吃饭的，大多数不是一个班级的。所以，吃饭的时候，我几乎只是一门心思只管自己吃饭，常常是第一个或第二个就吃好了饭。
在家里的时候，我经常便秘，老要痛苦地吃蓖麻油来帮助大便。到大学以后，因为生活规律，我居然形成了每天中午饭以后立即就会大便的习惯，真是又好玩又痛快。可是，这里的厕所实在不怎么样，一条长沟，用挡板隔开，刮风的时候，满屁股是风。以后，时间长了，也习惯了。不过，厕所冲水冲得很勤，进厕所时不太有厕所的气味。
在大学里上课是没有固定教室的，第一节课在104室，第二节课就跑到另一座大楼里的207室，第三节课要到抬头可以望到很高的、可以容纳几百人听课的阶梯教室里上大课了。我眼睛近视，又怕坐在后面听不清，我总找前三排又比较靠近门的座位。这样，我这堂课听好了，又可以比较快的出门，去“抢”下一堂课的好位子了。下课后，同学们蜂拥而出，男同学迈起了大方步，女同学撒开了小跑步，一路上大家嘻嘻哈哈，去追求下一堂课的好座位。

大学里的老师与小学和中学的都不同。小学的老师对学生的爱心最多，中学的老师就有比较重的职业性了，除了讲课，难得和同学聊聊题外的话。大学的老师，好像视学生为陌路人，最典型的是一位物理课的教授。他戴着一副二只黑圈圈框的、啤酒瓶底的眼镜，校徽别在胸口中间，讲课时谁也不看，一边嘴上讲着，一边在黑板上划着，下课铃响了，他也讲完了，他就走了。学生若有什么问题，找助教去吧。
大学里的课，比中学里难多啦。一堂课下来要复习的内容很多，还有许多新的概念啦、符号啦、公式啦、公式的物理意义、常数的物理意义等等，真是费煞脑筋。我这个全校第一、第二名的高才生也感到时间不够用。碰到考试，也没有原来那么轻松了。第一次考试下来，微积分我只有70多分，其他课80分也多不了多少。同寝室的女同学，有的比我好，有的比我差一点点。我一下觉得自己差劲透了，我是怎么搞的呢？
细细想想，考进大学来的人，虽然不知道其中全校第一、第二的人有多少个，然而，他们大多数是班上尖子，有几个就是班上第二、第三的。还有，学校的好坏也不同呀！人家有的是省立中学，有的是市立中学，我上的私立中学，算什么！我这个私立中学的全校第一、第二算什么！学校差，基础肯定差。但我一定要赶上去，人家能学好的，我一定也能学好，我不能与差字沾边。
于是，我上课更加专心，下课更加用功，有不懂的地方不耻下问。果然，我赶上去了。所以，我相信，“有志者，事竟成”。

由于我抱着强烈的照顾家庭，照顾父母的责任心来到了大学，因此我的学习目的是不正确的。我只想学好本事，将来回上海工作，养家，养父母。于是我想，我虽然是一名青年团员，但在政治思想上和行动上不能表现太积极，不然到毕业分配时，要服从统一分配，回不了上海怎么办？
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我尽量把自己降低成一个普通群众。平日我只与一位在上海集中时最先遇到的一位女同学在一起，她与我住同一寝室。我上课来，下课走。政治学习，小组讨论，我不冷不热，不抢先，不落后。
日子过得很快，已到期末。团支部组织工作总结和思想总结大会。会上，团支部干部，还有一些平日给我比较好的印象的团员，他们一个个先后发言，检查他们自己在提高思想觉悟方面还存在的问题。有的团干部说，他对一起工作的团干部，有时有不信任和猜疑的心，影响了团结，影响了工作，觉得自己只相信自己，这是一种自私自利思想的表现。有的团员说，他对有些思想较落后的同学，不是关心他们，帮助他们，而是看不起，讨厌，远离他们，这也是自私自利思想的表现。有的团员说着，说着，哭了起来，为自己有许多不符合团员的坏思想而难过，辜负了团组织对自己的关心，教育和培养。
我一边听着，一边对照自己。我算什么团员呢？我顶着团员的帽子，心里却揣着个人小算盘。我越听，心里越难受，我觉得我的自私自利思想比他们大得多。他们的诚朴的发言和真挚的感情激励我也谈了自己的心里话。我说，我，一个团员，不能单纯地为个人的家庭，为报恩父母而学习，这也是自私自利的思想。我应该为建设祖国而学习，为革命而学习。我说的时候，已经是边说边哭，说完了以后还大哭了一阵。但这一说和一哭使我感到非常痛快，我好像解放了我自己，我的心头再也不沉闷了，我的心胸比以前开阔了。

从这以后，我开始扩大我的生活圈子，和团员们比较接近了，和别的寝室的女同学们也有接触。
后来，在一次团小组会上，团员们对我说，有一些同学在背后议论你呢，说你不联系群众，不关心同学，走路昂首挺胸，自以为是，不像个团员。哎呦！原来如此啊呀！不联系群众，不关心同学，倒是我自己故意这样的。昂首挺胸，自以为是，在家时妈妈教育我们，特别是女孩子，应坐有坐相，站有站相，走有走相，走路时应该抬头挺胸，精神饱满，我觉得这没有什么错，可能头抬的高点了，就成了昂首挺胸，显得太神气了，不太好。我想，关键在于我的近视眼。因为近视眼，我走路时不看人的，可能别人看见了我，还与我打招呼，而我没看见别人，对他的招呼没有理睬，我岂不是自以为是吗？真应该与团员们同学们多交往交往，不然，他们是如何看我的我一点不知道。虽然，我自己故意把自己从团员的水平降到一般群众的水平，可是我还是不乐意从群众的嘴上说我不像个团员。我要改变自己，在政治上我也要追上去。
寒假很快过去，大一下学期开学了。开学不久，学校里就掀起三反、五反、思想改造运动。有一些老教授在大礼堂向全校师生员工做思想检查，有一些在阶梯教室里做思想检查。我们的物理课教授就是在阶梯教室里做检查，他还是不快不慢地，还是眼睛从不看人。
我们系里有一位教授和一位副教授做思想检查，检查家庭出身和对自己的思想影响，检查与国民党反动派有什么组织上、思想上的联系，检查有什么反动的或落后的学术观点、教育观点等等。
平日，每逢星期六下午，由校长，或校党委书记，或外请名人，在大礼堂，为全校学生做时事政治报告。这时候，我们学生的政治思想教育时间，至少也增加了一个单元的时间。班干部则大不相同了，特别是团支书、团支委，他们用的时间几乎与教职工差不多。大报告要听，检查会要参加，还要组织帮助小组，对检查思想的人进行帮助、教育。学生们思想的提高，也要通过他们组织团员，起桥梁作用，带动作用，影响到每个同学。上大课的时候，有时候我坐在第三、四排，就看到坐在一、二排边上的有的班干部，包括班长在内，在课堂上低着头睡着了。他们实在太累了，因为晚上开的会，常常开到12点还多。后来，待运动基本结束后，助教们为他们讲课开小灶。助教下到学生宿舍里来，专门为他们讲课和辅导。所以没到学期结束时，学业都赶上了。

这三反、五反、思想改造运动，在社会上的重点是三反、五反，在知识分子成堆的高等院校里，重点是思想改造。但社会是一个大的有机体，这两方面也不可能绝对隔裂开，这在我的身上就有体现了。
在这个轰轰烈烈的运动里，最初，我都从正面接受思想教育，是一场深刻、多方面的政治思想教育。后来，要我亲自向革命对象交锋了，那就是我的爸爸。大约从1943年开始，爸爸自己开店当老板，这就成为资本家了。店里用的人，最初是一名帐房，一名学徒，一名工人。现在是二名学徒，一名工人。在上海，开这样规模的店，算什么资本家？我一直认为爸爸是一名店主，我的家庭出身是小资产阶级。可这回不行了。要重新认识。
这时候，在大学里的团员还不多，资本家家庭出身的团员更少了。当社会上三反、五反运动开始深入的时候，学校里党团组织对资本家出身的团员的教育也加强了。
有一天，系团总支书记找我个别谈话，对我进行思想帮助，要我对资本家父亲进行重新认识，要从资产阶级的本质上去认识。我说，爸爸给我的印象，为人正直、规矩，对女佣和工人也不坏，对亲戚中经济条件差的还给以帮助，对哥哥更是无微不至的关怀。团总支书记说，天下乌鸦一般黑，难道你的资本家父亲就没有唯利是图的资产阶级本质？
一想到爸爸，我就要想起爸爸在哥哥生病时各个阶段的表现。最初，不管花多少钱，借贷也行，千方百计为哥哥治病。以后，知道是治不好了，晚上，我躺在爸爸妈妈房间的阁楼上，我经常听到爸爸妈妈二人对哭，我也在被子里哭。爸爸妈妈在背地里的暗中流泪，深深地刺痛了我的心，使我在哥哥去世那天，下定决心，我要替哥哥完成一个做儿子的对父母赡养的责任。爸爸在哥哥病中的表现，使我深记不能忘记，我觉得我的爸爸是痛爱子女的好爸爸。我想不通，我的爸爸怎么会是有唯利是图资产阶级本质的人呢？

还有，弟弟偷偷地参干去了，当天二伯父赶去火车站没有追上，第二天，爸爸，妈妈，二伯父，三人一商量，决定店里请二伯父照顾一下，爸爸到青岛去，把弟弟叫回来。可是，爸爸去青岛没有几天，就一个人笑嘻嘻地回来了。妈妈紧问，怎么没把弟弟带回来？爸爸说，弟弟在那里很好，那是一所海军干部学校，是读书，也要训练，那里的条件很好。领导和首长也都很好，叫我们做家长的放心好了。我在那里待了几天也感到很好，所以我就让他留在那里了。
这不是说明爸爸也很爱国，也支持弟弟当解放军，而且是明知立刻就只有弟弟一个儿子了，还让他留下当海军，这怎么能说我爸爸是唯利是图呢？我想不通。
团总支书又启发我：“你不能尽往好的方面想，你感到你爸爸有什么不好的吧？”
我说：“我爸爸最不好的就是重男轻女，对哥哥关心得不得了，待他好得不得了，而对我们女孩就不行，总觉得女孩子嫁了就是别人的人了。”我记得哥哥20岁那年，爸爸给他做好几件新衣服，买好几双新皮鞋，而比哥哥小一岁的姐姐什么也没有。
团总支书记说：“对呀！这就是你爸爸资产阶级唯利是图本质的一个方面。你爸爸待哥哥好，因为哥哥是他的人，待你们女孩不好，因为你们女孩将来不是他的人，对他就没有利了。”
这对我倒是有点启发，可不是吗？爸爸待哥哥好，就因为哥哥是他的人，为他传种接代，为他做生意赚钱，就这一点说，爸爸对待子女确有从他自己利益考虑的。
团总支书记又动员说：“所以，你要考虑考虑，你爸爸是不是有偷税漏税，损害国家利益的行为。你是一个青年团员，你应该起来揭发检举，应该从思想上与资产阶级家庭划清界线。”
我想，我爸爸对待子女虽然有自私自利的思想，但他对待国家还不至于做坏事吧。他平日常说做人要规矩，做事要有良心。我想，他这样教育我们，他自己也这么做的，我不相信他会做出对国家不利的事。我表现出犹豫不决，不可能的表情。
团总支书记又启发说：“天下乌鸦一般黑，你爸爸也是资产阶级，难道他会没有唯利是图的本质，不偷税漏税？你好好想想。”
我回到宿舍，躺在床上，想来想去，我实在不知道爸爸有什么偷税漏税的事。平日我在家里只顾读书，爸爸做生意的事，我从来不闻不问，我如何能知道呢？忽然，我灵机一动，想出办法来了。店里的学徒，他天天和爸爸做生意的事打交道，爸爸偷不偷税，漏不漏税，他一定知道。于是，我给学徒写了一封信，叫他起来揭发检举。

从此，我以警惕的眼光看爸爸，以无产阶级教育者的姿态对待爸爸，放假回家时，我总要和他讲点大道理，洗洗他那资产阶级的腐朽思想。
后来，爸爸的店被评为基本守法户，我心上的一块石头也落了地，感到爸爸还不是很坏很坏的。
因为我与资产阶级家庭划清了界线，不久便被选为团小组长，还参加了系里的打虎队，即是由系里一些思想觉悟较高、认识较好的师生员工组成的、帮助犯有贪污行为的教师员工的小分队。
我们系里有一名教师和一名职工乘购买仪器设备之际，犯有贪污行为。我们便分头地、轮流地打这两只老虎。我们有时候给他们分析批判，指出贪污行为是如何的可耻，是如何的损害国家和学校的利益；如果他们不作交代，我们就高呼口号：“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负隅顽抗，死路一条！”我觉得，我这是真正的参与革命工作了。
后来落实政策时，他们两个还算不上贪污犯，算犯错误吧。
在打老虎时，喊口号的时候，真是声势浩大，会使当事人心惊肉跳，做有坏事的人还不会有反应吗？在落实政策的时候是调查有实据。所以，我觉得共产党执法严明：不放过一个坏人，不冤枉一个好人。
通过三反、五反、思想改造运动，我的思想又升华了一次，我觉得我是像一个搞革命的人了。我的思想开始像一只冲破牢笼的小鸟，向广阔的天地，自由 飞翔，自由探索。

大约是从我十岁时开始，和妹妹两人分两头同睡在一张单人床上。我们兄弟姐妹之间极少争吵打闹，只有我和妹妹，白天有时不知为了什么事，有点小别扭。到了晚上，两个人在一张单人床上，同睡一个被洞，那被洞里的战争很难避免。常常是谁较重地碰到谁了，那被碰的就踹对方一脚，被踹的哪能罢休，双方就用双脚乱踹对方屁股一阵，嘴上还骂骂咧咧地指责，都怪是对方首先侵犯了自己直到妈妈听见了，把我们俩人都骂了一遍，这才罢休。
这样，我们两人同睡一张单人床，同睡一个被洞，一直到我高中毕业，考上大学，离开家里。我们的被洞战争可能到初中以后，渐渐减少了，到上高中以后就很少发生了。
妹妹的许多同学在初中毕业以后，都上护士学校了，妹妹和几个要好的同学一起考上了助产士学校。1952年夏天，妹妹毕业了。当时，国家号召上海市年轻人支援大西北建设。妹妹和她的几个要好的同学都积极响应。爸爸妈妈希望她留在上海，但她坚决要去，我也支持她去。经过三反五反运动的资产阶级爸爸妈妈也不大敢大力劝阻，妹妹就去了大西北。
妹妹到了西安市以后就写信来说，西安市的市长和老百姓都热烈欢迎他们去，在欢迎会上，妹妹还和西安市的市长 同志跳了舞。在信上，妹妹显得很热烈和兴奋。
但在那时候，西安的生活条件比上海差多了，这些上海姑娘到了西安以后，大部分水土不服，妹妹也水土不服，经常头晕呕吐。这时候已有好几个妹妹的同学回上海了。爸爸妈妈知道以后，妈妈又叫爸爸到西安去，把妹妹领回来。但爸爸到了西安，又是主动接受了一场建设大西北的教育。妹妹也说，水土不服会适应的。这样，爸爸又把妹妹留在西安，空着双手回到上海。这使我感到，我的妹妹是好样的，这也使我感到，我的爸爸还不是很坏很坏的。

妹妹先是在西安市人民医院工作，因为表现好，工作也好，被保送到西安医学院学习。毕业后回人民医院时是妇产科大夫了。妹妹在西安也度过了挖野菜，吃糠菜的困难时期。
后来，因为爱人关系，妹妹调到北京工作，我们两姐妹真是高兴极了，在北京，我们总算有亲戚了，而且我们住得不远，相距有一站路吧。
可是，妹妹的生活仍然不轻松。她家在南郊，工作在西郊。北京是一座多么大的城市呀！她星期六下班，换好几辆车，到了终点站。她爱人用自行车驮她，先到我家歇歇脚，这时大约是晚上八点左右。两口子在我家吃顿晚饭，他爱人再用自行车把她驮回家，已是晚上九点多了。晚上还能做什么呢？只想上床睡觉了。
星期天能睡个懒觉，一天又紧紧张张、忙忙碌碌地过去了。星期一早晨五点左右就得起来，她爱人用自行车驮她两站路，到了起点站，换好几辆车，到医院上班。妹妹说，每到星期六下班时，与她类似情况的人，都兴高采烈地挤车回家；每到星期一早晨，真不想这么早就起来的时候，特别是冬天，就想星期六真不该回家。
1962年底，妹妹回上海生孩子，不料大出血，这时候妹妹从医院回到家里已有好几天了，去请医生也来不及了，是妹妹自己给自己打的止血针。血是止住了，但身体是受亏损了。那时候还是困难时期，买几只鸡补补身体已不错了，没想到对身体还要进一步的补养。妹妹自觉身体还可以，就回北京准时上班了。
回到北京，又开始了她那紧张的生活。家与工作单位相距太远，这是紧张生活的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她的工作性质也使她的生活太紧张。有时候，我对她说，你生孩子后身体不太好，对工作放松点吧！她说，当妇产科大夫的，工作紧张不紧张不是由自己定的，产妇来了，你能不接吗？还有，妇产科大夫管的是两条性命的事，管住了产妇和婴儿，就管不了大夫自己了。妹妹已好几次晕倒在手术台上。她说，晕倒在手术台上也不只她一个，有的身体较弱的大夫，也有晕倒在手术台上的。所以，一个新生的小生命呀！为了你的降生，你的妈妈为你付出了十月怀胎的艰辛，而为你接生的妇产科医务人员也为你付出了多少的辛勤呀！你应该珍惜你的生命，你应该珍重你的人生！

后来，妹妹病了，说是得的急性肝炎。1964年8月1日建军节那天，妹妹的爱人，我，我的爱人一起去医院看望她。这时，领导对我们说，妹妹得的是急性白血病，这是一种绝症，快则几个星期，最长没有超过一年的。领导叫我们不要告诉妹妹，怕她受不了。
这真是一个晴天霹雳。我们三个，在一阵惊恐之后，请领导一定要千方百计想想办法，救救她。领导说，这种病在全世界都还没有办法。我们三个，只好强作镇静，强作平静，看望了她，安慰了她。我尽量缩短我与她目光相视的时间，我怕我会露出马脚，我怕我会哭了起来。
以后，先是妈妈来照顾她，后来是换爸爸来照顾她，直到去世。
我们 以为瞒住了她的病，使她在平静的心情中度过病痛期。其实不然，以后在整理她的遗物时，发现在一本医学书上关于白血病的一章，她划了许多红点点和红道道，这说明她是知道的，她知道自己得的是白血病。而我们都像演戏一样，我们说她的病会好的，她也说她的病会好的。我们不在她的面前流泪，她也不在我们的面前流泪。这对于我们已经是要付出很大的努力，而对于她，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坚强的毅力在支持她呀！我们不想让她悲观失望，伤心；她以更大的毅力不让我们悲观失望，伤心。我的妹妹，真是一个好样的妹妹。
现在回过头来看这件事，我觉得我们应该告诉她，我们应该正视现实，可以让她更宝贵的度过这段时间，可以让她做做她想的，想完成的事。现在有些青少年得了白血病，不就是这样的吗？完成一、二件他心愿的事，不也就是他这短暂生命的幸福和价值吗？
所以当一个人进入成年年龄时，例如踏入高中阶段，就应该进行人生观教育。让他懂得，一个人应该珍惜生命，而最重要的是如何利用生命。把自己的生命用于做有意义的事，如果实际的生命并不长，而生命的意义却长存。例如雷锋，他只活了二十多岁，而他生命的意义至今还活在我们的心中。例如莫扎特，他也只活了二十几岁，而他留下的生命的意义，他的作品，也将长存。
所以，一个有丰富生活内容的短暂的生命，这比碌碌无为的更长的生命对他人、对社会、对人类具有更宝贵的意义。
当然，我们应该争取身体健康，争取长寿，争取做更多一点的有意义的事。万一我们失去健康，不能长寿，我们应该懂得，生命的质量在某种意义上比生命的数量更为可贵。
这样，当我们染上所谓的绝症时，就可以泰然处之，说不定还会绝处逢生。当遇到危险时，就会临危不惧，说不定还会因自救而脱离险境。
所以，正确的人生观，对于一个人冷静的、理智地、更妥善的处理生活道路上的问题太重要了。

二年级下学期一开学，学校里就进行了院系调整工作，这是向社会主义的苏联老大哥学习的，是为了将各系科的专业分的更细。原来的校址就剩工学院了，其他的七大学院统统搬了出去，校名也由大学改为工学院了。
院系调整以后，在课程安排上也学习苏联的六时一贯制，即从早上七点钟就上课，一直上六节课至下午一点钟散课。在十点钟左右的时候休息20分钟，食堂送来热腾腾的馒头和豆浆，大家随便吃。我们大家有唱的、有跳的、有笑的、有打闹的，这20分钟休息得真是痛快。
可是，到了冬天就不行了，特别是男同学，起不了那么早，第一节课总有两、三个，三、四个迟到的，寒假以后就比较好坚持六小时一贯制。
在一年级的时候，一个学期的学费12元，一个月的饭费10元。到二年级的时候，什么费也不要了，统统由国家包了，放寒假和暑假的时候还退给我们饭费。大学生呦大学生，真是国家的宝贝呦！我们这一届，国家一直包我们到大学毕业。以后发现，这样也不合理，因为有些家庭条件好的学生，经常不在学校吃饭，常下小馆子，这就给国家造成浪费。从我们这届毕业以后就改为助学金制了。
我记得，我们在学校的时候，一个是元旦，一个是国庆节，那是大打牙祭（改善伙食）的日子。早上有甜粥，当然比不上现在的八宝粥，但至少有二宝，即花生米和栗子。逢节假日，年轻人谁也不爱睡懒觉？可我就是生来觉少，常常是我正常起床，为这帮懒家伙们打一大脸盆甜粥回来，好让她们睡够了，还有甜粥可吃。中午和晚上吃什么菜呢？给我印象最深的是：炒猪肝和炒虾仁。哎呀！这样高级的美味菜，我家里过春节也从未吃过。而且厨师的手艺特别好，做得非常好吃。至今已时过40多年，那美味还清晰的留在我的记忆中。不知那位厨师姓甚，名甚，我觉得他也够伟大的啦。

因为向社会主义的苏联学习，星期六晚上或星期天就有苏联电影可看。星期六晚上有的话，就在大礼堂演；星期天有的话，就去胜利电影院看。胜利电影院离学校可能有两、三站路，我们三、五成群的走了去，走了回来，一路上又说，又笑，既锻炼身体，又增进了友谊。
记得有一部苏联电影，可能是“丰收”吧，我们议论最多。一位年青人，遇到了集体农庄的漂亮姑娘，就紧追不已。我们认为，这样的谈恋爱的方式不大正经吧？谁也不了解谁，怎么就可以穷追人家呢？
以后，下午4点到5点的文体活动时间，有时候教我们跳国际舞，也就是现在叫做交谊舞的。以后，几乎每星期六晚上都有舞会，在体育馆里举行。我们的体育馆也大极了，我说不出有多少平方米大，总之，在长度方向，这边坐着的同学就看不清那边坐着的同学的脸部，够大的吧？体育馆的地板特别好，蜡打得光光的。为了保护体育馆的地板，参加舞会的同学都必须穿无钉的软底鞋，我们常常就穿橡胶底的球鞋去。
我很喜欢跳舞，也可以说特别喜欢跳舞。我觉得跳舞的时候，耳听优美的音乐，身子随着优美的旋律轻快的飞舞，这时候脑子里什么东西也没有了，只有轻松和愉快，真是如入仙境。
我们跳舞的时候都很正经的，和男同学相距至少半尺以上。男同学轻轻的搂着女同学的腰，女同学轻轻的左手搭在男同学的右肩上，另外二只手轻轻的握住就好了。和不认识的男同学跳舞，只在他邀请你的时看他一眼，结束的时候不一定看他一眼，在跳舞的过程中根本就不说一句话。和认识的男同学跳舞，在邀请时和结束时都看他一眼，在跳舞的过程中说上几句话。我不喜欢在跳舞的过程中讲话，我觉得在跳舞的过程中讲比较多的话，就失去了跳舞的意义和作用了，会使我的脑子不得空闲，也妨碍我享受跳舞时的轻松和愉快。
我和我的学习伴史玲娣几乎是舞会必到。我们是跳舞的积极分子，总是最早出现在舞会上，跳到最后一只曲子，还余兴未了，依依不舍，离开会场。我有时候奇怪，其实我的体力不算壮，而在跳舞的时候，我怎么会有这么好的精力呢？我觉得这是音乐的作用。所以，古时候打仗的时候需要擂战鼓，鼓一打响，士兵们的士气就上来了。所以，音乐也是很伟大的。

二年级以后，我们的体育锻炼也是向苏联学习的。我们执行的是劳卫制体育锻炼，即我们进行体育锻炼的目的是为了参加劳动和保卫祖国。
在中学里，我的各门课程中就体育差劲。打排球，不会曲手指；打篮球，抢不到球；跑步，总是最后一名。体育课就靠投篮过关。这劳卫制锻炼对我也是够难的。幸亏史玲娣的体育好。她是全校排球队，篮球队的主力，可能还是队长或副队长的。她又是全校跳高、跳远、短跑三项第一名，在华东区前三名，有的还得了第一名。在她的帮助和鼓励下，我的体育成绩居然也大有长进。对于跳高，在中学时，我常常是一跑到杆子前就站住了，或者一脚把杆子踢掉了。在跳高杆子面前，我真是无地自容。在史玲娣帮助下，我跳高居然达到了良好的成绩。其他项目，除短跑以外，我都达到了良好。只要短跑也能达到良好，我就能得到劳卫制锻炼良好的证书。于是，史玲娣千方百计要把我短跑成绩提上去。她几次在前面跑，要我追她这个飞毛腿，我哪能追得上。最后一次摔了一跤，跑道的煤渣划破了下巴，流了白衬衫上一堆血，把她们吓坏了，以为胸口哪里受了伤。唉！没有办法，流了血，仍旧是及格的水平，达不到良好。
大学里的体育锻炼，使我增强了体魄，也增加了信心，有些事，自己以为做不到的，在别人的帮助下也可以做到。但短跑的成绩提不上去，使我感到，人各有弱点，有的也难以改变。

@聂爱笙 2019-11-07 22:27:22
二年级以后，我们的体育锻炼也是向苏联学习的。我们执行的是劳卫制体育锻炼，即我们进行体育锻炼的目的是为了参加劳动和保卫祖国。
在中学里，我的各门课程中就体育差劲。打排球，不会曲手指；打篮球，抢不到球；跑步，总是最后一名。体育课就靠投篮过关。这劳卫制锻炼对我也是够难的。幸亏史玲娣的体育好。她是全校排球队，篮球队的主力，可能还是队长或副队长的。她又是全校跳高、跳远、短跑三项第一名，在华东区前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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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豆free 2019-11-08 16:08: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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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反、五反、思想改造运动以后，以及接下来的各方面向社会主义苏联老大哥学习的运动，使全校师生员工的思想面貌焕然一新。好像，大家觉得同志之间应该敞开心扉，真诚相见。在生活中和工作中，应该勤俭节约，任劳任怨。
这时候师生关系密切了，老师讲课的时候不是他只顾自己讲，听不听由你，老师的眼神和思想感情与学生有交流了。有时候连续讲两节课，下课时老师也不走开，学生可以提问，也可以谈点其他什么的。助教大多是比我们高几班的新毕业的学生，对同学们更热心，有什么学习上的问题，甚至思想上的问题都可以找他们请教。
从三年级开始，有俄语课了。老师好像是从哈尔滨请来的，方方的脸，架着一副方方的眼镜。老先生穿中式的长袍，因此他的身躯也是长方形的。老先生的嗓门很嘹亮，说话不快不慢，口齿很清楚。为什么我对他有比较深的印象，那是因为他的一次讲课。他说，那是什么？那是一块手表。我不觉好笑。我想，手表是讲一只一只的，哪有称手表为一块的？这大概是俄式汉语吧？不过，现在好像也有人称手表为一块了。可见，随着年代的进展，语言也是可以演变的。

大学里有很好的学习环境，有学问渊博的教授讲课，有年轻热情的助教专门解答疑问。还有比中学好得多的实验室和实验设备，所以，大学是真正的高等学府，是一个真正的研讨 学问的地方。
在大学里的同学们，个个都是用功读书的，而且可以说，个个都是学习上的尖子。说是尖子，当然也有差距，但差距就不像中学里那么大。经过三反、五反、和思想改造运动，我们学生的学习目的也更加明确了，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的祖国而学习，是为了革命的需要而学习。我们之中也有少数几个学习成绩差一点的，就让他与成绩好的组成互助小组，天天晚上在一起上夜自习。待成绩上来了，就自动撤消互助形式。我们认识到，我们每个同学将来都是国家某个工作岗位的建设者，在有关学习上问题讨论时，我们都把自己的学习体会毫无保留地告诉对方，希望我们每个同学将来都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成为一名出色的建设者。
虽然从二年级开始，我适应了大学里的学习规律，但是时间还是要抓紧。对于第二天的学习，我是从前一天晚上熄灯前开始准备的。熄灯前，将明天上什么课，需要带什么书，笔记本和其他工具什么的，统统准备好，整整齐齐的放在书桌上，我才爬到我的上铺去睡觉。
第二天早上六点钟，起身铃响了，我也醒了。因为天天早上这样，习惯成自然，平日起早就不是难事。这个道理在中学时，老师就讲过。
别看我有点秀气，有点文弱，而我的动作特别灵敏。我常常是第一个或第二个出了寝室门。一早百早，这时候，厕所里人空空的，盥洗室里的人也空空的，我不必受人多时的拥挤之罪和浪费时间，我不一会，什么都痛快利索地解决了。
我也常常是第一个或第二个到了教室里，痛痛快快的占好最佳座位，然后到教室前的空地上漫步和呼吸新鲜空气。悠哉！悠哉！
晚饭以后，我们通常是先到图书馆占好习惯性的座位。图书馆的好座位很多很多。我们通常是天天坐在那个座位上坐惯了，所以去占的，不过是坐惯的那只座位而已。
不过三年级以后就没有那么轻松了，学校招进来那么多学生，到图书馆上夜自习，就要在图书馆未开门前就赶去。不一会，图书馆前就拥满了人，门一开，大家蜂拥而入，纷纷抢自己想要的位子。这时候就难保有习惯性的座位可坐，抢着哪里就算哪里了。这也说明我们国家对大学生的迫切需要，大学招生的数量急剧增长。

二年级的时候全国开展了爱国卫生运动。我们在图书馆占好位子以后，通常还要出来走一圈，边走边捉蚊子。我们每个人手拿一只用纱布和铁丝做成的尖角帽子似的筒体，竹子的手把，制成捕蚊网，边走，边说笑，边抓蚊子。用这种捕蚊网抓蚊子特别灵，不管是多么机灵的蚊子，只要我们发现，朝它网去，我们挥动手臂的速度都超过了蚊子飞逃的速度，所以，被发现的蚊子总是难逃罗网。我们抓蚊子的数量是有指标要求的，有时不够数，还要专门钻到草丛中去，把蚊子轰出来，再一个个加以网住。因为这是除四害，是改变我们国家不卫生的落后面貌，是爱国卫生运动，所以，我们大家对抓蚊子没有一个人有怨言。大家抓得很高兴，还羡慕抓得多的同学，觉得他真是有武艺，有运气。
后来，南京市获得全国甲级卫生模范市的称号，这与我们大学生抓蚊子的功劳也分不开的。后来，我们自己也享受到了捉蚊子的成果，因为大夏天真的居然没有蚊子了。南京的夏天是只大火炉，蚊子没有了，晚上睡觉时，我们就不必闷在蚊帐里受罪了。
这也说明，只要有决心，蚊子照样也能消灭净。可是现在，与消灭随地吐痰对比对比。痰还是从人自己的嘴里吐出来的，人自觉不随地吐痰，这个问题不是比消灭客观存在的蚊子还简单吗？所以，什么时候也不能放松对人的自觉性的教育。
到三年级的时候不抓蚊子了，这段晚饭后至晚自习前的时间就变成悠闲地散散步，谈谈心，放松，放松。我们有时也到学校附近的老百姓家坐坐，了解，了解民情。南京，这个地方朴实，人也朴实，我们觉得是个适合读书人学习的好地方。
有时候我们就在校园里转转。这时候从图书馆的大草坪传来一阵阵动听的歌声。走近一看，原来是电机系的小伙子在进行自发的男声小合唱，他们唱得好听极了，尤其是对那首苏联格鲁吉亚民歌“苏丽珂”进行男声四重小合唱，真是美极了。我常常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聆听他们的演唱，感到心旷神怡，令人神往。可是，到了冬天，或是刮风下雨的天气，他们就不在那里集合了，我就听不到他们的美妙的歌声了，我就有一种遗憾的感觉。

大学里有很多业余文体组织活动，我参加过美术组和航空模型组，可是老讲理论，我没有坚持参加。后来参加了系里的合唱队。我们化工系比别的系有特殊的优势，我们女生多。有的系，例如机械系，一个女生也没有；土木系，总算有一个女生。当开展全校各系歌咏比赛时，我们系第一首唱民主德国歌曲“蓝旗歌”，好像成绩平平；第二首是男女四重唱“东方红”，在我们系的一位音乐素养很好的助教指挥下，我们唱得悠扬顿挫，气势磅礴，句句入耳，声声动人。我们胜利啦！我们是不是得了第一名？我忘了，反正是榜上有名。
在大学里，学习是一件很愉快的事情。白天，在课堂上听课，好像有点被动接受知识，可是，到了晚上，在晚自习的时候，那完全是自己主动地向知识进攻。当你轻而易举地复习掉自己已经听懂的内容时，你觉得很轻松。当你遇到疑问时，先是眉头一皱，接着翻阅有关的参考书，进行追根到底，寻根究源，同时在笔记本上进行摘录、对比、分析。经过一番思索，也就是经过自己的脑子加工以后，你豁然开朗了，明白了这是怎么回事。有时候你会真正地佩服那些科学家，把自然界的现象，各种现象之间的关系和规律，用一个简单的数学式表现得如此精炼美妙。这时候，你又轻松了，而且有一种欢愉的感觉。好像刨呀，刨呀，终于刨到了宝贝。你会把你的头抬起来，坐直了身子，吸一口气，微微地伸伸腰，因为你刚才集中精力探宝，是会感到累的。
这时候，你会猛然发现，你是处在一种什么情景中呢？在这几百人的大厅里，听到的只有嗖嗖地翻书页声和刷刷地笔在纸上写字声，偶尔有几声咳嗽。你也会有一种美妙的、心旷神怡的感觉：那就是，大家都是多么专心地在知识的海洋里吸取营养啊！于是，你又重新低下头，钻到你的那片海洋里去。
晚自习下课铃响了，大家好像突然被惊醒，带着半疲倦半遗憾的心情，依依不舍地离开了图书馆。
出了图书馆的门，一阵凉风吹来，不禁张开嘴，深深地吸了一口新鲜的空气，顿时觉得头脑也放松下来了。大家三三两两漫步在回宿舍的路上，同时边说边笑，也有哼哼曲子的。
回到宿舍，也要快手快脚的，不要等到人已拥挤的时候，才去厕所，才去洗漱。有时晚了一步，那就等一等吧，待高潮过去了再说。
大学里的同伴比中学的同伴，关系更密切，因为成天学习在一起，生活在一起。
史玲娣，是我学习上的伴。在课堂上，我们几乎每节课都坐在一起。第一节课，我为她占位子，以后主要就靠她了。因为她是短跑运动员，即使同时进教室门，她有冲刺功夫，好座位非她莫属。晚上我们一起上图书馆，一起回宿舍。

二年级以后，我们对学习已处于主动地位，我们二人总是每星期六晚上跳舞，除非有特别好的电影，则去看电影。每星期天上午去玄武湖划船；星期天下午搞搞内务，洗洗衣服啦，补补袜子啦，给家里写写信啦，等等；星期天晚上又去图书馆。
我们的生活既有规律，内容又丰富多彩。
古人说：“近墨者黑，近朱者赤”。我近体育健将，我的体育能力好像也有明显的长进。
有一次，可能是系组织的，在玄武湖开展划船比赛。史玲娣和我们班另一个体育运动也很好的女同学，加上我，三个人为一组，同划一条船。因为我在技术上和体力上都不如她们二人，于是，她们二人划船，我在船尾掌舵。我两只眼睛紧紧盯住对岸的一个目标物，掌好舵，不让船身偏离它的方向。到对岸后，我们居然得了第三名。这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在体育比赛方面得名次。
上岸后，有个不认识的女同学问我：“你是青岛人吧？”我摇头大笑。我想，我曾几何时原是一名体育的低能儿。

史玲娣，体育运动好。我觉得体育运动好的人，大多有侠义性格。史玲娣就是这样。我们宿舍里有什么要登高的事，有什么事要花大力气的事，她都说：“我来！”
她也乐于助人，常常辅导我们班女同学的文体锻炼。她对我更是耐心，我跳高的成绩能达到良好，完全是她指点和鼓励的结果。当我跳过及格之后，我就满足了，我不相信我会跳过更高的。她说，你首先要有自信，要相信自己跳得过去。再有，在跳的时候要掌握二个要点，助跑完了以后，蹬脚要重，把身体弹跳起，紧接着就是另一条腿，把身子翻过去。我有时有畏难情绪，真的不想跳了。她都像一位严格的教师，就是要我跳。我只好照她说的跳，我居然跳过去了。
所以，这次划船，一定是她出的主意，让我也参加。别人是不会看上我这个体育低能儿的。
徐雪莲，在初中时，我们同学过一年，因为座位较远，关系不算密切。进大学后，因为我们都是家在上海，同是宁波人，所以虽不在同寝室，关系也密切起来了。她脾气较好，慢悠悠地，做什么事都不慌不忙地。她写的字和她的形象和性格很象，也是四平八稳、有点胖兮兮的。她好想问题，不论是学习上的问题，生活上的问题，或是政治思想上的问题，我和她在一起时，她总要提出几个问题来和我讨论。
有时候星期天上午或下午，她邀请我或我邀请她去玄武湖走走，去鸡鸣寺看书。那时的鸡鸣寺，和尚有没有？记不清了，有工作人员，也不多，游人没有一个。那里的二楼上有好几只大方八仙桌，好像专为我们这些学生准备的，我们学校有不少学生到这个幽静的环境就坐苦读，读累了还可以站起来欣赏山上山下的风景。
第三个比较要好的伴就是许理宁，她先是我们的团支部书记，后是我们的党支部书记，和我同岁。以前，我们只知道谁比谁大几岁或小几岁，从来不问生日，因为我们根本没有过生日这码事。不久前，我才知道她比我小一个月。可是在学校里，她政治思想比我成熟，对事有见地，办事果断严肃，对同学亲切友好，所以，我有什么思想问题搞不清的，就找她谈心，她都会耐心地、热心地帮助我，她好像是我的大姐姐。
她，许理宁，不但是我的大姐姐，而且是我们班上许多同学的大姐姐。许多同学，包括一些男同学在内，都愿意和她谈自己的思想问题，甚至是内心深处的秘密。
人是群居的，所以总喜欢有伴，有朋友，有知音。形成伴、朋友、知音的，不外乎二种因素，一是地域因素：座位近，同一寝室；还有就是性格脾气，兴趣爱好，思想感情比较相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