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全的和充分的世俗化社会其实是不存在的，现实的社会往往都还残存着这样或那样的原始宗教的影响，但这并不妨碍我们把这种社会叫做世俗社会，只有那些把精神文明的信仰绝对化、行为文化体系规范成类制度化的社会才是宗教社会，如果制度文化也是按照宗教信条来组织的话，这个封闭的文化有机体就是宗教国家了。
基督教社会曾经有过欧洲的中世纪，由于欧洲土著的希腊文化的反抗和复兴，宗教的色彩随着时代的进化而逐渐地淡化，日益走向人性的世俗化。同样起源于古犹太教的伊斯兰教，由于信众基本上为亚细亚人，与希腊民主制度因子不同的是，亚细亚农业文化中的封建的集权崇拜的因子更指向着对权威的服从，因此宗教改革的冲动和动机就较弱，改革的阻力更为强大，经的神圣性的成分更为持久。因为古经恪守的是已经大尺度演化了和过去式的历史教条，在科技日益发达的当今社会，就越发显得落后于时代。在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的资本主义社会几乎一统全球的国际形势下，由清真的神性在人内心所造成的焦虑和绝望，促使信徒更加走向封闭而在内心达到狂热，以抗拒外在的万恶的现实社会，但是回归原教旨主义的恐怖主义行为完全不可能阻挡历史的世俗化潮流。亨廷顿的文化断层线战争是一种冷战思维方式下的推论结果，反恐战争也不能算是严格意义上的文化战争，它只是个别帝国主义国家攫取个体私利的遮羞布，文化的冲突最终的结果必然是宗教社会的世俗化而不是其他包括激烈的有形的战争，毕竟现代科技所带来的巨大价值和力量是任何因素都不能抗拒的，而科技背后隐含的客观规律的真理性比人们内心所信奉的真理包括三位一体的上帝要牢固和可靠得多。
现实更多的情况是，在世俗的主流社会中，存在着子文化的宗教小社会，这就是水滴中油性存在的穆斯林社区。在民主和法制的氛围中，其本质是少数人对多数人的专制，在制度文化上更多地表现出另类租界的性质。在东方包容性的多元社会中，这些汪洋中的孤岛与周围的人文环境还能够和睦相处，在西方追求个人自由的价值观下，西方社会必定会被这些不断长大的无数个孤岛分割、爆裂成碎片化的一潭死水。在东方，中央集权的威力减弱，也就是周围社会被宗教子文化体荼毒的时候，毕竟以剑传教的传统始终是恪守不变的。
从全球范围看，除了中国是世俗社会外，其他国家基本上都是宗教社会，尤其是美国，更是一个狂热的宗教社会，并从国家组织形式上对内加强和对外扩张这种宗教影响。

人，作为自然环境的产物，当然是要依靠自然环境中自然生长的其他生物物种为食物来维持自己的生存，采集、狩猎是劳动的最初的基本形式。当人们开始农耕时代的时候，标志着人改造自然和创造人工自然或者说人工物质环境的开始。人在劳动中结成的关系天然地是互助合作的群体的关系，而不可能因为有了剩余产品就使得头人据为己有而变得腐败，从而产生阶级引起种群内部的争斗。
当人们将主要的时间和精力以社会化生产的方式来创造自己需要的各种物品，并且这些物品的重要性大大超出土地自然生长的农作物产品的时候，人类社会就进入了工业社会。蒸汽产生的机械力代替人力和畜力，是机器工业时代，电力的产生和广泛应用，工业进入电气化时代，当计算机系统广泛地应用于生产过程的检测、控制以及工厂流程的计划、管理和整个企业的信息管理的时候，工业社会就进入信息化时代。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人们越来越从直接的劳动中解放出来，许多大型的无人工厂纷纷出现。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人工智能的发展，基于大型计算机系统或计算机云并行数据处理等技术的大数据计算中心的设立，以及无所不在的物联网、无人驾驶、各种类型的机器人的出现，等等等等，这些技术使得人类社会进入智能社会。之前由人才能完成的复杂的功能，机器系统都可以自主完成。
当社会全面进入人工智能时代，人所能完成的复杂劳动，机器人也无不能完成，这样，人类就从异化自己的劳动中完全地解放出来了。要有万物，于是便有了万物，要有光，于是便有了光！要么有么！人，还能去干什么呢？这时的人完全就变成了仙、佛或上帝呀！康有为说：我证明，这就是大同世界！这样一个物质上完全自由的社会，以物役人的金钱没有用了，无所谓有钱人和没钱人了：无界了，阶级消失了。问题是以有钱没钱划分的阶级存在过吗？想当年，颜回只有“一箪食”，子贡却能“分庭抗礼”，划分成分的时候，颜回就是无产阶级，子贡就是资产阶级？子贡在国际间上蹿下跳，能耐都大到天上去了，他敢欺负颜回师兄吗？实际上，自从有了对外的武力，对内动武就不可避免，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存在了，经济上的优越地位完全是政治地位的外在表现。
进化论告诉我们，生命的形态是从低级向越来越组织精密和复杂的高级形态不断进化的。文化有机体在各个尺寸上的结构形态也是从低级的简单组织向高级的复杂、多向、广域的组织形态来历史性演化的。这样从外部形态上来看，就是人越来越归向范模、越来越文化或社会化、越来越失去以往历史性的自由，无所逃于天地之间，最终全体人类社会凝结、聚合一个人类共同体，这应该是从进化论角度推论出的必然的历史演化结果。这难道不是反自由、反民主的吗？是的。当分子们挣脱了价链的束缚，在分子自主权的指引下，都成为自由的分子、原子和电子，解构了生命的组织，这就是生命有机体的结束和尽头，人类就来到了向往已久的末日。人类如果没有末日，上帝还有什么价值？为了让上帝的荣耀行于世上，坚定人们的信仰，狂热的信徒们当然要促使人类早日进入末日审判的环节，通过各种手段、通过各种方式。这其实就是西方宗教文化反人类和反人性的本质。是把人类命运交给人类之外的绝对之物，还是掌握在全体人类自己的手中，答案是不言自明的。当人类自己成为主宰整个世界的上帝，人类社会才是真正自由的社会。
历史演化的轨迹表明，进入自由社会的现实道路现在越来越清晰，只要有一个人在地球上还没有从物质匮乏中解放出来，人类就不可能进入自由社会。己欲立先立人，己欲达先达人，当我们所处的自然和人文环境与我们对立起来的时候，我们就不可能达到我们想要达到的目标，天人合一，人与人更应该首先合一。虽然一战而霸一统天下有点粗暴，但在非空想的“天下大同”的世界形成过程中，必然会要由核心的“大同社会”的主体文化有机体不断地逐渐成长强大起来，融合其他外部的文化有机体从而达到更大尺寸的文化有机体，当世界只有这个“大同社会”的文化有机体时，世界就是大同的，这当然是个“以夏化夷”、“修齐治平”的自然演化过程。在“大同社会”之后，人类共同体的目标或许是也应当是更遥远的星辰大海？

文化有机体的核心-人，从来不是孤立的甚至是独立的人，他总是存在于具体的组织结构内，也就是说存在于小的文化有机体即子文化有机体内，一个大的文化有机体由许多小的文化有机体组成，最终组成一个独立的文化有机体。一个人的存在方式并不是单一的子文化体分子，他是各种文化子体的某一节点，扮演多种社会角色，他是各子体利益冲突的融合点，也是文化资源中他接受的各种思想的凝聚点，利益的冲突，思想的争鸣，促使他作出自己明确的选择，如何取舍如何选择，体现了在他的文化模式中的他认为最有价值的东西，也就是他的价值观。作为各种社会关系综合的人，本身就是一个充满了矛盾和冲突的和合体。他既是各个文化子体的各文化部分的受体获得者或被决定者，同时也是各个文化子体的能动的施主行动者，他既受到子体的影响，也同时影响着子体的结构和运行，换句话说，他接受着各种文化资源同时也制造着输出着各种文化资源。根据每个人在文化子体中的作用和地位，他对文化子体的影响也有大有小。
通常我们讨论的文化有机体的尺度以国家为单位，在这样的尺度之下，还有家庭、国家机器、经济组织、社会团体等等各类文化有机体，最基础的文化有机体是人。在现实的文化有机体的结构中，无一例外都是金字塔的形式，都有一个最高的领导人，精神文化上的象征代表人物和制度文化上的实际的最高执行者。能够在文化有机体中占据领导或主导地位的只是极少数人，他们的地位是制度文化的结构和他们个人的才能或文化素养共同作用的结果。根据文化有机体尺度的大小，在其中所起作用的个人的评价标准自然不同。所谓的精英人物一定是在文化有机体中起到极大作用的个人。评价精英人物就应该看他所在的最高文化有机体的尺度中的作用，而不是在低位小尺度的文化体内的作为，就如领袖人物应该评价他在大尺度范围内的行为而不应着眼于个人品德私生活之类的细节。当然，个人的价值观、思维方式、行为特点对他个人所在的大尺度文化体也有巨大的影响。评价历史人物，就是分析他的历史作用的得失和大小，因为各个人并不是机械的螺丝钉而是能动性的客体。人如何前进到他所在的地位，提升在文化有机体内的作用，是制度文化设计的，人尽其才、物尽其用是所有制度文化追求的目标。一个充满生机活力和无限力量的文化有机体，一定有非常强大的制度文化将人民组织成一个密切的整体，只有这样，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真正动力。
人是贯穿各尺度的文化有机体的最基本的元素，在人这个最基本的文化有机体上所展现的冲突和矛盾，是外在的大尺度上文化有机体运行状况和形态的根本的深层的原因。这也是一种“修齐治平”的过程。当中国封建的宗法制因为血缘的疏远而日益分离逐渐崩溃之后，秦以后专制体制的周期性崩溃的根本原因是忠与孝的对立。作为集体主义象征的君王独裁者所任命的官员，从制度文化的伦理上应该是君王的代理，应该以整个集体的利益来规范自己的行为，作为家族的传承者，他要为家庭和个人谋取私利，这是天经地义的。这样，两种利益就会形成冲突，按照儒家的理论，爱有远近，当然就是私利优先。随着制度文化的时间的推移，私利的利益集团就会超越代表集体利益的君主个体，超出现实的物质文化系统的文化资源的负担，造成主文化有机体的分裂、崩溃、重组。这一过程周而复始称为周期率的历史现象，是由中国专制体制下制度文化和行为文化的固有矛盾所决定的。表现在文化有机体尺度上就是大尺度中的主导人物向小尺度文化有机体的行为回归，是一种由公向私的反“修齐治平”的退化行为，将天下为公的“公天下”向天下为私的“家天下”转化。如何防止“公家”“私有化”，历史上常常是维护道统的儒家士大夫的责任，但是在政统的暴力氛围下，这些努力不会有什么大的效果。另一方面，中央单元功能的削弱，也是次级文化有机体 “共和”“私有化”的原因和结果。
如果文化有机体的尺寸从小到大，而结构特征是不变的话，那么这种文化有机体就是全息的。一个人所处的文化体的尺寸从小变大或从大变小，当这个文化体结构全息时，那么这个人处在所有尺寸的有机体中，他作为最小的文化有机体也具有同大的文化有机体相同的特征。他的文化初始化的成果是通用的，不变的，这样，他通过自己的努力学习，就可以提高自身适应更高层次的文化有机体的素质要求。
但是，如果一个文化有机体不是全息的，大的文化体所含的小的文化有机体的结构不同，也就是说，文化有机体的尺寸从小变大或从大变小时，会遇到结构的突变，从而造成变化、成长的不连续。这样，一个人所在小的文化有机体中的所有的经验或已有的文化资源就不是通用的，这就造成人的资源的浪费和对新的尺寸的文化有机体的不适应。如果我们所学到的，都是没有用的，那我们还学习这些干什么呢？
当秦变法以后，家国同构的现象就打破了，在小的文化有机体-宗法制的家中习得的文化资源，在大的文化有机体-科层制的国中就不能运用了。汉朝独尊儒术，强行打通家国的行为文化的联通路线，使得国家层面上的文化有机体的行为文化超越了其制度文化本身所应该具有的行为文化特征，这样，社会团体成为虚拟的家的结构，国也成为虚拟的家的放大。但是，虚拟的家毕竟不是真实血缘关系自然形成的家，这就给专制制度带来了隐患，比如人治大于法治，法制边缘化，秦后的制度文化实质就是内儒外法。
要想弥补这种内外冲突造成的人的割裂，唯一的办法，就是强调个人的修行，提高个人的素质，使得两方面兼顾起来，两全其美。这就是所谓的“内圣外王”，具体的路径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得益于汉代的独尊儒术，使得家国虚拟同构，文化资源得以利用，社会运行成本降低。这样一个过程是从小的文化有机体-人外推到大的文化有机体-天下，是一个“我心就是宇宙”的过程。
在集体主义的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从传统文化资源塑造出来的人-这个最小的文化有机体，与大的文化有机体的国家的结构是不相同构的。新中国采取的措施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文化大革命的运动。这个过程是从大的文化有机体向小的文化有机体的方向逆推的，将天下灌入人心，宽广人的心胸，开阔人的眼界，“狠斗私字一闪念”，提高人的集体主义思想境界等各方面的素养。把担粪的老农拦住，要求背诵老三篇，强制大众哲学化，哲学大众化。这个过程是“宇宙就是我心”的过程。
在西方文化中，明显地存在着文化有机体的不同构现象。教科书上说：资本主义的主要矛盾就是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和企业内部生产的严密组织化。在大的尺寸上，国家层面的制度是民主的，在社会层面的社会团体结构中是专制的，在小的尺寸上，个人是无所适从的。当企业主特朗普先生就任美国总统后，他是应该按照什么样的文化资源来进行国家层面的制度文化系统运作呢？他的经验是经营企业而来的，这些经验或文化资源能够直接推广、运用到新的文化有机体的运行上吗？泰坦尼克号触礁沉底的历史会不会重演？
政企不分是公共知识分子严厉攻击社会主义制度的一个理由，但是，从村党支部书记、县委书记、省委书记、党的 ，或者国有企业的党政负责人，从政的经验和经历等文化资源是连续可用、没有浪费的，个人从小到大的文化有机体中，不会造成文化有机体文化资源的大的波动。企业的结构与政府的结构相似，运行机制相通，当个人从文化有机体中调动时，人以及人所处的新旧文化体都不会有波动，状态的变换比较平稳。
可以看出，当文化有机体内，各尺寸的结构不同时，文化有机体存在着它发展的极限。比如，在西方文化环境中，一个企业不会无限制地发展，它会遭遇到反垄断法。当他的尺寸大到国家的尺寸时，这个大尺度上的国家或者企业到底该采取哪种制度文化呢？所以，在民主国家里，存在着坚硬的铁屑碎片，将他们链接在一起的促使他们共同行动的，是磁铁—共同的信仰基督教。当社会发展，人的解放度越来越高，那么西方国家的瓦解就是不可避免的。移民的掺沙子，非宗教思想如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输入，会使西方国家暂时混乱，但社会主义和集体主义的思想出于主导地位的时候，社会就会重新安定，人类也会成为一个没有隔阂的文化有机体，踏上星辰大海的征途。
在集体主义价值观的文化有机体中，内向的个人的因素与外向的集体的因素的平衡是一个重要的问题，集体的凝聚力和整体的生命活力会出现潮汐现象，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有进退的变化，这是自然的。但最终的结果是个人外向因素的极大提高，而使得人类集体因内耗力的降低而密不可分，从而完成大同世界的塑造，以人的形象继续对人与天地关系的深入探索和重新调整。
我们在探讨民国历史的民主共和时，可以清楚地了解到康有为设立“虚君”的苦心，使得文化有机体在各种尺寸上平滑过度，而不是在国家层面上突然民主而结构突变，造成下一层次的文化有机体没有上层有机体的制约而处于平行状态，或对立状态，造成军阀割据混战。同样，对于全息的文化有机体，梁启超的“新民”扩展开来就可以造就“新社会”、“新国家”。

恭喜发财，大吉大利！抢红包

当康有为重新思考中国未来的道路时，非常幸运地得益于他的家世背景，使得太平天国的理论天然地作为了他的反面教材，因而自觉地排除了西方基督教的影响，而仅仅关注于西方的科技和社会组织方式。他从人间公理重新推导出了大同世界，“至公也”、“至平也”、“至均也”。通过人们的求“公”、求“平”、求“均”的不断的社会行动和制度校正，人类社会最终会达到一个稳定的极限状态。这个极限状态存不存在？中国的历史证明是存在的，只不过，它不在未来，而在于遥远的过去，那个“三皇五帝”的时期。现实社会中的人们“人心不古”，现在的世道“世风日下”。康有为接受进化论思想后，扭转了历史尚古的箭头方向，将大同世界定位在了未来的远方，这就为人类的进步指明了努力的目标。未来才是美好的！这种理想社会从根本上就与西方文化截然对立了起来，西方文化中历史推进的方式是：通过“自由的人”“自主自由”地、“利己”地个人行动，最终结果将整个自然界和人类世界带入“熵增最大化”的状态，在这个最后的极限临界点，任何人谁都没活路了，人类社会就看到了世界的末日，只好乖乖地等待上帝的审判、选择和救赎。
康有为几乎用毕生的精力来描绘大同世界的美景，在他的《大同书》里，“大同世界”从根本上说，是一种理想的“天人合一”的社会形态的具体而细致的文字表达。要从现实步入理想，康有为给出了历史发展的三个阶段或步骤：据乱世—升平世（小康）—太平世（大同），并认为这是人类社会历史进化的普遍规律，不能邋等。如何定位现实社会所处的发展阶段，康有为也没有什么精确的标准，在现实阶段对应的制度文化方面，康有为坚持“君主立宪”，君主没有了，不得已就“虚君共和”。然而，形势的发展是如此的迅猛，康老夫子很快就被时代遗忘了，抛弃了。这到底是夫子的不幸呢？还是时代的不幸呢？

梁启超的新民思想得到了陈独秀的推崇和发挥。陈独秀提倡教育新人要从“新”青年开始。青年学生们是“一张白纸”，“好写最美的文字，画最美的图画”。而这个需要植入的最好的内容就是“民主”、“科学”。新文化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的时候，遇到了现实最棘手的问题：“国民性”。等到鲁迅出场，他的主要任务就是“旧的不去，新的不来”的旧文化的拆迁工作。“匕首”、“投枪”雨点般地飞向“吃人”的历史，但是并没有撼动旧文化的大厦，反而使得旧文化洗去历史风尘，获得了新生的面孔。胡适们靠整理的“国故”吃饭，但在他们自由主义哲学的框架上却没有这些“国故”的位置。号召“全盘西化”的人们，用汉字激情地写着“废除汉字”的战斗檄文。
靠温情的说教真的能使旧社会的既得利益者放弃自己的优势地位，心甘情愿地退出历史舞台吗？显然是不可能的。改造社会，变革制度，忽略掉制度文化背后的暴力因素怎么能够成功呢？
毛泽东是康梁的铁杆粉丝。为了探索改造社会的经验，他在岳麓山下开始了自己的“新村实验”。从一个人开始，从一个家庭开始，从一个新村开始，从一个社区开始，形成一个新的社会。这些新的有限区域社会的数量逐渐增多，就会使得整体社会变成新的社会。实验特区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最终使得地球成为一国，人类变成一个大家，天下达到大同。在青年毛泽东的心目中，这个崭新的社会就是康有为所描述的“公共育儿院，公共蒙养院，公共学校，公共图书馆，公共银行，公共农场，公共工作厂，公共消费社，公共剧院，公共病院，公园，博物馆，自治会”等等所组成的理想国。在这个社会中，财产公有，人人平等，互助友爱，共同劳动、平均分配、消灭了阶级、消灭了国家和政治的界限。这样的社会极限就是一个人人自由平等、人皆为尧舜的“大同世界”。

毛泽东曾经深深地研究过康梁孙的学说，他认为只有康有为“似有本源”，在后来的探索中，他找到了这种“大本大源”，这就是中国哲学所揭示的宇宙真理，“道”之自然规律的科学原理，“理”之人类社会发展的内在机制，这些哲学思想表现为“学”的方面的《矛盾论》、《实践论》等，其他“术”的方面如《新民主主义论》等等，所有这些追索的目的无非是指向中华文化自古以来形成的人类理想社会的“大同世界”的梦想。在人民公社兴起的时候，对当年“新村实验”意犹未尽的毛泽东拿着刚刚新版不久的《大同书》，到各地实际对照着考察农村人民公社中的各种创举。极致的一大二公，只有老婆还是自己的，比康有为稍微保守了一点。毛泽东青年时受到康梁的影响如此之深，以至于他能够写出一手极好的“梁体”文章。梁的思想乃至话语、词句都深深地刻印在青年毛泽东的脑海里。那个著名的“纸老虎”名词，就是梁启超护国战争时对袁世凯的特制创造，以揭露袁貌似强大、实则虚弱的本质。“新”民的思想亦即“改造”人的“心之力”思想始终贯彻在毛泽东思想的始终，“人是决定一切的因素”，“人的因素第一”，“世界上只要有了人，什么样的人间奇迹都可以制造出来”。

恭喜发财，大吉大利！抢红包

在文化变迁时期，其内部一分为二，先进的、合理的、愿景的因素和落后的、愚昧的、现实的阻碍因素之间产生激烈的冲突，在精神文化的核心价值观的作用下，主体的人或文化有机体的主导部分进行选择、取舍，这种行为表现在人本身尺度上的阶级的斗争，就是我们常说的修身过程，其他更大尺度上的阶级斗争也可依次类推扩展。当阶级斗争或者天人斗争、灵肉冲突取得最终结果，也就是人的选择已经确定，那么这个时候的文化有机体就会合二为一，两相融合，达到新的自洽状态，产生的结果就是新人、新社会。
在一个有限的地方建设新村，由点及面扩展开来，是一种理想的状态。问题是如果旧势力、旧主人不让你扩展，也不让你建设新村，怎么办？武力解决恐怕是唯一的办法。“至公”、“至平”、“至均”的社会从旧社会产生，“打土豪，分田地”没有武力也是不可能实现的。从组织驱张的“湖南自治”运动中，毛泽东或许已经了解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道理”。如果有强大的苏联红军，列宁或许不会有组建“共产国际”的想法，正是有了苏联红军筑起的和平堤坝，斯大林才认识到“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可能性。
军队作为暴力机构，对于文化有机体的独立和存在等安全性方面的指标那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军队在文化有机体的不同层面发挥作用，对有机体的外在表现也是根本不同的。
在毛泽东这里，军队是精神文化具体化，是建立和保障制度文化的基础和柱石，他不仅仅是起武装保护的作用，而是一个工作队，一个建立新社会的强力执行机构，制度文化的政权是附属于这个制度文化的暴力机构上面的。“没有人民的军队，就没有人民的一切”。

正因为毛泽东的军队并不是纯粹的作战机构，所以他并不把军队的所有重要作用都表现在战场上，更不会把军队用来做无谓的牺牲和敌人硬拼。在毛泽东这里，保存军队的有生力量是第一位的，这支军队没有自己的私有的物质利益，没有那个地盘会被认为是自己的，这支军队是为了改造社会、实现文化变迁的工具和力量，它的长久存在对于中国社会的前途命运才是至关重要的。所以，毛泽东会采取游击战、运动战的方法，我不求消灭你，但是你打不着我就行，我还有更要紧、更重要的事情要做。正因为这样，这支军队也才必须是一支有文化的军队，一支充满朝气的军队，识字和唱歌是必须的两样基本任务。正因为是精神文化层面的军队，没有私利，所以才会是中国当时唯一不发军饷的军队，不仅如此，还要为老百姓服务，干活、挑水、种地等等等等，成为真正的人民的子弟兵。

恭喜发财，大吉大利！抢红包

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时候，所有的党员都不是来自无产阶级。无产阶级没有钱上学受教育，就没有机会接触马克思主义，就不会成为马克思主义者，自然不会成为共产党员。这些人都来自社会上不被压迫的上层阶级，他们是大学教授、报刊编辑、经营者以及青年学生。按照阶级分析的观点，他们都是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组成的无产阶级政党，他们反对的是谁？是他们自己！是他们自己出身的阶级和以物质资源使他们成为他们的那个阶级！这么诡异的行为，是不是吃着碗里的，砸着做饭的大锅的行为呢？当然！他们“挥刀自宫”，只不过“欲练神功”，他们练了这种“神功”要去干什么呢？

如果说典型的马克思主义说的，阶级极度分化、下层生存危机导致的阶级斗争，属于物质文化层面的经济利益上产生的斗争，在中国属于“农民起义”或“流民叛乱”的层次，那么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实质上是精神文化层面产生的对旧的制度文化的变迁要求的社会需求的实体表现，属于典型的“秀才造反”。他们反对自身所来的阶级，其目的不是为了自己的更大的荣华富贵，而是为了整个的中华民族的新生，是为了消灭哪些旧有的、落后的、阻碍中华民族在世界之林重展雄风的病因和陋根或者错误的社会制度。他们从社会中挣脱开来，将社会一分为二，作为社会中的先进阶级，向落后的阶级宣战，是一种社会尺度上的修身行为，自强去病行为，最终还是要合二为一，达到文化有机体的重新自洽。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更像是践行横渠四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志士仁人，而不纯粹是完成阶级斗争学说的试验品或工具。

恭喜发财，大吉大利！抢红包

中国社会的特点决定了中国没有严格意义上的无产阶级，像西方社会两极分化、无产阶级走向赤贫不革命无出路的现象根本不可能出现。在中国城市的每一个工人，其实都是有组织的，但是这个组织不是建立在经济利益上的纯粹工会组织，而是建立在同乡关系上的会党组织。它根本上是农村关系在城市中的一种自然延伸，时至今日，春运大军仍然表现出这样一种社会形态。轰轰烈烈的五卅运动，与其说是一种工人运动，不如说是另一种意义和形态上的义和团运动，它所反对的仍然是外国的势力或力量。

中国社会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都是一种农业社会，与工业化的西方国家有着根本的不同。“法国就是巴黎”的法国大革命能够建立共和国，攻占冬宫建立苏维埃政权就可以改变整个俄国的政治结构，城市的“颜色革命”轻易地颠覆国家政权的现象，在中国不可想象。

鼠首两端的军阀纷纷归顺南京蒋介石政府的时候，并不是他们真心服膺三民主义，而是处于物质利益方面的考量和“反俄防共”或者“反共防俄”的心理。张作霖自诩中华民国的正统，作为长辈，也拉不下脸与蒋称兄道弟，在济南惨案之后，似有“息内争、共对外”之意，但这个共同的敌人却不是日本，而是苏联。东北易帜，更多的也是出于反对苏联的意图。在当时的中国，共产党作为苏联的利益相关者，处于全国军阀反对的众矢之的的位置。尤其是“武装包围苏联”口号下的全国范围猛然高涨的罢工游行等行为，不仅损失了共产党的力量，而且与中华民族的本身的民族利益相抵触。共产党曾经占领过上海、广州等大城市，但是，很快就失败了。一方面是因为军事力量的不足，另一方面，恐怕也是在城市中并没有支持共产党政权生存的物质文化的经济基础和制度文化的干部队伍，对比辛亥革命的武昌就很清楚。苏俄革命成功，是因为基层政权的苏维埃已经成功地运行过很长的历史时期，如果从1905年革命算起的话。即便如此，苏俄仍然需要大量的旧军官来管理军队，大量的旧官僚来管理政权。而共产党并不具备这些条件。所以，当毛泽东接到打长沙的命令时，他早已经看到，即使打下来，也守不住，即使守得住，也呆不长。

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并不能得到当时的城市人口的普遍响应和接受，城市阶级斗争的结果没有什么人会获得看得见的物质利益。资产阶级利益被剥夺，工人阶级并不能保证获得利益，因为他们仍然要从生产劳动中才能获利，而他们劳动的场所已经不存在了。因为中国的工厂基本上是外国资本和小的民族资本，这与俄国大部分工厂属于国家或沙皇，产权并不直接地相关到具体的利益个人有很大的不同。民国的中央政府一直都处于极其弱势的地位，官僚资本十分有限，汪精卫的武汉政府获得不了赖以支撑的经济来源就是典型的例子。
而在农村则不同。高唱“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孙文的三民主义本来就主张“平均地权”，这是国民党出于宗旨想干而因为牵扯自身利益而下不去手的所在。虽然国民党有零星的农村土地改革的实验，但不为党内主流所认同。在农村进行土地革命，因而对任何人都显得政治正确。而土地革命也非常容易进行，革命的主力军—农民因分得土地而获得看得见的物质利益，积极性就非常高涨，地主的家丁团练等保卫土地的私人武装的暴力力量比较薄弱，建立共产党的基层政权相对来的比较容易。况且，粮食作为有生力量的能源补充，是人生存的基本物资，只要掌握了这些物资，也就有了文化有机体基本生存的保障。当共产党与农民结合在一起，也就获得了自主生存和自我生命延续的根本基础，从而可以彻底摆脱对外部力量的致命依赖。
中国文化的根在农村。一代一代的人从农村走出去，工作，求学，变成新青年，在新文化的激情大潮中矛盾、彷徨，最终歧路亡羊，不知所终。人才流动的方向从来都是农村指向城市，而很少新青年从城市回到乡村。因此，农村作为中华文化的酱缸，始终保持着原汁原味的酱汁，不曾受到新文化的一丝一毫的污染，这种强大到稳定不变的“国民性”令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们束手无策。但是这种在新人们看来的惰性，也正包含着中华文化根之所在，虽然其中或许附带着泥土糟粕等渣渣。与追求自由、实现个人价值最大化相反，“不患寡而患不均”，向往人人平等、财富衡均的努力一直就是中华文化的内在精神的要求，王莽新政、天平田亩制度都归于失败，是因为求“均”的行为克服不了等级的制度文化中天然不公因素的边际影响，而这些阻碍“求均”的因素只能通过暴力行为的“阶级斗争”来顺利推进。地主招谁惹谁了？只不过因为他们代表着旧的制度文化和物质文化的既得利益，是天然地维护旧制度的坚强堡垒，自然成为“除旧布新”要扫除的对象。要实现“求均”的大同世界的理想，不仅仅是物质文化的“平均地权”，更重要的是破除自董仲舒以来奠定等级社会的思想基础：“三纲”理论。因此土地革命的制度文化追求天然地是民主的和自由平等的，也包含这妇女解放的内容。但是这种精神文化层面的文化革命是极其缓慢和艰苦的，它需要新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新替代，也需要相当长历史时期的潜移默化和移风易俗，需要新文化的载体新人们掺杂期间进行催化。后来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就是精神文化层面的新文化反哺农村的政策行为，这个广阔的天地需要大量的有为新青年来填补进来，改变新旧文化因素的对比力量，彻底改变酱缸里酱汁的成分组成。这种文化努力当然最终没有结果。经过四十年改革开放，尤其是房地产大潮的吸引，农村被抽离的只剩下来老人、妇女、儿童，在物质文化上彻底凋敝了，在精神文化层面旧文化复苏了，“四一二”政变之后翻身而起的类似的乡贤渣滓重新主宰了基层政权，为宗教尤其是邪教的滋生繁衍提供了非常富有营养的沃土。腐烂的根需要彻底的杀菌和养护，扫黑除恶、重建乡村又一次任重道远。

恭喜发财，大吉大利！抢红包

中华文化的上古传说中，有许多英雄的神话，比如女娲炼五彩石补天裂，后羿张弓射九日等，这些神话所蕴含的精神力量潜意识地固化在中华民族的心理体验中，文化的空间范围或者疆土改变了，在文化的时间维度上人事代谢了，但是这些神话传说依然存在，这些心理的暗示永远不变，这就造就了中华民族的一种精神，蔑视一切困难，不惧牺牲，战天斗地，为了后代子孙的幸福，创造一个更加适宜人类生存的自然环境。大禹治水也可能不是传说，在建设人类美好家园的斗地过程中，治水的方法显得格外突出，由于在这些改造农田的水利建设中需要调动组织大量的人力，所以这种要求长期积累而成为中华民族自古以来的奉献精神和集体主义的团结精神。
中华儿女多奇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炎黄子孙不靠征服别人来寻求自己额外的幸福感，而是通过自己建造的美好家园吸引远人来归，使得族群的范围越来越大。当家园遭到破坏和侵占的时候，中华民族才表现出捍卫自己文明成就的坚强力量，这是一种民族自豪感的求美求善的外在表现。中华文化没有民族宗教，只有民族精神，我们不会祈求神仙的超自然力量，而是坚信通过自力更生而天人合一，自己就是自己的神仙，只要参透天机，掌握自然界运行的规律，世界就是人类美好的家园，这在愚公移山的故事里表达得最为清楚。人是最宝贵的，是可以无限延伸的生命，以无限改造有限，终究会取得胜利，只要我们不屈不挠。
如果要精确地总结中华民族的精神，给它一个确定的内涵和外延，那是困难的，也是徒劳的，这种活生生的只可用意会来把握的生命力，用逻辑的小刀来分析解剖时，它已经不再是它。因为汉字是一种图画文字，是表达的而不是定义的，并不像拼音文字需要精确地定义它规范它，才能具有通常确定的含义。虽然如此，但是我们也可以大概地描述一下我们通常意义上理解的“精神”的概念。
不同于哲学上与物质相对应的精神概念，文化上的“精神”指的是文化有机体行为文化甚至精神文化层面上历史形成的相对固定的独特的思维方式、情感体验、心理定势的根本特征，是文化有机体产生特定行为动机的内部源动力，亦即文化有机体生生不息的激情和活力的来源点。对于人，更多地指人特定的人格和行为模式，对于群体，应当是组成群体的各个个体所共同认同的心理和情绪反应模式和价值观念，群体“精神”为群体提供了强大的内聚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