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精神和中华民族精神的内容都是非常丰富的，论证他们在数学上完全相等是不可能的，事实上，毛泽东精神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最重要的和最精华的有机组成部分，在中华民族复兴的道路上，毛泽东精神要比毛泽东思想更加不可或缺。

“长征精神”是探索真理、把握真理、为了真理不怕任何艰难险阻、战天斗地、自强不息英勇奋斗、不惜付出一切牺牲的“卫道行义”的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精神。这种中华民族“穷且益坚”任何力量都压不跨的大无畏的不屈不挠的坚强意志力成为日后这支军队战胜任何强大敌人（如大日本帝国皇军、蒋氏美械军队、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的深厚的心理基础。李敖在《毛泽东的精神就是民族复兴的光辉道路》一文中说：“毛泽东精神就是一种强烈的自信、自尊、自主、自立、自强的精神，就是一个人、一个民族要活得顶天立地的精神，它是从唐代以来中华民族久失了的浩然之气和天行健、自强不息的精神，是1840年以来中华民族面对保国、保种、保教的三重危机的挑战而激应出的勇敢的应战精神，它就是我们的民族精神”。

“征，正行也”，本意为出征、讨伐，出兵攻打，也有召集之意。“长征”一词代替红军此前的“战略转移”和“长途行军”，在日军已经侵略中国的最大形势下，红军“长征”就有了极大的民族正义的精神价值和社会心理的感召力，毛泽东北上和张国焘南下的本质分歧就在这里，是以民族性为主还是以革命性主导的选择问题或者说到底是“民族斗争的革命”还是“阶级斗争的革命”的问题。

毛泽东更多地是从民族利益出发，把阶级革命当做一种手段而不是目的和信仰。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是中华民族最为重大和当务之急的根本利益所在。既然抗日，不去离日本人近的地方接触日军，与日本人作战，反而跑到离日本人越来越远的封闭的角落里去，那怎么行呢？陕甘地区虽然地瘠人贫，看起来不利于红军的生存和发展，但是“党的路线正确，就有一切,没有人可以有人,没有枪可以有枪，没有政权可以有政权。路线不正确，有了也可以丢掉”。抗日的“大纛一张”，全民族都会支持我们，精神文化系统的“道义”在我，各种爱国的社会资源都会接受我们的领导，蒋介石再来围剿我们，从道义上就站在了日本人的一边，必定不得人心、失道寡助。精神文化的正确是一切文化要素正确地发挥正确的作用的前提基础。

就像列宁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有差别一样，毛泽东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的差别也有本质上的不同。以《实践论》、《矛盾论》所奠基的毛泽东哲学思想应该更多地是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在马列主义话语体系下的发挥。这是毛泽东“学”的层次上的内容。其他的军事思想、政治思想、经济思想以及具体的方式方法都属于“术”的范围。抗战结束时期，刘少奇能够成为可以接替毛泽东掌控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人物，在于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也是在中国话语体系下的产物，摆脱了教条式马克思主义的影响。

多重矛盾的多元决定论思维对处理纷繁复杂的社会状况下的各种矛盾和问题具有极大的指导作用，而这正是中华文化面面俱到的整体和系统思维的传统。《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以及《论十大关系》都是这种思维在现实情景下的继续和发展。因为五四新文化的惯性，“中国气派、中国作风”被认为是封建落后的必须抛弃的糟粕，那些被西方化了的无论是自由主义者还是马克思主义者的思维对于“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之类的概念是无论如何无法理解的，因为他们储备认知元素的脑子里从来没有出现过一幅“太极图”。东方文化“多元决定论”的复杂整体性系统的观点，和西方文化“单元决定论”的分析的科学的观点，共同构成了现实世界宏观上和微观上的真实图景。抗日战争强化了中国文化的民族性，新文化的冲击、“中国化”运动和改革开放使中国文化饱满地吸收消化了西方文化中的合理元素，中国文化因而再次成为全球化的全人类文化。综合的多元决定论和分析的科学的单元决定论的世界观不同，决定了认识世界的方法论的侧重点也是不同的，通常来说就是“黑箱法”和“白箱法”的区别。中华传统文化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基本上采用的是“知行合一”的“黑箱法”，侧重于归纳法而不是演绎法，因为中华文化里的世界是一个复杂巨系统的有机整体而不是以分科细微到单元可以决定的一个个独立的简单的单回路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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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是伟人的诞辰

只争朝夕不负韶华

具有集权专制主义传统的俄国和中国在民主政治试运行的过程中相继革命成功，超出了正统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高度发展阶段产生社会主义革命的解释范围，因为中俄和传统西方的文化背景相差太大。但新生的政权要在法理上取得合理性，就有了俄国的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以国别加以定义，就是扭曲本来面目的努力，和洪秀全们的技巧是一样的，只不过他是人间的基督。俄国文化毕竟是西方文化的一个分支，当政坛风云人物实行新思维政策的时候，没有了马克思主义，在制度文化上就只能垮台，又没有民主政治的历史传统，就只能再次选择强人集权的专制制度来获得生存和发展。中国文化采用了马克思主义词语下的新表达方式，而实际的政治形态是中国新精神文化下的新社会制度，这种也是自古以来中华文化一直向往的政治制度，与日本类似，有点托古维新的味道。即便甩掉了马克思主义的外衣，并不能影响新社会的稳定和自洽，因为马克思主义的有益成分已经被吸收进了中国新文化，因为是“自古以来”，无论短暂的历史演展如何回流和斜流，最终仍然会回到历史大尺度上的正确航道，因为文化有机体核心的精神文化决定了最终的民心所向。无论是旧文化还是新文化，中国文化始终是天下文化，作为可以撬动西方政局的杠杆，实现中国文化全球化的捷径，马克思主义的外衣也是不太可能轻易丢掉的。

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里，评论马克思对人类的伟大贡献有“两大发现”：“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从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基础，人们的国家设施、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做得相反”。中国老百姓理解“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出发点当然就是“民以食为天”。另一大发现是“剩余价值”，这一“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所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剩余价值的问题本质上是社会财富的分配问题、剥削和被剥削的问题乃至贫富均不均的问题。社会主义必将战胜资本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核心是“阶级斗争”，在中国语境里就是“修齐治平”，斗争、团结、再斗争、再团结，直至文化有机体趋于新的自洽，阶级斗争的本质是对立统一规律的某种表现形式，是中位尺度的文化有机体的相反相成活动的外在表现，阶级斗争在各尺寸的文化有机体上的缩小就是“修身”，扩大就是“治平”。

西方文化中的心理学从产生起就是一种纯粹个体的心理学，从弗洛依德的精神分析、荣格的格式塔、阿德勒的自卑超越到马斯洛的需求层次说，如果人的行为的动机只从自身内心的深处来找内因，把童年创伤之类等等习得的行为模式作用看得那么大，初始行为模式隐蔽地固定下来一生不变，那么所有后天的行为矫正、锻炼和所谓的治疗还有什么实质效果呢？为了避免这种尴尬，萨特哲学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没有任何先天限制的自由选择，这当然完全是脱离现实的臆想。“延安经验”完全溢出西方文化的理解范围，在私有制度下，他们的眼里只有单独的个人，他们认为个人完全要为自己的自由选择而负责，而不知道好莱坞电影中反潮流的个人英雄创造和改变历史是不可能的。战后犹太人满世界追杀纳粹战犯的行为，就是“个人绝对自由”理念的典型表现，而这种行为在现实世界的效果不仅不可能带来世界和平，所引出的永恒的哲学追问“我是谁”永远也不会有答案，唯一可以确定的答案是“他人就是地狱”。从人的行为动机的产生机理来看，马克思的阶级论的心理学基础就是经济决定人的行为，当人有钱了会怎么样，当人没钱时又会采取什么样的行为模式，由当下的物质文化立刻来决定当下的行为文化，马克思就这样给人定义了固定的行为模式，这个科学假说构成自己阶级斗争的理论基础，从特朗普变脸的国家谈判艺术可以稍微领略到经济决定论的无限开放的应用例证，在特朗普这里，的确，钱决定了一切行为。毛泽东拓展了阶级论的定义域，他以人们的思想认识作为划分阶级的基础，摆脱了经济决定论的束缚，更接近历史和现实的事实，人的思想或者人的历史形成的综合世界观和人生观决定人的多元行为模式，人生经验的方法论给了人选择自己最有利的行为模式的技巧。这样颜回的阶级成分就可以划为剥削阶级了，离开了阶级分析的观点，日本战争的责任问题同样也没有着落。
作为元文化有机体的人的行为模式的变迁，也是一个系统的从精神文化、行为文化到制度文化和物质文化的重新自洽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各个组成部分新环境下的文化资源的更新汲取是关键。
新社会使鬼变成人，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把彭宇变成杨白劳的是执政思想决定下的政策和制度，是不合理的政策和制度所形成的社会大环境，通过奖惩方式强化了人们短期自利行为模式选择的理由根据，从而带来了人世间整体尺度上的所有的罪恶。由外而内和由内而外的反复互动的社会实践使得人们当时当地最有利于自身利益的行为模式相对固化。这是传统的心理学把人只看做生物性存在而忽略其社会性角色而没有涉及到的内容

两条路线之争的本质在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和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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