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有机体是自恰的，这表现在精神文化和行为文化以及制度文化和物质文化之间的相互适应、相互维护而构成一个稳定运行的具有生命和活力的有机整体。但这并不代表文化的各个部分就是完全适应的，没有冲突的。事实上，文化有机体的冲突元素始终存在，并且在一定的时间和环境条件改变的情况下，还会非常明显地显现出来，剧烈起来，通过制度文化、文化资源库的自身调整，文化有机体会再次进入相对更加自恰和更加适应的状况，从而完成文化的一次变迁。
在一个文化内，如果没有新与旧、真与假、美与丑、左与右、先进与落后的冲突和争论，也没有利益冲突的人群和团体，那么这个文化体就没有生长的活力、前进的动力，它就是停滞的文化，是已经死亡了的文化碎片或文化元素。文化的自恰表现在物质、行为、制度和精神文化的相互适应构成的有机体中，文化冲突的起因、生成和表现结果基本上存在于文化资源中，并通过与文化体其他部分的联系媒介和通道影响相关的人员而渗入文化体其他部分中。
一般地，冲突是指相互接触或密切关联的两个或以上的元素运动趋势差异或方向不一致而导致的对抗、对立，冲突的双方互相抵挡、阻碍乃至禁止对方为达到既定目的或目标的努力或行动。冲突的烈度从和缓到激烈取决于冲突元素差异的程度和冲突的方式。

物质文化的冲突主要是各子文化有机体的物质利益的冲突，如商业竞争、部门利益、社会阶层利益冲突等等；制度文化自身各组成元素之间的冲突或各项制度的矛盾导致了制度文化的不自恰；整个文化有机体的各个子体间的行为文化的冲突或对立，精神文化中稳定的主流精神和起伏不定的社会心理、流行思潮的不相一致等等。最大的也是最良性的冲突元素来自于文化资源，在文化资源中，兼收并蓄，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探索创新与保守持旧对立并存相反相成等等，资源库文化元素的冲突正是一个文化有机体保持生命和活力的体现。文化内部自身元素之间的冲突是始终存在的，作为文化重要元素的某一思想体系，被其他思想体系非难、批判、辩驳，是文化进步和文化创新的主要形式，没有文化自身元素的冲突，就没有文化的活力。各种文化元素的冲突相互吸收、相互借鉴，最终促进自身思想体系的完善，有的在争鸣中发展壮大，有的在时间里衰落、消亡，社会思潮、社会心理随之起伏不定，各自在特定的时期形成流行一时的风气，江山代有人才出，各领风骚几十年。这是历史发展自然的现象，但是文化元素的冲突溢出资源库，进入行为文化和制度文化的领域，结合了主文化有机体自由流离的个体人，从而形成实体的子文化有机体，就将影响到主文化有机体的安全和稳定，这就造成文化有机体的分裂。所以，隔断资源库冲突元素溢出或传播的渠道在某些情景中是十分必要的，如新闻审查、党禁报禁、结社审批等等，制度文化的暴力机构天然地有维护文化安全的责任和义务，当暴力机构失去作用的时候，颜色革命就会频繁地发生,制度文化的主导人群走马灯式的更换，造成社会运行成本加大。

在文化资源中，存在相互冲突的文化元素，当这些文化元素被不同的子文化有机体吸收接纳，成为它们运行的现实元素时，这些子文化有机体就会表现出很大程度上的整体冲突。当这些子体具有弱制度文化时，现实的表现是整体弱冲突如民族矛盾、城乡差别、地区差别等等。如果某些子文化有机体具有强制度文化，就会表现出整体的强冲突，如党派斗争，从物质文化的利益冲突到行为文化和精神文化层面的冲突，从而引发主体与子体之间的战争现象，也可能导致文化主体与子体的地位更换亦即改朝换代或者宫廷政变，甚至可能导致整个文化有机体因制度文化崩溃而消亡。武装割据或反政府武装就是主文化有机体内的反对主体的子文化有机体。
子文化有机体的生长，离不开文化资源的供给，文化资源的供给、传播需要具体的渠道和媒介，因此文化资源的生成方式、传播媒介在文化变迁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和地位。在一个多元化的文化当中，次一层的亚文化子体与主流文化元素的不一致乃至对立冲突，当主流文化处于稳定状态时，子文化体就会发生文化变迁，最终融合于主流文化之中，这是太平盛世中的情景。当主流文化的主导思想在文化资源中处于弱势地位或者隐性状态，则制度文化和行为文化所依据的文化资源相互独立冲突，社会就会表现出多方向利益诉求和精神追求，这就是所谓的乱世，人们生存幸福感、满意度下降，社会维稳成本上升，容易进入无政府状态或进入文化有机体的再次自组织的准备期。

文化有机体之间的文化冲突主要是由各自人员的交往和接触因文化的不同性质而产生的。没有交往和接触，就没有冲突，在封闭的各个文化有机体的孤岛之间，当他们各自独立生长的时候，是不会有现实条件发生冲突的。
文化不同性质产生的冲突主要指的是精神文化方面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的不同甚至对立，从而在行为文化和制度文化上对待同样的事务或同样的行为引发的显性冲突。文化冲突发生的媒介首先是文化资源层，通过文化资源的供给，使得在对象文化体中产生异于其文化主体的文化子体甚至反文化体，从而威胁对象文化体的自恰和安全。防止和解决文化冲突的方式无非就是隔离、战争或吸收化解而来的溶融。将两种文化通过制度文化在文化资源层面隔离开来，历史上有清帝国的闭关锁国和冷战时期的铁幕政策。战争方式有十字军东征等等。溶融的方式就是中华文化在西方文化冲击下的反应和结果。溶融就是弱势的一方调整自己的制度文化来适应强势一方的制度文化，这样在双方的交往中就可以容易地实现物质文化的交流，在物质文化的沟通完全没有阻碍的时候，制度文化有趋同的趋势。在不同的制度文化之间所建立的旨在沟通功能的制度文化就构成国际秩序，国际秩序的维持和执行需要主导此秩序的强势文化的暴力机构的支持。
一般地，一个制度文化系统所规定的文化有机体通常的形态就是一个国家，一个相同的精神文化系统下，多个文化有机体自然形成的松散的集合体我们通常称之为文化圈或文明圈。亨廷顿所说的文明冲突更多意义上是指文化圈的冲突，主要表现在精神文化和近精神层的行为文化的冲突。从大尺度范围来看，主要是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冲突。所谓东方和西方也是一个比较模糊的划分，主要的依据是地理因素和因为地理因素长期演化所形成的历史积淀或文化资源特征。东方文化包括中华文化和印度文化，西方文化主要是古犹太教为文化根源的天主教和伊斯兰教文化，其中天主教又分裂成东正教和罗马公教，而分化出来的基督教又分为旧教和新教。西方文化以不断地分裂或分科为根本特征。
现在通常所说的东西方文化，主要指中华文化和西方基督教文化，这是我们要讨论的问题。西方宗教战争的十字军东征大体上可以看作一神教内部的冲突，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主要也是西方国家之间物质利益的争夺引起的冲突，中日战争可以看作日本文化体扩张生存范围的武力冲动造成的结果。
西方文化不同于中华文化的根本特征是宗教信仰，现代西方的主流精神文化和行为文化是建立在基督教信仰之上的。西方文化的特征是追求空间的无限性，而在时间上有十分明确的有限性：末日审判，它是一种侵略扩张的平面文化或横向文化。中华文化追求时间上的无限性，而在空间上相对固定保守，是一种根文化或纵向文化。这种根本价值观的不同造成行为文化上和制度文化上很大的区别。
西方文化的宗旨是让上帝的荣耀大行于世上，而上帝是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超然存在，上帝按照自己的样子创造了人，那么世间的人就是父、子、灵三合一的现实存在，也就是说所有的人在上帝面前都是平等的，每一个都是独立的人，他只对上帝负责，只接受上帝的旨意，从而受上帝的选择。人不可能通过对人做好事或作坏事，就能改变上帝的选择，上帝是至高无上的。人生来就有原罪，在末日审判来临时，上帝选择他的选民进入天国，其他人打入地狱。
从某宗教的教义出发，我们就可以很容易地理解西方社会的种种特有的社会现象。
首先是民主制度，这固然有西方社会长期战争形态的城堡共和的历史基础，然而人人平等的宗教教义是其最深层的原因；民主制度必须是在同一个精神文化共同的信仰下才可能发生的事，在西方国家所谓的反对党都有宗教的一神教精神文化和行为文化，制度文化的人员更换对社会的稳定性没有影响，不会改变上帝的选民。在精神文化层面不同信仰的反对党会造成国家的内战，如西班牙内战，因此民主选举制度下的反对党广泛意义上说其实可以看做是一党两派或一党多派。在美国，共产主义组织是被禁止的和非法的，因而人们可以自由地按自我意愿进行自由选举。
从西方文化的历史看，他们所以选择宗教，与其历史中生存方式、财富增长方式的劫掠、战斗有关。“我来并不是叫世上太平，乃是叫世上动刀兵”。西方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的庄园经济所形成的城堡，基本就是军事的防御工事，城堡之间共和协商的制度、方式，都带有博弈、战斗的性质，最终的结果以各自实力达到平衡的界限才停止，自然力量大的要得利大，力量小的得利小。所以民主制度带有一定的分赃性质，投票就是战斗的点到为止，就是虚拟的战争，毕竟社会进步了，个人一言不合就决斗、团体利益冲突就战争的方式，社会的运行成本较大，不经济。另外，宗教也为民主制度提供了独立的个人，“人到我这里来，若不恨自己的父母、妻儿、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作我的门徒”，“我来叫人与父亲生疏，女儿与母亲生疏，媳妇与婆婆生疏。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不要称呼地上的人为父，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父，就是在天上的父”。西方宗教将人剥夺成孤独、悲苦的无家可归的个人，是为了让他找到上帝这个无所不能的依靠，这样在只有上帝才有对人的先天权力的情形下，人们相互之间是没有权力奴役或统治的，制度文化就只能是虚拟的战斗的民主协商方式了。战斗是有限的战斗，必须有着可以停止的明显条件或约定，这从教义上的契约也可以推论的，所以西方社会也是契约社会。这与中华文化的无限战斗有根本的区别，不共戴天而且世代延续成为世仇，除非有终极的裁决，否则不可能停止，因为中国人战斗的根本方式大多表现为评理，是本质意义上的求真即追求真理的过程，这也是中华文化崇尚持久战的心理基础。
其次，种族政策、霸权行为的天然合理性。自认为上帝的选民对待上帝的弃民所作的一切都是合理的，替天行道：灭绝印第安土著、掠夺贩卖黑奴、实施种族隔离政策等等，这些都无关道德人性层面的问题，而是教义自然的延伸，包括霸权行为：我们可以这样做，但是你们这样做就是错误的不被允许的，这种单向而不是双向的行为自然也只有天选说可以解释。这在外交上突出表现为美利坚例外主义和美国优先主义。
再次，冒险精神。因为人把自己的主宰交给了上帝，人的行为只有上帝来负责。如果是上帝的选民，无论怎样的情况，上帝都与我同在。如果上帝没在，那就说明我错了，当我向上帝的中介-神父忏悔之后，上帝当然原谅他的子民，那我就满血复活，立地又成一条好汉。这就是枪炮到哪传教士在哪的道理所在。
中华文化追求现实的永生，以有限的人的生命来丈量无限的时间，就产生了祖先崇拜的原始宗教现象，为了实现严格无差错的传承，中华文化也有一些根本的特征：
首先，天人合一、百行孝为先的精神理念。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与自然应该和谐相处，而不是物我两分，互相对立。人不应该刻意征服自然而应该顺应自然、顺应天道，按照天道即客观规律处世，以求得与天或自然界同寿的长久的可持续存在。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但人的子子孙孙无穷尽也，他们是祖先不灭的精神或精血的接力传承，因此，他们必须完整地、准确地将祖先的一切延续下去。所以，中华儿女最大的道德就是孝，就是要对祖先复制、粘贴，过好自己的日子就是人生最大的目的，有机会有能力光宗耀祖那当然就更好了。中华文化特别注重历史，也是使现实的文化永续传承的具体物质层面重要的操作方法，这直接造就了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资源库。
其次，天然的集体主义精神。中国人一出生就担负了沉重的责任，他是人类延续过程的一个不可或缺的中间环节，他天然地是整个家族已经逝去的和还未到来的大集体中的一员，他注定不是自由的和独立的个人。而为了人种的繁衍延续，家庭就是重要的文化有集体，它不仅是现实的物质文化的来源，也是精神文化的精神寄托和精神家园。孤阴不生，孤阳不长，家庭是由男女组成，为了子女后代的优生，男女同姓不婚，这就要求婚姻的对象要在其他家族中寻找。这样，每一个家族都离不开社会上其他的家族，而这些家族又有千丝万缕的斩不断的姻亲关系，所以中国社会天然地成为一个大家，一个大集体，每一个人都天然地具有集体主义的精神。随着社会范围的空间的增大，各个家族之间的联系就不是那么自然而然地紧密了，这就需要额外的力量来保持人们的紧密团结，这就是制度文化的暴力机构。由于从本质上来说，中国社会是多神教的社会，因为个人只祭祀自己的祖先嘛，所以连接这些纵向传承的多个家族的制度文化必然是大一统的专制制度，民主起来各行其是那不就是一盘散沙了吗？在以农耕为主不迁移的社会里，一个强大的专制政权可以有力有效地抵御游牧民族的侵袭掠夺，可以有效地完成重大的水利设施的建造。专制的政权首领就是整个社会集体的象征和代表，当然他合不合格又是另外的问题了。
再次，安全求稳的社会心态。因为人承担着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历史重任，那么人的生命就是最重要的生物媒介，而不仅仅是个人的私有物。人命关天，世间最可宝贵的是人，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有了人，就有了一切，君主不过是社会形态凝聚的象征，在制度文化模式固定的情况下，换作谁都一样。中华文化的根在于人，在于牢牢地附着于土地的民间的人民，礼失求诸野。子曰：仁者爱人，中华文化的重要特质之一就是爱人。人是最高标准，是衡量一切的尺度，生命是人的存在方式，所以人命关天，不能轻易涉险。中国人的心态外在表现就是安全第一，千金之子坐不垂堂，平安即福，另一方面就是求稳厌变，穷则思变，不穷不变，天不变道亦不变，小车不倒只管推。为了传承的安全、不绝父祀，那么多子就增大了传承的安全系数，也就有了多子多福、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理念。反思计划生育的国策，对人的理念的理解就是西方上帝的人的理念，而不是中华文化的人的理念，向西方学习，至此已进入深层的精神文化层面，不可谓不彻底了。
在中国传统中，“安居乐业”是老百姓最大的幸福。但在西方现代文化看来，就是没有“追求”，不思“进取”，不想住更大的房子来改善居住环境吗？不想开更好的车子，也不去欣赏那些奶头上的丰富而便捷的快乐？人活着还有什么意义？整天“克己”、“节欲”而不想着去扩大供给侧的生产创造，可不就是一群懒汉和傻瓜吗？至于“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美好社会中的人们，不去偷不去抢不去争，这还是人的社会吗？人的本能在哪里体现？人性呢？人权呢？被压抑、被剥夺、被异化了的人仅仅作为一个社会符号而存在，这些人就没有了生机和活力等等象征生命特征的冲动，没有人之间的各种各样涉及与不涉及利益的冲突，“法律”那崇高而神圣的地位通过什么实践来彰显呢？满腹经纶的律师们怎么才能拿到高薪呢？怎样娶上媳妇呢？怎样吃上口饭呢？把公检法们和律师们统统地且活活地饿死的社会，是这样地残忍而邪恶，真的就好吗？每一个自由世界中善良正直的文明人是不会允许这样的无冲突无纠纷的死气沉沉的平和社会在人间存在的，哪怕一分一秒，哪怕仅仅一刹那。
西方文化的特征是 “分”， 这种思维方式表现在精神文化的信仰上，新宗教从就教中分离出来，就成为相互不妥协的对立物而再也融合不了，这种思维方式在物质文化上产生了越来越细致和专业的科学，在制度文化上产生了民主，在行为文化上推崇个人英雄主义，如果人与人不能严格地界定权利界限，那么人的所有努力还有什么意义呢？然而，正是拯救世界的超人或大英雄最终会导致绝对的独裁，美国大片从来不演英雄拯救世界之后，如果不放弃权力会如何，他们只宣传华盛顿。
与西方文化个性特征突出、明显而不可调和的两个独立自主的元素以博弈、战斗来结束冲突的方式不同，中华文化解决冲突的方式是和合。本质特征上是“合”的文化。在中华文化中，最大的冲突是阴阳，追求的理想效果是阴阳和谐，奉行的行为哲学是中庸之道。冲突元素的胜负结果比的不是力量的大小，而是道义的得失，对与错，曲与直，是与非，冲突的双方不能作为自己行为的裁判，而必须取决于第三方的评理，第三方公正与否是消融冲突重归和合的关键，否则会引来继发的冲突序列而成为世仇。官府、宗族权威通常是最后的第三方，这就是青天大老爷文化持续存在的基础。如果实在不行了，就请老天爷睁眼吧！
从文化有机体的角度出发，结合外来文化的冲击效应来考察近现代中国的历史，尤其是中国从鸦片战争到新中国成立这段时期的历史，会比较清晰地看到历史事件为何发生及其相互之间如何产生影响的脉络，也必然会对生活在今天的我们带来有益的启示。

文化有机体之间的文化冲突主要是由各自人员的交往和接触因文化的不同性质而产生的。没有交往和接触，就没有冲突，在封闭的各个文化有机体的孤岛之间，当他们各自独立生长的时候，是不会有现实条件发生冲突的。
文化不同性质产生的冲突主要指的是精神文化方面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的不同甚至对立，从而在行为文化和制度文化上对待同样的事务或同样的行为引发的显性冲突。文化冲突发生的媒介首先是文化资源层，通过文化资源的供给，使得在对象文化体中产生异于其文化主体的文化子体甚至反文化体，从而威胁对象文化体的自恰和安全。防止和解决文化冲突的方式无非就是隔离、战争或吸收化解而来的溶融。将两种文化通过制度文化在文化资源层面隔离开来，历史上有清帝国的闭关锁国和冷战时期的铁幕政策。战争方式有十字军东征等等。溶融的方式就是中华文化在西方文化冲击下的反应和结果。溶融就是弱势的一方调整自己的制度文化来适应强势一方的制度文化，这样在双方的交往中就可以容易地实现物质文化的交流，在物质文化的沟通完全没有阻碍的时候，制度文化有趋同的趋势。在不同的制度文化之间所建立的旨在沟通功能的制度文化就构成国际秩序，国际秩序的维持和执行需要主导此秩序的强势文化的暴力机构的支持。
一般地，一个制度文化系统所规定的文化有机体通常的形态就是一个国家，一个相同的精神文化系统下，多个文化有机体自然形成的松散的集合体我们通常称之为文化圈或文明圈。亨廷顿所说的文明冲突更多意义上是指文化圈的冲突，主要表现在精神文化和近精神层的行为文化的冲突。从大尺度范围来看，主要是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冲突。所谓东方和西方也是一个比较模糊的划分，主要的依据是地理因素和因为地理因素长期演化所形成的历史积淀或文化资源特征。

西方文化不同于中华文化的根本特征是信仰，现代西方的主流精神文化和行为文化是建立在信仰之上的。西方文化的特征是追求空间的无限性，而在时间上有十分明确的有限性：末日审判，它是一种侵略扩张的平面文化或横向文化。中华文化追求时间上的无限性，而在空间上相对固定保守，是一种根文化或纵向文化。这种根本价值观的不同造成行为文化上和制度文化上很大的区别。
西方文化的宗旨是让天竺的荣耀大行于世上，而天竺是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超然存在，天竺按照自己的样子创造了人，那么世间的人就是父、子、灵三合一的现实存在，也就是说所有的人在天竺面前都是平等的，每一个都是独立的人，他只对天竺负责，只接受天竺的旨意，从而受天竺的选择。人不可能通过对人做好事或作坏事，就能改变天竺的选择，天竺是至高无上的。人生来就有原罪，在末日审判来临时，天竺选择他的选民进入天国，其他人打入地狱。
从普遍的教义出发，我们就可以很容易地理解西方社会的种种特有的社会现象。
首先是民主制度，这固然有西方社会长期战争形态的城堡共和的历史基础，然而人人平等的教义是其最深层的原因；民主制度必须是在同一个精神文化共同的信仰下才可能发生的事，在西方国家各党派都有一神教精神文化和行为文化，制度文化的人员更换对社会的稳定性没有影响，不会改变天竺的选民。在精神文化层面不同信仰的反对党会造成国家的内战，如西班牙内战，因此民主选举制度下的反对党广泛意义上说其实可以看做是一党两派或一党多派，是一个硬币之两面。在美国，共产主义组织是被禁止的和非法的，因而人们可以自由地按自我意愿进行自由选举。
从西方文化的历史看，他们所以选择信仰，与其历史中生存方式、财富增长方式的劫掠、战斗有关。“我来并不是叫世上太平，乃是叫世上动刀兵”。西方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的庄园经济所形成的城堡，基本就是军事的防御工事，城堡之间共和协商的制度、方式，都带有博弈、战斗的性质，最终的结果以各自实力达到平衡的界限才停止，自然力量大的要得利大，力量小的得利小。所以民主制度带有一定的分赃性质，投票就是战斗的点到为止，就是虚拟的战争，毕竟社会进步了，个人一言不合就决斗、团体利益冲突就战争的方式，社会的运行成本较大，不经济。另外，信仰也为民主制度提供了独立的个人，“人到我这里来，若不恨自己的父母、妻儿、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作我的门徒”，“我来叫人与父亲生疏，女儿与母亲生疏，媳妇与婆婆生疏。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不要称呼地上的人为父，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父，就是在天上的父”。信仰将人剥夺成孤独、悲苦的无家可归的个人，是为了让他找到天竺这个无所不能的依靠，这样在只有天竺才有对人的先天权力的情形下，人们相互之间是没有权力奴役或统治的，制度文化就只能是虚拟的战斗的民主协商方式了。战斗是有限的战斗，必须有着可以停止的明显条件或约定，这从教义上的契约也可以推论的，所以西方社会也是契约社会。
其次，种族政策、霸权行为的天然合理性。自认为天竺选民对待天竺的弃民所作的一切都是合理的，替天行道：灭绝印第安土著、掠夺贩卖黑奴、实施种族隔离政策等等，这些都无关道德人性层面的问题，而是教义自然的延伸，包括霸权行为：我们可以这样做，但是你们这样做就是错误的不被允许的，这种双重标准的单向而不是双向的行为自然也只有天选说可以解释。这在外交上突出表现为美利坚例外主义和美国优先主义。
再次，冒险精神。因为人把自己的主宰交给了天竺，人的行为只有天竺来负责。如果是天竺的选民，无论怎样的情况，天竺都与我同在。如果天竺没在，那就说明我错了，当我向天竺的中介-神父忏悔之后，天竺当然原谅他的子民，那我就满血复活，立地又成一条好汉。这就是枪炮到哪传教士在哪的道理所在。

人的交流形成文化的氛围和环境，人借此来修正自己对外部世界的认识，以调整自己的形态与之适应，或实质上与周围的氛围即文化环境希望他具有什么样的认识相适应，经过不断的交流印证驳难，人们的认识会趋于统一，这就是文化模式。
一个人在刺激下做出怎样的反应，是由他的行为模式所决定，同一文化中的群体的某一刺激条件下的相同的行为反应，则是文化模式，在自洽的文化中，文化模式下的行为反应是可以预期的。
文化模式的来源是历史的，一辈一辈的人接力传承的，人从出生后就开始习得的。
如果我们想要改变一种文化在某一特定刺激下做出的固定预期反应，即改造文化模式，那意味着要付出极大极大的努力，这将涉及到文化各个部分的相应的系统性改变。文化不是可以推理演绎的，而是实践地历史形成的，改变文化模式，也只有通过不停的实践或实验才能完成，一部中国现当代史就给我们提供了观察文化模式改变的活生生的样本。
改变文化模式，首先要有目标文化的成熟的模式内容，这些新的元素必须已经存在于文化资源库中，并被文化体中一小部分人首先掌握。作为种子文化元素的新文化经过广泛传播并被文化有机体中大部分所接纳实行，文化模式的变迁才得以实现。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基于文化自恰和自我安全维护的机制，新旧文化元素的冲突在所难免，有时又是非常尖锐和非常激烈的。
一个文化有机体模式的变迁，最简洁和快速的方式是首先从制度文化开始，因为制度文化是人为制定的，最容易改变的，它可以在武力作后盾的情况下随时改变，以改变物质文化系统运行的方式和行为文化方面的移风易俗，通过舆论宣传灌输以及社会运行过程中的奖惩效应，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后，精神文化也会发生人所需要的变迁。新文化的产生可以是文化资源库中的内生元素也可以是资源库吸纳的外来文化元素。
物质文化的自然发展所引起的文化模式的变迁是缓慢的、渐进的从低级向高级进化发展的，由制度文化的变化所引起的文化模式的变迁可以是快速的、突变的，既可能由低级向高级发展也可能逆社会发展规律而动造成历史的退步和文化的停滞。外来文化因素通过文化资源系统持续进入制度文化体系促使其快速或缓慢地变化，可以越过武力障碍达到和平演变的效果。

人成为具体的和现实的人必定和必须要经历初始化。人作为一个生物体，不会像孙悟空一样从石缝里蹦出来，一般情况下，他是作为哺乳动物从娘胎里生出来的。他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无法自立自理，需要别人来哺育，照顾吃喝拉撒睡，这样一个过程中，这些行为的模式就会被他所习得。当他学习语言的时候，这个现实的世界在他的意识里才格外明亮、分明起来，他可以区分出不同的人、不同的物，以及怎样对待这些人与物的环境，从而脱离元初的混沌状态。所有这些过程，都是文化资源的渗透过程，人因而被文化、被初始化。制度化的教育、社会舆论的引导、个人的自觉修养都会带来人的社会性的提高。缺乏教育，缺乏对事物运行规律和知识的认识和把握，不能跳出自身的局限全面、深刻地看待事物，就会陷入恐慌而带来的不安全感，就会对事物作出超越中庸的反应，不恰当、不适宜的处置又会成为连锁性事件的导火索。人之所以区别于动物，是因为人有文化，是文化了的人。当一个婴儿被狼叼走，变成狼孩，他就不能很好地融入社会。被文化程度高的人，社会化的程度越高，能够做到“随心所欲不逾矩”。
不可否认的事实是，这样的一个现实的、具体的人，必定具有先天赋予的初始状态：社会性的出身状况，生物性的肤色、外貌、身体构造等等，更重要的是先天的智力水平。这些生物性的初始化条件，作为具体的人是很难自由地摆脱的，并会持续地影响人的一生。更近一步地，人作为人这样一个物种，而不是作为其他，不是作为狗、鸟甚或一棵树，这是千百万年进化的结果。人身难得，在中国神话故事中，多少妖怪要修炼几千年甚至上万年才能幻化成人形。从宇宙的第一声爆炸开始，蹦裂的碎片在空间方向不断地以外部大尺寸膨胀，在偶然的瞬间，众多的无机物聚合成有序列、有组织的有机物，这些有机物不断地与周围的无机物进行成分交换而产生了生命，生命不断地进化，根据环境中偶然因素的作用在历史上的积淀而分化成世间万物，从而形成了今天的自然界。所有的生命包括人都是历史因素堆积出来的产物，从来没有也不可能绝对自由过。
人作为物种的生命从一开始诞生，就再没有熄灭过，那些熄灭的就再也不会重新组织成历史进化所造成的的形状和结果了，如恐龙。我们所看见的人的不断的出生和死亡，只不过是人这个物种生命信息的潮起潮落，就像树木有着春夏秋冬，人自然产生了生老病死，不死的是人的生命信息的组织方式—DNA，它从一个人体遗传到另一个新生的人体，成为人作为生物体不断地扩张生命的内在驱动力。在一个具体的人体中，遗传物质作为一个现实了的封闭的信息系统，遵循着熵增定律，向着生命力耗散的方向演化，它在人体中最后的结果，是生命细胞组织信息的各向同性，也就是熵增到最大的各向均匀性，也就是保存生命组织信息的DNA不再表现出信息组织的不同特征，不再区分胳膊、腿和脑子，人体趋向生命特征的消失，终归于尘土。没有一个独立的个体生命是能够长生不老的。所以，人的物种就是一场DNA的接力，一个个生命的肉体倒下了，但DNA的接力棒始终在飞跑。不能不说，中华文化从开始就非常偶然地契合了生命的规律，从诞生就没有再消亡过，与人同在，同时与虚无缥缈的“天”或“帝”同在，与周围的自然环境同在，从而达到“天人合一”的状态，“千棺从门出，其家好兴旺”。
当人成为自然界的主宰，生物的进化就基本停止了。人的进化由文化的进化所替代，他不断地改变着自己周围的生存环境。动物的进化完全依赖于人类的意志选择，它们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人对它们的优育培养。基因工程的出现，改变了靠原有的遗传信息来组织有机分子的形式，对于一个生命有机体，人类依靠科技改变它的分子组织方式以构成新的运行体系，改变它和周围物质资源交换能量、信息的方式，也就打断了物种自然进化的历史进程。当克隆技术出现的时候，DNA遗传的接力运动也就改变了固有的方式，人这个生物物种如果也现实地实现了克隆，那么原有的社会形态就完全改变了。文化就是一种崭新的产生物，人也成为一种新人，一切的历史积累都会清零，历史重新开始，文化也可以从头再来。
现实社会中，一个人本质上只是一个连绵不断的物种的中间状态，他个人的意识是有局限的，他不会考虑心脏怎样跳动、肠胃怎样消化、大脑怎样思考，这些早已经通过生命不断进化的结果帮他解决了。如果出了故障，就交给专业的医生修理去吧。就像蜈蚣走路，如果它有意识地考虑先迈哪只脚，后迈哪只脚，如何协调身体和脚步的运动，那样它就不会走路了。道家和禅都要求人顺其自然，饥时吃饭，渴时喝水，服从自然规律。通过医学手段改变自己的外在形象美美容甚至改变本质性别，这是社会性的需求，其实是个体文化有机体不自洽的结果。一个人出生之后为维持自己的生物性生命和社会属性，所要考虑、学习的就是如何与外部环境有机地结合，包括大自然，包括周围的他人。
在初始化过程中，人是要被外部因素所包围的，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生身的母亲。当婴儿喝下第一口奶，就意味着与外部世界建立了维持生命的食物循环的第一步，当他睁开眼睛看到周围的世界，就在意识里建立了外部世界的第一印象，当饥饿驱使他发出第一声哭泣和奶头塞进嘴里的联系中，他就进行了控制外部世界的第一次尝试。这些最初的实践都是无意识的实践。当他渐渐地能够分辨外部世界，他就开始了与外部世界的互动。这些互动游戏的策略积累是他今后在社会上解决问题的最初始的备选策略库。比如，给他糖，再想要回来，他可能就藏起来，说没有了，当大人说调皮要打屁股，他可能会说我把屁股藏起来，所有这些互动游戏，是训练一个人如何从外部社会获得自己想要的结果又有效地保护自己的一种普遍的方式。这些互动，动物们也是会做的，小虎仔们在一起的玩耍等，都是生存技能训练的初始化过程。
一个人童年生长的过程，是在家庭中度过的，家庭就是人们社会化的第一场所。在家中，他会学会如何说话，对不同的人如何说不同的话，如何吃饭，不同的场合不同的食物所意味着什么，他会知道什么对他和他的家庭是最重要的，什么是不重要的，在家庭中，他会形成自己的行为文化模式，这就是所谓家教。
现代西方心理学认为，一个人在童年受到的创伤会影响到人的一生的行为模式。所有成年人出现的心理问题都会找到童年时遭遇重大变故的影子。而在东方文化中，这种假设成立的可能性并不是那么大。东方文化的人，是内外有别的多元化的人，可以在不同的行为模式中自由自主地选择切换。
除了行为文化，人还要解决自身的物质文化系统的供给，即要养活自己。也就是说，一个人要生存，首先要有获得衣食住行的能力。随着社会的发展，具体的个人获得食物的方式越来越间接，食物的产生到消费的环节越来越长、越来越复杂。就像生命系统的进化一样，社会作为一个文化有机体，也是本着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向前发展的。人要适应进化了的社会的环境，就必须掌握越来越多的技能。而这些技能的获得要在家庭之外的社会组织—学校里专门学习来实现。在人的各种需要得到满足的过程中，社会就构造出各种不同的组织实体，人也就被网络进社会的各个组成部分，成为既是目的又是手段的社会的最基本的组成元素，成为庞大的社会关系网中的一个节点。那些不能进入有效社会的游离个体，就无法自主地获取物质资源的供给，成为社会的被救助人员而边缘化。
当人进入社会组织，就需要与其他人相区分，从而识别出自己这个世上独一无二的个体。除了生物意义上的特征外，人的社会特征首先是姓名、家庭背景、职业状况等等。这些表明社会身份和社会阶层地位的参数界定了具体的个人的来源、历史、现状以及将来发展方向的可能性，从而使这个人作为他人的环境时，为他人决策自己的人生提供背景参数，就像在道路上跑着的车，老司机要判断这辆车行驶的状况对我的车的运动所造成的影响效果，从而当下决定我的车应该如何行驶才能保证足够的安全。
社会环境会对一个人的行为潜在地进行评价，外在的表现就是奖惩方式，趋利避害的特性会促使人弱化或强化、隐藏或显现某种行为模式。社会期望、社会谴责所形成的社会心理对人的行为模式也有很大的影响。这就导致一个人的文化模式并不是单一的，而是多元的。在接触到的多种多样的文化资源的熏陶下，这些文化资源在他的意识里会形成不同的思想，有些甚至是相互冲突的。所有这些文化模式的储备，都是为了处理在社会上活动时遇到不同情况的策略选择。不同的文化模式可以在一个人的意识里相互整合，融会贯通，也可能相互冲突，相互撕裂，使得人陷入无所适从的境地，或造成精神分裂，“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问题”。整合非常完善的图腾是龙，变化无碍，各部分成为有机的活体。一个人能够八面玲珑、应付裕如各种情形，自然就会在社会上呼风唤雨，心想事成，“成龙成凤”。
人生如戏，全凭演技。人是社会关系的综合，在人生的舞台上，要扮演各种角色，因应不同的人文环境来采取各种不同的行为模式，以将自己与他人的关系恰如其分地表现在文化体系所要求的位置上，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一根筋，在中国文化中是侮辱人格的骂人之语，光做好自我是远远不够的。人要有多面，在心中有一个文化模式的开关，意识里有一个丰富的文化资源库，根据不同的情况，打开不同的控制开关，释放不同的文化模式。“入乡随俗”，“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都是不同文化模式选择的现象。因此，根据不同的情况，一个人会对外会表现出不同的面目和嘴脸。人构成了社会，社会内化了人。
人在社会上与人相处，做事事半功倍，或者判断一个人是否具有做某种事的能力和素质，就要了解另一个人真实的内心欲望、职业技能和文化模式。“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居心叵测”、“城府很深”、“人心隔肚皮”、“画人画面难画心”是人对人了解难度的感慨。人心是一个黑箱，从测量学的角度讲，只能根据他的外部效应来判断其内部情况。“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旁敲侧击”，都是揣度的方法，更科学有效的方式当然是各种考试和考验。人当然是“可测可控”的最好相处，但是“直肠子”、“缺心眼”又太简单了，不能有效保护自己。“可控不可测”在其次，“可测不可控”的与人相处就有一定的危险性，“不可测不可控”的人那就无法想象了。社会上“不可理喻”的人多了，那么社会上人与人之间的冲突就会增多，强度就会激烈，人们之间的沟通变得困难，整个社会的熵增就会增大，从而为社会剧烈变革提供了社会心理基础。

在清代一般认为宋学就是程朱理学，汉学指古文经学章句的考证、训诂之学。从元代开始，程朱理学就是官方科举考取士子的课本，是格式化这些未来的牧民者官员的标准化模具。经过明清官方为适应自身统治的改造，理学逐渐成为死记硬背的敲门砖，早已经丧失了理论的活力，其原义也经常被扭曲误解，而沦为束缚人性活力的假道学。

理学是因应佛教、道教的兴盛和儒学的衰微而产生的，它经过了唐宋很长时间的准备期和酝酿期，开始诞生就有很多的流派，各流派相互补充和完善，最终朱熹成为理学的集大成者。

唐朝初年，因为出身胡族的缘故，尊崇道家李聃为始祖并定道教为国教，中期佛教又得到极大的推广，再加上唐朝又是以诗文著称，儒学就渐渐地衰落了。儒家在唐朝基本失去活力，主要的内容基本集中在为汉注注疏，“疏不离注”没有什么创新。韩愈提倡复兴古文，反对佛道，在《原道》中提出了“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的道统说，认为道统到孟子就绝续了。朱熹接受了道统说，只不过他认为道统不是韩愈而是由二程接续再传到了朱熹。在这个道统中，排除了荀子和董仲舒，认为他们的学说偏离了儒家正统。

这个道统的“道”到底是什么呢？就是大家常说的“内圣外王”之道。孔曰仁，孟曰义，言必称尧舜，不是因为尧舜禹等是三代的帝王，而是因为他们是道德的典范，是创造和维护了人与人之间因尊卑亲疏而自然产生的稳定的社会秩序。周制“礼”，规定人与人之间应有的关系准则从而将这种秩序制度化。在春秋时期，大夫强于诸侯，就是“礼崩”，诸侯僭越享受，就是“乐坏”，孔孟都大力倡导“复礼”，“外王”的途径是“克己”、“养浩然之气”和实行仁政。在孔孟之道中“道统”和“政统”是相互对立分离的，道统要高于政统。孔子说“邦有道则现，邦无道则隐”，孟子生活在“百家争鸣，处士横议”的战国时期，思想上更为激进，“君视臣如土芥，臣视君如寇仇”。儒士们“从道不从君”，谁能用“仁道”，哪里就是祖国。秦末陈胜起义，鲁儒捧礼器往投，并与之死俱。后人常以儒士不死君王责难，就是忘记了儒家的原义。

孔孟都教人应该“复礼”，但是人如果不符合“礼”的要求呢？孔孟是没办法的，只能自己怀揣着“乌托邦”的理想离开。荀子的学说建立在“人性恶”的哲学基础上，“隆礼义”需要“一制度”，“外王”需要“争于气力”。这就开创了法家的道路，对应该符合“礼”而没有符合“礼”的行为要强“制”符合“礼”，在国家组织制度里埋下了暴力的种子，以血缘关系推广开来的温情脉脉的“宗法制度”中就掺杂进了专制和暴力的因素。宗法制度中，“礼不下庶人”是不想增加百姓的经济负担，“刑不上大夫”是因为大夫需要以礼约束，刑是对待老百姓的，有了“制度”，君王以下的人皆以法来规范而不是寄希望于“内圣”，这样荀子的儒家实际上就是“外儒内法”，以“法”行“儒”，而在中国历史上实际运行的正是这种荀儒的思想而不是理想的孔孟之道。荀子将道统和政统首次统一而使儒学成为现实的政治实践，由于荀儒信奉“人性恶”从而断绝了“内圣”的可能，“外王”依靠“气力”，偏离了纯粹的孔孟之“道”，自然被踢出道统。

秦始皇借助法家一统天下，儒士们仍然坚持道统高于政统的观念，“入则腹诽，出则横议”，建议秦始皇分封宗室，放弃郡县制，回归宗法制，从而惹怒了秦始皇，坑掉了四百六十多个儒，烧掉了儒家的书，但是荀子一派的儒士并没有受到影响。秦二世而亡，这里面包含着重大的理论课题，引得后人纷纷反思：纯粹“依法治国”为什么是行不通的？治国难道就真的离不开儒学？

荀子的徒孙，千古政论第一人的天才少年，贾谊的《过秦论》给出了答案，这篇文章至今还在中学课本，贾谊写了非常多的文章，可惜了的，三十多岁英年早逝了。贾谊给道统和政统合轨的方式是“儒教太子”，儒士作为臣子，王师不要想了，但对于未来的王，从娃娃开始抓起，教以儒学，让太子的周围全都是儒，“蓬生麻中，不扶自直”，最后扶上马送一程。通过这样的方式，用道统来影响政统。

孔孟儒学，作为行为文化规范体系，主要内容是关于人与人的关系，并没有多少人与自然、人与物的关系的说明，“子不语乱力怪神”。它的哲学基础是《周易》中阴阳变化的辩证规律。“韦编三绝”，孔子研易时应该有很多的想法，“假我数年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传说《易传》为孔子所作，“男尊女卑，乾坤定矣”铿锵有力地道出自然的秩序“卑高以陈，贵贱位矣”，为人间社会的固有的秩序寻找到了天然的理由和逻辑上的根据。孟子儒学基础的人生观是“人性善”，从“性善”的假设上推导出一整套“义”的体系，虽然没有《周易》的词句，但是周易的思维已经充满了孟子雄辩的文章。

到了董仲舒时期，道统和政统才有了可能合二为一，他为儒学找到的哲学基础除了《周易》，还有齐学中邹衍的“阴阳五行说”，将人与自然的关系也纳入了儒学，在某些方面，为适应变化了的或“舟已行矣”的现实世界，不可避免地扭曲了一些孔孟原儒之义。孔孟之道是民本思想，孟子还认为民贵君轻，汤、武与万民之心诛一独夫桀、纣，诛一独夫能算弑君么？正义的弑能算弑吗？总之“造反有理，革命无罪”。董仲舒却宣称君权神授，天生君主就是为了来管理万民的，君是君，民是民，这是天的选择，是先天造成的初始状态。这个“天”的思想显然来自殷商，但是商纣说的“我命在天不在人”，我是上帝的选民，上帝永远与我同在，是真的吗？实践检验了一下还真不是真理，当纣自信满满地叫喊“来啊，相互伤害啊”时，当场就被武王办挺了。这就说明“天道无常”，君也得好好干，你不行了，就得让贤，让给行的人来干。这就是“禅让”。

天怎么能知道人的事呢，因为存在一个“天人感应”的原理。天按照自己的样子制造了人：天终岁有365日黑白交替，人全身长着365个关节，天有春夏秋冬四季，人有喜怒哀乐以及胳膊腿四肢，天有黑白之施，人有贪仁之性，天上一个星星落下来，人间一个灵魂升上去，等等等等，总之“天人合一”，天和人的结构一样一样的，其实根本就是一回事。天地之间有股气，人的行为改变了世间万物“金木水火土”五行的状态，五行相生相胜，造成天地之间阴阳力度的变化，通过气的传导，天就知道了。天地人通过阴阳五行系统构成了一个整体。这些所谓学说当然没有什么逻辑的必然性，只是“万一能实现了呢”猜想的或然性，如果董仲舒生在今天，他是不是可能用“量子纠缠”来直接解释“天人感应”呢？根据“天人感应”，君王或人胡作非为，天就示警，还不改，天就显异象，仍然不改，天就降灾祸到人间，继续胡作，天就换一个人来当君王，总之，nozuonodie。君王贤明，“你今年干得不错”，天就降祥瑞，麦子结了两个穗，黑狗熊长出了白毛毛等等。

董仲舒用阴阳五行构造了一个完整的模型体系来仿真现实世界，并详细解释世界运行中的各种现象和其中的规律，得出了天道固有的关于社会中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准则—“三纲”和“五常”。

他从《易传》中“乾尊坤卑”推广到“阳尊阴卑”，又引申出“阴阳合分”，再进一步说：“天道之大者在阴阳。阳为德，阴为刑。刑主杀而德主生。是故阳常居大夏而以生长养育为事。阴常居大冬而积于空虚不用之处”。阴居虚而阳居实，阳气实际起着生长、养育万物的作用，这就是居于“实位”，总之，阳为主导，阴为属从，阳处于主宰、尊贵的地位，阴处于服从、卑贱的地位。“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取诸阴阳之道。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妻为阴”。君臣为一合，父子为一合，夫妻为一合，“阳贵而阴贱，天之制也”，“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三纲就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这三种关系已经包含了一个人在社会中最主要的社会关系。只要这三种关系治理“顺天”了，王道乐土就不远了。天也规定了人具有“五常”的品性：礼、义、礼、智、信。要达到“三纲”、“五常”的要求，不实行教化是不行的，就像水往低处流一样，人的本性也会自然变坏，必须以教化来筑起道德的堤坝。一般来说，有人群的地方就有左中右，就有上中下，子曰：“唯上智与下愚不移”，品行上等的人，不教化自己也会成为道德的模范，品行下等的人，再教化也白搭，对于这些渣渣最好办了，实行“依法治国”，简单地用刑法对付就行了，大部分的人属于中等，可善可恶，教化则向善，不教则趋恶。对于品行纺锤性分布的社会，教化显然非常重要，这就需要中央政府设立专门的组织机构“太学”，以生产大批的教师型官僚干部，各级官僚在辖区内寻找选拔“品德高尚”、“能力突出”的人，推荐给政府作为后备人才，作为人民学习的榜样。教化人民的教材用什么呢？当然是儒家。“《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不但是儒家，而且仅仅是儒家，只要“六艺”，其他的百家让他们自生自灭好了，省得混淆了人们的思想。《春秋》以“一统”为“大”，尊崇“一统”是天地间固有的根本要求，也是“自古以来的传统”，有了“核心意识”，整个社会才能成为一个有序的有机的充满生命活力的整体。

董仲舒的建议被汉武帝采纳，开创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千年历史。如果说“百家争鸣”是中华文化革命的第一次高潮，那么董仲舒的新儒家引发了中华文化革命的第二次高潮。他一举奠定了专制帝国制度文化的理论基础，虽然学说粗糙，论证牵强，但是“不管白猫黑猫”，他的结论却被人们广泛接受，成为中华文化的主流意识，如“天人合一”、“大一统”、“三纲五常”、“兴学教化”、“举贤荐能”、“论心断狱”、“禅让”等等等等。替代简单的“依法治国”的“春秋决狱”最能体现董仲舒对儒法表里关系的理解，法本来就是用来维护礼的工具，被法律的条文框框给框住了，就忘记了法所以存在的目的。

董仲舒年轻时求学故齐之地，师承不详，因为他学得太杂了。主枝自然是《春秋公羊传》，但是此时与他同治公羊学的胡毋生才刚刚与其师公羊寿将《公羊传》书写在竹帛上，可以推定董仲舒学公羊传肯定是当时流行的教学方式—“口耳相传”的。从其“阴阳五行说”的学术来源看，不可能是他自学的，自然也会有老师传承。当时的统治思想是“黄老之学”，是曹参在齐地任相时采用的当地流行学说，后又带到朝廷推广的。“黄老之学”是“稷下学宫”时期的产物，当时因为在齐地流行而成为官学，董仲舒不可能不学习这方面的内容。“乱力怪神”齐地盛行，董仲舒也不能不受影响。董仲舒是个“学痴”，不但是“三年不窥园”，而且“专精述古，年至六十余，不窥园中菜”，学到六十多岁依然“反刍”年轻时吃得太饱的学问。得益于汉朝初期“黄老之学”的和谐社会，他的家庭非常富裕，“田园连陌，牛马成群”，这就有物质条件使得他专注于心无旁骛地研读。

董仲舒的学说如此深入人心，王莽“禅让”时非但波澜不惊，而且人民欢欣鼓舞，自发地大肆庆祝。王莽也不负众望，按照“尧舜”理想进行了系列改革，土地国有，平均分配，创新币制，计划经济，鼓励劳动，更名改历，照过去方针办，一切回归西周。岂料新朝的“以儒治国”，仅仅十五年，天就变了。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触动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如杀人父母，当然值得他们拼命。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每一次改革都成为官僚剥夺下层百姓的借口和机会，当然积压了老百姓无穷的怒火。王莽“空想社会主义”的“乌托邦”实践对当时的所有人来说，都是“十年浩劫”，在历史长河中，这一朵小小的浪花，被无论是统治者还是造反者都有意无意地忽略了，这个可以挖掘无数教训的珍宝藏库湮灭在地下无声无息地过了千余年，静静地等待着它的阿里巴巴。

经过王莽时期的折腾，今文经学走向了衰落，古文经学勃然正统。但是“禅让”深入人心，曹丕续汉，司马篡魏，杨坚建隋，陈桥兵变，十一届三中全会等等，不通过大规模流血地政权和平更替，也是一种历史的进步。

独尊儒术，并没有使百家自然“灭息”，任何一种文化资源都会存在于现实的需要。“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当儒术成为孤立的信息系统，如果没有外部信息流的能量补充，那么它就变成了一潭死水，系统熵增的最终结果就是信息组织功能的丧失，外在的表现就是王朝的覆灭。当王朝覆灭后，在新的王朝自组织的形成过程中，诸子百家之术重新登上历史舞台，从隐形的文化资源成为现实的各个文化有机体的显性文化资源供给，这种现象就表现为另一种形式的治乱循环。

中华文化是一种多元文化，因而从来没有绝对性的单一的超然存在物，《周易》自古以来处于中华精神文化的元典地位，辩证思维的方式使得宗教让位于人自身在多维世界中占主导地位。而“天人合一”的内涵，其实是“顺其自然”和“人定胜天”的和谐统一，是顺从客观规律的强制性和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的一种互动关系，它不仅仅体现有“适者生存”的智慧，还有“改造山河”的壮志。中华文化博采天地精华，生生不息，始终处于“求真、求善、求美”的过程中，因而常表现为变动不居，这就决定了它本质上是一种天下文化，“以夏化夷”就是它的功能和使命，汤因比断言只有中华文化才能全球化。
自设藩篱的“中西之辩”，更多的是弱势中的传统文化在西方外来文化冲击下的自保手段，与“华夷之辩”相差甚远。如果“华夷之辩”是真善美与假恶丑的分野，那么中国新文化就应该是自我生延的新元素与吸收融合的外部优秀文化资源的混元一体，天下所有的文化都应该等待着为我所用，兼收并蓄。在天人关系的互动中，只求真相，无计西东。
五四时期极力倡导的“德先生”水土不服，“赛先生”却如鱼得水。因为有得天独厚的思维方式和格物致知的哲学基础，西方物质文化尤其是科学技术很快就成为中华文化资源库中最具活力的有机元素。自力更生地借助苏援，建立了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开放”没有引来以往的经济侵略，反倒是国人冲出了国门，大肆劫掠西方业已定型的各种知识，忽略产权的反设计或“山寨”几乎全方位摄吸了西方角角落落的“圣灵”所形成的虚拟财富，从而跃居世界第一大经济体，而西方的领头羊反而不得已退缩到“光荣孤立”的老路上去了。
经济的全球化是已经发生的事实，现在能将人们隔离开来的是其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制度文化是精神文化所延伸出来的，那么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区别就是精神文化，这些区别归根结底一句话：信不信神？信什么样的神？亨廷顿的文明或斯宾格勒的文化分类大体上都是按这个标准进行的。宗教国家能实现文化的全球化吗？显然是不行的。以剑传教，历史证明将是持续不断的宗教战争。因为他们至高无上的神，是不能被降格的。要实现文化的全球化，当然还是要借鉴传统中国的做法，“和而不同”：在共有统一的天空下，存在着一个个独立平等的家。为了将一盘散沙构成一个有机共同体，董仲舒的“独尊儒术”将制度文化、行为文化和精神文化“大一统”地和谐自洽了。当佛、道等玄学渐渐地占据主流地位的时候，程朱理学因应这种情形而生，陆王心学跟随其后，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近代的中国新文化虽然仍然没有最终定型，但康梁开创、毛泽东集成的融贯中西的新文化业已形成中国文化的第四次高潮。
物质文化是为了满足人类自身的需要而生产的，应该满足人类社会整体发展和进步的要求，而不是为了一部分人的利益而损害另一部分人的利益，或者为了某些人的短期利益损害人们的长期利益。对于每一种物质文化的产品，我们都要问一问它生产的最终目的是什么？比如可以毁灭人类的原子弹，他们来到世间能够起到什么作用？为什么人类会有战争？暴力应该掌握在谁的手里？是人自身决定暴力的使用？还是人之外的上帝的代理人用来制造世界末日的恐怖手段？谁是人类自身最大的恐怖分子？科技是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工具。人类应该做科学的主人，还是做科学的奴隶？科学崇拜需不需要人性的束缚？物质生产的方式是以破坏自然、破坏人类长久生存的环境来实现当前物质文化爆炸性的繁荣？还是在人类尚不能脱离地球的束缚的相当长的历史时期进行可持续性生产的绿色开发。人们在拼命地向地球攫取资源，只是为了在同自身之外的其他人进行经济的文化的政治的竞争？是谁将分割开来的人们成为相互隔阂的冷漠的敌人？答案只有一个：私有制是一切罪恶之源，只有共产主义能够拯救全人类，这是物质文化全球化的必然要求，也是人类自身全面解放去宗教化的必由之路。
物质文化的全球化应该导致全人类福利的普遍提高和人类幸福水平的不断趋同，大同世界，环球同此凉热，而不是相反的马太效应，两极分化，富有的利用已有的资源优势使自己更加富有，贫穷的更没有能力抵挡被剥夺掠夺的命运。但在私有制尤其是资本主义制度下，两极分化的马太效应是必然的，不仅仅是个人之间的分化，也导致地区之间和城乡之间以及国家之间的加速分化，城市尤其是中心大城市的吸血效应使得其周边地区尤其是农村的财富和生态沙漠化现象更为显著。而在城市中聚集得越来越多的人所促生的高楼大厦里，墓穴般隔离的封闭的钢筋混凝土的住房，那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私有空间，只要尸体不发臭，没有人有什么权力可以随意侵犯。什么“口袋里的饺子”、“还是没有忘记你”等等，都纯粹扯淡。夕阳下的关怀和陪伴，只有在平面的链接的广阔天地上才是现实的和可能的，抬头望见蓝天，走路塌着实地，天地之间生活着的人无论社区还是多代，群体同居的生活才是人本来的生活，才是脱离了反社会的反文化的人生状态的真正生活。到农村去，与天地合一，重建学校医院等宜居配套的各种基础设施，持续拉动GDP的逆城市化的大同世界建设，正是大有可为的事业。只有物质文化无差别的普遍提高的全球化，可以实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适应物质文化全球化的经济制度必然是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制度。公有制的存在形式应该是普遍社会化的股份制，这就需要对现代企业制度进行文化改造，以精神文化、行为文化规范、控制资本的权利和趋利冲动，为资本加上道德的辔头，剥夺资本除财务权力之外的其他附加权利，使人从资本的剥削中解放出来。将来的资本要投资某个企业，是投资这个企业的文化。企业的公司章程明确企业的精神文化、行为文化，企业的经营行为在企业文化的氛围内展开，市场监管机构和企业职工是监督企业文化执行的责任人。重文抑商，管制价格，使价格严格符合产品的价值，任何人为炒作价格谋取私利的行为以抢劫入罪。现代科技已经如此发达，大数据、云计算完全支持有限区域的类计划经济的实施，以避免供给侧的产品堆积造成的地球有限资源的浪费。地球是人类共同的家园，没有谁有权力肆意地破坏它的绿色生态，在这个意义上，人类是一个同呼吸、共命运的利益共同体。当然从混合型经济的小康社会过度这样的大同世界还应当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
过去的百年，资本使得商品的生产和销售变得日益全球化，对超额利润的追逐也造成了地球上接连不断的战争。现代西方人越来越被被自己的民主制度所迷惑和陶醉，战争带来的难民理所当然地进入到西方社会中。这种经济全球化前提和结果必然要求和导致的社会多元化，在西方社会已经引发隐约的灾难性后果。英国的脱欧，美国的退群，法国的骚乱，德国和西欧的集体性侵，这些不能言说的痛，是西方社会在相当长历史时期内不可抗拒的多元化趋势下必须面对和解决的根本问题。开放的大门再也关不上了，靠隔离墙实现“清教”只是疯子般的妄想。当苏联崩溃的时候，历史并不是终结了，而是新的历史开始了。新的时代呼唤新的精神，中华文化复兴而再“化天下”正当其时。

清朝初年，人们反思明朝灭亡的教训，认为心学横流，不务实业，是清谈误国的主要思想原因。于是学术风气因而一变，理学重新得到人们的重视。清廷也把自己改造后的理学定为官学。
在经济状况比较发达的江南地区，由于始终存在着反清的深层思想，对理学反动的汉学学术得到了富商们的支持，富裕的官宦之家也开始治汉学，尤其是古文经学的考证、训诂等方面的学问。针对理学空疏的弱点，汉学讥讽宋学，连书中的字都不认识，话的出处都不知道，书上讲的什么意思都搞不明白，却引申发挥出这样那样的义理，岂不可笑乎哉！当时所谓的宋学即理学主要内容是朱熹集注的四书，汉学主要是古文经学治的是五经。宋学和汉学经常发生冲突，各自著述，互相攻击。
乾嘉年间，汉学盛极一时，主要还有文化政策方面的原因：清朝实行严酷的文字狱，禁止谈论时政，学人们为了保身避祸，自然将精力投入到故纸堆中，才比较安全，“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皆为稻粱谋”。另一方面，编撰四库全书，也需要考证其文的来源、出处等，官方也推动了训诂学的兴旺。
道光时期，国力衰微，经世致用的思想在士大夫中慢慢得到发展，汉学的今文经学显露出来了。十全老人的宠臣大学士和珅时期，庄存与和和珅不太对付，辞官回家，又想讥讽时政，于是再次微言大义，捡起了今文经学。后来，他的儿子和外甥也都学了公羊春秋。外甥刘逢禄收了两个弟子龚自珍和魏源。今文经学在义理经世上与宋学相似，龚自珍经常明确认定其今文经学的汉学与宋学的不同。尽管如此，龚自珍和魏源的佛学造诣也是非常深，甚至魏源后来到杭州出家去了。
秦始皇焚书坑儒后，民间儒学的传承是通过儒者的记忆将内容重新写下来进行的，后来，陆续发现了一些隐藏在房屋墙壁里的经书，这些书是用“篆书”书写的，与当时的书写文字隶书不同，因此称古文经，当时文字手抄的称今文经。这样，就形成两个不同的学派。
古文经学认为，孔子述而不作，五经源头在周公，注重经书的本来原义，要回归本源。今文经学认为，孔子为改变礼崩乐坏的社会现状，重新修订了五经，变革了礼制，以待后王实行，因此是没有王位的素王，后人应该充分理解孔子改制里面的深刻思想，微言大义。古文经学治《春秋毂梁传》和《春秋左传》，今文经学治《春秋公羊传》。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与董仲舒有很大的关系。董仲舒早年游学于故齐之地，治《公羊传》的师承不详，在德州“三年不窥园”，形成了“天人感应”“天人合一”的学说。他把“阴阳”、“五行”作为哲学基础融入儒家学说这个行为规范体系，丰富了原有的以《易传》为根基的儒学内容，在“经”的规范下，向“纬”的方向延展。“天人感应”说在“谶纬”的方向走得太远，失去根据，而逐渐没落。古文经学却因为坚守传统，后来居上，成为了主流。
古、今经学之间的关系，与齐鲁两国的关系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古文经学和今文经学后来的发展不仅仅是文字和齐鲁两地读音的不同，也有治学方法上的本质区别。鲁国故地多治古文经学，齐国故地多治今文经学，这与两地历史形成的思维方式是有很大关系的。周公封于鲁，掌礼乐，自然恪守祖宗之法。姜太公封于齐，有征伐之权，就要比乱臣贼子更有力量，就要权变。齐国历来杂家汇聚，尤其管仲的思想无拘无束，行为逾越礼法，到“稷下学宫”时期，真正开创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孔子也推崇管仲，“微管仲，吾其披发左衽矣”，肯定了齐国维护中华文明中的武功作用。古、今经学的相辅相成，也就是传统与发展、根深与叶茂的关系。
清代“公羊学”由于龚自珍自古文经学转向今文经学，借助于其诗文的传播，“公羊学”思想应当潜在地影响了许多当时以及以后的学人。张之洞曾痛心疾首地在一首诗中自注：二十年来都下经学讲公羊，文章讲龚定庵，经济讲王安石，皆余处都以后风气也。遂有今日，伤哉！他认为，清末的学术风气大坏，知识分子肆无忌惮地发表言论反对朝廷，在思想上群起造反，理乱寻源，龚自珍的学术文章是罪魁祸首。
洪秀全太平天国“新天新地新世界”的实践、康有为的“大同世界”的构想，都隐隐约约有着龚自珍“三世说”、“山中说”的影响因素。

魏源提供了一个富国强兵的总体规划或蓝图，要把它具体实现，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要把这个设想或思路具体化，要把它落实到现实中的每一个实实在在的步骤和具体实践。也就是说，首先制定和完成一个个具体的小目标，比如先挣它一个亿，等等之类。如果把“师夷长技以制夷”看做是一个完整的工程项目，那么，魏源的思想仅仅是项目建议书，接下来还有可行性分析、基本设计、施工设计等等由简入繁、由粗到细的设计不断深化的阶段，在每一个设计的阶段，都还有各种各样的评估、审核，等到整个系统工程的施工图纸出来了，现实的具体的施工才开始，在施工的过程之中，设计图纸与实际不相符合或者自身内部错误的地方不断地被发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施工图纸也就不断修改、变更，最后工程竣工，最终的设计图纸存档，这就成为不可更改的历史了。
当然，在工期紧张或者各种各样的极端情况下，不允许或条件不具备常规的工程次序或顺序来按部就班地进行，那么“三边工程”就上演了：边设计、边施工、边修改。即便是看起来很混乱，但也有既定的次序，首先设计先行，它是一切工作的基础。马克思说，人类最蹩脚的建筑师也比蜜蜂高明的地方是，在现实的房屋建造之前，它已经在建筑师的头脑中建成了。
“草鞋没样，边打边像”，前提至少有两个：一个是具体的现实的脚，另一个是头脑中的鞋。鞋匠身兼设计师与建筑师，边施工、边设计，最终将鞋子的样子和尺寸与最终用户的脚的需求目标相符合。这需要高超的技艺。
另外，这个过程又像倒车入库，首先要有车子的目前的位置参数，其次要有车库的位置参数，将车从目前的位置迁移到目标位，我们可以有无数的轨迹选择，有时车子的方向是向目标移动，有时车子的方向是背离目标运动，但每一次运动的开始和停止，心中都有一个不变的梦想：那就是最终的目的=车库。如果我们心中失去了“车库”这个最终的目标，我们就陷入了存在主义的泥坑：存在先于本质，我们是没有前进目标的列车上的茫然乘客，不知从哪里来，不知到哪里去，除了“自我”这个真实的存在，其余都是虚无，他人都是地狱，每一次行动都是闯，每一个本质都取决于选择。在无尽的黑暗的虚无里，我们毫无头绪地摸索，妄图杀出一条血路，淌过那条生命的河，去发现柳暗花明的新世界。
历史不相信假设，但并不排斥推断，胡适说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不无道理。“莫须有”，只是开始，或者证实或者证伪，才是明确的结束。
按照魏源的设想，设计最佳的行动路线图是困难的，但设计可能的路线图是可能的，在中国近代史的过程中，不断地有基于其时初始条件的各种各样的富国强兵的思想方案等等文化资源，这些仁人志士们前仆后继的努力和探索在中国近代史上写下了悲壮不屈、顽强奋进的不朽篇章。今天每一个幸福生活的中国人都不应该忘记他们。

每一个儒者心中都有一个梦想，一个精神家园的“理想国”，那就是“尧舜禹”三代时期的太平天下。这个儒家的精神核心的吸引力就像地球地心的吸引力一样，使得人能够屹立在这个世界上，而不是漂浮在空中如同断线的风筝。儒者用这样的理想来引导人们的思想，尤其是有极大影响力的帝王的思想，并激励人们为此而努力奋斗，但是一旦儒者有了实现“理想国”的各种物质的精神的基础条件，他们所作所为的结果却总是令人非常的失望，这中间一定有着更为深层的原因。比如历史上的王莽，还有披着上帝外衣的洪秀全。王莽与洪秀全在大位、行新政都是十四年，康有为撺掇光绪“托古改制”，仅仅进行了一百天，后来他写了本书《大同书》，似乎也摆脱不了今文经学“太平人间”、“大同无界”思想的范畴。
“王道”和“仁政”是儒家的根本的理念，“仁者爱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具体表现在政治制度上应该怎么样呢？孔子推崇周制，“克己复礼”，孟子也向往“井田制”。当王莽升到皇帝职位时，他也就开始实施自己心中的理想制度—周朝古制。儒家“仁政”的目的只有一个，一言以蔽之，就是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当然，所有的学说都会标榜让老百姓过好日子，差别就在于对“好日子”的理解不同，什么是“好日子”以及如何过上“好日子”。
董仲舒将道统和政统“大一统”，就使得道统可以万世一系，政统新旧更替可以通过“禅让”的方式和平地进行交接，从此儒者的任务就是为改变道统依附于政统的地位不泄努力。前78年汉昭帝时，眭弘便附会董仲舒之言，认为汉帝应该寻到贤人，禅让帝位给他，自退位为王，如同夏代尧、周代商故事。汉成帝时，又有齐人甘忠可诈造天官历、包元太平经十二卷，以言汉家逢天地之大终，当更受命于天，天帝使真人赤精子，下传授道。甘忠可弟子夏贺良等对汉哀帝陈说西汉中衰，当更受命。于是汉哀帝改元太初元将，号曰‘陈圣刘太平皇帝’。后因无嘉应，汉哀帝遂诛杀夏贺良等人。皇天不负有心人，王莽终于在万民所望、众心所归中完成了“禅让”。这样他就有责任、有义务完成他的竞选纲领，带领人民过上“好日子”。任何怀疑王莽的初心和决心的人，都是历史虚无主义的。后世之所以斥王莽为“伪”，只不过是为了掩盖儒家理论在实践上的破产的事实，以继续忽悠、影响有影响力的帝王。
所有的王莽“托古改制”的措施，出发点都是极好的，只不过都带有“空想社会主义”的特点，而没有丝毫“科学社会主义”的细致可行的理论分析和执行主体。他像周公一样勤奋，具有模范的人性品格，是儒者“内圣”熟化后的优等产品，只不过他越勤政，越折腾，国力和人民利益越受损。因为王莽的出身只是一个“佳行”的人，并不是一个有多少实际才能的人，与周公处理杂务的能力是无法相比的。“三代”禅让之人，都是上一任天子的宰相即施政的主要助手，出身低微，从底层一步步依靠卓越的才能才走到施政的地位，本来就是主要的在位施政的人，“禅让”只是瓜熟蒂落的结果，不“禅让”也会被囚被执。假若上天将“大舜”的才能附体给王莽，新朝的局面又会是怎样的呢？
同后世康有为的“托古改制”相比，王莽有同样的特点：改制的内容又多又快，且涉及根本，利害关系十分重大，而他们却对此一无所知，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不知道这样干的后果是什么，他们只管按自己的意志在行事，表现得相当“任性”，在临床表现上就是“小马拉大车”，三岁小孩玩手枪。
王莽“托古改制”，并不是要回到过去，而是要利用古代美好的制度开辟出新的现实世界，“老”内圣开出“新”外王。他将自己的国号定为“新”。新的本义是改旧更新、推陈出新，“革汉而立新、废刘而兴王”，王莽自称是“托于皇初祖考黄帝之后”，为土德，因为汉为火德，为赤帝，依照五行相生之理，土德因“禅让”而代火德，意味着赤帝传黄帝，天命授之。有了天命的护佑，王莽就开始了实际的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大胆改革。
王莽仿周实施的一些改制，一开始就进入了深水区，很多很多的措施经过了一千多年的时间才真正在现实中得以实施。他的改制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土地改革
西汉末年，土地兼并十分严重，失地的农民大都沦落为豪强的奴仆，失去了人身自由。鉴于这样的现实情况，王莽仿照古代“井田制”，实行“王田制”，天下所有的土地全部收归朝廷，变成国有“王田”，个人只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因此就不能再像以前那样进行土地的任意买卖，土地兼并现象就不会出现了。
均分土地，那些曾经占有大量土地的人，将多余的土地无偿交出来，归村集体分配。限定男丁八口以下之家，占田不得超过九百亩（一井），超过的土地须分给宗族乡邻。那些没有土地的人，由朝廷给予土地，每夫一百亩。
这种“打土豪，分田地”的土地改革理所当然地遭到地主阶级的拼命，而礼教的基础又是建立在这些知书达理的统治阶级身上，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革命也就进行不下去了。土改三年，政策废止，然而废止的结果是朝廷承受不了的。新分地的农民要把分到手的土地再还回去，这就不得了，农民当然要反抗。“吃了我的给我吐出来，拿了我的给我还回来”，“我胡汉三又回来了”，原地主阶级和现农民阶级的土地革命战争的火苗就到处普遍地燃烧起来了。
土地改革的一个轮回，在三年间把国民党和共产党的政策都实验了一遍，天下要想再平静是无论如何也办不到了。
2.禁止买卖人口
儒家提倡“仁者爱人”、“恻隐之心人皆有之”，西汉普遍存在的把奴婢自由地买过来、卖出去的现象，视人为货物，这是对人的尊严的极大的不尊重。新朝实行王道，对这些杂于王道之中的汉朝的“霸道”，当然是不允许的。
汉朝土地兼并的结果，富人有很多土地，穷人则一无所有，有的男子沦为奴仆，有的女子沦为婢女。奴婢不仅仅出卖自己的劳动力，还要出卖自己的身份所属，有了“卖身契”这个所有权证，富商主人就可以自由合法地买卖奴婢。新朝采取的措施是禁止奴婢买卖，奴婢归于私属，成为家奴，不再作为社会公共的人力资源进行购买和出售。没有买卖，在人权上就没有伤害。然而，不能自由买卖，奴婢还要吃饭，蓄养奴婢准备获利的富商，眼看就要赔本，因此他们就不计成本地在地下市场的黑市上抛售奴婢，市场上又没有买家，奴婢的价格只能死死地钉在跌停板上了。
奴婢出卖自己，本来就是因为活不下去了，靠出卖自己混口饭吃，或者卖身葬父之类完成其他不得不完成的事项。现在黑市上的价格如此之低，奴婢把自己卖不出去，无形中剥夺了穷人出卖自己获得的生路。政府又没有给出奴婢们其他的出路安排，这样整个社会的失业率急速上升，在不断增大的就业压力之下，考虑到社会维稳的需要，奴婢私属制的政策也不得不废止了。
“人人平等”的好梦还没有开始做，就怅然而醒。
3国家管制的计划经济
本着“天下为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理念，新朝国师公刘歆以古文经《周礼》、《乐语》为依据，提出了“五均六筦”的经济政策，并被王莽采纳。
所谓“六筦”，就是对六种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六种重要商品和重要事项进行国家“管制”。这六种商品和重要事项是盐、铁、酒、铸钱、名山大川所产龟贝鸟兽和五均赊贷。“夫盐，食肴之将；酒，百药之长，嘉会之好；铁，田农之本；名山大泽，饶衍之臧；五均赊贷，百姓所取平，卬以给澹；铁布铜冶，通行有无，备民用也。此六者，非编户齐民所能家作，必卬于市，虽贵数倍，不得不买。豪民富贾，即要贫弱，先圣知其然也，故斡之”。盐铁专卖，汉武帝时期已经开始了，酒的专卖汉朝时断时续。这些物品，新朝实行专卖，冶铜铸钱的权利也收归国有，名山大川出产的各种鱼鳖鸟兽，以及各种矿产资源，虽然不实行专卖，但是这些商品的出售要报税，国家抽取十分之一的利润。如果有人私自买卖，隐瞒不报，那就是资本主义的尾巴，不但非法收入全部没收，本人还要到县里充劳役一年。
“五均”一词出自《乐语》，“天子取诸侯之土以立五均，则市无二贾，四民常均，彊者不得困弱，富者不得要贫，则公家有馀，恩及小民矣”。又见于《周书大聚解》“市有五均，早暮如一，送行逆来，振乏救穷”。“均，平也。言早暮一价”。王莽出台五均赊贷的政策，其目的就是“齐众庶，抑并兼”，“恩及小民”，促进生产的发展。
王莽在长安和其他五市设“五均司市师”，由原市长担任，其下再设置交易丞五人和钱府丞一人，其功能类似于物价局、平准基金和中央银行。这些官员的责任就是根据市场上商品在产销两旺价格正常时期的价格，制定商品的基础价格，根据质量等级，在分出上中下三个指导价格，市场上商品买卖时，商品价格允许在指导价格的基础上有所合理浮动。当市场上某种商品供大于求，价格下降，交易丞就要出手收购这种商品，不能使得商品的生产者亏本。当市场上某种商品价格上涨超过警戒价格，政交易丞就要出售储备货物，以平抑物价，防止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受到影响。
人民群众过日子中，祭祀丧葬造成的突然性经济支出，会使人们手头的头寸骤然紧张，虽然有亲朋好友的随份子，可以缓解一部分紧张状况，但是大部分负担还是会造成暂时性经济困难，这时钱府可以给予无息贷款。为了促进生产，钱府还提供低息贷款，凡欲从事生产经营活动而缺乏资金者，也可向钱府借贷，按其经营所得的利润收取利息，一年利息的收取不得超过其利润总额的十分之一。
4金融创新，改革币制
始建国元年，王莽废错刀、契刀与五铢钱，另作小钱，与大钱一值五十者并行，并且颁令禁挟制铜炭，以防盗铸。二年，王莽改作金、银、龟、贝、钱、布，名曰宝货，凡五物（钱、布皆用铜，共为一物）、六名、二十八品。地皇元年(公元20)，又尽废旧币，改行货布、货泉二品。
王莽改革币制的目的当然是为了节约金属，大钱币值比小钱大五十倍，分量却只是小钱的二倍多点，虽然朝廷禁止私人铸币，但是利润太实在丰厚了，收集小钱私铸大钱这种营生也就屡禁不止。朝廷铸的钱币也就越来越精美，防伪技术越来越高。因为谣传大钱也要废止，老百姓都不愿意携带大钱，为了方便和吸引老百姓用新朝的货币，王莽设计了各种各样的货币，“更作金、银、龟、贝、钱、布之品，名曰宝货”。烦琐复杂的“六品宝货制”中货币复杂的换算关系，使得老百姓更不愿意用这些货币了。“百姓愦乱，其货不行。”于是，王莽再一次更改币制，在这次更改中，废除了原来流通使用的大小钱，仍然试图推行金银龟贝。最后一次币制改革，王莽想恢复原来的五铢钱的法定货币的地位，好像又回到了货币的原点。
王莽改革货币，开始是为了彰显受命于天的新朝与被取代的汉朝的标志性区别，主要从政治意义上考虑，他说“今百姓咸言皇天革汉而立新，废刘而兴王。夫“刘”之为字“卯、金、刀”也，正月刚卯，金刀之利，皆不得行。博谋卿士，佥曰天人同应，昭然著明。其去刚卯莫以为佩，除刀钱勿以为利，承顺天心，快百姓意”。但从经济意义上说，每一次的币制改革，就是对社会财富的掠夺，币制改革的后果使得个人积累的财富在币值意义上不断地清零，以至于“农商失业，食货俱废，民人至涕泣于道”。
两千年后，王莽的币制改革措施被印度总理莫迪效法，用新钞票换旧钞票，过了规定时间旧票就作废，换新钞票还要开收入证明，这样有效防止了贪污受贿和抑制富豪
对于供给制社会来说，货币的作用也许不怎么太大。没有商品，就没有货币。
5正名运动
按照古书办事，王莽有点上瘾。他根据礼制，重新命名了两千多个官名、地名，还将外藩的“王”号贬为“候”，引起了外藩的造反。对于人名，也规定以两个字的人名为尊贵。
土地改革政策好啊，禁止买卖人口好啊，“五均六筦”的政策好啊！充分体现了人民政府爱人民的精神。但是，好的政策要真正落实到老百姓的头上，还需要一个政策的执行环节—庞大的执行政策的公务员队伍，那时还没有科举制度，干部队伍还没有大规模组织起来，不得不依靠那些豪强富贾，这些人不仅自己中饱私囊，还经常地受个贿，搞个权色交易，地主以身相许或者以女相嫁，他们就主动地在糖衣炮弹面前倒下了。结果，人民群众的生活反而被压榨得更加穷困，不得不都造反了。
在造反的人中，主导的大部分人都是豪强大姓，他们当然不会“替天行道”，更不可能“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王莽最后被起义军杀死了，大卸五块。在起义军包围了长安城的前夕，道统和政统的最高领导人王莽带领政府高级官员来到郊外祭天，仰天大哭：“皇天既命授臣莽，何不殄灭众贼？即令臣莽非是，愿下雷霆诛臣莽”。边哭还边写了个告天策，向天述说自己的功劳，祈愿还想再活五百年，洋洋洒洒有一千来字，可惜老天爷没睁开眼看看。以哭来拯救江山，是下臣给王莽出的主意：“《周礼》及《春秋左氏》，国有大灾，则哭以厌之，故《易》称‘先号啕而后笑’，宜呼嗟告天以求救”。可惜，哭出来的江山只有一个，还是属于刘汉家刘玄德的。
洪秀全建立太平天国之后，他心中的大同理想社会也逐步地浮现出来，同样参照“井田制”，他颁布了《天朝田亩制度》。但是，同样因为没有具体行使新政的人才，法规最终不过是一纸空文。土改等各项政策，只有在共产党庞大的干部队伍领导下，才有可能真正实现。

王莽失败，儒家的理论其实就陷入了尴尬的境地，魏晋时期的士子“王顾左右而言他”，崇尚起玄学来掩盖心中的理想的失落。新朝灭亡，王莽遭到所有阶层人民的反对，使得儒者在心理上落下了巨大的伤疤，潜意识地不敢也不愿再关注现实的“理想国”。
佛教传入中国后，因其导人向善的功能和自身精密完整的体系，很快就流行开来，并且它也不断地调整自身与儒家的理论冲突，不断地在与道教的论争中取得优势，因而在士大夫中更为流行，并因此而产生了中国自身的佛教流派—禅宗。唐宋时期，儒家的士大夫们通常都会在佛道中出入几十年，随着身份地位情景的转换，心情做派都会自如地变化适应。儒家已经不能收拾全部的人心，并且受到禅宗喝祖骂宗的影响，社会上的士人兴起一股疑古之风，使得儒家对于汉唐以来的古文经学的经也产生了怀疑。以至于有这样的思潮：学术水平取决于怀疑的程度，小疑则小进，大疑则大进，不疑则不进。
时代呼唤儒学需要改变，训诂注疏，疏不破注，早已不能给人以任何显见的益处了，儒学要重新走向经世致用，为现实社会提供指导教化作用。宋儒们已经意识到：以手指月，手并不是月，“看啊，月亮的脸偷偷地在改变”，先哲让人看的是月亮，而不是指月的手有多白皙，多骨感。
思路又回到了董仲舒，然而更需要超越董仲舒。董仲舒的阴阳五行还十分地粗糙，用阴阳配五行，总是不能完美地配合圆融。要用经学来对抗佛道，显然是不行的。要为儒学寻找更加完善的哲学基础的解释，构造一种精密的自洽的哲学体系。
周敦颐从道教借鉴了太极图，首开了儒学的创新之路。二程兄弟遵父命从周学习，并提出“天理”学说，因为性格的不同，二程也稍有分化，程颢由此引出心学之路，程颐更偏重于道学。邵雍从周易出发，开创象数学，把周易看做后天八卦，伏羲所做称先天八卦，并由无文字仅象数的八卦也把根源推向太极。张载创建了气本论。朱熹是二程弟子李侗的学生，他集成了各家理学理论，并将韩愈的道统向前延伸到了伏羲-神农-黄帝。至此，儒学获得了新生：新的形式和新的内容。朱陆两次相会，在方法论上彼此不能说服对方，新儒学开始沿理学和心学两个方向发展。而当支离的理学成为官方哲学僵化之后，逐渐地沦为教条和锁链的它也就失去了生命活力。并且因为有清以来制度文化中掺杂了民族因素在内，整个中华文化有机体也就呆滞起来，有机体功能化方面的各项指标都逐渐退步，有机体进入昏睡甚至嗜睡状态，非有外力的冲击似乎不可能自主地脱离此种抑郁状态。
洪秀全的太平天国因为有军队的暴力支撑，所以能在所到之处，按照教义不拜偶像的要求，尽数毁掉文庙，禁绝儒家书典。这是西方主流文化在中国第一次实质性打倒孔家店以实现中西文化融合的现实实践。很久以后的标榜“德”“赛”的新文化运动因为潜在地反对宗教倾向而拒绝了宗教“轴心”因素的渗入，仅仅醉心于西方文化表象的枝节末叶，它注定不能修成“全盘西化”的正果。同样得益于新文化运动的泥沙俱下，“中体西用”的大路子成为自此以后的主流思维模式。“反帝”使得西方主流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在中国是被拒绝的，“反封建”也让传统的中国主流文化经受者暴风骤雨的冲击。最终，洗尽风尘的古老的孔家店在西方现代建筑材料的装修下，重新熠熠生辉了。
儒家文化作为中国传统主流文化，它的外现的具体的理论表达仅仅是冰山的一角，作为整体的中国人生存和生活的方式，它渗透在中国人之所以成为中国人的每一个组成因素中，它是腌制、型塑或文化中国人的全息的酱缸。扔进一两把外来的味精，只能带来一时或某一局部的环境改变，缸是打不破砸不掉的，正如人不能抓着头发自我飞升起来。国民性的底子无论劣根性也好，还是博大精深也好，它就在那里，是千百年来历史演化的积淀，它是文化自信或文化自卑的终极根源。
洪秀全的“天下男子皆兄弟”，不耽误自己称王建殿选妃子，辛亥革命的君主或民主的“共和”，逻辑地产生辩军复辟和袁氏称帝，康有为创立“大同说”的同时期，也不断地纳妾、保皇帝。
孔家店是打不倒的，打倒的是孔家店不同时期不同境况下外在的表现形式和旗幌招牌，与时俱进，生生不息，使得儒家文化始终是中华文化的主干，而儒家文化诞生以来实质上本来就是中华文化的总结和提炼。无论是孔孟原道，还是荀儒立法，也不论是天人感应，还是知行合一，从王莽到洪秀全到康有为到毛泽东，儒家终极理想的“大同世界”，不断地从天上回归到了人间。

得君行道的维新变法在真正的暴力机构面前败下阵来，逃日的梁启超很快学会了日语，从而能直接阅读可以接触到的丰富的日译西学名著并大量地绍介到国内来。为了宣传自己的主张，他又办起了杂志，刊物的发行量十分巨大，国内盗版也无数，人们普遍都接受了他的思想，他以个人的心之力，影响了整整一个时代。对后世的政局和思潮走向起着决定作用的，当数他结集《新民丛报》上数十单篇论文而成的《新民说》。
梁启超认为：“国乃积民而成，欲维新吾国，当先维新吾民。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倘若头疼医头脚疼医脚，修修补补裱裱糊糊，“则虽今日变一法，明日易一人，东涂西抹，学步效擎，吾未见其能济也。夫吾国言新法数十年，而效不睹观者何也？则于新民之道未有留意焉者也”，新民是当今中国第一急务。这种思想与福泽谕吉“一人之独立，国家之独立”异曲同工。
新民之道或目的无非是“新民德”继而“开民智”，最终“鼓民力”，以强国而自立。
新民以新国的思路，明显带有“修齐治平”的影子，梁启超虽然没学过有限元理论，“内圣外王”的基本功当了然于胸。各个尺寸上的文化有机体充分自洽、边界求导连续、结构全息，那么，崭新强大的新民所延展、结合而来的嵌套“群”就是全息放大的新民基本单元，从一点而一面，从一体到全体，同构的家、国乃至人类共同体平等而富强，最终当可趋于无差别的大同世界。
这个关键点的新民如何产生呢？当然是在旧民的基础上“一曰淬厉其所本有而新之，二曰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
对于采补西学，梁启超引进了许多西方学说，也包括社会主义，在学问创新方面，他推出了新史学和新小说，号召“诗界革命”，旨在重塑和建立人们新的三观。很久的后来，留学归来的铁粉胡适之继之大力提倡白话文写作、创立了新史学的研究道路，他的文章和言论对西方自由主义思潮的兴起有推波助澜的作用，一时成为新文学的旗手，这并不耽误他整理国故，胡适从精神文化资源层面进行了寻找新文化营养元素的探索。
淬厉所本，就要舍弃旧有文化的糟粕，梁启超开创了批判国民劣根性的先河。破旧立新，“不审夫所以致弱之原因，则不得其所以救之之道”， 陈独秀继之狠批旧孔、从物质文化的科学、制度文化的民主来生产新青年，为中华文化引进了赛先生和德先生，深受古文经学熏陶的章太炎弟子名叫鲁迅的则猛烈地向旧行为文化方面不遗余力地掷投枪、刺匕首，以期杀死吃人的旧文化养成的国人各种陋习，救出还没有吃过人的孩子，并设想国民性改造从一张白纸的娃娃抓起。
无疑，梁启超的新民说客观上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导和预演。但梁启超最终的落脚点还是传统文化的新生或维新，尤其寄希望于王阳明心学，这在客观上就走到了以崇尚西方文化为主流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对立面，其理论和个人影响力自然式微了。
梁启超所推崇的产生新人的方式是动人之心，手段无外乎各种办学方式的教育、办报方式的宣传以及日常生活中的言传身教潜移默化等等，这种和平的媒介传播手段在暴力面前其实是无能为力的。新文化资源的传递只有在制度文化的渠道里进行，才有可能对行为文化、制度文化自身和物质文化产生强烈的促进作用，这样，孙文推翻现有行政者的革命，无疑是推行新文化、产生新民的先决条件。但是，不能忘记的是，革命仅仅是手段，如果革命被作为目的或结果，那么文化有机体就始终处于自我否定当中而不可能形成稳定的形态，从而失去了“以文化人”的功能。
梁启超提出了新民的问题和任务，但他并没有给出精神文化层面标准的答案，他不知道用什么样的新的精神文化来新民之行为文化和物质文化以产生新的文化有机体单元，他始终游走在中西之间，找不到可以定型的中西完美配比、有机融合的新文化模具，最终在革命的浪潮中边缘化了。他抛弃了和忘记了不中不西即中即西的乃师康有为的“大同学”，“变心”、“改性”的新民也就仅仅是浮于文化表层的无所适从的彷徨者罢了。
无论是教育还是宣传，这种新民路线都是“动人心”的自下而上的社会改良方式，无法撼动根深蒂固的政治利益格局。从上而下的得君行道的变法实践虽然失败了，但不能说明从官方渠道推动社会变革的道路行不通，一两个一品大员的红顶子不足以提供变法动力，那就不妨推翻整个官僚系统取而代之以全新的权杖，造反有理，革命无罪。
从替天行道的革命道路出发，以制度文化变迁为先导的新民方式，在建立民国之后的历史演化，使人们更加清醒地认识到国民性改造的新民“改性”任务的沉重。取得了政权以后，通过官方推动的新文化运动有蒋介石的行为文化方面的新生活运动、汪精卫的精神文化、行为文化层面的新国民运动以及毛泽东的以产生“心力”的精神文化层面为主的延安整风运动、建国时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以及整个文化有机体系统变革的文化大革命运动，而这些运动因没有清晰明确的精神文化体系和严密科学的施工计划和组织，无一例外地不能进行彻底，来取得阶段性成果。更重要的原因是他们的以暴力功绩选拔出来的官僚系统并不能担负像洪秀全信徒一样文化社会的重任。
传统中国，秦以吏为师，董仲舒春秋决狱之后以官为师，官员来源于举孝廉等，设想官以己身正社会，管理引导社会风气，隋以后，科举制度使得官僚的选拔更加合理有效，使得官员作为师范，担负起了牧民的真正导师的责任。有权力，才可以使得奖惩机制顺利实施，立牌坊，斩首示众等，使老百姓养成官府期望的各种习惯行为。通过民间教育，传媒制造的舆论来改造社会，虽然会有一定的效果，但与官府起冲突的时候，瞬间就会被禁闭。得民心得天下，老百姓安居乐业、安分守己，可安天下，合格的教师爷型官吏可以引导民心。近代新文化运动失败，就是没有产生新文化型官员的机制，推行新文化强有力的载体没有像汉隋那样选拔出来。毛泽东痛恨于旧教育机制新人的效果反向，官僚体系重新回归旧途，如同唐吉坷德一样孤独而悲愤地向担负文化社会功能的整个知识分子阶层发起了进攻，提出造反有理，号召孩子们夺权，打倒官僚当权派。近代以来的文化运动，没有看清楚西方文化本质上是宗教文化，惑于其旁支左叶，始终在迷途中打转。为了在物质文化上赶超西方，教育制度的结果仅仅是选拔技工，脱颖而出的是与蓝翔技校争先的物质文化的推动者，“飘逸绝伦”在中国教育是不能问的问题。恰恰是一党专政，一以贯之地推进精神文明建设，才可能在长期的历史尺度内产生新民效果，形成文化有机体的自洽，而所谓的西方民主机制，活在当下，必然使得社会陷入精神错乱，这也是为什么董仲舒要独尊儒术

当无机物合成为有机物，有机物组织成有机体，有机体可以自主地与环境进行动态的物质或能量交换，这个自主地组织起来的有机体就获得了成为生命的功能。产生生命的第一推动力来源于何时何地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从自然界中偶然涌现的自创生的有机体从此摆脱了牛顿第二定律或曰熵增原理的束缚，开始了生命演化的进程。简单的生命不断地组织成高级形式的更为复杂的形态，需要经历大尺度时间跨度的缓慢过程。根据有机体对环境因素克服方式或交换方式的不同，生命在成长的过程中表现出极大的组织多样性，这就形成自然界的生物多样性。在地球所处的由于太阳所造成的春夏秋冬的周期性环境变化态势下，生命也随之呈现出规律性的周期性张弛震荡。
生命的维持基于与环境的物质能量交换，对生命体本身来说是新陈代谢，由此获得对环境的克服所带来的成长性，对环境变化的随动所产生的周期性兴衰的表现形式下，其成长的信息通过遗传而获得绝对的连续性，这就为代际生命的不断进化提供了物质形态及其组织方式的信息基础。长颈鹿的脖子，蜜蜂和蚂蚁的组织，都是生命信息不断地遗传、代积、进化的结果，这些信息是不为生命体所自我意识的。
能够超越生命的自组织信息，而产生生命体以外超越的显意识，只有偶然地在复杂的灵长类生物的人类身上才发生了。人成了沟通物质世界和超越物质世界的精神世界或曰意识之间的中间媒介物。当人类为对抗自然环境的变化而创造人工环境时，人与人个体之间就产生了社会原始的组织形态。而社会组织形态内化到人的后天意识中，使得人成为文化有机体。当人从生命有机体进化、组织为文化有机体时，显性的人的后天的超越形态和人本身先天生物性的隐形的生命形态就形成了人独有的灵与肉的二重性。人类社会所有的冲突和融合都基于人的这种二重性扩展开来。
物种生命的无限延续性通过个体的有限的生命形态得以实现，在中华文化中是显性的事实，有家谱为证。因此，每一个人都成为古老生命的无限延续着的珍珠链条中的一个组成环节。建立在生命有机体显性连续性上的中华文化因而获得了时间上的无限性。在西方文化中，个体生命连续存在的事实是不被察觉的，物种连续存在的现实中，单个的人对待环境的方式是将环境碎片化处理，这种分析的方式就叫做科学，将单个人无法把握的浑然一体的无限融合着的自然分解成单个人可以把握的越来越小的有限的领域，把生命体看做是一个个这些有限的碎片所组合起来的机械的装置。为了让这个组合起来的冷冰冰的机器成为可以自主成长的生命体，就必须要有上帝来给他赋予灵魂。科学对生命现象无能为力，它必须要上帝来赋予所有生命初始的第一推动力。
人这个生命体既然是环境的产物，是环境的随动系统，那么环境的改变就会造成生命体相应的变化，生命体自洽的或自组织的亿万年所遗传下来的这个功能，隐秘地存在于人的显意识之外。板蓝根为什么会预防感冒，让科学去追朔亿万年前人类的环境情景是不可能的，但这个事实作为经验却可以成为文化资源。中医就是这样来给人类治病的，严格说来并不是治病，而是用确证的环境因素来影响生命体的存在状态。
人作为文化有机体，也是一个大尺度的演化过程，社会形态只能是从简单到复杂地进展、演化，而不是相反地降解成元初的无机物存在形态，追求单个人的绝对自由越来越成为不可能实现的梦想。人类发展的历史就是不断地战胜自己所处的环境获得自身成长性的历史，就是不断地征服自然、把不可知不可控的外部因素转化为可知可控的文化资源的历史进程。这时，对人类来说，与人同时存在着的相同文化环境中的他人就从阴暗的地狱成为光明的天堂。
文化有机体对环境的随动，中华文化用龙图腾来表达。对于不同的环境状态呈现出不同的形态，从而在变化的环境下获得自身的成长性。在这个变化的过程中，整个的文化有机体是高度自洽的整体，是整体的共同变迁而不是部分的自行变化，是整体的大同，而不是部分的相同。孙悟空的尾巴不能自由地变化，则说明它还没有修炼到随心所欲地有效地达到整体的自洽的程度。
从机理上来说，“自洽”如何通过具体的路径和方式来实现呢？首先是要有信息反馈系统，“中央处理单元”要及时地、全面地获得有机体各部分、各环节的全息信息，以便掌握各部分、各环节运行的状况来采取必要的有效的干预措施；其次是干预执行系统，“中央处理单元”获知某个部分环节偏离了正常要求的状态，那么它就要有相应的物质手段来制止这个偏离、纠正这个错误，使得他回到正确的轨道上来。这是文化有机体由历史进化而来的本身所具有的自我变迁的本能

信奉以个人私利为天的非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的大概只有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这种社会是特别强调个人主义和自私自利是天经地义的了。在权力结构上看，它必然是一种分布式或分散式的权力结构，天然地反对中央集权。从文化有机体的性质上来说，纯粹的资本主义社会是必然灭亡的，不仅如此，按照这种解构或自由的精神进行下去，人类社会都是必然要灭亡的，经历大尺度的历史时期聚合起来的高级文化有机体的形态向分析的离散的形态转化，是一种逆进化论的行为。它必然造成人与人、人与自然即人与它所处的人文环境和自然环境的绝对对立，因为他所有的行为的出发点就是他个人的自利，从他所处的环境中无尽地榨取自己的私利，这种自利行为所造成的后果是他所不予以考虑的。所谓自利利他，只不过是欺骗人的鬼话罢了。在中国有一本书，早就描述了这种以自私自利的目的出发的社会状况到底是什么样的，这本书就是《西游记》。这些妖怪，毋宁说是资本家—以种种手段或是自我修炼、自我奋斗或是官商结合、假公济私先富起来或者在人世间首先占有了、获得了巨大能量和资源的这样一批富豪大腕，在毛左分子孙悟空以及中间力量派组成的联合阵线护送公众资产到大乘世界以达到普天同乐的历史时期，纷纷跳了出来，要吃上一口长生不老肉—将国有财产私有化然后用物权法来规定认可发给丹书铁券。在这样强弱音符和谐共奏的社会状态中，如果你按照旧有的行为方式生活，就会落入无尽的陷阱：马路上忽然摔倒的送饭的老太太紧紧抓住你的雷锋般温暖的手腕，要钱，精神赔偿费、青春损失费、医疗看护费、误工费、社会治安管理费统统都交来，为什么呢？因为是你闯的祸，如果不是你，你为什么伸手扶？资本主义精神哪里去了？不是我们资本主义社会的当地人，我们当然要欺负一下你这个外地人，即便是我们当地人，我们杀起熟来更加不客气，你要想耍横来硬的，让你看看老娘我到底是谁—白骨夫人白骨精。到处都是陷阱，到处都是妖怪，人人害我我害人人，地球已经不适合人类生存了，剩下的都是世上最毒的毒药也杀不死的各具神通的小强，这些小强最终不免都会成为光头强的食物。《西游记》作为为改革开放向西天取经的先导舆论武器，本意是向当时的人们暗示从西天取回的是具有普世价值的人类真经，不料却是真正的潘多拉魔盒，放出来的全是妖怪，文化的冲突以至于引发了巨大的政治地震。经过顽强的走火入魔的修炼，武功虽然盖世，心脉却极大损伤，不得不再次返本归真，从一大的南湖游船上汲取正气，修炼易筋经，走社会主义的道之路。

基于儒家大一统理论的中国社会是一种天然的社会主义社会。它以人的自然的血缘关系组成基本社会单位，在单位内部的人具有大体平等的经济关系，基本单位之间处于平等的社会关系。中国历史上常见的几百人累世同居的大家族或“义门”就具有人民公社的性质，他们常常要受到朝廷的褒奖。
在儒家的详细复杂的礼制条文当中，根据自然关系如血缘或地域结合的松散的社会圈子，以行为文化的方式进行社会救助，看似红白喜事送份子的人情往来，其间也有各人亲疏远近不同而规定的各人行为参与或经济参与的程度，以平滑个体在重大事项上经济支出所产生的峰谷，是一种有来有往的经济救急或自然的银行存放贷现象。一方有难八方支援、逃荒要饭或者家族资助贫家子弟读书生活，是一种变相的社会保障行为。在中国文化中，逃荒要饭并不是一种耻辱行为，可耻的是懒汉二流子不努力，人的努力并不能杜绝天灾，天最大。不给要饭的人吃的，才是可耻的行为，乐善好施是中华传统的美好品德，这样的行为价值观念，造就的是隐含的平均主义。农民起义的绝大部分直接原因就是农民的生存状况突然恶化造成巨大数量的流民，“均贫富”就从隐性的行为转化成了显性的口号。中国文化中，人间最铁的誓言是“有我一口吃的，就绝不让你饿着”。“推食食我，脱衣衣我”看重的并不是表面上的衣食，而是现象背后所产生的深刻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就是韩信始终不反刘邦、漂妇一饭之恩终生不忘的原因所在。当然，某清口演员“一碗馄饨的利息”论在不同的文化环境即具有浓厚犹太色彩的“海派文化”中有其天然的合理性，“王十块”作为纯粹的资本家绝对也不会流什么社会主义道德的血液。纯粹的“钱权交易”、“权色交易”是典型的资本主义思维，“反腐败”本质上就是打击资本主义行为方式。苏联垮台的深层因素是其东正教的文化背景，俄国人可以自豪地宣称“俄国又重新成为俄罗斯共同体”了。中国的社会主义屹立不倒，是因为即使在滔天的腐败现象中也存在着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因素的影子，它只服从“周期率”。
在政治关系上，规定了人们相互之间所必须遵守的行政管理上的等级关系，以保证社会的稳定运行。人都是天之子，只不过社会的身份不同，每个人都必须按照自己的规定角色来演戏，不能拿错剧本。君主是文化有机体的精神支柱和政治管理的核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可以用“三纲五常”来概括，结合行为文化价值观念就表现出这样的现象：爱有差等，亲有远近，社会表现为以个人为中心的一个个圈子，每一个社会管理者又都是公与私的混合体，也就天然地存在着损公济私的腐败现象。各种利益集团的壮大超过君权控制的能力范围，就造成君主管理和统治的失败和旧有社会秩序的崩溃，形成王朝周期更替的历史现象。

周期性忏悔与选择性失忆
“大英博物馆里的每件藏品并不都是抢来的”，馆长说起这个来很自豪，毕竟英国自己也有短暂的历史。
鱼的记忆只有七秒，人的记忆时间当然要长得多，但是这种记忆是有选择的，能引起自己兴奋感的记忆很牢固，而那些对自己不利的事实人们渐渐地没有了记忆。什么该记住，什么不该记住，过滤机制早已在精神文化的三观中预设了，它是一种无意识或潜意识的心理行为。
没有思想和精神上的负担，人就会生活得轻松愉快，做起事来充满了激情和效率，整个人充满了正义的力量。如何有意地让人失去不好的记忆呢？基督教有专门的忏悔仪式，每个礼拜从教堂里出来的都是新人。放下了，就可以轻装上路，心安理得地再去做那些需要忏悔的事情。光吃不拉，最后会让人憋死的。周期性的忏悔，是西方社会生生不息地维持新陈代谢的微观机制。基督教认为，人，本来就是有原罪的，本性就是要去作恶的，做了坏事不要紧，向上帝的中介人认罪即可得到天父的原谅，灵魂从而得救赎。在英国或者其他西方国家的远征军中必不可少的不是枪炮而是传教士，没有教士，军队的行动就维持不下去，这就是炮舰和传教士须臾不可分离的道理。
并不是所有的罪恶都能求得上帝宽恕，如果这样，人就纯粹像特朗普一样没有了一丁点信用，这个社会就不能稳定和正常地运行。向上帝发誓，以上帝之名见证，就是防止日后以忏悔来规避责任的重要方式。签和同，按圣经，上帝都看在眼里了。当然，如果不虔诚或无神论，就没办法了，协定本来就是用来撕毁的。
作恶—忏悔—救赎—再作恶—再忏悔—再救赎，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这种周期性的行为特点，是七天一个周期地不停礼拜的宗教仪式所决定的。作恶，并不是耻辱或者见不得人的事，这是人的本性和原罪，否则那就不是人而是神了。罪迹销毁，不断新生，没有记忆，当然也就没有历史。无论谁的《忏悔录》写罢，都会坦坦荡荡，无所畏惧，虽然忏悔的其实也是描美文饰自己的。
在东方文化里，当然不能这样反复无常。“反反复复小人心”，就不要在社会上混了。根文化讲究源远流长，忠孝千古，君子一言驷马难追，人无信而不立。但是，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有错改之，善莫大焉。东方的改和西方的悔有什么区别么？
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这个刀，不仅仅是有形的外在的刀，而且是无形的内心的刀，手中无刀，心中也无刀。这意味着，以往的用刀来解决问题的方式被放弃了，而代之于和平的方式，更进一步表明，这个人整个的行为模式、以及支配行为模式的三观以及方法论从根上彻底地改变了。这个人已经不再是原来的杀手，而是悟通昨非而今是的悟道之人，觉悟了的人即为佛。悟道的过程，也可能长，也可能短。见性立心，顿然恍悟，似乎更符合中国人尚简求捷的脾气。中国文化中最痛恨的就是屡教不改的行为，特别是还能振振有词地狡辩，孔子诛杀少正卯就很干脆。忏悔，并不是要放下屠刀，而是为了减轻心理负担和疲劳，以得到心理休息和复原，重新有力量去重复原来一直进行的行为，磨刀不误砍柴工。
毋庸否认的是，模式改悔的成本太大，过程太难，况且悔改了，一直以来所坚持的祖法是不是就意味着错误了？欺师灭祖，不是忠孝行为。要维持外在的伟光正形象，不能给列祖列宗抹黑，那就会遮藏掩盖，为长者讳，家丑不可外扬。当然，个体的愧对列祖列宗的行为，痛改前非，就值得表彰，浪子回头金不换。


在更大尺寸上的文化有机体上，历史演化的轨迹、行为也是一样的。当灭绝种族的杀人者在世界推行普世价值，一本正经地挥舞起“人权”大棒时，他们不知道自己脸上还沾着腥恶的血污，他们早已经通过忏悔仪式忘掉了那片土地上原住人已经被感了恩的印第安冤魂。当充满了武士道激情的人们悲悲戚戚地纪念原子弹受害者时，他们理所当然地要否认南京大屠杀和731部队的存在。当日不落的光明使者和左右护法呼吁人们重视西藏、新疆少数族裔的历史生存状况时，他们不会告诉世人那些富丽堂皇的高楼大厦的建设资金里有多少来源于非洲黑奴的交易费以及杀人放火的海上强盗的庄家抽头。无计西东，活在当下！

所谓民主制度和专制制度只是社会管理者产生方式和实施社会管理职能方式不同，而不是价值观上的不同。亦即民主制度、专制制度仅仅是方法和手段，不是一种要达到的目的或目标，更谈不上价值意义。当然，精神文化的价值观念系统会影响到社会管理系统的结构和功能运转的形式。
所谓专制，就是社会管理的责任由一人或个别人或一部分人来担任，而社会上其他的大部分人都不直接参与管理的一种制度，也就是一种集权机制。恩格斯在《论权威》一文中指出，“集权是国家的本质、国家的生命基础。只要存在国家，每个国家就会有自己的中央，每个公民只是因为有集权才履行自己的公民职责”。
专制制度是一种风险比较高的制度，社会管理水平的高低好坏，完全取决于最高管理者的个人素质。当领导人尧舜再世，风清政通，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就会安定进步；当领导人昏庸无道，自然贪腐横行，社会纷乱，甚至造成朝代的更替。一般来说，领导者素质差别的离差极大，是因为领导者是世袭的不可选择的，这种方式的优点是社会不会在选择领导人方面花费精神和物质的成本，运行成本小，政权交接平稳，对社会的平稳运行冲击小。朝鲜的专制制度赖以存在的思想基础叫“主体思想”，可以很清楚地从文化有机体的概念上来理解。
要成功地担当起推动社会进步的责任，专制制度下的领导者必须具有极高的个人素质。首先，要有全局意识、系统观念，具有“公天下”的核心价值观。领导者是整个大尺寸的文化有机体的“中央处理单元”，要处理的信息来自整个有机体的各个部分，是一种局部的信息，对这些信息要做出正确的反应，确定最佳的策略，采取最优的行为，就必须对信息进行整理综合加工分析，并对要采取的行为措施的效果预先评估。当措施执行的时候，根据反馈信息进行修正措施，“中央处理单元”始终处于一种动态的过程，对有机体整体的运行状况负责，而不是简单地“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地条件反射，领导者就成了辨症综合施治的保健医生。其次，领导者要有宽阔的胸怀，从善如流的心态，在信息反馈的系统上要接纳“上下左右”，在执行系统的构成上要讲究“五湖四海”。领导者是人，而不是神仙上帝，绝不是万能的，寸有所长，尺有所短，领导者要善于比较各种方案，要把最优的方案纳入实施，而不是必须把自己的思路绝对神圣化。领导者是整个文化有机体的首脑，而不仅仅是个人的文化有机体的首脑，文化有机体尺度的扩大决定了领导者胸怀的宽广。再次，领导者具有机敏的决断能力，快速反应能力是一个领导者是否合格的重要标准。有机体出现的信息代表着有机体的状况发生变化，从自然进化的结果看，当有机体各项功能正常运行时，“没事”时是自洽的，无意识的，当“有事”时才会有信息发出，信息必定代表有不自洽的情况发生，这就需要及时地干涉、纠正，使之重归自洽、协调。干涉行动越早，有机体趋于平稳运行的调整时间越小，造成的损伤越小。当政教合一的时候，领导者根据精神文化系统可以预见文化有机体以此刻状况为初始值的未来运行状况，从而采取预防性制度文化系统的反应措施。
要让具有极高素质要求的领导者进入文化有机体的“中央处理单元”，对专制制度文化系统的设计就必须深入考虑自下而上的自然涌现机制和自上而下的人为选拔机制的有机结合。人与人之间素质、能力是有差别的，它会在有机体自然成长过程中表现出来。无论是初始条件还是后天努力，人作为文化有机体的成长性是始终存在的，这种成长性就表现在他对周围的环境包括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的优势地位，这种地位的自然上升如同冒泡一样在没有压制的状况下就自然地产生出来。作为既有的处于更大尺寸有机体的优势地位的领导者，根据自身的素质能力可以预判处于低位的个体的成长性趋势，从而可以帮助、加速其成长，以促进本级文化有机体的成长。这种成长的过程，按照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论来说，就是“修齐治平”，最终可以“内圣外王”。在中国历史的实际历程中，“内圣外王”的道路总是要终止于最后一公里的“继承制”的“家天下”终端，因此这种文化系统的不自洽就导致了王朝周期性治乱更替的状况。根本性地解决这个问题的方式当然是“大同世界”的“公政府”方案。
民主制度是整个社会所有人员全体参与社会管理的制度。这种制度看起来很美，但是，要找到一种有效的方式是很困难的。在制度文化中，社会的管理功能总要表现成具体实在的形式，这就是政府组织。每个人都参加政府是不可能的，这些政府里的少数人如何能够全息地表现出全体社会人员的所有的共同特性，是一个十分值得关心的问题。
从文化有机体的原理上来说，没有任何两个有机体是完全相同的，正如世上没有完全相同的两片树叶，某些群体的各项指标特征要让某一个具体的文化有机体的意志特征来代表，存在着更大的风险。因为每一个文化有机体的反应模式并不是理想的和单一的，它的本能就是根据环境因素进行随动，这个随动反应与所代表的群体的反应是绝对不一致的，除非这个群体按照某种方式构成大尺寸的文化有机体，而这个代表性的文化有机体是大尺寸文化有机体的“中央处理单元”。在存在“中央处理单元”的地方，必然是专制的，而不会是自由和民主的。因此，在现实的由进化而来的人类社会中，自由和民主基本是不可能的，所谓自由和民主只是某些人达到自己不可告人的隐蔽目的的一种说辞和手段。
在西方社会实行的民主制度，大多都表现为投票方式。从文化有机体的运行机制来看，这种方式跟闹着玩似的。且不说这种“赢者通吃”的方式是对少数人的暴力，从对精英的逆淘汰的效果上来看，是一种“知识越多越反动”的逆进化论的社会退步过程。所以会有这种方式，是因为基督教的文化背景，是将人无私交付于上帝的坦然行为，与个人决斗异曲同工，表决的结果自然是上帝的启示，人的知识和思维能力越强，对上帝的启示效果表现越弱。这种机制杀死了苏格拉底，而使希特勒脱颖而出。
纯粹的专制或者民主是没有的，现实社会制度文化都是民主和专制的组合。从现实情况来看，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中每一个具体公司的内部治理都是绝对专制主义的机制，而社会环境是民主的环境，政府是不负责任的政府，可以随便垮台。当某个具体的个人在公司级的文化有机体中获得巨大的成长性后，如果要进入更大尺寸的文化有机体来进行社会的治理功能的实现，那么他原来所获得成长性的机制就完全处于环境的对立方面，重新变成了一个新人，要重新获得成长性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典型的例子就是特朗普总统。这种机制其实是建立在专制制度之上的民主，是集中民主制；而东方社会制度体系大体上是民主制度之上的专制制度，是民主集中制。
在西方文化占主导地位的时代，专制制度被污名化，因为人先天地具有“原罪”，必须通过各种方式来限制最高权力者行使权力的方式方法，绝对的权力就是绝对的腐败，这当然完全是一种“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行为。西方以私有制为基础，以私为天，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当然不会容忍也不会产生以整个社会乃至以整个天下作为一个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最大价值的集中管理协调系统的“中央处理单元”的实现和存在。我们可以想象一个人手拿鸡腿活活饿死的情景，因为鸡腿紧紧地握在手里，是手的私有财产，神圣而不可侵犯，怎么能够无偿地送进嘴里呢？专制的脑子躲在厚厚的脑壳里，什么也不干，凭什么从市场机制中获得自己需要的一切营养？这不科学。当然，社会发展到了一定程度，人们的思想水平得到极大提高，人类进入大同社会，那么去中心化的区块链结构的自治小区联合体应运而生，专制就没有了存在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