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常有一些父辈，见到寄予厚望的我念叨：“艾平，你写写文化大革命吧，快点动笔吧，要不我们就看不见了！”

我拿起过笔，写一段时间又觉重似千钧，搁下了，怎么都写不下去。往事不堪回首，回忆引起我灵魂的战栗，眼前又浮现出那苦涩的历史背影。男儿有泪不轻弹，可我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吸的香烟和流的眼泪竟比写的字数多。五十年过去了，弹指一挥间，当年的剧痛已变成隐隐的沉痛，好比一个人伤口差不多痊愈又要揭开伤疤，身上流血，心里流血，他能不痛么？痛定思痛，我企盼着别人能了却大家的夙愿，完成这项艰难而苦涩的使命。是不是我的同行们也和我一样，都不愿再把自己的伤疤撕裂给人家看，以极大的耐心期待着别人写？逝者如斯，我的白发苍苍的叔叔阿姨们望眼欲穿，却没见我写出他们的心声。一个人的皮肉之痛日久会消失，但留在心里的伤痕却难以磨灭。年复一年，日复一日，老一辈大都抱憾见马克思了。几次拿起笔来又放下，我写不下去，写不下去，尽管我绝对愧对先辈的在天之灵！

正如某些环保人士奔走呼吁的那样，我们不要再毁坏大自然，进行慢性自杀了，给儿孙们留条生路吧！我现在呼唤心灵的环境保护，绝非杞人忧天，危言耸听。因为一个民族要保持健康的持续发展，必须有更高的个体素质，更需要一种居安思危的远瞻能力。好了伤疤忘了疼，忘记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就无法判断自己发展前进的航程，陷入盲目和没有前途的迷雾之中，而狂热的时代其实最为脆弱，现在看起来一帆风顺，一经风浪完全可能重蹈覆辙。关于“文革”，对于我们这个民族的过去和未来将会发生多大的影响，具有多大的决定力？这是一个非常巨大复杂的反思工程，很难在短时间内得出结论，但一个国家和时代的文化敏感带集中在思考的层面上，她的振兴就有希望了。我以为，在我们的时代被破坏的信誉，完全可以通过悔过得到恢复，人类通往自我完善的道路就是通往真理的道路。

于是我再一次拿起笔，我要把亲身经历再现出来，让我的孩子犹如身临其境，切实感受到什么是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昨天的人无法知道今天发生的事情，今天的人却能知道昨天发生的事情，如果明天的人忘记昨天发生的事情，这对所有的人都无疑是灾难。我想，那年我十三岁，是最后一批亲身经历“文革”运动的人，我们这一代人再没有勇气把它表现出来，后人就只能仅凭资料了解那段历史了，我义不容辞。尽管我每写出一段都以泪洗面，一支接一支吸烟，直吸得嘴唇麻木，胸口胀痛，像得了一场大病。眼泡总是红肿的，食不甘味，夜不能寐，常常趴在写字台前抽泣不已，如注的泪水不觉间模糊了稿纸。我身心交瘁，还是鼓励自己坚持住，坚持就是胜利。

我并不否认，人类对现实世界的认知方式是求真，社会总在前进，所以说，艺术的真实，是我们认知社会和审美的基础。尽管事实上，回忆者作为所回忆事件的参与者和经历者，很难屏除自己的情感和倾向性，我还是可以毫不犹豫地告诉你，我写得虽为自传体小说，但绝大部分内容是以真实的历史背景创作出来的。文学艺术是在创造一种假设的生活，但真实绝对是作者虚构的源泉，谎言终归不会有什么生命力，真相却总是能够穿越时空显出其本色的。欢迎有学者、记者、作者来齐齐哈尔糖厂采访，一辨真伪。尽管这种直面和反思非常痛苦，“等于让人把曾经的伤疤，一层层的、血淋淋的揭开”，我仍然愿意奉陪，以史为鉴。

只有真正经历过苦难的人，才知道地狱生存的滋味，人也无法与自己注定的命运抗争，一个人唯一可以做的，就是从对历史的追问和思考中得到慰藉。况且个人的甜酸苦辣和国家的盛衰兴退息息相关，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历史的直接参与者，也都有权保留与传扬自己的历史记忆，一个人的记忆就是他的尊严。我想我恐怕还没写出那个年代糖厂运动的百分之一，直到今天，大量的真情实况仍讳莫如深，只是冰山之一角，甚至冰山一角还不到。因为有许多受害者没成为作家（能够用文字记录亲身经历的人究竟是少数），无法把自己的苦难记录下来，揭开生活的疯狂面目。

不可否认，那时发生的事情距今天已渐行渐远，人们的记忆也可能退化，“但‘文革’的幽灵不会因忘却而远去，它正通过国民的潜意识顽强地把病菌播撒到今天的土壤上，以至于经历过这场劫难的人们——冤死的永远沉默，幸存的不愿染指。”（作家野莽语）

一位大学生在看过《原谅，但不能忘记》后这样写到：“大学图书馆里站到腿发麻看到涕泪俱下的书，从未知道这段历史如此残忍。对于伤害过的人，原谅了，也许永远没法忘记。”另一位读者写到：“该书的杰出之处就在它的档案性质，为以后的镜鉴。”我非常感动，位卑未敢忘忧国，这是一个作家的责任心，一个公民敢担当的勇气，一个人不推诿的坚韧。历史启迪未来，温故而知新，回顾和总结过去，对于现在仍然很有必要。

《圣经》上有一句话说：“原谅吧，因为他们不明白”。有一点我郑重声明，我不想报复任何迫害过我们的人，我早已原谅他们，况且冤冤相报何时了，这些人活得可悲可怜可叹，将一辈子受到良心的谴责和折磨。不单单我，大家都应该给他们一个机会，反躬自省，迁善改过。之所以透露出某些人的真名真姓，是因为我写的一切都是真实的生活，不管是谁都没有权力隐瞒历史，伪造历史，应该为中国的明天负责，为历史和后代负责。我可不可以这样说，我们那时的悲哀，是国家的悲哀，是民族的悲哀，是人类的悲哀，是历史的悲哀。但愿这个世界上从此再没有悲哀，从此充满宽容、理解和爱。

《原谅，但不能忘记》原载：卷一《白土地》中国文学出版社（1998. 10），卷二《在特殊监狱里》中国电影出版社（1999. 7），卷三《车前草》香港天窗出版社（2015. 3），卷四《大荒原》中国工人出版社（2002. 1）。《书市周报》《齐鲁晚报》《济南时报》；上海文艺出版（集团）有限公司，中国华侨出版社，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吉林大学出版社，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吉林出版集团先后进行了连载和选载。凤凰网、新浪网连载后点击量逾200万，因而作者当选中国网络红人。2015年香港出版回顾（《全国新书资讯月刊》民国105年２月号第206期），也作为力作重点提到过一笔（繁体版）。这是首次由四季出版社推出的四卷统一上市的简体版。

感谢老前辈季羡林先生，于病中挥泪题写书名；感谢作家野莽先生，欣然作序；感谢作家张炜先生、作家杨争光先生、理论家徐友渔先生，向读者推荐本书；感谢作家许晨先生、评论家刘喜录先生，撰写评论文章；感谢画家王进先生，为本书插图；感谢作家、汉语言学家张港先生，评论家赵宪臣先生，作家安晓霞女士，作家刘伟女士，新华社记者于春美女士，于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校对1━━4卷修订稿。在《原谅，但不能忘记》漫长的写作过程中，我曾得到众多师长与朋友的帮助与指正，这里不再一一列举，谨借拙作再版之际，表示作者崇高的敬意和深深的谢忱。

原谅，但不能忘记。

忘记与背叛——评《原谅，但不能忘记》




作者：伍呆呆

十五年前的一个冬夜，我在北京第一次见到于艾平大哥，和女高音歌唱家倪素华、电影导演祁晓野等几位朋友，挤在彼时他狭窄却充满书卷气的温馨的小屋里，谈文学、谈诗歌、谈电影、谈人生、谈理想……一直谈到凌晨，大家才依依不舍地告别。

那年北京的冬天很冷，艾平大哥把我们送下楼，一直送到远远的巷子口，站在昏暗的路灯下目送我们离开，高大挺拔的身影一如他送我的他的诗集《寂寞花儿开》那般地孤独，却又迸发出一种顽强的生命力。

后来，当艾平大哥把这套长篇小说《原谅，但不能忘记》（以下简称《原谅》）送给我的时候，我才真正地读懂了那个在寒夜的路灯下孤独而顽强的身影。

我在一种阅读冲动下痛快答应给艾平大哥写一个书评，但却迟迟无法动笔。因为阅读的过程实在是太艰难了，一次次地拿起，一次次地放下。并非文字艰涩，也非结构繁复，相反全书文字晓畅生动，结构清晰分明。每每阻断我的阅读的是，小说中痛彻心扉的经历，匪夷所思的残酷，以及深不见底的沉重。这些都让我本以为一路狂奔的阅读变得步履蹒跚。

读这部书需要巨大的勇气，这并不单指它煌煌四大卷的庞然体量，也不单指它纵达十多年、横跨数千里的时空维度，而是它给阅读者带来的直撞心门有如原子裂变的一轮又一轮震撼。

在我有限的阅读范围内，这应该是描写十年文革最直接、最全面、最真实的一部小说。

说它最直接，是因为很多小说都是以文革为背景，文革仅仅成为故事或人物需要时随时拿来陪衬的布景和道具，而在《原谅》中文革是它的全部，文革是前景，是所有人物活动的舞台，抽离了这个舞台，整个故事将无以立足。相反人物和故事，倒成了文革舞台的演员，他们主动或被动地成为这个舞台的傀儡，有的扮演自己，更多的扮演别人，即使那些扮演自己的演的也是别人希望的自己。

说它最全面，是因为以往的文革题材作品，大多是片段式、小场景，反映的也是某地、某领域、某阶层的局部呈现，而《原谅》虽然通过一个少年之眼、一个普通家庭的幻灭反映文革，但书中涉猎社会层面之广、地域之大都超过其他，在作者笔下，一个疯狂的漩涡中的各色人等都被曝光在历史的显微镜下，并且第一次呈现了一个陌生化的“盲流群落”，这些大时代里的小人物，涵盖三教九流，他们虽然被主流社会所忽略，但他们对成长中的少年给予了最初的人性温暖。

说它最真实，是因为《原谅》虽然用了小说体裁，通篇大量文学性的描写，但字里行间充满着写实主义的氛围，甚至作者也不讳言它的自传性，书里的每一个字，乃至每一个标点符号，都让你觉出它的真实，真实的像历史。但在我看来，这本小说真实的力量实在是超过了历史，比目前很多道貌盎然地陈列在历史书架上的历史书更接近历史真相。这无意中印证了英国历史学家卡莱尔的一句话：“历史都是假的，除了名字；小说都是真的，除了名字”。

在读这部小说的时候，我的脑海里不断闪回着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同样的两个古老而苦难的民族，经历了相似的两个野蛮的时代。当索尔仁尼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时，他曾说过：“在死亡到来之前，无人会被宽恕。”索尔仁尼琴在前苏联的集中营里承受过常人无法想象的折磨，他至死都不原谅那些无法抹去的暴行，尽管他是虔诚的基督徒。但少年于艾平在“特殊的监狱里”的遭遇，丝毫都不逊于“古拉格群岛”，但《原谅》中投射出的那些历尽磨难的人性光辉，却超越了憎恨、仇怨，作者选择了“原谅，但不能忘记”的终极立场，是他在那些令人痛苦的经历之后，悟出的更高的人生境界，人性在经过超越极限地摧残后，恶的更恶，善的更善。遗憾的是，前苏联尚能从那段罪恶的历史中走出来，他们给予了索尔仁尼琴和《古拉格群岛》以应有的尊重，而在我们的土地上，于艾平先生和他的《原谅》却远远没有得到广泛的关注。

文革离开我们半个多世纪了，虽然早已有过官方的结论，但对文革的反思却依然没有达到必须的高度，以至于当今的年轻人已经不知文革为何物，很多狂热的年轻人甚至时时渴望再来一次文革，希望在这种疯狂地洗牌中得到某种新的公平，这种可怕的思维比文革本身更危险。从这个意义上，《原谅》具有强烈的预警性，当我们在于艾平的文字中重新回到那个人妖颠倒的年代，再次体验那些人性被虐杀、人格被践踏的荒诞，我们完全找不到那种曾经自欺欺人的“噩梦醒来是早晨”的虚假安慰，有的只是对 主义的恐惧和痛恨，有的只是对文革包装的拒绝和排斥。

小说从一个温馨的场景开始，少年于艾平参加中考，本来即将展开一段明媚的人生，不料一夜之间，一切秩序被打碎，身为糖厂副厂长的父亲被打成走资派，糖厂子弟学校党支部书记的母亲也成为反动家属，灾难并不止于成人，13岁的小学生也成为现行反革命，遭到了不亚于父母的对待，少年于艾平被关押、殴打、流放。刚烈的父亲不甘受辱，悬梁自尽而亡，却被污之以“自绝于人民”的对抗改造，母亲忍辱负重地咬牙抚养兄弟姐妹。天堂与地狱之间有时只差一步，一个本该快乐、阳光的少年时光，从此蒙上厚重的阴影。在那个“血统论”横行的年代，“老子反动儿混蛋”的逻辑通行无碍，从品学兼优的学生一下成为“狗崽子”的少年艾平，几乎迅速走到了人生的尽头。

但生活仍然有其自身的伟大，已经被逼入绝境的少年，在逐渐被边缘化的境遇中选择了逃离，在被迫的逃离中竟然意外找到了另一片天地，在少年逃离学校、逃离糖厂、逃离熟悉的一切之后，他逃到了大荒原、大雪野，找到一个亦真亦幻的世界，那里有江神庙、山东屯，有榆树崴子、地窨子，那里生存环境险恶，但那里却有不正常社会所缺乏的正常的人伦，抱团取暖成为那一群社会底层群落唯一的生存方式，他们远离政治纷扰，像老鼠一样地偷生，但他们却免于在政治漩涡中的恐惧，这是一种令人心酸的平和生活。极度的物质贫乏和居无定所的动荡，并没有摧垮他们，反而唤醒他们沉睡着的生命力。老头鱼、狗剩子、病叔、漂姐、妮儿、豆芽等等，他们来自于不同的背景，层次杂乱，但相同的遭际让他们的命运轨迹相交，在相交的一刹那，他们便浑然一体，成为“不打不相识”的一群。这个自组的小社会，像武侠世界的“丐帮”，虽然地位卑微，但人格并不卑污，他们有自己的法度和规则，当妮儿被大下巴强奸之后，以老绝户为首的一批江湖好汉经过协商，处死了大下巴，他们本已是弱者，但他们对更弱的妇女、儿童仍然有他们的悲悯和保护，道义和公正并不缺席。

在这样的环境中，少年艾平成长了，形成了自己的世界观和处事哲学。他身边不乏美好的人物，那个知识分子的病叔，虽然身体羸弱，但不舍昼夜地搜集、记录民谣民歌；那个被主流社会抛弃的妮儿，用自己的舞蹈让他们拥有着自己的娱乐。

但于艾平曾经拥有的这个难得的童话般的小社会，仍然没有抵御住主流社会的冲击，他们在“扫盲队”的狂轰滥炸下，被驱离、拘捕，四散而逃，具有反讽意味的是，以文明为名义的扫荡，最终扫荡的是最后一丝文明，和这些表面野蛮的人相比，谁更接近文明，似乎每个读者都有自己的判断。正如以“文化大革命”为标志的运动，最终实施的是对文化的彻底泯灭。这种大悲剧，正值得今天的人反复思考。

《原谅》给当下陷入物欲至上的温柔陷阱中的人们，带来了太多需要重新审视的观念。

这部厚重的大书，不仅仅是于艾平一个人的心灵史和成长史，它是一个时代的挽歌，它告诉每一个人，忘记那段历史就意味着背叛。

如果今天的人们能够静下心来，翻开这本书，从每一页的烟尘里都一定会打捞出珍贵的历史珍珠。

《原谅，但不能忘记》1--4卷连载

（卷一 白土地）



目 录


序 ………………………………………… 1

第一部 晴天霹雳

第一章 山雨欲来…………………………7

第二章 我“光荣负伤”了…………………16

第三章 “窝里斗”…………………………24

第四章 打倒走资派于渭生………………31

第五章 “活着的烈士”……………………39

第六章 眼泪救不了我们…………………48

第七章 凤凰涅槃…………………………57


第二部 老子反动儿混蛋


第一章 “向日葵事件”……………………65

第二章 他们为什么不许我革命…………73

第三章 “漏网之鱼”………………………81

第四章 走向荒野…………………………88

第五章 就地闹革命………………………97

第六章 北大荒，我心中花的草原………106

第七章 蹲宿儿……………………………114


第三部 走资派的狗崽子


第一章 拉 煤…………………………123

第二章 我对那一代人不可思议………130

第三章 早请示，晚汇报 ………………137

第四章 搂 草 …………………………145

第五章 不是故事的故事 ………………155

第六章 血的洗礼 ………………………162

第七章 北京之殇 ………………………171

第八章 泪洒天坛公园 …………………177


第四部 腥风血雨


第一章 邻居们 …………………………185

第二章 换 房 …………………………193

第三章 遭遇老头鱼……………………203

第四章 “文攻武卫”……………………209

第五章 救救孩子………………………217

第六章 傻大胆…………………………227

第七章 “小会帮助”……………………235

第八章 编筐营地………………………242

第九章 重落虎口………………………250

卷一 《白土地》第一部 晴天霹雳 第一章 山雨欲来

一

1966年６月，我还不满十三岁，刚刚参加过小学毕业考试，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我们家的劫难也降临了。
我所在的齐齐哈尔糖厂子弟学校还很平静，一般说来，北京发起什么运动，波及到遥远的黑龙江边陲小城尚须一段时间，暂时还能得到一点儿宁静。我的母亲孙志刚时任糖厂子弟学校党支部书记，她对我的期望值非常高，希望我考上齐齐哈尔市实验中学。考试那一天早晨是艳阳天，朝阳把稀疏的云朵映得通红，仿佛燃起了大火。我进考场没多久刮起湿漉漉的风，晴转多云，室内变得幽暗闷热，我很快就汗水涔涔了。监考老师打亮所有的电灯，我答着试题，心里犯起嘀咕，今天的天气可能预示什么？好在试题都在复习范围之内，我答完考卷，第一个离开严肃的考场。天空下起牛毛细雨，母亲正打着雨伞守在教室门外。她一边为我遮雨，一边掏出手帕擦我脖颈上的汗水，温和地责怪：
“为什么这么快就出来？还有一半时间，再仔细检查一遍试题也不迟嘛。”
我嫌母亲磨叨，市里出的统一考题我都会，核对过一遍没发现错误，还在里面耗什么时间。站在母亲身旁的算术老师董振清不放心，询问起考题内容，我如数家珍，对答如流。董老师长长舒了口气，转向母亲说：
“孙书记，于艾平确实考得不错，他准能考上实验中学。”
母亲心里高兴，脸上依然绷着：
“那也不能翘尾巴！”
天外有天，山外有山，强中自有强中手，母亲总叮咛我不要飘飘然，翘尾巴。我就是要翘尾巴，凭我的小聪明，自觉比上不足比下有余，考上实验中学手拿把掐。不是吗？学校从小就给了我骄傲和自信。我跟父亲从哈尔滨流放到喇嘛甸上小学一年级，没几天老师就教不了啦，我净在下面扮鬼脸、出洋相影响其他小朋友们上课。我在省直机关幼儿园学过大部分一年级课程，老师怎么能让我多费脑细胞呢。校长找来母亲说：
“于艾平不用上一年级了，我们建议他直接跳到二年级。”
我可不是吹大牛，无论在喇嘛甸小学，还是糖厂子弟小学我都是年级的尖子，有充足的精力担任少先队大队长。我那时满脑子都是伟大理想，总是拿新计划替换老计划，每个计划来的时候都很认真。一阵子想学苏联的加加林叔叔当科学家，驾驶宇宙飞船登上月球；一阵子想学米丘林爷爷当园艺家，实验出的苹果比西瓜大；没过几天想法又变了，还是学高玉宝叔叔当作家吧，写出篇“半夜鸡叫”的故事折腾折腾老地主玩。
我一直对语文课有特殊的兴趣。
上小学四年级时，有一次学校搞征文，题目是“同学之间要团结”。我应征的一篇寓言叫《笤帚和拖把的故事》。大意是每当教室打扫卫生，拖把见笤帚总在它前面出头露面很不服气，非要抢在笤帚前面风光一回。结果灰尘和纸屑都沾到地板上，笤帚怎么扫都扫不干净。从此拖把再不闹情绪了，与笤帚一起配合得恰到好处。由此我得出结论，同学之间要像笤帚和拖把那样团结，才能共同进步。文章写得有些牵强，也不算优秀，大概评奖的老师觉得寓意不错，矬子里面拔大个儿，让我侥幸荣获全校征文第一名。
学校初中语文教师侯字典不相信这篇文章出自十岁孩子之手，来我家家访了。
他一进门，就文质彬彬地用手指戳戳鼻梁上的眼镜，将腋下夹的《新华字典》放在写字台上，里面还夹着一些小纸条条。莫名其妙的父亲以为他来切磋学问，有些惶惶然了。侯字典清清嗓子，婉转地恭维父亲养个有“才气”的孩子之后，流露出对这篇作文的不安，若是家长出的构思，将不利于学生的独立思考和发展。我的父亲于渭生是齐齐哈尔糖厂副厂长，侯字典给他面子不好明说。父亲弄明白这个戴深度近视镜小伙子的来意，笑了一笑：
“你就是那个经常在报上发表文章的侯字典……哦，小侯老师。多虑了，多虑了，厂里工作忙，我整天不着家，哪有时间帮他构思作文。”
“于厂长，您过去不也写作么？”侯字典问。他说话很有分寸，每个字都经过推敲，从容不迫。
“那是业余爱好，只是喜欢。不是我夸自己的儿子，”他指着书架上的文学书籍对侯字典说。“小侯老师，艾平早就读过大部分中国古典名著。我怕他看坏眼睛，才撵他多出去玩玩，你有时间可以考考他《水浒》的内容。”
是的，父亲说得不错，我从小就酷喜读书。他书架上那几本中国古典名著《三国演义》《水浒》《封神演义》《西游记》《红楼梦》，我翻得滚瓜烂熟，时常给小朋友讲读过的故事。我不喜欢父亲，他身材魁梧，长着一张驴脸，大眼梢子上的眉毛一挑很凶，仿佛我生来就欠他八百吊钱，一脸严峻，不苟言笑。他管教儿子的方式非常严厉，我动辄得咎挨他痛打。我看父亲是在往自己脸上贴金，净拣好听的话对侯字典说，才不会撵我出去玩呢。他说人要脸，树要皮，字写得好不好是关系到一个人“门面”的大事，规定我每天必须写五页毛笔楷书。为让我练好“门面”，几乎不近人情，完不成“作业”可要倒大霉了。
父亲写一手遒劲的毛笔字，逢年过节四处帮邻居写春联、对子，赚回一片没用的赞美。凭什么非逼我和你一样呢？我可不想哗众取宠。好在父亲很少待在家里，经常出差不能每天检查作业，不出差也是很晚下班，我的日子才勉强过得下去。有一次放寒假，他去广东出差，我脱缰野马般玩疯了，十多天没练一个大字，母亲谈起父亲明天回来，问我完成任务没有？我一听好悬没晕过去，天哪，就是浑身是手也补不上那六十多页的正楷字！不过我急中生智，想出一个对付父亲的“高招儿”，拿出毛笔和大楷字帖一页写上一个大字，好歹填满那个六十多页的练习本，内容如下：
“爸爸你不公平，怎么能叫儿子心服口服呢。为什么你不要求我姐姐和妹妹也练五页字？你教育我不能打别人，你为什么动不动打我？你的儿子于艾平。”
我准备挨揍了，一听见父亲走进家门的脚步声，就躲得老远，绝对老鼠见了猫，唯恐避之不及。吃饭时我借口不舒服，拿个馒头躲进里屋躺在被窝里，耳朵却留心外面的动静。父亲喝着母亲温好的茅台酒，兴致勃勃地讲起广东见闻，根本没留意我在不在他身边。使我感兴趣的是他带回来个小小的熊猫牌半导体收音机，南京无线电厂产的，不用接电线就能收听到广播节目，神奇极了！一家人轮番欣赏半导体收音机，谁也顾不上屋里的我。母亲一个劲儿不许妹妹乱动父亲带回的宝贝，我心痒难挠，真怕自己也忍不住出去摆弄摆弄那玩意儿。

二

父亲不抽烟，酷喜喝酒，兴致盎然时也逗我喝一盅，见酒辣得我直吐舌头咧开大嘴哈哈傻笑。
我最烦父亲喝多横挑鼻子竖挑眼，看我什么都别扭，有一百个该打的理由。我敢还嘴他就一巴掌打来，说我活脱脱一个我爷爷，天生的犟种！你说冤枉不冤枉，我没出生前祖父就去世了，长这么大见都没见过，怎么会像他老人家？倒是祖母经常做我的保护神，她是个慈祥的农村老太太，有她在，我惹祸也不用害怕。父亲一想教训儿子，祖母就搂着我不让打，惹急她还会脱下鞋底打他两下子。这个时候父亲便老实了，怒气全消，像一个比我还小的孩子一样陪着笑脸。
母亲告诉过我，父亲喝酒的历史始自抗日战争，那年月打胜仗免不了要喝酒，到东北更是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心情好的时候喝，心情不好的时候喝，母亲哪里管得住，反正不管怎样他都有喝酒的理由。我多次见父亲酒醉说胡话、呕吐，一吐一地臭气熏天，酩酊大醉必定犯下巴颏脱节的毛病，说话呜呜噜噜谁也听不清楚讲的是什么。害得母亲每次哄父亲睡下，还得帮他把下巴颏重新推上去。我唯一喜欢父亲喝酒时就是他的老战友们来我家欢聚一堂，趁机听听他们回忆战争。听到令人激动的地方，我的血流得飞快，仿佛那场战争就是我自己打的，尽管我还不太明白他们讲的内容，那些故事具体发生在什么情况下。父亲亢奋时滔滔不绝，情不自禁地大手一挥，指挥大伙儿一起唱起战歌，母亲也打着拍子跟着小声合唱起来。那一瞬间，我觉得他们又变成战士，重新回到年轻的时代：

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全国爱国的同胞们，
抗战的日子来到了，
抗战的日子来到了。
前边有东北的义勇军，
后边有全国的老百姓。
……

我瞧不起父亲当兵的经历，他当年干的是土八路、游击队，手中举着长矛大刀红缨枪，半夜三更放两响土炮骚扰一下日本人的据点，敌人追出来跑得比兔子还快，解放战争中才加入正规军。看人家理琨叔叔多威风，一参军就加入正规部队敢跟敌人刺刀见红，一仗能歼灭鬼子一个中队！父亲一喝多就讲那个老掉牙的故事：有一次，游击队截击鬼子征粮小队，缴获一挺歪把子机枪，跑到一个偏僻的小山村里把酒相庆。那时候土八路缴获一挺机枪无疑是场伟大的胜利，高兴的心情可想而知。小小的部队打个“大大的胜仗”，游击队长又是父亲的叔伯哥哥，队员都是同族兄弟，自然不会亏待手下，非要一醉方休庆贺鸟枪换炮不可。浓烈的地瓜干烧酒刚过三巡，大部分绿林好汉都醉眼迷离了，村头响起密集的枪声。队长让我的父亲看看出了什么鸟事情，父亲回来报告说：
“大哥，不好了，鬼子大部队打过来啦！”
“怕什么，不是有机枪嘛，”队长只管往嘴里灌酒，醉醺醺大喝。“揍他个狗日的！”
“不行啊，顶不住，鬼子有掷弹筒。”
父亲话音未落，一颗炮弹落在院子里，把队长手里的酒碗都震掉了。炮声使队长清醒过来，他撕开衣襟大吼：“给我机枪，撤。”可是已经晚了，鬼子冲进村里团团包围住他们。队长抱着机枪带头冲开鬼子的包围圈，自己却身负重伤倒在地上，直至牺牲前还叮嘱父亲，说什么也要保住机枪，它可是咱们的命根子……父亲一讲起来就遗憾：
“我对不起他呀，没把他背出来，要是我们队长活着该多好，喝茅台也请得起！”

二

父亲不抽烟，酷喜喝酒，兴致盎然时也逗我喝一盅，见酒辣得我直吐舌头咧开大嘴哈哈傻笑。
我最烦父亲喝多横挑鼻子竖挑眼，看我什么都别扭，有一百个该打的理由。我敢还嘴他就一巴掌打来，说我活脱脱一个我爷爷，天生的犟种！你说冤枉不冤枉，我没出生前祖父就去世了，长这么大见都没见过，怎么会像他老人家？倒是祖母经常做我的保护神，她是个慈祥的农村老太太，有她在，我惹祸也不用害怕。父亲一想教训儿子，祖母就搂着我不让打，惹急她还会脱下鞋底打他两下子。这个时候父亲便老实了，怒气全消，像一个比我还小的孩子一样陪着笑脸。
母亲告诉过我，父亲喝酒的历史始自抗日战争，那年月打胜仗免不了要喝酒，到东北更是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心情好的时候喝，心情不好的时候喝，母亲哪里管得住，反正不管怎样他都有喝酒的理由。我多次见父亲酒醉说胡话、呕吐，一吐一地臭气熏天，酩酊大醉必定犯下巴颏脱节的毛病，说话呜呜噜噜谁也听不清楚讲的是什么。害得母亲每次哄父亲睡下，还得帮他把下巴颏重新推上去。我唯一喜欢父亲喝酒时就是他的老战友们来我家欢聚一堂，趁机听听他们回忆战争。听到令人激动的地方，我的血流得飞快，仿佛那场战争就是我自己打的，尽管我还不太明白他们讲的内容，那些故事具体发生在什么情况下。父亲亢奋时滔滔不绝，情不自禁地大手一挥，指挥大伙儿一起唱起战歌，母亲也打着拍子跟着小声合唱起来。那一瞬间，我觉得他们又变成战士，重新回到年轻的时代：

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全国爱国的同胞们，
抗战的日子来到了，
抗战的日子来到了。
前边有东北的义勇军，
后边有全国的老百姓。
……

我瞧不起父亲当兵的经历，他当年干的是土八路、游击队，手中举着长矛大刀红缨枪，半夜三更放两响土炮骚扰一下日本人的据点，敌人追出来跑得比兔子还快，解放战争中才加入正规军。看人家理琨叔叔多威风，一参军就加入正规部队敢跟敌人刺刀见红，一仗能歼灭鬼子一个中队！父亲一喝多就讲那个老掉牙的故事：有一次，游击队截击鬼子征粮小队，缴获一挺歪把子机枪，跑到一个偏僻的小山村里把酒相庆。那时候土八路缴获一挺机枪无疑是场伟大的胜利，高兴的心情可想而知。小小的部队打个“大大的胜仗”，游击队长又是父亲的叔伯哥哥，队员都是同族兄弟，自然不会亏待手下，非要一醉方休庆贺鸟枪换炮不可。浓烈的地瓜干烧酒刚过三巡，大部分绿林好汉都醉眼迷离了，村头响起密集的枪声。队长让我的父亲看看出了什么鸟事情，父亲回来报告说：
“大哥，不好了，鬼子大部队打过来啦！”
“怕什么，不是有机枪嘛，”队长只管往嘴里灌酒，醉醺醺大喝。“揍他个狗日的！”
“不行啊，顶不住，鬼子有掷弹筒。”
父亲话音未落，一颗炮弹落在院子里，把队长手里的酒碗都震掉了。炮声使队长清醒过来，他撕开衣襟大吼：“给我机枪，撤。”可是已经晚了，鬼子冲进村里团团包围住他们。队长抱着机枪带头冲开鬼子的包围圈，自己却身负重伤倒在地上，直至牺牲前还叮嘱父亲，说什么也要保住机枪，它可是咱们的命根子……父亲一讲起来就遗憾：
“我对不起他呀，没把他背出来，要是我们队长活着该多好，喝茅台也请得起！”

三

父亲过来看我了，吓得我把脸转向里面，装作沉沉熟睡的样子一动不动，心怦怦乱跳。
他摸摸我的额头，脸色很平静，掖掖被角走了出去。一连几天我都忐忑不安，父亲照例早出晚归，和往常一样有说有笑，凭我一厢情愿的幻想，好像事情过去了。现在想来，以一个孩子的心理揣度大人的动向何等幼稚可笑，父亲出差回来，家里家外需要处理多少事情，哪有时间顾得上一个孩子。星期六晚上，父亲坐在写字台前翻阅《参考消息》，决定收拾我了。母亲在厨房忙碌着炒菜做饭，我在里屋装着写作业，看上去非常认真。父亲紧绷着脸，不露一丝表情喊我：
“艾平，你过来。”
“爸爸，我写作业呢。”我语气含糊地搪塞。
“让你过来你就过来。我叫你哪，听见没有？”
我慢慢腾腾走出里屋，向他走去，两肩垂下，笨拙地掩饰内心的慌乱，离他老远就收住脚步。
“你小子学会应付差事啦！”父亲从写字台抽屉拿出那本大字，把两只胳膊肘放在桌面上，翻阅着，经过长时间的沉默，拉长驴脸神情骤变。“我对你不公平，就是不公平，没出息，和你姐姐妹妹比什么劲，我要你和那些写字好的孩子比。”
“能认出来就行呗。”我壮着胆子向前迈了一步，站在屋子当中，低低顶了一句。
“你顶嘴。”
“我没。”
“你站过来。”
我一点点往前挪动，眼睛转向窗户，恨不能躲他越远越好。
“给我重写，”他把本子扔给我，“一个字都不能偷懒。”
“我要开学了。”
“我不管。”他加重语气。
我又一点点向后挪动脚步，随时准备举起胳膊肘，以防他的巴掌落下来：
“我写不完。”
“你敢？”
直到那一刹那，我的犟劲也冲上来：
“就是写不完。”
他一巴掌打过来，我哇的一声大哭，为的是惊动厨房里的母亲，让她劝阻父亲。我转身就往外跑，父亲早已察觉起身挡住门口，顺手插上屋门让母亲进不来了。他抓住脖领将我摔倒，踢起我的屁股，母亲在门外使劲敲门道：“渭生，开门……孩子他爸，不能这样，开门。”
“让你顶嘴，大人说话不老老实实听着，”父亲一脚不罢一脚地踢着我，“我打死这个犟眼子！”
“妈呀，疼死我了！”我满地翻滚哭叫，“妈呀，你快来呀！”
“于渭生，别打啦，求求你。”母亲喊道，“于渭生，你听见没有？再不开门我就撞啦。”
父亲对我拳脚并用了。母亲真地撞起门板，咚咚直响：“小艾平，往床底下钻。”
母亲一句话提醒了我，我爬起来一头撞向父亲，他显然没有料到我敢反抗，趁他惊愕之际一个鱼跃钻进双人床下。父亲反应过来，伸手抓我的双脚想拖出我，我奋力一蹬踢开他，爬进最里面的墙角。真得感谢这张加宽的铁双人床，四面带铁棱的床底特别低，父亲高大的身躯钻不进来，每每成为我的保护伞。父亲气急败坏地找把笤帚往床底乱捅，他捅东边，我躲向西边，他捅西边，我躲向东边。小小的身躯老鼠钻进地洞里一样游刃有余，笤帚头怎么都差一点点捅不到我。父亲拉开屋门插销，跑到走廊里拿拖把，企图用它捅我。
母亲抓住拖把与父亲争夺起来，火了：
“于渭生，你干什么，冷静点儿！”
“你放手，我治治他的毛病。”
“教育教育就行了，你真跟孩子置气吗？”
母亲夺下拖把，将父亲推进屋里坐在床上，我看到两双脚各踩在床头的一边。
“我一打他，你就护着。”父亲说，“还怎么教育孩子？下次我不管了，你来管。”
“我不是不让你管，你手太重。”母亲气得直掉眼泪。
“不打掉他的犟脾气，这孩子将来准吃大亏。”
“那也得一点点来，他还太小，打也不是教育的好办法。”
出去玩的姐姐妹妹回来了，姐姐一进门就说：
“妈，吃饭吧，我饿了。”
响起放桌子、摆碗筷的声音。
妹妹问父亲：
“爸，我哥呢？”
母亲说：
“让他出来吧。”
父亲一直保持着严肃的态度，默许了，母亲俯下身子叫我：“艾平，出来吧，向你爸爸认个错，吃饭。”
“不。”我嗓子哭哑了，舔着从嘴角上流下的泪水抽泣。“妈，我渴。”
我不出来，怕余怒未消的父亲看我哪儿不顺眼，又得生气。我躺在床下哭着，用肮脏的手擦着眼睛，弄得脸上乱七八糟。母亲叹了口气，倒满一杯温开水放在床下，拿出一块凉席塞进来，她的声音带着亲切的温柔：
“铺在身下，儿子，水泥地凉。”
我喝过水，听着饭桌旁的说话声睡过去，脸上的泪珠还没有干。母亲又要和父亲忙活着搬被褥，掀床板，把睡成死狗的我抱进里屋。
考完实验中学，我彻底放松了。
为准备考试，母亲足足关了我一个月“禁闭”，一放学就不准离开家门一步，突击复习算术。我记得很清楚，算术一直是我的弱项，天知道董老师从哪儿找来那么多稀奇古怪的算术题，我对那些阿拉伯数字毫无兴趣，也得耐着性子吃他加的“小灶”。人无压力轻飘飘，井无压力不喷油。那一个月我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用我自己的话讲是“临阵磨枪不快也光”，实际上并没有好好去学。核对过考题，我有底了，一股脑儿将讨厌的阿拉伯数字还给创造它的上帝，跑出家门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
这期间母亲要去黑龙江省党校学习，她也想让我考完试后放松放松，临走前叮嘱我不要离开糖厂大院玩耍，听爸爸的话别找挨揍，再没多说什么。

四

我的天地里充满无限的乐趣，童年的光阴流水般匆匆而过，多么无忧无虑，充满幻想。我那时认为糖厂大院是世界上最美好的地方，不知不觉间在这里度过两年，其乐无穷。
齐齐哈尔糖厂，坐落在城市最南边的黄沙滩，距火车站二十里，嫩江四里之遥。厂区大约方圆五六里地，两条铁道专用线横贯大院。它的北边是造纸厂，东面是木器家具厂，西面是爱国菜社和一条长长的水泡子，大片大片的菜地那边便是嫩江和无边无际的大草甸子了。我不明白黑龙江的地名为什么如此拗口，越往北走就越蹊跷。什么昂昂溪、呼伦贝尔、额尔古纳、陈巴尔虎……叫你很难一下子记住。以后我才知道，齐齐哈尔属冻土地带，大陆性季风气候，一年四季刮大风，地名源于达斡尔语“天然的牧场”。清初的时候这里是屯兵戍边的兵站，叫卜奎城，到了清末就变成犯人的流放地。当地人常说：“风刮卜奎，狗咬奉天，火烧船厂”。我没查过地方志，只知道齐齐哈尔一度为黑龙江省会，是中国最北边的一座工业重镇，有全中国最大的机械厂和军工厂，号称八大厂。
文化大革命前，齐齐哈尔远没有省会哈尔滨那样高楼林立，繁华热闹，当地人戏称齐齐哈尔是个“大屯子”。它由市区的龙沙、铁锋、建华三个区以及市郊的碾子山和富拉尔基区组成，据说有一百多万人口。偶尔，母亲带我们去城里逛逛，市内只有一个公园，两条繁华的大街，两路无轨电车，两座大百货商店，两个副食品市场。其它的街面一律都是小平房，这都是我小时候留下的印象，怪不得说它是大屯子呢！
我最感兴趣的是去第一百货商店旁的新华书店，那是一座日式的两层建筑物，里面的书籍令人目不暇接，流连忘返。我的那套儿童读物《十万个为什么》，就是母亲作为我的生日礼物在那里买的。要说童年印象深的莫过于联营商店对面的百花园副食品市场了，各式各样的小吃使我想一想都要流口水。父亲带我去吃过一次“吊炉饼”，做饼的师傅把面团擀得比纸还薄，涂上一层油卷在一起，抡在脑门前耍魔术般甩来转去，啪的一下拍在案上压成圆圆的形状，放在平底锅上烙成金灿灿的饼。你拿在手上随便一抖，准会散成一绺绺的饼丝，咬上一口外酥里软，别提多么香脆可口，要上一碗豆腐脑喝就更美了！我一次吃两个吊炉饼还觉不够，父亲怕我撑坏胃，又买了一个给我带走，我才恋恋不舍地离开百花园市场。
我们住的糖厂大院，是典型的“托拉斯”式企业。
齐齐哈尔糖厂是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工业建设项目，由苏联援建的一座大型的现代化企业，年加工甜菜量四十万吨，砂糖总产量五万吨左右。正和那时候中国所有的其它工厂一样，厂区就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两千多人的工厂，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巨大的制糖车间与石灰煅烧窑、锅炉车间的厂房连在一起，孤零零建在火车专用线边，与家属区拉开两三里远的距离，车间周围全是光秃秃的甜菜储存场。冬天，灰黏土的地面上铺满石灰，堆着一垛又一垛盖着草帘的甜菜。夏天，若成垛的砂糖能及时运往全国各地，家属服务站便把储存场地利用起来，种上蔬菜卖给职工。整个大院内有一座二层楼是办公室，一座三层楼作单身宿舍，其余的建筑全是小平房。食堂、俱乐部、家属宿舍、子弟学校、运动场统统混杂在一起。家属区有几条一模一样的街道，职工、家属也大都熟悉，差不多同一时间上班下班，相互打着招呼进进出出狭窄的胡同。
孩子们除制糖车间不能进外，任何地方都可以随便出入。
制糖工业是生产白色砂糖的甜蜜事业，一切相应配套设施都跟着建成白色。白色的厂房，白色的办公楼，白色的单身宿舍，连土地也是白色的，如同大医院那样一片肃穆洁白。石灰是制糖工艺必不可少的原料之一，说通俗点儿，就是要把红糊糊的糖稀漂白加工成洁白的颗粒。石灰煅烧窑旁堆满小山似的石灰石，一刮大风石灰就四下飘散，再加上甜菜储存场冬天铺满石灰消毒，到了夏天地面也残留一层薄薄淡淡的白色。不熟悉糖厂环境的人一踏上生产区的白土地，准有一种身临银色世界的感觉。只是那绿树红花点缀其间才叫你似有所悟，自己此刻并非身处大雪铺地的冬天！所以，一般院外的人都说糖厂人是“白土地”的，久而久之，习惯成自然，我们自己也说自己是“白土地”的，就和现在说你是天津或北京人一样自然而然。
糖厂大院内能玩的花样繁多，我们地处市郊，是城市和农村的结合部，玩的方式也和城里的孩子不一样。城里的孩子放假多半参加少年宫的活动，学学文艺表演，搞搞体育运动。企业的孩子没那么洋气，玩起来却别有洞天。扇“啪唧”、捉迷藏、弹玻璃球、扔口袋、踢毽子。弹玻璃球我不灵，人家将球夹在食指尖和拇指节之间，一米远近弹无虚发，我只能将球夹在食指和拇指之间“挤屁眼子”，近在咫尺命不中目标。踢毽子也没戏，别人把那毽子踢出花来，我踢第二下子，它就不知飞到哪里去了。扔口袋玩有点儿女孩子气，真正的男子汉是不屑一顾的。
我尤其喜欢扇“啪唧”。
我至今也没有在词典里找出这两个字，所谓的“啪唧”，就是关内孩子玩的那种圆纸壳上贴着帝王将相头像的画片。男孩子用力摔下去鼓翻另一张纸板，那张纸板就属于你赢的了。我想“啪唧”很可能源于纸板扇在地上发出的声响，孩子们就用谐音给这种玩具起个形象的名字。我扇“啪唧”的小伙伴常常是刘文彬、郭春节、张铁南、李朋久、杨明利，大家相互叫着对方的绰号，干什么都在一块儿。我那时个头很矮，一双眼睛瞪得小小的，鼻头朝上翘翘，身材瘦成个麻杆，极喜欢和高年级的孩子玩。伙伴们都比我年龄大，叫我于瘦子。我的铁哥们儿是高我一届的刘文彬，大眼睛，黄眼珠，卷头发，人长得像混血儿，对一切事情都极为好奇，大家都叫他彬子。他可是我们这些小伙伴中最强壮、最勇敢和最漂亮的一个，凡是和他接触的孩子，一下子就会喜欢他，但愿我也能成为这样的孩子！糖厂孩子玩的“啪唧”不是纸板，我们买不起画片，大都用捡来的烟盒叠成三角形状扇着玩的。我收集的烟盒档次较低，常见的有“握手”、“蝶花”、“向阳”、“迎春”、“哈尔滨”牌香烟。偶尔得到一两个“中华”牌如获至宝，那是舍不得扇的，必定用作王牌和小伙伴们相互交换，一张王牌能换回十张普通的牌子。
我扇“啪唧”很内行，先把它的三个边用牙齿咬得细细的，窝成凸形，选一处有细沙的地方放下，踩上两脚后，再等彬子来扇。彬子比我个头大，他常常大力摔下掀翻我的“啪唧”，我则靠巧劲钻他的“啪唧”。我们总是大战数个回合才能见出分晓，往往等我赢得彬子两手空空，他才摇晃着脑袋，一脸沮丧地再去寻找新的烟盒。

卷一 《白土地》第一部 晴天霹雳 第二章 我“光荣负伤”了


一

我们玩耍的花样翻新了。
从造纸厂到糖厂的铁道专用线分岔处，白土地人称作道北的地方，有一段路基下积满雨水，形成一个两亩地大小的泡子。随着时间推移，周围长满密集的芦苇和菖蒲，里面漂着几根被大水冲倒的电线杆。我的身高顶多一米四，水深刚好没及胸脯，这里就成为糖厂大院孩子们的探险乐园了。
我邻居家的郭春节，一个瘦得像一副骨头架子的男孩儿，首先发现了那个乐园，比哥伦布发现新大陆还要兴奋。还有更让人无比刺激的是，孩子们可以像铁道游击队那样扒火车去泡子玩。糖厂大院的铁道专用线南面，是一个江岸造纸厂的原料堆置场，经常有火车运送造纸的稻草和破衣烂鞋等原料。一般货车驶进院内都喷出一团团蒸气减速慢行，驶出大院才吐出浓浓的烟柱提起车速。
我们全都埋伏在路基下齐腰高的狗尾巴草里，猫腰屏息地躲避着司机锐利的眼睛，准备伺机扒上货车的车厢。你可千万别露头让司机看见你的身影，否则就搭不成车了，遇上脾气暴躁的司机说不定会为安全起见停下车头，逮住我们之中的一两个淘气鬼，毫不留情地一脚踹下路基。那倒也是很痛快的事情。孩子们专等火车头带着一股钢铁和焦煤的气味缓缓开来，拖着一串长长的车厢一节节驶过，一声口哨争先恐后冲出草丛，像铁道游击队员那样身手敏捷地抓住货车厢上的铁梯，一个拉着一个挂在梯子上。等司机发现我们时，滚滚的车轮早已快驶到道北了。司机无奈，怕孩子摔伤只得减速，我们便扑通扑通跳进碧波粼粼的泡子里，尽情地朝司机挥手喊叫：
“谢谢司机叔叔，请我们免费乘车！”
我们把裤衩背心扔到岸边上，任衣服滑落水里也无所谓，赤条条开始戏水玩耍。我喝下不少泡子里的浑水，总算能用“狗刨”的姿势浮水了。那正是黑龙江最热的时候，赤日炎炎，骄阳似火，反正等我们玩够穿在身上，没走到家门口湿衣服就干透了。我和彬子、春节一伙骑在漂浮的电线杆上划水前进，击起水花和其他孩子们打水仗，电线杆是一艘威武的战舰，大家都像电影《甲午海战》中的英雄邓世昌那样在弹尽的情况下，悲壮地冒着炮弹撞向敌人的旗舰。你看吧，一丝不挂的“战士们”混战在一起，击起一阵阵水浪猛击敌人的“军舰”。炮火连天中有人大声喊道：“同志们，党考验我们的时刻到了，冲啊━━冲啊━━”，双方都双手划水进行最后的决战，闭紧眼睛撞向对方。结果不亦乐乎，两根或三根原木上的孩子们撞在一起，无不撅着白花花的屁股滚下水去……我几乎变成母亲心目中的野孩子！
暑假天堂般的生活结束得非常突然。
一天下午，我照例和孩子们扒上过路的火车去戏水，司机没发现有人扒车，火车行至道北也没减速。彬子和春节跳下去踉跄几步站住了，我奋力向前跳去，惯性太大没稳住身子，人本能地用胳膊护住脸颊，一下子扑倒在地，脑子轰的一声天晕地转。我懵懵懂懂爬起来，这一跤摔得不轻，一个胳膊肘蹭去一大块皮，火辣辣疼痛。
“哎呀，于瘦子，你的腿！”彬子看着我惊叫。
“怎么啦？”我揉着胳膊肘说。
“流血了！”
“没事。”我故意满不在乎，以免他们说我是厂长的公子，娇生惯养。
春节跑过来吓坏了：
“不行，于瘦子，快去卫生所。”
我为他的惊吓而惊吓，试图弄清他惊吓的原因，往下一看也有些害怕。膝盖上磕开一个两指长的大口子，皮肉朝两边翻着，露出白生生的骨头，血喷泉般流淌。我试了试还能走动，赶紧脱下背心包住伤口。彬子和春节架起我就跑向卫生所，一路上我只觉得腿部有些麻木，却没有疼痛的感觉。卫生所长董大夫是个笑口常开的叔叔，他解开浸透鲜血的背心，检查过伤口，决定给我做一次简单的缝合手术。我尽量在伙伴们面前作出无所谓的样子，咬着牙忍着，装成英雄好汉，没打麻药就缝了三针。董大夫拍拍我的脑袋说：“这小子，一滴眼泪没掉，够‘尿性’！”其实我早已疼得大汗淋漓，母亲在身边准会瘫倒。此刻担心的倒是父亲知道了可怎么办，他会不会又收拾我一顿？
我“光荣负伤”了，第一天晚上没敢暴露伤口，趁父亲下班之前洗了洗背心，怎么也洗不净上面的血迹，藏到床底下得过且过。父亲回来后我推说头疼，强挺着在他面前走上几步，没吃晚饭就上床歇息了。夜里，膝盖疼得钻心刺骨，想哭又不敢出声，一晚上我都憋气加窝火，翻来覆去睡不着觉。
天愈来愈热，风声愈来愈紧。父亲照例喝闷酒，听电匣子，听过中央台听地方台节目，关注着文化大革命的进展情况。《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接连发表社论：《我们是旧世界的批判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宣称“当前这场空前规模的文化大革命，必然预示着我国社会主义革命的飞跃发展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大跃进”。“随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深入，我们将在全国人民心中更加牢固地扎下毛泽东思想的根子，彻底挖掉修正主义的根子，挖掉资本主义的根子”。电匣子里的革命歌曲如急风暴雨，现场直播“批判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实况录音此起彼伏，好不热闹。闲来无事，我发现父亲常常一个人凭窗眺望，他久久地站在那儿，两眼望着外面沉思着，一动不动。脸上的最后一丝笑容也消失了，仿佛不知道怎样才好。我觉得，不管怎么说，总有什么地方不对头。
糖厂党委书记冯燕川到我家来串门了，屋子一下子变得又小又挤。冯叔叔长得人高马大，说话粗声粗气，行动大大咧咧，是和父亲当年一列火车北上支援东北建设的山东人。两个老搭档添酒回灯重开宴，酒逢知己千杯少，我断断续续听到外屋传进来的声音。这是一场奇怪的不可理喻的谈话，中间穿插着长时间沉默，还说了一些没有说完的有时是听不明白的话。
“老冯，这次运动是怎么搞的？”父亲惶惑地问，“‘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踢开党委闹革命’……连清华大学党委都靠边站了，以后还会发生什么事情？”
“老于，我也摸不透精神，《十六条》上不是这么说的！”
“我的思想觉悟不高，认识水平也提不上去，有些事都把我弄糊涂了。国家 刘少奇都不对，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你我撵走化工学校来煽风点火的学生，是不是也错了？”
“我们能让几个毛孩子牵着鼻子走！”冯叔叔的大嗓门震得屋顶轰轰响，他以一种领导者的腔调坚决地说道。“照市委的指示办，厂党委领导运动没错。”
“你没听省里转播的新闻：‘为北京市红卫兵小将们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欢呼’……中央出了问题，党内出了问题，省委书记和省长都揪出来了，要像当年造土豪劣绅的反一样，造他们的反！”
“还能糟到哪儿去？怕什么，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天塌下来有地顶着，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跟党干，咱们经历的还少么。”
“‘四清’运动还没搞完，文化大革命又接上了。”父亲说，“我真不理解，毛 他怎么了，今天打倒这个，明天又揪出那个，就不能让老百姓过几天安生日子！下一步厂里的运动怎么搞？”
“你问我，我问谁去，我也不是什么事都清楚的，恐怕连市委书记也不知道，目前谁也吃不准。”冯叔叔回答说，看样子还是坚持自己的意见。“我们只能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在游泳中学习游泳。不管怎么样，我可不那么容易被吓倒！”
沉默片刻，父亲又说：“我们是在一条船上，看来大家都得承受同样的命运了！”
两个人重重地叹口气，谈起厂里别的工作。父亲问锅炉车间冒白烟灰的原因找到没有？冯叔叔说技术科正在组织力量搞会战，市里的专家也来帮忙了。遗憾的是，当他们聊天的时候，一举一动都保持着一种尊严，完全不知道灾难不久就会落在头上，自己也将不可避免地被打倒，失去一切权威。

二

我的膝盖摔坏了，躺在床上盼着母亲赶快从省党校回来。
粗心的父亲终于发现我的伤口了。
我没想到，头一天晚上我还能挺住下床撒尿，早晨膝盖却肿成个小馒头，疼得我把头埋在两只手里，大声号叫起来。姐姐发现了我的秘密，吓得够呛，她一溜烟跑到办公室叫回父亲。我满头大汗地咬紧牙关，面对父亲严厉的审视。“怎么搞的？”父亲掀开被子问。
“和同学赛跑，”我撒谎道，“不小心，摔倒在一块石头上了。”
“男孩子，擦破块皮，哼哼什么！”
“缝了三针。”
“在哪儿缝的？”
“卫生所。”
父亲再没问什么，转身走出家门。我松了一口气，“妈呀妈呀”喊着疼痛，埋怨姐姐不该打小报告告密。父亲很快返了回来，背起我向外走去。我的神经又紧张起来，原来他去卫生所了，董大夫建议去市里的医院拍张Ｘ光片子，看孩子伤没伤着骨头？那时候市里的２路无轨电车只通到造纸厂，从家属区到糖厂东大门有两里地，而从东大门到造纸厂车站也有两里地，父亲背着我走四里地才能搭上电车去齐齐哈尔第一医院。
我趴在父亲宽大的脊背上，一摇一晃走着。感觉视野那么宽阔，我变得高大无比，身边的景物都随之矮小，周围的一切尽收眼底。从我记事起，父亲就喜欢我的妹妹于爱华，女孩子听话，乖巧，会搂着父亲的脖子撒娇。父亲要求男孩子就不一样了，总是要我跌倒自己爬起来，和别的孩子打架，他不管有没有道理准先揍我一顿。父亲背妹妹遛弯倒是常有的事，从没背过我玩。母亲说他背过我，那是在医院生我妹妹的时候，母亲躺在产房里，透过玻璃看到父亲背着我走来，一边说：“咱们看弟弟来喽！”一个护士在走廊碰着父亲说：“恭喜你，于处长，又添个千金！”父亲闻声脸色一沉，连产房屋门都没进就转身回去了。气得母亲哭了一场，说父亲是典型的“大男子主义”！我才不信他们这一套呢，父亲真重男轻女，干吗喜欢妹妹，看我什么都不顺眼？
我趴在父亲宽大的脊背上，一摇一晃走着。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被他背着走向２路电车站。父爱的感觉那么真切，永远铭刻在我童年的记忆里。我双手搂着父亲的脖子，腿搭拉在他腰间，脑袋伏在肩头上，胳膊肘碰到他的络腮胡茬儿痒酥酥的。火辣辣的太阳晒蔫杨树的叶子，新铺的柏油马路变得软绵绵的，偶尔留下一个不清晰的脚印。父亲的脚步放得很轻，以免颠疼我，没走多远脊背就汗津津的了。我的膝盖摇晃得隐隐作痛，打起瞌睡。父亲往上顿了顿我，轻轻问：
“疼么？”
当他的面，疼，也不能说。
“疼，你就哼哼两声，忍着干什么。”
路过糖厂二楼办公室，有人看到父亲跑过来问长问短，要背我一段送到电车站，均被父亲婉言谢绝。
“于厂长，干吗这么认真，”一位阿姨追着我们说，“从厂里要辆车送到医院不就得啦！”
“这是私事，”父亲一笑，“我怎么能带头违犯制度。”
走出糖厂东大门，父亲又讲起战争时期的故事，分散我的疼痛：
“还记得爸爸常讲的夺机枪的故事吗？”
“都背下来了。”
“当时情况危急，我们队长在掩护队伍冲出包围圈时炸断一条腿，我用他的裤子包扎一下就背着他往外跑。鬼子追得紧，救人要紧，我无法连枪带人一起背出来，只得将机枪藏在一个草垛里。我钻进高粱地，跑了一段甩掉鬼子，放下队长喘口气，他流血过多人快不行了，我想给他找口水喝。队长醒了，说：‘他妈的，我的腿没啦！’我说：‘没关系，大哥，我背着你走。’队长想起什么：‘机枪呢？’‘我没带出来。’‘操你姥姥的，给我回去……扛来。’我刚要解释，庄稼地里传来狗吠声，鬼子循着哩哩啦啦的血迹搜过来。我背起他接着撤退，队长一把推我个跟头，拔出盒子枪吼叫：‘保住你的脑袋，快把机枪找回来……它比我的命重要！’鬼子的狼狗已离我们不远，怎么能丢下队长不管。我火蹿三丈，说什么也得把人救走，等我再弯下身子要背队长逃跑时，他却掉过枪口给了自己胸口一枪……我对不起他呀，没把他背出来！”
父亲和我一阵沉默。
“机枪找到没？”我问。
“找到了。”
“爸，你想什么呢？”
“我在想，爸爸是不是过于严厉？”
“有点儿。”
“你还不懂事，男孩子，我要对你不严格要求，将来怎么安身立命。”
“什么叫安身立命？”
“坚强地生存下去。”父亲回过头，微笑中闪出一种严酷的神情。“有一天我不在了，你也要保住自己的脑袋！”
我趴在父亲宽大的脊背上，一摇一晃走着。皱着眉头仔细倾听，竭力想理解他说的意思，好全部记住，但非常吃力。这是一次男人对男人的谈话，我从没见过父亲的眼里，含了那么多柔情。尽管那时我还不懂得其中的奥秘，却能感觉到沉甸甸的分量，让我回味终生。我是在父亲遇难之后才明白这番良苦用心的，以他当时的处境，这是唯一能靠自己的努力为儿子做的事。我不知道冥冥中是否有神灵启示，还是人之将死先有预感。我的父亲一个月后蒙冤遇难，永远地离开了我们。拍过Ｘ光片子，医生告诉父亲放心，孩子没伤着骨头。他给我打过一剂止疼针，又开了些消炎药，等拆过线就没事了。

三

神州大地黑云压城，恶浪翻滚，形势愈加扑朔迷离。
糖厂大院表面上保持着平静，也风声紧，雨意浓了。省里模仿首都，上行下效，教育战线的领导统统被揪出来定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像土改斗争土豪劣绅一样戴上高帽满哈尔滨游街。北京的红卫兵浩浩荡荡北上齐齐哈尔大串联，发动当地的同学冲击市委，批判一切，否定一切。越来越多的人戴上红袖章，“造反有理，革命无罪”的标语铺天盖地，口号声甚嚣尘上。东北重机学院、齐齐哈尔师范专科学校的学生纷纷行动起来，“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大字报一夜之间贴满校园内外，到处都是一派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景象。
父亲的不安与日俱增，下班后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给我做饭洗衣换药端屎端尿，酒也不喝了，家里笼罩着一种凝重的气氛。我不能动弹，唯一的乐趣是读书。父亲用他的借书证从厂图书室借来大量小说，我整天躺在床上沉浸在书的世界里。我看不懂外国小说，那里面的故事离一个孩子太遥远，只喜欢看中国的战斗小说。这期间我走马观花地读遍到手的小说，《红岩》《林海雪原》《苦菜花》《平原枪声》《红旗谱》《青春之歌》等作品对我的印象尤其之深。我恨不能早生几十年，也像书中的人物那样叱咤风云，活得轰轰烈烈，死得英勇悲壮。父亲年轻时曾经是文学爱好者，喜欢业余时间写东西，也有几篇“豆腐块”见诸报刊。我见过他发表的几首小诗，那是他从报纸上剪下来珍藏在写字台中文件夹里的，由于时间的久远纸张变得又黄又脆。我一时难以读懂诗中的含义，它对一个孩子未免过于朦胧抽象，只记得有一首诗歌的名字，叫《红红的山楂树》：

再见你竟如此憔悴
依然静静微笑
莫不是历经风霜雨雪
才发现爱你的人
再远也看得到……

我原想永远掩埋分手的悲伤
它却不断生长
默默地枝繁叶茂
又落叶般的无可奈何
在透明的秋天飘摇

那么就允许我爱
直至占据你心中每一个角落
像那沉甸甸的果实
与其在枝头烂掉
不如在风中燃烧……

父亲在日记中记载了“全民除四害”的运动里，自己开张假条躲在家里写长篇小说的情景。他要写出游击队长的英雄事迹，了却一点儿心意。大热天，开着窗户通风，城里城外撵麻雀的锣声、敲盆声、呜呜嗷嗷喊叫声，声震耳鼓。父亲关死窗扇，脖子上搭条凉毛巾，一边擦汗，一边挥笔疾书，苦干了三个月才写出初稿。母亲怕父亲惹麻烦，趁他出差时将小说做了点炉子的引火纸，说他记“生死簿子”，没事找事。父亲回来后痛心疾首，但已经既成事实，他大醉一场不了了之。“反右”运动开展之后，父亲反倒感谢母亲的英明决断，说多亏老婆有先见之明，要把小说抛出去，不知道还多流放几年呢！我为母亲烧毁父亲的手稿扼腕惋惜，没准把手稿保存起来，现在真能出版。转念一想母亲没错，“文革”期间我家多次被抄，不销毁手稿也难以幸存。
母亲归心似箭，来信说就要结业了。这些日子里，我除读书无所事事，盼星星盼月亮，盼望着母亲赶快归来，无聊时研究起父亲刮胡子，父亲总是保持军人的作风，脸刮得青虚虚的一根毛都不剩。他围起一条布兜兜似的手巾，在胡子上抹一层肥皂沫儿，对着镜子刮起嘴巴，时而鼓起腮帮，抬起一根手指甩掉上面的肥皂沫儿，那神态非常滑稽。我模仿他的样子刮过一次脸，一点儿都不好玩，一不留神下巴拉开一道口子，火辣辣疼痛。倒是那薄薄的刀片异常锋利，削起铅笔不费吹灰之力。我开始收集他淘汰的刀片玩了，父亲察觉后不准我用它削铅笔，还将废刀片全都扔进垃圾堆里。说小孩子玩什么不好，偏偏玩这东西，割破手指可不是好玩的事。

四

一个星期之后，我膝盖上的伤口拆线了，走起路来还是不大方便，膝盖一打弯就疼，有副双拐支撑着出去散散心就好了。我有办法，扶着一个凳子当作拐杖，这样膝盖不用打弯，累了还能坐在上面休息休息。我竟为自己的“发明创造”得意洋洋，拖着凳子到处乱走。
母亲神色严峻地从哈尔滨赶回来了，一进家门就和父亲嘀咕：
“渭生，这次运动来势不同寻常，形势比五七年‘反右’那阵子还厉害，哈尔滨闹得挺凶，齐齐哈尔怎么样？”
“一样，也闹起来了。”父亲的脸色焦虑而阴沉，“也是从教育口开始的。”
“我们学校有动静么？”
“你先歇歇吧……”
“人家问你哪。”
“有人给你贴大字报了。”
“谁……都是些什么问题？”
“我没去看，反正不少。”
说到这里他们不作声了，沉默片刻，母亲头也不抬地说：
“看样子我得经受考验了，不过你放心，我没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
父亲的忧虑不无道理，身为子弟学校党支部书记的母亲，首当来势凶猛的运动其冲，一个洪水猛兽的时代突然降临到我们的头上，学校的秩序荡然无存。母亲刚刚上班，大字报就贴满教室走廊，批判她是旧十七年教育路线的代理人，一贯执行刘少奇的资产阶级教育路线，捂糖厂子弟学校阶级斗争的盖子，引导学生走“白专道路”，不让广大革命师生起来造反。市里派来“文革”工作组进驻糖厂，勒令母亲停职反省，大肆宣扬：“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表人物。必须充分揭露他们，批判他们，整倒他们，使他们不能翻天，把那些被他们篡夺的权力坚决夺回到无产阶级手中。”一时间学生、教师、工人、干部都争先恐后地大揭发、大批判，办公楼走廊里贴满针对母亲的大字报，控诉她执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罪行。工作组的目的很明显，发动群众集中火力进攻母亲寻找突破口，进而揪出我的父亲，扳倒以厂党委书记冯燕川为首的领导班子。
“渭生，你可得沉住气，看苗头工作组是冲着党委来的。”母亲看过大字报说。
“我百思不解，你怎么反党反社会主义，成了人民的敌人？”父亲愤懑地涨红了脸，背着手在写字台前走来走去。他猛地收住脚步，一只手按在写字台上。“荒唐啊，你是地道的苦出身么！”
“群众运动，我们应该正确理解。”
“那也得实事求是，不能随便往人身上泼污水。”
“我一人做事一人当，只是执行过旧十七年教育路线，没什么大不了的，人家硬要当做把柄又有什么法子，准备承受吧。”又是一阵沉默，母亲继续说。“在暴风雨中极易被折断的是大树，而小草顶多只是倒伏，我们不妨学学小草。要紧的是管住嘴巴，不管他们怎样激怒咱们，于渭生，你千万别跳出来引火烧身。”
父亲一屁股坐在椅子上，老大不情愿哼哈答应着，咳嗽一下，朝窗外瞭望，脸色愈发阴沉。最后也只好安于这个事实，以不变应万变。可怜的是他们虽预感到危险到来，却鸵鸟一样把脑袋藏进翅膀里，似乎认为自己不愿看到的事情肯定不会发生。甚至相信这样一来，问题就能自行解决，他们也会从焦虑中得到解脱，安然度过这场危急，这也是当时中国人应付政治运动最无奈的办法。
母亲停职反省了，整天憋在家里写检查。她看上去也为我摔坏腿而后怕，什么都没说。我无法理解母亲为什么把自己的错误看得那么严重，她坐在写字台前苦思冥想，朝前俯着身子，低着头，神情委屈茫然。写满一张纸，手托腮帮歪着脑袋仔细研究一阵子，一会儿这改一个字，一会儿那加一句话，又撕掉放在手心里揉成一团，扔得满地都是小纸团团。似乎要写出令群众满意的检查，是一件比骆驼穿过针眼还要困难的事情！显而易见，她不知道该写什么，自己又究竟错在哪里？
办公楼里贴不下里三层外三层的大字报了，从一楼到二楼的走廊都贴得满满当当。每个人都在绞尽脑汁写大字报，赤膊上阵，口诛笔伐，谁写得越多就表明他革命的热情就越大。工作组在俱乐部门前的篮球场上搭起一座一层半楼高的帆布大棚，拉起一道道铁丝专供挂大字报用。我趁母亲写检查之际，扶着凳子一瘸一拐溜出家门去看热闹。大棚里犹如纸张的甬道，形形色色的大字报叫人目不暇接。我发现这里不仅有批判母亲的大字报，还有批判副校长赵关键以及厂党委书记冯燕川的。这些充满火药味的内容让我又惊异又迷惑，但和我没有什么实际的联系，因为它超出一个十三岁孩子的理解力。其中的一张大字报倒挺有意思，说我们家五口人住两间大房，工人一家三代十口人只能住一间半房，孙志刚要真革命就搬出大房子，让工人阶级住进去。
我可真心支持这张大字报的观点，希望能搬到一间半的房子里去住。现在我住的是里间，父亲住外间，我出去玩时必须经过外间，一举一动都逃不过他的眼皮，没准他一不高兴就会问你到哪去，或者干脆不准出去。我企盼父亲看到这张大字报，换到一间半的房子去住，那样一来外屋小间放不下那张大写字台，父亲只能住里屋大间，我和姐姐住外屋小间。再出去玩就自由多了，起码不必经过父亲的审视，老鼠见了猫一样大气都不敢喘。
渐渐地，我看出些门道，所有大字报的结尾一律上纲上线，不管被批判的对象是谁，归根到底，都是自上到下一条黑线上的人。而糖厂党委最大的总后台，一定是中国的赫鲁晓夫—国家 刘少奇。赫鲁晓夫是何许人？我不得而知，刘少奇我可熟悉，凡重要场所都有他和毛 并肩挂着的巨幅画像，我举手宣誓加入少先队时就面对着他们。不过我迷惑不解的是，既然影射刘少奇是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隐藏在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一颗定时炸弹？公安局过去怎么没发现？毛 也没有察觉？真是不可思议！
我挪动着凳子，一张张往下看。
突然，发现了一张父亲写的大字报。

卷一 《白土地》第一部 晴天霹雳 第三章 “窝里斗”

一

父亲的这张致使他陷入灭顶之灾的大字报，堂而皇之地贴在大棚中间，三张粘在一起的白纸从棚顶一直拖到地面。他的落名于渭生三个大字分外潇洒，我那么熟悉。大字报是刚刚挂在铁丝上的，我注意到糨糊还没有干。大棚里静悄悄的，没到午休时间，很少有闲人，只有看棚的叔叔守在门口，他的目光向我投来，漫不经心地扫过又转向别处。
父亲的大字报题目是：“孙志刚同志苦大仇深，是个好党员”。
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我想父亲起这个题目时一定煞费苦心，四十六岁的人，饱经沧桑，遇到事情却孩子一般六神无主。他急来抱佛脚，竟相信“苦大仇深”也是一把保护伞，能帮助妻子遮风挡雨，渡过难关。
我理解他们那代人的心情，上级党组织一律被冲垮砸烂，还有什么主心骨可依靠。可悲可叹的是，人的脑袋明明长在自己肩膀上，却从没有独立思想过。许多我父亲那样能以血肉之躯反抗那场浩劫的老战士，临死之前还留下血书，诅咒发誓自己绝没有过私心。
母亲向来谨小慎微，守口如瓶，不该说的从不多说一句，不像父亲喝多酒，七百年的谷八百年的糠都抖搂出来。母亲持有大多数人的观点和报纸上的看法，当大多数人的看法改变时，她的观点也会随之改变，即所谓的“随大流”。她常常总结经验：“病从口入，祸从口出，历次运动挨整的，都是些直来直去的炮筒子。言多语失，你把话憋在肚子里烂掉，实在憋不住就放个屁，别人还能扒开你的心看看是红还是黑。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父亲不以为然地反驳母亲：
“都你这样，人不就憋死啦！”
父亲的大字报大意是：孙志刚是从小讨饭长大的贫雇农女儿，我和她从战火中走过来，一起出生入死，患难与共，作为丈夫我最了解她。二十年来孙志刚一贯忠于党和人民，我相信她是好同志。如果她执行了错误教育路线，请大家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孙志刚理应诚恳接受。奉劝某些别有用心的人不要罗织莫须有的罪名上纲上线，甚至进行人身攻击。我们可以通过同志式的批评帮助给她个机会改正错误，以便更好地为人民服务。父亲的观点有理有节，一个人有批评和自我批评的自由，父亲也有阐明观点的权利。但在那黑白颠倒的年代没人理解，也根本不想理解他的心声。父亲无异螳臂挡车，自不量力，他的大字报一下子变成引爆群众积怨的导火索，直接造成自己的死因。
我脑子里乱糟糟的，先是为父亲喝彩，他真是个敢仗义直言的丈夫，使人感动，讲得痛快淋漓。我认为母亲是天底下最善良的人，凭什么污蔑她是坏蛋。她曾是个战士，可平常连鸡都不愿杀，遇到要饭的总留下他来吃一顿饱饭，吃过饭再给人家带上些东西。接着我又想起母亲劝过父亲，千万不要跳出来引火烧身，父亲却公开出面为母亲辩解了。我本能地感到他这张大字报要出问题，脑子里闪过个主意，撕下来向母亲报功。
我隐藏在两排大字报中间，扒开道缝隙窥探，看棚人去门口和熟人聊天了，正好下手。又进来一个女人，我缩回手，沮丧得要命，外面刮起大风，风钻进大棚吹得大字报哗啦哗啦响，那女人专心致志看大字报，根本没注意一个孩子干什么。午休时间就要到了，我急得额头冒出汗珠，用凳腿压住大字报的一角一蹭，哧啦一声头顶上的纸张撕裂开来，整条铁丝都摇摆晃动。大字报落在脚下，还有一块纸头留在上面。我摆出无意间刮掉大字报的假相，揉作一团揣进怀里，肚子鼓鼓胀胀像个孕妇，抱起凳子顶着肚皮朝外走去。迎面碰上看棚人，他擦肩而过时看我一眼，我做贼心虚地加快脚步，见他走进棚内撒腿就跑，没想到膝盖疼痛难忍，只得又扶着凳子一点点挪动。
“小孩儿，站住。”看棚人大步追出门口，扒开我的衣襟，展开揉成一团的大字报，抬起眼睛盯着我。一个孩子玩的小把戏怎么能瞒过成人的眼睛，他看到父亲的大字报被偷，立即断定是我干的，厉声问道。“偷大字报干啥？”
我被钉住一样，吓得心揪成一团，脸上露出很不自然的表情，图穷匕见了。
“说！”
“玩。”长这么大头一次偷东西，我恨不能有个地缝钻进去，吭吭哧哧说。“好玩呗。”
“不对吧？”我的解释不能让他满意，“捣什么乱，你说实话。”
“想卖废纸。”
“那也不能撕大字报呀，”第二个借口有谱儿了，他还是不肯放过我。“你是谁家的孩子？”
我不习惯撒谎，脱口而出：
“于渭生家的。”
他恍然大悟地举起拳头，再不仅仅是严厉，几乎是怒气冲冲吓唬我道：“好啊，小兔崽子，我告你爸去！”
我如遇大赦，落荒而逃。

二

一个孩子闯了祸，唯一保护自己的办法就是装病。
我弄巧成拙，像个霜打的茄子，一回到家里就装起病来。母亲以为我不舒服，摸摸额头不热也没在意，她整天心事重重地写检查，顾不上我了。以后将会发生什么？我不知道，但我知道看棚人会告发父亲的。那个年代是告密的年代，人人都为了表现自己去告发他人，揭发告密空前盛行，成为时代的风尚。我偷大字报的行为，比淘气闯下大祸还厉害，自己竟敢做出这等事，实在是个大错误。我陷入深深的烦恼之中，同时又感束手无策，提心吊胆等待着事件的爆发。第一天晚上没有动静，父亲下班只字没提他贴大字报的事，只对母亲说，那批被他们撵走的化工学校实习生又杀了回来，看情况要掀起运动新高潮。他和后勤科谈过主动换房的事，准备从前院搬到后院的一间半房住，腾出大房子给人口多的工人家。母亲认为父亲做得对，一家人安安生生，房子大小算不了什么。
第二天一整天，我都躲在家里不敢出去，空气里弥漫着危机和隐密的冲突。祸已经闯下来了，有什么办法补救吗？当然没有，毫无办法。母亲下午去办公室交检讨书，回来时神色大变，做饭时手都颤抖。我不知道她为什么紧张，但感到发生不幸了。父亲铁青着脸走进家门，气氛很沉重，母亲在厨房里炖上菜，到小卖店为父亲打酒去了。父亲没鼻子没脸冲里屋喊道：
“艾平，你过来。”
我一听他叫腿都软了，慢腾腾走到外屋，装傻卖呆：
“爸，干什么？”
“把脊背转过来，你干的好事。”
“我咋的啦？”
我垂下眼睛，又抬起头来，一面应付他，一面准备往床底下钻。父亲勃然大怒，一把将我夹在胳肢窝里大头冲下摁住，抡起巴掌打我的屁股。我在他铁钳子般的臂膀中动弹不得，大声哭叫：“你凭什么打人？”
“你给我丢人！”
父亲从没有过这么震怒，这么不要命地打我，那股子狠劲不把我打死就不肯罢休。现在我还记得，他分明是在发泄某种情绪。我被打急了，小狼一样张开牙齿咬住他小腿肚子，说什么不松口。父亲一脚把我踢到床边，我就势往床底爬去，动作慢了一步，他抢上前来抬脚踩住我的腿部，拳头雨点般落在儿子身上。姐姐妹妹吓傻了，从里屋跑出来抱住爸爸的腿哀求：
“爸爸，别打啦！”
父亲甩开女儿，继续痛打我。
姐姐把住父亲的胳膊大喊：
“妹，快去喊妈回来。”
妹妹哭着跑出去找母亲，父亲竟回手给了女儿两巴掌。我结结实实挨了父亲一顿胖打，这是他打我最狠的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一直到死我都不原谅他。母亲冲进家门，放下酒瓶一把推开父亲：“你疯了，下这么重的手，艾平怎么啦？”
“你别管，他惹了祸，还装病，气死我了。”父亲仍不住手，“打死，也不能留下个犟种！”
母亲抬起胳膊护住我，父亲的拳头落在她的手臂上。
“疼死啦，于渭生！”母亲素以善于克制为荣，是爱与慈悲的化身，极少发火，这下按捺不住喊叫起来。“你打吧，打吧，于渭生，你打死他好了，我走。”
“你说什么？”父亲一下被镇住了，有些不知所措。
“你再打，咱们就不过了，”母亲说，“我领儿子走。”
“你这是为什么，去哪儿？”。
“你管不着，这日子还有法过吗？”
父亲一下子抱住脑袋，坐在床上，半晌才哼哼唧唧说：“你不能走，我是教育孩子。”
“那好，我不走可以。”母亲揉着胳膊，缓和道。“我问你，为什么打他，净拿孩子出气？”
“他偷东西。”
“什么？你说什么？”
“偷……”
“大字报是不是？”母亲平静地接上话头，“我在二楼的大字报上看到了，孩子是好心，你委屈他了！”
“妈，我不是偷，”我爬起来，扑在母亲的怀里抽泣。“爸不听你的话。”
一石击起千层浪。母亲的担忧不幸言中，我们的生活上空笼罩起阴云，一场杀身之祸已逼近父亲。造反派意在引蛇出洞，请君入瓮，父亲一时冲动，自投罗网。他那张大字报于事无补，反使事情变得更糟，招来横祸，两天之内办公楼里又换上一批矛头直指父亲的大字报，揭发他保臭老婆抵制文化大革命，策划于密室，点火于基层，指使儿子偷大字报破坏群众运动。工作组勒令父亲停职反省，数不清的眼睛都在窥探，等着看一出好戏，这就使他处在极为不利的情况下。父亲心里不痛快，回家“窝里斗”拿儿子撒气。那天晚上，一家人谁也没有吃好饭。父亲把我打得半死，母亲的胳膊打青一大块，我咬破他的小腿肚子。父亲喝掉整整一瓶六十度老白干，母亲没和往常那样劝他少喝酒，一声不吭坐在旁边斟酒，有意让他借酒消愁。
父亲酩酊大醉，吐了一桌一地，他的下巴颏又一次脱落了。

三

我们离开大房子，搬到小房子住了。
父亲借来辆铁架子手推车，一家人来来回回搬运一下午东西。
我想什么叫世态炎凉，母亲最理解它的含义了。往常我们家门庭若市，熟人天天见面，遇到运取暖煤、分秋菜之类的事，没等父亲出面就有人上赶着帮忙送回家，想拦都拦不住。母亲过意不去，打发我送些礼物略表谢意，人家不好意思收，少不了推托一番：“于厂长的事就是我的事，这点儿活儿算什么，外道啦！”母亲不肯让人家白帮忙，非礼尚往来送过去不可，害得我再次登门放下礼物转身就跑，现在父母双双停职反省，我们家门可罗雀清冷得要命，再没谁来帮忙了。
父亲披着雨衣，拉着手推车走在前面，母亲在后面推着车厢板，天气也像我们阴暗的心情。灰蒙蒙的细雨从早晨下起，仿佛随时可以雨过天晴，略停一停又比先前下得更大了。湿透的路面不再吸水，水顺着车辙流成一道一道小溪，我们三个孩子打着雨伞，拎着抱着杂七杂八的东西跟在车旁，走过糖厂大院雨后泥泞的街道，脚步沉重而又吃力。有人视而不见，有人拍手称快，有人老远见到赶快绕行，迎面撞见的人也都眼睛望着别处，淡淡打个招呼了事。我们的家具很少，只有两张双人床，两个箱子，一张写字台，两个书架，东西不多搬起来可真麻烦。特别是运取暖煤和木柴的时候，一旦沉重的手推车陷在泥坑里，父母的身子都弯成弓形还是拉不出来。实在不行，父亲便要我们放下手里的东西一起帮忙，一家人才勉强将车子拉出泥坑。
我问母亲：“怎么没人帮忙了呢？”
母亲苦笑：“我和你爸爸不都能干么！”
我不小了，对家里的冷暖更迭已有感受，也想分担些家务，减轻母亲的压力。糖厂的人家都没有自来水，吃水需要到一百米之外的公共水房子去挑，家家户户都备下一口大缸储存日常用水。我的膝伤养好了，身体完全恢复健康，能挑动少半桶水了。但扁担钩长，我个子矮，挑起两个桶必须卷起扁担钩，让水桶底将就着不蹭地面。扁担压得我肩膀生疼，走起道来趔趔趄趄，洒一路水才能挑回家。母亲说我是长身体的时候，怕压坏身子骨，不让我挑，可我要显示男子汉的能力，父亲不在家时一定抢着去挑水。
经过“大字报事件”之后，父亲很少露出笑容，嘴唇闭得紧紧的，肩膀也不那么挺直了，仿佛有一种难以忍受的痛苦折磨着他的内心。我一直躲着父亲不和他说话，隔膜始终没消，几乎感受不到父爱。母亲等父亲酒醒后，狠狠数落他一番，要他赔个不是缓和父子关系。母亲说了也白说，父亲可以向母亲说不该失手，决不会向儿子道歉，那是比登天还难的事情。我也决不会向他认错，那也是比登天还难的事情。我不原谅他，恨他不是个好爸爸，以前从来没这样恨过他。我盼望自己快快长大，比他高大比他还有力气，也能像他逼我那样，命令他每天练五页毛笔字，让他动辄得咎，看不顺眼，就痛打他一顿教育教育他！
糖厂职工的生活很清贫，有自行车、手表、缝纫机三大件就算富裕户了。一般厂领导区别于工人的标志是除三大件之外还有台收音机，工人区别于领导的标志是有能力捡碎砖块盖一座小仓房。我们的新家把一趟房东头，没有仓房，门前有一个木板障子围起的大院，院墙旁垂着几十棵沉甸甸的向日葵头。前面搬走的人家没舍得割，母亲给他们些钱，把向日葵和院墙都留下来，说等有时间在院里开块菜地，种上小白菜和大葱，秋天就不用买秋菜了。大院前有条三米宽的胡同，对面是与我们隔窗相望的平房，再往前走一直下坡儿，就是一片长满芦苇和菖蒲的西下洼了。西下洼里有一种傻傻的“老头鱼”，大肚子，黑细鳞，脑袋比胖头鱼还大。孩子们能轻易钓上这种鱼来，从初春钓到夏天，直到深秋上冻的时候为止。母亲说老头鱼身上有血吸虫，从不吃这种鱼。其实她是偏见，我吃过彬子家做的老头鱼，肉质雪白细腻，味道异常鲜美。
安顿好新家，母亲买回一脸盆鲫鱼“温锅”，有红烧鱼、糖醋鱼片、奶白鱼汤、干炸鱼。父亲也拿出一瓶茅台酒祝贺乔迁之喜，他给母亲倒上一盅酒后，对三个孩子说：“我想告诉你们一件事，你们还有两个哥哥。”
“他们在哪儿？”姐姐惊奇地问。
“一个在沈阳，一个在北京，都在上大学。”
我不可思议地瞪大眼睛，怎么突然冒出来两个大学生哥哥，家长却从来没跟孩子说过？我问母亲是真的么？
母亲点头。
“他们是我前妻生的，”父亲有些尴尬地补充道，好像做过什么亏心事，眼睛一直望着窗外。“你们是亲兄弟。”
“前妻是什么意思？”妹妹问。
“小孩子不要多嘴多舌，”母亲替父亲圆场，“以后人家要问，你们就说有两个哥哥，好吗？”
“好。”我欣然接受了。
“你们要好好向哥哥学习，将来也能考上大学，妈就是把裤子当了，也要让你们完成学业。”
我向往有哥哥，梦想有哥哥，羡慕人家有哥哥。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有哥哥就不孤单了，省得再穿姐姐换下的衣服，和她们玩跳皮筋儿，跳方格，过家家，姐姐总跟腚虫一样跟着我，一看我和男孩儿玩就怕打架喊我回家。妹妹更讨厌，动不动向父亲告状我又淘气了，同学们都笑我像个丫头片子。况且哥哥本身就是一种威慑力，打起架来哥俩一起上，肯定没有大孩子敢再欺负我。生活毕竟是美好的，有两个上大学的哥哥就更美了！

四

父亲离过一次婚，留下老家的妻子带着两个孩子过日子。
当年的老干部不少都这样过来的。土八路进城了，老婆土气了，城里的女人令他们眼花缭乱，心猿意马，于是便离婚娶个洋气的姑娘。父亲的好多战友进城后又重新组成家庭，结果前一窝后一窝，麻烦不断。我的父亲没有找城里女人，而是找了他的战友，我年轻美丽的土八路母亲孙志刚。我的二哥于成奉那时谈起来耿耿于怀，说父亲进城后生活腐化变质，喜新厌旧，我的母亲是第三者插足。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无怪他从北京石油学院专程跑到齐齐哈尔糖厂批判父亲！接下去父母不再理睬我们，又谈起厂里运动的形势。办公楼和大棚里贴满揪出父亲的大字报，除了文化大革命中常见的大帽子之外，罪状由保老婆升级为叛徒、特务，说他是一只混进革命队伍里披着羊皮的狼，历史的罪行要得到彻底的清算！
污蔑父亲是叛徒、特务，屈膝投降，卖身求荣，是因为他在上海做过地下工作。
那时候部队急需军火和药品。为打破日本人的封锁，党利用一位上海进步资本家的关系购进大批军火和药品，打着青岛丝绸公司的旗号贿赂海关，秘密装船运出上海，半途再转向山东抗日根据地卸载。父亲曾在大连的商行学徒，有做买卖经验，上级派他潜入上海执行这项特殊任务，公开身份是青岛丝绸公司驻沪分公司二掌柜。一次，日军巡逻艇在海上截获公司偷运军火的船只，船老大架不住严刑拷打叛变了，日本宪兵立即根据叛徒提供的情况包围父亲的公司，将大部分员工都逮进监狱杀害了。我的大哥和二哥当时正和他们的母亲去上海看望父亲，匆匆见过父亲一面就失掉联系。公司仅有几个人死里逃生，其中之一就有父亲。
那天夜晚，警笛声惊醒正在宿舍睡觉的父亲，他扒着窗口往楼下一看，日本宪兵的警车已封锁住公司大门口。父亲顿觉形势不妙，当机立断将床单、被套撕成长条连在一起抛出后窗，迅速滑到楼下，借着夜幕掩护溜出包围圈。党千辛万苦建立起的秘密机构被破坏了，一时又查不出谁是叛徒，父亲只身逃出虎口，辗转十几天才逃回解放区，自然受到组织上的审查。上级不再安排父亲在后方工作，派他上前线去经受战火的考验。父亲凭白无故蒙冤，浑身是嘴说不清，人家的怀疑也不无道理，别人都已牺牲，为什么单单他能活着回来？又有谁证明他没有问题？父亲的心情非常苦闷，打起仗来没死没活不管不顾，说好听点儿叫勇敢，说不好听的是莽撞。其实，他是想以战死来证明自己的清白无辜，似乎只有战死沙场，才能一雪前耻。父亲的入党介绍人苏一萍伯伯时任行署专员，听说过父亲的情况拍案而起：“我相信于渭生，你们不要他，我要！”一直到查出叛徒水落石出，父亲再也没离开苏伯伯一步，跟着他转战山东各地。
1954年，华东局派出大批军队转业干部支援东北，“背靠沙发”建设祖国重工业基地（“沙发”，是苏联援建我们的代名词）。父亲那一代人热血沸腾，纷纷报名奔赴东北参加轰轰烈烈的生产建设。父亲的一个同事说：“于渭生，咱们不都梦想建立苏联式的大工业么，再不报名，过这村就没那店啦！”父亲才告别苏伯伯，北上来到黑龙江省……

卷一 《白土地》 第一部 晴天霹雳 第四章 打倒走资派于渭生

一

文化大革命洪流来势汹汹，棍子帽子满天横飞，糖厂党委风雨飘摇，危如垒卵。
父亲审时度势，怕这场运动可能为时很长，孩子受运动的冲击影响学习，送我和姐姐回山东老家上学，等避过风头再回来。母亲虽舍不得，未雨绸缪总没有错，还是着手为孩子打点行装了。她唯恐农村医疗条件差，给我们带上一大包药品，好头疼脑热时自己照顾自己。千叮咛万嘱咐我到老家后要听姐姐的话，不许满山乱跑，庄稼地里有蛇，一不小心咬着就没命了。父亲买好火车票仍不放心，又详细画出一张旅行路线图，让我们先到沈阳，再倒车到大连，然后换海轮驶至烟台，搭长途汽车回文登故乡。临出发前，母亲忽然想到学校就要开学了，她要和工作组说一声，时间还来得及，以免领导脸面上不好看。可悲的是母亲已是靠边站的人，组织纪律性还那么强，这也是她多年受党教育的结果，有事不能欺瞒组织，连孩子回老家这么小的事都要向上级请示汇报。
工作组头头答复母亲：“不行，孩子也要参加运动，接受文化大革命的洗礼。”
母亲回到家里，告诉父亲赶快去火车站退票。
我的父亲虽有预感，开始有些不安，怎么也想不到一场政治风暴能牵扯孩子，不让走就不走，随遇而安吧。他想工作又不能工作，常常一连在写字台前坐好几个小时，一连好几天不出家门。家庭的生活宁静很快就使他感到压抑，在等待事态发展的时间里，索性率领家人搞起园田建设━━这是飓风眼里的平静。半个篮球场大的院落除留一条通向院门的小道，其余空间都在我们手下变成菜地。看得出母亲是农民的女儿，种地是行家里手，她计划一多半地方种上大葱，一少半地方种小白菜。父亲一边用铁锹翻土，连同一些小草翻到下面，一边和母亲开起玩笑：“让我说这片住宅区哪儿是制高点，哪儿架机关枪没问题。种地不行，甘愿听首长指挥！”
我的父母是地道的山东人，特别喜欢吃生葱。有人糟蹋山东人爱吃大葱的习惯说：“山东棒子脾气倔，一杆子插到底都不回头。碰到山东人打架，可千万别去拉，搞不好连拉架的人都打了。只要你拿出根大葱一晃，打架的双方准住手。你问这是为什么？大伙儿都忙着抢大葱吃，谁也顾不上再打架了！”
我们种的是带须的小葱，我用剪子贴根剪短葱须，父亲抡起镢头刨出一溜儿垄沟，母亲将小葱捋成一排栽在垄沟里，用脚拨下周围泥土轻轻踩平，我和姐姐抬来几桶水浇在地里。等浇透所有的垄沟，母亲笑着说：“用不几天小葱就会缓过来，变成绿油油的菜地了。”种小白菜就简单得多，父亲用镢头划出浅浅的垄沟，母亲撒上一溜儿菜籽，埋上层浮土就算完活儿。我问母亲为什么种大葱要深埋，种白菜不浇水？母亲解释说，栽大葱埋得深是让它长葱白。刚撒下白菜籽就浇水，种子容易腐烂，一场小雨后它们就会发芽破土。
母亲不许我出去玩了，怕非常时期惹是生非，小小的菜园便成为我的乐园。
我天天盼着阴天下雨。
偏偏天公不作美，一连几天烈日晴空，连片云彩的影子都看不见，父亲一早一晚都忙着挑水浇向日葵和大葱，累得呼哧呼哧直喘粗气。大葱活过来了，小白菜却没发芽，我性急起来，偷偷给一垄白菜浇了桶水。又过两天，夜里下了一场淅淅沥沥的小雨，垄沟里大部分的菜苗都破土而出，我浇的那垄却什么也没长。经雨水一催，遍身硬毛、空心的向日葵默默地吮吸土地里的水分，长势茁壮旺盛，一棵长出两三个脑袋，有如金黄色的茶盘悬挂在空中。我觉得它真奇妙，脖子会自动跟着太阳转，早晨向东，晚上朝西，脸盘一直对着太阳从不嫌刺眼。我可不敢看太阳，想看一眼太阳是什么样子，必须找块碎啤酒瓶片挡住一只眼睛闭一只眼睛，看也没多大意思，它顶多像一轮白天的月亮！
父亲天天闷在家里写检查，听广播，喝酒，吃大葱，以前那种沉着自信的神态消失了。他如履薄冰，惶惶然不可终日，不知厄运何时降临头顶。这个军阀式的领导一大杯酒喝下去，就感叹命运蹉跎，潸然泪下，但“抽刀断水水更流，借酒浇愁愁更愁”。母亲领着我们侍弄菜园，拔垄沟里的小草，给向日葵打杈，只留下它上面的叶子和一个最大的花盘。风沙沙地响着，翻动着向日葵的叶子，扬得人满脸都是金色的花粉。母亲发现我捣的鬼了，扒开垄沟给我看不听话的结果━━烈日下贸然浇水，表面的浮土板结，发芽的菜籽钻不出来全烂在土里，无怪大人非要一早一晚浇地！我求她千万不要告诉父亲，免得又遭一顿训斥。父亲顾不得管我了，他去厂里交过检查书，那原本忧郁的眼睛更加阴暗，额头上的皱纹更加密集，连脊背都变驼了。
第二天一大早，母亲神情严峻地买回两条鳌花鱼，打发我和姐姐带上鱼去市里理琨叔叔家串门，嘱咐我们下午再回家。

二

父亲和理叔叔是从山东坐一列火车来东北的老战友，两个人交情甚笃，喝起酒有说不尽的知心话。每每喝到没尽兴时，就命令我去小卖店再买两瓶白酒，我便能趁父亲高兴时用找回的零钱买几块糖吃。理叔叔是齐齐哈尔市轻化工业局局长，父亲说他搞工业很有一套办法，是个“大拿”。他的爱人伊茂琳是城建局的组织科长，我叫她伊阿姨，只要一去他家串门，伊阿姨准拿出好东西招待我们。理叔叔一家人住在第一百货商店后面的平房里，他还没靠边站，两口子每天按时上下班。我觉得大人之间有着某种心灵的默契，理叔叔一见到我们就知道父亲遇到困难了，让孩子们先陪小客人玩，等他们两口子中午回来再招待我们。

理叔叔家有三女一男四个孩子，我们小小的岁数泾渭分明。那时候同学们都非常封建，一般男孩儿找男孩儿玩，女孩儿找女孩儿玩，若男孩儿往女孩儿堆里扎同学们准说他“骚干”。我不知道“骚干”什么意思，反正觉得不是好事，再说男孩儿和女孩儿也玩不到一起。理叔叔的儿子大庆带我去逛龙沙公园，姐姐和女孩儿们唱着歌儿跳起橡皮筋：

橡皮筋，架脚踢，

马莲开花二十一。

二五六，二五七，

二八二九三十一。

……

龙沙公园是齐齐哈尔唯一的公园，它由假山、望江楼、小树林、劳动湖、儿童乐园和动物园组成，大人孩子只要买一张五分钱门票，都可以随便游玩里面的设施。

我和大庆为省一角钱买冰棍儿吃，从公园铁栅栏的缝里钻了进去。劳动湖是一条堵死的江汊子，里面荡漾着绿色的湖水，和我们家门口西下洼差不多。望江楼更没意思，只是一个建在一座小山丘上的古不古今不今的八角楼亭。我们用省下的门票钱各买一支冰棍儿吸吮着逛开动物园。笼子里饲养着老虎、狗熊、野猪、狼和猴子等动物。我头一回见狼，觉得平常碰到它不过是一只狗，怎么都不能想象有什么危险。它们耷拉着舌头蜷伏在铁栅栏里面，只有那双眼睛偶尔闪过寒光。我们恰巧遇到一大帮人在围观两只老虎交配，我钻进人群，看到一只雌虎后腿趴在地上，前腿支撑住身子，雄虎跃起骑上雌虎的后背，颈毛倒竖，发出一声惊心动魄的虎啸。我担心雄虎压死雌虎，捡块石子扔过去叫道：“快打它，它欺负人！”没想到一个孩子的恶作剧搅了虎的好事，雄虎不再“欺负”雌虎下来了，我败了周围看热闹人的兴致，一个没尽兴的大人迁怒于我：

“去去，小孩子家，看什么不好，看这个玩意儿，别学坏啦！”

“为什么你能看，不许我们看？”我说。

那人不由分说将我们推走：

“回去告诉家长，让他们好好教育教育。”

一听告诉家长我胆怯了，他这么理直气壮，小孩子看老虎交配肯定有不对的地方，可究竟错在哪儿？我和大庆绞尽脑汁也没搞明白。我们离开虎山，又来到儿童乐园打了半天秋千，才恋恋不舍走出公园。

中午，理叔叔和伊阿姨赶回来请我们吃三鲜馅饺子，饺子是专门从饭店买回家招待小客人的。看得出理叔叔的心情不好，神情特别严肃。可能转业军人都生性耿直，从不肯违背良心说话办事，历次运动都是“运动员”，可想而知他的处境了。往常兴致好，理叔叔一喝酒便给孩子们讲战争故事。抗战时期他是许世友将军的机要员，知道的战役讲也讲不完，仗打得比我父亲精彩多了。今天他只是间或打听一下父亲的情况，很少说话。糖厂是省直属企业，市里只进行党政领导，理叔叔对糖厂的运动进展不太了解，况且运动已经触及轻化工业局，他也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我和姐姐临走的时候，理叔叔回送两瓶“北大仓”白酒，让我们转告父亲：“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不管遇到什么事千万别钻死牛角尖，喝几杯酒就过去了。身体是革命的本钱，一定要保重身体。

下午２点，我和姐姐乘２路无轨电车在造纸厂下车，拎着两瓶“北大仓”酒走向糖厂东大门。远处传来什么声响，隐约而阴沉，似暴风雨到来之前的雷声，空气和人的心都为之震动。不知为什么，一天的愉快一扫而光。我竖起耳朵倾听远处的声音，想弄清楚它究竟来自哪里，但那沉雷般的声音若隐若现，一时无法断定它的出处。今天一整天我都有一种预感，家里一定发生什么事了，否则大人决不肯让孩子独自上街。平常都是由母亲领我们去市里串门的，今天为什么早早就打发我们出去呢？着实有些蹊跷，肯定是出事了，但我不知道出了什么事情！

天高云淡，烈日当头，空气燃烧一样灼热，我汗流浃背，衬衣里面的小背心都湿透了。我和姐姐走进糖厂东大门，沿着水泥路面向铁道专用线走去，那是一道缓缓的上坡，走过道口又变成缓缓的下坡。我听到远处的响声越来越大，变成隐隐的口号，在打倒什么人？接着看到无数杆红旗冒出头来，慢慢变大走上铁道口。红旗在风中行驶，抖动的旗帜犹如涌动的波涛，有两排戴着红袖章的人贴着路边开道，气势汹汹撵开路上稀疏的行人。几十杆红旗后面，是举着无数支小红旗的游行队伍和排山倒海般的怒吼：

革命造反精神万岁！

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前进着的喊声越来越响，可以辨别喊的口号声了。红旗的河流簇拥着一个戴高帽，挂大牌子的人，我的胸口紧缩起来，心狂跳着问自己：“他是谁？他是谁？”但我和姐姐被撵到人行道的树荫下，大人挡着我的视线，一时看不清楚。我听到口号的间歇中响起微弱的铜锣声，而在这些声音中间，有我熟悉的山东口音喊着什么。

姐姐突然带着哭腔低低说：

“弟，咱爸……”

三

我不敢看他，我不敢看他。

我的脑袋里轰的一声，整个世界都爆炸了，大地在脚下摇晃。

我低下头抬起，抬起头又低下，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姐姐对我说些什么，我根本听不见她的话，我完全呆住了，木头一样站在那里。我问自己，他就是我当过土八路团长的父亲么？他就是我当厂长的父亲么？怎么变成这副模样？在我的印象里，糖厂每年去市里开职工运动会或参加国庆游行，父亲都穿着风衣站在俱乐部旁操场的水泥讲台上，讲几句话，大手一挥宣布队伍出发。我觉得他真伟大，无愧于战士的称号，那么与众不同。可他现在却是个小丑，甚至连小丑都不如。这对我来说反差太大，对比太强烈，心中的偶像雪崩般轰然坍塌。父亲穿着一身米黄色的中山装，白衬衣领口雪白，脚上的黑皮鞋锃亮，他是不是以为出席什么活动，像往常一样走出家门？他头上戴的不是毛呢解放帽，而是一顶一米多的白纸尖顶高帽，胸前挂块胶合板牌子，上面写着：反党分子，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于渭生，名字上打着大大的红叉。这表明他已被宣布为敌人，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坏人。他的脸上泼满墨水，一只手拎着一面铜锣，另一只手举着小槌，每走一步就敲一下，嘴里喊着：

“我是走资派于渭生，我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该万死！”

我抓住胸口，眼前蒙上一层颤抖的迷雾，一股凉气从头顶冷到脚底，浑身的血液都凝固了。这是我从来没有想到过，也是无法想象的事，那种惊骇已超过了我承受的限度━━这一切都是在电影上看到过的斗争土豪劣绅的场面，如今却变成父亲的悲剧！我的父亲向我走来，红色的洪流向我涌来，小旗忽起忽落，口号声真切地响起在我的耳边，此起彼伏：

打倒走资派于渭生！

打倒反革命分子于渭生！

革命无罪，造反有理！

我见过当地大户人家的送葬队伍，前边几个人举着灵幡，犹如随风飘扬的白色旗帜。后面的人身着白色衣裤，抬着朱红色棺材，跟着灵幡走着，再后面是带着白帽子、扎着白腰带的遗属，哭声比口号还要响亮。亲朋好友们胳膊上佩戴着黑纱，胸前别着一朵朵小白花，排成络绎不绝的送葬队伍，一路上煞是威风，煞是热闹，和我现在看到的情形别无二致。一瞬间，我觉得这一切多么相似，只不过白色换作红色而已。我确信他们是在给自己的亲人送葬，后来的结果也确实如此。我的父亲于渭生曾出生入死打下江山，让无产阶级过上幸福日子，换来的却是一场红色的葬礼。遗憾的是他所拯救的人，不是因为父亲寿终正寝庄严地抬进公墓，而是将他一步步推向红色深渊，摔得粉身碎骨。

父亲抬起头来无意中看到我们，脸颊也跟着转过，好像忘记敲打手中的铜锣，我清楚地看到他的脸颊是黑色的，盯住我们的眼睛却是亮亮的。也许他看到孩子脸上的屈辱与迷惑，感到自己的样子无地自容，众目睽睽之下，站住不动也不说话了。我至今都清楚地记得，长长的队伍因为父亲看到自己的孩子停顿下来，有人命令他继续敲锣喊叫不要停顿，父亲却从容地扔掉铜锣和小槌，莫非是想证实什么？我看见他在努力朝我微笑，那是胜利的笑容，也是绝望的笑容，我却没法儿以微笑回报他。整个游行队伍都站住了，似乎受到了强大的冲击，黑压压挤满大道。前面的人停下来，后面的队伍有些乱了，所有的人都看着父亲和我。有人大喊大叫：

“于渭生抵抗运动就砸烂他！”

“打呀，对反革命分子决不留情！”

“看他走不走，打他个狗娘养的！”

人们举着拳头喊起口号，围住父亲一阵拳打脚踢，父亲的高帽被打歪，牌子被打掉，他支持不住倒下去了。我吓得倒退两步，又哭叫着冲过去，被人粗暴地拉住推到一边去。围打的人越来越多，我离父亲就越来越远。“你们不能打我爸爸！”大人们痛打父亲的叫嚣淹没我的吼声，没有谁出面说句公道话制止暴行。姐姐泪流满面拉住我的胳膊往回扯我：“弟，咱们回家，听话。”我不走，身体里有一种猛烈的东西不断在膨胀，我知道那是什么━━仇恨！我举起手里的酒瓶，恨不得它是颗手榴弹，拉响导火索与殴打父亲的暴徒们同归于尽。

一阵混乱之后，父亲被人拖了起来，满脸血污，眼睛青肿，上衣的纽扣撕掉了，一只皮鞋也被打掉。又有几个红袖章推他搡他，催他快走，父亲不得不努力摆动身体勉强站稳脚跟。有一个戴红袖章的斜眼跑过来，冲我摆手叫我走开，样子很激动地威胁姐姐：

“你，赶快带他回家，要不造反派就不客气啦！”

我认识他，他是糖厂党委办公室主任，过去也是我家的常客。斜眼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他的两只分离性的眼睛有些古怪，总是一只眼睛看着这边，一只眼睛看着那边。侧过脸去也有一只眼睛盯着你，具体怎么回事我也说不清楚。为掩饰自己的缺陷，斜眼总戴着一副茶色的眼镜来我家串门，无论什么事都请示汇报，跑前跑后不停忙活。父亲很欣赏他，多次跟冯叔叔说他是个有“眼力见儿”的好同志，应该提拔进厂领导班子。可是现在斜眼却连眼镜都不戴了，赤膊上阵杀了父亲一个回马枪，摇身一变成为造反派的急先锋。“别吓着孩子！”父亲对斜眼喝道，带着一种凛然不可侵犯的神气，嘴角因愤怒吐着泡沫，然后转向我们。“爱丽，领你弟弟回家！”他又看了我一眼，俯身捡起铜锣和小槌，重新戴正高帽挂上牌子，昏昏沉沉向前走去。在一片喧嚣声里，造反派押着父亲向前走去，红色的送葬队伍又缓缓出发了。我的父亲义无反顾走上文化大革命祭坛，走完他一生中最后一段革命旅程。口号声又震天动地响起：

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誓死将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父亲又敲起那面铜锣，走几步喊一声：

“我是走资派于渭生，我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该万死！”

我手中的酒瓶子落在地上摔碎了。

造反派没有工夫再理睬两个孩子。

我的脑海里反复出现父亲的眼神和他敲锣的姿势，眼泪涌进了眼眶。我看不见街道，看不见树木，也看不见游行的人们，他们像一群魔鬼在我周围来来去去，或是一串模糊的事物，一个个相互融混。我使起性子，跟着队伍后面走了几步，姐姐哭着求我听话，拼命拉我一同回家。

母亲听了姐姐的哭诉，低下脑袋捂住脸颊，木雕泥塑般久久不语。

四

黄昏，父亲挂着牌子，敞着怀，满身灰尘，步履踉跄走进家门。他摘下牌子就一头栽倒在炕上。母亲赶快用毛巾给他擦洗脸上的墨汁，父亲的身子弯曲起来，闭着眼睛喘息，他的脸色不是苍白，而是青灰如土。母亲端出一碗鸡蛋汤，父亲摇了摇头，连喝水和说话的力气都没有。母亲乞求道：

“渭生，你一天没吃东西了。”

父亲推开汤碗，微微睁开眼睛，迷茫的目光使人吃惊。

“说什么也得喝口汤。”母亲舀起一勺汤送到他唇边。

“让孩子们吃吧，”父亲伸直双腿哼了几声，“我咽不下去。”

“也不光是你，省长怎么样，市长怎么样，不都被揪出来游街示众了么？”

“那也得讲道理，我怎么什么都不是了？他们这么干，怎么能不叫人齿寒心冷，起码我还是个人吧，士可杀，不可辱！”父亲的情绪异常激动，眼里蹿出怒火。“大不了一死，要我的头可以，侮辱人格不行，你领着孩子过吧！”

“熊蛋包，”母亲激动了，她知道丈夫尽管胆大包天，又非常脆弱。“死算啥本事，连死都不怕，还怕什么？当年我们是怎么斗地主老财的，他们怎么都活下来了！”

“报应啊报应。”父亲的脸颊扭向墙壁，用一种痛感绝望的声音说。“那时我们太年轻！”

“群众运动，轮到你就受不了啦？”

“自作自受啊，我以前不相信什么命运！”

“起来，于渭生，还是个男子汉呢。”母亲盯着他，厉声道。“有什么大不了的，别人受得了，你也受得了，把汤给我喝下去！”

父亲被镇住了，坐起来，接过碗喝下去。

母亲把头发往后掠了一下，去厨房换盆水，忙着给父亲擦身子、洗脚。她想让父亲多休息一会儿，打发我们早早睡觉，自己在厨房里忙活一家人第二天的早饭，堆好早晨用的柴火，把炉灰和垃圾倒到外面。我合上眼皮，刚睡不大一会儿就被惊醒。母亲叫醒姐姐，她要和父亲去参加会议，叮嘱姐姐看住我不许出门，然后关上院门匆匆而去。我看看闹钟，刚好晚上10点整，爬起来扒着后窗户望去，朦胧的月光下，有两个红袖章正押着父母朝俱乐部走去，街上时而传来脚步声和低低的话语。我和姐姐都睡不着了，坐在炕上发呆，不知道等待我们的是什么样的噩运。

夜深了，月亮躲进云朵里，窗外传来西下洼的阵阵蛙鼓。我抱着被子靠墙坐着，想等姐姐睡着出去看看。姐姐也打着哈欠靠墙坐着，忠实执行着职责，我不睡她也不会睡。闹钟滴滴答答响着，我关死电灯，打开后窗躺下，姐姐也跟着躺在枕头上。后窗户斜对着不远处的俱乐部，大喇叭隐隐传来批斗大会实况，每当外面传来喊声，房间里就充满恐怖，一阵阵口号声搞得我坐立不安。“父母都在那里，说什么也得去看个究竟。”我心里想着，翻了个身，姐姐也翻个身，之后再没动静了。我摸索起衣服穿在身上，提上鞋子，蹑手蹑脚走向门口，开门声还是惊醒姐姐：

“弟，你到哪去？”

我灵机一动：

“撒尿。”

“等等。”

“等什么，撒尿也不行么？”

我跑出门口，站在小白菜地里撒了泡尿，见姐姐没出来，撒腿就往俱乐部方向跑。俱乐部门前的大灯泡老远就把我的眼睛晃花了，身后响起脚步声，我回过头去发现坏了，姐姐妹妹都追出门来。女孩儿小时候比男孩儿长得高大，我没有姐姐跑得快，她三步并作两步追上来，抓住我的手说：

“弟弟，不能出去。”

“哥，听妈的话。”妹妹也追上来帮腔，“不许出去。”

“我要去看看。”

“去哪儿？”姐姐问。

“俱乐部。”

“求求你了，不能啊弟弟。”

“放开我！”

姐姐拽住我的胳膊不放，妹妹也扯起衣襟拖我回家。我火了，挥拳打向姐姐，转身甩开妹妹的纠缠。这一拳实实在在打在姐姐的脸上，她松开我，捂着脸颊哭了。我确信无疑把她打疼了，趁机跑进黑暗深处，躲在操场旁的一棵大树后面。

“弟━━”

“哥━━”

“你在哪里？听妈的话，回来！”

姐姐妹妹徒劳地喊着，我猫在大树后面无动于衷，黑暗里什么也看不清。我知道她们胆小不敢到黑暗的地方来找我，这倒也没什么大不了和有愧的，我总算能甩掉尾巴星了。一直等她们喊过一大阵子，无可奈何地返回家去，我才得意洋洋跑向俱乐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