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 《白土地》第一部 晴天霹雳 第五章 “活着的烈士”

一

我一走进俱乐部大门，得意顿时烟消云散。

室内闷热若蒸笼，烟味和汗臭味扑面而来。

俱乐部里会场爆满，墙壁都被一张压着一张的大字报披挂起来，白幅黑字的标语挂满两侧，上面写着：“革命无罪，造反有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等口号。一千多个座位座无虚席，连过道上、安全门口都挤满了人。前面的人坐在椅子上，后面的人坐在椅背上，有相当一部分人站在会场后面的空间里。人人的臂膀上都戴着红袖章，手里拿着《毛 语录》，伸长脖子望着前面的情况。我钻过大人的缝隙向舞台望去，舞台上灯火辉煌，上面挂着一溜横幅：“齐齐哈尔糖厂无产阶级革命派造反大会”，其中那“造反”两个字分外醒目。

台上摆着两排桌子，坐着“文革”工作组和造反派的头头脑脑，有人声嘶力竭站在麦克风前说着什么。舞台下高帽林立黑压压一片，至少有三十多人挨斗。前面一排人低头跪在桌子上，后面一排人大弯着腰身，双手高举背后撅成“喷气”式飞机状向毛 请罪。所有人的脸上都泼满墨水，胸前挂着名字上打着大红叉叉的牌子。一开始的时候我看了很害怕，内心受到极大的震动，不久也就看惯了。距离远，被斗的人模样差不多，又不许抬头，我看不清哪个人是父亲，哪个人是母亲，瞪大眼睛在人堆里找来找去。台下有个人正在喊叫：

“我提议，把这个小爬虫揪出来。”

众人应和：

“对，让他滚出来！”

一个哭丧着脸的人从观众席上走出来，看上去他要崩溃了，浑身上下抖得厉害。会场又响起雷鸣般的口号，有人从座位上站起来想看得更清楚些。我惊讶地发现那个“小爬虫”也举起胳膊，跟随大伙喊起打倒他自己的口号（我猜想他顶多是个科长级的小人物）。大概因为表现不错，造反派才没给他戴高帽、挂牌子，只往他脸上泼些墨水，命令他撅在走资派队列的最边上。那一瞬间我还替他委屈，为什么造反派不让他享受平等的待遇，连顶高帽都没捞着！原来挨整的人也论资排辈，无论鬼队还是神队，级别低的干部都自动对位，根本没有平等可言。只不过厂级干部头顶的高帽高些，胸前的牌子大些，中层干部的相对小些。麦克风前那个人转向我的父亲，是斜眼：

“我再问你一遍，反党分子于渭生，工资组是谁撵走的？”

“我说过了。”父亲抹了把额头的汗水，眼睛始终朝下道。

“抬起你的狗头，大声回答。”

我看到父亲了，全身的血一下子涌到头顶上，脑袋胀大了许多。他跪在党委书记冯燕川旁边，身旁空个位置。有人扯着父亲的后衣领揪起他的脑袋，父亲提高嗓音：

“这事儿是王厂长主管的，后来我不清楚。”

一个激怒的嗓音从台下喊道：

“王×，你站起来，老实交代。”

王厂长慢慢从 台座位上站起来，腮帮颤动着说：“同志们，是于渭生把工资组撵走的。我本想给大家普调一级工资，可就是这个走资派于渭生，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气走了人家！”……共产主义兴起初期曾响亮地提出口号：“打土豪，分田地”。毋庸置疑，这种平均主义的意识非常具有煽动性，也许为了发动民众推翻压在中国人民头顶上的三座大山，在新民主义革命时期是正确的。进入社会主义阶段决策人依然捧着这个法宝不放，就变成潜在的巨大破坏力。我们的目的是团结大家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而不是什么“越穷越革命”。共产党人掌握政权后一直没有很好地解决这个矛盾，“均贫富”的思想扎在工人农民心里，根深蒂固。物极必反，所以我的父亲以及各级干部理应自食恶果成为“替罪羊”。工人的工资低本来就有怨气，再加上挑动，积攒多少年的怨气一股脑儿发泄出来，如决堤之水。台下群情激奋了，七嘴八舌骂道：

“我操你祖宗，于渭生！”

“你他妈拿着高工资，吃香喝辣，作威作福，让我们工人做牛做马！”

“谁不给我们长工资，就要他的命！”

台上的一男一女从舞台一边的幕布旁走出来，高举拳头喊起口号：

“毛 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

“打倒顽固不化的走资派于渭生！”

“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

台下齐刷刷地举起手臂，口号震耳欲聋，我禁不住捂住耳朵。口号平息了，斜眼手持话筒从台上跳下来走到父亲面前，叉开两腿收紧双肩，做出一副挑战的姿态质问：

“于渭生，你为啥如此心狠手毒，骑到人民头上当官作老爷，不给我们工人长工资？”

父亲低头不语。

“张开你的狗嘴。”

父亲不抬头。

“回答呀。”

父亲鱼一样沉默着。

“无产阶级革命战友们，是可忍，孰不可忍。”斜眼喊道，“于渭生是一个真正的混进党内的走资派、野心家、阴谋家，他不老实我们怎么办？”

“砸烂他！”

座位上一片应和声，一个比一个骂得凶，父亲依然沉默，人们从椅子上跳起来，喊叫着，挥着手臂。有一个人跑到台前，抽出硌在父亲腿下的板凳腿，把他的胳膊扭上脊背，抡起板凳腿朝脑袋打去。又有五六个人一拥而上，挥拳乱打。父亲被从桌子上打了下来，不再说什么，也无暇说什么，抱着脑袋满地翻滚，一团团白沫流出嘴角。他任凭人痛打也绝不哭叫，绝不讨饶，绝不哀求。

我吓得不由闭上了眼睛，不愿相信这是真的。

卷一 《白土地》第一部 晴天霹雳 第五章 “活着的烈士”

二

“别打了，我说……同志们，别打了，我说。”

我听到母亲凄厉的喊声，在暴风雨般的狂吼之中声若游丝，急忙又睁开眼睛。她被两个女造反派从侧门押出来，低着头，沿着舞台边跑向父亲。原来母亲上厕所了，父亲身旁的位置是留给她的。

“大家静一静，于渭生的臭老婆要揭发他啦。”斜眼望着骚动的人群，笑了笑，举起话筒对准母亲大声说，压倒了其它的声音。“后面的，安静。革命的同志们，造反派战友们，安静，安静，于渭生的臭老婆要揭发他啦！”

会场上渐渐安静下来，喧哗声传到后排，也归于沉寂。

“事情是这样的，”母亲迟疑了几秒钟，重又抬起头，她的山东口音在麦克风里分外浓重。“我们在哈尔滨工作的时候，于渭生在省劳动局干计划处长，工资组组长是他过去的同事。于渭生去省里开会，听说此事专门做过老同事的工作，所以省劳动局再三研究，才把工资改革的试点选在糖厂。”

“谁让你为狗丈夫歌功颂德了，” 台上有人叫，“简明扼要。”

“简单地说，于渭生要为低工资的大多数人长工资，王厂长要为高工资的少数人长工资。工资组倾向头一种方案，征求厂里的意见。他，王厂长，在厂党委会上固执已见，人家才换了试点。”

“孙志刚，你闭嘴，我不许你胡说八道，你是个党员，还有没有一点组织原则的观念。”王厂长忽地站起身来，脸色变得非常难看，跺着脚叫道。“再说，你不是厂党委委员，怎么能知道党委会上的事？”

“我不是，于渭生是。他亲口告诉过我，当时你还和于渭生在会上将了起来。你说，王厂长，这是不是事实？”

王厂长一时语塞。其他人也开始对他提出问题，他似乎很不乐意回答，说得特别简短，并对许多事情都回答不知道，甚至越来越不耐烦。台底下的青年工人火冒三丈，不少人举起拳头怒吼：

“打倒王×！”

“他妈的，他怎么还能在上面指手划脚？”

“把王×揪下来！”

几个年轻人跳上 台，七手八脚将王厂长揪下台来：“低头，王×，你在伪装，你以为自己的表现挺聪明，低下你的狗头！”我没看清他们是从哪儿拿的高帽，转眼之间便扣在王厂长的脑袋上，高帽太大，直接滑落在肩膀上，整个脸都被套进高帽里头了。台上台下吼成一片，几个人将王厂长架上前排的桌子跪下，有人给他画大花脸，有人给他挂牌子，有人往牌子上写道：漏网走资派王×，打上大红叉叉。我站在那里，心惊肉跳地感受着这种斗争场面，仿佛那被赶上台接受批斗的不是别人，正是我自己，一边踮起脚尖想看看父亲怎么样了，他还没有起来。我盼着他爬起来，又怕他再次挨打，我所处的位置又无法看到瘫倒在地的父亲，只有无可奈何地等待着。这样的等待叫人心焦，整个人都绷得紧紧的，头在发烧，耳朵眼嗡嗡响个不停。

有个维持秩序的人撵我出去了：

“小孩子来干什么？喂，说你哪，出去出去。”

我想赖在里面，他一把拽起胳膊将我推出门口。一离开热烘烘的室内，夜晚的寒气吹透衣衫，冷得我打起哆嗦。那人为防止我再溜进去，守在门口，可我不甘心，又围着俱乐部绕了半圈溜进侧门。批斗会在继续，人们正在集中火力批判王厂长，逐渐达到高潮，又揪出一大串他的徒子徒孙，台前大约撅着四十多名牛鬼蛇神了。由于会场上的喧闹，后来上台揭发批判的人说些什么，我都听不清楚了。父亲经过短暂的昏厥醒来，嘴角流出鲜血，母亲扶起父亲艰难地向厕所方向走来。侧门也挤满人，有两个造反派分开众人，让两顶高帽摇摇晃晃接近侧门。我不想让父母发现，赶紧躲在大人的身后，站在离他们不远的地方。押他们的人留在门口不走了，示意我的父母自己通过长长的走廊去上厕所。在走廊的深处，两人停了下来，母亲为父亲擦去嘴角的鲜血，要他倚在墙壁上休息一下。等到周围安静下来，我听见母亲低声说：

“于渭生，又犯傻劲儿了，人家都把你推到刀刃上，为啥不说话！”

“何苦，经历这么些运动，狗咬狗，一嘴毛。”父亲那高大的身躯直不起来了，脊背靠在墙上，一个奇怪的苦笑扭歪嘴唇。“他自己都自身难保，你还要怎么样，我说什么！”

“那就自己担着，能扛住么。”

父亲摇头，高帽跟着摆动。

“打伤了么，没事吧？”母亲伸出一只手为父亲搓揉胸口，“学学我，挺不住就要求上厕所，多蹲一会儿，歇歇。”

“寒心哪，真叫人把心都寒透了，没想到为革命出生入死一辈子，落到这般地步，还不如当初不出来干呢！”父亲双手捂着脸，弯下身子，声音里流露着一种悲怆和听天由命的意味。“你不要管我了，我不想连累你……”

“别，别这么说。”母亲忽然抓住父亲的肩膀，声音哽咽了，央求。“你知不知道还有孩子，他们还小。”

押送他们的人回过头来，厉声呵斥：

“磨磨蹭蹭，快点！”

“你冷静一点儿，于渭生。”母亲流着泪水扶起父亲，她似乎有预感，这是最后一次见自己的丈夫，以后很可能再也见不到了。“求你，坚持住，我求求你，千万冷静。”

“士可杀，不可辱！”父亲放下手，直起腰，一种视死如归的肃穆溢于眉宇之间━━在他愤怒或下决心的刹那间，这道眼光叫人害怕，好像眼睛里燃烧着火炭。“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要我的头可以，侮辱人格不行！”

母亲靠在墙边一句话也不说了，只是瞪大眼睛看着父亲。

昏暗的灯光下，走廊里又阴又潮。两顶高帽向前走去，影子忽大忽小。母亲把父亲的大牌子甩在背后，两人再没说什么，分头走进男女厕所，仿佛生离死别。我一辈子也忘不了那一幕，完全没有想到，这一分手竟成永远的诀别。我的心里涌起酸楚楚的滋味，想等他们出来，但熬不住了，眼皮子打架，只得从人群里溜出来，步履沉重地返回家去。家里一直给我们留着门，我轻轻推开门，钻到小屋的炕上，姐姐早就蜷缩着身子睡熟了。从白天到晚上，我的神经受到强烈刺激，没有片刻安宁，眼前混乱地闪过俱乐部里的那一幕幕闹剧，无法恢复平静。我一直在想，一个人刚才还在台上耀武扬威，怎么几句话就完蛋了，瞬息之间从人变成鬼？父亲反复说“士可杀，不可辱”，是什么意思？种种纷乱的想法在脑子里进进出出，可是我一个也抓不住，更来不及仔细思考，这一整天都是如此。

我和母亲都没有料到，那时悲剧就诞生了。

我的父亲已是活着的烈士，他决心已下，要用生命给同胞作出榜样，唤醒中国人，奋起抵抗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路线！

卷一 《白土地》第一部 晴天霹雳 第五章 “活着的烈士”

三

父亲是老“运动员”了。

母亲说他是个直肠子货，上面吃完下面拉，就不能拐个弯！父亲一笑：“我倒是非常想，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啊！”父亲喜欢读书，闲暇时也看看小说，书架上摆满马、恩、列、斯、毛的大部头著作。我有时好奇地顺手翻翻，书籍里面画满红铅笔道道，有的地方还打着密集的眉批。父亲对母亲调侃：“有一天我向马克思报到时，与心无愧，是一名百分之百够格的布尔什维克。”

“书都读狗肚子里了，死教条，哪个买你的账。”母亲笑嗔道，“嫁给你这样人算倒透霉了，天天操碎了心！”

是的，母亲确实天天为父亲提心吊胆，生怕他直来直去得罪人，经常劝他后退一步天地更宽广。但是她一直坚定不移地爱我父亲，认为他是一个刚直不阿、光明磊落的汉子，父亲短暂的一生也确实与心无愧。1959年大跃进后期，母亲把外祖父接到哈尔滨生活，父亲那时任黑龙江省劳动局计划处处长，听外祖父谈到家乡的情况，难过得一连几天都不说话。在总结大跃进的工作会议上，父亲不顾个人得失坦诚地向党提出建议：大炼钢铁不能再在农村搞下去，老百姓连门鼻子都卸下来交公社了，炼出来的全是一堆废铁疙瘩。农民的私有意识根深蒂固，全出去吃大锅饭地谁来种？没有粮食，工业生产也搞不好。没过几天庐山会议精神传达下来，父亲一夜之间成为大会小会批判的靶子。

我可以想象，年轻气盛的父亲不能在眼里糅半点沙子，坚持实事求是。他认为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是“乌托邦”式幻想，大跃进的浮夸做法无异于杀鸡取卵，在省直机关党员大会上也不肯低头。有人批判他抵制党的总路线，打着红旗反红旗，要他停职检查。母亲说父亲是一条路走到黑的死脑筋，好汉不吃眼前亏，见风向不对把一切都推到我外祖父身上，就说都是老丈人从家乡带来的谣传不行吗。他一个农村老头子，烈士的父亲，谁能怎么样。

据母亲告诉我，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当时的运动场面就是以后文化大革命的预演。公平地说，反右运动也不分青红皂白地大帽子满天飞，可不挂牌子，不戴高帽，不游街示众，不“小会帮助”，一天到晚打得你皮开肉绽，灵魂出窍。所以我父亲那样经过战争锻炼的政治犯，被送去劳改或关进监狱，也都大多能在极恶劣的流放环境中生存下来。真是识时务者为俊杰吗？父亲固执地认为，否。大家都激流勇退，还谈什么创业难，守业更难？父亲明知后退一步天地更宽广，可他强调共产党人敢作敢当，自己怎么能昧着良心说假话。如果让家乡老百姓连肚子都填不饱，他于氏家族凭什么跟共产党闹革命？又有何面目再见父老乡亲？

父亲一贯以军人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努力争取“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君子坦荡荡，他不肯按母亲教他的办法蒙混过关，整他的人说他顽固不化，要他端正态度，深挖反动思想根源。父亲觉得憋气、窝火、想不通，愤然抛出自己多年的日记向党交心，让审查组看看他的心是红还是白的。这下可叫人家抓住把柄，铁证如山了。我随便列举其中的一条罪证，今天看来多么荒唐可笑。父亲在日记里写了对“打麻雀运动”的感慨，认为这是决策者的失误，大家不该都放弃正常工作一窝蜂出来轰什么麻雀。真消灭了麻雀，生态平衡也将遭到破坏，纯属得不偿失。

那时候发生的事情，母亲跟我讲过很多。她曾形象地描绘过“全民除四害”的场面。只听得上级一声令下，机关、工厂、学校全体出动，男女老少抢占街头巷尾、林间地头的制高点。使劲儿敲打铜锣、脸盆轰麻雀，没东西可敲的也拍手跺脚人人喊打。据说这样一来麻雀无处歇息，飞来飞去就会累垮死掉。但无论决策者怎样一厢情愿，中国大地上的麻雀也没有灭绝，且不说它除秋天才糟蹋一点田里的谷物，大部分季节都靠吃害虫维持生命。地里的麻雀少了，各种虫害却猖獗起来。

我的父亲一向只看光明的一面，什么事情都不愿往坏里想，他满以为审查组会欣赏他的赤子之心，承认他是党的好儿女，自己可以顺利过关了。母亲却认为事情没那么简单，现在高兴为时过早，还有麻烦在后面。父亲孩子一般天真得可爱，万万没有想到人家会断章取意，毫不留情将一顶“右倾机会主义”帽子扣在他的头上，职务一撸到底，流放到黑龙江喇嘛甸松江炼油厂劳动改造。

1959年年底，父亲满眼委屈地离开黑龙江省劳动局，背着行李卷下到冰天雪地的喇嘛甸劳动改造。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的担心和预言也随之应验，天灾人祸不仅使哈尔滨，而是全国范围的食品供给短缺。农村赤地千里，城里物价飞涨，人人都勒紧裤腰带忍饥挨饿。不少省份的老百姓大批大批饿死，虽怨声载道却无人问津。凡经过那个年代的大人，对当时的处境肯定刻骨铭心，比一个六岁孩子的感受要深刻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