赶年集 （中）
鞭炮市单独占一条较短的东西街，摊位不是很多，却极为热闹。满街筒子硝烟弥漫，爆炸声震耳欲聋。离数里远就能听到。
街两边的摊位多是大、小车辆，车上摆大木箱子，箱子里装了鞭炮。一辆车上往往有几个男人照应。一个人高高站在车上，手拿长竹竿，挑一挂鞭，却不点燃。嘴里满是白沫，拉鞭似的数说自家鞭炮的好处，捎带着贬损别家。下面看热闹的人群听的不耐烦了，高叫：“拉一挂听听！拉一挂！”车下卖鞭炮的伙伴，划火柴点着鞭捻，立时噼里啪啦爆响起来，人群掩耳躲避，闪出一小块空地。响声止住，人群一拥而上，围住鞭炮车子，掏钱购买。往往街这边拉完了鞭，街那边对过的摊位马上点燃了炮，也是如此这般。也有双方同时数说，贬损对方，竟发展到隔街对骂。
那时候的鞭炮大体分两类，一类是小鞭，另一类是炮仗。少有其它花色。
小鞭多为手工擀制，筷子粗细，一寸多长，内装黄色火药，一头栽捻。点燃了响声极为清脆。要把鞭捻编起来，或二百头、或一百头、或五十头编成一挂，分别用字纸包成一包。也有黑色火药的机器鞭，个头略小，响声沉闷。
这小鞭，两、三角钱一挂。买回家后，大年初一起五更拉一挂长的，正月十五过小年再拉一挂短的。其余的都拆散了，孩子们在衣裳兜里装几个，与伙伴们一起，“叭”一个，“叭”一个的零散放了。东西不多，却也过足了瘾。
炮仗，也叫两响、二踢脚等。比大拇指略粗，六、七寸长，中间偏下栽捻。牛皮纸搓成炮筒，内装两种火药，下半截装“竖药”，上半截装“横药”，中间用胶泥芯子隔开，却又以鞭捻相连。上端用细线扎住，下端用纸捻塞住。每十个捆成一捆，称作“一把”。燃放时，取出一个，或戳在地上，或用手捏住炮仗上端。点燃炮捻，引爆下端的竖药，“轰”的一声，炮仗高高的飞了上去，“嘎”的一声，横药在空中炸响。留下一团烟雾慢慢飘走，片片碎屑纷纷落下，响声却传遍四野。
这炮仗一块钱能买三、四把，再个大的，一块钱只能买两把、一把。一般人家买上几把，也要有计划的燃放。大年三十上坟，放一把，起五更放一把，十五放几个，其余的再零散放了。也有极为嗜好此物的男人，平日里省吃俭用，偏过年放鞭炮要奢侈一把。背了老婆，装出二十斤粗粮，到集上粜了，买一筐头鞭炮回家。五更里尽情燃放一通。自家过足了瘾，街坊四邻却也沾光白听了响声。
每年腊月十二，呈委集过后，村子里就零零星星的响起了鞭炮声。过年的气氛，立时就有了几分。
杂货市上，五花八门的年货摊子挨挨挤挤。卖年画的摊子最抢眼。架子上摆一摞一摞的年画。背后的墙上，高高的钉了钉子，栓一长绳，用小夹子夹了年画，一张挨一张的挂满，红红绿绿很是热闹。集上的人群，多远就能看到。
文化大革命前的年画，内容丰富。有二尺多宽，一人来高的中堂“挑山”。是装裱过的，外带对联。画面是印刷品，内容多为“富贵牡丹”、“松鹤延年”等吉庆画，也有“甘露寺”、“百岁挂帅”等热闹人物画。一块多钱一副。只有准备结婚办喜事的人家，才舍得买上一副。
更多的是对开纸大的印刷画，有胖娃娃抱大鲤鱼、天女散花等等。一毛五一张，一般人家要买上几张，回去贴在家里黑糊糊的墙壁上，花钱不多，却很增几分过年的喜庆。
还有一种连环画极有特色，是由几条竖条组成，四条、六条或八条为一副。每条竖条宽一尺，长四、五尺，每条上面印了四、五个画面，每个画面下方，有若干文字述说画面内容。几条竖条的内容连起来，组成一个完整的故事。有“大闹天宫”、“岳飞传”、“杨家将”等等。这连环画极得孩子们喜欢。还不识字的时候，故事大多听大人讲过，对照起来，画面内容却也看得明白，以后上学认字了，看了文字叙述，体会更为真切。每天睁开眼就看到这画，故事情节烂熟于心，竟成了人生启蒙的文学作品。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年画的内容统统变了。除领袖像之外，就是样板戏的大幅剧照。举着红灯的李玉和、咬牙切齿的李铁梅，引吭高歌的郭建光、扬鞭跃起的扬子荣，不一而足。却也为农家小屋增添了一股豪气。

赶年集 （下）
文化大革命前的年集，杂货市上总有三五个卖“灶王爷”的摊子。
摊子都小的可怜，只是在地上舖了一块包袱皮，上面摆一摞毛头纸印的灶王爷而已。摊子虽小，却很红火，每个摊子都围了一大堆人。那小贩双手不停的忙活，把一张一张的灶王爷卷起来，递给买主，收钱、找零。每张收两毛钱。
据上年纪的人讲，这灶王爷不能叫“买”，只能说“请”，以示恭敬。年轻人多不以为然，既然花了钱，自然是买了。因此并无多少忌讳。
这灶王爷，是在长一尺半，宽一尺的毛头纸上，以黑、红、绿三色木板套印。上面四分之三的地方，印了双人正面头像，左边一个戴官帽、长胡子的老汉，右边一个有皱纹却涂了红脸蛋的老妇人。老汉就是灶王爷，老妇人自然是灶王奶奶了。二人面目呆板，却衣着鲜艳。印刷的比较粗糙，有那灶王奶奶的两个红脸蛋，居然挪到了鼻子、耳朵上。买家并不大计较。下四分之一的地方，竖行印了二十四节，正月初几立春、正月二十几雨水云云。二十四节与头像之间，有一横行大字，“××年，×龙治水”，用的是天干、地支的年号。
卖灶王爷的摊子只有年集才有，却每年大都是这几个，少有新面孔出现。
灶王爷的头像部分，是用三块雕好的杜梨木版套色印制，年年用它，无需变换。印下面文字部分的木版，只印黑色，有一块就够了，却要一年一雕，不能重复使用。印、卖灶王爷的人家，都藏有“万年历”。每年入冬，就要在万年历上，查出次年交二十四节的月、日，几龙治水等，据此雕出木版。印刷时倒很简单，吃饭桌子上放一块木版，刷上颜色或者墨汁，把裁好的毛头纸复在上面，用手抚平，轻轻揭下来，晾干。裁出来的纸张，要印完一色，换版再印第二色。
灶王爷拿回家，女主人要先看次年是否有闰月，几月几日芒种；男主人要先看几龙治水，何日立春何日清明等。有闰月的年头十三个月，一家人的口粮也要算计着吃下来，芒种过后新麦子下来就能接上陈粮。那几龙治水有意思。据说一龙治水的年头雨水最多，多龙治水的年头雨水少，治水的龙越多，越不下雨。看来中国的古人，早就知道大锅饭会压抑积极性这个道理。可惜发明大锅饭理论的西方人，一定没有看见过中国的“灶王爷”，还不懂这简单的真理。
那时人们的纪年方式很有特点，说年号用阳历，如1964年、1965年等，人们大都记不住什么甲辰年、乙巳年。说月、日却用阴历。各色的节日、家人的生日、逝去先人的忌日、还有五天一个集日，无不以阴历记载。月份牌还少见，何种庄稼何时播种、何时收获，大多要看灶王爷上二十四节的日期而定。还有许多农谚帮忙记住。如：“清明高粱谷雨谷，立夏芝麻小满薯”、“芒种三天见麦茬”、“白露早，寒露迟，秋分的麦子正当时”等等。
细琢磨这“灶王爷”，竟很有几分当今美人挂历的意思，或许是中国农村最早的美人挂历？
到腊月二十三的晚上，把贴了一年的旧灶王爷揭下来，在院里放桌子摆供品，点燃旧灶王爷，送他上天汇报。还要磕头祷告：“灶王爷一路走好，上天多言好事”云云。看来这灶王爷，竟是玉帝派下来监视每户人家的特务，庄稼人老实，只得把丧神做喜神敬了。
腊月三十的下午，把“请”回来的新灶王爷，贴在锅台上方的隔山墙上。摆上供品，还要膜拜一番。
从腊月二十三到三十的这六、七天，没有了天使的监视，人们可少些忌讳，略自由一些。就是娶媳妇办喜事，也不用再挑日子，名曰“偷娶”。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灶王爷自然成了“四旧”，无人敢卖，也无人再买。此地庄稼人的日子，却也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过了下来。

工作组

许书记到刘庄下乡蹲点有一个多月了。许书记四十多岁，极精明。是本县人，在这个公社已经工作十几年了，跟村干部们都很熟悉。许书记是公社的副书记，人们在称呼公社的副书记、副主任时，都习惯省去“副”字，一来叫着顺口，二来听者也惬意。
许书记是工作组长，还有两个组员。一个是公社的妇联会主任，不到三十岁的小肖。别看小肖是年轻的女同志，却是造反派出身，扛枪参加过武斗，据说身上还留下几块伤疤。张嘴说话就象打机关枪，没有别人插话的余地。另一个是男青年小刘，供销社的职工，临时抽调参加了工作组。是个整天不说一句话的闷葫芦。
这次下乡蹲点，是领导、督促刘庄的收秋、种麦、缴秋季公粮等工作，简称“三秋”工作。全公社十个大队，每个大队都进驻了这样的工作组，公社机关只留下革命委员会主任（相当于现在的乡长）、秘书、民政助理员、伙夫等三、五个人主持日常工作。
三人吃、住在村里，除开会、学习外，一般很少回机关。许书记和小刘二人住在大队会计家；小肖一个人睡在村妇联会主任家里，都是睡自带的被褥。大队会计也是四十来岁，与老婆孩子睡东间屋，许书记与小刘睡西间屋。两间屋的隔山门上只吊了单布门帘，晚上两条土炕上的声音彼此相闻。刚来那会儿，天气还热，许书记本来有晚上睡觉前冲凉的习惯，在这里却很不方便。只得在晚上睡下后，等东边那条炕上响起了鼾声，再悄悄起来，到水瓮里舀半盆凉水，放在外面的台阶上，把毛巾蘸湿了，浑身擦一遍了事。小肖住妇联会主任家倒还方便，也是与主人家住对间屋。男主人在县里生产公司上班，不常回来，家里只有女主人与两个几岁的孩子。女主人跟小肖是顶头上下级关系，以前就极熟悉，这次小肖住在了她家，自然倍加殷勤。
吃饭则轮流吃“派饭”。
吃派饭很有意思。先派到小队，八个小队轮流，每个小队吃十天。小队再派到户，一般每户吃一、两天。小队长要提前一天，通知做派饭的人家，略打扫一下屋、院，做些简单准备。第二天留一个妇女在家，专门做饭。小队长派饭，要挑日子过的略整齐，主妇干净利索的家庭。一般派到谁家，主人会愉快接受，觉得这是很有些面子的任务。其实派到谁家管饭，经济上也不吃亏。女主人不出工，白记十个工分，生产队按工作组吃饭的人数，每人每天补助一斤小麦。吃饭的工作组人员还要给钱和粮票。那时候庄稼人都稀罕粮票，有了它，进城上县就不用再带烙饼炒鸡蛋了。
饭食要比平时整齐一些。一般要烙几张白面饼，炒几个鸡蛋，或买二斤小鱼煎了。第一顿饭做熟了，要让孩子到工作组驻地去请，其实是引路。以后就不用再请了，再到吃饭时间，许书记等自行就来了。人少的家庭，一家人与工作组围一个桌子吃饭。给工作组准备的饭菜，摆在许书记等人跟前。自家吃的棒子面窝窝头、炒萝卜条也端上桌来，摆在自家人跟前。许书记等吃些白面饼炒鸡蛋，也要吃个窝窝头，尝尝炒萝卜条。人多的家庭，孩子、老人会在别的屋，单独占一桌，男、女主人仍要陪工作组吃。
在这家吃到最后一顿晚饭，许书记等人提前把钱、粮票凑到一块，一个人装了。等吃完饭，悄悄放在桌子底下。主人也清楚此事，送走工作组，收拾桌子，把下边的钱和粮票拿起来，清点一下就收了起来。按规定每人每天付四毛钱、一斤二两粮票。也有少数几家与许书记等以前就熟悉的，最后一顿饭，要多炒个菜，喝些白酒。也不肯再收钱和粮票。若硬坚持给，主人会不高兴，以为没有面子。许书记等也只有日后再想办法补偿。
时间长了，也偶尔有队长忘记了派饭。许书记等人在驻地等了半天，见没人来请，便径直找到队长家或会计家，就在他们家凑合吃了。下顿再另派饭。也有对工作组有些意见，故意使坏的队长，偏找那人物邋遢、屋子脏乱的人家派饭。许书记等心里明白，但一般不能吭气，到时勉强吃些作罢。回到公社机关，经常下乡吃派饭干部们，会把在这邋遢人家吃饭的事情作笑料讲，哪个人肚里也有几个这样的段子。有一个段子是这样说的：某几个人到一家吃饭，见碗筷极不干净，就对主人说，下顿饭这鸡蛋不要炒，煮了吃吧。以为煮鸡蛋带了皮，不会弄赃。岂不知下次来吃饭，见桌子上摆了一大碗煮鸡蛋，那鸡蛋皮却统统剥光了，雪白的蛋清上印了黑手印。当然这是笑话，如此极端的事情还是少有，但碰上孩子拉了一炕屎、老人咳嗽吐痰则是常有的事情。


工作组 （2）

工作组的工作，一般晚上比白天紧张。三天两头晚上要开会，有时开支委会，有时开全体大队干部会，有时开小队长会。会议内容多是安排生产，解决一些生产中存在的问题，还有安排、督促各小队交公粮、交售棉花等。
这个季节上级布置的其他任务较少，“三秋”工作是各级的中心。各项生产措施大都是从上面逐级贯彻下来。每亩地要上多少方粗肥、播多少斤小麦种，都是层层开会安排、部署，最后落实到基层的生产小队。还有隔几天就必须向公社报一次生产进度：收割庄稼多少亩、上肥多少方、整地多少亩、播种多少亩，如此等等。多是在小队长会上统计出数字，第二天让小刘骑自行车送到公社。公社把各村情况汇总后，再逐级上报。
还有青年团、妇联会、民兵连等自行召开的部门会议，也请工作组参加，许书记大多推了，只让小肖代为出席。小肖倒乐意参加，且逢会必讲。
会开多了，村干部们也就疲沓了。不知要广播多少遍会议通知，最后点着名字，一个一个的在大喇叭里叫，人们才不紧不慢的往大队部走 。尤其是小队长们，下地干了一天的农活，晚上再开会，更是消极。支部书记五丑，总耍点小聪明。点小队长的名字，一次只点两、三位，说只差你们两个了赶紧来，云云。过一会儿却又另点其他几个。集合的功夫，会议室里很是热闹，早到的人们抽着旱烟，相互开些玩笑，随意议论些什么。有村妇会主任兰花在场，几个管他叫嫂子、叫婶子的年轻干部，总要开些不雅的玩笑，甚至动手动脚，逗的一屋子人哈哈大笑。此地风俗，按村里辈分，小叔子、侄子们跟嫂子、婶子尽可逗闹；大伯、叔公却不可与弟妹、侄媳妇玩笑。
会议多是许书记主持，支部书记五丑、工作组小肖主讲，最后许书记再总结、肯定二人的讲话，把重点强调一番作罢。五丑五十来岁，没什么文化，讲起话来却滔滔不绝。只是用本地方言信口说来，讲高兴了，荤、素皆有，发了火就骂骂咧咧。众人却也不甚计较。小肖是文革期间练就的嘴皮子，讲话也是一套一套的。只是那舌头如同刀子一般，批评起人来，点名道姓，毫不留情。
原来在大会上讲话很有些讲究。若讲表扬，最好点了姓名。本人高兴，众人也学有榜样。批评是不可点出姓名的。只批评现象不点姓名，人人警惕，却又没人出面招揽这事；点了姓名，被点之人一般不会服气，众人却又以为与己无关了。这与妇女们丢了鸡敲桶骂街相似，只要不点名道姓，骂的再脏，也无人招揽。大队书记五丑混了多年，深谙此道；小肖毕竟嫩了些，因此招来不少记恨。
有一次全体小队长会，为第八队麦田上粗肥少，达不到上级要求的标准，小肖点名批评了八队队长三墩，话说重了些。那三墩是头倔驴，当场与小肖吵闹起来，会场大乱。许书记出面干预，三墩照样不买帐，竟甩大鞋走了，撂挑子不当这队长了。
其实，支部书记五丑早就不满意三墩的做派。只是这个八队，除几个四类分子外，几乎所有的男人都当过了队长，哪个也当不了几个月就下了台。只有这“倔驴”还镇得住。他当了两年多队长，为人正直，处事公道，八队的生产大有起色。这人就是脾气不好，很有些“抗上”，五丑平时也只有忍了。这次粗肥问题，本想让工作组出面压一压这“倔驴 ”的傲气，不成想他竟谁的帐也不买。现在离交秋分节还有三天，过秋分就该播种了，八队还有一半的麦地没有翻耕，两块地的棉花也开的满地白羊一般，急需采摘。这时候无论如何也耽误不得。
最后，还是许书记派了五丑，找到三墩家，顺毛捋着，好话、歹话说了半天，才把这头倔驴“请”出了山。

工作组 （3）
工作组与村干部们的关系很有几分微秒。表面上，村干部们大多对工作组必恭必敬，背地里却短不了发些牢骚。内心抵触的也是大有人在。
大、小队干部的官帽是拎在工作组手里的，这些人对工作组自然敬畏。在大队当干部是美差。不用下地干活，一年三百六十个工，不论刮风下雨、逢年过节一个不少的挣，还有不少的特权,如让其子弟当兵、保送上学等等。因此这大队的干部是只有人想当，没有人想歇，哪个敢忤逆工作组？
当小队长，虽然经济上沾光有限，但政治地位却尽是有的。这队长毕竟是一队之长，在众人眼里自是不再一般，走在街上，哪个见了不是上赶着说话？遇有红、白喜事，宾客盈门，更不是一般人家可比。那百人之上惟我独尊的感觉，也是自有一番滋味。一旦下台，自然是灰溜溜的了。所以，一般当队长在一年以上的人，就少有再撂挑子的，一旦强行撤了他的职，就如同挖了他祖坟一般。因此，干这差使，有似吸食鸦片，没吸食过的、或吸食时间短的，没有尝到妙处，一旦时间久了，自然上瘾，再也放不下。象八队三墩那样的队长，毕竟是凤毛麟角。
只是这工作组吃住在村里，那支部书记头上多了一位“太上皇”，心里自然不舒服。最为抵触的还是各小队的队长。工作组执行的是上级指示，与老百姓利益多有矛盾。就是推行的那些生产新措施，也多数不被众人接受，只是给小队长添加麻烦而已。
公粮任务必须完成，众人还都认可。但在公粮质量上，小队里大多要捣些鬼，将次些的粮食交了公粮，留下好的分为口粮。
打场的最后一道工序是扬场，是用簸箕把带糠的粮食，迎风甩出去，靠风力把糠刮走。干净粮食留在场上，成一月牙型粮堆，俗称“马道”。甩到远处的马道头，还有“月牙”的外沿处，都是籽粒饱满、比重大的粮食，近处的马道尾和“月牙”内沿，尽是比重小的秕瘦粮食。不用队长发话，在场院管事的“场头”，就指挥人把这秕瘦的粮食，单装入口袋，交了公粮。这等粮食到了粮站，若被发现，自然反馈到工作组，那小队长挨工作组一顿批评是跑不了的。后来，到扬场时节，工作组的小肖、小刘经常到场院监督，立逼着让人把好、次粮食掺匀，再装口袋交公粮。
按政策，每人可以分五斤“自留棉”，其余的棉花统统交售到公社的收棉点。各小队大多要偷偷多分一些。这个事，大队的干部们心里也清楚，因为他家里也多分了棉花。只是众人一心，瞒哄住工作组即可。也有极个别的小人，会偷偷报告给工作组。本队多分的棉花被追回不说，队长还要挨一顿批评。这小人被众人恨之入骨，却又弄不清究竟是那个，只有对工作组暗怀怨恨了。
五队会计刘东坡鬼点子多，给队长母狗堂出了主意。是在夜间分自留棉，也不事先下通知，临时一户一户的叫来，彼此不打照面。东坡看账本念数字，母狗堂把称。东坡念某户应分十斤，母狗堂就加一倍称成二十斤。那棉花分到手，人人高兴，虽不知底细，却没有一个出来“找后帐”。也有几个明白人，只是相互挤眼笑笑而已。就是有吃里扒外想打小报告的人，也无从下嘴。若有人声张出去，只咬定是给他一家看错了称，把他多分的棉花追回来了事，也与别人无关。哪个肯办这等傻事？无不守口如瓶。
当时没有使用磷肥的习惯。为强制推广，供销社按公社的指示，把磷肥拉来，赊给生产小队，过后再从交售的棉花款中扣除价款。最早的磷肥，极粗糙，很象灰绿色的河泥，要掺入骡马粪发酵，使用前再捣碎，撒到地里后翻耕，很费功夫。生产队被工作组强制使用这东西，没有积极性，胡乱弄了，抛在地里了事。第二年麦苗返青后，地里竟出现了奇迹。
在虾黄的麦田里，出现了一片片、一溜溜特别油黑的麦苗，构成一组组奇怪的图案。每组图案的中心是一片车轮大小的圆，一条条两三丈长的射线，以这圆为中心，参差的辐射向四周。很象小学生用蜡笔在纸上画的太阳。众人大惑不解。后来有聪明人终于研究出答案：原来这图案是用磷肥“画”出来的。中间那片圆是堆过磷肥的地方，一条射线是一铁锨磷肥抛撒出去的轨迹。人们这才知道了磷肥的作用。因此到第二年种麦，也就不用工作组再行强制了。
推广小麦优良品种“冀麦10号”，却没有这磷肥的效果。
这“冀麦10号”，秸秆矮壮，极抗倒伏，却喜水肥。此地传统小麦品种，秸秆高，易倒伏，却耐干旱、耐瘠薄土壤。生产队的麦田，普遍缺水少肥，被强制种了这冀麦10号，显示不出其优越，反不如传统品种产量高。队长抗不过工作组，种了这冀麦10号，受尽了众人埋怨。只是到了后来，冀麦10号被种到自留地里，优越性才大大发挥，产量竟提高到了七、八百斤。这是后话。

拜年
在生活最困难1960年前后，还不记得有人拜年。以后吃饱了肚子，这传统风俗就慢慢恢复了。
此地拜年，根据远近不同的亲属关系，在时间上有些讲究。
大年初一起五更，煮熟饺子，端上桌，不能吃，要先给长辈拜年。先是爷爷、奶奶坐上炕头，晚辈们跪在炕下的地上，俯身低头；之后，父母也坐上炕去，儿子、媳妇们再跪拜一番。只见儿孙们磕头，却不见有“压岁钱”拿出来。没有结婚的闺女，在娘家不用拜年。一番跪拜完毕，一家人才围上桌吃饺子。年轻人大多不会正经磕头，只是跪在地上成成样子。炕上的老人也不认真计较。据说早年间，男人在十几岁结婚之前，要专门请师傅学磕头，名曰“演礼”。后来饭都吃不饱了，哪还有心思学这些虚套？
吃完饺子，开始出门拜年。一般是一个家族里没出“五服”的兄弟们，凑成一群，先到本族辈分最高的老人家拜年，然后依辈分逐次拜下来。最后也到别姓家族的老人家拜一拜。也有只自家兄弟几个、甚至有独自一个人串家拜年的。这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讲究。只是凑成群，显得家族人多势众而已。
族里几家有辈分高的老人的家庭，要早早吃过饺子，把饭桌收拾了，擦干净，摆上糖果、纸烟。炕下的地面也打扫干净。老人端坐炕头，只留下长子在家，招待前来拜年的人群，其余的子弟也要出门给别家长辈拜年。来了拜年的人群，在院子里就高喊，“拜年了！”儿子赶紧迎进门，口里客气着“来了就算了，别磕头了”，身子却闪在一旁。人群打头的某个人说着：“先给俺老爷爷磕”，众人嘻哩呼噜跪倒一片，前面的人是认真跪倒磕头，后面也有略蹲一蹲做做样子的；起来，再说：“再给俺老奶奶磕！”又跪倒一次。炕上的老人们嘴里也客气着，只是身子稳坐不动。拜毕，家中的儿子，给众人散糖果、纸烟，众人也不多停留，扭头又奔别家。老人要掰着手指头记着，哪支的子弟来过了，哪支的子弟还没来。
拜年的人，在街上遇到远房的长辈，也有就地跪倒磕了头，就少跑一家的。也有到了某家，家里只有老太太在家，老汉也出去拜年了，先给老太太磕了头，然后再磕，嘴里说着：“给俺爷爷也磕了，在这放着吧”。那些在家接受拜年的老人，如果家族里还有比自己辈分高的老人，要提前过去，拜了别人，再回家来，上炕等别人拜。
大年初一的整个上午，街上满是拜年的人群。人们忙忙碌碌，比平日里干活并不轻松。即使如此，也会有落下的人家，回家吃过午饭，下午再拾遗补缺。
正月初二，是串亲拜年的日子。结婚不久的小夫妻，要回娘家拜年。没结婚的小伙子们，要结伙给出嫁多年的姑姑、姑奶奶们拜年。这些亲戚有不少是外村，一般中午不回来，要在那里吃一顿白卷子、熬肉菜。娘家人丁兴旺的媳妇、婆婆们，这一天虽然忙活，却也格外高兴，这是显示娘家人势力的机会。
这拜年，是家族内、亲戚间、乡邻间相互走动，联络感情的方式之一。平日里，晚辈与长辈有些龃龉，趁机会过去磕个头，一般也就恢复了关系。
文化大革命开始，先“破四旧”，闹的很凶。旧书旧画都烧了，灶王爷没人贴了。只剩这拜年的风俗，始终没有禁住。声势略小了些，人们还是或明或暗的照样拜年磕头。被批斗下台的支部书记，也加入了拜年的行列。有长辈说：“别磕了，人家说现在不兴这个了。”下台支书却认真磕了头说：“他们不兴了，咱们兴。”话虽如此，他当支书多年，却从没有给哪个拜过年。
村里人拜年，年年如此，已然麻木，多是被动应酬而已。只有准备盖房、娶亲等需要乡邻助工帮忙的人家，要格外重视这个联络感情的机会。更有外出几年的游子，回乡过年，当面对衰老的生身父母，双膝触地的瞬间，那眼里由不得要泛出泪花。

洗澡
村子里没有专用的洗澡设施。生活用水都是从砖井里打了，挑回家，很费力气，因此，人们用水大都十分节俭。那时的洗澡，远不能与今天相比。只有到了那村外的小河、水坑方可尽兴一洗。
早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村南的小白河里还有流水。到了夏季，每天中午、傍晚，下工的男人，放学的男孩子们，都脱光了，扑到河水里洗个痛快。河水最深的地方不过齐腰，浅处没膝。河底淤满了细砂，脚底踩上去，极是柔软。人们或站或蹲或躺在水里，那清凉的河水静静流过，轻柔的冲击着人们皮肤，那种滋味简直无与伦比。人们入了水就不想再出来。每到星期天，男孩子们会整天泡在水里，或“狗刨”、或仰洑、或扎猛子、或打水仗、或摸小鱼小虾。夏天的小河里才是男孩子们真正的天堂。水湿的身子，被烈日晒过，浑身黝黑，用指甲一划一道白印。大姑娘小媳妇们下河洗澡，要成帮结伙，等到了晚上，找僻静的河段，悄悄脱衣下水。可一入水，也就“疯了”，撩水嬉闹，叽叽呱呱，声音传出多远。
后来小河干涸了。
村口有两个大坑，一场暴雨过后，雨水卷着宅院里、大街上的垃圾草末，都汇集到这大坑里。稍稍沉淀后，这水还是要比河水浑浊许多。出于无奈，男人们也只有到这坑里洗澡。孩子们却不管那水脏或不脏，只要有机会，就泡在坑水里，照样玩耍尽兴。
女人们却再也享受不到在天然环境洗澡的畅快了。
当地离大河流甚远，没有游泳这个概念。下小河游泳即称洗澡。多是游泳兼了洗澡。男孩子们把戏水也叫洗澡，却在戏水中不知不觉就学会了游泳。在小河里、水坑里洗澡，人们都不带毛巾，洗完上岸，晾一晾，身子被风吹的略干，就穿上唯一的大裤衩。孩子们上岸后要跑两圈，这样干的快些，称之为“跑干”。河边、坑沿大都是黄泥地，出水后脚上会沾了泥。穿了裤衩之后，再拎起布鞋，先磕一磕，倒掉鞋里的泥土。找略平缓的水边，一只脚登在岸上，另一只脚伸在水里，来回摆两摆，涮掉脚上的淤泥，出水略甩一甩，穿上一只鞋；然后换一只脚再洗。这金鸡独立的洗脚方式是年轻人的专利，上年纪的人就要蹲下洗了。
大坑只有暴雨之后，才有积水。因此不少的时候，人们只有在家里洗澡，这就不方便多了。年轻的夫妻，孩子尚小，还略好一些，晚上舀半盆水，在院子里脱了衣服，蹬在几块砖上，先从头、脸开始，逐次往下洗。脊背要用粗布手巾勒过，到最后洗完了脚，端起半盆浑水，从胸口处猛的倒了下去，“哗”的一声，狠劲爽快了一把。
人口多，关系复杂的大家庭，洗澡就更为别扭。多是女人在屋里洗，男人在院里洗。仅有的一两个脸盆，轮流使用。衣服也不能脱光，穿了小裤衩，用手巾沾了水，浑身擦一遍了事。
每逢下雨，男孩子们要脱光了身子，在自家院子里尽情的淋一通，洗一把这天然的淋浴。
夏天过去，天凉了，水也凉了。人们也就极少洗澡了。爱干净的青年男女，隔半月二十天，在大锅里烧些热水洗一次。先舀出少半盆热水，把头发蘸湿了，倒些洗衣粉在手掌，在头上搓了，用盆中水洗过头遍。倒掉脏水，换半盆新热水，再把头发漂洗一遍。之后，用漂洗头发的剩水，略擦一擦身子，再用来洗脚。
那不讲究的人家，早把洗澡不当回事了。个别邋遢之极的人家，秋、冬、春三季过去，一次澡不洗，也是有的。

@西望长安2019 2019-11-14 20:38:12
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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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

进城 (上)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公社所在地通了去县城的柏油路。村里的自行车也逐渐多了些，人们进县城也就多了起来。一些小青年，兴起在过年之前去县城洗澡的风尚。
说起这条柏油路，人们至今还常说起一个人。此人本是邻村一普通农民，在文化大革命运动初期，一路拼杀，当上了造反派头头。后来他所在的造反派在全县掌了权，他又当上了县委副书记，名义上是三把手，实际上曾一度掌控全县的大权。此人掌权之后，却也不忘本，力主修了从县城到本公社的柏油路。
头一天就约好了，第二天一大早，十来个毛头小伙子，骑了五、六辆自行车，结伙出发。先走四里地的土路，到公社所在地上了柏油路。路面只有一丈多宽，但路上只有自行车和偶尔几辆马车。小伙子们撒欢赛车，三十多里的路，不一会儿就到了县城。
这县城的大街比村里的大街宽多了，两边的房子都是红砖红瓦、中间起脊的尖顶大房子。墙上的标语内容却与村子差不多：“坚决捍卫某某某！”、“农业学大寨！”等等，只是字形大了若干倍。街上人很多，最显眼的是那么多自行车，来回穿梭。
据上年纪的人讲，这县城原来南北长只有二里，东西宽不足一里，两条交叉的大街，把城区划成一个“田”字，四面有城墙围着。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日本人没来之前，当时的县政府组织民夫，竟拆了这明朝年间建造的青砖城墙。后来在四面城墙的基础上，修成了四条大街。因此这时候的县城，就有了三条南北大街，三条东西大街。但最繁华的地方，仍然是正中心的十字街。
十字街的西北角是百货公司的二层大楼，这是县城唯一的一座楼房；东北角是服务公司的照相馆；东南角是医药公司的门市部；西南角是五金公司的门市部。附近紧挨着还有食品公司的肉店、调料店、服务公司的第一食堂（饭馆）、理发店、土产公司的杂货店等等。门口都挂了大牌子，写着“某县某公司某门市部”。这些门店内无一例外的挤满了顾客，柜台里面的服务员大都板着面孔，一口县城附近的某县口音，张嘴却要噎死人。再往远处走，就有县委大院、县革命委员会大院，看守所等，门口都有穿军装的人荷枪站岗。还有大礼堂，电影院，据说在里面看戏看电影，一人坐一把椅子，一点也不挤。
十来人在街旁存上自行车。存车的老太太胳膊上戴了袖标，说话还和气。存一辆车收五分钱。之后先去洗澡。
十字街往西走出二十几丈，临街路北就是全县唯一的澡堂子。这澡堂子的门匾上，用水泥雕了一行大字：“某县服务公司浴池”。进了门店，里面空荡荡的，进门的右首，放一桌子，后面坐一穿白大褂男人，卖洗澡的门票，是七分宽四寸长的小木牌儿。两毛钱一个。众人依次买了。屋子西北角有一小门，关的严严实实。门上边钉一小牌子，上写“星期六女洗”五个红字。原来这澡堂子一周之内，向男人开放六天，星期六向女人开放一天。小门旁边，也坐了一位男人，专管收牌子，发毛巾。每人发一块擦脸毛巾，一块大的浴巾。等洗完出来，再逐一收回两块毛巾。
进了小门，里面是极大的一个大堂，密密的排满特制的木床。木床只有二尺多宽，两张连在一起，中间用高高的靠背隔开，跟火车上的硬席座椅相似。床上大多坐了或躺了只围浴巾的光身子男人。几个人找了几个空闲的床位，还略羞涩的脱光了衣裳、鞋子，把衣裳集中放在挨着的两个床上，留下一个人看守。人生地生，衣裳兜里的几毛钱还怕被人偷去呢。其他人趿拉了木板钉的拖鞋，搭了小毛巾，推开两扇玻璃门，就进了澡堂子最核心地方——浴池间。
浴池间，满屋子蒸汽，低头看见两个丈二见方的大水泥池子，里面的热水里露出一个个湿脑袋。原来这两个水池，一个温水，一个热水。初来的年轻人，进温水池子，也要嘴里哈着气，站起来、蹲下去，反复几次，才能适应这热度。好在水只有二尺多深，蹲下正好露出脑袋。那热水池子，只有几个常泡澡堂子的老者才适应，因此热水池子里的人要少了许多。几个人耐了性子，尽力多泡一会儿。然后学了别人，互相搓背。一个人趴在池子沿上，另一个手上裹了湿毛巾，用力气，一下一下的搓那人的脊背。一个冬天没有洗澡，身上满是黑皴。泡透了，略一搓，脊背上粗粗的泥卷就一个挨一个的跑。搓完了，互换角色，再搓另一个人。之后，各人自行再搓身体其余地方。有性急洗快的人，洗完出来，换了看守衣裳之人，让他进池子去洗。


进城 （下）
洗完澡出来，浑身轻松无比。抬头看那太阳已过了正午。一干人找到十字街北边路西的服务公司第一食堂，准备吃饭。
进了门，是一间大饭厅，一张张高脚圆桌旁，满是进城的乡下人在吃饭。门边也有一个人在桌子后面卖小木牌子。尺寸与洗澡用的木牌差不多，只是有几种不同标记。有漆一黄道的牌子，卖五分钱一个，还加收二两粮票，可换一个大白面卷子；漆一条红道的牌子，卖一毛钱，可换一碗素杂烩菜；漆两条红道的牌子，卖两毛钱，可换一碗荤杂烩菜。几个人问清楚了，商量一下，各自买了牌子。粮票是为进城特意准备了的。
饭厅的北墙上，开一窗口，用来隔窗打饭。窗口那边是灶间。几个人拿了牌子排在打饭的队伍后面，依次打饭。隔窗口看进去，里面紧挨窗口放一长条桌子，桌上摆一大一小两个盆，大盆里盛的是素杂烩菜，其实是熬白菜略加了些粉条、豆腐；小盆里盛了连汤带水的炖猪肉片儿。买了荤杂烩菜牌子的，也是给盛一碗素菜，只是在上面多浇半勺炖猪肉片儿而已。杂烩菜的香味隔窗口飘了出来。另一张桌子上放一大笸箩，里面是盖了白布的白面卷子。一个戴白帽子、穿白大褂的男人，挥动饭勺给众人打饭。再往里，却另有一位白大褂，趴在灶台上吃饭。手里拿白面卷子，就着面前的一碗黄豆牙炒肉，不紧不慢的吃着。与大厅里吃饭人不同的是，他是连吃几大口菜，才啃一小口卷子。
众人依次递进牌子，打了饭菜，找一空桌，围坐下来吃饭。多是买的荤杂烩菜，也有两个年岁略大的买的是素杂烩菜。白面卷子都是每人三个。肚子早就饿了，大家狼吞虎咽。先就着菜吃完三个卷子，再把碗里剩下的菜汤也喝进去。也有人特意留下一片肉，最后吃在嘴里，细细嚼了，在嘴里留下那猪肉的余香，再慢慢品咂。最后不管肚子饱或不饱，吃完了买的饭菜，众人只得离桌而去。
吃完饭出来，两人年岁大些的想去理发，众人只得陪了，一起来到十字街南边路东的理发店。店内一溜理发的座椅，墙上满是大镜子，七、八个年轻男女，穿着白大褂忙活。两个人在椅子上坐了，围上湿糊糊单子。理发员拿了嗡嗡响的电推剪，甚是利索，三下五下，一个寸头就推成了。然后扯到一个盆子前坐下，略洗一洗，塞给一个毛巾，自己擦了。再坐回原来的椅子，用一个手枪似的吹风机，嗡嗡的吹几下。每人收费两毛。晕晕糊糊出得门来，一摸，耳朵后边还有几根长头发还长着呢。掉进脖领子里的头发茬也开始刺痒。其他人舍不得再掏兜里的那几毛钱，等回村后找人帮忙，理一个不花钱的发，同样过年。
接着逛百货公司。这里面的商品，比村里、公社的供销社里的商品丰富多了，琳琅满目，简直看花了眼睛。楼下摆的是烟酒糖茶、文体用具、香皂洗衣粉之类。二楼是鞋帽、布匹、毛线。服务员是一色的年轻女子，个个穿了白褂子，黑发白脸，比村里的女子水灵多了。众人只是顺了柜台，挤挤挨挨，一路看去。最后只有一个人，咬牙花了五毛钱，买一盒象棋，这是一伙人进城买的唯一年货。
冬季天短，出得门来，已经看不见日头。众人交钱取出自行车，一路出城。路上高声议论着洗澡池子里的热水，杂烩菜里的肉片，理发员滑腻的手指，售货员的白脸。进一趟城的新奇、兴奋，要持续好几天。还逮机会，津津乐道的讲述给没有进城的人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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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亮 （上）
文明亮是一个人的绰号，此人本名叫刘明亮。
此人瘦高个子，留背头，鼻梁上架白框近视眼镜。是从刘庄走出去的大学毕业生。1962年从北京返回到刘庄老家，回来后就在队里参加劳动。原来的生活习惯一时难以改变，半口京腔，听起来很别扭。每逢下地，戴一顶麦秸草帽，长衣长裤，一双球鞋，里面还穿了袜子，手上戴一副白线手套。走在一群赤脚光背的人群中，很是扎眼。干起活来，腰也弯不下，腿也曲不成，戴了手套的嫩手攥不紧锄把。简直一个“四不象”。只是嘴皮子尚硬，说出话来一套一套的。有人笑他这一身打扮干不了农活，他却说：“你们懂什么，我这叫文明生产！”众人觉得“文明生产”这个名词很新鲜，联系到他经常讲北京人如何“文明穿衣”、如何“文明说话”，文明不离口。有人笑说：“你简直就是个‘文明亮’”，众人大笑。此后，都改称他为“文明亮”，真名字倒少有人再叫起。他却也欣然接受。
没过多久，文明亮发现自己的这身打扮，的确不合时宜。一身厚制服，每天被汗水湿透，鞋袜上也难免粘了泥土，白手套更不是东西，戴了干活别扭不说，半天下来，白手套就成了灰手套。洗这一身“行头”，怕要用两桶水。几百米以外挑来的井水，连洗脸都得省着用，何况洗衣服？于是，文明亮下地也光起了脊梁，只穿一件松紧绳的大裤衩。光脚趿拉一双自制的拖鞋，是用一块胶皮剪成鞋底，上面用胶水粘了鞋襻。草帽戴破了，也没舍得花钱再买。白手套更没了影子。只是苦了那脊背，被烈日晒爆了皮，脱落了，再晒，几度下来，脊背上的肉皮也锻炼成了“铁甲”。浑身上下晒的黝黑，穿了大裤衩子，头上却仍是大背头、近视镜，有些不伦不类。
文明亮初回家乡时，自觉高人一等，最喜欢在人前高谈阔论，说话的内容，大多是讲以前在北京的经历或见闻。某年被哪个剧团请去导戏，某年被哪个单位请去教曲；今日与哪个名人吃饭，明日与哪个名人跳舞，君秋如何拍他的肩膀，葆玖如何跟他开玩笑，说的有板有眼，仿佛名人们都是他的哥们一般。别人听起来却是云山雾罩，猜不出他当年在北京究竟是做什么职业的。开始时人们多少有点心存敬畏，不好过于追问，到后来，大伙儿也都看出此人是个“嘴把式”，就有小青年，在一旁听出破绽，故意追问几句，让他下不来台。他略怔一怔，脸也不红，哼哈两声，接着说下去。时间久了，也就没有人再同他认真。当时人们晚上没有电灯电视，读书看报也少，能偶尔听听文明亮吹牛，逗大家个乐子也是好的。
文明亮却也乐于此道，田间地头逮住机会就说上一通。他还喜欢晚上串门。每天下工，吃过晚饭，擦一个澡，换上中山制服，穿上干净鞋袜，梳了背头，擦了眼镜，就摇摇摆摆踱出家门。他串门是有选择的，只串主人略有些文化的几户人家。到了人家里，自己找地方坐下，把旱烟笸箩拿到身边，卷一只喇叭筒抽上。嘴上就打开了“话匣子”。经常来了，主人也不再专门陪他，手脚不停的收拾家务，偶尔搭他一两句腔。文明亮也不在意自顾自的说着，说到兴奋处，自得其乐的哈哈两声。口渴了，找来暖壶，倒一大碗开水，边喝边说。若是有孩子在旁好奇提问，那更是讲的不乐乎，指手划脚。
尽管如此，文明亮却从不在人前讲起他离婚的话题。
原来文明亮在老家有媳妇，还有一个几岁的儿子。文明亮在京城上班挣工资，媳妇与婆婆二人在老家参加劳动，也是村里人羡慕的幸福家庭。文明亮回乡前一年却与媳妇离了婚，那年文明亮30岁。据说他是在京城有了外遇，才提出与媳妇离婚的。媳妇起初不肯，先是哀求，后是吵骂，几经周折，无奈文明亮已经铁了心，最后还是离了婚。媳妇叫来外村的娘家人，把家具拉走大半，院里的东西厢房也拆了，砖瓦、木料、门窗统统拉回娘家，房基处留下几堵墙却没拆，故意留着寒碜他。文明亮倒不很在乎。媳妇的父亲在娘家村当支书，很有势力。据说离婚后，媳妇多次给文明亮的单位写信，揭发他。文明亮被遣返回乡，也可能受了揭发信的影响。
文明亮家尚剩三间正房，一明两暗。母亲住东间屋，外间是灶间。文明亮住了西间屋。把旧火炕拆了，盘一个单人床似的小炕，也不能烧火过烟。却按城市单人床的模式铺了毯子床单。地上仅一桌一凳，擦的倒是干干净净。
文明亮干农活始终别别扭扭，出不得大力气，技术也不大入门，尚不如一个强壮妇女劳力。好在乡亲们并不认真计较，出一天工，也给他记10分工。老母亲在家料理家务，农忙季节也出工。日子凑合着过了下来。
文明亮也有些真本事。拿来乐器，吹、拉、弹、唱，样样能来一气；拿来简谱，不用“叨来咪发”，直接就能唱出歌词。有的夏日晚间，几个喜欢摆弄乐器的年轻人，找到他家，凑在一起，演奏一番。高兴了，文明亮还能边拉胡琴边唱：“劝千岁杀字休出口～听老臣细说根由……”，招来一群大人孩子看热闹。
文明亮也正因为有了这本事，后来引出一起尴尬事件，使得半生抬不起头来。

文明亮 （下）
这一年冬天，公社要求各村都成立“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排了节目在本村演出，过了年，还要到公社汇演。
刘庄以前没有办过戏班子，这次冷手抓热馒头，临时凑演出队伍，很是为难。支书突然想起了文明亮，就让他出头组织刘庄村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文明亮略谦逊了几句，也就答应下来。弄这个毕竟可以挣几个月的大队工，不必再下地受冻受累，还终于有了展示才能的机会。文明亮肩负重任，极为兴奋，晚上睡觉也睡不踏实了，把办宣传队的事情细细筹划一番。
第二天，找来平时一起玩乐器的几个年轻人，商量此事，这几个人热情很高，极愿意参加，说好各人自带乐器；大队里还有四类分子游街用的锣鼓。乐器、乐手有了，下来就是物色演员。村里喜欢唱两口，也有些嗓子的人倒不算少。当时农村里娱乐活动贫乏 ，摆弄些简单乐器，信口唱唱梆子、京戏，成为不少人自得其乐的方式。只是这些人都没有受过专业训练，多数是看戏、听收音机学来一星半点。人少的时候，胡乱唱几口，当着众人却张不开嘴，更讲究不了节奏、韵味，与乐器伴奏也合不到一块。因此，村里人戏称这些人是“高粱地里的角儿”，意思是上不得台面。
文明亮等几人反复斟酌，“矮子里拔将军”，总算草拟出个名单。拿去给支书看了，支书又加上了两个青年团的干部，宣传队就算建立起来了。文明亮是队长兼导演、兼编剧、兼琴师、兼化妆等，一时位 重。
排戏就在大队部里。剧本是公社发下来的小册子，里面有小演唱“老两口学毛选”、三句半“喜交丰收粮”等等。多是逗人发笑的小节目。文明堂从中挑选了两、三个好学、好演的节目，油印了几份台词。根据节目形式，量才使用，分派了角色。先安排各人自背台词。唱腔则由他亲自一句一句的教。
一时间，大队部里说唱声鼎沸，丝竹、锣鼓声不断，很是热闹。文明亮乍当领导，一呼十应，成为众人目光焦点，很是飘飘然。面对一群艺术外行，更显得自己出类拔萃。整日嘴里专业术语不断，各处指手画脚，呼来唤去。为人师之优越感，体会的淋漓尽致。尤其在几个女青年面前，就越发来了精神。
支书推荐来的青年团支委小红，是个二十来岁的姑娘，长的身材匀称，脸面白净，有一双会说话的眼睛。生就一副好嗓子，平日里就喜欢唱京剧《红灯记》里李铁梅的唱段。这次排节目，不再学别的，只唱“听奶奶讲革命”这选段。把平时音调不准确的地方，略改一改，再与乐队合一合节奏即可。因为准备化妆彩唱，身段、动作是必须有的，学这些就比较困难。文明亮一招一式的教，很是费劲，却也乐在其中。
春节前，按要求在全村化妆演出，时间很紧了。宣传队除白天加紧排练，晚上还要加班。
小红有几个动作始终做不规范，很是着急。一天晚上，众人收工后，小红没走，让文明亮单独补课。按舞台模式，“李铁梅”要丁字步站稳，身子前倾，挺胸抬头，左手后背，右手在胸前握拳。小红却是顾了脚下，顾不了身上，文明亮手把手进行规范。离的近了，小红身上的雪花膏味，一股一股冲入他的鼻孔。熏的他晕晕糊糊，从鼻孔一直痒到心里。文明亮数年不得女色，给小红搬腿扶手之间，再也难耐身子的饥渴，竟一用力，把小红搂在了怀里，那嘴在她脸上乱咂一气。小红一时也懵了，双手下死劲推开他的脑袋，杀猪一般尖声怪骂：“娘那×呀——！”文明亮一愣，也就清醒过来，松开了手。
却说也参加了宣传队的青年团干部小良，是支书的侄子，早就与小红眉来眼去有些意思。今天见小红留下补课，他没好意思同时留下，却也没走远，躲在大门口等着。此时听得小红叫骂，三步两步冲到屋里，一看二人的架势，就明白了几分。小红象见了亲人：“他欺负我了！”小良大怒，一步上前，几个大耳刮子轮番打在了文明亮的脸上。文明亮眼镜烂了，鼻孔也流出鲜血，一时愣在那里。倒是小红上前拦住说：“别打了，他也没怎么样了我。”二人才一同离去。文明亮天塌地陷一般，沉静了一会儿，才擦净鼻血，拾起破碎眼睛，关灯锁门，悄悄回家。
第二天，文明亮的脸肿了起来，也没得眼镜戴，只得在家装病休息，心里却是七上八下。小红也没来大队部排戏。众人感到蹊跷，互相打听，慢慢也就都知道了事情的原委。小良找到当支书的叔父，汇报了前一天晚上发生的事情，支书闻听大怒，当下就决定让小良负责宣传队的工作，让文明亮走人。文明亮在家躲了几天，打听到宣传队已由小良主持，也就大体明白了自己的处境，不再去宣传队。
文明亮继续回小队参加劳动，有人故意问他回来的原因，他却说:“宣传队那帮人没一个成器的，费多大力气也弄不出成绩来。俺早不想干了，只是支书反复央求，俺才凑合到现在。”众人窃笑。文明亮此后尽量装得若无其事，但看到众人挤眉弄眼样子，不好意思再高谈阔论，也不好意思再出去串门了。
后来，母亲病逝，剩下文明亮一个人过日子，更是孤单。再后来，有了私人办企业，文明亮已年老体衰，还是骑自行车，带了被卷，出门打工。三间旧屋，无人照料，慢慢坍塌了。文明亮也就不再回刘庄。乡亲们外出偶然看到他，得知他在外面混的也不如意，在这个养鸡场干俩月，又在哪个猪场做半年，在哪也干不长久。竟似流浪汉一般。

@落地一刀震吴江 2019-11-16 21:48:22
楼主加油，写的很好，已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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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

@西望长安2019 2019-11-16 22:59:02
文明亮，和我邻居邱大叔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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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来这类人还不只是我身边有。

公社 （1）
公社的全称是人民公社。南刘庄所属的鸿堡公社，共辖10个生产大队，每个大队大体上就是一个自然村，自然村规模过大的，就划为若干个生产大队。刘庄村就分为了南刘庄、中刘庄、北刘庄三个大队。1984年机构改革，鸿堡公社改名叫鸿堡乡，下面大队的名称也不用了，恢复原来的村名。只是这划了若干个大队的自然村，其管理机构却没有因此合并。南刘庄大队就改称南刘庄村，刘家庄一个自然村就成了三个行政村。并一直沿袭至今。这是后话。
鸿堡公社的机关就设在鸿堡村，或者说鸿堡大队。鸿堡村是一个传统小镇，一条三、四里长的东西大街贯穿全村，却没有一条象样的南北街，只有南北胡同。每逢农历四、九日，是传统集日，街两旁摆满卖货摊子，中间的人群也是摩肩接踵。供销社下属的百货商店、五金商店、食堂（饭馆）都设在了大街的中心地段。与其相邻的还有信用社、卫生院等。
公社的机关大院、粮站、农机站、中学，还有供销社的废品收购站、卖柴油、化肥的摊子，都设在了鸿堡村的村北，通县城的小柏油路东侧。都是些上世纪五十年代以后的建筑。一色红砖砌墙，红瓦盖顶的房子，玻璃门窗。每个单位大都是独门独院，红砖砌了围墙，大门是铁管焊的大栅栏。墙上刷了大字标语：“农业学大寨！”、“为人民服务！”等等。这片建筑占地也有百把十亩，远远望去，很有些气势。
这片建筑的中间，从柏油路修了一条往东的分支路，长约200米，路顶头是粮站，路北就是公社大院。
大栅栏门左侧的水泥垛上挂一大木牌，上书红色宋体字：“中国共产党鸿堡人民公社委员会”； 右侧挂同样规格的木牌，是黑色宋体字“××省×县鸿堡人民公社”。进得门来，是一条极宽的南北甬路，两排平房把大院分隔为南北两套院子。前排房子左右对称横列在甬路两侧，有办公室、广播站、大会议室、宿舍等；两间东厢房是伙房。后排房子是从西到东相连的一长溜，有十几间。是公社的书记、副书记、主任、副主任及其他人员的办公室兼宿舍。每间屋子的门口，都钉了小木牌子，标明屋子主人的职务或岗位。
整个公社机关不过二十来个人，党委委员、副主任以上的领导，就有十来个，其他人员有：青年团书记、妇联会主任、秘书、财粮员、统计员、公安特派员、电影放映员、广播员等。这些岗位并不都满员，也有几个一人兼二职的。有一笑话说：某领导所在造反派失势，贬到鸿堡公社挂一副职衔，有故人问他：你在公社是第几把手？答曰：第二十二把手。当时公社机关，连炊事员算上一共是二十二个人，意思是他排名在炊事员之后。
经常住在机关的人员更少，副书记、副主任、委员们几乎常年在下面的村子里下乡吃住，只有接到开会的通知才回机关。大院里只剩下书记、主任、秘书还有几个“员”，主持日常工作。
书记、主任是公社的一、二把手，但上县城开会，到村子里下乡，同其他人员一样骑自行车；接、打电话也要跑到前院的大办公室；一日三餐，跟别人一样在机关伙房打饭，极少有人请吃饭喝酒。唯一特殊的是每人占了一间屋子，副职以下的人员都是两个人一间屋。屋子里也就是一床、一桌、几把木头靠背椅子而已。待遇虽然如此，权威却是尽有。十个大队上百名干部的任免、升降都攥在他们手里。当大队干部是美差，人人想当，当上的就死活不肯再下来。还有征兵、保送青年上大学、县办企业招工、各直属单位进人等，无不是说句话就能改变一个人的命运。因此人人敬畏。
平日里，住机关的人员很少回家，也没有星期天、法定假。在伙房吃饭，是事先买了饭票，开饭时自己拿了大碗打饭，再端回宿舍吃。夏天蹲在院子里，围成一圈，边吃边说笑。公社的伙食要好于其他机关，价格还很便宜。主食基本上都是白面、大米。当时城镇人口的粮食供应，一般是七成粗粮三成细粮，粮站却不敢按这个比例供应公社食堂。食油也是从粮站买，指标之外，也尽可多买。吃肉也极为方便，供销社的对外食堂平日里就杀猪卖肉，猪头、猪蹄、杂碎等，拿两个小钱意思意思，就能买回来一堆。炊事员还在大院里，开出一片菜地，自己下手种了四季蔬菜，差不多够吃了。
炊事员是本地的社员，临时工。很是尽心尽力，做饭以外，种菜、扫院子、看大门等活都主动做，烧了开水，灌进暖壶，还要给书记、主任送进屋去。其他单位的炊事员在本单位威风八面，出了门就不算什么了。因食物短缺，本单位吃饭的人都想讨好他。公社机关的炊事员却正相反，在机关，他哪个也惹不起，都比他官大；一出公社大门却成了人物。毕竟在公社大院上班，跟头头们熟悉，因此乡亲们短不了求他办事。

公社 （2）
公社的主要工作任务是农业生产，再加上无休止的政治运动。一年四季忙忙碌碌，少有空闲。
每年开春第一件工作，是抓春耕生产，名曰：“掀起春耕生产新高潮”。先把各大队的书记、大队长叫到公社，开一个动员大会，统一安排生产任务，下达各大队种植计划。会后，公社的副书记、副主任、委员们分别带人，带了铺盖下到所包的村里，领导春耕生产。过十天半月，选一个生产进度快、工作有声色的大队，事先准备一番，开个全公社的现场观摩会。先参观。地里插了红、绿旗子，堆了一行行的粗肥，全村的劳力也集中到附近的几块地，或耕地、或整地、或播种，很是热闹。之后，再回到这个大队的队部开会。一般各大队书记先汇报各自的进度，公社书记、主任讲话，表扬进度快的大队，批评落后的，强调下一步的工作。如此等等。
等到地里的庄稼都种完了，包村的工作组陆续撤回，春耕工作也就结束了。
麦收到了，抓“三夏”工作，即夏收、夏种、夏征（征公粮），又忙活一阵。秋季到了，再抓秋收、秋种、秋征工作。也是开会布置，工作组下乡督促落实。套路大体与抓春耕生产相同。公社抓大队，大队抓小队，具体工作都是生产小队来落实，工作量也都在小队一级。因此，公社的工作看似紧张，实际上并没有多大压力。
文化大革命以前，每到冬闲季节，就开展整风运动。公社派工作组下到各村，有时县里也派干部参加。先是开大会，大队主要干部依次做检查，检讨自己一年来的工作，多是避重就轻，讲一些小错事。工作组动员了一两个社员代表上台揭发批判，无非是某事徇了私情、哪一次无端骂了某个社员、子弟仗势欺负人了。如此等等鸡毛蒜皮。甚至捕风捉影的事情也揭发出来，好在干部们也不敢辩解。表面批判的轰轰烈烈，其实严重一些的问题，如贪污、乱搞男女关系等，一般没有人肯揭发。都是一个村子的乡亲，哪个肯弄成死仇人？大队干部们反复做检查，社员代表反复揭发、批判，没完没了。直到过了春节，开始抓春耕生产了，才给干部们下结论，一般也说不出个子丑寅卯。最后落实政策，让挨了一冬天批斗的干部继续上台抓工作。
大队干部们还是很憷头这整风运动，平日里稍有不检点，就成了被揭发批判的材料。因此，在工作中自然要小心谨慎了。不知道什么原因，生产小队的干部们始终没有被列入整风对象。
文化大革命初期，混批斗了一通，连公社的领导、县里的官员也没有幸免。之后，却也再没有开展一年一次整风运动了。
文革后期，公社成立革命委员会，工作基本恢复正常。只是领导班子里多了造反派出身的年轻干部，大多是担任副书记、副主任等。原来的老干部，凡是本派系的，一般官复原职；参加了对立造反派的，一般调到其他单位降职安排。
这些降职的干部大都是挂一虚衔，没有实权。有的常年托病在家，有的上班也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鸿堡公社在本县的最南端，每逢刮起南风，这些干部们就顺风骑自行车回家，在家歇上十天半月，等刮起了北风，再顺风回公社上班。在乡下骑自行车，逆风蹬不动，顺风极省力气。
过了包村下乡的季节，公社干部们都回到机关，除了开会、学习之外，事情不多。大多聚在一起，说说笑笑，讲些下乡遇到的奇闻趣事。人们私下谈话，很少涉及严肃话题。除非个别关系极密切的朋友才可偷偷交换一些小道消息。
到了中午，几个爱喝酒、爱凑热闹的人，会隔三差五打拼伙。多是做了阄，上面分别写一元、五角、两角、跑腿等，各人分别抓了，各按阄上写的数目掏钱。抓着了“跑腿”的不拿钱，骑自行车到街里，花两块钱打二斤散白酒，到商店的食堂花三、两块钱，切一大包猪头肉、灌肠、猪肝猪心猪肺叶，或买一包五香花生米。回来，几个人钻在屋里吃喝一通，喝完了，再到机关食堂打了大饼、菜汤等吃饭。
有一宣传委员，平日里老婆管的紧，身上从不带钱。每逢抓阄，悄悄躲了，酒菜买回来，又经不住诱惑。人家吃喝到兴头上，他推门进去，别人虚让一声，他也就借机坐下吃喝起来。时间久了，众人自然讨厌他，却也不好明说。就有人恶作剧，倒半大碗酒说：你若一口气喝了这酒，我再掏一块钱买酒。他也不犹豫，竟一饮而尽。如此再买酒再喝，这委员每次都要喝的大醉。最后一把鼻涕一把泪大哭，先哭毛 他老人家拯救了他、培养了他；再哭他老母可怜，他有心无力赡养云云，众人大笑之余，又故意添油播火，引他出丑，竟似耍猴一般。

刘五斗鼠（上）
尼克松总统访华的那一年春天，刘五在刚分到手的自留地里种了半亩花生。
这块自留地临着大道，土质砂性大，离机井又远，多年来只长茅草，没长过庄稼。队里三十多户人家，哪家也不愿意分到这块地。分自留地前，队委会就商量了，谁分到这块儿，二分地算做一分。抓阄时刘五正好抓着了，半亩有余的一块地算做了二分五。刘五家应分四分地，只好在别处再给他补了一分五。
刘五与老婆二人费了几天工夫，把这块茅草地一锨锨翻耕一遍，捡出了一大车茅草根，平整完又施了半猪圈粗肥，才勉强象个耕地的样子。这样的地种小麦、玉米怕是长不起来，只好种了花生。
先用播种器开了沟，用手把事先剥了外皮的花生种子点进沟里，每隔七、八寸点一穴，每穴点两、三粒种子。花生出苗后，赶上天旱，只得费尽力气，浇了一遍水，还锄了两遍草。有肥有水，花生长得倒也茁壮，到了伏天，几场雨过去，花生蔓长了一尺多高，刨开根部的湿土，已经能看见黄豆大小的嫩果。刘五两口子喜之不尽，每天下工，都要绕道来这块地看看。
一天，刘五突然发现了问题：每穴花生的根部都出现了一个核桃大小的土坑，坑底还有清晰的田鼠爪印儿。看来是田鼠开始偷刨花生嫩果了。傍晚收工，刘五悄悄蹲在花生地头观察，暮色中，只见大道那边的草丛里趴了几只灰乎乎的老鼠，转动着小脑袋东张西望一会儿，看路上没有动静，一只胆子大些率先蹿过大道，钻进刘五的花生地，其他几只迟疑片刻，也蹿了过来。过了一会儿，又蹿进来几拨。刘五急了，拣起两块土坷拉，奋力扔进花生地，众田鼠一惊而散。刘五不放心，蹲着继续观察，一会儿，只见田鼠们又陆续溜了回来。天色已黑透，刘五无奈，只好回家与媳妇商量对策。
第二天农历初九是鸿堡集，刘五媳妇赶集去买老鼠药。供销社台阶旁，有个卖老鼠药的汉子，每集都在这里摆摊。老远就听见吆喝：“老鼠药，卖老鼠药，花钱不多，一死一窝！”刘五媳妇挤到近前，看地上摊着三尺见方的脏白布，布上最外面摆一溜儿十来只巨大的死老鼠，细看原来是塞满了干草的老鼠皮。中间卖韭菜一样放着几捆老鼠尾巴，每捆都拳头粗细，时间长久，尾巴都干硬了。最里面是包好的老鼠药，一堆小小的纸包儿。
刘五媳妇花五毛钱买了三包回家。刘五打开看，每包里面有十几颗麦粒，应该是用毒药浸过的。下午出工，刘五把老鼠药放在了背筐里，傍晚收工，顺路把老鼠药撒进了自家花生地。第二天早晨特意起得早，来到花生地顺了垄查找，竟找到了四只死鼠。刘五不禁大喜。
隔了几天再来看，又有新刨的小坑，却再见不到死鼠。买鼠药还得花钱，刘五舍不得了，想这鼠药不过是泡了毒药的麦粒嘛，可以自己做。找生产队管库员要了一撮剧毒农药“呋喃丹”，用水化开，泡了半碗麦粒。这下总可以敞开使用了。
撒了自制的鼠药之后，刘五接连几天检查效果。没找到死鼠，撒在地里的麦粒也不见减少，新刨的鼠坑却与日俱增。

刘五斗鼠（下）
自制鼠药彻底失败，刘五又想到了鼠夹子。以前在家里用夹子逮过老鼠，效果不好。刘五家仓房里老鼠极多，把鼠夹子支在仓房的硬土地上，撒一层土盖了，只露出饵料。隔两天看看，夹子，饵料都原封未动，周围却满是鼠爪印，仓里的粮食也照旧被老鼠偷吃。

这次情急无奈，刘五还是借来两盘鼠夹子试试。傍晚时候在花生垄里下好鼠夹，饵料是抹了香油的陈年花生果。刘五怕老鼠不死反把鼠夹子给带跑，特意在旁边钉个小木撅，用细绳把夹子栓了。第二天早晨出工，顺路来看。嘿！两个鼠夹子都翻了！每盘都夹一只半尺长的死田鼠。战果来之不易，刘五蹲着仔细研究了一番，原来这田鼠与家鼠外表没有太大差别，只是尾巴短一些，不过智商看来却跟家鼠差远了，还没有跟人斗心眼儿的经验呢。

下一步就该扩大战果了。集市上有卖老鼠夹子的，五角钱一盘，刘五舍不得花这个钱，自己动手来做。刘五本来上学极笨，接连上了三个一年级，也就不再去学校了。上学不开窍，手头儿却极巧，别的孩子玩什么玩具，他看上几眼，摆弄几下，就能自己仿做出来。鼠夹子的结构刘五早已熟悉，找来八号粗铁丝弯成架子；用细钢丝盘了弹簧；绑了细竹条做成引发机关，吃顿饭的工夫，一盘鼠夹子就做成了，掰开引发一下试试，与买的竟不差分毫。想到在和花生地里的老鼠抢时间，刘五不敢怠慢，一气做了十盘鼠夹，带了条三丈长的细麻绳，来到地里。鼠夹子都绑在麻绳上，上了饵料，顺着花生垄下好。

第二天早晨，刘五早早来到花生地，顺花生垄隐隐约约一看，鼠夹子好象都翻了，还夹着老鼠呢。刘五按捺住心口的冲动，牵着麻绳往外拉，哈哈，一长串的死老鼠！一溜九个，有被夹住头的，有被拦腰拍住的。剩下的一盘夹子也合上了，饵料也没有了，怕是遇到了老鼠中的高手。刘五把死鼠卸下来，鼠夹子上饵料，换个花生垄重新安放好。此后每天早晨，刘五都来到这块花生地检查鼠夹子，每天都有七、八个老鼠的收获，甚至有“十全十美”的时候。死鼠都扔到道旁个二尺来深的坑里，一个多月过去，竟攒了半坑之多。
花生结果是在根上自浅而深，一层一层地结，最早结的果在浅层土，以后越结越深。到秋天刨花生时，刘五发现，浅层的花生果差不多被田鼠吃光了，后来的深层果却保住了。这半亩花生收获了一百五十多斤，卖了六十二块钱，这是刘五家一笔不小的收入。

养鸡 (上）
这一带几乎家家养鸡，或三、五只、或十几只。
鸡窝一般垒在院子里的向阳背风处，用旧砖头砌成，四尺见方大小。窝门宽、高都正好一块砖长短，鸡入窝以后，四块砖正好堵住窝门。鸡窝里一尺来高处砌着几根木棍，炉篦子一般，鸡入窝后，就栖息在这木棍上。
每天早晨，主妇起床，端出尿盆泼进猪圈，尿盆顺手放在鸡窝旁，抽开堵鸡窝的砖块，把鸡放出来。倒尿盆、撒鸡，这是早晨起来第一件必修的功课；晚上临睡前，堵了鸡窝、拿了尿盆，一天的活计才算最后结束。
鸡出窝后，就在大街上、附近人家的院子里自由觅食。要下蛋了，自动跑回家，卧进专门下蛋的小窝里。下蛋的窝一般搭在窗台上，刚刚能容下一只母鸡。窝里铺了干草，放着一、两个鸡蛋，名曰“引蛋”。那母鸡看见窝里已经有蛋，就会放心大胆地钻进来继续下。有精细人家，打鸡蛋时在一端用筷子戳个小口，把蛋黄、蛋清搅着倒出来，然后把蛋壳里灌满沙土，用纸片糊住小口，做成假鸡蛋，放在下蛋的窝里，代替真蛋欺骗母鸡。
有些母鸡在窝里卧了还不放心，一会儿出来转转，看看没异常情况，又卧了回去，反复几次，有时连偷眼旁观的主人也等急了。最后憋不住时，母鸡才弓起身子使劲，脖子上翎毛炸起，冠子憋得通红。终于，鸡蛋下了出来，人和鸡才同时松了口气。母鸡钻出鸡窝，报功一般“嘎嘎嗒！嘎嘎嗒！”叫个没完。慷慨一些的老太太会捏出几粒玉米，将它犒赏一番。
也有那缺心少肺的母鸡，随便找个地方就下蛋，或是柴草堆里，或是别人家的下蛋鸡窝，这叫“丢蛋”。邻里之间，为母鸡丢蛋引起的纠纷极多。时间长了，哪只母鸡丢蛋，老太太们都会用心记住，早晨撒鸡时堵住它，抱在怀里，把食指伸进鸡屁眼，若是能摸索到一块光滑的硬东西，就是尚未出世的鸡蛋。老太太会专门留意这只鸡，一旦发现它跑出自家院子，赶紧轰回来，直到把这枚蛋下在了自家，才算作罢。
这种散养的母鸡多是传统品种，一年中产蛋只在春秋两季，一般两天或三天下一个蛋，多年的老母鸡，也有四、五天下一个蛋的，极少有一天下一个蛋的母鸡。好在散养不需要喂多少饲料，春、夏、秋三季，基本不用特意喂食，每天在鸡食盆里加些刷锅水即可。那鸡群整天刨粪堆、刨土坑找虫子，刨柴草堆找落下的粮食、草籽。住在村口的人家更是得天独厚，庄稼地里，鸡的食物极为丰富。只有到了冬季，尽心的主妇们，才拿些碾米剩的米糠、磨面剩的麸皮，用水拌了喂鸡。
主妇对自家养的鸡如同对孩子一般熟悉，对每只鸡的习性了如指掌，有的还给鸡起了名字，“大黑”、“芦花”、“傻黄”等等。有的鸡喜欢偷嘴吃，看屋里没人偷偷溜进来，叼起块饽饽就跑，甚至会从小孩子手里抢饽饽吃；有的鸡仁义、老实，喂食的时候挤不到前边争抢，只能等细心的主人额外照顾。
每到傍晚，上年纪的主妇要在鸡窝前查点，看鸡是否都回家了，若发现少了一、两只，会满街吆喝着寻找。也有痞子偷宰别人家的鸡吃。丢鸡的主妇心疼难忍，会在家门口高声叫骂好几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