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拉马车
太阳老高了，上工的钟声已经响了几遍，人们才陆续走到生产队的队部.今天早晨的活是拉车送粪，早到的两个人开始装车。
这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冀中平原上的一个普通生产队。队里有十来头牲口，除去幼畜，能干活的牲口只有七、八头。男女劳力却有五、六十个，再加上老人、放假的半大孩子等辅助劳力，要有一百来人出工。一到收秋种麦季节，准备种麦子的地有一百多亩，要耕、耙一遍，必须靠畜力完成，这是一年里，牛马们最忙最累的时候。其他一些本是牲口的活计，如拉车、播种、打场拉磂砫（读liuzhu,石磙子）,现在又要由人代劳了。
场院里堆着发酵好的粗肥，在早晨的阳光里冒着热气。这是队里直接积的肥，主要是沤好的麦秸和牲口粪便，分量不重，装车的活不累，用四个齿的粪叉，把粪铲起装到车上。
有个惯例，谁装、卸车，回来空车的时候就可以压车，当时的胶轮大车重心靠前，以便于套牲口。人拉车需要重心靠后，为的是驾辕人省些力气，在车上装东西要注意这个区别。但空车的时候就需要在车尾坐上两个人来改变重心，谓之压车。压车是个美差，可以享受别人拉车自己坐车的优越感，正好跟装、卸车的活搭配在一块。所以装、卸车的活一般有人抢着做。
不一会儿，车装好了，人也到齐了，说说笑笑拉起大车就上了路。一个壮实男人驾辕，他左右两个男人傍辕。车辕前端拴“搭腰”（套牲口搭在牲口背上的宽带）的位置，绑上一根四尺长拳头粗细的木杠子，驾辕、傍辕的人用手攀住这个杠子。一般路上并不费力，只是在上下坡道或转弯时，掌握好平衡就行了。前面两根七、八米长的粗绳，每根绳有四、五个男女牵着，拉车的人数并不固定，人少的时候七、八个人能拉，人多的时候二十来个人也一样走，总之你只要出工，就有活可干。
三、四里的路程，二十来分钟就到了准备种麦子的地里。这里传统的种植方式是“两年三熟”，即两年一个种植周期，收获三茬庄稼。春天下种高梁、谷子，秋天成熟早，收割后，种上小麦；小麦在地里越冬，第二年夏季，收割小麦种夏玉米；到秋季夏玉米成熟晚，不再播种小麦，等第二年春季再播种高梁、谷子等春庄稼。至此一个种植周期完成。棉花、红薯一年一熟，每年春季播种，秋季收获。
这是一块割了谷子的地，满地谷茬还没有翻耕。车一进地，地暄车轮下陷，所有拉车人必须使足了力气往前拉，走一截开始卸车。两个装车人放下拉车绳子，一个人拿起三齿镐往下刨，另一个人用铁锨往下铲。卸完一堆继续往前拉，卸车的两个人就不回前面拉绳子了 ，就近在后面推，走上二十来米继续卸。上一堆卸的是车前端，这次卸车后尾，要尽量保持车重心平衡。一车粪要这样卸成五、六堆。
耕地前，地里要布满这样一行行的粪堆，再用铁锨撒匀，翻耕到土里，做为小麦的底肥。那时候，化肥还少，主要以粗肥当家。
卸完车，装、卸车的两人坐上车尾，卷支旱烟点火抽上。回程是“盼家路”，拉车人一路小跑，瞬时到家，把车停在队部，各人回家洗脸吃早饭。

早饭
放下拉车大绳，三旦跟着两个姐回家。拉车出了满身汗，三旦早渴了，进院子直奔窗台下的一口大水瓮。掀开高粱秸编的瓮盖，半瓮水上飘着个水瓢。这种水瓢几乎家家都用，是用自家产的葫芦，晾干后，从中间用锯一解两半，掏去瓤、籽，就成为两只水瓢。因为它在水里不沉，舀完水随手扔回瓮里就行了。有句俗语说“比着葫芦画瓢”，俺总觉得有误，应该是“比着瓢画葫芦”，一个葫芦圆不溜秋的怎么比？那瓢却有一个平面，把瓢扣在纸上，沿周遭画下来，岂不就是一只葫芦？三旦舀起半瓢凉水，仰脖子灌了几大口，看看堂屋里早饭已经熟了，十来岁的妹妹在帮着娘喂猪。三旦爹还在生产队打谷场上，两个哥哥到自留地收玉米，也还没有回来。
三旦拿起靠在瓮边的扁担--当地人叫“担杖”，挑起两只白铁水桶出了院门，到百米开外的砖井挑水。这冀中平原本是地下水丰沛的地区，上世纪六十年代以前，还没有机井浇地，地下水水位高，用扁担钩着桶就能打上水来。几年后的今天，得再往扁担上接段绳子了。一头钩着桶顺到井里，提着绳子晃悠几下，猛的一放，“咕咚”一声，感觉手里的绳子往下一沉：水桶打满了。然后一把一把“捯”上来。这提水“摆”桶很需要技术，没经验者，把桶晃悠半天，那桶就是不倒，顽固的浮在水面，稍不小心，桶还会脱离了钩子，掉到水底。因此还有一种专门工具，叫“捞梢钩”，（以前的水桶是木板砌的，此地叫“梢”）。这捞梢钩有大小十几个铁钩子联结在一起，栓上长绳，扔在水底慢慢摸，直到挂住了水桶，再慢慢提上来。井台上，经常有人在打捞掉到井里的水桶。



三旦打满两桶水，颤悠悠挑回家。连挑两趟，水瓮还不太满，爹和两个哥都回来了，娘一边收拾饭桌，一边招呼众人吃饭。三旦放下扁担、水桶去洗脸。水瓮旁边地上放着碰掉了几块搪瓷的脸盆，半盆浑水早洗过了几张脸。村民有句俗话“碜水洗净手”，意思是再脏的水也能把手脸洗干净。三旦猫着腰洗几把脸，拽下晾衣铁丝上的粗布手巾，擦了手、脸，走到屋里吃饭。
这里人们吃饭习惯用矮脚方桌，一尺来高，三尺多见方。冬天饭桌放在炕上，长辈人盘腿做在炕头，晚辈或在地下打横，或偏在炕沿；夏秋季节，饭桌或放在外间屋正中的地上，或放在院子的阴凉里。这时三旦一家人在外间屋，或坐或蹲在桌旁开吃了，留给三旦的空位上放着一只“蒲团”，是用麦秸编成的圆墩子。三旦坐下，先端起一碗给他晾着的绿豆汤，咕咚咕咚喝下两口，拿起棒子面饼子，就着熘茄子大口吃起来。
庄稼人早饭是正餐，不能糊弄。这是一顿典型的本地农家饭：贴饼子、熘茄子、绿豆汤。柴灶上的七印大锅里，添水放绿豆，上边架篦子，码上切开的茄子，锅边再贴一圈棒子面饼子，盖上锅盖烧火，等茄子蒸软，饼子烙熟，绿豆也煮开了花。连菜带饭还有汤，一锅就都有了。饼子要用锅铲铲下来，装在高梁亭杆做的笸箩里上桌，装饼子也有讲究，要把饼子咯馇朝上，平铺在透气的笸箩里，为的是不让蒸汽把饼子咯馇偎软。棒子面饼子挨着锅的那个面，被热锅烙出酥脆的硬皮，这硬皮人称“咯馇”，嚼在嘴里好吃无比。茄子入盆绊上盐和蒜末，搅拌成泥。
一家人都忙了一个早上，饿的前心贴后心了，此时都闷头大吃，只有最小的妹子吃饭挑剔，拨拉着熘茄子专拣没调成泥的茄块吃，人多菜少，菜里狠劲多放盐，只剩没调开的茄块还淡一些；吃饼子专揭咯馇吃，剩下没有了咯馇的饼子就归娘吃了。<br> 此时两只胆大的母鸡探头探脑，悄悄溜到屋里，啄地上的饽饽渣吃，也没人顾上往外轰它们了。

收棒子
棒子者，玉米也
话说黑要吃过早饭，钟声已经响过一遍，提起板镐来到生产队的队部.队部还只有刚敲过钟的队长等三、两个人，问清楚了上午是到西沙洼收棒子，便不言声上了路.急人熟路，一会儿到了西沙洼本队的棒子地，径直走到地边，揽起最边上的几个棒子垄，扬起板镐就刨了起来，刨进去数米远便停了下来，扔了板镐，这叫占甲垄。卷支一半麻叶一半烟叶的旱烟点着抽上，仰面朝天的躺在了刚刨下来的棒子秸上。这冀中平原的秋季，气候已经凉爽，刚才着急出了一身热汗，现在伸懒腰躺平了，虽未在意那蓝天白云，几口烟雾吐出来，却已是神仙了
黑要抽的这支烟叫地头烟。当时人们下地都是两条腿走路，难免路上稀稀拉拉，先到地头的占上甲垄，开始抽烟，慢慢的把后面的人等齐了，由队长发令再一齐动手。占甲垄，是此地方言，多人一起收割庄稼，每人占一定的宽度，收割下来的庄稼横放在地，甲垄的宽度要略大于庄稼放倒后的长度。众人依次排开，干活互不影响。
黑要在集体干活一贯撒懒蹭滑，今天一反常态勤快起来，这里面是有文章的。原来集体种地跟如今单干种地有一点截然不同，单干种地管理精细，地边的庄稼通风采光好，长势茁壮；集体种地应了当地的一句俗语--“十边九稀”，是说地边上的庄稼稀，且黄弱矮小。皆因管理粗放，施肥不到边浇地不到头之故。刨边垄上的棒子要比刨里面的省许多力气，黑要这人专门留意这些，今天一反常态早早来到地里，就是要抢先占着边上的甲垄
人陆续到齐，刨了起来，满地板镐飞舞，只听一片咔喳、咔喳声，很是热闹。这刨棒子很有学问，只听这咔喳声便知道这是刨队里的棒子，刨自留地的棒子不会有这样的声音。刨棒子用板镐，一尺半长的镐柄，一只手握着，高举过头，靠惯性落下来，力量很大。刨自留地的棒子，要一镐入地，用力一撬，一棵棒子连根刨起，带下一块土坨，左手提着棒子秸，右手用板镐背连敲土坨，磕打干净再把棒子秸放下；刨队里的棒子就不这样了，板镐不能入土，齐着地皮把棒子秸砍下来，不能带上多少土，省去了一撬、几磕打的动作，板镐可以连续飞舞，一气砍下数棵用左手攥着，手里满了再一并放下，速度要比自留地的刨法快若干倍。只有等土地翻耕过以后，才能看出究竟，耕过的队里的棒子地，土坨连着土坨，一个土坨就是一个棒子茬，且不说打耙的困难，致命的是造成麦苗的缺苗断茏。开始是黑要等少数人用这种刨法，他们省了许多力气，当时还发现不了什么差别，慢慢人们就都采用了这种“先进”工作法，队长亦无可奈何了。
近晌午，黑要和手脚快的几个人已经刨到地的另一头了，或坐或躺，男人 抽烟，女人嚼甜棒，甜棒就是没有结果实的玉米秸，其汁甘甜无比，赛甘蔗。休息一阵，回头看看还有几个体弱的离地头还有几十米的距离，队长发话了，来来来，再动动手，接接他们，都到了头就收工，于是人们七手八脚的帮后面的几个人刨，一会儿功夫，都到了地头，收拾板镐、拎起脱下的衣服，走上回家的路。这时黑要也从没有刨倒的棒子地里钻出来了，边走边整理裤子，做出刚方便过的样子，众人也不以为意，黑要是从不帮别人的，每到这个时候，他的屎就来了，蹲到别处不出来，一直到大伙把活做完。 刨倒的棒子一溜一溜的排着，铺满一地。再由老人、孩子等辅助劳力，把棒子穗包下来，黄灿灿的堆成大堆。队长亲自过秤，会计算帐，就地把刚收获的棒子分给了各家各户。这是全队社员最喜悦的时刻。

工分


吃罢晚饭，还有一项活动，每家至少要出一名代表，到队部记工，由记工员把每人当天的劳动记录在记工本或表上。
队部在一个没有围墙的大院里，占地五、六亩，北面一溜十几间矮房，有饲养棚、库房、草料房等，南半部是几个巨大的猪圈，里面没有养猪，只是用来积肥。饲养棚是三大间相连的屋子，两头的两间养牲口，中间是饲养员的宿舍兼生产队办公室。三间屋子分别有门洞通院子，三个门洞都没有门扇，冬季吊草帘子保温，其他三季大敞着。宿舍与畜舍用贯穿南北的两个牲口槽隔开，饲养员在宿舍就可以给牲口添加草料，宿舍靠北墙的中间，是一铺土炕，上面铺着光席，放着油脂麻花的被卷。土炕有极大的灶门，用来冬季烧火取暖，这炕总是烧的烫烫的，招来满炕闲人。屋顶、四壁被烟熏的油黑瓦亮。空气里永远弥漫着一股怪味。细品，应该有牲口粪尿味、抽过的旱烟味、人体的汗液味、烟熏火燎味等等。这种混合气味，除了生产队的牲口棚，哪里也不会再有。你别说，闻惯了还怪亲切的。生产队开会、记工、闲聚都在这间屋子，一年四季这里总是热热闹闹。





队部没有桌子。记工员记工，冬季是趴在饲养员宿舍的热炕上，其他季节是趴在院里停着的大车上。记工员是兼职的，白天跟大伙一块出工，晚上记工，每天补助两分工（0。2个工）。每到晚饭后，记工的地方总是围起一簇人头，中间是一盏昏黄的油灯。
原来记工用的是记工本，本子由社员本人自己保管，由记工员登录。后来发现有人私自涂改，甚至模仿记工员的笔迹自己填写，把家人没有出工的时段记成出工。后来就改用记工表，全队的劳力统一用一张或两张大表，记工表由记工员保管，避免了上述漏洞。但蒙混工分的事情却不能完全杜绝。按要求，记工只记当天的出工，事实上大家都难免哪天晚上有事耽误了，只能第二天甚至第三天一总记。隔了天，难免就有记忆错误，把没有出工记成出工，难免有人故意多记工。有那么几个人蒙混工分出了名，一般的人记工自己说多少，记工员就记多少，唯独这几个人，记工员特别留意，有时就要盘问盘问，好在这几个人脸皮略厚些，即使盘问漏了底，脸也不会红。

工分一个月一合计，年终总计。做为决算分红和分粮食、烧柴的依据。

年终决算由会计来做，会计也是兼职，没有帐可算的时候也参加生产劳动。大体算法是：先算出全年的总收入，就是把当年生产出来的粮食、棉花、柴草统统折合成钱，价格是国家统一规定的，各项折款加在一起就是全队的总收入。总收入除以总工分，得数就是当年的工值，假如说总收入是5000元，总出工10000个，那么工值就是5角。
帐还要算到每个农户头上，也是先算出本户的总工分，总工分乘上工值就是这户的总收入，这个总收入是资金形式的，要减去本户分到的实物折款，剩下的钱数就是分红了。
不是每户都能分红。劳力少的户，出的工也少，他的总收入小于分到的实物折款，他就要给生产队缴钱。为什么出现这种情况？原来分实物不完全根据工分来分，而是主要按人口分，工分只占一定的比例，一般为人七成劳三成，也有人八劳二的。实物分配中，人头占了较大比例，由此保障了劳力少的户的生活必须。确定这个实物分配的人劳比例，一般会成为分红户跟缴钱户矛盾的焦点。
往往决算做出来了，也不能完全兑现，缴钱户的钱不会顺顺当当的拿出来。有家庭成员在外面上班挣工资的户，还能拿出一些，纯农业户没有现金收入，他用什么拿？好在那时没有强制缴钱这一说，拿不出钱来，欠着就是了，等孩子们长大挣了工分再还。缴钱户缴不上钱来，分红户也就只能分个数回去了。

吃的变迁 1


用了这个题目，就不得不从1958年的吃食堂说起。“食堂”这个词，最早是从一群聊天的妇女嘴里听到，大意是说，要吃食堂了，不用刷锅做饭了。话里流露的是新奇、盼望。
最初的食堂的确给人们带来了兴奋、满足，食堂的饭敞口吃，几百口子人挤在一个大院里，边吃边聊，很有意思。
一般午饭吃干的，多是棒子面或高梁面窝窝头，盛一个大笸箩里，抬出来放在院子当中，两只水桶里盛菜汤也放在一旁，吃多少拿多少。有几分象今天的吃自助餐，个个吃的肚皮鼓鼓的。晚饭喝粥，还有熘山药，就是蒸的稀软的红薯。晚饭开的晚，黑暗中弥漫着棒子面粥的香味，院子里一大片蹲着的黑糊糊的人影，很远就能听到混成一片的“唏溜”声。粥烫人急，喝起来要有些技巧，手捧大海碗，连筷子都不用，嘴在碗沿转圈喝，准确说应该叫吸，把嘴嘬起来，连空气带粥一起吸进嘴里，因此发出响亮的“唏溜、唏溜”声。挨着碗沿的粥凉的快，温度略低一些，吸进的空气也起着冷却的作用，这样就能吃的快一些，吃伙饭，速度是很重要的。孩子们故意把嘴嘬的更小，吸成“吱--吱--”响声，一时间声震夜空。
吃饱了，临走再拿几块熘山药，边走边吃，孩子们吃几嘴不吃了，一甩手扔到房顶上，更有好玩的，使巧劲把山药摔在墙上，名曰摔蘑菇。只是到了第二年，吃不饱了，又到房上把晒干的熘山药拣下来，摔在墙上的山药也用棍子捅下来，重新吃它。这东西坚硬无比，只能下死劲啃，掉了牙的老人、才长牙的孩子咬不动。这无意之中却发明了一种山药的新吃法。若干年后，山药熘多了吃不完，切成滚刀块，放在窗台上晾干，存起来，没事的时候拿一块慢慢啃。其味甘甜醇厚，竟成为极具特色的美食，前几年还有人家把这美食作礼品，送城里的亲朋。还有精明的企业，批量生产这种“山药筋”，装入精美的塑料袋子，卖大价钱。这都是后话。
农忙时节，晚饭后还要干活，这是大跃进的年代。干完活夜深了，肚子也叫了，因此还有一顿夜宵，这夜宵只有干夜活的劳力吃，老人、孩子早睡下了，没有份。某个时段夜宵总吃豆腐脑。当地有高梁间作黄豆的传统，黄豆熟了收获不及时，豆荚暴开，豆子掉在了地上，一场雨过后，地上的黄豆泡胀了。发动小学、幼儿园的孩子们把胀了的黄豆捡回来，队里现成有歇业的卖豆腐脑的手艺人，把泡胀的黄豆磨浆做成豆腐脑。孩子们大多没吃过这美食，听大人讲起来，馋的流口水。当然，真要坚持吃的话也不一定不让吃，只是孩子们都难熬夜晚的困乏，早早就躺在炕上不动了。
1958年风调雨顺，地里的草长了多半人高，凡草长的好的年头都是好年景。可是1958年的收成并不好，青年人大都上了水库工地，在家的人个个磨洋工（怠工），尽管墙上的标语尽是“鏖战”、“夜战”“多快好省”的字眼，劳动效率还是奇低，庄稼大都被草“吃”了，收秋又是丢三落四，到了冬天，地里还有没有收获完的庄稼。不清楚当年的公粮究竟缴多少，反正装到仓库里的粮食太少了。加上食堂管理粗放，泼洒浪费比比皆是。因此，在食堂里敞口海吃的情景，维持了不足一年时间，就一去不复返了。

吃的变迁（2）


生产队的食堂好景不长。从敞口吃改成了定量吃，开始每顿三个窝头到每顿两个窝头，后来竟只给一个，这是成年人的定量。五、六岁的孩子给“三分”窝头。后来上学学分数理解的特别快，老师一讲到十分之三，马上想到了当年的“三分”窝头。吃定量可以把饭打回家里来吃 。孩子三嘴两嘴三分窝头就进去了，眼睛眨巴眨巴的望着大人手里舍不得下咽的窝头，大人只有掰下一块递给孩子。
当年人们的饭量都特别大，小伙子一顿吃四、五个窝头是正常，七、八个也能吃下去。有菜汤、咸菜佐饭就是奢侈了，多数时候都是干吃窝头喝凉水。没有菜的参与，对窝头的味道体会的更清晰、更深刻，那棒子面的窝头越嚼越香，回味无穷。只是人身体的营养来源只有主食一种渠道了。
吃不饱了，打饭就成了人们一天当中最为期盼的事情，一群光屁股的孩子，吃完早饭，就拿着“芊子”（芊，读做qian.芊子是一种用高梁楟杆编成的笸箩,当地人专门用来盛饽饽），到食堂打中午饭 ，把芊子放在地上代替人排队，每天上午，食堂门口一条用芊子排成的长长的队伍 ，成了一大景观。
渐渐窝头没有了，改吃“淀粉”。此淀粉非彼淀粉，是用山药蔓或棒子核等为原料做成的 ，不知哪位高人借用了这美好的名字，反正不是农民，那时候的农民，还没有人知道淀粉是什么东西。做法不复杂，把原料烘干碾碎，用粗罗筛过，掺上少许棒子面做黏合剂，合成面团后还是太松散，捏不成窝头，只能两手团一团，弄成圆不圆扁不扁黑不溜秋 的东西，上锅蒸熟即可。这东西吃在嘴里满嘴是渣，一股浓浓的中药味，难以下咽。几种淀粉中，山药蔓做的还略微好吃一些，除了中药味以外，竟略有一丝甜味。每顿饭两个淀粉团，搭配两个熘山药，山药成了佐饭的菜，吃一口淀粉，再吃一口山药送下去。讲究一些的人家，把淀粉团打回家以后，搓碎，上锅烙干，这样吃起来中药味略淡一些，还有酥脆的感觉。
挨饿的滋味最不好受“吃”成了人们生活中唯一追求的目标，凡是能入嘴的东西，都往嘴里塞。一开春，耕地翻出上年落下的山药，虽然一冻一化已经变了质，味道苦，颜色黑，但擦擦土就吃进嘴里。野菜长出来了，孩子们整天拿着口袋在地里转悠，寻觅簇簇柳、面条棵、青椒菜，野菜不能生吃（苣苣菜又叫苦菜，可以生吃，但不能代替主食），要拿回家里，用开水煮熟，放些盐，就是一顿美食。秋天，地里可吃的东西太丰富了，生山药、生棒子、生北瓜、生西葫芦、生茄子、生萝卜等等等等，其中，生山药、生茄子最为好吃，后来能吃饱了，偶尔还弄两个尝尝鲜，生茄子就大葱，是难得的佳肴。秋天的庄稼地，是饥饿人群的天堂。煞秋毕后，能吃的东西越来越少，一群妇女在场院打棒子，抓起一把生棒子粒捂在嘴里，个崩个崩地嚼。冬天，一群孩子，用铁丝穿着白菜疙瘩（白菜的根茎）在火上烧，烧熟一层啃一层。人们逮住麻雀烧麻雀，逮住老鼠烧老鼠，这是真正的美味。
人们闲聊的话题只剩下一个，就是“吃”。某人讲起前一天，裤腿里装了一根萝卜，（上些年纪的妇女时兴把裤腿脚扎起来）偷偷带回家，村口有“护秋团”，凡回家的人都要搜身，此萝卜竟没有被搜出来，晚上用半锅水煮萝卜片，一家人每人一大碗，连汤带水吃了个不亦乐乎，讲的人津津乐道，听的人满脸的羡慕。当年，不肯偷吃食的人极少。后来学《雷锋日记》，有一句名言大意是说，一个人吃饭是为了活着，而人活着决不是为了吃饭，当时还纳闷，人活着不为了吃饭还能为什么？
故事发生在1959年到1960年，后来，人们“胖”、瘦反差极大，瘦者骨瘦如柴，孩子们两条细腿支着一个大肚子，再往上是长长的脖子挑起一个大脑袋；胖者胖的眼睛只剩下一条缝，其实不是胖，是极度营养不良导致的浮肿，胖胖的脸上，一按一个坑。一老汉蹲在地上，黄水顺着又亮又粗的小腿往下流。年老体弱者，大部分没有闯过来，埋死人经常发生，用家里装衣服被褥的躺柜装起来，几个人抬出去埋了就完了。没有鞭炮，没有唢呐，少有哭声，也没有几个送殡、看热闹的。从1958年到1960年，出生的孩子也极少。即使出生了，一般也活不下来，生了孩子的女人都没有奶水。例外当然也有，一个本家弟弟，生下来是家人用熘山药抹到嘴里喂活了，如今也四十大几岁了，竟胖的象水桶，并且是真胖，不是浮肿。
有一点题外话不得不说，吃了集体食堂，生产队长的权力从生产领域扩展到了生活领域，因此又多了一项管理措施，但凡哪家人，有不服从劳动分配、或逃工、或怠工、或偷食、或不明原因惹了队长不高兴，立即惩罚--“卡饭”，就是不让一家人吃饭，这措施简单快捷有奇效，比后来的罚款甚至拘留还有效的多。

熬到了1961年，生产队的食堂终于解散了，队长也被撤职了，这都是大快人心的事.人们把挨饿、受罪的原因都归结到队长头上,以前是敢怒不敢言,现在村里来了大学生工作组，组织社员开队长的批斗会.一个村子的人，低头不见抬头见，尽管恨的牙痒痒，多数人还是抹不开脸上台揭发批判，只有几个“不懂事”的年轻人上台，打了几个耳刮子，批斗会也就草草收了场。

农户重新获得了在家做饭的权力，不过下锅的米面还是没有着落。找出早年压箱子底的几件旧衣裳，拿出没有多少实用价值的摆设如座钟、瓷瓶，甚至连还要使用的躺柜、鬼头车（一种独轮手推车），都拿出去换了粮食。换粮食要出去十几里，到安平、饶阳一带的村子去换。前几年那里折腾的轻一些，老百姓家里还有些粮食。能换回粗粮吃的人家，都是早年间比较殷实的人家，还能找出有人要的家什。家徒四壁的人家， 只有拉起讨饭棍 讨饭去了。也是到安平、饶阳一带去要。讨饭也有讲究，到了人家院里，不能进屋，不管主人年岁大小，都是一句话：大叔、大婶可怜可怜我给口吃的吧，救救命吧。主人大都掰下一块饽饽递出来，嘴里嘟哝着，又是某县的吧，真是遭罪啊.也有心眼特别好的，看着来人可怜，竟把家里的剩饭统统端出来，让讨饭者饱餐一顿.这会让讨饭者大为感激，给家人，给乡亲们好好讲上一阵子。一般一天也能讨到小半口袋儿碎饽饽，拿回家里，就是一家人的口粮，那个时代的人，有过讨饭经历的不在少数。

吃的变迁 三
这个时期，最考验主妇持家的水平，换回来的粗粮，讨回来的饽饽，如何搭配上菜汤，掺上野菜，总得让家人吃个肚子圆，顿顿能让家人吃圆肚子的主妇就是好主妇。人但凡被逼急了就能“创新”.又一种新的饭食创造出来了，名曰“苦类”（发此音，找不到恰当的字），就是用树叶或野菜、或蔬菜、或泡开的干菜，切碎掺少许棒子面，加盐，加少许水拌匀，上锅蒸熟，再用辣椒或蒜泥调味，做主食吃，味道很是不错.到了现在，上些年纪的人，偶尔还会做一顿解解馋，只是调味品里多了花椒油、辣椒油。去年，某一得了绝症的老人，孩子们问想吃什么，答曰：“苦类”。--晚饭还是喝粥，棒子面就是这么点，只有多添水，粥越来越稀，人的肚量却越来越大.大人、孩子都是三碗、五碗的喝，喝完粥，孩子们用手搂着圆圆的大肚子蹭出家门，脸上是无限的幸福。 <br> 吃饱了，可就是不抗时候，两泡尿下去，肚子又瘪了。人们还是整天寻觅填肚子的东西，逮老鼠、抓麻雀、捋树叶，挖野菜，凡能入嘴的东西都往家收拾。有两个小故事：某日，一壮年汉子，看见一只母鸡叼着一个没有发育起来的小山药，也就一两寸长吧，吞下半截露着半截，汉子如获至宝，把母鸡从前街撵到后街，鸡跑不动了，人也跑不动了，按住鸡，从鸡嘴里拽出那个侏儒山药，擦也不擦，直接就填到了嘴里，这条小山药的营养远远不能补充撵鸡消耗的能量。其二：众人在一起锄玉米，张三突然发现一直青蛙，拿着锄就追，旁边的李四也跟着追，李四手快，一锄把青蛙打死，为争这只青蛙，二人发生争执，差点动起手来，在众人调解下，把青蛙从中间一拧两截，李四尖头，要了肉多的大腿，张三憨厚，要了头、肚，下工拿回家，放盐水煮，吃肉、嚼骨头、带喝汤。

今天老家来人，是一位大我几岁的老兄，看了《吃的变迁》的前两部分，唏嘘不已，顺嘴讲了上面的两个不是故事的故事，现趸现卖，写了出来，与大家共享。

在解决吃饭的问题上，自留地功不可没.食堂解散不久，就给农民分了自留地，每人不足一分，别小看这一分地，当时所有先进的农业技术，化肥、农药、机井浇水的增产作用，首先是在自留地得到充分发挥.一年两熟的种植模式也是从自留地开始的，每年一季小麦一季玉米。（这里传统的种植模式是三年两熟），当时自留地的亩产能达到1200斤左右，集体耕地的亩产量也就是二、三百斤.人们尝到了甜头，于是在规定的数量之外，偷偷的加大自留地的数量，今天分一角“鸡刨地”，明日又划一溜“猪拱地”，原来村子边缘的散碎地块，鸡刨猪拱，都长不成庄稼，一旦分为自留地就成了高产田。到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每人名下的自留地达到了0。3亩左右，至此，人们才算真正吃上了饱饭。
1962年以后，经济得到了初步恢复，但饿肚子的阴影依然笼罩着人们。主妇们不得不精打细算，扳着手指头过日子，每个月吃多少粮食，每一天吃多少粮食，要把仅有的粮食吃到次年新庄稼收获。一句俚语说，“穷汉子就怕闰月年”--农历闰月年是十三个月，要多一个月的吃食。当时典型的食谱是，早晨喝山药粥，--棒子面粥里煮上山药，为的是不吃干粮，中午吃一顿有干、有稀的主食，晚上又是稀的，条件好一点的人家，晚上可以吃上一顿白面做的稀面条。干粮多是窝窝头、贴饼子，这两样都是用粗粮做，有高梁面、棒子面、山药干面等等，以棒子面为主体.贴饼子与窝窝头在口味上无太大区别，贴饼子是在锅的上沿贴上一圈，锅的下部或同时熬汤或熘上山药，连蒸带烙，熟了有一层酱红酥脆的咯咋，口味略好，贴饼子的不足是每锅做出的饼子数量较少，人口多的家庭不够吃。窝窝头每锅蒸的数量多，人多吃伙饭时还可以用多层的笼屉，效率高的多，窝窝头的形状如其名字，似圆形的金字塔，上尖下大，中间还有一个暗孔--容易蒸透。捏窝窝头很有意思，左手五指与右手四指配合，围起来做圆锥体状，右手拇指伸在圆锥体的正中间，形成一个活动的模板。面团在“模板”内团转几下，九个指头的圆锥体塑就窝窝头的外形，右手拇指扩展出当中的暗孔。手巧的主妇捏出的窝窝头，孔大壁薄，外形秀气，好看好吃。
中国的一位伟人，曾有名言：忙时吃干，闲时吃稀；中午吃干，早晚吃稀。可惜绝大多数农妇并不知道伟人的指示，她们这样做，完全是与伟人不谋而合。应该说，这些农妇们也是可称伟大。
到上世纪七十年代，粮食基本够吃了。比较富裕的家庭，过年可以杀一头自己养的猪，拿到集市上卖一部分，一家人再足吃两顿，剩下的就腌制成腊肉，存起来，等收麦子的时节或偶尔来了亲戚，拿出一块，或炒菜或熬菜。日子稍差一些的人家，会把养的猪卖掉，拿出一小部分钱，到集市上买回两“刀”猪肉，一“刀”大约六、七斤，每斤猪肉的价格一块钱左右。那时买肉，肥肉最好也最贵，瘦肉便宜，头蹄杂碎不值钱，跟现在行情价码正好相反。
无论穷富，（那时的穷富差别不大）家家腊月二十几都要煮一锅肉，一家人放开肚皮吃，把一年未见腥荤的缺憾一次补上。有特能吃肉者，用筷子插上三、四寸见方的大肉块，转圈啃，一顿饭连馒头都不吃，煮肉这天才是真正的节日。吃剩下的肉捞出装盆，以后熬肉菜用。这里的风俗是大年初一早饭吃饺子，中午熬肉菜。诸位对饺子都熟悉，不做介绍，单说中午的熬肉菜，用煮肉的肉汤，加白菜、粉条、豆腐、干蘑菇，还有切成片的熟猪肉，熬上一大锅，一家人敞开吃也不会吃完。剩下的肉菜更是好东西，以后每天再添加白菜继续熬，继续吃，只是光加白菜不再加肉，有的人家，大年初一的剩菜能接上正月十五新的熬肉菜。正月十五是小年，还有一顿类似的熬肉菜，质量略差一些，吃的模式也是一样的，剩一回添加一回白菜，吃到最后，寡淡之极，跟素菜已无多大区别。正好跟日常的饭食做到了平滑接轨。

山药
在过去的年月，山药在人们生活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不得不单独成篇。
查资料得知，山药原名红薯，还有白薯、番薯、山芋之称。原产于中美洲南部的热带、亚热带地区，大概十四、十五世纪传入我国。不知何时传入本地。本地的山药分两季种植，春季种植的叫春山药，收割小麦后种植的叫夏山药。夏山药收获后，入窖保存，第二年早春，挑出块头匀称、无瘢无病的山药，植入特制的苗圃，俗称山药炕，培育出秧苗。小满季节开始移栽到大田。过了麦收，春山药的秧蔓已经爬满了地，把较长的秧蔓剪下来，裁成一尺来长的段，扦插到翻耕起垄的麦茬地。至此，一个循环完成。春山药的种薯来自夏山药，夏山药的秧苗又来自春山药，如此相互依存，不可或缺。山药产量极高，当时每亩可产两、三千斤，晒成山药干后也有大几百斤，因此在粮食短缺的年代得到了广泛种植，在人们的食物构成中占了不下三成的比例。
春山药块大，含淀粉量高，水分少，一般收获后立即擦片晒干，做为粗粮食用。可烙饼、蒸窝窝头、擀面条、压饸喇，包饺子。有的人家，把刚出锅的山药面窝窝头，上碾子碾压成薄薄的大片，再切成细丝，佐以盐、醋、蒜，成为一种口味独特的美食。还有巧妇，用和好的白面团包住山药面团，擀成包皮面条，或吃凉面、或打卤面、或炸酱面。这种面条，粗看与白面条无异，细看中间多一条褐色的线，吃在口里，有白面的滑爽，还有山药面的筋道，只是总有几分山药干特有的微苦味。近几年，还有小贩在集市上卖这种包皮面条，开水煮熟，出锅用凉水过一下，浇上卤汁、醋、蒜泥、花椒油，竟招来不少怀旧的老人和猎奇的青年。后来还有人家把春山药做出淀粉，并加工成粉条，或自吃、或出售。
夏山药一般直接食用，收获后要入窖保存，随吃随往外拿，农户窖存山药，温度、湿度不好掌握，经常出现烂山药的现象，只得随烂随吃，把烂的部分削去，剩下好的部分照样吃下，少数精细人家，保管的很好，能吃到第二年的麦收，到了那时节，山药就成了稀罕物。山药最普遍的吃法是熘着吃，把山药洗净码在大锅里，加少许水，盖严实，先大火后小火，停火再焖一会儿。待山药稀软后出锅。往往山药出锅后，锅内剩下些许的浓汤，此汤含糖极多，甘甜无比，俗称“山药油”，每到熘山药出锅的时候，孩子们守在一旁不肯离去，专等吃那点山药油。还有生产队的副业作坊，生产“千穗谷”（一种当地种植量极小的谷类）糖。把千穗谷上热锅爆成米花，以专门熬制的山药油做黏合剂，压制成型，切为小块出售。
熬山药粥也是当时一种普遍的饭食，已经叙述过不再赘叙。山药还有一种特殊的吃法，直接用火烧熟，一般做为野炊，在家少用。在平地挖沟，沟宽略小于山药块的长度，挑细长的山药块，架在沟沿，平铺一层，下面沟里烧火，烧一会儿翻个，再烧，最后把山药填进沟里，埋入火灰焖熟。烧山药，皮焦瓤软，热烫甘甜，在诸多吃法中最为好吃，如今城市中的烤红薯是否由此而来？烧山药需要经验丰富的人来烧，掌握火候极为关键，弄不好不是烧糊就是熟不透，并且每次加工量很小，时间很长，特费烧柴，因此没有普及，当年也只有从事看守庄稼、浇地等闲散活计的人，在地里摆弄此物。
山药吃多了，胃要泛酸，疼痛难忍，后来人们发现，山药跟白菜搭配吃可避免此病。因此，熘山药熬白菜又成为当时普遍流行的一组饭食。多吃山药也有妙处，解大便时爽滑无比，痛快异常，拉山药屎竟是一种享受。医药专家失职，至今没有把山药列为治疗便秘的药物。
到粮食够吃以后，山药成了喂猪的饲料。熘山药加水，搅拌成泥，掺上磨碎的秸秆、干草，喂猪既适口又长膘。只是有些可惜了了。
土地承包以后，粮食产量大增。小麦成为主要粮食品种，粗粮已很少食用，养猪日渐专业化，不再以山药为饲料。山药逐渐退出人们的生活。至今只有少量种植，卖给城市里烤红薯的小贩，山药的身价也高了，成了换钱花的经济作物。

供销社


村里唯一的商业机构就是供销合作社，人们习惯上叫供销社，全村人要花钱买的日用品，大部分来自于此处。供销社坐落在村子中央的东西大街上，一溜四间临街的房子，坐北朝南，西头三间打通做门市，东头一间隔出来做售货员的宿舍。门市正中临街开门，进的门来，只见从西到东一条凹字型的柜台把屋子分为两部份，南半部凹字型中间挖出的那一块，是顾客活动的地方，面积较小，其余大部分是售货区，紧靠西、北、东三面墙是直到屋顶的货架子，摆满了商品，柜台是砖砌的，下面空心，开口朝北，柜台里面也堆满了货物，只是这里面的货物，顾客从外面是看不见的，不象现在的玻璃柜台，里面的东西可一览无余。售货员在柜台与货架子之间的过道中来回忙活。
东墙的货架子上是布匹，有十余种，都卷成卷竖着摆放；北墙的货架子被正中的一个穿堂门一分为二，东边是肥皂牙膏日用百货，西边是烟酒糖茶；西墙是五金文具。穿堂门外面是一个小后院，堆着锅碗、盆罐等粗笨之物。
柜台的西北拐角处，上面摆一个黑色酒坛子，旁边摆一黑色小碗，碗里立着个一两的酒提（量酒的容器），坛子里装着一块钱一斤的散白酒，偶尔会有一两个常客，来了靠在酒坛处的柜台上，售货员默契的走过来问：一两？来人点头，售货员从坛子里打出一提酒，倒在小黑碗里，来人一饮而尽，用袖子擦擦嘴，掏出一毛的票子仍在柜台上，转身而去。旁人会用鄙夷的眼光斜视这一过程，喝酒人是不过日子的光棍，搜罗两个小钱都换做了酒喝。
纸烟是从几分钱到一角多钱一盒的“丰收”、“前哨”之类的抵挡货，最好的“佳宾”烟，两角五分一盒，佳宾烟不摆在货架上，而是放在柜台下面，来了关系好的熟客，售货员才会从下面拿出一盒来。抽烟卷的只有大队的干部、小学校的老师，平常人家统统抽旱烟，只是招待客人，或求人办事才舍得买上一盒。瓶装的白酒只有一、两种，价钱也就一块多一瓶，没有超过两块钱的酒，一般没有人买瓶装酒，只有讲究一些的人家办红、白事（红事是结婚，白事是丧事），才买上三、两瓶，人们忽略了酒的牌子，统称之为“原瓶”，这已经是很体面了。
其实烟酒是当年排在消费最后的奢侈品，非花钱买不可的物品不是很多，凡能找到不花钱的替代品，一般就省下了。比如肥皂，可用柴灰淋水洗衣裳，很少用肥皂；还有毛巾，俗称“羊肚手巾”，人们只是用来下地包头，擦脸擦手是用裁开的粗布。酱油、米醋亦是可有可无。
盐、煤油、火柴、纸张是必不可少的。
大粒的海盐几分钱一斤，一块钱能买大半簸箕，上碾子碾碎，装入盐罐，一家人可吃上几个月。当时很少有其他调味品，饭菜只好多放盐，唯一不打算盘敞开吃的恐怕也只有食盐了。
煤油四角钱一斤，用较大的玻璃瓶子装，一小截高梁秸塞口，瓶颈拴一段细绳挽的套子，打油路上手提着方便。煤油只是点灯照明用，庄稼人晚饭吃的晚，需要照明，农妇晚上要做针线活需要照明，孩子写作业需要照明，来街坊聊天也需要照明，除做针线，写作业要把灯挑的明亮一些，其余的时候都是把油灯压到最小，如同黄豆粒一般，年轻人灯下看书要挨骂的，是浪费，一斤煤油节省着能点一个多月；文人说农民是：“日出而做，日落而息”，原来日落之后早早休息，是可以省下几个煤油钱的。
火柴两角钱一包，一包十盒，每盒约一百根，（经常会有人数一数）是泊头产“泊头”牌的，火柴也要节省着用，下地抽旱烟，只有第一个抽烟的用火柴点着，其他人再抽，就凑过来“对火”，一根火柴可点燃几十支旱烟，晚上抽烟省事，在煤油灯上对火即可，抽烟人家的灯芯子上都有厚厚一层旱烟末子。前日看央视的电视剧，剧情发生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山西农村，主人公数次划火柴为父亲点旱烟锅，旁边却点着明晃晃的煤油灯，导演真是太缺少生活阅历了。
小学生上学，只买一个印着方格的作文本，其他的本子都是买大张的白纸，裁成或64开或32开，用针线缀成学习本子，写满了一面，反过来写背面，两面都写满了，也舍不得用来擦屁股（擦屁股的用品更有意思，以后再专章叙述），抽旱烟的父兄早早就预定了，字纸卷了旱烟，最好的归宿。小瓶装兰黑墨水，一角多钱一瓶，一般只有生产队、小学校办公用，小学生花几分钱买一包专用染料，倒入瓶中，兑上热水就成墨水，写出字来，颜色比瓶装墨水还鲜艳，只是极容易退色。
大人都忙，跑供销社买东西的大多是孩子，四、五岁的孩子就能买火柴、打煤油了，那个时候，售货员虽然面孔冷硬，却也童叟无欺，商品都明码标价，是至今值得怀念的地方。
春节前一个多月，供销社就开始忙活起来，货架子上多了年货，干蘑菇干木耳、花椒大料、虾酱带鱼、蜡烛红纸，柜台前，整日熙熙攘攘，两个售货员也不再轮班，一人占在一头忙活。花布的品种也多了，这里有风俗，过年要给孩子做身新衣裳，肚子一旦吃饱了，这风俗自然就恢复了，男孩还无所谓，女孩子是必须要做的，到供销社买几尺花布，做个罩衫，大年初一起床，罩在穿了一冬天的旧棉袄上，焕然一新，孩子雀跃，大人满足。

穿衣


说穿衣要先从光屁股开始说起。困难时期，男孩子孩子从生下来到上学，夏天一直光屁股；女孩子也要三、四岁才找条裤子穿上；就是上了小学，男孩子在家也继续光屁股，上学了，把一条裤衩装在书包里，等走到学校门口再穿上。放了学，刚出学校门口，呐一声喊，又一齐把裤衩脱了，走在街上的是一群光屁股背书包的坏小子。孩子们夏天光屁股是很惬意的，也正好省下二尺布。
天凉了，日子整齐一点的人家的孩子，开始穿上一层面一层里的夹衣，衣裳面还可能是新布，里子肯定是拆旧衣服的旧布了，旧布有旧布的好处，它柔软，挨着肉感觉舒服。孩子太多，日子凑合的人家，没有夹衣，天凉了也只有抗着，再冷抗不住了就穿棉裤、棉袄，有的孩子甚至连棉裤都没有，冬天光屁股穿一个大棉袄，走路就是跑，不跑了就蹲下，一蹲下大棉袄连腿带脚就都盖严实了。冬天熬过去，天一热，棉裤、棉袄一脱又是光屁股。
说完了孩子说大人。夏天，男人和略上几岁年纪的女人都光膀子，那脊梁都是晒的黝黑黝黑的，在庄稼地里干活，大庄稼（高杆作物）的叶子很锋利，但划在这样的背膀上，如同碰上了铠甲。女人大多光膀子，乳房失去了神秘感，象两个瘪了的布袋吊在胸前，颜色晒的跟脊梁一样黑，竟淹没了乳头的乳晕。如今内衣广告上那大馒头似的乳房，在那个年月一对也见不到。就是这样的乳房，对自己的幼儿还是有吸引力的，女人坐在那里做针线，孩子随手揪起娘的乳房使劲的吮，却吮不出奶水，只能做了玩具。
饿肚子的年月，衣裳基本用来御寒，遮羞功能减到了最低的限度，直到吃饱了饭，人们才想到衣裳装饰作用。
这一带是产棉区，收获的棉花要交售给供销社，按政策每人可分几斤“自留棉”，用来解决穿衣问题，这是1962年以后的事情了。生产队有轧花坊，人们把自留的棉花拿去加工成“禳子”，在家里纺成线。当时的妇女都会用手摇纺车纺线，手巧的妇女纺出的线，又细又匀。纺线费时间，大多是晚上，半夜半夜的纺，点着小小的油灯。据说有巧妇，在纺车的锭子处插一只香火，不用点灯就能纺。线纺完了，求人织成布。村里有几户人家有脚蹬的织布机，织一匹粗布收两元钱的加工费，关系密切一些的不收钱，送个人情。粗布幅宽二尺多，厚厚的，略有些小疙瘩，做了新衣穿在身上有些刺痒，等洗过两水，疙瘩没有了，布丝里泛出一层绒毛，再穿上就舒服多了。洋布普及以后，还有村人用洗过的粗布做被子里、做褥单子，说这样的被窝冬天不凉。
经常有摇着波浪鼓染布的外村人过来，收了白布，过几天再送回染成黑、兰两色的粗布，上年纪的人穿黑色，年轻人穿蓝色。春、夏，人们都是着或黑色或兰色的裤子，不染色的白褂子。下地、收工，一群人走在一起，倒也整齐好看。
最初都是手工针线缝制，样式也简单，传统的便服，上衣的袖子跟前、后襟是一块整布裁下来，前面缀手工盘制的疙瘩纽扣。裤子的腰围尺寸特大，穿上以后，要把富裕的部分折叠起来，用一根布腰带扎上，--俗称捻腰库。有些上年纪的人，竟不用扎腰带，把折叠起的裤腰往下一卷，就固定住了。这样总有些不稳妥，有时肚子一收缩，裤子会自己掉下来。有一次，一对中年夫妻在街上搂着厮打，一群大人、孩子围观，那丈夫的捻腰裤子竟一下子脱到了脚上，身上嘟噜着的零件暴露无余，围观的妇女一哄而散，剩下的男人笑破了肚子，夫妻的战斗也因此停止。
到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村里两个心灵手巧的妇女，无师自通的用起了缝纫机，为青年人加工三个口袋的制服褂子，带库袢、紧腰的制服库子。虽然布料还是以粗布为主，但毕竟是一次服装的革命。再往后华达呢、斜纹等洋布料逐渐走入生活，的确良、的卡等化纤布料也偶有出现，但兰粗布裤子、白粗布褂子的典型服装，到七十年代还是主流。
自纺自织的粗布，远不如后来的化纤布料结实，所有的衣裳，穿到后来没有不打补丁的，肩部、肘部、臀部甚至要补丁罗补丁，这也成为当时的一景。
兄弟、姐妹之间的衣裳可互穿，老大穿小了，老二穿，下来还有老三、老四继续穿。
衣服实在不能穿了，洗净，拆成布片，拣结实一些的做为补丁继续缝在衣服上。剩下的刷成“夹纸”，即一层层旧布用糨糊沾在一起，有两毫米厚，沾在墙上晒干。夹纸是家做布鞋的主要原料，配上鞋面做鞋帮，数层叠在一起，衲成鞋底，鞋帮缀在鞋底上，一双千层底的布鞋就成了。那时没人买鞋穿，都是穿自做的布鞋，新媳妇过门，要给婆家的家庭成员每人做一双布鞋，以示恭谨，却也展示了自己针线活的手艺。布鞋穿烂了，街上来了收破烂的小贩，换成几枚钢针，又成了做针线活的工具。
纺线、织布虽然费力费时，粗布 的价值实现的倒也充分，“粗布”若有思想，当含笑九泉了。

穿衣 之二 四季衣裳




有俗语说：“男人街上走，带着女人手”，是说男人的衣装整齐与否，反映出家里女人缝纫手艺甚至持家水平。这里的“男人”应该特指丈夫，其实全家人的形象又何尝不是取决于女主人一人呢。

在1960年代之前，村里还没有缝纫机，几乎所有衣服、鞋帽、被褥的缝制，都是出于女人们的双手。一家人穿戴的衣物，剪裁缝纫，年轻时或有婆婆帮忙，家中女孩稍大，也可帮忙，但总体筹划，何人何时该添置何衣何鞋帽，预备何种原料，却是主妇一人操心。

一个人四季衣服如果配置周全的话，入冬要有薄棉袄薄棉裤，天气再冷，要换厚棉袄厚棉裤，初春再换回薄棉衣，棉衣外面还应该有罩衣；春秋季节有夹衣，即一层里一层面的衣裳，夏季简单，有套单衣即可。就这几套衣裳，手工缝制又岂止千针万线？多数家庭，做不到如此周全，能替代的替代，夏天的单衣套上冬季的罩衣就替代了夹衣，薄棉衣也可省去，穿厚棉衣热了，可以少系两个扣子甚至敞怀不系扣子。简化到极端就是四季只有一件大棉袄，这只有极度困难家庭的小男孩才如此。

妇女们要和男人一样下地参加队里的劳动，只有晚上点灯做针线，就是有事串门说话，手里也要衲着鞋底，妇女们所有零星时间几乎都用在做针线上，有的妇女，手指上的顶针从不摘下来，如戒指一般整天戴着。遇到阴天下雨，不能下地，才是做针线的好机会，可以在炕上摊开布料，从容的裁剪、缝纫，做些复杂的衣物。入冬天凉，冬衣尚未齐全，无奈之下不能再下地出工，在家整日整夜的突击，往往夜里一件棉衣做完，第二天一早便会穿在家人身上。

有一户人家，生了台阶般的八个儿子，没有女儿，全家十口人的针线活靠女主人一双手完成。家人却一年四季衣帽整齐，冬天有棉，夏天有单，乡亲们无不称赞这女人能干，女人也常引以为自豪。岂不知女人为了全家人的穿衣，昼夜不下炕做针线，经常伴一盏油灯到天亮。自然少有时间参加队里的劳动，一日三餐也大多由男人和儿子们凑合着做。因整天捏针，右手拇指与食指的老茧竟鼓起来，成一疙瘩死肉。只是个中的辛苦，从不肯对外人讲起。

此地的传统服装很简单。女人穿带大襟的上衣，扣子在一侧，跟旗袍是一样的，冬天的棉袄、夏天的褂子都如此。男人早年间也有穿这种大襟上衣的，因制作复杂，早早就被正中开口的上衣取代，到1960年代，只剩下四、五十岁以上的妇女还穿这种大襟上衣；下装却都一样，无论男女、冬夏，都穿捻腰大裤裆的裤子。有少数老年男人冬季穿棉袍，长可及膝，也是带大襟的，腰部束极粗极长的布腰带，干活时要把下摆提起来掖在腰带上。在早年，这应该是很讲究的打扮，但因穿了干活不方便，这棉袍早早就淘汰了。

无论男女老幼，冬季只是一套棉袄棉裤。屋内没有炉火取暖，与外面温度相差无几，在屋内要穿这棉袄棉裤，下地干活也再无衣物可加。因此那棉衣的特点是极厚极大，棉袄长可遮臀，袖可藏手，捻腰棉裤更肥大，上遮胸口，腰可折叠。穿在身上，臃肿之极；尤其在肚子部位，棉裤腰折叠成三层，棉袄再重两层，此处更是厚厚的鼓起来，怀孕一般。

1960年的大饥荒刚过去，有两个心灵手巧的年轻妇女，分别托人在城里买来缝纫机，开始给人们加工制服。乡亲们自备衣料，一件制服褂子收七毛钱加工费，单裤收六角，制服棉袄收一块五，棉裤收一块二；关系较好的人家，连纫线也自带，便不好意思再收钱，送个人情。一时很受村里人欢迎。缝纫机效率极高，缝纫单衣，一个白天加晚上，可做七八件，比手工缝纫要快若干倍。即使如此，村里两台缝纫机也忙不过来，每个晚上都要加班大半夜。尤其是冬季，制作棉衣更费功夫，还要家人帮忙；人们有过春节添置新衣的习惯，春节前两个月更是忙得不可开交，一直到腊月三十晚上，才能把最后一件衣裳交出去。因此，一般到腊月十五便不再收活。没有通电之前，夜间做活要点煤油灯照明，但普通煤油灯亮度不足，便到县城买来玻璃罩子的煤油吊灯，玻璃灯罩能抽风，点着之后，抽的那灯火呼呼作响，没有了油烟，还极亮堂。在冬季，一个晚上做出的活要比白天还多。忙归忙，但收入也很可观，在旺季，收入要比当时普通工人的工资还高许多。后来便和队长商量，农闲季节不再出工下地，每月给队里交三十块钱，记三十个工，本人便可专业缝纫，队里也不吃亏。

缝纫机做的制服棉裤极得年轻人喜欢，裤腰短仅及脐，瘦可贴身，腰前开口，不再捻腰，穿上立时苗条许多，制服单裤也是如此。因此几年时间就普遍流行，年轻人从此不再穿那捻腰裤子。制服棉袄外型与制服褂子相似，双肩挺括，前面有三个衣兜。这制服棉袄外观虽好，只是不可体，穿上之后，四处进风，保暖不好；还有絮的棉花和棉袄里子被缝纫机扎在一处，不能拆洗，很不实用，因此昙花一现。倒是传统便服棉袄贴身紧凑，后经改进，尺寸缩小，更轻便可体；外面罩上制服褂子，便也时尚，制服褂子脏了还可随时脱下来洗洗，很是方便。棉袄的面料也逐渐由粗布换成洋布，到后来，用丝绸做的棉袄曾一度成为时尚，连城里上班的人都争相穿着。这便服棉袄几经改进，竟一直穿到1980年代中期，到羽绒服出现，才逐渐退出。只是这棉袄只能手工家做，不能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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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居


这一带的民居很有特色，一色的平房。多为外面包砖，内衬土坯的厚墙，榆木檩，柳木椽子，上铺苇箔，架起厚厚的土屋顶。这房子冬暖夏凉，很是宜人。屋顶不起脊，平顶。麦收后，打下的小麦在入囤前，先在房顶上晒干；秋季，晒山药干、晒大枣、晒芝麻；等晚玉米下来，更是家家房顶摆满玉米棒子。有精细人家，把玉米棒子码在房檐上，能码二尺来高。这时登上屋顶四下望去，远远近近的屋顶上五颜六色，黄的是玉米棒子、白的是山药干、红的是大枣，比开展览会还热闹。
院落是简化了的四合院，旧院落还有东西配房，临街的门楼。新盖的院落大多省去了配房、门楼。有的在配房处搭简易棚子，或盛柴草，或夏天垒凉灶。刚过吃食堂那会儿，人们连围墙都不垒，到后来，才逐渐扣了土坯，垒上土坯围墙，围墙的两面及墙顶，用“滑秸泥”抹了，以抵御雨水冲刷。当年打麦子，是铺在场里，用碌砫碾下麦粒，去粒后的麦秸极软极滑，人称“滑秸”，和泥掺上滑秸，可增加拉力，容易附着在墙上。一般没有街门，只是围墙在街门处留一豁口，装上木棍、高粱秸扎成的栅栏。栅栏上吊一铃铛，每当铃铛一响，屋里的主人就知道有人来了。
正房坐北朝南，一般为三间，一明两暗。里间屋朝南留窗口，装木格子窗户，夏天钉窗纱，冬天糊毛头纸。外屋门装两寸厚的木门扇，外设门吊，用来挂铁锁锁门，内设门插关，用来晚上睡觉插门。一进外屋门，左右是两个砖砌的锅台，安七印或五印大锅，用来烧火做饭；迎面靠北墙摆一木床，木床上摆案板、擀面杖；还有盛了米面的大瓦罐，盛了油盐酱醋的小瓶、小罐，摆的满满当当。里、外屋用隔山墙隔开，留门口，但不装门扇，夏天吊单布门帘，冬天吊棉门帘。进了隔山门，进到里屋，南面靠窗户是一面大炕，五尺宽，整间屋子长，占去了半间屋子。北面是两头顶墙的大躺柜，里面装了全家人的衣被。迎门的东墙，上挂大穿衣镜，下面摆迎门橱，橱里装些杂物。
外屋的锅台与里屋的土炕隔墙相通，做饭烧火，那柴烟经土炕入屋墙上的烟洞，再从屋顶上的烟筒里冒出去。盖房时就在墙里预留了烟洞，从室内却什么也看不见。冬天，土炕被做饭的烟火烧的烫烫的，白天把被褥叠好，放在靠隔山墙的地方，那地方叫炕头，离锅台近，最烫。晚上睡觉，被褥是温热的，炕也是热的，囚进这被窝很是舒服，并且越睡越暖和。当地有俗语：“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这是早年单干农民的理想生活。也可见这没有取暖设备的屋子，“热炕头”的重要。
土炕是用土坯垒成。借了东、西、南三面屋墙，只在北面垒一五寸坯墙，外面抹泥。整个土炕的围墙就都有了。中间用土坯支架起来，上面也用土坯搭砌炕面，抹上滑秸泥，再挂细泥。炕沿垒一溜极平整光滑的砖。据说这砖是在烧制之前，先把砖坯磨光，刷上小米饭汤，再入窑烧制。也有人家在炕沿装一块光滑的木板，炕沿要高出炕面两寸许。炕面铺上厚厚的滑秸，再上面铺毡条或炕被子，最上面铺炕单子。
这土炕，夜晚一家人铺被褥睡觉，白天一家人放桌子吃饭。主妇在炕上做针线活，客人来了在炕上就坐。老人在炕上养老、送终，孩子在炕上出生、玩耍。农家过日子还真离不开这土炕。
土炕烧几年之后，里面的土坯被烟火熏的漆黑，挂了厚厚一层油烟。这熏烧过的土坯叫“打炕坯”，做庄稼的追肥极好，一棵玉米，使上半块这打炕坯，就会秸秆粗壮，叶片油黑。给旱烟做追肥更好，使了打炕坯的旱烟，高产不说，那烟叶抽起来劲头大，没有邪味。这打炕坯还有一用处，把它砸碎，用水泡开和泥，抹了屋顶，极抗冲刷。用它抹过的屋顶，三、五年下雨不漏。这打炕坯竟是当地人极珍贵的东西。因此，每过几年，人们要把旧炕拆了，重新扣坯，重新盘炕。主要目的就是要用这打炕坯。
旧炕好拆，新炕却不好盘。结构虽不复杂，但盘出来却不一定好烧。全村能盘出好炕的把式没有几个。盘好了的炕，极抽烟，在灶膛里烧柴，那火抽的呼呼做响，屋里没有一点烟，土炕还烧的极热。二把刀盘的炕，烟火从灶门往屋里冒，灶膛里发黑，柴不起火。这盘炕的技巧，笔者当年很下了些功夫，也就略知一二。只是当今时兴技术保密，在这俺就不做免费介绍了。

盖房 （上）
三旦家盖房的物料准备差不多了。晚上请来队长、会计等几个生产队头面人物，进了东屋，脱鞋上炕，围炕桌坐下。炕桌上摆一碗炒豆腐、一碗粉丝炒白菜，一碗切片熏肠。三蛋爹不上炕，给众人敬了烟，打开从供销社买来的“原瓶”酒，倒进一个茶碗里，坐在炕下的板凳上作陪。三旦娘端菜倒水，出出进进的忙活。逢正式的大场面，没当家的孩子们不能上桌，在外屋的桌子吃窝头稀饭。
三旦爹把满满的酒碗放到队长面前，嘴里说：喝着啊。队长端起酒碗，喝了一大口，随手递给身边的副队长。副队长喝过，依次传递酒碗。众人或喝或抿，转过一圈，都动了筷子，三旦爹开始说正题。喝酒是为了要盖新房，来人都清楚，不用多说，只是介绍物料准备情况，商量管饭、招待的标准。
准备工作从一年前就开始了。自己家烧了一个小砖窑，出两万多块红砖，成色还不错。卖了一半砖，烧窑的煤钱就回来了。余下的砖是赚头，足够自家盖三间房子用；刨了院里的十几棵榆树作檩条（屋梁），已经包了皮沤好（新木头要埋在臭水坑，沤上一两个月，以防生虫、走型）；两万多块垒墙里子的土坯，一个月前已经求人扣出来，现在已经干透了；苇箔、替代椽子的竹竿也买全了；发大水那年倒塌的东西配房旧门窗还保存着，凑合用上，不再买新的了；磨了二百多斤玉米面、一百多斤山药干面，三、四十人吃三天应该没问题。
众人边吃喝边听，不时插嘴问些细节。三旦家是过日子有名的精细，物料准备充分，丢、落的项目不多，众人都觉得省心不少。按惯例，哪个生产队的社员盖房，哪个队里的领导班子自然就是施工管事的班子。开工酒喝过，正式开工，所有事宜就统统接手过来，尚欠缺什么物料，管事的负责或借或买，主人家反成了局外人，只管低头干活，一切事项任凭管事的定夺。
事情说妥，两瓶酒也喝完，几碗菜也快见底。三蛋娘端上窝窝头、稀饭，众人吃过，下炕回家。此时的副队长已是舌硬腿软，站立不稳了。此人嗜酒，平日少有机会，刚才众人商量事情，他的心思却始终在酒上。这里喝酒，不管一桌坐多少人，只有一个酒碗，大家转圈轮着喝，不好这口的可以略抿一下，做做样子，有瘾的却可一饱口福。三蛋爹招呼小丫头打手电送众人，队长说月亮挺亮的，不用了。众人互相搀扶，一声高一声低地聊着，渐渐远去，招起远近几声狗叫，慢慢又恢复了宁静。
第二天吃过早饭，三旦家盖房的庄基上渐渐热闹起来。这是村西一块零散地，东邻是狗子家去年盖的新房，西边还是庄稼地，足有四分，盖三间北房还很宽裕，以后缓缓劲西边可以再接上一间，这是队里无偿划给三旦家的。队长等几个管事的来得早，围工地转了一圈，检查了各色物料。砌砖的泥瓦匠班子是花钱从邻村雇来的，五六个师傅，来了就开始放线、掌角（盖房砌砖，要先把四个角砌起来，确定整幢房屋的四至格局，然后再砌中间的山墙）。
盖房不选农忙季节。有人户盖房时，队里按惯例停工，所有劳力都来助工。人渐到齐时，管事的队长开始分派活计。先挑几个手巧的人砌里墙。此地的房屋结构，墙体用土坯垒砌，外面包一层砖。外层的砖墙抗风雨冲刷，里面土坯墙承重、保温，既节俭又实用，因此多年流行。和泥、运泥、搬砖、递坯诸工种人员具已安排妥当，众人七手八脚干起活来。
白扔与三四个人一起和泥。他略拿铁锨比划几下，就蹲到了烟笸箩跟前。工地上要准备三、 两个烟笸箩，里面是旱烟末子，还有去了盒的“丰收”牌烟卷。这烟卷也就几分钱一盒，真正抽烟人不抽这个，它不如旱烟有劲。白扔日常并不抽烟，今日得此不花钱的烟卷，不抽白不抽，点燃一支叼在嘴上，又拿一支夹在耳朵上。
时到中午，墙砌起了半人高。灶上来人悄悄告诉队长：饭熟了。队长看看太阳，高声叫道：洗手了，洗手了！人们纷纷放下活计，到三旦家老房子洗手吃午饭。院里摆上了六七张借来的饭桌，三五个脸盆。众人先拥到脸盆周围，伸出手在水里涮涮，扯下绳上的粗布手巾擦两把，随即蹲在饭桌旁，狼吞虎咽起来。队长站在一旁照应，指挥着帮厨的妇女们，哪桌添菜，哪桌添窝窝头。砌外墙的技工，由副队长陪着在屋里吃，一样的饭菜，只是多一瓶酒。
吃过饭，中午略休息一会儿。有人回家，有人围坐在树凉下“成龙成方”（一种简单的棋类游戏。棋盘划在地上，双方各用一种随手小东西，或草棍或坷拉作棋子），两个人在中间“鏖战”，外围一圈人观战、支招，很是热闹。
该干活了，有人在工地高喊：喝水了——喝水了——，这里的习惯，盖房工地上，吃饭不说吃饭，说洗手；上工不说上工，说喝水。当然说喝水也对，这里逢盖房、挖河等工程，都要大锅烧开水，水里放一点烧糊的大枣。开水用铁桶挑到工地上，桶里还漂着几枚糊枣。桶边是一摞大海碗。众人来了，先拿碗舀水喝，这枣水有茶水的颜色，喝在嘴里有一丝甜甜的大枣味。

盖房 下

没有钱，房子还必须盖，人们费尽了心机。四合院简化得只剩下了三间正屋，配房、耳房不要了，大门围墙也不要了。传统的青砖换成红砖，椽子换成竹竿，木料、门窗尽量用旧的，好在人工不用花钱，都是乡亲们自愿互助，每天管三顿饭即可；庄基不用花钱，生产队无偿划拨。当时盖三间房子，有一千多块钱也就够了。
再来说三旦家，一天下来，到傍黑时山墙就起来了。天黑了吃晚饭，老房的院子里挂起围灯（一种铁皮制作的手提灯笼，中间安上特制的玻璃灯罩），跟中午一样的饭食，窝窝头、稀饭，水汆萝卜丝拌豆腐。这里的风俗，有人盖房，街坊邻居都要送礼，当年流行送五角钱的豆腐，五角钱能买六、七块豆腐，因此盖房的饭菜一般是豆腐当家。只是凡有盖房的日子，做豆腐的小贩做出的豆腐就奇软，含水太多。搁在平日，这样的豆腐是卖不出去的。
众人摸黑吃饭，三旦爹照惯例应该客气几句，只是此人嘴拙，改由队长代言：饭食不好，大家多吃啊，今天大伙辛苦了，明天活儿还大着呢，家里没急事的继续来啊。一时饭毕，众人陆续散去。管事的留下，关系亲密的几个人也留下，与三旦家人商量明天的事宜。管伙房的老者说：没想到今天来这么多人，准备的棒子面怕不够吃了。队长问三旦爹：家里粮食还有多少？三旦爹吭哧半天，才说，没多少了。其实队长不问也清楚三旦家的家底，转头对会计说，你家孩子多，饭量小，借你的吧？会计点头说行。队长吩咐狗子，你明天早晨，到会计家“约”（读腰，称重量）一百斤棒子，推到磨坊磨了。狗子答应，众人也就散了。
第二天一早，先上梁。此地农村习惯盖平顶房，房顶上可以晾晒粮食、果菜。安排、修整檩条称“排木架子”，事先由几个半吊子木工，安排檩条的次序，粗的用在靠前山墙处，因为此处承受的分量最重；檩条截成一样长短，找了平，开出接头的卯榫，标上位置号。众人按顺序把檩条抬来，叫着号子吊上山墙，垫平。有人拿来准备好的五色棉线、红筷子，绑在檩条上，写有“姜太公在此诸神退位”的红纸条也贴在了檩条上。事毕，放两把“二踢脚”，众人掩耳躲避，一时间气氛欢腾。仪式的目的，大概如红纸条所写，恐吓震慑原来盘踞此地的狐仙鬼魅，让其离去。真实的意义也是有的，这阵阵炮仗声告诉村人，又一座新房盖起来了。
之后，摆竹竿，铺苇箔，苇箔上面铺一层厚厚的麦秸，麦秸上垫土夯实，再往上坐泥浆平铺一层土坯，之后再抹泥，这样的屋顶保温性好，三年不会漏雨。然后是砌屋檐，装水口（屋顶的排水孔）。只两天功夫，一座新房就算竣工了。
剩下的零活，如清理现场、外墙勾缝、内墙抹泥、盘锅台盘炕，垒猪圈厕所，自己家人能做的就自己偷空做了。技术要求高自己做不来的（比如盘锅台），再求一两个手艺人，陆续也就完成了。一座新房盖起来，一家人都累趴下，家底儿也掏空了。身子有三五日可恢复，家底儿要三五载慢慢积攒。此地有民谣：“一辈子不盖房，成个自在王”。

队长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队长是农村里生产小队的最高长官。在刘庄第五生产队来说，这却是个好汉子不肯干，赖汉子干不来的差使。有些鸡肋的味道，很少有人愿意做这个“弼马温”。有不知滋味的人想过过这官瘾，当上队长没几个月，连碰两个钉子，就说什么也不肯再干了。这又岂止是五队？全村八个生产小队大都如此。大队的书记，下村的工作组，时常要为“扶班子”犯愁，不得不放下架子，给撂挑子的队长做工作，软硬兼施的要求其继续干。即使如此，生产小队的班子还是会屡屡更迭。
母狗堂在五队当队长时间算最长的，当了足有四、五年。母狗堂大名叫冯满堂，只因满是疙瘩的脸上长了一对小母狗眼，人们背后戏称母狗堂。也有开玩笑者当面叫，甚至当面叫的人越来越多，本人无奈也就认了可。时间久了，真正的名字却少有人叫起。
母狗堂三十来岁，“媳妇还由丈母娘给养着呢”。父亲去世，母狗堂是老大，下面台阶似的四个弟弟，弟兄五个整整齐齐的光棍，与老娘挤在三间旧屋里过活。
母狗堂当了多年的副队长，接连伺候了几任队长。其实也只是领着社员干干活，偶尔跟着白吃白喝几顿。没有多少参与决策的权利。这次队长又撂了挑子，大队书记为选五队的队长伤透了脑筋，无奈之下让母狗堂坐上了这头把交椅。
母狗堂却一改往日当副职的散漫，煞有其事的挑起了这副担子。
全队四、五百亩耕地，大小十几处地块。哪块地的玉米该间苗了，哪块地的棉花该整枝了，都要队长一一心里有数，及时安排。还有哪块地已经重茬（连续种同一种作物）几年了，需要倒茬；哪种作物品种落后了需要更新，无不需要队长事先筹划。母狗堂心中路数不多，但毕竟跑了几年龙套，有些经验。又极是用心。每到收工，别人或回家，或拾柴拔草，或自留地加班,母狗堂却要绕远路看庄稼，这十几块地的庄稼隔几日就要看上一趟，其情形尽了然于胸。还有队里几个上些年纪之人，也尽心帮他谋划。五队的活路安排，虽不是尽善尽美，却也没出现大的漏洞。
每天上工，人集合齐了，队长开始分派活计。首先分派零散活，比如安排套牲口耕地的、积肥的、出猪圈的、浇地的、在场院收拾零活的等等，每帮三五人不等。这等小股劳力，人称“飞帮”。最后剩下的劳力统统归大帮，突击当时的主体农活，这大帮往往有几十号男女劳力。一般说来，做零散活的“飞帮”，活计不好定量，人少，没有队长带，要自由一些轻松一些；大帮的活，每人大多有定量，人多互相比着，还有队长带着，因此最累、最不自由。
这一日，母狗堂派几个平日使牲口的“把式”，继续套牲口耕地，只是把自己的二弟满囤也派上，顶替生病的会来。三弟满仓与几个人一直在西沙洼浇花生，也不用调整。其他几个飞帮，多是派了平日干活踏实、听话的几个人。其余的男女劳力由自己带着，浩浩荡荡扛大锄到吴家坟的玉米地，耪第三遍玉米。
玉米从出苗到收获，一般要耪三、四遍。
耪第一遍是间苗，也叫定苗。左手拄一尺半高的小拐，右手握小锄头，九十度以上大弯腰，真正“面朝黄土背朝天”。初做农活者，耪不上一会儿，就腰酸背痛，劳累不堪。一般按株距一二尺留苗，其余的苗子统统锄去。有口诀说：“密留稀、稀留密，不密不稀留壮的(苗）”。是说播种后出苗密实的地方，那苗子挨挨挤挤，不易择开，不得不放下小锄，用手拔下废苗，极为费事，并且这里的苗子也多黄瘦，不宜留下，此处可留株距大一些。反过来出苗稀疏的地方要留株距小一些，尽力多留一些苗子。因为出苗稀疏的地方往往苗子粗壮，且留苗省力气。
耪第二遍玉米时，已到雨季，上年的草籽都已经发芽，玉米地里长满牛毛一样的小草。耪地的主要目的是把草除干净。要领是：耪地要浅，要耪严实，不留空白。耪浅是为了让除下的草尽快晒干，操作起来如同剃头发一般，将杂草齐根除下。若耪深，草根连土一起耪下来，耪后遇大雨，草就又活了过来。耪二遍玉米用大锄，五尺长的木把，顶端装锄头。操作时双手握锄，应该弯腰用力，贴近玉米苗下锄，除去杂草，还不能伤及玉米苗。
耪第三遍玉米的主要目的是松土，兼除耪二遍时丢落的杂草，这也叫中耕。应尽力耪的深一些，只是人们为了省力气，哪个肯往深里耪？当年学习大寨经验，说大寨人耪第三遍玉米不用锄头，用大镐深刨，以松土蓄水。这经验的确是好，可惜在集体的玉米地里丝毫用不上，只是用在了自留地里。耪第四遍玉米的目的、要领，大体与第三遍相同，也有时活多顾不过来，省去这一遍的。
话说母狗堂与众人来到地头，一字排开，每人占了一个甲茏，弯腰干起活来。母狗堂跟别人干一样多的活，但要多出力气，尽力把活的质量做好，以免别人口实。中间休息，别人抽烟、闲聊。他逐人检查耪地的质量，有耪太浅的要说上两句，惹的几个人不高兴。检查到黑要耪的甲茏，格外留心，这黑要给集体干活一贯的撒赖耍滑。这一次发现他耪的地，浅极不说，上一锄与下一锄竟衔接不上，留了许多空白。母狗堂对他却也不留情面，立时叫他返工，黑要骂骂咧咧，不肯动手。母狗堂叫过记工员小五，交代：他返不了工，就扣他两个工分，你如果不扣，这记工员也别干了。小五赶紧劝说黑要，黑要只得就坡下驴，无奈返工。众人见黑要返了工，心里大都称愿，那几个因被挑出毛病不高兴的人，气也消了。
母狗堂上任不到一年，地里庄稼的长势明显好于其他生产队。五队社员大多满意，大队的书记更感到意外。母狗堂这“二百五”当了队长，竟比前几任的能人们还有成色。只是众人见了母狗堂，仍然叫他母狗堂，没有几个人敬畏他，照样跟他开玩笑；发现他哪有私弊，指着鼻子说他；惹到了“茬儿”上，照样有人跳脚骂他。母狗堂或嘻嘻哈哈，或不以为然，或跳脚对骂。却始终不撂挑子，母狗堂这队长竟稳稳当当的一直做了下来。

除队长以外，生产小队里还有几个管事的人，有副队长、会计、出纳、记工员、管库员、贫协组长等。这些人组成生产小队的管理班子，叫“队委会”。
副队长没有职数限制，一个、两个或三个的都有。五队原来有两个副队长，母狗堂由副队长升任队长后就只剩下了一个。这人就是铁旦爹。论说这副队长应该算二把手，只是铁旦爹在家里尚且是“吃粮不管算”，在队里更是毫无主见。虽说也当了多年副职，却仍是事事不走心，队长说话他听，就是硬可一些的社员说话，他也听。
平日领个稍大些的“飞帮”干活，或浇地或积肥。谁跟着他干活，就享了福，绝对累不着。就是有一条，谁跟他在一起，要给他提供旱烟抽。几个人抽起旱烟来就忘了时间。铁旦爹领人干活还有一条原则，尽管磨洋工，但收工绝对不能比大帮干活的早，总是摸黑恋晌，等最后一拨收工。这一条很得队长母狗堂的赞赏。
人们在地里一帮一帮的干活，往往快到收工时间，就开始人心浮动，众人东张西望，一旦看到别处哪帮人收了工，就高声吆喝：“喂，喂，快看，快看那一群人是做什么的？”别人当然明白，便一起説（shui)说队长也收工。临收工这一段时间，干活的秩序最不好掌握，哪一帮收工早，会给别的帮造成影响。
铁旦爹不肯早收工，除了有讨好队长的原因之外，还有不为人知的原因。原来收工之后，一般不会有人回家休息，大多要到自留地加班，或者拾柴拔草，这加班的活要比给集体干活累的多。铁旦爹一旦进家，铁旦娘就支使的他“飞脚不落地”。因此，铁旦爹磨蹭着不肯早收工，是要在外面多逍遥一会儿，躲开自家的加班活。有几个懒汉也深谙此道，每到队长派活，总是争着跟铁旦爹做一帮。
铁旦爹好喝两口小酒，每逢队里有人家婚丧嫁娶，或盖房管事，请他等坐席，酒碗转不了几轮，他就醉了。却也不吵不闹，只是捏着小嗓，唱不着调的河北梆子：“南清宫来了俺滋在的王爷啊～～”，翻来覆去就这一句。
会计叫刘东坡，四十来岁，极精明。家里几个孩子还小，媳妇有一种怪病，该吃吃，该喝喝，就是浑身没劲，常年不下地干活。刘东坡自食堂解散就在五队当会计，是几朝元老了。
会计负责队里的财务收支、粮食分配等事务。这一套东西专业性很强，队长一般不甚了了，普通社员更是摸不到门框。刘东坡下地干活不多，正日里在家拨拉算盘珠子。这里面的门道已摸的清清楚楚。每到麦熟、秋收季节，他要把全队的工分总起来，按每户的人口数、挣的工分数，算出每户分粮食的“基数”，也就是每户应分粮食数量在全队总数中所占的比例。谁家分粮食、柴禾多少，全凭这个“基数”。刘东坡横算竖算，不知要算出几套结果，掂量哪套结果最有利于自家，最后就用哪套。刘东坡家人口多，出工少，他弄出来的分配基数也总是有利于人口多工分少的户。在五队，劳力少的户都跟着沾了些刘东坡的光。
分粮食、分柴禾也多是会计主持。那称高称低的奥妙东坡运用纯熟。分到最后，剩下一星半点，随意饶给哪个，也由东坡的意思而定。社员在家里积了肥，交给生产队，每方粪肥记十几个大工。粪肥从家里的猪圈起出来，要大致堆成梯形，由会计量了尺寸，算出方量，算出应记的工分数，直接记入大帐，参与分配。每户交了多少粪肥，记了多少工分，只有会计东坡一人清楚。队长、记工员都不摸门。刘东坡在这里面给自家捣鬼多记工分不必说，队委会里几个主要管事的，社员里头几名看事清楚，嘴巴厉害的角色，刘东坡无不一一照顾周全。
生产队买、卖牲口、购置叉杷扫帚等现金出入，制度也不很严格，东坡大都能从中捞些油水。
这会计刘东坡，一家六口人，只有他一个人挣工分，却粮食、柴禾什么也不少分，年终决算名义上要给生产队缴一些钱，但最后也是不了了之。一家人不缺吃不少穿，小日子过得很是滋润。众人看在眼里，都知道他算帐捣了鬼，却找不到把柄。况且队里有些能量的人，也都受到些东坡的恩惠，谁还能拉下脸来查他的帐？东坡这会计做的竟是稳稳当当。

一日，早饭后上工集合的时间，饲养员锅三找会计东坡开了条子，领饲料。库房也在生产队队部的院子里，与饲养棚一墙之隔。锅三拿着条子，找来管库员刘丑开库领料。刘丑五十多岁，是会计东坡的本家叔叔。刘丑来到库房门口，从腰带摘下钥匙准备开锁，一抬头，猛然看见门吊上除了他熟悉的大锁以外，竟又锁了一把小锁，一时懵了，不知所措。锅三其实在找刘丑之前就发现了这异常情况，此时却故意不吭气。刘东坡也来到门前，皱了眉头琢磨了一会儿，说：“找斧头砸了它！”这时库房门口已经围了一圈人，议论纷纷。锅三说了话：“慢着，问问队长，是不是他锁的。”众人附和：“是呀，问问队长再砸吗。”说话间队长过来了，也是十分诧异。最后还是由刘丑找来榔头，砸了那把莫名其妙的小锁，锅三如数领了饲料。
这件事成了解不开的迷。却没有人公开议论，只是在田间地头三五成群的嘀咕。有几个人悄悄找队长母狗堂，猜测事情的起因。母狗堂也就慢慢明白了一二。
队委会设一名出纳、一名管库员。出纳冯振邦，也是五十多岁，出名的方正人。职责是保管现金，只是常年见不到一分钱，空攥着一把单据而已。
管库员刘丑就忙多了，一天不知几次有人找他出库领东西。他经管的库房是三间打通的屋子，两扇厚厚的木门总是锁着铸铁大锁。进得门来，里面满满当当.西头是码起来的二十多条麻袋，里面装了小麦种籽；紧挨着也是码起来的几十条麻袋，装的是做饲料用的高梁、玉米。一袋袋的化肥垛在另一头。中间靠北墙一溜几个大瓮是装黄豆、绿豆、芝麻等小杂粮种子的。还有农药、柴油，大称、牲口挽具等杂七杂八塞满了屋子，插脚不下。
单说这种子、饲料，是麦收、秋收之后按计划留下的，都是在场院里脱粒扬场之后，直接过秤入库。虽说在会计的实物帐上有精确的数字，但今天这个领几十斤，明天那个出几十斤，再加上鼠吃虫咬，最后库房里究竟有多少粮食，谁也说不出准数。
管库员刘丑与会计刘东坡是堂叔侄关系，一个管实物，一个管数字，如果这两个人串通起来捣鬼，是防不胜防。出库的事项大都发生在白天，众目睽睽之下，难以得手。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做些文章，却是极为便利。
众人早有议论，只是事不关己，也没有真凭实据，谁也不肯公开发难。不知哪位高人偷偷加了这一把新锁，这等奇事自然引起众人极大关注，稍加分析，用意自明。这层窗户纸竟轻易就捅破了。
刘丑琢磨着这事不是滋味，找队长要求追查。早有人给母狗堂出了主意，母狗堂就坡上驴，说：“这怎么查？这样吧，再买两把锁一块锁上，我拿一把锁的钥匙，贫协组长拿一把，再开库房，咱们三个一块开，这样你不就清白了？”刘丑没想到有这个结果，一时无法反驳，只得照办。
当时，村里按上面要求，设“贫、下中农协会”的组织，简称“贫协”。大队设 一人，委员若干人，各小队设小组长一人。这应该属于民意监督机构，但多是流于形式，少有发挥作用的。五队的贫协组长叫甄孬头，六十多岁，三代贫农。平日里碌砫轧不出个屁来，只是蔫人也有蔫主意，有时他认准的事情九头牛都拉不回来。这次让他也拿了库房的钥匙，众人以为这库房就如保险柜一般了。
且说从此刘丑断了财路，心里自是不服气，再有人找他出库，推三阻四，磨磨蹭蹭。三把锁锁门，要把三个人找齐了才能开库房。时间久了，难免哪个人有事不在。库房虽然堵住了漏洞，却实在是不方便。今天播种等种子出库，贫协组长赶集去了，明日浇地等化肥，队长不在，的确耽误了不少事情。
后来，队长管事多，忙，有人找他开库，顺手把钥匙给了来人；贫协 把自己那把锁打开后，也没耐心等出库完毕，早早走了。时间一长，图方便又慢慢占了上风，三把“并联”的大锁，演变成了“串连”，三把钥匙，任何一把都能单独打开库房，这样一来，库房里少了东西，竟连责任都难分清了。
会计东坡找队长母狗堂合计，说：“这样下去不行，库房还得一个人管。我跟丑叔是本家，你如果怀疑什么，咱们把丑叔这管库员换成别人算了。”母狗堂自然不能承认有怀疑，更不愿轻易得罪东坡、刘丑二人。只得撤掉两把锁，仍由刘丑一个人管库。
一场风波过后，刘家叔侄自是收敛了一些，众人也就只有认可。
开始那把小锁究竟是谁锁上的？
当年众人费尽了心思，猜测是这个是那个，就是没想到是副队长铁旦爹。都以为这老好人整日昏天黑地，绝做不出这等事情。却忘记了他家里还有个铁旦娘。这女人却是精明无比，凡事想得到、做得出。正是她一手导演了这出好戏。

铁旦娘

暮霭四合，街上飘出玉米面粥的香味。 村南头准时响起铁旦娘的呼唤：“铁--旦--，家--来--吃饭--唻--”，喊声悠扬，底气十足，尤其是后面“唻”字的拖腔，足有七、八秒长，由高到低、由大到小，余音渐远，稍停顿，第二声又响起来。呼应一般，村西头也响起另一村妇的呼唤声，村子一派祥和气氛。 晚饭做熟，孩子们还在街上疯跑，主妇站在家门口呼喊几嗓子，是村子的一景。熟悉的乡邻，分得清是谁家的妇人在喊，绝不会混淆。自家的孩子，只要听到一声，撒腿就往家跑，尽量让娘少喊两声。这里的媳妇，来自不同村子的娘家，说话口音各异，尤其是安平、饶阳一带的口音，更有特色，因此每个妇人的呼喊都极具个性，声音或高或低，或豪放或委婉，音调、拖腔五花八门。可惜俺不识乐谱，如果用乐谱记录下来，会精彩之极。一起玩耍的小伙伴，会模仿哪个妇人的喊声，开玩笑，被模仿妇人的孩子以为受了侮辱，或模仿对方娘的声音以报复，为此打架也是有的。所以孩子们一般不愿意让娘多呼唤。 饭熟唤儿，却是主妇的享受。一天的操劳，半世的艰辛，在这一声声呼唤中得到释放，得到缓解，洋溢出的是满足、是自豪。

铁旦娘不仅喊声优美耐听，周身上下无不透露出与众不同。 那年月，别人一个个蓬头垢面、衣冠不整，她却在人前头发不乱，衣裳整洁，就是身上的补丁也是熨贴端正，针脚细密。夏天从不光膀子，花一块多钱买块花布头，自己缝个无袖齐腰小褂，该肥的地方肥，该瘦的地方瘦。虽然已经养育了五个儿女，却仍容颜不老，干净利落。每天集体出工，铁旦娘也是鞋袜整齐，只是到了地头，要脱去鞋袜，打一双赤脚，上身也要罩一件破旧的衣裳，用毛巾包住头发、遮住脸面（免被日晒），与众人一样泥里水里摔打。收工，在浇地的垄沟里洗一洗，重新打扮齐楚，与众人一起回家。 铁旦爹是一个没有心计的人，该上工上工，该吃饭吃饭，有人指挥就动，没人说话就歇。好喝两口小酒，却从不花钱买，遇有街坊婚丧嫁娶，挖井盖房，必得一醉。一家人的吃饭、穿衣，内政外交一切事宜，全部落在铁旦娘一人肩上。铁旦娘却也心甘情愿，满肚子的心计正好有了施展之地。 铁旦家人口多，孩子小，挣工分少。队里鼓励社员在家积肥交给集体，每方粪肥记十几个工，铁旦娘指挥铁旦爹，拆了家里的旧猪圈，扩大为能盛十几方粪肥大圈。

这一带的猪圈极有特色，一般在院子的一角，离房子最远的位置。分上圈、下圈两个部分，上圈是猪睡觉、进食的地方，四周用矮墙围起来。睡觉处，上有顶棚遮风雨，下铺柴草保温，进食处设一半截破缸，紧靠着围墙，以便主人隔墙添食。下圈是猪撒尿拉屎的地方，也是主人家积肥的处所。清扫屋、院的尘土、柴末，做饭的柴灰，统统归于此处。是一个长方形的大坑，一般宽五尺，长一丈，深五尺。四周用砖衬砌。上、下圈以坡道相连，供猪上下来往。厕所在下圈的另一头，厕所后墙直接砌在下圈的衬墙上，茅坑用砖衬砌，直接与下圈相通，人排泄的粪便自然流到下圈。这种结构名曰“连茅圈”。人在上面蹲坑拉撒，猪在下面翘首期盼美食，人在猪前没了隐私。见猪嗷嗷待哺之态，茅房拉屎竟有了成就感。人粪喂猪，猪粪积肥，正合当下提倡的循环经济。但后来有专家说，连茅圈不卫生，强令农户将茅、圈分离。现在，这种连茅圈已不多见。

铁旦家改造的是猪下圈，改造后要比原来大一倍多。 大人孩子，从村口干涸的大坑里运来褐色的淤泥；在田埂、路边铲来草皮；霜后，一家人推车来到河边、地头，铁旦等爬到树上，用竿子打落经霜的树叶，爹、娘用扫帚扫起来。这些都是积肥的原料。填进猪下圈，灌上水，让猪踩踏一个多月，起出来，交给队里。每年交这样两圈粪肥，能记二、三百个工，顶一个整劳力全年的出工，铁旦家由拿钱户变成了分钱户。只是这粪肥里土多草少，肥效极其有限。当时，每亩地上多少粗肥，上级都有硬指标，生产队一般完不成。一到收秋种麦季节，公社下派的工作组，整天在地里转悠，队长为粗肥不足，没少挨吹（批评）。所以才让社员在家里积肥交到队里，至于肥效如何，队长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谁家交来的粪肥都一样，质量都好不到哪去，好粪肥要施到自留地里。 铁旦家每年养两头肥猪，旧历年底出圈，这时的行情最好。一头猪卖给供销社，再杀一头，一家人过年解解馋，还要到集市卖一部分肉。一家人一年的花销靠这两头猪就解决了。那时养猪还是传统养法，有什么喂什么，还不知道有科学配方的饲料。这样，养一头猪从买猪崽到出圈，要十四、五个月。铁旦娘每年一入冬，买两头小猪崽，先散养着，等大猪出了圈，再把小猪抓到圈里养，这样第二年的年底前才能育肥出圈。没有心计的人家，做不到如此周密。铁旦兄妹放学，背起筐下地打猪草，春、夏季喂猪鲜草，秋季，把打来的草晒干贮存，分批粉碎，掺上红薯、薯干等细料，就是猪一年的主食。每年到供销社卖猪，赶集卖肉，是铁旦爹的事情，他有力气，拉小车非他莫属，但铁旦娘也要跟在后面，最后议价收钱却又成了铁旦娘的专利。 铁旦家自留地的庄稼，比别人家也长的好。下力气大家都一样，只是铁旦家更舍得花钱下成本。铁旦娘过日子虽然节省，但给自留地买优良品种、买化肥、买农药却从不打算盘，别人家的小麦，收获前一场风雨，大都匍匐在地，减产甚至绝收，铁旦家的小麦却纹丝不动，皆因是种的新品种，秸秆粗壮，极抗倒伏。那舍不得施化肥的人家，管理的再精细，庄稼也是又黄又细，难比铁旦家的庄稼油黑粗壮。二亩半自留地，每年一茬小麦，一茬玉米，能收获三千多斤。因此，铁旦家的粮食，除了人吃、喂猪，还有剩余。攒上三年五载，就够盖一座房子的吃食了。

铁旦娘过日子，虽然算计周密，却也有算计过头，反吃亏上当的时候。 有一年冬天，小猪崽的价格一直居高不下，铁旦娘一等再等，终于错过了时机，没有买上猪崽，只有第二年春天买克朗猪（已经去势的半大猪），准备买两个小猪崽的钱刚够买一头克朗猪，已是大大的不合算了。买猪要赶呈委集，呈委村是个邻县的小镇，方圆几十里，数呈委的集市规模大，尤其以牲口市、猪市闻名。

呈委集离刘庄十二里，铁旦爹推着手推车，铁旦娘后面跟着，二人来到呈委的猪市。这猪市在村西，占地也有十来亩。只见站着、走动的是人，躺着挣扎的是猪，黑压压一大片，满耳是“吱哇-- 吱哇——”的猪叫，满鼻孔是猪粪尿的骚臭。来猪市的人们倒也习惯这种氛围，一个个若无其事，仔细看猪、高声侃价，然后过秤、点钱。

铁旦娘两口子眼睛只盯着克朗猪的摊位，一头头捆住四条腿的克朗猪，大肚滚圆。原来这里的人们集市卖猪，临来都把猪喂的饱饱的，为的是增加猪的重量，更有缺德之人，竟用细管子把猪食硬灌进猪的肚子。一看就是骗人的把戏，铁旦娘哪肯上当？转了许久，终于看上一头肚子小些的克朗猪，要价也不算离谱，又一番讨价还价，最后过秤成交。 回到家，解开捆猪的细绳，撒到圈里，那猪却是趴着不动，喂食也不吃，竟是一头病猪，铁旦娘情知上了大当，却没有丝毫办法，只得请来公社兽医站的兽医，打针、喂药，折腾了三、四天，克朗猪还是一命呜呼。铁旦娘恨不得扇自己几个耳刮子，背地里掉泪，人前还要装笑脸。最后还是赖了兽医站十几元的医药费，才算作罢。 每逢铁胆娘数落铁胆爹，铁胆爹忍受不了的时候，一提买克朗猪，铁旦娘就立刻闭口无言了。

不过，铁胆娘与铁旦爹的关系还是很好的，有好的吃食，铁旦娘总是偷偷给铁旦爹省出一些，让他吃些“偏饭”。有些下“死力气”的活，也舍不得让铁旦爹做。把他身子骨养的很是壮实。铁旦娘深知，在村里过日子，男人是一杆大旗，女人本事再大，没有男人这杆大旗戳着，日子也不好过。并且，她也离不开铁胆爹，结婚十大几年了，两口子还没有分离过。队里有了派劳力外出，挖河筑堤修水库等活计，别人家的男人都是争着去，为的是多挣些工分，省下家里一份口粮，铁旦娘却舍不得让铁胆爹去。这里的人家，没有孩子与父母分床睡觉的习惯，十几岁的孩子还跟父母挤在一条炕上睡，铁旦兄弟却早早就搬到东间屋奶奶的炕上睡觉了，西间屋只剩下铁旦娘两口子。每天晚上，洗刷了吃饭的锅碗，铁旦奶奶还在点灯纺线，这两口子却早早就囚进了一个被窝，吹灯睡了。早晨，铁旦娘总是把铁旦兄弟几个早早的喊起来，安排些力所能及的活，铁旦爹却可以呼呼大睡，直到队里**的钟声响了，才懒洋洋的下炕。

铁旦娘模样光鲜，穿着整齐，难免碰到些尴尬人尴尬事。 金有是个三十多岁的老光棍，尽管人长得歪瓜裂枣，衣裳却要穿出些两样，冬天，棉裤棉袄外面，还要披一件脏的分不出布丝的灰制服大衣，夏天不肯光膀子，总穿一件分不出颜色的背心。看见年轻女人，双眼直勾勾的就挪不动脚步。只因做事不管不顾，不怕得罪人，村里年年让他当“护秋团”。 合该有事，秋天的某日，铁旦娘收工后又打了一筐猪草，背着回家，猪草里藏了几穗玉米棒子，到村口被护秋团截住，把玉米棒子从草里翻了出来，金有把草筐扣住了，叫铁旦娘第二天上午，亲自去大队部接受处理。那年月，社员们偷生产队几块山药、几穗玉米，很是普遍，人们并不以为耻，逮住了处罚也不重，一般把筐和脏物没收就算了，关系弄僵了，大喇叭上广播一番，寒碜寒碜当事人，就是最重的处罚了。还没有罚款这一条。一般干这事儿的都是妇女、孩子，出了事，家里的男人出面，给村干部说几句好话，也就过去了。 金有让铁旦娘亲自去接受处理，自是没安好心。铁旦娘却并不胆怯。第二天上午，自己来到大队部，进了护秋团的屋子，金有一个人在屋里等着呢。先是一番云山雾罩的大话，说后果如何如何严重，吓唬铁旦娘，话锋一转又说，如果态度积极配合，也可从轻发落，铁旦娘始终一言不发。金有嘴里说着，眼睛盯着铁旦娘的身子，那双手就不老实了，比划来比划去就落在了铁胆娘的胸脯上。铁旦娘不吭气，自己解开了上衣的扣子，金有一看，疯了，伸手去解铁旦娘的裤带，铁旦娘突然一个大巴掌，重重落在金有的脸上，高叫：来人那--，接着要往外走，嘴里说，金有你强奸我，我找书记告你去！金有吓傻了，连忙拦住，说好话求饶，嘴里婶子、奶奶乱叫，只求铁旦娘不声张。铁旦娘也就适可而止，嘴里说，看你平日老实，对俺家一直不错，今天先饶了你，以后再找俺的茬儿，连今天的帐一块算。说着，背起自家被扣的草筐，连同筐里的玉米棒子一起背回家。自此，金有见了铁旦娘远远躲开。

铁胆娘经手盖了三处房子，三个儿子，娶了三房儿媳，当年日子过得很是红火。后来与铁旦爹都高寿，两位老人前两年才陆续去世。铁旦娘直到咽气，说话仍有条理，头脑清楚。

锅三
打了半辈子光棍，但身边没少过女人。早年曾“靠”（私通）过一个孤身寡妇，寡妇卖房子、卖地，供锅三吃喝；寡妇家产卖净了，人也死了，锅三又靠上一个曾经唱戏的女子，女子有个丈夫，那丈夫无论下地（干农活）还是上床俱是窝囊废，整日昏天黑地，只要有口饭吃，就是活神仙。女子手中略有积蓄，供两个男人吃、花。 锅三是贫农，但没有受过剥削吃过苦。他祖父手上的日子还红火，有几十亩地，有大车，雇长工，后来抽上了大烟，日子逐渐败落；到他父亲手上，大烟不抽了，吃喝嫖赌却是一样不缺，一家人也跟着吃穿享受了一番，母亲死的在先，后来父亲咽气时，家里一贫如洗，只留下五个台阶般的儿子。天无绝人之路，恰这时来了土地改革，拣了一个贫农的成分，弟兄五个还分得了田产、浮财，后来分家各过，弟兄们纷纷娶妻生子，不饥不饱的过了下去，唯独锅三，继承其父的恶习，继续游手好闲。但比其父高明，虽然也找女人，却只在女人身上找些贴补，虽也赌钱，却不推牌九，只跟几个有钱子弟逗纸牌、打天九，玩到最后，几个人的钱大都落在了锅三的口袋。 1958年，成立了生产队，吃上了食堂，生产队不养闲人，人人要参加劳动，不然不给饭吃。锅三的四弟当上了队长，给锅三安排了一个当饲养员的差使。这饲养员不下地经风吹日晒不说，经管着若干牲口饲料，肚子足可无忧，在吃不饱的年月，是金不换的差使。锅三从此有了正经职业，却也改邪归正，整日在饲养棚与牲口为伍，当年的狐朋狗友一个个下地干活，也没有人再陪他胡闹了。 那时队里的牲口棚借住一家民宅，极大的一个院子，没有围墙，没有大门，两间西屋主人家自住，一溜四间北屋做了牲口棚。
西屋的主人家，是三十多岁的一个寡妇，领着两男三女五个孩子过活。大女儿名叫白丫，所以人唤寡妇为白丫娘，白丫娘少言寡语，极有心计，清瘦的脸上一对漆黑的眼仁，平日这对眼仁总是被眼皮遮了起来，偶尔抬眼皮看人却是极有定力。早年丈夫在世时，日子过得很是可以，丈夫耕种着十几亩好地，整日牛马一样卖在地里，打下的粮食吃不完，男人是个守财奴，舍不得吃穿，只知攒钱买地，白丫娘屡劝无效，反遭责骂。后来改变主意，凡街上来了卖吃食的，端半簸箕麦子出去，换油条、换切糕，与孩子们敞开肚皮吃，吃剩下了藏起来，下顿继续吃，只瞒男人一个。后来丈夫死了，一家人也吃了食堂，毕竟还有些家底，悄悄添补些，没有挨饿，大人、孩子的穿衣也比别的人家整齐许多。
锅三与白丫娘整天低头不见抬头见，衣裳破了求白丫娘给缝两针，偶尔也拿一星半点饲料给白丫娘喂鸡。只是白丫娘整日不苟言笑，夜晚早早与孩子们关门闭户，锅三一时难以得手。一日，锅三蹲在院里抽旱烟袋，看一群鸡刨粪堆找食，一只芦花大公鸡，竟刨到一只虫子，那虫子盘在地上装死，公鸡却不吃它，扬起脖子“哽哽”高叫，叫来一只小母鸡，看小母鸡把虫吃下去，公鸡趁机跳到了小母鸡身上。锅三看的出神，猛一回头，只见白丫娘也在红头涨脸看这西洋景，白丫娘瞟锅三一眼，却并不马上离去。于是，瞅没人的机会，锅三端了半簸箕饲料，就进了西屋，上了白丫娘的炕。
自此，白丫娘脸上有了红晕，走路轻快了许多，遇人话也多了，两间西屋里，还时而传出白丫娘与孩子们咯咯的笑声。
人们都在为自己的肚子费心思，没人留意锅三跟白丫娘关系的变化。最早发现这事的,是锅三原来的“靠家",即唱过戏的女人，这女人虽不敢公开与锅三吵闹，暗地里却是屡屡盯梢，瞎搅和，找锅三两人的麻烦。有一次竟把锅三两人锁在了屋里，锅三隔窗苦苦哀求，女人终于心软，打开了门锁，锅三提一把斧头，直追了出来，女人撒腿就跑，可终于跑不过锅三，最后女人跪地求饶，叫爷爷叫祖宗，保证不再找麻烦，这一段过去的姻缘，才算最后了解。
当年还没有理发的推剪，只有剃刀，男人们都是剃光头，锅三却留一头齐耳长发，似女人一般甩在脑后。辛亥**前后，刚刚剪去辫子的**党好象也是这种发型。这头发长长了用剪刀剪短一些，自己照着镜子就能办理，倒也省事。夏天也不跟别人一样光膀子，裤子是裤子，褂子是褂子，到冬天还穿一身棉长袍，腰里扎一布带，棉袍的前襟撩起掖在腰带上，很是齐整利索，也很惹眼。 锅三好美食，也有办法吃。抓个猫逮个狗，剥皮炖软，吃上几天，他还用鲜肉炝锅，加水下小米，熬成肉粥，其香无比，在此地是独一无二的吃法；饲养棚院里少不了找食的母鸡，锅三隔三差五抓一只，悄悄褪毛炖了吃，他抓鸡有一绝，用一根长线，线头穿一颗玉米粒，扔在地上，鸡一口吞下了玉米粒，线的另一头却牵在锅三的手上，锅三顺势牵过来，攥住鸡头，那鸡一声不出就进了锅三怀里。晚上，丢鸡的妇人在街上高声叫骂，锅三却在屋里吃肉喝汤。在人人面黄肌瘦的年月，锅三却始终是红光满面。 食堂解散了，生产队一个分为三个，当队长的弟弟被批斗一番也下了台。锅三被分到了第五生产队，牲口棚也迁到了村西才盖的队部。锅三对新队长见面百般奉承，时而弄些吃食，悄悄端到队长家里，新队长是个毛头小伙，从未主过事、管过人，竟被这一套拢哄的飘飘然，视锅三为亲信。锅三喂牲口也确有高明之处，偷饲料是哪个饲养员都难免事情，别的队里的饲养员，只顾人吃牲口的口粮，却不顾牲口皮包骨头，锅三却能两者兼顾，他还不怕费事，套上毛驴，把饲料上磨磨碎，这样一斤饲料能发挥二斤的作用，当年一般做法是，粮食囫囵个喂牲口，很有一部分饲料牲口嚼不碎消化不了。锅三喂的牲口虽不是膘肥体壮，却比别人喂的牲口要强壮许多，因此众人对锅三当饲养员也还满意。锅三的饲养员位置竟如铁打一般。 白丫娘的肚子不知不觉中大了起来，白丫等众姐弟发现此事，共同发难，先是黑着脸不理娘，后是大哭大闹，白丫娘拉不下脸跟孩子们细说这事，百般无奈找到妇女主任，哭哭啼啼叙说了原委，妇女主任倒是热心，当即表示同情，并力劝白丫娘生米做成熟饭，干脆嫁过去。当时避孕、流产还少见，白丫娘明白，也只有这一条路可走了。 妇女主任逐个找白丫姐弟做工作，讲寡妇改嫁合情、合法，任何人不能阻拦，讲你们家庭成分是上中农，锅三是贫农，你娘是在转变阶级立场，事成之后，你们上学当兵都能沾光，如此等等，白丫姐弟年幼，并无多大主见，因此不再吵闹，任凭娘自主行事。这样白丫娘腆着肚子与锅三到了公社，领了结婚登记证，搬到锅三的小屋，做起了正当夫妻。 村里一时间沸沸扬扬，枯燥的生活平添一个热话题，众人议论不绝，女人骂白丫娘不要脸不争气，男人骂锅三老不正经。其实每个人的心理各异，吃不上葡萄，心底泛酸也是有的。 锅三的小屋在村子西头，四周没有人家，早年这里是一座小庙，不知道什么原因毁了，锅三与兄弟分家后没有住处，用旧砖废瓦盖起了这一间的小屋。但白天一般不在屋里，由铁锁看门，偶尔弄到鸡狗，夜晚悄悄拿回来，做好了一个人吃，也有相好的女人深夜来这里与锅三相会。所以，屋虽破小，却不断飘出肉香，炕虽简陋，却不乏女人的温馨。 话说白丫娘嫁过来不到三个月，就在锅三小屋的土炕上，生下一个不缺胳膊不少腿的男婴，小屋里又多了婴儿的哭声，院里多了晾晒的尿布。锅三这个老光棍从此有了老婆儿子，竟浪子回头，一心一意过起了日子。 可惜好景不长，三四年后，文化大革命开始，各地揪出牛鬼蛇神批斗，村里照葫芦画瓢，把“四类分子 ”（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反革命分子、坏分子，村里没有右派）戴上纸糊的高帽，敲锣游街，不知哪个人多事，竟连白丫娘也拉来一块游街，脖子上还挂了两只破鞋。白丫娘虽然羞恼，却还能撑得住，该吃吃，该喝喝，锅三光棍半生，却从未受此羞辱，整日黑着脸，见谁也不理，摔扫帚打簸箕。一日早晨，锅三趴在队部停着的大车上，突然对众人说：你们听听，我这心里怎么咚咚的敲鼓啊，众人并没在意。吃过早饭上工，人们听到消息，锅三死了。 锅三一死，白丫娘也就被造反派解放了。队里停工，帮助料理丧事。锅三家族大，弟兄、子侄多，丧事倒也热闹。人们把锅三遗体穿戴整齐，装在一口薄皮棺材，放两声炮仗，抬到祖坟入土为安。白丫娘批麻戴孝，与妯娌、晚辈媳妇等一起，长声嚎哭，四岁小儿在叔伯哥哥们的扶助下，摔了瓦，扛了引魂旙。 锅三死后，该有的哀荣都有了，却也不枉人世走了一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