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部分村干部下台不当了，即成为阻碍工作的顽固分子。他们心怀不满，说乡政府的怪话，煽动村民不交款。因为他们熟悉情况，说怪话村民相信。这里有一种怪现象，有的人当村干部时没有威信，老百姓不相信他的话，工作做不好。而一旦下台之后，说村里和乡政府的怪话，相信的人却不少。例如杨梅村的老支书，当了大半辈子的村支书，工作没有能力，说的话没有人听，可下台后，讲怪话就有不少人信。他再次当村干部的时候，他的话又没有村民相信了。

4.乡镇政府为群众办实事少，乡镇主要领导与村民交往少。有部分党员对村干部有意见，党费都不交，村支书只好自己垫交。前几年的计划生育工作采用一些的粗暴方法，对部分群众感情损伤较大，影响了干群关系。

5.对老干部、老党员，只强调其模范带头作用，工作上要求带头，生活上、政治上却并不关心他们，个别党员感到心寒，不愿带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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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继续正文:

除了上面日记中讲的原因之外，还有不少其他原因，下面我现在的分析：

乡镇政府的因素：

第一个因素当然是农民负担增长过快过猛。

这里以笔者曾经工作过的乡1998年与1990年收费项目、标准对比：

一是农业税：农业税相对稳定，负担没有增加。

1998年，该乡亩均上交18公斤稻谷作为农业税。1990年，农业税也是亩均18公斤稻谷。数量没有变化，只是每年因为公粮收购价不同，折成现金金额有所变化而已。

二是统筹款：1998年，18元∕人。1990年的1元∕人，1991年，乡统筹款增加到了2元∕人。1996年，增加到18元∕人。以后一直维持在18元∕人的标准。从1996年之后，该乡统筹款的标准没有再提高，现有的标准都收不上，增加有什么用呢？

不断提高的统筹款收费标准，是导致村民交不起或者拒交、抗交的一个重要原因。

三是教育附加与建校集资：建校集资是新增加的临时性收费项目。

1996年～1998年，乡建校集资是15元／人，这三年村民要多负担45元／人。

除了乡建校集资之外，各村还有数量不等的村建校集资。例如黄泥村，1997年村小学建教学楼，村民集资80元／人。

当时，“再穷不穷教育，再苦不苦孩子”、“百年大计，教育为本”的标语贴满村村乡乡，县乡村领导建校热情高涨，逢会必提建校，似乎只有建新学校才是重视教育。在这股建校“大跃进”的热潮中，各村都得建新学校，村民也就都得集资投劳。可是谁也不认真研究，到底有没有这么多学生读书。仅仅几年后，上面又提出“一乡一校”的教育改革，村小大部分撤销，集中到乡镇中心学校就读。于是村办学校的房子空置。

不讲科学，盲目决策对乡村的损害是很大的。为什么上级制定政策的智囊总是想当然呢？

教育附加是一项长期征收的项目，当时的口号是：“人民教育人民办，办好教育为人民”，1999年～2001年，该乡教育附加12元∕人。

四是屠宰税：1998年，12元／头，户均1～1.5头；1990年屠宰税6元／头；1982年，3元／头。

1984年～1993年，屠宰税由村秘书代收。实际操作上，村干部放的很宽，杀两头猪也就收一头的税而已，但这样还是收不上。1994年，为了完成任务，村干部想了一个办法：把屠宰税任务按人口分到各农户。或者一半按人口、一半按田亩把屠宰税均分到各农户，这样，猪头税变成了“人头税”。乡镇干部收农业税、统筹款时一起收。任务落到了乡镇干部身上。

但这个办法也有个矛盾，一些不养猪的农户不愿交。最后，屠宰税还是收不上来。2000年国务院办公厅制定的减轻农民负担的“八个禁止”，第一条就是禁止平摊农业特产税、屠宰税，从此，乡镇不再用摊派的方法收屠宰税。

五是农田灌溉水费：宣传过，但没有收过。当水利员与我谈起这个收费名目时，我觉得奇怪，村民用河里的水浇灌稻田，怎么要收费呢？如果是用水库的水，或者是用电从河里抽上来的水灌溉稻田收费还可以理解。

七是村提留：该乡1991年就没有向村民收村提留了。多数地方在收这一项目。

负担年年加，击垮了村民上缴的信念，不少村民不愿意交了。

快速上涨的建校集资与统筹款，使老百姓不堪重负，最终拒绝交纳。

第二个因素是村民怀疑乡镇统筹款的真实用途。1996年以来，乡镇主要领导用于招待费、购买小车等费用大增，使村民不再相信乡镇统筹款的正当用途，而不愿意交。1999年，我们长达半年不发工资，但乡里还买了一台新的小车，下去收款的时候，有一些看得到问题的村民对我们说：你们工资发不出，领导还买小车，收起这款是给他们大吃大喝吧？村民的话，乡干部听了之后，都没有心思收款了。这种情况，自然收不上。

毫无疑问，1990年代那种乡镇领导流行的一个怪论“协调就是生产力“，所谓协调就是大吃大喝，送礼，事情才好办，工作才会被认可。协调耗费了大量的资金，这资金的一个重要来源，就是统筹款。

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在那里不用在正事上，他也不愿意交。而普通的乡镇干部和副乡镇长，看到透支款对乡镇主要领导用于吃喝，他也没动力去收

第三个因素是丧失了行政强制执行力。

1996年之后，上级政府不允许乡镇干部再用强制手段收上交。村民有服从暴力的传统。农村谚语：“三句好话当不得一棒槌”，意思是与少数不懂理的村民说再多的好话都没用，一采用强制措施，他马上就服从了。“撮谷子”的强制权力一旦取消，村民就不愿意交了，因为不交农业税、统筹款也不会受到惩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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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实农民，农业税还是愿意交。当统筹款就不会交了。强势一点的农民，农业税都不交，因为乡镇政府已经没有那个强制执行力了。这个阶段，因为乡镇干部的工资常常发不出，收上来的统筹款，乡镇的正职又拿去公款吃喝了，至于发不出工资，他不怕。因为很多乡镇都发不出工资。区（县）也不管。见怪不怪。所以乡镇普通干部和一般的副职，他也不愿意努力去收。心里有怨气，收上来的统筹款，反正是他们乡镇正职享受，而且区（县）财政局拨下来的基本工资，都被乡镇正职挪用去公款吃喝。乡镇一般干部与副职基本工资都拿不到，怎么会努力工作？大家就是熬日子。而且大家也相信中央，省里绝对不可能让这种状况持续下去。2000年，开始搞干部工资卡，财政下拨的基本工资发到各个干部的工资卡上。不再统一拨到乡财政所。以免被乡镇主官挪用。

农民方面的因素：

一是“钉子户”的影响非常大。他们具有负面导向作用。既然乡镇政府没有办法对付“钉子户”，那么大家都当“钉子户”，不愿交了。谁不想留着钱给自己用？不交款生活不是更好吗？

那时的村也是非常的穷，乡镇干部也穷，村干部也穷

二是外出打工的农户难以收上来。

从1990年以来，外出打工的村民逐年增多，有的是全家外出，其中一部分外出户很难找到人。农业税、统筹款收缴工作没办法落实。这些外出打工的农户不交款的行为，对在家村民的交款也有影响。

三是乡村缺乏内生组织正面引导村民交粮交款。

当村支部、村委会等官方组织在收粮收款的工作上逐渐丧失对村民的影响力的时候，村庄缺乏内生的组织正面引导村民交粮交款。而在历史上，宗族组织一直协助政府做缴粮纳税的工作。本地光绪年间编修的《谢氏族谱》上就载有：完钱粮以省催科。而建国之后，乡村宗族皆被打压，后来虽然农村宗族组织复兴，但并没有获得国家明文肯定，自然也不能参与协助缴粮纳税的工作，缺乏乡村内生组织正面引导，村民交粮交款意识自然也淡漠。

四是外界思潮的影响。

1996年以后，村民普遍外出打工，他们从闭塞的环境来到开放的地方，思想意识有了很大变化。外地的一些拒交农业税、统筹款的信息，也传到他们的耳朵里，他们也受到很大的影响。还有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故意挑拨村民不交农业税、统筹款。在我们下去征收时，就有村民对我们说：“某某地方早就不交农业税、统筹款了，你们还收？”于是也跟着不交。这种思潮是1996年后村民普遍不愿意交农业税、统筹款的思想因素。

税、统筹款的思想因素。



9.取消农业税也有弊端？

2006年，农业税取消。这无疑是一个大仁政。

取消农业税，得到实惠最大的当然是数以亿计的农民群体，一些强悍的村民不再为一点农业税与乡镇干部对抗，那些家境不好的村民从此不再为交农业税、统筹款、村提留发愁。

直接受惠的第二大群体就是我们乡镇干部了。从此，我们乡镇干部不再为收粮收款使用强制手段得罪村民，或者低三下四当孙子求村民交款，也不再为收不上农业税、统筹款被扣发工资而苦恼。说真的，我在乡镇政府工作这么多年，最发愁的工作就是向村民收粮收款。当我听到取消农业税时，立即觉得一身轻松了。

取消农业税对于改善党群、干群关系的效果非常好。不少村民对中央农村政策的评价非常高：“原来农村一户人家要收几百元，现在还要发钱，现在政策非常好！”

对的。这一点，我书中讲得很详细

各个乡镇不同。

不过，取消农业税也并非没有弊端，最大弊端是乡镇干部缺少了与普通村民打交道的媒介，乡镇干部从此与多数村民不再熟悉。

农业税时代，不少村干部不愿意做这费力不讨好的事情。收农业税，统筹款，只是起带路作用，带着乡镇干部家家户户上门。乡镇干部在做工作时，也就有机会与村民坐在一起谈谈心，听听村民的心里话。互相也就了解了。一句话，因为收款收粮的关系，乡镇干部得与全体村民打交道，双方互相熟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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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税时代，不少村干部不愿意做这费力不讨好的事情。收农业税，统筹款，只是起带路作用，带着乡镇干部家家户户上门。乡镇干部在做工作时，也就有机会与村民坐在一起谈谈心，听听村民的心里话。互相也就了解了。一句话，因为收款收粮的关系，乡镇干部得与全体村民打交道，双方互相熟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