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强的人和书

文强的人和书

文强（1907－2001）。文强是一位经历极为特殊的老人。他的父辈曾追随孙中山，本人是文天祥的23世孙，还是毛泽东的表弟，文强17岁拜见过中山先生。文强还是毛泽东的亲戚。他说自己的姑母文七妹就是毛 的母亲，毛 是他的表兄。他和毛泽东的弟弟毛泽覃感情最深，中学毕业后，两人曾乘同一条船去报考广州的黄埔军校。文老考上了黄埔军校四期，与林彪同期，与周恩来的弟弟周恩寿、李大钊的侄子李运昌等为同班同学，而毛泽覃则进了毛泽东在广州举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文强在1924年就加入了中国共青团，1925年到广州后由周恩来介绍转为中国共产党员。在广州，他还应邀和周恩寿一起参加了周恩来与邓颖超的婚礼，与周恩寿一起送给新郎新娘的贺礼是条幅，上书“花好月圆人寿”。那时，周恩来担任黄埔军校的教官，而校长是蒋介石。文强还是林彪的班长，因林彪枪支走火和林彪打过架。在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又由邵力子介绍加入国民党，参加过北伐战争、南昌起义，任贺龙领导的20军第三师的党委成员、少校连长，以后随部队转战到四川，担任过中共四川省委常委兼军委书记，红一师师长兼政委，领导四川23个县，后因叛徒出卖被捕，成功越狱后受王明左倾机会主义影响而离川到沪，在寻找周恩来申诉未找到人下脱党。无奈中，经国民党著名将领程潜、张治中等黄埔教官的介绍，加入了国民党。抗战期间受到戴笠重用，加入军统，并领导军统在敌后上海搞情报和策反，得到日本进攻珍珠港情报，可英美不相信。期间拒绝了中共要求其再回去的说词。抗战胜利后第八战区司令长官胡宗南和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两个人打电报给蒋介石，说文强抗日功劳很大，应该晋升中将。1946年，蒋介石正式批准文强为中将。戴笠死后，文强脱离军统，在其父老朋友程潜下面任办公厅主任，1948年杜聿明一定让他去徐州当副总参谋长，在淮海战役被俘。1975年获得特赦，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刘延民、林立衡等，在文强去世前，从文口中“抢救”出这份口述自传。中国社科出版社推出的《文强口述自传》，记录了他的传奇人生中国社科出版社推出的《文强口述自传》，从此第一手资料中，可以清楚的了解中国这百年的“革命”沧桑。以下“”中内容均摘编取自该书。标题自加。


一：毛泽东是我表哥，也是我的老师，我对他有个人的看法。”

“八·一三”上海战争爆发，我奉程潜的命令，作为参谋本部的高级参谋到达上海的时候，见到郑介民，我问：“我住在哪里呀？”郑介民对我说：“有个地方可以住，无线电学校现在搬到汉口去了，你就住到无线电学校去，这个学校在法租界，你就当个校长吧。”
“学校都搬走了，还要校长干什么呢？”
他说：“看着房子，你就住在那里吧。”
我一到无线电学校的房子里去，从楼上下来一个人，我一看，是戴笠！他看到我，做出很奇怪的样子：“哎，我说你怎么到这里来了？”
“是介民要我来的。郑介民恐怕我没有地方住，要我住在这个地方来。”
戴笠说：“这是我的意思。我就住在楼上。”
我有些吃惊：“你也住在这里？”
“是啊，我住在楼上。”他对我说：“这个无线电训练班已经停办搬到武汉去了，这里的房子保留着，我们在这里办公。楼下的房子给你。你在这里可以帮帮我。”
我说：“我天天要跑好几个司令部，又要到张治中那里，又要到顾祝同那里，在这里我不见得干得下来呀。”
“你跑你的，剩下的时间帮帮我。实际上，就是守着房子，我们有地方住，有掩护，免得人家注意，办不好事。”
过了几天，戴笠看我跑各个高级司令部搜集战况，很忙碌，就说：“我看你工作很忙啊，你少一样东西。”
“我少一样什么东西呀？”
“你少部汽车。”
我说：“我没有那种想法呀，我可以两条腿跑，可以打黄包车，我并没有想要部汽车。”
他说：“这样多的事情都放到你一个人的身上，你没部汽车怎么行？”
“我也不好再问程潜要汽车，是不是？我这个高级参谋的职务是他给的，我再跑到他那儿要汽车？不合适。”
戴笠说：“你问他要干什么呀，我送一部汽车给你吧。”
“哦？世界上有这样的好事呀？”
“我看你这个人很能干，在黄埔同学中，你和别人不同，难怪你在共产党里搞得那样高的地位。我有两部汽车，送一部给你。”
哎，我一看，戴笠待人很好啊。
戴笠的这部汽车给我了。我坐着汽车，在上海一天到晚到处跑。
一天，我在上海马路上遇见一个人，他突然拍拍我的肩膀，我一时想不起来这个戴近视眼镜的人是谁，他看我站在那里迟疑，就叫：“怎么，你不认识我啦？”“我是袁裕啊。我现在的名字叫袁国平。”
袁国平是新四军政治部主任，黄埔第四期的同学。
我也叫了起来：“啊，苞谷老（‘袁国平’的声音听起来像‘苞谷老’，我们喊他做‘苞谷老’）啊！”
“你还记得我是苞谷老啊？”
“我记得，怎么不记得呢！我们有十几年没有见面了。”
我们两个一下子又都叫了起来：“没想到，我们在这里又见面了。”
袁国平说：“很难得遇到，我们找个地方谈谈话啊。”他又说：“哎，你怎么还不归队呀？”
“归队？归什么队呀？”
“你晓得不晓得周恩来在找你呀？是王明路线害了你们。”
“周恩来到哪里找我？”
“具体的地方我不了解，就晓得他在找你。你还不知道呀，周恩来知道你的情况了，在延安给你平反了。要你去归队。”
我说：“要我归队？这通知到什么地方去了？”
他说：“送到四川。”
“我已离开四川多年了，有通知我也收不到啊，已经七年了。”
“噢”，我说，“周恩来还帮我平反了，那我这个以共产党为友的决定没有错。”
我对袁国平说：“我离开四川回了老家湖南。找不到周恩来呀，我妻子也找不到杨尚昆，共产党要杀我们的头，国民党也要杀我们的头，我们只好回湖南老家，我当了个新闻记者，改名文浮生。我现在记者不当了，到了参谋本部。”
袁国平说：“我们难得见面，找个地方谈谈话吧。”
我问：“你认识张治中吗？”
“张治中是我们的教育长呀，怎么不认识？”
我说：“现在上海作战，他指挥宋希濂好几个军，浦东那边是张发奎指挥，还有顾祝同也在这里指挥。”
“那我们一道去看看张治中，找个地方谈谈。”袁国平拉着我就走。
我们一起到了张治中那里，张治中问我：“这个人是谁啊？”我说：“第四期的同学袁裕嘛。”
“噢”，张治中说：“袁裕，我记得起，他不是共产党员吗？”
我说：“是共产党员，他在新四军，我在马路上遇到他，我们是好朋友。这个人很好，现在国共合作，共同抗战嘛。”
“好啊，今天上午我还要开会讨论一些问题，你们两个到隔壁房间先谈吧，最后要走的时候，我再见见他。”说完，张治中就开会去了。
我和袁国平来到隔壁房间，袁国平说：“你跟周恩来没有接上关系啊，他给你平反，现在算起来也有六七年了，你怎么还没有接上关系呢？”
我说：“你把你们延安内部的情况多给我谈一点。”他就谈到毛泽东。
他说：“有一个消息我说给你听听，现在共产党把民族矛盾上升到第一位了，把抗日打日本放在第一位。阶级矛盾是内部的事情，降低到第二位了。这个还是个好事哩。”
“哎”，我说，“这是谁提出来的？”
他说：“毛泽东，现在延安方面是毛泽东负责。”
“哦。”
“你对这个提法怎样看呀？”
我说：“这个提法很好啊，毛泽东看到这一步，国共两党就用不着那样斗了，合力共同对敌，应该这样。”
袁国平问我：“你对你自己的问题考虑了没有？”
实际上这时我感觉找周恩来也没有找到，共产党的关系也没有了，我一直在考虑自己的前途。我就表示：“我有这样一个考虑，共产党的政策改变，国民党的政策也会改变，国民党也不杀我的头了，过去参加过共产党也不追究了，蒋介石的宽大政策越来越宽，不追究既往了。我并没有向国民党自首，国民党也不追究，取消对我的通缉是张治中给我办的，当时张治中说，取消通缉令，要有五个黄埔学生证明你跟共产党没有关系了，我就找了四个黄埔学生，还少一个，戴笠愿意担保我，他也算了一个，这样就取消了通缉令。这样一来，如果我回去恢复党籍（共产党党籍），就矛盾了。我在国民党里已经搞了两年多，回去不又成了问题了吗？”
袁国平说：“那没有关系，凭你跟周恩来的关系，可以解释嘛，我也可以帮你说清。”
我说：“老实说，共产党犯错误有自己的因素，过去在江西搞ＡＢ团，杀掉自己很多人，又出了个王明路线，一个党的政策老是这样，我对这样的搞法没有信心，毛泽东是我表哥，也是我的老师，我对他有个人的看法。”
袁国平听我这样一讲，说：“听你的意思是不想回来？”
“我有这个想法。我已经７年没归队了，我也不想再归队了，但是我以共产党为友，先把抗日战争打下来再说吧。现在大敌当前，把日本人打败了再说。”
他说：“我不好怎么说，也不好同意你的意见，也不好不同意。打好这个仗，把日本打败了再说，把日本打败之后你还要回来，是不是这个意思啊？”
我还是那句话：“有这个想法。”
“越搞越远了，那不是脱离的时间太长了吗？”
我说我的想法不变。袁国平说：“好好，我们两个的友谊关系保持。我留在新四军里，以后你写信给我，就写到江苏宜兴县府里，我就收得到。”我也把我的通讯地址告诉他，说你写到里口陈佑铭政治部，下面加上“军邮”两个字，就万无一失，可以收到。
分手时，我说你这个共产党员过得也很困难，我就送他１００块钱。
后来，我给袁国平写过几封信，接到他的一封回信，也没有说什么，就是彼此问候一下，以后再给他写信，就没有人收了，皖南事变，袁国平被自己的警卫员一枪打死了。




二： 领导军统上海抗战

我从上海撤退，一路收容在上海作战的部队，最后到南京的时候，南京已经变成一个空城，蒋介石召集军事会议，问所有到会的将官：“谁个出来守南京？”这些将官都不吭声，这个任务太重了，我们的主力部队在上海已经消耗殆尽了，到达南京的部队已经是不堪一击的残兵。蒋介石一看，只有一个人站出来了，就是唐生智。唐生智是北伐时第八军军长，后来当了一个方面军的总司令，在武汉他的力量差不多发展到四十多万人了。唐生智那时是军事参议院的院长，他说我出来打。他说：“我们的首都不能随便放弃。”蒋介石说：“好，这个任务就交给你。”其实唐生智自己手边也没有什么部队。日本军打到苏州的时候，很快就把南京包围了，同时封锁长江，一点都没有退路了。唐生智也没有办法抵抗了，只好向浦口撤退。胡宗南的部队在浦口，把唐生智接跑了，其他的部队还是撤退不了，守在南京最后的部队打得更惨了，南京被日本人杀掉的俘虏就有三十多万，这里边包括老百姓。南京失守了。日本方面在休整，我们也休整，差不多有两年，没有发生激烈的战争。
１９４１年，给我派了一个任务，让我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驻上海策反委员会主任委员和忠义救国军上海办事处处长，我已经是少将。具体的任务有两个：一是对付日本人和汪精卫，一是代表戴笠驻上海，主要搞情报工作。
我带着一个副官，一个译电员，从温州动身到上海。

就这样，我们好不容易到了上海。这是我第二次到上海。
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派了一个少将专员冯作仁代表第三战区驻上海，顾祝同要我到上海后跟冯作仁联系，说他熟悉情况，可以帮助我。我一到上海，就去找冯作仁。我跟他接头时，给了他一张我的名片。但是，没过一个月，他就被捕了，被日本人杀害了。我给他的那张名片落到了日本人的手里，日本人知道我到了上海。

搞了半年之后，日本人知道我在上海活动，汪精卫也知道我在上海活动，日本人和汪精卫特务机关“７６号”要抓我，他们手里有我的照片。“７６号”的头目是章乃器介绍来的五六个学生中的一个，原来是忠义救国军的大队长，后来当了汉奸（抗日战争胜利时，以汉奸罪被处决了），他知道我到了上海。我派人打进了“７６号”（现在这个人还活着，八十多岁了）。他送出一个消息，说“７６号”有人认出了我照片，一定要在“双十节”抓到我。开始是悬赏５０万美金，后来慢慢增加，从１００万一直加到２００万。有两次把我抓到，我又跑掉了。为了安全起见，我是“狡兔四窟”，有四个住的地方，在英租界，法租界，德租界都有。
因为活动的关系，我经常到锦江饭店去吃饭，与董竹君认识了。一次，我约几个客人在锦江饭店吃饭，不知怎么被日本人知道了。我正在餐桌边的时候，日本人在走廊上隔着窗子，对准我举枪，董竹君突然发现走廊上有日本人正准备冲着我开枪，她急中生智，把走廊的门“啪”地掀了一下，日本人吃了一惊，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胡乱地打了一枪，跑掉了。我坐在桌旁和客人说话，子弹从我的头上擦过去！
我成立了一个策反委员会，我自己是策反委员会的主任委员，下面有个参谋长，叫做沈忠毅，是浙江人。他当过杭州警官学校的指导员，黄浦第三期的。开始我们是平起平坐，后来我当了少将，他给我当参谋长。参谋长下面有一个管人事的，还有个搞宣传的，这两个人都是大学生，外文很好，都在浙江警官学校做过事，很可靠。
我在静安寺路有一处房子，是我在策反委员会办公的地方。这个地方我平常不大去，就是那个参谋长沈忠毅带着妻子住在这里，还有一些工作人员。我有时去一下，就跟他们说要小心，不要到外面去跳舞，不要乱花钱，不要出去，在屋里一人一天写一篇文天祥的《正气歌》，然后在家里三四个人打打扑克打打麻将都可以，不要打输赢，自己要爱惜自己，上海这个环境是很危险的。后来他们把《正气歌》读得很熟了。
虽然成立了一个机关，但是在上海很难把局面打开。我在上海跑马厅那个地方有一幢房子，表面上是一家黄金交易所，我自己是黄金交易所的老板，邻居们看我整天坐着汽车，神神气气的，还以为我真的是做黄金交易的。有一天，我的参谋跟我说：“你高高的鼻子，挺像个外国人，你坐在汽车里，脸总是向前看，谁跟你说话也不理，从侧面看上去人家以为你是个外国人。你要是换一顶新一些的帽子，就更像外国人了，外国人不会戴你那样的旧帽子。”
“哦？”我拿起礼帽一看，哎呀，我这个礼帽戴了三年了，应该换一换了。我在上海这个环境里，应该买个漂亮一点的。我平时出去都带着保镖坐汽车。这天就自作聪明，心想跑马厅这个地方一出去就是上海的南京路，出去没有几步路就有大商店。我想，我今天出去就不带保镖了，也不坐汽车，我自己跑到百货商店，买顶帽子就回来。我把问题看得太简单了。
我跑到一个百货商店卖礼帽的地方，说：“拿一顶礼帽我试试看。”一戴，很好。卖帽子的人把我的旧帽子装到盒子里，我说：“旧帽子我不要了，买一顶新帽子就够了。”老板说这个盒子你拿回去，新帽子不戴的时候装进去，省得落灰，我想也对，我就戴着新帽子，拎着盒子走出大门。
刚一出门，突然蹿上来四条大汉，猛地一边两个把我胳膊往后一翻，摁倒了。哎呀，我想，糟了，自己不应该来冒这个险。我定睛一看，汽车里还坐着两个人，其中有个人我认识。我说：“你是李参谋吧？”这个李参谋是原来别动军的一个支队参谋长。他看着我笑：“你还认识我啊？我们有一年多没见面了，还是搞别动军的时候见过面的，我们见面不容易呀。你到上海，怎么不通知我啊？今天哪，我们也是遇到你的，请你上我们的汽车，到上海浦西饭店走一趟，我们的头头在那儿等你！”
他看我不理他，又说：“我现在不是别动军的参谋长了，我是浦东丁锡山国民爱国军的参谋长了。”
我一想这个事情很坏。
车门打开，把我推进去了。我在车上说：“李参谋，我们当年搞的部队是为了抗日，你现在越走越远了，你走到了哪条路上去了？”
他说：“我走到哪条路上去了？我们是得到汪先生支持的。”
“汪精卫是什么人你们很清楚，你们应该大义灭亲。我们中华民国只有一个政府，汪精卫又成立了一个政府，那是汉奸政府，你投靠汪精卫，不应该呀。”
他“嘿嘿”两声：“我们这些人，地上的蚂蚁一样，那些大人物都投靠汪精卫，我们是哪里有饭吃就到哪里去。”
“你现在把我弄到哪里去？”
“到愚园饭店，我们的头头要和你见面。”
我一看他的汽车还是防弹的，说：“你这个汽车倒是保险。”
他很得意的样子，说：“这是日本人给我们的。”
车到了愚园路，经过愚园饭店，不停车，转了一个圈，向沪西开了。沪西是日本人和汉奸的世界，我说：“李参谋，你不是说丁锡山要和我见面吗？愚园饭店到了，为什么不进去啊？”
他说：“改变了，不到愚园饭店了！”
“那到什么地方去？”
他回答：“到沪西，百乐门饭店！”我想糟糕了。
到了沪西百乐门饭店，车门打开，把我抓了出来。说：“你上楼，我们的头头要见你。”我只好听他们的。上了二楼。门一打开，就把我推了进去。我一看，是一间很大的房子，里面坐着一个人，是汪精卫手下的一个汉奸师长。这个人坐在沙发上，左边有个小凳子，前面是一个圆桌。他抬起头看了我一下，说：“文将军，你还认识我吗？”我说：“我认识你丁锡山，没有杜月笙把你保出来，你活不到今天。你是杀人越货的海盗，你今天想把我怎么样哪？”
丁锡山手在圆桌子上一拍：“你们这边的人，把我们的一个师傅杀掉了！”
他讲的师傅，叫做何天枫，是个支队长。他说：“现在是一个抵一个吧，要拿你抵何天枫的命。”
我叫骂：“何天枫当了汉奸，犯了国法，应该镇压！你现在干什么？你也当了汉奸了！你就是今天把我抓到，把我整死，会有人来替我报仇。你知不知道啊？你是汉奸！你是自己往死路上走啊！”
他一听我骂他，一下子就掏出手枪，在桌子上一拍，狞笑着说：“我看你究竟有多大的本事，你对我还是这样神气？”我一想，这个家伙是一个海盗，跟他讲这些话也没有用，他把我抓住，一定是送给日本人，我这条命就没有了。我跟他大概隔一丈远的样子，我是练武的人，我有我的一些办法，我一个箭步蹿到桌子前，那个手枪到我手里了，我一下子摁住他，用手枪抵着他的头，说：“今天究竟是你死还是我死？你把我弄死了，你也活不成！”
他的那些徒子徒孙们“呼啦”一下五六支手枪都对着我，我说：“你们要开枪，我先把你们这个头头打死！”他们那些家伙不敢开枪，眼睁睁地看着我用枪抵着丁锡山的头。
忽然，外面走进来两个人，喊：“你们想干什么？”
这两个人很神气，手一挥，把屋子里的其他人轰走了。我正在全力对付丁锡山，忽然听到其中一个叫：“文先生，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一看，救我的人来了。这两个人是洪帮中地位很高的人，是我那个策反委员会的委员，一个是高翰生，是湖北人，北洋军阀时候的国会议员；另一个龚君普，也是洪帮大哥，是吴佩孚手下的少将监务官，是个将官，也是策反委员会的委员。他们帮会论辈，那些小喽喽一见他们辈分高，就双腿发抖。他们一进来之后，看见我拿着手枪跟丁锡山在那里斗，高翰生跑到丁锡山跟前，“啪啪啪”照着丁锡山就是几个耳光，说：“你今天想把文先生怎么样呢？你这个家伙忘恩负义，那时候让杜月笙把你保出来，就是文先生说的话，不是文先生说了话，你早就被枪毙了。他是你的救命恩人，你今天怎么还对付他呀？你这身汉奸皮呀，只有文先生说一句话才脱得下来。”
丁锡山跪在两个人面前，流着眼泪，也说不出什么道理来。过了好一会儿，才支支吾吾地说：“我对不住你们。我看他们把我的师傅杀掉了，我要替师傅报仇。”
龚君普又打了丁锡山几个耳光：“你报什么仇啊？何天枫自己当了汉奸，不当汉奸能杀了他吗？你的救命恩人是文先生，你这个家伙简直是莫名其妙！”
我一看这种情况，就一边把手枪交给龚君普，一边大骂丁锡山。我对他们两位说：“我很感激你们，丁锡山呢，我还要跟他说几句话。”
我说：“刚才他们两个讲得很对，你就是不明大义，只晓得报仇，跟着汪精卫你想做大官，你这条路走错了。你如果今后好好干，我可以把你这个汉奸的名义刮下来。杀日本人杀汉奸，并不是没有路，有路你自己不走。”我把丁锡山骂了一顿，他跪在地上磕头：“文先生，救我的命，救我的命。”我说：“你呀，今天是这两位救了你，他们不来呀，你不死在我的手里，恐怕我就死在你的手里了。”
高翰生已经是六七十岁的人了，他过来揪了我一下，我明白他的意思，是要我赶快脱离这个险境，如果日本人知道了就没有活命了。高翰生喊：“丁锡山！赶快让你的部下好好把文先生送上汽车，跟我们走，有一点不对，你这个家伙就活不成了！”
丁锡山连连说：“就这么办，就这么办，不知道送到什么地方去？”
“到了车上我们会说的。如果文先生出了问题，你也活不成！”
丁锡山就喊他的手下把我送上汽车，到了愚园路英租界路口，我们下了车。高翰生另外叫了一辆汽车，我们脱险了。在车上，他们两个人对我说：“今天好危险，我们不晓得你被绑架了，我们是以洪帮的身份，来做丁锡山的工作的，没想到把你救了。好危险哪，丁锡山是个最坏的家伙，我们身上都出了一身冷汗。”
戴笠给我拍来电报，说上海太危险，要我注意。我回了一封电报，“为国牺牲，义无反顾”。





我在霞飞路开了一家照相馆，两个照相的都是我的人。一次，打进“７６号”的内线到照相馆来送消息，说“７６号”把我的照片放大，由一些特务拿着，在租界的出口处，日夜盯着我的汽车。当时，处境很危险。晚上１０点以后我才敢出去活动。
有个叫左篆的，过去是个科长，湖南大学毕业的。这时他把科长辞掉，带着妻子到上海来找我，非要跟着我干不可。我说既然你来了，就搞宣传工作吧。我这里本来没有什么宣传科，因为他来了，因人设事，成立了一个宣传科。他是个湖南人，妻子是上海人。左篆来了没两个月，突然失踪了。他妻子也不知道他到哪里去了。
我说：“你至少知道一点动静啊？”她说一点也不知道，他早上出去就没有再回来。
我问“７６号”内线，有没有抓住一个姓左的？回答也是不知道，说如果抓来，我们一定会知道的。我又问在日本人那里的内线，内线告诉我，日本人抓了一个姓左的，这个人很刚毅，受尽了酷刑，什么也不说。嘴里不知念什么，后来有人告诉日本人，说这个姓左的念的是文天祥的《正气歌》。不到两个月，左篆被日本人活活地打死了。我们追认他为烈士。
我在静安寺的房子里请了一个娘姨，我问她：
“你家里是干什么的呀？”
她说：“我是宁波人，我的丈夫是当兵的。”
“当兵的？在哪里当兵？是在国民党里当兵呢？还是在汉奸那边呢？还是在日本人那边呢？”
她说：“在汪精卫那一边。”
“那你到这边来工作，你丈夫知道不知道呢？”
“知道。我写信给他说，我在这里，是做生意买卖的，对我们很好。”
“你的丈夫到过这里没有？”
她说：“没有，他是宁波乡下人。”
她还认识点字，有一天，我跟她讲：“我出钱送你的小孩上学，把她当成我的女儿一样。你呢，谨慎一点，就不要出去了。”
她说：“开始我不晓得你们这里是干什么的，后来我看清楚了，你们是重庆派来的高级官员，你们不是做生意买卖的。”
我说：“你看清楚了吗？”
她说：“看清楚了，那个参谋长是代替你负责的，他的妻子也很好，是杭州人，对我们很好。”
我说：“我们是为了抗日，救国救民嘛，我们住在这里表面上看起来是个家庭，实际上不是个家庭。”我问这个娘姨在上海几年了？她说：“我家里到上海做娘姨的，我是第一个。”当时，宁波娘姨是第一等，上海娘姨是第二等，第三等是江北娘姨，她说我们宁波娘姨的待遇都比较高。我说：“送小孩读书都是我花钱，你还有什么困难，随时告诉我，我会关照下属多给钱给你。”
一天，忽然闯进来五六个人，娘姨一看他们来头不对，就赶快把文件、账目藏起来。他们抄家什么也没有抄出来，这个娘姨很机警，趴在我窗子上喊：“我们这里来了流氓，抢东西！”巡捕房里马上就来人了。那五六个日本人看到来了巡捕，就逃掉了。如果不是这位娘姨叫来了巡捕，那些日本人只要一掀里屋的门帘，账目名册之类的东西都在里面，好险呀！巡捕问娘姨：“你喊叫什么？”
她说：“这几个流氓看来像日本人，所以我就报警了。”
这个娘姨很机警，后来我奖励了她一笔钱。
巡捕刚走，我刚好来到这里。我不晓得发生了什么事情，只感觉屋里的气氛很紧张，参谋长不在，会计科长也不在。娘姨出来了：“哟，你怎么回来了，你回来就不要再出去了。看来日本人在外面还有探子。你出去把你抓起来不得了。”娘姨说：“我带你到隔壁的一家去躲一躲。”
我问：“参谋长呢？”
她说：“参谋长没回来，不晓得到哪里去了。”
我告诉娘姨：“你站在窗子边注意着，如果参谋长回来，你就赶快从窗子上丢衣服下去，让他不要进来。”

会儿，参谋长果然回来了，娘姨把衣服丢下去，参谋长一看，知道发生了情况，就不敢进门了。又过了一会儿，我们的会计科长回来了，娘姨还没有来得及把衣服丢下去，日本人扑过去把会计科长抓走了。重庆汇来的经费都归他负责，然后再发给上海军统的各个机关。这个会计科长姓马，叫马仁湛，他是个大学生，在我这里是半天读书，半天工作。他被捕之后，被日本人把两条腿都打断了，他始终没有投降，始终什么都不承认。后来我特赦以后，他还坐着轮椅来看过我。





三：胡宗南是真善义

北方局设在西安，西安是第八战区的防区。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是胡宗南。胡宗南是浙江人，对任何人也不发脾气，从来不骂人，不像戴雨农那样脾气暴躁。胡宗南当了很长时间的小学教员，对人很平和，如果批评部下，也是很轻微地说几句。胡宗南这个人，依我看，是个好人。但是如果作为将官，让他搞个很大局面，他没有那个才干。
胡宗南有３０万人，蒋介石信任他，让他封锁延安，可是他对付不了延安。他身边的三个副官，其中两个是共产党，一个是熊向晖，一个是申健（三青团西安分团书记、西北“工合”宝鸡事务所主任），胡宗南一点也不知道，还送这两个人到美国留学。他的机要秘书是共产党，军需处长是共产党，作战室的参谋也是共产党，他都不知道。所以他的部队还没有出发，延安就一清二楚了，搞得胡宗南３０万部队一点用也没有，而且，他身边的那些共产党直接与周恩来联系，胡宗南还打什么仗呢？
蒋纬国在第八战区结婚时，胡宗南和戴笠是主婚人。蒋纬国与石凤翔的女儿石景宜结婚。虽然是婚礼，但石景宜已经大着肚子。石凤翔是个资本家，湖北人，大华纱厂的厂长，在日本留过学。大华纱厂原来在湖北，抗日战争爆发后迁到西安。
蒋纬国的婚礼很简单，就是一桌饭，陕西省 去了，国民党省党部的组织委员去了。举行婚礼前，胡宗南说把自己的公馆让出来，让蒋纬国结婚，但是蒋纬国的岳父不愿意，所以蒋纬国不让他岳父来参加婚礼，搞得他岳父很不高兴，发牢骚说：“我那房子都装饰好了，纬国不用，胡宗南把自己的公馆让出来，他们在那里结婚，胡宗南这个人怪得很，看不起我。”
我跟蒋纬国岳父石凤翔很要好，我对石老说：“石老啊，你不要说怪话了，胡宗南就是这样的人，他待人很真实，很有礼貌，他喊出一个口号‘抗日战争不胜利就不结婚’，是个光杆儿，直到抗战胜利才结婚，妻子是南京金陵女子大学毕业的，结婚第三天，就把妻子送回南京，后来又送到美国受训。哪有结婚第三天就把新婚妻子送走的？为了打延安嘛。我看胡宗南也是书生气，你还生什么气呢？不要生气了。”
在蒋纬国的婚礼上，胡宗南交给我一个任务，不要让人破坏捣乱。我就跟西安方面联系，让他们派一些警察来保卫。
石凤翔成了蒋纬国的岳父大人，很高兴地请我们吃饭。蒋纬国比我小十岁左右，我是少将的时候，他是上尉。所以他一直到死，都称呼我为“学长”，他自称“后学”，我给他写信，称他为“纬国弟”。
还有一次，胡宗南请客，请身边最亲信的高级幕僚，其中最年轻的是蒋纬国，是个上尉。蒋纬国对来的那些年纪大、官阶高又不理会他的人不大接近，一下子看到我，就挨着我坐下。胡宗南走过来对蒋纬国说：“你站到门口，帮人家拿拿帽子，挂挂大衣。”
蒋纬国回到座位上坐下来后，我对他说：“我注意到你，你给人家拿帽子，接大衣，做得不好。你站在那里，人家还没有来得及摘帽子，你就从人家头上一抓，把帽子抢过来，人家刚刚脱掉大衣，你就一把抢过来，人家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呢。你应该慢一点，两只手去接，这才有礼貌。皮带呢，不能和大衣挂在一道，要另外放在一个地方，有次序地摆放，这都有讲究。有些人不要你代劳，有的假客气，有的是怕你办不好，情愿自己动手，他客气到第三句，你就随他好了。我还看见人家不吃烟的，你也给人家点烟，人家当然不愿意了。”
他说：“老大哥呀，我不懂哪，我把事情看简单了。”
我说：“你是大少爷出身，没有做过这些事情嘛。”
过了一会儿，胡宗南过来，带着蒋纬国到会客室后面的电话室，摇好电话，把电话递给蒋纬国，对他说：“给妈妈（宋美龄）拜年。”接着，教蒋纬国怎么说：“对父亲就不要拜了，父亲日理万机，请妈妈代我说一声，儿子给他拜年了，说这些就够了。”通完话后，胡宗南又对蒋纬国讲：“你看看客人吃烟不吃烟啊？吃烟的给点上烟啦。”
蒋纬国做好这些事后，胡宗南又说：“纬国，等一下宴会一开始你帮我做件事。”
蒋纬国站起来：“什么事啊？”
胡宗南说：“帮我布菜。”
其实蒋纬国对“布菜”是个什么事情并不清楚，只好含糊答应：“啊啊，布菜。”
蒋纬国坐下来问我：“哎，老大哥啊，胡先生要我布菜，是干什么事情啊？”
我说：“布菜啊，我告诉你，胡先生今天请客，他是最高长官，把我们这些亲信都请来了，包括你在内，本来布菜这些事情是他的事，现在要你代劳。布菜就是给每个人的盘子里夹一些菜。”
他恍然大悟：“噢，我晓得了晓得了。”
我说：“哎，布菜这个事情可是有道理，有分寸的呀。”
“一个盘子夹一筷子就行了，还有什么分寸哪？”
“不是那样简单，这里面有分寸。”
“那怎么夹法？”
我说：“你第一筷子要夹到胡长官盘子里，他是主人，而且除了他，没有官阶再高的人了，第一筷子给胡长官夹，他心里很高兴，觉得你很尊敬他，其他人看了，也认为你很懂道理，会做人，有礼貌。”
“哎呀，老大哥，你真是帮了我，要不我几乎搞错了。”
我说：“你还没有完全搞懂呢。”
“怎么呢？”
我问：“这第二筷子夹给谁呀？你搞清楚了吗？”
“第二筷子夹给谁啊？我不晓得。”
“这第二筷子，要夹给那个参谋长，他资格老得很，又兼二十四集团军的总司令。第三筷子，你顺着桌子右边挨个过去。”
蒋纬国说：“哎呀，这里面还有这么多学问哪，我都不懂。”
我又说：“你夹菜要站起来，坐在这里光手指动还不行，坐着夹菜是老人家的态度，你年轻，官阶低，一定要站起来，站起来就有礼貌了。”
他点头：“我懂我懂。哎呀，我今天上了很好的一课啊。”
再说到胡宗南。孔祥熙的女儿非要和胡宗南结婚，可是胡宗南就是不愿意和孔家小姐结婚，直接拒绝又不好，他就想了一个办法。他约孔小姐：“我们到饭店里吃点东西吧。”孔小姐如约而至，一看，是一个最脏最小的馆子，胡宗南还故意叫了两碗面条吃，搞得孔家小姐很不高兴。吃完面条，胡宗南又说：“我们去游游山吧。”山很高，孔小姐穿着高跟鞋，怎么在山上走呢？走到半截，孔小姐就发脾气不走了。回来后，孔家小姐果然不理胡宗南了，胡宗南的小计谋成功了。
美国人送给我一条很贵重的皮带，我想，这么漂亮的东西我也用不出来，干脆送给胡长官，他是第八战区司令长官，要去郑州主持日本投降仪式。我拿着皮带到胡宗南的房间里去，他问：“哎，你拿的什么？”
“是一根皮带，美国人送的，用最好的牛皮做的。”
胡宗南仔细地看看皮带：“哎呀，这个皮带恐怕委员长都没见过，真是太漂亮了。”
“嘿嘿”，我直笑：“委员长见没见过我不知道，我送给你，你是第八战区长官，还要去受降，你当着日本人的面去摆摆威风嘛，只有你才够这个资格，我嘛，不够资格。”
听我这么一说，他很高兴：“我收了，我收了。你这个话讲得好，咱们去日本人面前摆摆威风。”
有人跟他开玩笑：“胡长官，你这个皮带啊，再没有比你这个更好的了。和皮带相比，你的这身军服不行，你搞套好的军服嘛。”
胡宗南没有换过军服，总是那么一套。他一想也是，这套旧军服不配漂亮的皮带就对部下说：“赶紧找个裁缝来，给我做一套新的，这身旧衣服不配这个皮带嘛。”
裁缝干了一夜，把新军服做好了。胡宗南穿上新军服，把皮带一系，喜滋滋地问我：“看，配得上吗？”我说：“好好好。”
有一次，我在南京，陕西省 祝绍周住在中央饭店，到处打电话找我，我想祝绍周找我干什么呢？我就去了。周晓舟拿出一把红绸子包的日本战刀，说：“这是胡先生送给你的，要我亲自转交给你。”我打开一看，是日军连级干部用的刀，并不是很高级的。我说：“现在这样的刀我有三把，其中两把是日本将官的刀。这把刀是个尉官的刀。”祝绍周不懂，说：“噢？你还会识货啊？我看胡先生不大送人家东西，特别送个刀给你，说他的皮带是你送的，胡先生给我看过那条皮带，很漂亮。”
胡宗南比我大１２岁，对我特别好，有时我跟他开开玩笑，他也对我开开玩笑。有一次，我请蒋纬国岳父石凤翔吃饭，正在席间的时候，胡宗南派副官孙健坐着汽车来了，叫我：“胡长官请你马上去一趟。”我说：“好吧。”然后对桌上的人说：“我去去马上就来。”
我去了胡宗南那里，问胡长官找我有什么事？他说：“西北军的门致中，他要起义，你给我发个电报过去，要他后天起义。”起草好了电报稿，胡宗南连名也不签。我说：“你不签名，这算个什么电报呢？”
他说：“哎，胡宗南这个名字不能随便对外嘛。”
“你的名字不对外，人家知道这是谁的命令，谁的电报啊？”
他说：“噢，一定要签名的啊？”
我说：“你这样大的官，怎么连这一点都不懂呢？”
他签了：“宗南。”
我说：“你‘宗南’两个字也不行，要加上‘胡’字，‘胡’字不能少。”他又加了个“胡”字。
蒋介石派了一个参谋次长熊斌到西安，这个人是日本陆军大学毕业，冯玉祥的参谋长，当过陕西省 。他到西安的主要任务是搞策反，因为汉奸部队里冯玉祥的人很多。到了西安，他去见胡宗南，对胡宗南说：“我奉委员长的命令，进行策反工作。委员长给了我一个宣抚使的名义，要我把冯玉祥手下投降日军的人策动过来。胡宗南大包大揽：“噢，你就归我管。”
过了些日子，熊斌对我说：“今天在胡长官那里碰了一个钉子。”
我问：“碰了一个什么钉子呢？”
熊斌不高兴地说：“经过策动，有伪军来投诚，胡长官说第八战区归他管，要我不要管这个事。”
我说：“胡长官做事就是这样，他是我们校长的学生，我也是校长的学生，我也是在这里搞策反工作的，他更相信我，所以他认为你就不要来过问。你不是黄埔学生，又不是部队里的人，是不是？他有门第之见。你是奉蒋委员长的命令来的，有事应当跟你商量嘛。”
所以我看胡宗南这个人，很书生的。
蒋介石是把胡宗南选作接班人的。上海一家外国报纸上登文章，预测蒋介石百年之后，谁是接班人。文章提出了三个人，第一个是何应钦，第二个是陈诚，第三个是胡宗南。文章的分析是，何应钦是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陈诚是保定陆军学校毕业的，胡宗南是黄埔学生，将来这个接班人可能性最大的就是黄埔系统的胡宗南。胡宗南很高兴，把这张报纸贴在桌子的玻璃板上面。他好像生怕我没有看到这张报纸，把我约到他房间里，说：“你看看，看看这里。”
胡宗南办公室里总是摆着《左宗棠全集》，还送了一部给我。
有一天，我对他说：“胡长官哪，《左宗棠全集》我都读了。”
他高兴地问：“哎，你知道左宗棠是个什么地位呀？”
我说：“我读了左宗棠写的文章，读了他写的诗，他这个官位呢，和你这个官位差不多。”
“怎么？跟我这个官位差不多？”
我说：“你在西安，掌管陕、甘、宁、青、新等五省，西北华北是你的根据地，左宗棠也是你这样的官位。”
“你说得很不错”，胡宗南说：“这个地盘是委员长给我划的，这五省是最苦最穷的地方。”
打下延安后，胡宗南升为上将，当时，黄埔学生中升为上将的，只有他一个人，没有第二个人。胡宗南这个人，一天到晚想做中国的接班人，一直到失败后，跑到舟山群岛还搞了两年，后来回到台湾。
我直到现在还想，蒋介石手下的这些人，陈诚很能干，很有办法；胡宗南是真善义，但是才干不够。








四：悔过书与台湾

淮海战役被俘后，“周恩来在战犯名单中发现了我，就派萧劲光专程来济南看我。解放军政委告诉我：“周总理来电报，欢迎你上北京。”萧劲光派了四个警卫把我送到了北京。
到了北京，我以为能见到周恩来，没想到把我送到德胜门模范监狱，编号７２号，７２号就是文强。
我想，俘虏也送到监狱？周恩来也没有见到，是怎么回事呢？
监狱长找我谈话，要我写个东西。我说：“写个什么东西呢？写封信吧。”监狱长说不是简单的信的问题，你们反共反人民，要写个悔过书。
我想，我什么都可以写，就是不写悔过书。我说：“我不写。”
我说：“我一直都是爱国爱民，没有做过什么坏事，既没有杀害一个共产党，也没有破坏共产党的组织。我曾经是共产党员，我脱离共产党是因为逼得我无路可走，我如果当时不走，恐怕今天早就没有我了，我问心无愧。”
过了几天，又让我写悔过书。我想我是文天祥的２３代孙，就是不写！这样，我２６年半之后才特赦出来。

蒋纬国将军为祝贺文老90大寿，亲书“仁者寿”和“浩气长存”两条幅以示敬意。并书写“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相赠。

五：肃反

我被特赦之后，很想回湖南老家看看，可是又觉得老家的那么多人因为我而遭殃，就没有回去。
我的亲弟弟、弟媳妇，在土改的时候把他们关到山里打了一顿，又放出来，说他们在地下埋有金子，非让他们挖出来不可。弟弟没有儿子，我把我的二儿子过继给他，他把儿子寄在伯父家里，带着妻子，两个人跑到屋后，抱着石头沉水死了。
大伯父经我的介绍，在唐生智手下当译电室主任，没有做过大官，也没有作过恶，后来回家没有饭吃，饿死了。
二叔父，是我害了他。当年他在湖南第一师范上学时，跟毛泽东同学，毕业后在学校教体育。抗日战争爆发后，我在政治部当主任，想给家里人找点出路，这个二叔父体力好，有头脑，我就想把他弄出来。我写信给他：“二叔，你在乡下干什么呢？还在教体育吗？你愿不愿意出来呀？如果愿意出来参加抗战，我这里办了一个政工训练班，你是师范学校毕业的，可以参加这个班。”
二叔回信：“谁个愿意当小学教员呢？可是我有什么办法呢？没有出路，只能混口饭吃。你那里要我，我就来。”
二叔就这样找我来了，我把他安排在安徽祁门受训，三个月后分配工作，当了一个连指导员。因为他会体育，训练有方，很快升为少校。一次，一个支队长跟我讲：“要你二叔调到我那里去，我那里成立了一个政工室，让他去当政工室主任。”我说：“可以啊，不是又升了一级嘛。”二叔又升为中校。
后来，我又对二叔说：“成立了一个军训团，团长是黄埔第一期的，跟我很要好，现在东北很需要县长，你到这个军训团受训练，将来安排当一个县长。”二叔挺高兴，我就调他和另外四个人去受训。我又告诉杜聿明，说我有五个人，在部队里当过指导员，现在在军训团里受训。
杜聿明说：“现在我们东北很需要人，你看他们当县长够不够？”
我说：“够！”
杜聿明说：“我们已经收复了松花江以北，很需要人，让他们去当县长吧。”
但是我们没有过松花江，拖来拖去，拖到停战协定，他这个县长就没有当成。我把他调到沈阳警备司令部督察处当处长，又升了一级，升成上校。
我的黄埔同学廖宗泽在２１兵工厂当稽查处处长，他调到别动军当司令时，把兵工厂稽查处处长这个位置交给了我二叔。二叔到了兵工厂后，又把他一家人和他哥哥的儿子、弟弟的儿子，都弄到２１兵工厂，还把我另外一个叔叔弄到兵工厂当了个招待所主任，在这个兵工厂里，他安置了老家的十多个人。
后来形势紧张，国民党里可以自由退职，发一笔退休费。二叔对厂里说，“我的靠山是文强，文强到淮海打仗去了，我想退休。”他得知我被俘后，又坚决要求退休，拿了一笔退休金，回到乡下老家，不做事了。哪里想到，一解放，他的事情就成问题了。他是文强带出去的，当到了上校。整天让他交代问题，他说：“我交代什么呢？我在兵工厂，再说我受训的时间多，没有杀过人，没有放过火，交代不出什么啊。”二叔被枪毙了，他的妻子死得也惨，被淹死了。他们是因为我而死的。
我当时在长沙公署给程潜当办公厅主任时，这个二叔给我推荐了几个乡下老家的人，这几个人我都不认识，也不姓文，他们要到我这里搞点小差事干。我就跟长沙县县长讲了，把这几个人安置下来了。土改时，这几个人也倒了霉，说是靠文强做了事，被枪毙了。
还有一个姓文的，是敬信学校的教员，土改时从他家里搜出来一张我的照片，就问他跟我是什么关系？他说文强原来是敬信学校的，后来到外面做事，发达了回来请我吃过饭，送个照片留做纪念。就是为了这张照片，把他也枪毙了。
这么多人都因为我而被枪毙了，尽管我很想回老家看看，但是又觉得回去不太方便。
１９８４年，我们这些原国民党将领在广州开会，大家就议论，这个说家里死了九个，那个说家里死了八个，还有的说我是起义的，家里也搞得很惨。我说，我家里亲戚朋友死了十几个，回去也没有面子。过了几天，湖南省政协 （我给程潜当办公厅主任的时候，他是程潜身边的一个秘书）到了广州。他找到我，说：“你们这些高级将领都不回湖南，是我们湖南的耻辱。这次我到广州，就是让你们跟我回湖南。我带着省政府交际处处长来了，还带着请柬，请你们这些高级将领回湖南。”
我对他说：“我们是朋友，你又是程颂公的侄子，我在办公厅当主任时，我们两个走得很近，有感情嘛。按道理我们应该回湖南，但是为我死了那么多人，我太不光明了，回去怎么交待呀？我不回去！没有办法回去！其他的人不回去也都有原因。”他表示这次一定要把我们接回去，而且要我做其他将领的工作。
我一想，我的子孙还不少，有五个儿子，我也得给子孙留个后路，将来他们不回湖南也不像话啊。朝代变化，谁跟谁也没有私仇嘛。湖南省政协 的到来，使我觉得应该回湖南老家看看了。
湖南省政协 说：“我带了请柬来，你帮我发一发吧。”
我说：“你慢一点，不是那样简单的，我回去一个一个地搞通。”
当天晚上，我就向那些将领做工作，原湖南绥靖总署第一副主任李文安说：“我不回湖南，我回湖南干什么？我家很苦，是个农民，饭都没有得吃，后来我官做大了，连累了父亲。”他反问：“你也不打算回湖南，怎么还来劝我啊？”
我说：“你死了父亲，我的伯父、叔父、弟弟、弟媳妇死了不少于１０个人。”
他说：“我回去交待不了，我不回去。哎，你现在怎么个想法呢？”
“我现在想留个后路，我有子孙，你也有子孙哪，应该回去看看。”
他气鼓鼓地：“你要回去你去吧，我不去！我没有面子！”
我们谈得很僵。这个工作做不通啊。我想，这个冤仇保留下去，对子孙也不好，明天我再去找李文安，一定要说服他。
第二天，我找到李文安，他没有好气地问：“你又有什么事要跟我讲啊？”
我说：“你不回湖南是有道理的，可是我想来想去，你还是要回去。”
“你呢？”他反过来问我。
“我决定回去！”
他很固执：“你去我不去。”
“哎”，我说，“老大哥啦，我把昨天晚上想的问题跟你讲讲。刘少奇是怎么死的？彭德怀是怎么死的？陈毅又是怎么死的？他们都是开国元勋，都是冤死的，你的父亲是穷苦人，如果你父亲和我说的这些人相比，谁个重要啊？共产党里那么重要的人都冤死了，这是历史的不幸，我们和刘少奇、彭德怀、陈毅相比，那还不是地上的蚂蚁一样啊？”
他想了想，说：“你讲的有道理，这个冤仇不能再结了，我不能为死了父亲就不回湖南，我听你的，你回去我也回去！”
我说：“那好，你考虑好了没有？”
“我还是一句话，你回去我也回去。”
工作终于做通了，我很高兴：“我就让他们准备请柬了，他们欢迎你回去，也欢迎你的夫人、儿子回去。”
就这样，我们一行人终于回到了湖南。

六 台湾的百万美金


我在休斯顿的时候，正好过中秋。中秋节的晚上，蒋志云邀我一道过中秋。她一会儿叫我“老师”，一会儿叫我“长官”。我说：“你不要叫我‘长官’了，让人家听了笑话我们。我们是同乡，你是我的部下，我年纪又比你大一点，你就叫我‘大哥’也行，这样喊亲密一些，外人听着也好听一些。你就叫我‘大哥’，我就叫你‘小妹’。”
我们坐在屋外赏月后，回到屋里，她丈夫高高兴兴地从楼上端着一张照片下来，说：“今天晚上是你的８０大寿，又正是中秋赏月，我们送给你一件礼物。你看，这张照片你有没有啊？”
我一看，这张照片２４寸，大大的，镶在镜框里，是我穿着中将军服，４０岁那一年升为中将时照的。
我说：“我没有了。”
他说：“台湾给你保留了。我家里也有你这张照片，我给你放大了，带回去作纪念吧。”
“啊啊”，我说：“这个礼物很好。”我不敢说，大陆抄家时把我的照片和军服等等都搞掉了，我只是含含糊糊地说：“我没有这张照片了。”
蒋志云说：“我们想了一下，给你祝寿，光给你照片还不够啊，我们合计了，拿１０００美金给你作寿，表示点意思。”
我说：“照片我收了，钱我不要。我现在身上还有一两千美金，回去的路费够了。”
她表示一定要给。
说着说着，蒋志云的丈夫说：“我的生日跟你只差一天。”我很高兴：“好啊，我们两个人又是祝寿，又是赏月，好好好。”
我们坐在屋里看电视，蒋志云提出一个问题，说欢迎我到台湾去，说我在台湾存有１００万美金，希望我去台湾领这笔钱。
我吓了一跳，说：“我在台湾一个钱也没有，我没有这笔钱，你们不要胡说！”
蒋志云说：“你是国民党中将，每月固定工资４００美金，每月还有１２００美金特别费，一个月就是１６００美金，到现在三十多年了，积累下来，差不多有１００万美金了。你知道吗？台湾方面认为你是在职，你在大陆坐牢，应该给你钱。”
我心想，台湾方面用心良苦啊，也不能不感激。但是这个钱不能拿，我如果拿了这个钱，回去就对不住邓小平了，对不住邓颖超，他们要我做爱国人士一直到底，我要是拿了这笔钱，太不光明了。
我又想，我没有钱还好一点，如果拿了这笔钱，我在大陆上不好做人，以后到台湾看看，在台湾也不好做人，败军之将嘛。不拿这个钱，我比谁都高大，拿了这个钱，我就一点人格都没有了。而且我拿了这笔钱，回到大陆上就不得了，我那个老婆还得要一半，儿子媳妇亲戚朋友，都要钱，我给不给啊？自己找麻烦嘛。人家会认为文强这个家伙不知道有多少钱，把我绑架去了呢。
我把这个问题考虑清楚了：坚决不能拿这个钱。我向蒋志云表示：我不能拿这个钱，我也没这个钱。淮海战役我打了那么一个败仗，还跑到台湾拿１００万美金？再说拿这个钱也没法回大陆，人家会说我这个人钱能买得动，这有辱于我们祖宗，有辱于文天祥。这个钱我不能要！
回国之前，我写了一首诗题赠蒋志云：
题赠志云贤妹
孟欧画荻贤声著，巾帼英雄玉女龙。
天马行空堪比拟，放翁豪唱吐长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