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英租界工部局纪事

列强侵略中国时期，英国在侵占中国的领土——天津英租界内，设立了两个机构，即英租界中、外纳税人会和英租界工部局。工部局是英租界的执行机构，按其英文原名为 British Municipal Council,应译作“英国市政委员会”，但却译成“英国工部局”，好像是一个搞工程的机构，不过是为了掩盖其帝国主义侵略的性质。
1937年7月日本侵占天津后，英国工部局根据英总领事的指示，对日本采取绥靖政策，破坏中国人民抗日斗争。

取缔租界内的抗日宣传活动

日军侵占天津后的第三天，在英租界就出现了宣传抗日的报纸。英总领事为了讨好日本，立即指示在报纸上明确宣布“禁止任何人在英租界内进行任何政治活动”，接着，工部局就指使警务处取缔抗日报纸，包括查扣报纸、拘捕报贩、查抄出版报纸的组织、逮捕编辑和发行人等等。拘捕关押以后，强迫交保证金（由数十元逐渐增加到千元以上）后才予以释放。与此同时，工部局还勒令租界内的国民党银行停止使用他们的电台。

指使警务处与日本宪兵队合作

在日军侵占天津约一个月后，英总领事要工部局指使警务处处长谭礼士（R.H.Dennis）和副处长李汉元去参加日本宪兵队长酒井举行的宴会，并嘱咐对酒井提出的问题和要求，不要进行辩解，也不要拒绝。酒井的宴会设在法租界裕中饭店，应邀参加者除谭礼士和李汉光以外，还有法租界巡捕长德西堂、意租界巡捕长白洋、日租界警察署长、伪天津警察局长以及日本宪兵队的人等。
席间，酒井起立发言，大意是，日本"皇军已占领天津，治安完全由日本宪兵队负责，希望各租界巡捕房和警务处大力协助，严格取缔破坏治安、扰乱秩序的活动，逮捕“恐怖分子”（指抗日分子）等等。最后，酒井要求客人们当场表示态度。法、意、英三租界的警察头目相继发言，表示愿按照日本宪兵队长提出的要求，尽力去做。酒井的这次宴会，是日本宪兵队势力伸入各租界的开始，也是各租界的警察为日本服务的开始。就英租界来说，从此日本宪兵队就能驱使警务处协助其迫害英租界内的爱国志士。1938年，工部局雇用了日本退役军人中川充任顾问，更进一步表示与日本合作的态度。

督促警务处逮捕抗日分子

工部局董事长在英总领事的指使下，不断督促警务处按照日本宪兵队提出的要求，彻底清除租界内的“恐怖分子”。1938年夏秋间，警务处逮捕了“抗日锄奸团”（又称“抗日杀奸团”）的重要成员沈栋（耀华中学学生）。其后，警务处又破获了国民党“中统”在天津的地下组织，逮捕了该组织的负责人张庆恩及其同伙马子刚、姜般若等5人。警务处对沈、张等被捕消息，严守秘密，因而日本宪兵队未曾获悉。英驻重庆大使曾应国民党政府的要求指示天津总领事馆，不要将沈、张引渡给日本。后来沈栋在英国兵营关押时，越狱逃跑。1939年秋，警务处对张庆恩等又以“驱逐出境”的方式，变相地释放了他们。
1939年汉奸程锡庚在英租界被刺，日本宪兵队极为恼怒，对英工部局督促的更为紧迫。程锡庚是伪华北联合准备银行天津分行经理兼伪津海关监督，他卖身投靠日寇，为推行伪联银券大卖力气，因而成为当时“抗日锄奸团”的刺杀目标，于1939年4月9日在大光明电影院被刺，当场毙命。事隔大约两个月，警务处在英租界华荫西里协助日本宪兵队逮捕4人，日本宪兵队一口咬定他们是刺杀程锡庚的凶手，要求引渡。经警务处查明，该4人曾在冀东参加过抗日活动，但与程锡庚案毫无关系，因此拒绝了日方的要求。日本不肯就此罢休，便加紧了对英租界的封锁，迫使英方就范，最后终于在同年8月底（或9月初）将这4名抗日志士引渡给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