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1935年8月21日深夜，甘肃泾川县县城西南王母宫塬四坡村。白天，这里经过了一场激战和一场倾盆大雨，但现在枪炮声和雷雨声早已停歇，大地恍如恢复了亘古的宁静。在一户农家的堂屋里，油灯如豆，红二十五军副军长徐海东正在送别他的战友。屋内的一块门板上，躺着红二十五军政委，年仅二十八岁的吴焕先，此刻他已永远地睡去。警卫员廖辉从屋外端来一盆一盆的热水，徐海东非常仔细而轻缓地擦去战友浑身的血迹，然后给他穿上崭新的内衣、军装，一件青色呢子大氅，这是吴焕先喜欢的战利品。而烈士的血衣，徐海东把它收藏起来，准备交给中共中央。军部的同志们和交通队的战士们陆续地走进这间屋子，向他们的领袖，向英勇无畏的军魂告别。但这支年轻的军队——它的大多数的战士的年龄在十三岁到十八岁——并没有因此丧失斗志，他们用当晚买来的一口油漆棺材把烈士埋在村后的山岗上，又继续前进了。

就在这同一天，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会师后正兵分两路向北推进。其右路军先头部队由叶剑英和程世才率领已于三天前出发，现在正在草地中行军。林彪率领红一军（原红一军团）第二师则从毛儿盖出发，向班佑开进。也是这一天，朱德、张国焘率领左路军占领阿坝。第二天，毛泽东、张闻天、博古等中央领导与前敌总指挥部随红三十军、红四军也离开毛儿盖北上。周恩来、王稼祥则随彭德怀率领的由红三军、红四军一部组成的总预备队行动，这时周恩来已经连日高烧，转为肝脓肿，病情十分严重，王稼祥也在重病中。彭德怀要求萧劲光组织担架队轮流抬他们。干部团团长陈赓主动要求担任担架队队长，兵站部部长兼政委杨立三亲自和士兵们一起给周恩来抬担架。此后的数天内，除了先头部队外，和国民党军队没有发生什么战斗，但和大自然的有一场猛烈的搏斗正在在进行，而党内的路线斗争，则如同大草地上翻滚的风云，正在酝酿着同样惊心动魄的战斗。

但和大自然的有一场猛烈的搏斗正在在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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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和大自然的又一场猛烈的搏斗正在进行，

2

朱德写过这样一段话，堪称优美的散文：

“当过草地的时候——大家都认为是极困难的的了，我还认为是很好玩的。有草，有花，红的花，黄的花，都很好看，几十里地都是，还有大的森林与树木。草又是青青的，河流在草地上弯弯曲曲的，斜斜的一条带子往极远处拐了去……牛羊群在草地里无拘束的自由上下，也是极有趣的。也许因为自己带着乐观性吧。”

朱德乐观地欣赏的那些弯弯曲曲拐向远方的河流，在地理上叫做“河曲”或“蛇曲”，在中国，内蒙古的呼伦贝尔草原、锡林郭勒草原，新疆的巴音布鲁克草原，东北黑龙江流域，黄河上游青海果洛、黄南、甘肃玛曲、四川若尔盖一带，都是蛇曲河流地貌发育完美的地方。红军所走过的草地，就是黄河上游这一带，又被称作松潘草地。南起松潘、阿坝一线，北到玛曲、若尔盖一线，再向东一点，就是有名的九寨沟。

像朱德一样乐观地欣赏自然美景的人还有，我曾考证过的“莫休”在《松潘的西北》一文中也写到了蛇曲，他说：

“下午所行路仍然是水草和泥淖，但依傍着我们的小河，引起了我们不少的兴趣。因为路面特别平坦，河流不能峻直的急下，于是随水势冲刷出一条水道，就曲折得特别可观。在平铺的丛草中，河流像一条彩带扯成‘之’字形，往往倒上数丈数十丈，或者往复弯曲数道，中间只有尺余土堤间隔着。但土堤亦不塌，仍然界划两条水势的对流。”

当然，他们的这种“闲情雅致”在别一些人看来，恐怕又要遭到驳斥了。贪吃的何涤宙在《绝食的一天》中写道：

“三天来没有看见一间房子，我们真是在大自然的怀抱里过日子，诗人们是要大大的颂赞这种日子，可惜我不是诗人，没有诗人那种高情逸趣，不但对这伟大的自然不发生兴味，并且还恹恶，三天来的风吹雨淋，日晒夜露，任凭自然来欺凌我，不少脆弱的声明为自然夺去了，我们现在正是同自然奋斗着，谁还有心情去欣赏野草闲花？！”

这段话看起来就像是专门冲着朱德总司令去的，但这篇文章在1942年版的《红军长征记》中是收录了的，朱德还签名赠送了一本给埃德加斯诺先生。不知当时朱总司令是否看了这篇文章，如果看了，是否会会心一笑呢？

当然，这些“闲情逸趣”，只是我们今天远离历史烽火的人们所感觉有趣的。总的来说，过大草地，就像何涤宙所说，是英勇的红军同自然的奋斗。1935年8月17日，毛泽东召见红一军团二师四团政委杨成武，安排先头部队草地探路的任务时说：我们偏要走敌人认为不敢走的路。这句话一方面当然是革命英雄主义的鼓励，但是，另一方面，也是出于无奈。本来在6月26日至29日召开的两河口会议，已确定《松潘战役计划》，准备控制松潘，由此北上。但是张国焘却借大战在即的机会，要求更大的权力。党内的斗争延误了战机，蒋介石已经做好了防堵的准备，红军被迫取消夺取松潘的计划。为了迅速北上，不得不穿越大草地。

不少脆弱的声明为自然夺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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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脆弱的生命为自然夺去了，

3

红军过草地的艰苦，已经不必多费笔墨去罗嗦了，关于这方面的回忆录很多。过草地的主要困难，不是敌人的追击和堵截，而是饥饿和疾病。

《黄克诚回忆录》中写道：

“饥饿和疾病威胁着每一个人的生命。许多身经百战的英雄好汉，在战场上没有倒下去，却倒在了草地里，默默地死去。在艰难的跋涉中，死亡越来越多，后边的人无需向导，顺着络绎不绝的尸体，就可以准确地找到行军路线。”

因为当“太上皇”而给红军带来厄运的李德，在他的回忆录中对草地也是记忆深刻，他写道：

“部队先是再一次经过山区，不久就越过相当平坦的大约海拔4000米得高原，从这里开始了行军路上最困难的阶段。在虚浮的草皮下面是粘滞的黑色泥潭，它无情地吞噬着踏破薄薄的干硬表皮或偏离狭窄小道的每一个人。我亲眼看见一头毛驴就是这样悲惨地死去的。我们把当地的牛马赶到前面，它们本能地寻找着最安全的道路。灰色的云层挂在天际，几乎一直贴到地面，往往白天冷雨淅沥，夜间雨雪交加。四处没有房屋、没有树，几乎连一丛灌木也没有。……有的人早上就再也起不来了，它们在寒冷和疲惫中牺牲了。……赤痢和伤寒本来在西康已经渐渐减少，此时又蔓延开来。这次极其痛苦的行军持续了一个多星期。”

李德是跟随右路军过草地的，和将近一年后朱德率领红四方面军左纵队走的路线不同。朱德走的路线更加靠近西面的巴颜喀拉山，这估计就是朱德能够看见成片的森林和大树，而李德则几乎连一丛灌木也没有见到的原因吧。

这位在当时几乎已经成为中共中央决策的局外人的洋顾问，当然已经不能知道为什么朱德和张国焘的左路军没有和中央所在的右路军一同北上的真正原因，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都还以为，左路军只是因为洪水猛涨而部队无法渡过草地上的纵横交错的湍急河流，因此才“露营在空旷的原野上”。

雨果说：

“宗教、社会、自然，是人类三大斗争的对象；这三者同时也是人类的三种需要。人需要信仰，所以有庙堂；人需要创造，所以有城市；人需要生活，所以有犁和舟。可是要满足这三种需要，就包含着三种斗争。人生的神秘的苦难，就来自这三种斗争里。”

千山万水的中国工农红军，进行着这三种斗争。他们心中有庙堂，他们从广阔的乡村和狂暴的原野走向城市，创造城市。

作者：贾鲜花　回复日期：2011-06-26　22:16:38　 回复

逃到台湾的才配称为 最後戰敗竄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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呵呵，这个有趣
现在又是反攻大陆时代

4

聂荣臻在回忆录中谈到1935年8月4日至6日召开的沙窝会议时说：

“听说毛泽东同志对张国焘说：‘你这是开的督军团会议。’意思是向中央要权。”

聂荣臻没有参加这次会议，只能听说，但通过这句话可以想象这次会议的气氛。徐向前在《历史的回顾》中谈到沙窝会议，说张国焘会后满肚子不高兴，脸色阴沉，不愿说话，而陈昌浩说，中央听不进张国焘的意见，会上吵得很凶。

督军团会议，当然就是军阀会议，谁的枪多人多，谁就是老大。毛泽东的这个评价，对于张国焘确实是一针见血，同时也可见毛泽东的风格，那就是原则问题绝不会让步，宁可闹翻，也不妥协。因为共产党不是军阀督军团，也不是股份公司，不是按照各自的军事力量和股东投资份额来说话的。但是张国焘的所作所为，表现的正是这种思想。用通俗的话来说，这是个势利鬼。

张国焘这样想，当然也有他的资本。

首先他的资格是非常老的，他是中共一大的代表，并且在中共第一届中央委员会里，他和陈独秀、李达三人组成中央委员会，其中陈独秀是书记，张国焘是组织委员，李达是宣传委员。中共第二届中央委员会，张国焘连任中央委员及组织委员。这位北京大学的学生领袖的条件，显然比毛泽东好得多。在一大上，毛泽东被有些人视为“书呆子”和“神经质”，沉默寡言，只做过一次发言，不被看好。——不过在张国焘的回忆录中，他对毛泽东的看法却有些不同，他说毛泽东是一个脱不了土气的白面书生，并且健谈好辩，喜欢设计辩论的陷阱，一旦别人中计就得意地笑——不被看好的毛泽东在一大后也只担任了湖南省党支部的书记，但是这却给了名不见经传的师范生毛泽东踏踏实实进行一系列的实际工作的锻炼机会，他终于被陈独秀发现，在党的三大的时候，才进入中央成为中央委员以及中央局成员，但不是中央政治局成员。有意思的是，毛泽东上升之时，张国焘下沉，张国焘说毛泽东代替了自己的组织委员一职（《毛泽东传》上是中央秘书长，1924年在上海任中央组织部长）。在党的三大上，张国焘因为反对共产国际的国共联合方案而受到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打击直至落选中央委员，他在回忆录中说这是他在的一个大跟头。但张国焘的挫折与毛泽东并无直接关系，相反，张国焘在回忆录中详细地叙述了他和马林的斗争，其中说到毛泽东和蔡和森是支持他的，但毛泽东主要是提出了农民问题，张国焘在这里还是客观地评价说，这是毛泽东的重要的贡献，在中国共产党人里，是毛泽东首先把目光转向了中国广大的农民。但是，有趣的是，也许因为积怨太深，在张国焘的笔下，毛泽东似乎还是欠了他不少债。他说，在最后表决的时候，毛泽东轻松地表示服从多数的决定，而相比之下，蔡和森则是沉重地表示少数服从多数。这让人感觉，毛泽东对于他的挫折是幸灾乐祸。在这次大会上，毛泽东第一次进入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而张国焘则被马林赶出了中央。对张国焘来说，这命运的对比，倒也确实有些令人不快。

比较有戏剧性的是，没过多久，积极执行国共合作路线的毛泽东在中共四大上落选了，而张国焘又重新进入了中央，并且成为中央局和中央常务委员会成员。而毛泽东则连候补委员都没有选上。据说毛泽东这时因为积劳成疾正在湖南老家养病，不过，八个月以后，毛泽东来到广州，成为国民党的代理宣传部长直到1926年5月。

实际上，这两个人的沉浮，和国共两党之间、中国共产党内部以及与共产国际之间的斗争息息相关。1925年，毛泽东写了这首词：《沁园春-长沙》，“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5

沙窝这一次“督军团会议”，实际上已经注定了分裂的结局。

约在半个月以前，张国焘就像过去那些通过手下人劝进做皇帝的人一样，通过陈昌浩，向中共中央要了一次权力。1935年7月9日，中共川陕省委联名致电中共中央，建议徐向前任副总司令、陈昌浩任总政委，以加强总司令部。7月16日，陈昌浩致电中革军委，要求“指挥统一”，7月8日，再致电张国焘、徐向前并转朱德，建议由张国焘任中央军委 ，对军事“独断决行”。张闻天夫人刘英在回忆录中讲到了毛泽东和张闻天商量应对这次“劝进”的情形：

“毛 说：‘张国焘是个实力派，他有野心，我看不给他一个相当的职位，一、四方面军很难合成一股绳。’毛 分析，张国焘想当军委 ，这个职务现在由朱总司令担任，他没法取代。但只当副 ，同恩来、稼祥平起平坐，他不甘心。闻天跟毛 说‘我这个 的位子让给他好了。’毛 说：‘不行，他要抓军权，你给他做 ，他说不定还不满意，但真让他坐上这个宝座，可有麻烦了。’考虑来考虑去，毛 说：‘让他当总政委吧。’……”

这段回忆常被人提到，有人也把这件事和孔子说的那句话联系起来：唯名与器不可与人。彭德怀自述中说，这是原则问题，要不然张国焘当了党的 ，他以后成立的中央还真说不清楚是伪还是真了。有时候名分是至关重要的，名正言顺。

总政委不能让张国焘止步，松潘战役计划取消后，又制定了夏洮战役计划，方向仍然是向北。事实上，张国焘对于张略方向，与毛泽东并无根本冲突，也就是说，向北发展并非他坚决反对的，也是在他的考虑之中，他只不过是需要借助这种重大的行动来取得更大的权力，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也承认，他反复地提出要解决政治路线问题，要开更大的会议，先解决政治，再研究军事。虽然他不承认自己是分裂的制造者，但这是不足以取信于人的。因为开更大的会，解决政治路线问题，客观上就是拖延进军，这对于长征中的红军来说，实在是自取灭亡之路。这种拖延也确实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他第一步先获得了总政委的职务。

就在夏洮战役计划迫切需要实施的时候，陈昌浩和傅钟（四方面军政治部副主任）又找到张闻天，交给张闻天一个名单，即张国涛认为红四方面军中可以担任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的名单。这就是沙窝会议讨论的一个主要内容。可以想象，“督军团会议”的话，就是在这个问题上争吵出来的。毛泽东做了一定的妥协，提升了红四方面军的人进入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周纯全原拟为候补政治局成员，也最后定为正式。但是，张国焘的真正目的仍然还没有达到，实际上所有人都洞若观火，张国焘不仅仅是要做军委 ，而且是要主宰中央政治局，改组中央。

梁山泊一百零八条好汉，要排座次，但沙窝会议上，座次显然还没有排成，这个时候，王明远在莫斯科，陈云在去莫斯科的路上，项英留在了中央苏区，长征路上坐在一起开会的政治局成员就是博古、张闻天、周恩来、毛泽东，现在虽然增加了陈昌浩、周纯全，加上张国焘，也还是四比三。不过对于张国焘来说，大概已经接近胜利了，就像蒸馒头，马上就要上汽了一样。从他那一面来想，召开一个扩大的会议，彻底清算一下六大以来的政治路线，再来一次选举，以他现在的影响力，那馒头是完全有可能一汽就熟了的。

但是，这样做，将把红军置于何地呢？徐向前在沙窝会议后说，现在的问题是部队没有粮食吃，不能呆在这里挨饿，等找到有粮吃的地方，你们再吵去吧。那时候，徐向前是一个不问什么政治的人，张国焘在回忆录里也称赞他是标准的军人，但他的话才说出了道理。

红军没有时间去开大会，在生死存亡的关头，对敌人的军事斗争是第一位的，在这个时候来排座次，只能是制造分裂，张国焘为自己做的辩解是说不走的。

中央一干人等，最早会师、与张见面，便口径一致的，隐瞒中央红军的真实实力，对张国焘这位举足轻重的领导者说谎，把自家兵力夸大几倍，这是对党内骨干应有的态度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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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张国焘的回忆里说朱德跟他道了很多的苦，说了中央红军十分艰难的情形。

6

沙窝会议之后，党内斗争暂告一段落，表面上停歇了，但其实双方都在掂量着，也准备着下一步。那边，张国焘召开军以上的干部会议，再次提出与中央分歧的意见。这边，在张国焘没有参加的情况下，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进一步统一了意见，又在毛儿盖召开军事会议，明确了迅速北进的方针。这样，草地的跋涉开始了。

《红军长征记》里有一篇谢扶民写的《草地行军六天缩影》，写到普遍关心的粮食问题，说：

“军团又送来给我们一部分青稞拉平，真的每人分得一碗。在第一营一连里有些同志开玩笑地说‘这就是共产主义’。有的同志反驳说：‘这不是共产主义的出现，如果共产主义没人才分得一碗麦子谁干，只能说共产主义的思想。’说得大家轰然大笑。指导员开口了，他说：‘同志们不要笑了，这是我们友爱的意志，阶级的团结坚强如钢的具体体现，也就是我们每个同志有着高度的思想觉悟，也就是同志们都有着共产主义的思想，才能有这样的行动，也只有我们在共产党和毛 领导下的工农红军才能做得到。关于共产主义的实现嘛，总有那么一天，我们的奋斗目标就是要实现共产主义，那时候不是在草地上分一碗麦子的问题，那是就会在草地上起洋房，烧羊肉牛肉吃了，还可以吃上面包呢。(说得大家又一笑)不要笑，同志们，那时候不但如此的生活，全国人民都一样过着美好的生活，是多么的美满和幸福啊！’此时大家掌声齐起，这就是李指导员很灵活的一小段政治工作了。”

呵呵，这真是草地里的共产主义，起洋房，烧牛肉，吃面包，这样的日子许多人早已能够实现了，但共产主义绝不是只是洋房、牛肉和面包，而这种认识，也是他们从草地里走出来的。

我们不能不走过草地，自然的草地，思想的草地。

7

张国焘为自己做的辩解是无力的，而现在再从个人之间的权谋斗争的角度为他辩护，则是荒谬的。——如果张国焘下得起手，那站在天安门上的可能就是他——这样的假设是没有价值的，如果我们安于历史的假设，那只是表明我们没有信仰。即我们不仅对于一个共产党员，而且对于人也缺乏是非对错的分辨能力了。一个把个人的权势放在革命大局之上的人，是不能够做共产党的领袖的。不管我们怎么去怀疑毛泽东使用了权谋，我们都不能不承认，他是站在革命大局和整个红军前途一边的。

张国焘对于红军的战略方向，有三种设想：一是北上陕甘宁，二是南下四川西康，三是西进宁、青、新。毛泽东的想法则是，首先是北上陕甘宁，靠近蒙古，以期和苏联联络，如不利，则可以考虑西出新疆。对于南下四川西康，则是完全的反对。

但张国焘最中意的显然是四川。两军会师后，张国焘的秘书黄超曾去观察彭德怀的态度，提到“欲北伐必先南征”，彭德怀说这是孔明巩固蜀国的后方。实际上，张国焘最想的就是搞一个“蜀国”，他做“刘备”。用当时的术语来说，也叫一省先胜，或红色割据。这种思路，从根本上来说，和毛泽东以及当时的中央也并不是对抗的。这是他们还有团结可能的基础。但是，从军事角度来说，割据四川只能是下策。

四川军阀和红军打过一些仗，但并没有被击溃。薛岳的参谋李以劻回忆，当时川军尚有360个团，经过蒋介石的整编，为210个团，加上薛岳的中央军六个师，兵力远远超过红军，要想占据四川，谈何容易。而且四川偏于西南，历史上虽然多次自成一国，但从来都不能争霸天下。红军即使能够成功，也只是慢性死亡。后来的事实也证明，红四方面军在四川并不能取胜。因此，张国焘的这种计划，是没有远见的。

反之，毛泽东坚定的向北的战略，是多方权衡后的有希望的方向。尽管那时并不清楚陕北苏区的状况，北上的考虑主要是为了争取苏联的支持，但红军以及中共决不能把自己封闭在西南的盆地里，那样就绝无可能把自己和全中国的革命形势紧密联系起来，反帝反封建的旗号就成为难以取信于民的呓语。

更重要的是，此时中共的大局，就是红军的命运，只有首先挽救红军，才能挽救党，一个人只要是站在全局的高度，有清醒的理智，都会在毛泽东和张国焘之间作出正确的选择，认识到毛泽东的方向是正确的方向。

1935年9月8日，在张国焘再次提出南下的意见后，包括陈昌浩在内的右路军领导人发给张国焘要求迅速北进的电令中说：

“以上所陈，纯从大局前途及利害关系上着想，万望兄等当即立断，则革命之福。”

这确实是肺腑之言，绝不是鄙陋者所自以为的权谋之争。

不可能，如果是那样的话，红军在30年代后半期就可能完全覆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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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
这不是假设历史
而是当时的人们的正确判断

你好英特
党人并非越多越好

你一副庄严的高贵者范，也太用力，反而起到了诙谐的效果，也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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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
高贵是高贵者的墓志铭
——————————————呵呵，请小手轻松看待，我不是用这诗来装逼的，只是忽然想起了

8

“啊，船长，我的船长，我们可怕的航程已经终了。”

1935年9月9日，可怕的航程还没有终了。一条大船已经掉转了航向，另一条大船正在准备掉头。这时候，一封神秘的电报诞生了。

这封著名的电报的文字内容，在正史里面有两种说法。当时的作战科副科长吕黎平在《严峻的时刻》中说，他和陈茂生译出电文后，看了，“大吃一惊，电文的主要内容是：×日电悉。余经长期考虑，目前北进时机不成熟，在川康边境建立根据地最为适宜，俟革命来潮时再向东北方向发展，望劝毛、周、张放弃毛儿盖方案，同右路军回头南下。如他们不听劝告，应立即监视其行动，若执迷不悟，坚持北进，则以武力解决之。执行情况，望及时电告。”

《红军长征史》上说：“对于中共中央的一再电示和劝告，张国焘置若罔闻，一意孤行。9月9日，他致电陈昌浩，令其率右路军南下。据毛泽东在1937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他从叶剑英的报告中得知了这一电报的内容，‘这电报上说：‘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

这两个说法是不完全吻合的，联系其他材料，会有更多的疑点。

徐向前从来没有承认见过这个电报。

朱德说，张国焘要发电给陈、徐，他不同意，没有签字，后来被叶剑英截获了这个电报。那就是说，如果这个电报存在，朱德是见过的，但他从来没有讲过它的内容。

没有陈昌浩的陈述。

甚至叶剑英也没有关于这电报内容的具体的回忆。

早已有研究者认为这是一封子虚乌有的电报。

啊，船长，我的船长哟，我们可怕的航程还没有终了。

9

1976年9月8日夜晚，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员分批看望弥留之际的毛泽东，“当叶剑英走近床前，毛泽东忽然睁大了眼睛，并动了动手臂，仿佛想同叶说话。叶剑英一时没有察觉，缓步走向房门。这时，毛泽东又吃力地以手示意，招呼叶回来。当叶剑英回到床前时，毛泽东用一只手握住他的手，眼睛盯着他，嘴唇微微张合，似乎有话要讲。但已经说不出话来了。”（《毛泽东传》）。

1976年9月9日凌晨十分，毛泽东与世长辞。41年前的9月10日，凌晨二时，毛泽东率部与张国焘分道扬镳，天明，叶剑英赶到了，他们也一定曾经紧紧地握手。

——仁厚黑暗的地母阿，愿在你怀里永安俱往矣者们的魂灵。

——现在，来继续扒一扒书吧。

林黑咋学成这样了，有朝阴阳怪气，不男不女发展的趋势

10

1935年9月3日，左路军进至葛曲河，张国焘致电徐、陈并转中央，称葛曲河水涨，不能徒涉和架桥，茫茫草地，不能前进，决定回军阿坝，并拟停止北进，再夺松潘。同日，毛、张、周与徐、陈就张国焘的来电进行磋商。

9月5日，张国焘以“朱、张”名义急电倪志亮、周纯全，部署左路军转移阿坝补粮，改道灭敌。

9月6日，周恩来（时任一方面军司令员兼政委）、彭德怀、李富春电告林、聂，要求右路军一军集结俄界，向罗达侦察前进，探明北上路线。并电告一、三军休整5天。同日，一军司令部进至俄界。林、聂电告周、彭、李，称已占莫牙，部队减员严重，而敌人防备薄弱，应迅即突击北进。

9月7日，左路军冒雨回到阿坝宿营。

9月8日，7时，右路军林、聂电告周、彭、李，称已占莫牙，部队减员严重，而敌人防备薄弱，应迅即突击北进。9时，陈昌浩、徐向前致电朱德、张国焘，请示是否突击北进，称“再延实令人痛心”，并说，中央政治局正在商议是否南下，毛、张认为，只要南进有利可以交换意见，而周恩来认为北进就有出路。陈、徐认为，北进是上策，南下是下策。但万一左路无法北进，只有实行下策。10时，张国焘以“朱、张”名义急电倪志亮、周纯全，再次部署南下。又电告徐、陈，命令率领右路军南下，陈昌浩先看到电报，再拿给徐向前商量，徐意事情重大，需要报告中央。陈昌浩即报告张闻天、博古。

晚上，陈昌浩电话通知徐向前到周恩来驻地开会，毛泽东、周恩来、博古、张闻天、王稼祥、徐向前、陈昌浩在周恩来住处紧急商议。陈昌浩认为，力争左右两路共同北上，但如张国焘坚决南下，他同意南下。周恩来认为北进有出路。会后决定联名发电给张国焘再劝其迅速北进。22时，周、张、博、徐、陈、毛、王致电朱、张、刘，告以红军目前处于最严重关头，南下前途极端不利及四点原因，务必补充粮食后改道北进，当即立断，则革命之福。

9月9日，张国焘再致电徐、陈并转周、张、博、毛、王，称北上没有前途，南下是真正进攻，四川敌弱，且有粮食。陈昌浩同意南下，徐向前也表示同意。陈昌浩去中央驻地报告，回来很不高兴，对徐向前说自己挨了一顿批评。中共中央再电张国焘并致徐、陈，告以中央认为北上方针绝对不应该变，北上之后，如有不利，可以西渡黄河。

彭德怀命令三军另编电报密码，派武亭送到红一军林、聂处。彭于午前到前敌指挥部，与徐、陈谈北进的事。

中午，张国焘致电徐、陈，命令右路军一、三两军暂停前进，准备南下，立即解决南下具体问题。并致电詹才芳，要求其命令军委纵队蔡树藩所部转移马尔康待命，如其（不）听则予以扣留。

彭德怀午饭后再到前敌指挥部，听见陈昌浩改变了腔调，说阿坝比通、南、巴等川东北地区条件还要好。彭未答辩，即刻前往毛泽东处告知，并问，四方面军解散三军团怎么办？可不可以扣留人质？毛答：不可。

约两小时后，叶剑英到毛泽东处。

彭德怀与叶剑英商议偷出地图的事情，并约定明日拂晓时于红三军司令部会合。

叶剑英返回前敌总指挥部，找司令部作战科副科长吕继熙（即吕黎平），要了一份十万分之一的甘肃地图；电告带领宣传队在包座三十军慰问演出的红三军宣传部长刘志坚，要他见电立即返回红三军驻地。

毛泽东到前敌指挥部见徐、陈，陈谈，张总政委来电要南进。毛泽东说：既然要南进，中央书记处要开一个会。又说周恩来、王稼祥病在红三军部，就到三军去开会。

下午，毛泽东、张闻天、博古骑马到红三军找周恩来、王稼祥，途中遇见杨尚昆（时任总政治部副主任），杨刚看望周、王二人回来。毛泽东等下马，毛简要向杨交代说，张国焘不安好心，要右路军南下。我们决定单独北上。并安排杨找到叶剑英和罗迈，把总政治部的干部带走。

杨尚昆回到前敌指挥部，见到叶剑英，叶说，张国焘来电，内容是速令右路军南下。并告知，中央机关、政府机关行动已由罗迈布置，以筹粮准备南下为名，约定10日凌晨2时分头行动。

当晚，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王稼祥在三军司令部举行紧急会议。并电告林、聂，命令一军原地等待。

晚上，毛泽东来到徐向前住所，站在院子里问：“向前同志，你的意见怎么样？”徐向前答：四方面军分开恐怕不好。毛泽东没有讲别的，只劝他早点休息，便告辞而去。

9月10日凌晨2时，毛泽东率红三军向俄界进发。天色微明时，叶剑英率军委纵队并携甘肃地图赶来会合。大体同时，徐向前、陈昌浩得知叶剑英不见了，指挥部的军用地图也不见了。

9月6日，周恩来（时任一方面军司令员兼政委）、彭德怀、李富春电告林、聂，要求右路军一军集结俄界，向罗达侦察前进，探明北上路线。并电告一、三军休整5天。同日，一军司令部进至俄界。林、聂电告周、彭、李，称已占莫牙，部队减员严重，而敌人防备薄弱，应迅即突击北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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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6日，周恩来（时任一方面军司令员兼政委）、彭德怀、李富春电告林、聂，要求右路军一军集结俄界，向罗达侦察前进，探明北上路线。并电告一、三军休整5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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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很多历史档案没有公开，所以，“密电”究竟有没有，将仍然是争论的问题。但有一个基本的事实是可以肯定的，叶剑英起了关键作用。疑问只是在这个关键作用究竟是不是“密电”的截获和报告。

两种可能：一，确实有这份密电，叶剑英截获并报告了毛泽东。二、并没有密电，但是叶剑英向毛泽东献计，制造了这份“密电”。

如果是第二种情况，那么为什么需要这样，为什么这样一个“密电”如此重要？

首先，四方面军南下已经不能阻挡，也就是说，中央毛、张、周已经不能指挥四方面军。徐向前的态度是关键的，徐向前最后同意南下，是促使毛泽东下定单独北上的最后决心的重要因素。

其次，中央下最后决心者不是毛泽东。遵义会议确定下最后决心者是周恩来， 是张闻天，军事三人团是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沙窝会议后的政治局常委会的分工，确定毛泽东为负责军事，王稼祥负责政治部，张闻天负责组织部，博古负责宣传部，凯丰负责少数民族工作。红军总司令是朱德，总政委是张国焘。显然，毛泽东无法独自下命令，如果不取得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的一致意见，毛泽东不愿、不敢冒险。

张闻天下不了这个决心，尽管张闻天和张国焘的斗争是坚决的。沙窝常委会上确定中央机关报《干部必读》和《斗争》的编委会，张闻天主编《干部必读》，并任《斗争》的编委，在南下和北上争执不下期间，张闻天写了一篇文章叫《北上南下是两条路线斗争》，拿在编委会上宣读时，还没有念完，同为编委的陈昌浩就拍桌子大骂，说：你要敢发表，我就发动四方面军干部战士来斗你。张闻天坚持自己的观点，但文章还是被抽掉。毛泽东知道后对张闻天说：你简直是书生气，这样不懂事，现在写这个文章干什么，一点用处也没有。

王稼祥也不能下这种决心，在沙窝常委会上，王稼祥也提出要同张国焘作斗争，毛泽东说，斗争是需要的，但目前是不适宜的。王稼祥和张闻天差不多，都还免不掉教条主义。

凯丰，教条主义更严重，很有点“下马伊始，就指手画脚”的钦差大臣脾气，一、四方面军刚会师不久，开封就发表一篇文章《列宁论联邦》，直接针对张国焘提出的西北联邦政府进行批判。因其张国焘强烈的反对。

张、王、凯三人，可以说，他们的视野都还局限于开展正常的党内斗争的范围，没有意识到红军的分裂等于党的分裂，等于党指挥枪的原则被毁灭的严重性，因此，他们的态度很可能不会同意单独北进，而是以为党内斗争可以解决问题。

最关键的人是周恩来。作为遵义会议确定的党内下最后决心的人，他的责任和压力可想而知。而此时周恩来大病初愈，是否再次全力支持毛泽东，又是一个严重的考验。周恩来是熟悉张国焘的。当年南昌起义前夕，正在组织起义的周恩来便接连收到时任中央代表的张国焘的两份密电——又是密电——称暴动要等他到达后才能进行。这个命令被周恩来等起义指挥者否定了。但是张国焘赶到南昌，又提出起义必须征得张发奎的同意才能举行。会上发生激烈争吵，周恩来平生第一次拍了桌子。然而这一次的情况和南昌起义情况不一样了，当时以少数服从多数否决了张国焘的意见，但这一次，张国焘手握数万人马，牢牢地控制着红四方面军，党内斗争一旦扩大，像陈昌浩说的那样发动四方面军干部和战士一起来斗，其结果可想而知。遵义会议将被否定，西北联邦政府势必获得许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