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版前言：


本来想，一个讲故事的小书不用再费劲写什么序言了吧。可又一想，还是写两句吧，毕竟是讲历史的，多少还是有点所谓的严肃性的。再说内容是关于阿拉伯和伊斯兰的故事，不光会涉及到历史问题，还少不了宗教和其他方面的内容，多少还是有点敏感的，故此略微澄清一下应该是必要的。

阿拉伯和伊斯兰文明无疑是人类整体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一直以来，我们中国人对这块土地上的人和国家，以及他们的生活方式了解甚少，这是很多原因造成的。其中一个很重要，或者说很世故的原因就是近代以来他们的命运和我们中国人的命运很相似，都生活在西方文明的阴影之下，这种影响直至今日依然如此。所以我们自然地把注意力更多地集中在了西方文明身上，具体地说就是基督教文明。总之，我们比较忽略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伊斯兰世界。

这也算是我写这本书的一个初衷吧。也许有人愿意简单地了解一下阿拉伯人和伊斯兰世界也未尝可知。自己长期以来主要关注的也就是历史了，那就，试试吧。

我本人不是所谓的历史专业工作者，也无心于写什么大部头的历史专著。我只是想讲一个故事而已，关于一个民族，一种宗教，若干个王朝和若干个人的故事。如果要说希望的话，也就是希望一些朋友看过了这些故事后，也许有兴趣去关注真正的穆斯林的历史，一定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相信我。

具体的写法是这样的，我按照写通史的顺序拟定了一个基本的纲要，然后就开始在网上进行连载更新。显然，这样的写法是很随性的，因为有时候我可能是边读边写，现炒现卖的。我不能保证所有史实的完全准确，甚至不能保证没有错别字。当然，大致的真实是能保证的，毕竟，咱写的又不是现在流行的穿越和架空历史，只是个人视角的历史。

另外，为了避免一般历史作品的过于沉重和全面的特点，为了保证可读性和流畅性，我加入了一些跳跃性的叙述和近年来比较流行的带有调侃和多少有点无厘头性质的笔法，实属无奈，请理解为盼，毕竟，这个年头写点东西是要考虑大众口味和消费习惯的，消费者是上帝么。我个人实在是无法避免市场和销售的压力。所以，得请穆斯林朋友，不要过分在意我在很多关于你们的宗教和思维，以及感情上的无知，请相信我，其一，我也算是在尝试着探索你们的世界；其二，在绝大多数时候，我是出于善意的。当然，文责自负，我接受任何批评，但改不改得掉我不知道。

@pigheadthree2014 2019-12-09 22:18:59
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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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您的关心，其实是这样，这是我原来在起点上连载写的一个前言。只是后来不知道为啥被屏蔽了，所以就跑到天涯来试试。
这篇小书的全文其实我已经写完了，全部贴出来好像不太合适。我打算每次五千字左右发出来，没有写论坛的经验，还请理解。

第一章 阿拉伯前传


阿拉伯人和他们生活的阿拉伯半岛


“阿拉伯”，或者英文的“Arab”这样的字眼是什么时候开始作为一个民族，或者一个族群的称谓出现在历史当中，我记得不太清楚了，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自己查阅一下相关的资料。大致上，西方人的典籍中出现“阿拉伯”一词应该差不多是穆罕穆德前后的事情了，不管怎样，这个事实对本书不太重要，有点基本的印象足矣。

总之，作为一本讲故事的书，没啥太大的必要较这个真。我们只需要知道，这里的阿拉伯和我们通常理解的这个词的意义基本别无二致，就是指曾经，和现在依然生活在这个世界第一大半岛，阿拉伯半岛上的人。此外，阿拉伯人也被广泛地称呼为阿拉比亚人。阿拉比亚是罗马帝国的一个边疆行省，它创建于公元2世纪，其范围大约是今天中东的约旦全境、叙利亚南部、西奈半岛和今天的沙特阿拉伯的西北部。在本书中，如果不做特别地说明，阿拉伯人和阿拉比亚人的意义完全是一样的，不做区分。

所谓阿拉伯前传呢，特指皈依伊斯兰之前的阿拉伯世界。为什么要做这种区分呢？很好解释，也很难解释。也许看到后来的阿拉伯文明的发展你就明白了。先简单这么说吧，孕育伊斯兰，或者说皈依伊斯兰对于阿拉伯人来讲，是一个分水岭，一个里程碑，自此以后，阿拉伯人焕然一新，几乎脱胎换骨般地变成了一种“新人”，并从此步入和创造了人类的核心文明之一“伊斯兰文明”。

这还只是来自于外部的评判。要说到阿拉伯人自己，恐怕对这种转变的评价还要更高。即，承担起了真正的“天命”，或者说真正开始了像“人”一样的生活。

那么，这种巨大的转变是怎么发生的呢？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转变呢？在此之前的阿拉伯人大概是一个什么样子呢？他们又是怎样生活的呢？类似这些问题，就是我们接下来要进行考察的。

就让我们从阿拉伯人居住的世界第一大半岛阿拉伯半岛，这个有趣的自然地理环境说起。

是啊，影响人类具体族群生活方式，及其衍生的相应文化特征的最重要的要素，现代大多数历史学家，人类学家基本都一致认为是自然地理环境。比如，我们伟大的中国，曾经辉煌无比的天朝上邦，为什么在近现代会落后于西方世界呢？追根溯源，东西方的研究者都认为最为主要的因素就是这个自然地理环境。从全球大地理的角度看，由自然地理要素引致的人文地理，也就是人类不同文明的交汇点，其核心地域就是地中海区域，尤其是东地中海沿岸，及其周遭地域所构成的被欧洲人称为“近东”的地域。这里是亚欧大陆的地理汇合点，更是古典人类不同类型文明冲突，交流的场所。在近代欧洲崛起于世界之前，这里是当然的世界中心。而中国，如果以这种地理观进行考察，显然由于高山大漠的阻隔，被认为距离这个中心过于遥远，而偏于世界的东方一隅，从而导致了中国文化的几乎天然的保守性。当然，这只是一种看法，而且，这种所谓的保守性的中国文化自有其特殊的魅力和能力。这是个更大的话题，我们就不扯远了。

需要被确定的只是，近东是古典人类文明的核心区域，尤其对于整体的西方文明来说，更是如此。所有有必要加以研究和考察的西方文化，历史和族群的状况，最终都要追溯到这里。阿拉伯世界当然也概莫能外。

打开半岛的地图，一眼就能看出，阿拉伯半岛基本上可以被简单地分成三块。首先是位于半岛南部沿海的丘陵地区，基本上就是今天的也门，阿曼所处的区域。再就是靠近两河流域，毗邻今天的伊拉克，叙利亚和西奈半岛的北部地区，再加上红海沿岸，和非洲大陆遥遥相对的半荒漠，半丘陵地区。最后就是基本将这三块地区分割开来的无边无际的大沙漠和为数极少的点缀其间的绿洲，比如今天的沙特阿拉伯王国的首都利雅得所在的地域。一数，合起来好像是四块了，不过大沙漠从古至今都基本上算无人区，在人文地理层面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我们就还是算三块吧。

再来简单说说阿拉伯人的渊源。阿拉伯人是闪族的后裔，据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的判断，阿拉伯半岛，可能是闪族的摇篮，闪族在这个地方成长起来之后，就逐步迁移到肥沃的新月地区，后来就成为历史上的巴比伦人、亚述人、腓尼基人和希伯来人。这么看来，阿拉伯人也就相当于闪族留在自己老家的原住民群体。再多说两句，关于闪族，也包括同样著名的称谓，“含族”，都是圣经【旧约】里就有记载的著名的诺亚大叔的直系子孙。

顺便插几句话，算是个背景材料的介绍吧。【圣经】可以算是西方文明的根脉，大致上可以简单类比我们中国人的【易经】和【论语】这样的经典。都知道，【圣经】包括【新约】和【旧约】两部分。其中呢，【新约】主要是由各种传道书构成的，通俗地说，就是给你讲道理。讲各种各样的诸如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重大道理，直到把你讲晕为止。

【旧约】不太讲道理，她讲历史，讲血脉的传承，讲世界是怎么被创建出来的，人是怎么一步步从亚当和夏娃那里繁衍生息的，每一个生活在大地上的民族他的前世今生是什么，诸如此类的，林林总总的各种絮叨。如果还要拿我们的经典作对比，我觉得孔夫子的【春秋】至少从格调上和【旧约】比较搭。当然，【春秋】是人的历史，【旧约】是“圣史”，出发点不一样，视角也有差异。

所以么，像闪族和含族这样的称谓，作为神圣的上帝的选民，才会经常地出现在【旧约】中。

至于后来的，尤其是近代以来的学者赋予了“阿拉伯”这个词汇更多的学术意义，这里就不多说了，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自己查阅。

上述的，以及更多的闪族后裔，比如巴比伦人，腓尼基人都已经成为了历史中的民族。现在还有两种生存着的民族，可以代表闪族，一种是犹太人，也就是希伯来人，另一种就是我们本书的主人公，阿拉伯人。他们在血缘上完全可以算至亲。

在穆罕穆德创立伊斯兰教之前，阿拉伯人就这样几乎在数千年的时间里，默默无闻地生活在这个广袤的半岛之上。南方靠海的阿拉伯人主要从事商业活动，形成了一系列的商业城市和定居点，并在这个基础上前后相继地，抑或并行地形成了诸多王国，过着相对有组织的社会生活。但他们的这种组织性和国家的稳定性和我们中国这样的老大帝国是没办法相提并论的。这个情形的出现很容易理解，看看他周围的环境就明晓了。

南方的阿拉伯人所处的地理位置基本上是人类古代社会几大商业中心的交通线的汇集点，比如，埃及的开罗，两河流域和印度的旁遮普。由于陆路交通的阻隔和承载量的有限，这几大区域的物产基本上都要通过南部阿拉伯商人的航运中转。这个巨大的需求自然地成就了南部阿拉伯的商业繁荣和文明上的进步，以及生活的相对舒适。当然，有利益的地方自然就有竞争，尤其是当这个利益大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在人类的古代社会就会直接地表现为征服和战争。

阿拉伯人一直都是生活在周遭强国环伺的氛围内。所幸的是，可能还是主要基于自然地理赋予阿拉伯半岛天然的封闭性，尽管在不同的时代都有大国试图征服阿拉伯，当然他们想要的主要是南方临海的城市，然后通过这些城市来控制有利可图的商路。至于覆盖阿拉伯半岛大部区域的沙漠，就算是那些沙漠下隐藏着的油田，偶尔也可以作为自然的燃料，在那个时代也是分文不值的。

先后有强盛时期的埃及托罗密王朝，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以及东方的波斯帝国都做过类似地尝试，但无一例外的都失败了。

尽管阿拉伯人在历史上没有遭到过直接的征服和异族的统治。但这并不是说就没受到影响，在当时的国际环境下，外国势力一样可以通过扶持自己在南方阿拉伯的代理人来达到自己的利益诉求。总之，阿拉伯人在南方尽管有着发达的商业，以及在局部自然条件良好的地区，比如也门地区，也发展出了一定规模的灌溉农业，形成了繁华的城市。但总体上阿拉伯人谈不上具有稳定，自主的政治生活。大体上处在一种部族和番邦林立的政治状态，即便偶尔存在统一的政权，也是短暂和很不稳定的。

南方阿拉伯人的这种以定居的，商业化的，城市的主流生活方式赋予了阿拉伯人开阔的视野，胸襟和具体的社会组织和管理能力。这些能力会在稍后的阿拉伯哈里发帝国的发展中逐步得到大展拳脚的机会。

与南方同胞相对比较复杂，但稳定的城市定居生活相比较，北方阿拉伯人基本上都是过着粗放的游牧生活，尤其以横行来往于大漠深处的著名的“贝都因人”为甚。他们风里来，沙里去，逐水草而居的典型游牧生活恐怕更多地代表着我们一般人心目中的阿拉伯人的形象，他们似乎才是那个奇异的阿拉伯世界的浪漫精灵。而与他们一奶同胞的南方兄弟看上去似乎有点太聪明了，以至显得比较柔弱。总之，没啥特色，缺乏魅力。

北方的游牧阿拉伯人主要生活在靠近两河流域和叙利亚的半草原，半荒漠地带。他们也过定居生活，但主流还是游牧。社会组织上，比南方人简单粗疏的多。当然，在自身和外部环境的多重作用下，也形成过诸多的小型王国，前后相续或者互相攻击，但总得来讲，北方人还是一种以部族形态为主的生活方式。

他们以骆驼为基本的生产工具和生活来源，再辅之以阿拉伯半岛盛产的椰枣提供的现代科学眼中的必要的维生素，这基本就构成了他们生活的全部内容。骆驼们既是交通运输的几乎唯一载具，同时又提供了主要的食粮，毛皮，甚至紧急时刻的，在沙漠里存活的必不可少的水源。骆驼的胃里可以短时间储存可供饮用的淡水，紧急关头，据说可以宰杀骆驼，从它们的胃里找到的水，经过过滤，能让人和马勉强度过难关。椰枣呢，提供了游牧的阿拉伯人几乎唯一的副食品，零食，甜食等等，椰枣树甚至还是荒漠里能找到的唯一的建筑材料，要知道，沙漠里连像样一点的石头都不会有。总之，离了骆驼，当时的北方阿拉伯人根本没法活，离开椰枣，阿拉伯人的生活几乎就没有任何乐趣。不光后来的【古兰经】反复强调二者的重要性，在世人的眼中，阿拉伯人总是和骆驼，椰枣联系在一起的。

北方阿拉伯人和他们擅长经商的南方同胞在性情上差别也很大。据说他们豪爽，大度，热情，还好客。听上去这些美化的辞藻很是熟悉吧，是啊，似乎每一个贫瘠地方的人们都具有这样的美德。反正我啥也没有，为什么不大方一点呢，反正也不会失去任何东西，还能博得这样的美名，何乐而不为呢？其实呢，应该是生存的环境太恶劣了，人和人之间不互相帮着，根本没法活下去。

北方阿拉伯人的另一个性格特征就没那么容易让现代人产生好感了。他们血性，好斗，甚至残忍，复仇被认为是公认的具有男子气概的高尚行为。部族之间经常发生大规模的冲突。现代人，尤其是所谓学者们把这种行为称作一种人群对环境进行自适应的文化行为。

什么意思呢？简单说，就是由于生存资源的限制，其承载人口发展的数量是有限的，这就要求生活在这种环境中的族群发展出一种特定的文化模式来给予这种内部争斗行为的一种合理性。说白了，就是具备仪式感的弱肉强食。据历史学家的研究，北方阿拉伯人对这一套模式运用的得心应手。尽管冲突不断，但人口损失其实很少，更多地是通过这种传统和风俗习惯进行生活和生产资源的重新分配。现代的经济学家给这种社会行为冠以一个很学术的名词，“转移支付”。

总之，就像南方人为后来的阿拉伯帝国提供了处理复杂事物的经验和能力一样，北方人提供了勇悍和血性的气质。应该来说，对于后来的阿拉伯帝国来说，恐怕后者还要更重要一些，因为，毕竟这代表着一种生命涌动的活力，一种战天斗地的意志。这是精神和灵性的存在，只有在这种意志的引领下，其潜在的能力才能得以发挥。

当然，我们必须同时也看到，这二者之间也存在着天然的分裂和矛盾，这也为后期的阿拉伯哈里发帝国的发展埋下了隐患，具体以后写到了再说，现在先保持一个大致的印象就行。

总体上，以上所说的关于阿拉伯半岛和阿拉伯人的大体情形在上千年的时空中就这么不疾不徐地演绎着。阿拉伯人作为一个民族，尽管距离当时的世界中心舞台，小亚细亚，叙利亚并不遥远，但还是由于自然环境的限制，并没有大规模的参与世界事务，与其它民族，比如，罗马人，波斯人，埃及人，甚至自己的亲族，犹太人都保持着一种若即若离的松散关系。

这种情形我个人以为对后来的伊斯兰教的建立至关重要，阿拉伯人中不同的部族，就像他们伸向外部世界的无数触角一样，在不同程度和规模上接纳和吸收着不同的文明，要知道，当时阿拉伯周围布满了文化水平远高于她的民族。

在南方，阿拉伯人发展了航海和贸易，并经由这些，从周边邻居那里学到了诸多的实用技术，以及先前说过的社会组织和管理的技术，甚至还包括复杂的军事组织和技术。在北方，阿拉伯人的不同部族有的信奉基督教，有的信奉犹太教，还有的受到东方邻居波斯帝国的巨大影响，跟着波斯人信奉他们的国教，拜火教（祆教）。

但与此同时，阿拉伯人又成功地将自己的民族传统保存了下来，当然，这只能说是外部影响还不足以大到能够完全从精神和物质上，彻底改造阿拉伯人的程度。在我看来，这倒并不是说阿拉伯人有多么热爱自己的土著文化，或者说自身的定力有多强。根本没这回事，阿拉伯人自己都将自己在伊斯兰教建立以前的时代称之为“蒙昧时代”。

这个结果的达成完全是古代社会的特点，或者说魅力所在。它在一定程度上是允许真正意义上的个性存在的。你能想象比如像今天这种“全球村”的时代里，这个地球上还有什么地方能够脱离所谓的主流而独立自存吗？不会再有这样的“阿拉伯”了，今天的世界据说是“平”的。真正属于个性的，无拘无束的创造的时代已经被全球一体化完全终结了。这也许就是部分历史学者哀叹“人类历史已经终结”的一个理由，抛开好坏不谈，起码这种感情上的怅惘是值得我们珍视的。

伊斯兰教建立之前的一百年

以上我很粗疏地介绍了阿拉伯世界的古代史，作为我们了解阿拉伯人的一些必要的背景知识。下面，我们再来探究一下先知穆罕穆德创立伊斯兰之前100年左右时间里的阿拉伯的具体状况。这段时间也是后世的阿拉伯历史学家们自称的所谓狭义的“蒙昧时代”。广义的“蒙昧时代”是指伊斯兰教建立之前的所有阿拉伯人的历史，穆斯林们更喜欢用“光阴”这样的词汇来进行关于时间的描述。这100年左右的“光阴”对我们去理解穆罕穆德这个人的出现，以及为什么他会，并且能创立伊斯兰教显然具有无比的重要性。

我们就从一个叫“希贾兹”的地理名词开始说起吧！希贾兹，英译“ Hejaz”，汉译又名“汉志”。还是希贾兹听上去更有阿拉伯风味一点，“汉志”这个叫法容易让我们中国人产生误解，我刚开始查这个名词的时候还以为这是大汉王朝治下的一个地区呢，本书以后将都采用希贾兹的说法，希贾兹无论对阿拉伯人还是后来的遍布世界的穆斯林教徒都有无比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希贾兹，位于现在的沙特阿拉伯王国西部沿海地带。因其辖区有伊斯兰发祥地麦加和麦地那而闻名于世，是沙特阿拉伯王国西部沿海地区三个行省（塔布克省、麦地那省和麦加省）的合称。因境内有希贾兹山脉而得名。所辖区域北至约旦王国西部边境，南至亚西尔地区沿海地带。地形呈南北狭长、东西窄扁状。境内有希贾兹山脉纵贯南北。东北部多沙漠，西南部有绿洲点缀其间。

由于独特的地理位置，东面是广袤的无法通过的沙漠，西面是当时遍布暗礁，难于航行的红海，希贾兹就像一条滨海走廊一样串联起了阿拉伯半岛的南北交通。尽管这条走廊远远谈不上是舒适的通衢大道，但依然成为了自古以来半岛的南北贸易的生命线，也自然地就成为了阿拉伯人活动的最主要的地域。在这条交通线上，逐步地形成了一些贸易集市和中转站，最终发展为较大规模的城市，比如现在为我们所熟知的麦加，麦地那等。先知穆罕穆德的一生的绝大多数时光就是在这样的城市周围和连接这些城市的道路中度过的。

在穆罕默德诞生之前约五十年，阿比西尼亚人在也门建立了他们的统治权，这是通过与信奉祆教的波斯的争夺而取得的。在他诞生的那一年，他们进兵麦加郊外，以捣毁珍贵的克而白（即后来的伊斯兰天房）相威胁。阿比西尼亚人是红海西南岸上的闪族居民。他们是从阿拉比亚的西南地区逐渐地迁移过去的。后来他们被称为阿比西尼亚人，他们曾构成庞大的国际贸易“托拉斯”的一个重要部分，在赛伯伊—希木叶尔的领导之下，垄断了古代的香料贸易，这种贸易的主要路线是通过希贾兹的。

研究阿拉伯历史的著名学者希提在其作品【阿拉伯通史】中对这一情形有一段比较完整的结论性描述，我本人非常认同他的基本观点。以下全文引用希提先生的判断。

“总之，我们这样说大概是不错的：在穆罕默德的使命之前一百年的期间，希贾兹在文化上、宗教上、物质上曾受过许多影响，那些影响，是从拜占廷、叙利亚(阿拉马)、波斯、阿比西尼亚等国，通过加萨尼、莱赫米、也门三个途径而传入的；但我们不能断言希贾兹与北方更高的文明有十分密切的接触，以致改变其本地的文化面貌。基督教虽在纳季兰找到一个立足点，犹太教虽在也门和希贾兹有相当的势力，但这两个宗教对于北部阿拉比亚人的意识似乎没有留下什么印象。然而，阿拉伯半岛上陈腐的拜物教，似乎已不能满足人民精神上的要求，当时有些人自称哈尼夫派(意思是真诚者)，他们唾弃了拜物教，发展了模糊的一神论观念。穆罕默德的从表兄伍麦叶(公元624年卒)和赫底澈的堂兄韦赖盖就是哈尼夫派的代表人物。据某些资料的记载，后来，韦赖盖信奉了基督教。从政治方面说，在古代的南部阿拉比亚发展起来的有组织的国家生活，现在已全然瓦解了。无政府状态，在政治领域和宗教领域中都占了上风。历史舞台已经搭好，一位伟大的宗教领袖兼民族领袖上台的时机已经成熟了。”

阿拉伯人的语言能力和诗歌


阿拉伯人在其古代史中，几乎没有什么值得一提的艺术成就，除了一样，那就是诗歌。这个结果当然不算稀奇，你想啊，一个绝大多数人都在骆驼背上，再不就是马背上讨生活的民族，用什么来发展艺术呢？我们说，艺术活动哪怕再是情感的创造物，但总还是需要一定的形式吧，也就是所谓的艺术的物质基础。比如音乐舞蹈，绘画，雕塑，铸造，书写等等，哪一样能缺的了必要的物质储备呢？贫瘠，困苦，还不得不在不断地迁徙当中讨生活的阿拉伯人被老天不幸地剥夺了发展这一切的可能性。

俗话说，上帝给你关上一扇门的同时，也一定会为你打开另一扇门。整日与浩瀚的星空和苍凉的大漠黄沙为伴的阿拉伯本人天性纯良，情感质朴真挚。总得有个方式来表达他们那激烈，纯粹的感情吧！上帝给他们开通了一条成本低廉，基本无需花费，但同时又深邃磅礴，几乎无限丰富的艺术道路，这就是诗歌。

阿拉伯人的口才极好。好到什么程度呢？没听过，我也不懂阿拉伯语，所以无法有直接的感受。但我想，既然公认地这么好，把死人说活这好像有点有违常理，但说的让听众群情激奋，潸然泪下应该不是什么难事。

我们不妨揣测一下，这种本事可能是长期的生活方式训练出来的结果。人类的生活总是需要感情，和基于这种感情之上的表达。荒野中的阿拉伯人闲着的时间估计也不少，怎么打发这无比漫长的时光呢？

聊天呗，这个省事，简洁，最主要的是便宜。个别人喜欢聊天就是个个人爱好罢了，当一个民族都沉浸在聊天当中的时候，那真的就是一种巨大的潮流了，假以时日，这种潮流，或者说这种活动很可能也就真的变成一种带有艺术性的行为了。一个口才极为优秀的民族就这样地被训练出来了。

阿拉伯人也对自己的这一特长极为自豪。在未来数百年的阿拉伯哈里发帝国的历史中，涌现出了很多擅长演说的知名人物，据说比古代世界里人类其他族群中的同类人物要多出不少。就拿我们中华帝国来说，以口若悬河名动天下的好像除了战国时代的苏秦和张仪外，后世几乎再也寻不到这样的人物了。当然，这主要恐怕是背后的文化心理习惯在起作用，倒不是说我们中国人就一定不擅长宣讲，公开演说之类的活动，只是我们更看重“君子讷言”这样的教诲罢了。你看，在今天新世界里长大的我们的孩子们就很能“滔滔不绝”。

当时阿拉伯人中间流传着这样的谚语，显示了他们的这种自豪感：“人的优美，在他的口才之中。”还有时代较晚的阿拉伯谚语说：“智慧寓于三件事物之中：佛兰克人的头，中国人的手，阿拉伯人的舌头。”感谢阿拉伯兄弟提名我们，看来阿拉伯兄弟早就预见到了今天中国在工程技术领域所取得的巨大建设成就。

只是具备这么杰出的口才，阿拉伯人并不满意，他们真正需要的是诗人，只有诗人，才能引导阿拉伯人进入艺术的殿堂。

说到诗歌，我们中国被认为是“诗的国度”。那么阿拉伯人的诗和我们中国的诗有什么区别呢？

如果群根究底的话，这是个艺术美学的问题，显然在本书里谈这些有点不伦不类，再说，我也没这个本事去谈这么巨大的命题。我只是就最为表面的现象谈谈个人看法，对本书的内容应该就足够了。

中国诗歌是内容和形式完全成熟的艺术品。

而阿拉伯诗歌是形式华丽，引人入胜，让人沉醉，甚至迷醉的作品，是不是完全成熟的艺术品不好说。为什么这么讲呢？我们只需要简单回顾一下阿拉伯人的文学历史就足够了。

其实，都不应该说是“文学”的历史，“文字”就够了。要知道，早期的阿拉伯人说着类似，但有区别的各地自己的方言，互相之间基本上也是鸡同鸭讲，不知所云的状态，尤其是南方和北方受到的外来文化影响相差很大，更是如此。要完全地理解这种状况需要非常精深，专业的语言学，历史学的造诣，远远超过了我们的能力和需要。

好在我们并不需要知道那么多，只需要了解几个简单的事实，就能对我们感兴趣的问题具备必要的理解和分析能力。首先，也是最为重要的，伊斯兰世界最重要的经典【古兰经】是阿拉伯人的第一本书，也是第一本阿拉伯本土的文学作品。用来书写【古兰经】的，现在通行全世界的阿拉伯语只是当时阿拉伯北方部族，阿拉比亚人的语言，这种语言此前只有口语，还没有来得及建立起书写体系，也就是说，没有文字。

但是，就是在这种连文字都还没有产生的语言环境中，阿拉伯人的世界里却涌现出众多的杰出诗人，和令人陶醉沉迷的诗篇，而且往往还是篇幅巨大的长诗，所有这一切，靠的都是一代代阿拉伯人之间的口耳相传，你能想象吗？阿拉伯人该是有多么地热爱他们的诗歌啊！更令人惊异的是，如果要用现在的观点来看，一个几乎全民都是文盲的社会却充满着诗歌，充满着诗人，想想都让人觉得不可思议。

这种情形的出现有很大一部分功劳要直接地归功于阿拉伯语。据说，只能据说啊，实在是不懂，阿拉伯语是世界上语音，语调最为丰富，或者说语言的音韵特征，甚至音乐表现力最强的语言，没有之一。就别说写诗了，即便是普通的说话，都很容易让人着迷。我曾经在网络上听过一些阿拉伯语的念白，祷告，好像是有这种效果。

在荒漠中长久生活的阿拉伯人也许天生就是个对声音异常敏感的民族，因为眼睛里看到的世界过于单调无趣，只有声音里的世界才充满无限的可能。由此，他们甚至不经意间发展出了极富声音效果的阿拉伯语来满足他们的这种心灵上的需求。并在日常生活中，不断地通过聊天，讲话，论辩，甚至争吵，咒骂等等形式发展了他们赖以自豪的语言能力和基本技术，口才，最终，不负众望地，他们将这一切发展成了令人无比震撼的，在形式上几乎无懈可击的古典阿拉伯诗歌。

不比不知道，生活真奇妙。生活在不同环境，不同自然禀赋，不同境遇中的人居然会有这么巨大的差异。想想我们自己，尤其是我们的祖先，中国古人是怎么教育孩子的。少说话，多做事，少生事端，少惹是非。我们的圣人说，“君子敏于行而讷于言”。如此巨大的差别，你说这到哪说理去。

这样，我们就相对比较好理解一些，阿拉伯人何以在这种环境中能将诗歌发展到如此高度了。其他民族，包括我们中国，好的诗歌从来都是内容和形式的统一和调和。而当时的阿拉伯人，由于上天赐予了他们无与伦比的创作工具，音乐化的阿拉伯语，使得他们在诗歌创作上获得了远比其他人丰富地多的技术手段。加上长期训练出来的绝不吝惜自己口才的民族习惯，以及热烈澎湃的激情迸发，共同的造就了这一文化结果。就是阿拉伯人自己也承认，随着阿拉伯语书写体系，文字的完善和逐步正规化，阿拉伯人的诗歌创作能力却严重衰退，后世的作品已经根本无法和穆罕穆德时代以及更早的阿拉伯诗歌进行比较了。

这个历史事实似乎昭示我们，这个时代的阿拉伯诗歌其实更像是阿拉伯的民歌。它们远比我们正统理解的诗歌更富有音乐性，因而也就更多地包含着各种激烈的感情。而这种朴素的感情随着时间，随着生活境遇的改变，逐渐地流失。历史学家和艺术史家们几乎一致地认定，回历二，三世纪以后就几乎再也看不到这样令人动容的诗篇了。

有很多人把阿拉伯人的成功，不光是诗歌，主要还是伊斯兰的建立，都归结于阿拉伯语。一个重要的理由就是用阿拉伯语写就的【古兰经】的很多篇章都是富于诗歌性的，这使得以【古兰经】为根本经典的伊斯兰在征服世界的过程中获得了无与伦比的特殊力量。

且不用管这种说法中有多少的合理性，我想，一个结论应该是明确的，阿拉伯语，阿拉伯人，甚至还要加上他们赖以为生的骆驼和椰枣，在历史的长河中早已结成了一个密不可分的整体。

现在，他们要从沙漠出发，去征服世界了。

他们的领袖，穆罕穆德，已经从沉思中醒来。

第二章 先知穆罕穆德和【古兰经】


从一个小故事说起。隐约记得有一个有趣的报道说，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纽约时报做过一个公开测试。内容是让人们选出自己认为对整个人类历史影响最大的人。测试的设计人将回答者分成了两个组别。一个是大众组，一个是高知组。大众组是随机抽选的普通人，高知组别由随机抽选的硕士学历以上的人士构成。

结果呢，大众组最后得出的排序前几位大致是耶稣，佛祖释迦摩尼，孔子，穆罕穆德这样的顺序。但是高知组却把穆罕穆德排到了第一位，其后才是其他的几位教宗和圣贤这样的人物。为什么是这种结果呢，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吧，但起码穆罕默德的非凡影响力可见一斑吧。

如果你要问我，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人是谁？我个人的答案也会是这位阿拉伯人的民族领袖，先知穆罕穆德。我不是什么高知，我的理由其实很简单，当把“伟大”这样的词汇加之于一个人身上时，起码对我而言，那么这个人就意味着他是最像“人”的人。他是一种理念，或者说具体原则和感情的结合，是意志力和行动力的结合。

直白地说，在所有人类的古代历史中，只有穆罕穆德他提出了一种文明的基本原则和这种文明必须的规范，同时，他将这种原则落实成为一种社会制度，完全地建立了一个基本完备的政治组织框架。进而，这种组织模式下的社会在他身后发展成为一系列巨大的帝国和普通国家，一直到今天。换言之，穆罕穆德创造了一种生活方式。

也有一些其他民族的伟人们做了和穆罕穆德类似的事情。但是很遗憾，要么是做得不够；要么是上天没有赋予他们这样的机会。比如我们中国人的孔夫子，也同样是一种生活方式的创造者，但是，尽管孔夫子辛劳奔走一生，但在具体的政治和生活实践中却基本一无所获，直到数百年之后的西汉，他的原则和教导才逐渐地开始成为中国人的生活指南。至于佛陀释迦牟尼和基督教的耶和华，考虑到他们半神半人的身份，实际上很难在说些什么。

总之，穆罕穆德千古一人的地位是很难被撼动的。以前，没有这样的人。今后，也几乎不可能再有这样的人了。

另外，在这一章中，因为要讲到先知和【古兰经】，所以会较多地涉及到一些伊斯兰教义和相关的教理辨析，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我会尽可能地简化，也会尽量地多打一些比方来说明问题。毕竟，坦率地讲，对于我们普通的中国人来说，去理解一神教的很多观念还是存在着很大的障碍的。这也是我们看待西方历史，阅读西方故事时最为常见的困惑之一。这也就是所谓的“文化障碍”，或者叫“常识失灵”的状况。



先知穆罕穆德的早年生涯


穆罕穆德是大大的名人，他的基本简历很容易就能搜到，在这里我就不再重复了。其实，我自己也是对着百度百科上他的简历来写这些评介的。还有时候免不了也要凑凑字数，复制黏贴一些网上的材料。互联网时代么，不这么干怎么干？我们这个时代的作者其实更像是一种文字材料的“组织者”，而不是先前的“创作者”的角色。广告里说的话不但适用于矿泉水，也同样适用于互联网作者，“我们从不创造文字，我们只是这张大网的搬用工”。不过，稍微能自豪一下的是，我们一般不用混凝土，我们用自制的粘合剂进行各种材料的结合。

言归正传，继续说先知的故事。

先知的早年生活，童年和青少年时代的生活经历，大家早已熟知。尽管后来的人总喜欢做些锦上添花的事情，比如无限拔高地对穆罕穆德青少年时候的所谓高贵的个人品质，品德，比如诚实，正直，庄重等进行极尽地赞美，甚至不乏阿谀奉承之词。但实事求是地讲，在那样的一个时代和环境里，一个人能比另外一个几乎相同背景的人优秀出多少呢？穆罕穆德和同他一起长大的小伙伴一样，又不需要学习任何形式化的知识，什么数学，物理，化学，也没有任何脱离了直接与具体生活相联系的技艺可供了解，对了，阿拉伯人那时候连文字都还没有呢，穆罕穆德本人一生都是文盲，他不识字。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说一个人多么多么地好，或者他比周围人高明多少，基本上只能视为一种恭维和拍马屁的行为了。在这方面，人性都一样，我们中国人说起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的传奇的时候，也不总是喜欢用生有异像，少有大志，与众不同来替大人物们涂脂抹粉么，搞得好像小时候如果不去剁两条青蛇，白蛇啥的，都不好意思出来做皇帝似的。

如果要说小时候的什么事情对穆罕穆德发生了可能的重大影响的话，我想，应该就是他基本上是个孤儿这个事实。说起来也怪，教宗这种级别的人物里孤儿出身的不少，我们的孔夫子基本上也是一个孤儿。孤儿的出身显然比普通人多了一层苦难，当然同时也多了一次拼搏的机会，这是让人内在的生命得以成长的机会。

小时候失去了家庭的保护，从心理学的角度上讲，由于过早地面对社会，面对陌生环境的挑战，会使人快速地成熟起来，当然，这种成熟更多地是一种假象和伪装。这种经历的人往往要在成年后遭遇一次精神上对自我人格的否定，这将会为人打开另外一个天地，今天，我们一般会用类似于格局这样的词汇来形容这种情形。而正常人很难有这种经历，所以，孤儿们成长为真正的全人类级别的大咖的机会比普通人高很多。

不过，要严重提醒一下的是，这种级别的大咖市场需求非常之低，大概也就千儿八百年出一半个就足够人类消费了，所以么，就业很难，要谨慎。



我们接着说我们的主人公。

这种童年经历肯定对穆罕穆德的心理和性格形成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客观地讲，影响要比我们今天估计得恐怕要小得多。因为对那个时代的阿拉伯人来说，由于文化程度相对比较低下，家庭生活和社会生活本身的复杂度就不高，相互之间的区别恐怕也很低，再加上以部落，部族为主的生活方式对这种影响都冲淡了不少。用句比较拗口的科学用语来解释这种情况就是，对于阿拉伯人来说，部族就是他们的生活中心，家庭和社会的功能很可能还没来得及得到充分的发育。在我们的现代社会里，如果一个孩子过早地失去父母和家庭的庇护，很大程度上确实意味着残酷的命运，和几乎无法挽救的损失，那主要是因为现代社会的复杂性太高了，而家庭就是对这种复杂性的一种化解和调和。

穆罕穆德的时代不会有这样的要求。总之就我们今天所能得到的关于领袖的一切公开信息来看，穆罕穆德在他的青年时代，包括更小一点的时候，就是一个普通的阿拉伯青年，最多也就比其他小伙子好上那么一点点，不会太多。因为他参与了一个当时的阿拉伯青年所能参与的几乎一切活动。从小时候的为人放牧，到大一点后从事阿拉伯人的传统事业，经商，吵架，再到参与部族之间的小型战争，或者说斗殴可能更合适一点。因为那个时候的阿拉伯部族之间的冲突是家常便饭。总之，我们的领袖和任何一个同年龄段的阿拉伯青年基本上别无二致。

思考者的穆罕穆德


这一切的第一个转折点是穆罕穆德25岁的时候，约公元595年，与当时40岁寡妇海迪彻（赫蒂彻，Khadijiah）的婚姻。为啥是约呢？因为百度上就是这么写的，我也不好擅自更改。

一般情况下，还是不要把他们的婚姻视为热烈的爱情的结果会更为客观一点。当时，穆罕穆德为海迪彻管理着她的家族生意，如果庸俗一点想，企业所有人和她的高级管理者结成联盟，甚至直接缔结婚姻，应该对双方都是皆大欢喜的事吧。毕竟，一则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这可是现代社会才会具有，也才能保障的措施；再则，在当时的阿拉伯半岛经商可不是一件多么安全的生意，绝对算高风险经营。不要说财物损失，被劫，送命应该都能算是家常便饭。

总之，从穆罕穆德的角度看，这桩婚姻给他带来了比较稳定的生活。用现在比较时髦的话讲，穆罕穆德获得了财务自由。经济上比较稳定了，他可以做一些他感兴趣的事情了。一般的历史研究者基本都持有这个看法。我个人的意见是，除了经济问题的得以解决，实际上与海迪彻的婚姻对穆罕穆德心理上的影响也不可小觑。从一个普通人成长为一个教宗，其间所经历的艰难，尤其是精神上，心灵上的艰难恐怕几乎无法用语言来形容，更不是常人可以体味的。如果没有了海迪彻和家庭的支持，很难想象穆罕穆德能够走完这条道路。毕竟，与海迪彻结婚的时候他不过才25岁。再伟大，再成熟，再能干的未来教宗在这个年纪都是无比幼稚的，相对于他将要开创的事业而言，25岁是一个连开始都很难算得上的年纪。

所以，这一段婚姻，这个海迪彻带来的家庭。要我看，既是一个孵化器，又是一个保育院。她孕育了深埋在穆罕穆德心灵深处的那颗种子，使他生根发芽，又在他还幼弱的时候为她遮风挡雨，让他开枝散叶，直到他强大到能够完全独立生存。历史似乎很配合我的这个看法，公元620年，当海迪彻去世的时候，穆罕穆德和他的伊斯兰教大致上就是这么一个状态，还不算强大，但已经没有任何力量能限制他的不断成长壮大了。

完全有理由这么说，如果没有这段婚姻，很难想象，穆罕穆德和他的伊斯兰教能建立起来。

关于穆罕穆德婚后一直到他大约40岁，开始他职业革命家的伟大生涯之前所发生的事情，历史文献的记录极少。这是可以理解的，一般不外乎几个原因，一来是那个时代的阿拉伯文化能力极其有限，别忘了，就连【古兰经】都是穆罕穆德死后若干年才予以最后编撰成书的，很多在我们看来的重要资料没有保存下来也是可以接受的。

第二个原因我觉得更靠谱一些。就是除了必要的活动外，比如基本的操持家族生意，照顾家庭外，他没做过什么特别需要说明的事情，过着一个普通成年男子应该过的最为自然地生活。毕竟，尽管我们可以说物质条件和技术手段所限，难以进行详尽地记录。但是和穆圣有过直接或间接交往的人应该还是不少，如果有什么特别突出的事情的话，是能被回忆起来并记录下来的。要知道，连【古兰经】在几十年的时间里都只是被信徒们记在脑子里的。那些鲜活生动的故事和轶事应该远比【古兰经】好记多了吧。

当然，还有一种可能，那就是我们熟悉的为尊者讳的操作。要知道，穆罕穆德可不是一般级别的领袖，他是安拉派给人间的使者，他的身份在信徒眼里在人类中是独一无二的，所以他必须纯洁，必须完美。那么，如果有不太完美的事情呢，很简单，删除。

其实，按照一般的常识，稍微地想一想，应该也能大致地知道这些年发生在穆罕穆德身上的事情。我们不妨简单地，但合理地揣测一下，一个25岁，英姿勃发的青年是如何转变为一个宗教领袖和革命导师的，而且，我们也必须要进行这样的心灵探索，否则我们无法理解伊斯兰为什么具有征服世界的如此伟大的力量。这种力量显然来自于完全真诚的心灵，以及建构在这种心灵之上的宗教实践。而所有这一切的直接渊源，就是穆罕穆德这15年的生活经历和他的思维。

我们现在可以设想的是，不管怎样，有两件事情是当时的穆罕穆德必须要做的事。一是生意，主要就是经商和管理商队，这是丈夫和父亲的责任，穆罕穆德夫妇在婚后育有六子，两男四女。二是长期痛苦严肃的思索，这是通往教宗的必须的路。

据说，穆罕穆德跟随者商队，去过很多地方。南到也门的红海沿岸，北至叙利亚，大马士革，还有地中海东岸，今天大致属于耶路撒冷的地方。在这种游历中，他了解了不同地方的风土人情，历史习惯，对他后来尤其重要的是各个地方不同的宗教信仰。我们先前就说过，穆罕穆德生活的时代是一个非常混乱的时代，阿拉伯半岛上的政治和宗教秩序已经完全崩溃，各个部族，公国各自为政，相互混战。

穆罕穆德是古莱什部落的人，该部落在当时掌管着麦加城的克尔白祭祀活动。这里是当时阿拉伯人中最为流行的偶像崇拜的中心。穆罕穆德所属部族，也就是上述的古莱什部落的上层，靠着这种宗教垄断的特权大发横财。后来他们也是反对穆哈穆德最为厉害的势力，除了信仰问题，最重要的是他们的同族人，可恶的穆罕穆德直接地要断绝他们的财路。对于他们而言，信仰最多也就是个包装，最重要的还是这个精美包装里面的“奶酪”。任何时候，利益都是决不能忽视的重要问题。

但仅仅就纯粹的信仰问题来说，穆圣自己所在的古莱什部落，不管他们崇拜什么偶像，对穆罕穆德的影响应该都极为有限。那个时候，阿拉伯半岛上的每一个部族几乎都有自己独特的偶像崇拜，由古莱什部落负责管理的天房里供奉着数百个不同的偶像供各自部族祭祀。从宗教理论上来讲，朴素的偶像崇拜，还包括五花八门的各种拜物教，拜星教都是人类宗教发展较低的阶段。所以对于出过远门，见过大世面，聪明，而又心灵敏感的穆罕穆德来说，这些简陋，浮华的东西很难对他构成什么实质意义上的心灵困扰。

他需要认真对待的是远比这些复杂的多的，那些真正成熟，完备的，需要巨大的精力进行揣摩和探究的精神体系。这些就是我们先前说过的已经在阿拉伯半岛广泛得到传播的各种各样的自成体系的文化成果和宗教教义。主要有，各个不同的基督教教派，阿拉伯人的兄弟民族，犹太人的犹太教，还有波斯人的拜火教，甚至更为大量的不为我们所知的，说不上什么名堂的，但在当时确实有过流行，也的确对穆罕穆德产生过影响的某些思想。

对于一个普通人，这些东西也许无足轻重，无非就是酒照喝，舞照跳，日子照过罢了，没什么不一样的。但对一个像穆罕穆德这样敏感丰富的心灵来说，这一切是无法接受的，太过于混乱了，必须要理出一个头绪来，要不然，怎么去安排自己的生活呢？到底哪个神最后说了算呢？

写到这里，我觉得有必要说几句题外话了。对于我们绝大多数中国人而言，我刚才所说的这些其实是完全无法获得必要的理解的。由于文化的隔阂，我们对所谓“神”这个字眼的理解和西方人，主要是真正的一神教徒，或者是受到过这种影响的人，有着本质的差别的。在我们眼里，这样的“神”是不具备什么严肃性的。而一神教徒的“神”对他们而言，都知道，那就像生命一样至关重要，甚至可以说直接就是生命本身，尤其是在历史中。

我并不想把一本讲故事的书写成讲道理的。但问题是，有些道理你不适当地讲讲，故事本身也讲不下去。比如我们这里，如果你对一神教的基本情况缺乏一些基础认知，那么我就很难让你明白穆罕穆德在这里面临着什么样的困境和挑战。这种挑战的力度到底有多大，以至他需要用这么多年才能解决了这个问题。

我记得，曾经真的就有朋友在讨论这个问题的论坛帖子上半开玩笑半认真地留言，不就造个反嘛？至于费这么大劲么？要换我们中国人，早干成了。汉高祖刘邦，明太祖朱元璋，这不都是成功人士的例证么？试问，遭遇这种问题你还能怎么说？

当然，没必要长篇大论地讨论宗教神学问题，也不会有人爱听这些。但我要在这里强调几个结论，以方便本书中后续内容对有些问题的讨论。历史完全能够证明，一神教的信仰体系以及伴随它的生活方式，是人类文明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一种独立，完备，核心的文明，与一神教文明等量齐观的是东方的儒家文明（汉文明）和佛教文明。一神教主要因为信奉者对“神”的属性的认知差异而分成不同的信仰集团。在历史中主要有基督教，犹太教和伊斯兰教。

据记载，在他40岁前后开始对外传道前的漫长的时光里，穆罕穆德经常在离家不远的荒凉简陋的山洞里隐居，沉思，昼夜不眠。我想我们应该可以多少体味这其中的艰辛，以及几乎无法遏制的痛苦感受。这种苦难释迦牟尼经历过，孔夫子也经历过，似乎这是天底下教宗的专属痛苦，那么，穆罕穆德自然也无法逃避。

他到底要解决什么问题呢？让我们设身处地，或者算是狂妄地替他想一想吧。首先，他是古莱什部落的人，自小一定就被训导要崇拜本部落的神灵，具体是什么形象我们就不得而知了。总之，本部族既有的传统习惯，不管是思维上的，还是行为上的，甚至更多潜在的，不可言喻的东西肯定在穆罕穆德身上刻下了无法更改的痕迹。这是他走向外部世界的基础，在那个时代，一个阿拉伯人如果失去了部族的支持，基本上是无法存活下来的。其实哪里都一样，在生活环境极端困苦的条件下，个人是无足轻重的。

在一个封闭的社会里崇拜偶像很容易，都不用动任何脑子，随大流就行了。但是，穆罕穆德是个见过世面的人，他跟形形色色持不同信仰，不同生活方式，行为方式的人打过交道。他清醒地知道自己部族大多数人，尤其是那些上层人士的无知，迷信，贪婪和堕落。既然自己的部族在精神上无法依靠，那么真理在哪里呢？

什么样的人生才是值得过的人生呢？什么样的人生才有价值呢？穆罕穆德循着这样的路径一路思考下去，你和我现在能想到的大多数常见的形而上学问题，我想他都严肃地思考过，比如，我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人又是什么？人的起点和归宿等等。诸如此类的这些问题，对错并不重要，可它需要一个答案，一个“完美”的答案。穆罕穆德所面对的事情就是寻找他所处时代的这个问题的“答案”。他必须回答，是犹太人说的对呢？还是那些基督徒更对一些呢？甚至也许波斯人还有一些道理呢？

这样的“答案”好找么？如果你觉得好找，那么请问，在全球已经变成一个小村落的今天，你怎么回答上述的问题，并且让世界人民信服，有吗？也许有，但代价远比你想象地要巨大很多。有机构曾经进行过抽样调查，全球范围内，有十分之一的人口曾经在不同程度上经受过心理疾病的折磨，至于在精神方面受到困扰的人数据报道高达三分之一强。

穆罕穆德在他的岁月里面临着和我们今天一样的问题。老的，自己原有的价值观不太好用。新的，别人的，也只是看上去很美，还未必适合自己。那怎么办？没办法，只能自己研究，加工，创造。用现在的话语体系讲，价值观这是一个民族最核心的竞争力，是没法进行简单地引进的，必须自己生产。

这种思索和研究，从25岁婚后到他开始传道，穆罕穆德大概走了15年的光阴。心灵陷入绝对孤独的15年。

穆罕穆德的生涯，除却25岁以前的青少年时光，一般被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就是40岁传道前，这个时段他是以思考者，或者说思想家的身份存在的。第二个是他出走麦加前的传道，授徒等宗教活动的开展，这个阶段可以被戏称为“职业革命家”。到第三个阶段，随着伊斯兰事业的不断拓展和壮大，穆罕穆德实际上从事地更多地是一个政治家的工作，开创一个帝国。

人类历史上造反的人，造反成功的人虽然不能说是比比皆是，但绝不罕见，因为反叛本身就是我们人类的本性之一，是我们人类自我更新，自我净化的重要手段。尤其在我们中国人的心中，“造反有理”那是喊了上千年的口号。我们汉民族的老祖宗，大汉王朝的创建者，汉高祖刘邦不就是造反上的台？我们哪朝哪代的开创者和造反这事完全不搭边啊？历朝历代的造反派多到数不胜数。

可有一个人的造反活动能和穆罕穆德相比较吗？我们中国人里最著名的造反者，刘邦大帝，还有李闯王不都是被逼无奈，实在活不下去才高举反旗的么？你能想象让他们二位为一个造反理由，和造反理论先想个十年八年吗？要这样，高祖刘邦肯定会说，这比种地还累？老子还不如回去好好种地呢。老实说，恐怕穆罕穆德他是一个人干了孔夫子和刘邦加起来才能做到的事情。他既是导师，又是帝王。

可见，本章开篇的时候我对穆罕穆德的赞美真不能说是空穴来风。他千古一人的地位绝不是能够被轻易撼动的。当然，话说回来，对于一个最终成为了教宗的造反者而言，思想家的身份，和无比痛苦的心灵旅程都是不可或缺的。因为他需要的不仅仅是简单的，可见的政治权力，也不仅仅是俗常的荣耀和历史地位，他需要的是创建一种文明，和与这种文明相依存的一种生活方式。

简而言之，穆罕穆德创造了一种“新人”，名曰“穆斯林”。

而他自己，就是人类历史中的第一个穆斯林。

职业革命家的穆罕穆德


如果我们可以半开玩笑地以这个二十世纪的这个时髦词汇，“职业革命家”来称呼穆圣，那么他老人家如果称第二的话，恐怕没有人敢称第一。遍观东西方历史，唯一一个和穆罕穆德的地位有点接近的是伟大的俄罗斯革命导师，列宁同志。可是，列宁毕竟只是在本质上虚假的一套基础理论上研发出一个短期有效的意识形态，且不说他的理论本身在他身后就已经被歪曲涂改的面目全非，就说他的理论得以实现的这个国家和这种所谓理论的终极追求，也就在仅仅不到百年的时间里就烟消云散，灰飞烟灭了。这个结果怎么能好意思和穆罕穆德相提并论呢？

我们接着说穆圣的故事。穆罕穆德从开始传道，到离开不断受到威胁和迫害的麦加城去麦地那主持工作，大概十年左右的时间。这十年里发生了些什么事情呢？历史上的记录很少，穆斯林内部没必要，可能也不太愿意说，外人更是无从得知了。

这个结果很正常，你怎么能指望一个“职业革命家”在他事业的开始阶段会受到大多数人的欢迎呢？要知道，他从事的可是一个颠覆性质的工作，尤其对穆罕穆德来说，他不光是要颠覆现有的社会秩序，经济秩序，他甚至是要彻底地改变周围人对世界整个的看法和认知，那些掌握着权势，在现有制度安排下拥有巨大利益的社会上层人物怎么可能不憎恨厌恶他呢？老实说，穆罕穆德没有得到像欧洲中世纪著名学者，布鲁诺被烧死的命运，就已经很是万幸了。只能说，他的敌人并不足够强大。

用一般的常识想一想，长期生活在这种氛围中的人，即便他是圣贤，他是上帝的使者，不大可能有什么好心情吧？这种真实无比地，残忍的斗争显然使得斗争双方的形象都不会那么好看，他们的行为也绝不会像表面上看到的那么光明磊落，无可挑剔。失败者倒也罢了，后世没有人会计较他们的形象，但是对于成功者，尤其是教宗，圣徒，他们的人间形象必须得到保护，我想这种结果应该算是阿拉伯版的“为尊者讳”吧，我们中国人应该很容易理解这种安排。

尽管资料稀少，但有些事情，我们依据常识还是可以大致进行一个合理的推断的，尤其还是对于至关重要的事情。因为一般特别重要的事情的内在逻辑总是符合常识的。

先来说说穆圣悟道的过程。悟道，这是我们中国人惯常的说法，按照伊斯兰的说法，应该被称为“启示”。这两种说辞在心理上是有所区别的，这也的确反映了东西方人在生命感受方式上的差异，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揣摩一下，还是颇有趣味的。据说，是一位著名的大天使在穆罕穆德40岁的时候，开始向他降示经文，也就是【古兰经】的内容，这个过程一直持续到【古兰经】的完成，时间上至少持续了十几年，起码到了伊斯兰麦地那时期的中晚期才告完成。

顺便说明一下，给穆圣传道的这位大天使可是有大来头的。在基督教的【新约】和犹太人更古老的【旧约】里都有记载。看到这里，诸位恐怕大概对【古兰经】到底在讲些什么，以及穆斯林们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有一个模糊的概念了吧。是的，穆斯林是坚定的一神论者，他们认为自己是一神论的革新者和最终形式的确立者，【古兰经】是神给人类的最终训诫。而其他的一神教经典，比如上述的【新约】，【旧约】也同样是神的语言，要受到尊重，持有其他形式的一神教信仰的人，比如基督教徒和犹太教徒，也能被接受为文明人，可以在他们的世界里获得一定的位置。用今天我们更为熟悉和亲切的语言来描述这个特点，可以说，伊斯兰的教义是向前兼容的，不用多想都应该知道这得在当时给穆斯林们带来多大的竞争优势啊。

至于通过天使向穆罕穆德传授一说，我们中国人可能会嘿嘿一笑，这情形在我们中国的久远历史中见的多了，哪朝哪代的帝王将相们不编些类似的幺蛾子事情出来啊。你要真不编了，据实已告，人家还会说你没诚意，连个故事你都懒得编了，还想得天下啊。

如果就这么简单地用我们的思维模式来套用穆圣，我个人觉得恐怕有点太粗糙，甚至委屈了穆罕穆德。毕竟，文化环境不同，相比于我们中国的情况，一神教世界恐怕更为需要“奇迹”，或者说“神迹”的感应和宣传来推动社会的变革，中国文化更务实，无法实证和比较玄虚的东西在中国最多也就只能起到一种辅助的作用。而对于西方存在这种一神，多神的崇拜传统的民族来讲，“神”，“经典”，“先知或圣徒”的资格和来源当然是一个非常严格，甚至是自身逻辑能否自洽的严肃事情。

所以，如何获得“真理”本身应该就是穆罕穆德构想的一部分，用这个来指责他的虚伪是不能接受的。其实，就我个人而言，我觉得如下的推断也许更为合理一些：

穆圣在经过长期的思索，和心灵的煎熬之后，终于获得了某种程度的顿悟，进而很可能出现了一些十分美好的幻像，比如和天使，甚至上帝的直接交流。这种顿悟，也被更广泛地称为“宗教体验”，这种体验在人类各个民族的先圣先哲中广泛存在，甚至在一些相对比较普通的人群中也有出现，比如我们经常听说的什么“上帝显灵”，“老天爷显灵了”之类的事。这给当事人带来了无与伦比的精神震撼，促使当事人做出了一些常人，常态下根本无法完成的行为，我想，在当时的整个背景下，穆罕穆德处于这种精神和心理的状态下，应该是比较靠谱的事。如若不然，很难解释当时以及后来发生在穆罕穆德身上的一切，毕竟，穆罕穆德在当时那也算是有身份，有地位的社会中上层人士，就算再对社会不满，对阿拉伯人愚昧无知的现状不满，自己还有点忧郁症，就试图彻底颠覆自己所生活的世界，实在是太匪夷所思了，毕竟他不处在刘邦和朱元璋的地位上啊，不造反根本就没活路。所以，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人内在的“灵性”，“良知”和那根本无法熄灭的，亦无法言喻的“精神的火焰”，也就是“上帝”本人，命令他必须去完成使命。

说到底，就人类的历史而言，这的确就是一种“奇迹”。这就好像在这一瞬间，穆罕穆德的一切，他背后那个数千年来默默无闻的民族的一切，以及半个地球上生活着的人们的所有的一切，就在那一瞬间的功夫，集中地爆发出来。如果这还不算“奇迹”，那还有什么能算呢？

传教的生涯就这样开始了。

开始时，首先是他的亲人，妻子，朋友接受了他的信仰，慢慢地，他的信众逐渐扩展到了周围的人，据记载，主要是一些社会下层民众，有仆人，奴隶等等。随着信众的逐渐增多，影响力的扩大，他受到的打压也自然越来越多。历史资料里讲的不太多，但我们可以想见这其中的艰难和危险。这段时间大约有十年左右。

即便我们比较世俗地想想，通过传道来征服人心，先不说艰难，它比拼的可全是伊斯兰作为一个宗教的硬实力，是穆罕穆德此前15年来的思考是否真诚。在这个阶段，穆罕穆德哪怕有一丝一毫的虚妄和瑕疵，都会被指出来并且无限放大，因为，此时的伊斯兰是以挑战者，传统秩序的破坏者的身份出现在阿拉伯人的社会中的，具体地说，是穆罕穆德所在的古莱什部落。还要强调一下的是，这个古莱什部落，穆圣的母族，一直以来还是全阿拉伯偶像的管理者，克尔白天房的实际运营人和托管人，他们其实就是整个阿拉伯民族的祭司阶层，应该在阿拉伯人中享有最为崇高的地位。

刚才说过，最初的这些年是穆罕穆德本人，也是伊斯兰面临的第一个，应该也是最为重要的考验。因为个人的感情和思考是一回事，把这些内容传播给外部世界，让他人也接受是另外一回事。这个过程的能否实现决定于你的思考是否足够深刻真诚，也决定于历史，或者说周围的环境是否准备好了适宜的土壤让它生根发芽。

穆罕穆德和伊斯兰通过了这个严峻的考验，他是怎么通过的呢？我们不妨来分析看看。

最重要的也就是两条。

第一，自己很强大。此前就分析过，一神教的教义和基本主张是不折不扣，经过了历史验证的一种“真理”。那么，伊斯兰作为坚定的一神教，显然是完全具备这种真理性的。更为重要的是，它的基本教义是穆罕穆德在对当时已知的各种一神教体系和其它所谓先进知识，进行了综合后所提出的对当时的阿拉伯人最为有效的一种信仰体系。具体来说，阿拉伯人部族相对而言，文化程度偏低，穆罕穆德本人都是文盲。 所以伊斯兰教义整体上非常简单明晰，朴素实用，像充斥着中世纪时期的基督教和犹太教关于神学的思辨等等繁杂，甚至无聊的内容，在早期伊斯兰教义，教法，教规中基本上见不到。总之，它的高贵和简单充分地满足了当时阿拉伯部族的精神诉求，对他们产生可以说无比美妙神奇的吸引力。

用今天的话讲，穆罕穆德那是把普遍真理和当时阿拉伯民族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他创造并带领的伊斯兰世界，代表着历史前进的方向。这是他的事业最终能取得成功的最为有力的保证。听上去这个措辞很熟悉吧？有时候历史就是那么地相似。

顺便出个思考题，为什么把所谓社会主义的真理和中国的实践相结合的时候，能创造出起码算是巨大的成功吧！但把同样社会主义的真理和德国的实践相结合的时候，创造出的只有纳粹呢？

言归正传，第二个条件，敌人太软弱。其实，二者都是互相转化，互为条件的。你强大了，敌人自然就软弱，甚至，你的强大就是敌人造就的。具体的分析，前面已经多次提及，穆罕穆德所生活的阿拉伯半岛，本来就已经陷入了全面的混乱，如果不是这样，穆圣还为什么要为自己，要为这个民族找出路呢？所以，基本处在分崩离析下的部族社会结构的阿拉伯民族，不可能存在过于强大的宗教和政治势力。

穆罕穆德所在的古莱什部落由于事实上的祭司地位，恐怕就已经是这个半岛上阿拉伯人里势力最大的部族了。可就是这样强悍的部族，对他如此可以说不共戴天的叛逆行为，居然还是保持了多年的容忍和迁就，尽管我们说穆罕穆德良好的在部族内的地位也罢，人际关系也罢，甚至来自于部族多方面的保护，全部加在一起，也不足以抵消他的所作所为给当时的当权者带来的损失啊。所以说，虽然不断地遭到打击和压力，可毕竟在十年的光阴里，穆罕穆德的传教活动并没有被完全禁绝，他本人也并没有遭到杀戮。这只能说明，当时的传统势力实际上已经没有能力采取过激的行动了。后来，麦加城的传统保守派与已经羽翼丰满的穆罕穆德之间的几次规模不大的武装冲突实际上也完全说明了这一现实，即穆罕穆德的敌人已经衰弱不堪了。

这应该算是穆罕穆德和伊斯兰的幸运，否则，换一个根基比较扎实，纯正的一神教社会，怎么可能不把一种绝对的异端扼杀在摇篮当中，居然还允许你成长呢？想想，布鲁诺只是闲暇无事唠叨了两句太阳和地球的关系，就被烧死在火刑柱上了。太阳和地球，这跟当时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有啥关系啊？当然，你得天天出来上班。可你穆罕穆德做的事情呢？叫改朝换代都嫌轻了，分明就是改天换日。居然还能让你每天按时回家吃饭，按时睡觉，我想只能这么理解，当时的权贵们太天真了，他们可能真的以为穆罕穆德的“革命”行为就是请客吃饭呢。

公元620年，穆罕默德的妻子赫蒂彻和伯父艾布·塔利卜相继去世，他的传教活动失去了有力支持，处于更加困难的境遇，伊斯兰教史称这一年为“悲痛之年”。这一年，穆罕默德50岁。

政治家的穆罕默德


一般认为，由于妻子和伯父的去世，使得穆罕默德在部族高层的屏障和关系基本都丧失掉了，敌对者疯狂的反扑终于开始了，一度曾经危及到他的生命。此时的穆罕默德经过多年的传教，已经在阿拉伯半岛具有了相当的影响力和知名度，各地的教徒也日益增多起来。

其间，他完全有机会利用自己业已具备的能力和打击迫害他的传统势力媾和，为自己赢得一个相对更高级的社会地位，和一个看上去应该更安稳的晚年。但这一切穆罕默德都没有选择，也许这种选择在他的意识中根本就从来没有出现过。这应该就是一个教宗和政治家的区别，教宗是不会妥协的，而政治家偶尔会这么做。

公元622年，穆罕默德和部分追随者从麦加迁到了麦加北边的麦地那，麦地那是先知母亲的故乡。穆罕默德意识到，在他的老家，麦加，他的事业是没有前途的。恰逢当时麦地那的两大部族陷入了争端，他们邀请已经在希贾兹具有了相当影响力的穆罕默德进行调节，甚至仲裁。这就使得穆罕默德事实上获得了要继续在阿拉伯人中间传播伊斯兰信仰的一个必不可少的重要保证，即真实的政治力量。这是穆罕默德本人，也是伊斯兰第一次从一种相对纯粹的精神，一种感情走向了社会，走向了真实的政治世界，这是其后的阿拉伯帝国，王朝，以及更后所有穆斯林帝国的开端。

这次迁徙，史称“希志来”。十七年之后，当时的哈里发欧麦尔决定以希志来发生的那一个太阴年，即公元622年为回历纪元的正式起点。以下摘录一段【阿拉伯通史】的作者希提，在书中对这一事件的评价。

““希志来”是麦加时期的终结，是麦地那时期的开始，事实证明，那是穆罕默德生活史上的一个转折点。他以一个被轻视的先知的身分，离开他诞生的地方，却以一个受尊仰的领袖的身分，进入他寄居的城市。现在，先知的身分退到幕后去了，富有经验的政治家的身分出场了。先知的身分逐渐被政治家的身分掩蔽了。”



再来介绍出现的和这次迁徙密切相关的两个名词。即“迁士”和“辅士”。跟随先知，从麦加迁移来的穆斯林被称为迁士，麦地那的穆斯林被称为辅士。不用多想，这两种不同的身份，不管是基于和穆罕默德本人关系的远近呢？还是基于在早期伊斯兰发展中具体贡献的多寡，他们都自然地分成了两个派别，所谓迁士派和辅士派，他们应该算是最早的伊斯兰派系。他们之间的斗争，和后期伊斯兰教在不断地发展壮大中又形成的诸多因为教义理解，民族属性的差异而衍生出来的各种不同标准的派系关系之间的斗争一样，贯穿了整个伊斯兰世界和历史，直到今天。

要按比较实际的看法，其实无非就是穆罕穆德的伊斯兰终于在传教十几年后获得了一个相对安全的立足点。以麦地那为起点，穆斯林们开启了他们的帝国模式，充分发挥了以阿拉比亚人为核心的那种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吃苦（起码开始的时候是这样）的大无畏精神，征服了一个个远比他们庞大的多的古老国家和民族，把他们汇聚在了伊斯兰的旗帜下，最终铸造了一个几乎是有史以来最为庞大的帝国。

但老实说，尽管伊斯兰教史对麦地那时期，先知带领下的几次大的对外行动和军事胜利称颂有加，甚至认为那是“神的”意志的直接体现。但就事实层面而言，史书上记载的穆斯林与他们的宿敌，麦加集团以及其他因为各种原因纠结在一起反对穆斯林的，主要是游牧的贝都因部族的若干次军事冲突，不管是过程还是结果，相比于人类战争史中的仅仅一般场景，都不太值得认真研究。

据记载，有几次双方冲突后总的死亡人数居然都不超过100人，这个事实免不了让我们更多地联想到的是群殴，而不是严肃的战争。只能这么说，穆罕默德时代的阿拉伯部族还是在延续着部族之间那种争吵不休，但多少还有温情延续的兄弟打架模式，真恐怕还谈不上那种仇人相见，分外眼红，不共戴天的情形。亦或者，当时的阿拉伯人还没有那种规模巨大的全民动员能力，去搞什么灭国大战，当然，半岛上也实在没啥像样的国家可灭。

总之，伊斯兰初期在政治和所谓军事上的成功，实在是不能说自身有多么强大，只是因为敌人太无能。说句笑话，这也连累了穆罕默德无法在历史上获得伟大的军事家的光荣称号。你想啊，都没机会指挥上万人的集团军作战行动，这军事家怎么喊得出口啊。

就这样，几乎可以算是兵不血刃。回历8年，公元630年，穆圣率领穆斯林光复了他的故乡，麦加。这一事件的高潮是穆罕默德亲手捣毁了供奉在麦加大寺里的所有以前半岛上各个部族所崇拜的多神偶像，这可以视作阿拉伯人完全皈依伊斯兰的标志。穆罕默德终于完成了对阿拉伯人的精神重铸和政治统一。

实际上，历史学家们一般都认为，在这个麦地那的时期中，尽管伊斯兰最为主要的，或者说表面的工作是通过政治方式完成了上述的民族统一。但更为深刻得是，这个时期实现了伊斯兰教的阿拉伯化，即民族化。这位新的先知，排除了犹太教和基督教的一切影响。剔除了一神教既有体系当中不适合阿拉伯人的成风，或者，更为宽泛地说，穆罕默德找到了一条道路，他把一神教的普遍真理和类似于阿拉伯民族这样的文化欠发达族群的现实相结合，从而一举登上了人类历史的核心舞台。

他几乎完全彻底地用伊斯兰教义，教法规则和具体的宗教生活实践的指导，改变了阿拉伯人的心理结构和社会的伦理关系，把一个基于部族自治的混乱，多少还处于蒙昧状态的族群一举提升为一个国家，一个在未来影响了那么多民族，国家，甚至整个人类历史的巨大帝国的雏形。

希提是这么评价穆罕默德的。

“穆罕默德在短短的一生中，把向来散漫的阿拉比亚人团结起来，使他们成为一个坚强的民族；把一个仅仅是地理上的名称——阿拉比亚——改变成一个有组织的国家；建立了一个伟大的宗教，在广大的地区，取代了犹太教和基督教，而现在仍有广大的人民群众信奉这个宗教；奠定了一个大国的基础，这个大国辽阔的版图，包括了中世纪时期文明世界上物产最丰富的地区。穆罕默德本人，是一个没有受过学校教育的人，但他传授了一部经典，全世界八分之一的人民在信仰这部经典，把这部经典看成是一切科学、哲学和神学的具体表现。”

公元632年，先知穆罕默德去世，时年63岁。

伊斯兰的王朝时代正式拉开帷幕。

古兰经


从讲故事的角度讲，介绍【古兰经】确实没啥必要。尤其对我们中国读者而言，想想我们有时候连我们自己的经典，【论语】都未必有耐心读下去，还别说伊斯兰经典了。但是，了解一些【古兰经】的梗概和简单的介绍，对我们理解本书要讲的一些事情，包括理解穆斯林民众的感情和心理机制恐怕多少还是有一点帮助的。

当然，作为作者，我不会寄希望于这一点。所以，以下我直接全文引用历史学家希提在他的【阿拉伯通史】中介绍【古兰经】的一章，他的这一章节直接是以【古兰经】为标题的。个人觉得，希提先生对这个主题已经写得足够好了，对于一般的了解也足矣了。当然，供有兴趣的读者阅读，内容可能比较枯燥，不读也没关系，基本上不会影响对本书的理解。



“第九章《古兰经》



根据正统派的意见，穆罕默德逝世的次年，欧麦尔觉察到能背诵全部《古兰经》的人(huffāz)有好几位已经去世了，所以向艾卜·伯克尔建议整理《古兰经》。艾卜·伯克尔就下令把《古兰经》分散的各部分搜集起来。他把这个任务委托麦地那人宰德·伊本·撒比特，他以前是穆罕默德的秘书。“记录在枣椰叶肋上和白石版上的，以及牢记在人心中的”经文，都被搜集起来，编辑成定本。在奥斯曼(644—656年在位)任哈里发的时代，流行的抄本有了不同的读法(主要是由于库法书法字体有缺点所致)，于是奥斯曼于651年任命宰德·伊本·撒比特为《古兰经》校订委员会的 。艾卜·伯克尔时代整理出来的《古兰经》由欧麦尔的女儿圣妻哈福赛保管，此次用作底本。新校《古兰经》的原抄本保存在麦地那；另有三部抄本，寄到大马士革、巴士拉和库法的军营中，其它的抄本一概销毁。



但是现代学者怀疑艾卜·伯克尔是否做过正式的校订工作，而认为奥斯曼在阿拉比亚、叙利亚和伊拉克的几个首府里发现了几种读法不同的抄本。奥斯曼把麦地那的抄本作为定本，而下令烧毁其余的抄本。公元933年，由两位大臣伊本·木格莱和伊本·伊萨，在博学的伊本·木查希德的帮助下，最后确定了《古兰经》本文的写法。伊本·木查希德承认七种读法都是正确的，这些读法是由于阿拉伯字母缺乏母音字母和标音符号而产生的。



依照穆斯林的意见，《古兰经》是真主的言语，《古兰经》的原型保存在第七层天上(《古兰经》43∶4；56∶77，78；83∶20，21)，是由天神吉卜利勒(迦伯利)依照原型口授穆罕默德的。不仅《古兰经》的意义是启示的，连每个词、每个字母都是启示的。



《古兰经》各章(sūrah，苏赖)的编排，是机械的，是依照长短的秩序而编排的。麦加时期启示的，约计九十章，是属于坚苦奋斗时期的，大半短小尖锐、激昂慷慨，充分表达了先知的感情。九十章的主题是真主的独一及其德性、人的本分和将来的报应。麦地那时期启示的约计二十四章(约占全部《古兰经》的三分之一)，是在胜利时期启示的(unzilat)，大半是长篇大论，以立法为主题。在这二十四章里，制定了信条以及关于礼拜、斋戒、朝觐、禁月等的典礼和规章。还包含着戒饮酒、戒赌博、戒食猪肉的法律；关于天课(zakāh，宰卡)和圣战(jihād，只哈德)等财政和军事法令；关于杀人、报复、高利贷、结婚、离婚、通奸、继承、释奴等民事和刑事的法律。第二章、第四章和第五章包含最大部分立法的资料。常被引证的关于婚姻的规定(4∶3)，与其说是提倡多妻制的，不如说是限制多妻制的。批评家们认为关于离婚的法令(4∶35；33∶49；2∶229)，是最讨厌的，关于对待奴隶、孤儿和异乡人的那些法令(4∶2，3，36；16∶71；24∶33)，是伊斯兰教立法中最人道的部分。释放奴隶，被认为是最能取得真主的喜悦的事情，而且能赎许多罪。在麦地那启示的各章里，如第24章，到处显现出词藻的华丽和先知的智慧。《古兰经》最著名的章节中有2∶172，256。



《古兰经》所叙述的历史故事，除少数外，几乎在《圣经》里都有类似的故事。那少数是关于阿德人和赛莫德人、鲁格曼、象兵等纯粹的阿拉伯故事，以及暗指亚历山大大帝(Iskandar dhu-al Qar-nayn)和“七眠子”的两个故事，而且这些都只是简略地提及。《旧约》里的人物亚当(阿丹)、诺亚(努哈)、亚伯拉罕(易卜拉欣)，曾在不同的二十五章中提及七十次⑤，第14章叫做易卜拉欣章)，以实玛利(易司马仪)、罗得(鲁兑)、约瑟(优素福，第12章叫做优素福章)、摩西(穆萨，在不同的三十四章中提及他)、扫罗(塔鲁特)、大卫(达五德)、所罗门(苏莱曼)、以利亚(易勒雅斯)、约伯(艾优卜)和约拿(优努斯，第10章叫做优努斯章)等，在《古兰经》里都是著名的人物。亚当的故事叙述过五次，洪水的故事八次，所多玛的故事八次。事实上，《古兰经》同《摩西五经》相类似的地方比同《圣经》的任何部分相类似的地方都要多些。



这些故事被用作教导的资料，《古兰经》不是为讲故事而讲故事，却是为了教导一种道德，为了指示人们：真主在古时候总是奖励公正的人，惩罚邪恶的人。约瑟的故事是用一种有趣的和现实主义的方法讲述的。这个故事和其他类似的故事，如亚伯拉罕响应独一真宰(21∶52以下)的号召的故事，都有种种变化，在《米德拉什》、《特勒木德》和犹太教其他经外传说里都有类似的记载。



《新约》的人物，只有撒迦利亚(宰凯里雅)、施洗礼的约翰(亚哈雅)、耶稣(伊萨)、玛利亚(麦尔彦)等人，被着重地提及。最后的两个名字通常是联系在一起的。耶稣的母亲玛利亚被称为仪姆兰的女儿、亚伦(哈伦)的妹妹。亚哈绥鲁王的宠臣哈曼本人就是法老的大臣。值得指出的是，《旧约》的人物的名字用阿拉伯语写出来跟希伯来语不一样，这似乎主要是从叙利亚语传过来的(例如Nūh，Noah)，或者从希腊语传过来的(例如Ilyās，Elias；Yūnus，Jonah)，而不是从希伯来语直接传过来的。



把上述《古兰经》的故事和《圣经》的故事以及下列相似各节比较研究一下，就可以看出两者之间没有字句上的依从关系：《古兰经》2∶47—58和《使徒行传》7∶36—53；《古兰经》2∶274和《马太福音》6∶3，4；《古兰经》10∶73和《彼得后书》2∶5；《古兰经》 10∶73； 24∶51和《申命记》26∶14，17；《古兰经》17∶23—40和《出埃及记》20∶2—17，《申命记》5∶6—21；《古兰经》21∶20和《启示录》4∶8；《古兰经》23∶3和《马太福音》6∶7；《古兰经》36∶53和《帖撒罗尼迦前书》4∶16；《古兰经》39∶29和《马太福音》6∶24；《古兰经》42∶20和《加拉太》6∶7—9；《古兰经》48∶29和《马太福音》4∶28；《古兰经》92∶18和《路加福音》 11∶41。可以认为直接引用的只有一节，即《古兰经》 21∶105(参阅《诗篇》37∶22)。其他带有显著的相似之处的是，《古兰经》21∶104和《以赛亚》34∶4；《古兰经》 53∶39—42和《以西结》18∶20；《古兰经》53∶44和《撒母耳记》上2∶6；《古兰经》53∶48和《撒母耳记》上2∶7。《古兰经》和《圣经》中关于“以眼还眼”(《古兰经》 5∶45和《出埃及记》21∶24)、“骆驼和针眼”(《古兰经》7∶40和《马太福音》19∶24)、“建筑在沙土上的房子”(《古兰经》9∶109和《马太福音》7∶24—27)、“人人都要尝试死的滋味”(《古兰经》21∶36；29∶57；3∶185和《希伯来书》9∶27；2∶9，《马太福音》16∶28)等等的节文都明白地指明，闪族古代的许多谚语和格言，在希伯来语和阿拉伯语里，原是共同的。《马太福音》和麦加时期的各章之间的相似之处特别多。归于幼儿耶稣的某些神通，如在摇篮里说话(3∶46)、用泥巴做鸟(3∶49)等，使人回忆起伪福音书中所记载的同样的神通，那些伪书包括《幼年福音》(Injil al-Tufūliyah)。与波斯教经典的内容显然相类似的是关于天堂和地狱的描写，那是用写实主义的采色笔触写出来的景象，在巴尔西斯晚近的作品中可以找到类似的描写。这种描写本身可能受到基督教关于乐园的彩饰画或镶嵌图画的启发，乐园中天神的形象被解释成仙童和仙女。



《古兰经》虽然是划时代的经典中最年轻的，然而它是一切书籍中被诵读得最广泛的。除了穆斯林们每日五次礼拜中都诵读它以外，它还是一部教科书，每个穆斯林都把它当做阿拉伯语的读本。除了土耳其语的正式译本外，还没有一种外国语的审定的穆斯林译本；但是由穆斯林们自由译成各种语言，写在阿拉伯语原本的字行之间的未经审定的译本，却有好几种，有波斯语的、孟加拉语的、乌尔都语的、马拉帖语的、爪哇语的、汉语的。总之，《古兰经》已被译成四十多种语言。《古兰经》有6，236节，77，934个词，323，621个字母，曾有人辛勤地统计了这些数字。后来规定的信条，承认《古兰经》“是真主的语言，不是被创造的”，这是“罗各斯”学说的反响。对于《古兰经》的无限尊敬，至此已达顶点了。“只有纯洁者才得抚摩它”④。在我们这个时代，往往有穆斯林在大街上拾起一张字纸，把它塞在墙洞眼里，因为那张字纸上或许有真主的尊名，这种“敬惜字纸”的风气，在伊斯兰教国家并不是罕见的。



Qur‘ān 是动词qara’a 的词根，本义是“诵读”、“朗读”、“讲道”。这部经典是一个强烈的、有生命的声音，是要高声朗诵，使听到原本的人感佩的。《古兰经》不少的力量是在韵脚、节奏、修辞、动听等方面，这些东西在译本中很难完全表达出来。《古兰经》的字数，约等于《新约》阿拉伯语译本的五分之四。《古兰经》是伊斯兰教的基础，是一切精神问题和伦理问题的最后根据，故《古兰经》具有重大的宗教影响，这是一个方面。在穆斯林看来，教义学、教律学、科学这三件东西，是同一事物不同的三个方面，因而《古兰经》就成为要受高等普通教育的科学手册和教科书。在伊斯兰世界最高学府“爱资哈尔”那样的学校里，《古兰经》仍然保持原有的地位，仍然是全部课程的基础。全凭《古兰经》的联系，说阿拉伯话的各国人民的方言，才没有象罗曼斯语系那样，变成各别的语言，我们认清这一点，就会知道，《古兰经》在文学上的影响也是重大的。在今天，伊拉克人能够充分地了解摩洛哥人的口语，而不感觉有大的困难。他更能够毫无困难地了解他所写的文章。因为在伊拉克、摩洛哥、叙利亚、阿拉比亚、埃及等国家，到处都严密地遵守着被《古兰经》规范化了的标准的阿拉伯语。在穆罕默德时代，没有任何第一流的阿拉伯散文作品。因此，《古兰经》是最早的、一直保存到现在的模范的散文作品。《古兰经》的文字是带韵律的、雄辩而且美丽的散文，不是诗歌。《古兰经》带韵律的散文，成为散文体的标准，现在保守派的阿拉伯语作家，还在自觉地努力模仿《古兰经》的风格。”

第三章：穆斯林正统哈里发时代


先知穆罕默德去世后，刚刚建立起来的阿拉伯伊斯兰国家雏形初具，但同时迎来了第一个大的挑战，权力的继承问题。怎么来填补因为先知的辞世所遗留下来的巨大的权力真空。这对任何一个人类的社会组织都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稍微搞不好，整个组织就面临着分崩离析，甚至互相残杀的惨痛局面。要不我们曾经的蒋委员长整天嚷嚷着“攘外必先安内”啊，这都是政治和历史的常识。

在讲阿拉伯内部的权力更迭之前，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需要交代一下。其实说它重要只是因为常规状态下很重要，但实际上它对伊斯兰的兴起几乎可以说毫无影响。这就是外部环境问题，我们说了好半天关于伊斯兰在阿拉伯半岛上的发展，那么，难道当时周围的邻居们，尤其是那些特别强大的邻居们对这一切视而不见吗？任其自由发展而置之不理？这也太不符合人类政治的常规了么。现在都知道阿拉伯人后来几乎横扫了半个文明世界，建立了一个横跨欧亚非三大洲的巨无霸帝国，直接摧毁了当时西方世界的两个巨头之一，波斯人建立的萨珊帝国，重创了另一个巨无霸拜占庭帝国。假如，他们二位当中的随便一个在公元630年左右的任何一个年头选择出手，阿拉伯人恐怕基本上就又会被打回到“石器时代”，继续回到他们广袤荒凉的沙漠老家，继续过着他们默默无闻的，与日月星辰和骆驼，椰枣相伴的生活。

历史最大的魅力就是，历史不允许假设，就像人生没有彩排一样。仅仅20几年前，还在为皮带上挂着个传呼机就欣喜不已的我们，怎么能想到今天的互联网居然能发展到这个程度呢？要早知道这个，我还学什么历史啊，我老早就改学计算机了，说不定就没马云啥事了。阿拉伯人的命运也是这样，谁又能预测出一个连文字都没有的民族，一个在沙漠里为了那点可怜至极的生存资料你争我夺，内讧不已，一盘散沙的民族，居然能在伊斯兰教的凝聚下，在30年不到的时间里，爆发出那么巨大的力量，成就了那么巨大恢弘的帝国伟业。没有人能够预测这一切，如果拜占庭人，或者波斯人有这个能力，那世界早都不是这个样子了。

当然，实事求是地说，一方面是我们上述的理由，即阿拉伯人在当时实在是太不起眼了，忽略他们很正常。更重要的是当时拜占庭帝国和萨珊帝国老早之前就已经打得不开可交了，哪有什么闲工夫把目光投向什么鸟不拉屎的阿拉伯半岛，那时候，像金子一样宝贵的石油产业还远在人类的正常视野之外。阿拉比亚人，在文明世界里，那纯粹是蛮夷，还没开化呢，就像我们中国人在历史上看待我们的邻居，什么匈奴，契丹一样。至于伊斯兰教，那估计更干脆，不就是跟我们基督正教学了点皮毛，照猫画虎罢了，我们自己这么多年都还没整明白精深复杂无比的信仰问题，那么蛮夷的脑子能想出来的东西，基本上连问都不用问，不可能有价值。

总之，上天坚决地站在了阿拉伯人这边。



最高权力的交接


先知穆罕默德没有直系的子嗣，生前也没有指定他的继承者。这无形中就给新生的伊斯兰事业带来了一个巨大的问题，或者说隐患，从某种意义上讲，真还挺像是上帝给阿拉伯人的一个考验。如果按照我们中国人的认识，对这个情形的出现，只能说当时的阿拉伯人的确只能算是初出茅庐，严重缺乏必要的政治经验，根本就没有意识到权力合法转移的问题对一个组织而言是多么至关重要的事情。包括穆罕默德在内，以及围绕着他的众多信徒和助手，为什么就没有人，哪怕是提醒一下可能由于诸事庞杂而对这个事情不够关注的先知呢，即便是收养一个亲族的孩子，或者稍微着力地在身边培养一个接班人应该都不算是特别难以接受，或者无法执行的事情吧？可居然就是没有。

也许，只是也许，先知穆罕默德本人完全托靠“主”的伊斯兰式的天命观在这个过程中起了决定性作用。他深信他的事业为“上帝”所护佑，从而也深信他的母族，阿拉比亚人是值得托付的。这些内心里的坚信使得他做出了任其自然，而不加干涉的决定。似乎只能这么解释。

继续说权力的交接过程。国际环境有利，内部还得团结，事业才能推向前进。但俗话说，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就有斗争，我们先来看看当时先知去世后，伊斯兰内部派系分布的情况，这也算是先知的政治遗产的一部分。

第一个派别，是先前我们提过的，由迁士和辅士构成的所谓“圣门弟子团”。他们均对伊斯兰初期的发展有重大贡献，并且从个人上来说，很多人与先知本人熟稔而且情感深厚。对于一个宗教团体来讲，这种与教宗直接的连接和情谊是具有巨大的，不可替代的影响力的。后期，穆斯林民众中诸多的圣徒都是出自于这个团体。自然，他们自己也认为先知的继承者应该从他们当中选出。

第二派是所谓合法主义者。这个“法”当然不做普通的“法度”讲，毋宁说它指的是真主的“法度”，是至高的“法度”。依照他们的说法，所谓这样的选举，本身就是不合法的，是对真主意志的违拗。必须做出明白的规定，推定特别人物，来继任穆罕默德。阿里既是先知的堂弟，又是他仅存的女儿法帖梅的丈夫，而且是资历最深的两三名信徒之一，因此他们就选定他做唯一合法的继任者。这一派反对选举的原则，坚持统治的神权。这一派应该算是后来伊斯兰世界里最大分支之一“什叶派”的雏形。

其实要我说啊，合法主义者们潜意识里存在的，又不是太方便讲出来的应该是阿里和他的妻子，包括他们的孩子，承继了穆罕默德唯一的血脉。而血统里蕴含着的巨大感情，和无法言喻的神秘又是人类几乎最大的天性，很多时候，它彰显着一种近乎于高贵的灵性。

还有一派是古莱氏的贵族伍麦叶人，是穆罕默德的同族。在伊斯兰教以前的时代，他们掌握了政治、军事和经济的大权。但是，他们是最后才加入伊斯兰教的，资历浅不说，一直以来，还是伊斯兰在希贾兹的敌人。说是最后入教，实际上更准确的说法是投降。但他们毕竟代表着阿拉伯人的传统存在和与之相关的传统利益。在早期的伊斯兰阿拉伯化的过程中，这种力量当然不能被轻易忽略。

三派之间角逐的实际过程没有过多记载。第一派胜利了。年高德劭的艾卜·伯克尔，当选了哈里发，他是先知的岳父，是资历最深的三、四名信徒之一，他接受了集合在一起的领袖们忠顺的誓言，继承了先知穆罕默德除了“预言”以外的一切权力，毕竟，“预言”乃是神权的赋予，已经随着先知的离世永远地不会再有了。

艾卜·伯克尔是四位正统派哈里发中的第一位，其余的三位是欧麦尔、奥斯曼和阿里。这四位哈里发，都是先知亲密的伙伴，又都是他的亲戚。他们都住在先知最后内阁的所在地麦地那，只有最后的一位哈里发阿里，选择伊拉克的库法城做他的首都。

伊斯兰世界里的第一次权力转移总算是比较顺利地完成了。世界上的所有事情，先例总是很重要的，尤其在古典世界的政治领域，它对其后发生的很多类似事件都具有指导性的效果和示范。总的来看，伊斯兰的这次权力交接既显示了伊斯兰教本身的特点，也带有阿拉伯民族的明显特征，同时也是那个特定时期实际状况的反应，还或多或少地带有一些偶然性。这个过程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昭示了穆斯林帝国和阿拉伯民族其后的历史命运。具有特别的重要性。以下让我们逐一地简单分析一番。

首先，我们说这是作为宗教的伊斯兰精神在具体政治实践中的体现。为什么这么说呢？先前我们就提过，我们可以简单地把伊斯兰看做简化版的基督教和犹太教，这种看法起码在穆罕默德的时代应该是合适的。这样一来，如果说信仰是人类理性和感情的高度凝结，或者说升华，那么，对于信奉伊斯兰的穆斯林民众而言，更多的会表现为更为直接，纯粹，甚至简单但真挚的宗教感情，而不是所谓的理性思辨的东西。也就是说，阿拉伯人正是被这种浩浩荡荡的感情所征服，他们自然地在穆圣周围结成了一个巨大的感情集团。这种多少对我们中国人有点抽象的感情呢，我想我们可以把它假想为类似于孟子所抒发的那种所谓充盈于天地间的“浩然正气”，这样也许好理解一些。

这种强烈的感情有着极强的爆发力，当然，随着时间的消逝，这种感情自然也就消退了，后来我们在历史中看到的阿拉伯民族生命力的整体性消退恐怕也就是这个原因。但是，在当时，正是这种感情积聚上升的时段，它可能随着穆圣的去世反而变得更加昂扬奋发。就类似于我们经常主动或被动地宣示，“继续高举前辈的旗帜”，“接过前辈手中的枪继续前进”等等诸如此类的情怀吧，在一些特定的时刻，这是完全真实地感情。弥漫在这种气氛中的伊斯兰世界的第一次政治协商会议最终成为了一次胜利的，团结的大会应该还是合情合理的。最终哈里发的人选应该来说也是众望所归的，哪怕有分歧，但在“圣门弟子团”的影响力下，还没有什么力量能够，或者说愿意挑战这种意志。

其二，我们说阿拉伯人的民族性，或者说他们具体的生活和政治经验也是这次权力顺利交接的一个重要基础条件。伊斯兰教以前的阿拉伯人虽然没有什么国家治理层面的政治经验，但是，他们部族化的生活状态和从来没有停息过的部族间的无数冲突，使得他们具有了斗争和妥协，以及更为重要的在二者间本能地找到平衡点的能力。这应该算是一个民族获得比较成熟的政治能力的准备阶段。用今天的话讲，那个时代的阿拉伯人的情商很高。

其三就比较简单了，时代的要求。阿拉伯人的伊斯兰化这一过程，如果要是先姑且抛开宗教的因素，只看实际的社会结果的话，其实就是以穆罕穆德为首的阿拉伯精英对整个阿拉伯民族的动员和再组织。这个过程一旦开始并且上升到一定的程度，它自然地就会变成一种历史性趋势而无法遏制了。新的社会结构和这种体制下的精英阶层已经隐隐在现，怕是除了上帝本人现身，宣布人类历史终结，没有什么人间的力量能阻挡这种大势了。

当然，一切的胜利背后都潜伏者失败的影子。这次权力的顺利交接背后当然也埋下了各式各样的危机的种子，暂且不提，以后等谈到了具体的事情我们再来回溯。



阿拉伯的第一位哈里发是穆罕默德的岳父，艾卜·伯克尔，在开始讲艾卜·伯克尔的故事之前，让我们先来看看阿拉伯人发明的这个“哈里发”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职位，它具体有着什么样的权力，并将它与其它民族，或者国家的类似称号，比如皇帝，做一个简单的对比，看看它们之间的异同，应该是一个还算有趣的话题。

一般而言，哈里发是指穆罕默德去世后，伊斯兰阿拉伯政权元首的称谓，是伊斯兰政治和宗教的领袖。仅从字面上来讲，它和我们一般所说的帝国皇帝大体的职权范围是一致的，地位也差不多。但仔细推敲一下，其中还是有不小的差别。要说这种差别的来源，那就要追溯到不同民族，国家，甚至文明的基础特征上去，说这些超出了本书的范围，我们这里只来做一个简单的比较就可以了。

先来比较一下哈里发和西方传统世界里的皇帝，比如罗马帝国的皇帝。前面说了，哈里发是伊斯兰政治和宗教的领袖，至少名义上是如此。而我们知道，在基督教被罗马帝国确立为国教以前，罗马人崇拜的是自己本民族的多神系统，说白了就是粗糙的偶像崇拜，这还远远称不上成熟的信仰。

也就是说，罗马帝国的前基督教时代，教权作为一种现实的权力其实还没有得到真正良好的发育。而且，即便如此，这种权力帝国皇帝还必须与祭司阶层在一定程度上分享，无法大权独揽，这是罗马社会的传统所决定的。罗马帝国的皇帝只是享有完整的政治权利而已，在教权，也就是信仰的权力，以及由信仰直接决定的社会伦理规则上，是没有太大的发言权的。跟哈里发比较的结果显而易见，完败。

但到了东罗马帝国，尤其是拜占庭帝国的后期，情形就不一样了，基督教已经完全地确立了国教的地位，拜占庭的皇帝开始就是集教权和政权为一体的，而且，经过了数百年的演进，这种模式已经变得极为牢固和成熟，一直到拜占庭帝国的最终灭亡，皇权的这种安排都未曾有多大的改变。如果仅就对皇权地位的考察来说，拜占庭的皇帝恐怕应该能算人类历史上权力最大的人。

相比较而言，此时阿拉伯的哈里发只是名义上具有这样的权力。为什么这么说呢？这就要考虑伊斯兰和基督教作为宗教上的差异了。伊斯兰教义比较简洁的性质导致它留给后世进行宗教解释的空间不太大，所以自然作为实际宗教领袖的哈里发在教义层面施展个人影响力的空间很小，也就是说哈里发的教权是有天然限制的。而拜占庭皇帝所继承的基督教就没有这个限制，他可以在很宽泛的范围内对基督教教义进行适合自己需求的改动和解释。

这么说吧，如果把【圣经】视为拜占庭帝国的成文宪法，把【古兰经】视为阿拉伯帝国的成文宪法。二者的皇权不同地位的形成只能大概归因于【古兰经】写得太好了，它替后人考虑地太周全了，以至于多少有点绑住了他们的手脚。

另外，实际上哈里发所执掌的政权和拜占庭皇帝手中的政权比起来可能就要更为脆弱一些了。这主要是因为传统导致的，拜占庭承继于罗马帝国，具有悠久的长期一统的治理基础。而阿拉伯帝国兴起于部族联盟，天然地具有分裂性，其后阿拉伯帝国的历史多少也印证了这一点。总之，就我们的论题而言，哈里发的实际权力是比不上拜占庭皇帝的。

我们还可以把哈里发和我们中国皇帝比较一下，这就更有趣了。先来说政权，中国皇帝的政治权力弹性很大，它的边界要通过和所谓“成宪”，也叫“祖制”，还有官僚阶层的互动才能大体确定，因此中国皇帝皇权的具体内容要和具体的时代以及皇帝本人的能力相联系，这种特征是长期的民族文化传统的体现。而阿拉伯的哈里发们基本上没有这个特点，他们一般都处于两个极端，要么大权独揽，可以为所欲为，要么彻底被架空为傀儡。

至于所谓教权，传统上一般认为中国没有显性的宗教体系，故而也谈不上什么同样显性的教权。而实际上，中国皇帝承担的所谓“教权”并不比他的西方同僚要少，而且还主要是义务，君臣父子，师道尊严这些古老严谨的伦理规范对中国皇帝的束缚比之于西方皇帝，哈里发们对“上帝规则”的遵守恐怕更为严苛。理由很简单，一个在天上唠叨，一个天天在身边唠叨，谁的影响力会更大呢？总之，对于教权，哈里发虽然比不了拜占庭皇帝，但完全碾压中国皇帝，中国皇帝在这个问题上基本被剥夺了所有的权力，只能履行义务。

通过这种比较，我想我们大体上就会对哈里发这个职位的具体地位，职权和特征有了一个大致的判断。

首任哈里发，艾卜·伯克尔


作为阿拉伯的第一位哈里发，穆圣的直接继承人，艾卜·伯克尔当然在伊斯兰世界里声誉卓著，名垂千古。但是考虑我们更为关注的故事性，这位哈里发第一人就没那太多吸引人的地方了。两个原因，一是他在位时间太短，统共两年，这么短的时间里还来不及发生一些震古烁今的故事。其二，艾卜·伯克尔继承大位的时候，整个阿拉伯半岛还处在动荡不安中。虽然，伊斯兰在信仰和精神方面的工作已经基本完成，但政治上，穆罕默德所建成的不过是一个雏形和框架而已。

据阿拉伯编年史家的记载，除希贾兹外，整个阿拉比亚，虽然曾经接受了伊斯兰教，承认了先知的政权，但是在他去世后，就与麦地那政府绝交，而跟随了一些本地的伪先知。由于交通不便，完全缺乏有组织的传教活动方法，而时间又很短促，先知在世的时候，真正信奉伊斯兰教，或者承认先知的统治的地区，还不到阿拉伯半岛的三分之一。甚至连先知进行活动的希贾兹地区，也是在他去世之前一两年，才全部伊斯兰化的。

所以，可以想见，艾卜·伯克尔在位的时期，他主要关注的事情就是平叛和在政治上完全统一阿拉伯半岛。这个工作进行地还算顺利，在大约不到两年的时间里，阿拉伯民族就完全地统一在了伊斯兰的旗帜下。并且，阿拉伯人还在周围更为广阔的世界里，传统豪强控制下的叙利亚和伊拉克获得了几个小小的立足点，为他们通往新世界打开了一扇小门。这期间发生的战斗规模都很有限，遗留下来的历史资料也不很多，就不再详述了。

总之，艾卜·伯克尔使得阿拉伯民族在政治上完全地获得了从来没有过的统一。而且，这还只是表面，更为重要的是，也许连他自己也没有设想到的一个实际结果是，阿拉伯人在统一的过程中，无形中训练了自己的组织能力和军事能力，再加上他们沙漠游牧民族本身血脉里的血性和狂放不羁的性格，以及被压抑了近乎千年的对外部世界的好奇心和野心。所有这些因素混合在一起，形成了一股巨大的沙漠旋风，摧古拉朽一般地彻底颠覆了现存的世界秩序。

历史学家，希提是这么评价阿拉伯人的出场的：

“后期古代史上有两件根本的大事件，第一是条顿人的迁移，这一事件造成了古老的罗马帝国的瓦解；第二是阿拉伯人的出征，这一事件消灭了波斯帝国，而且震动了拜占廷帝国的基础。阿拉伯人的出征，到占领西班牙而登峰造极，成为中世纪开端的里程碑。在公元七世纪四十年代，假若有人敢于对人预言说：直到现在还未开化的、默默无闻的阿拉比亚地方，有一股从未听到过、从未看见过的力量，将在二、三十年后突然出现，猛攻当代的两大世界强国，而成为其中之一(萨珊帝国)的继承者，同时夺取另一个帝国(拜占廷帝国)最富饶的几个省区，那末，他一定会被称为疯子。但是后来发生的事情，果然是那样的。阿拉比亚本来是一个不毛之地，但是在先知去世后不久，这个荒岛好象着了魔术一样，突然变成了英雄的苗圃。那些英雄，无论从数量或质量来说，都是罕有的。哈立德·伊本·韦立德和阿慕尔·伊本·阿绥在伊拉克、波斯、叙利亚和埃及各战役中所取得的辉煌战果，可以称为世界战争史上第一流的战果，可以跟拿破仑、汉尼拔和亚历山大的战果媲美。”

对于哈里发艾卜·伯克尔，我能说也就这么多了。最多再加上一点他个人生活的剪影。艾卜·伯克尔的生活非常简朴，在他简短的任期的头六个月中，他在麦地那郊区的松哈，跟他妻子住在一所简陋的房子里，每天到他的首都麦地那去办公，早出晚归，习以为常。他没有什么薪俸，因为在那个时候国家几乎还没有收入。国家的一切事务，都是由他在先知的清真寺的庭院里办理。

这哪里是什么国家元首啊，分明是一个清教徒，或者最为优秀的共产党员啊。我想，在我们普通人的意识中，这多少是有点不合常理的。尽管当时的条件可能确实不是太好，但毕竟贵为一国之君，民族领袖，这也太寒酸了吧。而且，还不止艾卜·伯克尔，他之后的哈里发欧麦尔据说也是如此，还有过之而无不及，他担任哈里发后，在一个时期内，兼营商业，自食其力。在他们之后，在阿拉伯帝国已经完全确立为当时的世界第一大帝国后，居然还有个别哈里发践行这种清教徒式的生活方式。

我觉得还真不能简单地把这个现象归结为所谓德行高洁之类的道德措辞。只能说，伊斯兰作为一种宗教精神而言，它天然地蕴含着这样一种决绝的内在气质，就像它也同时天然地蕴含着牺牲，殉教，圣战这样的要素一样。

叙利亚的征服


国家统一了，天下太平了，那是不是应该开始“刀枪入库”，“马放南山”，进而“狡兔死”，“走狗烹”。削减军备，剪除异己，将军事斗争平顺地引导到政治斗争上来呢？这是我们中国人的想法，阿拉伯人没有机会，没有条件，也根本不可能这么想。

难道我们组织起来是为了将来更好地再回大沙漠放骆驼？刚刚完成了半岛的统一，继任艾卜·伯克尔的第二任哈里发欧麦尔就立即开启了阿拉伯人对外征服的进程。实在是快得有点难以让人接受。我想恐怕只能这么解释，阿拉伯人在大沙漠里憋得太久了，他们的激情根本没法遏制。在这个时候，与其说伊斯兰教征服了他们的心灵，不如说伊斯兰主义给他们的对外征服提供了一个完美的工具。注意，我用了“伊斯兰主义”一词，因为就历史本身而言，我想用“主义”这种措辞更能表达伊斯兰教在当时阿拉伯人中的真实存在。至少，阿拉伯人的民族性在此时此刻是凌驾于作为宗教的伊斯兰精神之上的。

接着说叙利亚。叙利亚在人类古代史当中所占据的地位几乎无可比拟，打开地图稍微浏览一下就明白了。毗邻地中海东岸，位于两河流域，尼罗河流域和小亚细亚互相连接的枢纽位置。自古以来就是东西方各个民族，王朝争夺的最为核心的区域。叙利亚的首都，大马士革，据传是世界上第一个城市。如果用我们中国人熟悉的语言来形容叙利亚，那应该就是“得叙利亚者得天下”。即便到了21世纪的今天，叙利亚依然战火纷飞，在全球交通网络如此发达，已经不是太过分地依赖某一个节点的情况下都是这样。那么，在公元7世纪的时候，人们对叙利亚的依赖和看重可以想见能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

那么，当时的叙利亚是一个什么状况呢？大体上是这样，西方的拜占庭帝国和东方的波斯人的萨珊帝国已经在叙利亚拉锯多年，双方均已接近精疲力尽。也就仅仅在阿拉伯人出征的前几年，拜占庭皇帝希拉克略依靠着一些比较重大的军事改革，才勉强将波斯人从叙利亚以及周边的约旦，耶路撒冷驱逐出去，恢复了拜占庭对叙利亚的表面上的控制权。

而实际上，叙利亚人中暗流涌动，拜占庭人的统治其实是虚弱无比的，其原因要从稍远一些的叙利亚历史谈起。公元前332年，亚历山大征服叙利亚以来，强加于叙利亚的希腊文化，是肤浅的，而且只限于城市的居民。从种族上来讲，叙利亚人是闪族人，和阿拉伯人，犹太人是近亲，他们和他们的统治者，拜占庭的希腊人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和反感。更为重要的还有信仰问题，叙利亚人当时信仰的是所谓基督教的“一性派”，和拜占庭的希腊正教会彼此嫌恶。这种宗教上差异的具体内涵我们外人其实无需理会，常识告诉我们，人们往往更为讨厌和自己相似但又不同的人，而对自己一无所知的人反而会抱有一定的善意和莫名其妙的好感。

总之，在阿拉伯人和拜占庭的冲突中，叙利亚人是完全站在了阿拉伯这边。并且改信了伊斯兰教，永远地成为了其后的阿拉伯帝国，和伊斯兰世界的重要成员。这都是后话，当时对阿拉伯人至关重要的不但是叙利亚人的支持，而且，在阿拉伯征服叙利亚后，叙利亚很快就开始为阿拉伯伊斯兰帝国提供后备兵源，从而变成了阿拉伯人征服世界的一股重要力量。稍后我们就会说到。

阿拉伯人从拜占庭手中取得叙利亚的具体战争过程并不太复杂。我们中国人有时候可能是为了刻意渲染主将的神勇智慧，更愿意把战争过程描述地戏剧化一些。实际上绝大多数战争的过程恐怕都是粗糙，偏重于技术化，甚至乏善可陈的。起码在阿拉伯人征服世界的战争中，这种情况很多，很多情形都是反复地拉锯，反复地谈判，最终达到了一个双发都能接受的结果。

叙利亚之战倒是没有出现太多的拉锯和谈判，因为胜负其实已经在阿拉伯人获得统一的那一刻就注定了。叙利亚的民心向背前面已经说过了，至于决定具体战争胜负的另一个要素，军事技术，拜占庭人也无法和阿拉伯人相比，罗马人的步兵方阵是经受不住长期在沙漠里游牧训练出来的骑兵的冲击的。这种技术优势可以比较的就是后来蒙古骑兵给全世界带来的震撼。

具体地说，阿拉伯人开始派出了三支队伍，从不同方向上向拜占庭控制的叙利亚和耶路撒冷进攻，击败了几个拜占庭保护下的基督教王国的军队，取得了一些不大的胜利。其中最有传奇性的一个战例是阿拉伯将领，号称“真主的宝剑”的哈立德，率领着数百人的队伍，从他当时正在作战的伊拉克边境地区，向西穿越沙漠，经过半个多月急行军，突然在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附近出现，直接包抄到拜占廷军的后方，给敌人以极大地震慑。因为没人能够料到，阿拉伯人能够出现在这个地方，这里的沙漠自古以来就被认为没人可以穿越。确实像神兵天降一般的神奇。即便到现在，历史学家们对哈立德当年的穿越路线还是无法得出一个明确的结论。

阿拉伯人和拜占庭决定性的战役发生在公元636年8月20日。拜占庭军队由皇帝希拉克略的弟弟西奥多拉斯统率，大概5万多人。阿拉伯人的统帅就是前面这位无所不能的哈立德，人数大致是拜占庭军队的一半。结果是拜占庭军队几乎全军覆没，皇弟西奥多拉斯战死。此役后，富饶的叙利亚永远地从拜占庭帝国的版图上被抹去了。

来看看希提的评论。

“把这样一个战略性的领土，从当代第一流的统治者手中迅速地、容易地夺取过来，这件大事，在世界各国人民的心目中，给新兴的伊斯兰势力带来了威信；更重要的是给它带来了对于自己命运的信心。这些游牧部族，从叙利亚出发，席卷埃及，乘胜西行，征服了北非其余的地区。他们以叙利亚为基地，已经有可能向北推进到亚美尼亚、北部美索不达米亚、乔治亚和阿塞拜疆了，正如后来有可能在许多年内屡次袭击和进攻小亚细亚一样。在先知去世后不到一百年的时间，辽远的欧洲的西班牙，靠着叙利亚军队的帮助，也归入不断扩大的伊斯兰的圈子了。”

伊拉克，波斯的征服


成功地拿下了叙利亚，阿拉伯人的目光自然地转移到了另一个邻居，伊拉克和波斯人的萨珊帝国身上。其实，在同拜占庭开战的同时，阿拉伯人就已经在伊拉克的边境地带开始袭扰了。他们联合了一些居住在伊拉克的阿拉比亚部族，已经取得了对萨珊王朝进攻的必要的前进基地，只是等待合适的时机罢了，比如一旦对拜占庭的战事完成，立刻就能腾出手来对付波斯人。

这种战略方针是不是有点傻，听上去我们好像还很熟悉？想起来了吧，距离我们最近的希特勒先生不就是用的这个战略么，两线作战。常识上，这种情况下拉一个，打一个，所谓远交近攻不是更符合一般的军事，政治常识吗？难道阿拉伯人就不怕敌人联合起来对付他啊？只能说，历史包含了常识，但历史有她自己的路径，超乎常识之外。阿拉伯人就是选择了两线作战，而他的敌人们也确实无法团结起来。

就我个人而言，我更相信这不是所谓的阿拉伯人的战略决策，此时的阿拉伯人更多地是凭借本能行动，什么“上兵伐谋”，什么“庙算于朝”那是中国战场的常识，不太适合当时西亚的水土风情。直接了当地说，当时的阿拉伯人恐怕既不愿意，也没能力进行什么战略决策的考量。推动他们的几乎完全就是一种内心的冲动和激情，他们就像一股旋风一样，在旧世界的核心领域狂飙突进，摧毁一切挡在他们前进道路上的障碍，不管他是谁，来自哪里，在阿拉伯人的眼里，估计也就是“一块肉”。这种激情在人类的历史中难得一见，我能想的起来的也就仅有亚历山大的远征，和近现代共产主义运动的某些时刻。

话说伊拉克当时是在萨珊帝国的统治之下，和叙利亚的情形很相似，伊拉克也是闪族后裔，信仰基督教，而他们的统治者是波斯人，雅利安种族，信奉祆教，其中的裂痕无需多言。伊拉克人等待的恐怕也只是一个机会和一个召唤罢了。况且他们和阿拉伯人本出同源，而且世代交往，彼此熟悉，亲近。加上彼时的萨珊帝国长期内部派系的互相倾轧，已经严重削弱了国家实力，甚至动摇了帝国的根基。在此之前，与宿敌拜占庭帝国的交锋中就已经处于下风。现在突然遭遇如狼似虎的阿拉伯狂风，基本上就没有什么还手之力。

决定性的战役发生在公元 637年5月31日或6月1日。阿拉伯将军赛耳德指挥六千人马，在希拉附近的嘎底西叶与波斯帝国首相鲁斯特木交战，波斯人全军崩溃，鲁斯特木本人战死。没有记载波斯人的军队有多少人，估计也没必要，面对着群狼，有多少只绵羊怕也无济于事了。仅仅六千人的军队，就击败了当时世界上三大帝国之一的萨珊帝国，离战场不远的波斯皇帝，权贵们和禁卫军望风而逃，到了月底，阿拉伯人占领了当时的萨珊帝国的首都泰西封，萨珊帝国在名义上就已经灭亡了。看到这个结局，谁还能说阿拉伯人选择两线作战是狂妄的呢？太保守了，两次决定性的战役应该安排在同一天进行，在一天中击败世界两强，登上世界之巅，这种荣耀，除非上帝亲临地球视察工作，否则绝对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比较轻松地拿下了伊拉克，尤其是阿拉伯人第一次进入了一个大帝国的首都，确实让他们有点眼花缭乱。这也难怪，一直在大沙漠里游牧的处于半荒蛮的贝都因人，突然间与当时世界第一流的，最为繁华富庶奢靡的文明直面相对，这可是比刘姥姥进大观园还要稀罕的事情啊。据说当时在阿拉伯人中发生了很多后来让人们一想起来就忍俊不住的笑谈。比如拿樟脑丸当食盐用，用自己手里的黄金换别人等量的白银等等。

可贵的是，也许应该说可叹的是，阿拉伯人面对着突然降临的巨大的财富和奢靡生活的诱惑，居然没有被过分地影响。他们依然保持着开始时候的旺盛斗志和不依不饶的进取心。为什么说可叹呢？因为我们都知道，后期阿拉伯帝国的宫廷生活可以说几乎是全世界有史以来所有国家里最奢靡，最昂贵，最不计成本的。它充满了一种一定要把天堂搬到人间的执拗，它几乎满足了作为一个人能享受的极致，为无数人尤其是其他地方的大小君主们所无比艳羡。面对着阿拉伯人前后的这种巨大反差，我们还能再说些什么呢？除了惊叹造化弄人以外，恐怕只能解释为，当时距离穆罕默德离世尚不远，由先知造就的那种弥漫于阿拉伯人中的忠贞和献身的精神还没有消散，阿拉伯人还处在上升通道中。

继续说波斯人的命运，对整个波斯人的萨珊帝国的完全征服，大概又花费了阿拉伯人十几年的时间。在伊拉克败退后，波斯人放弃了自己的首都，回到他们的老家，也就是今天的伊朗地方继续组织抵抗。波斯人在许多世纪中享有自己的民族生活，拥有自己完整的传统文化，而且具有组织严密的军事力量，这种力量曾与罗马人较量了四百多年。但最终，尽管耗费了阿拉伯人大量的精力，但波斯人还是屈服了。公元651年，年轻的萨珊帝国最后一任皇帝叶兹德吉尔德被刺杀。宣告了萨珊帝国的最终灭亡。征服波斯后，新兴的阿拉伯帝国的东部边界已经延伸到了亚美尼亚，中亚，和印度的北部直接毗邻。

有时候，我们难免会问这样的一个问题，为什么波斯人的萨珊帝国会被阿拉伯人完全征服呢？而阿拉伯在当时的另一个劲敌，拜占庭帝国就能幸免于这样的命运，而且一直处在与伊斯兰势力斗争的最前沿，国祚继续延续将近千年之久呢？

当然，比较简单的答案容易找寻，比如自然地理问题。波斯处在了一个容易受到攻击，而无法进行有效防卫的地方。而拜占庭的君士坦丁堡，三面环海，高墙深壑，这样的天险以当时的技术装备力量是无法克服的。这当然是一个拜占庭无法被征服的重要理由，也许它还真的就是最重要的原因。

但是，如果你问我这个问题。我更倾向于是人的精神层面的原因。具体地说，波斯人信奉的祆教,也叫“拜火教”从人类宗教发展的角度上讲，比一神教所代表的文明水平要低。这种比较粗糙，简单的信仰体系在一定程度上映现了古老的波斯帝国文明发展的停滞，甚至退化，它同时也无法再继续提供一个帝国发展必须的比较健康的国家意识形态。后期萨珊帝国的频繁内乱和面对阿拉伯人进攻时组织能力的低下就是一种证明。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波斯人在被阿拉伯人统治了三百年后，就已经完全地皈依了伊斯兰，成为了伊斯兰世界里的一员，从而再也无法回归自己祖先的传统。用所谓进步史观的语言来解释这个问题可能更为易懂一点，那就是，伊斯兰化的阿拉伯人对波斯的征服总体上看是历史的进步。

埃及的征服


依然是令人惊诧的两线作战。在收拾伊拉克和波斯残局的时候，阿拉伯人对埃及的征服同时拉开了帷幕。埃及邻近叙利亚和希贾兹，尼罗河沿岸土地肥沃，盛产谷物，一向是君士坦丁堡的粮仓；首府亚历山大港，是拜占廷海军的基地，也是北非走廊其余地区的门户。在阿拉比亚人向外扩张的初期，他们早已垂涎于尼罗河流域了。历史上，阿拉比亚人与隔红海相望的埃及人就已经有过多次接触甚至一定程度的融合，可以这么说，阿拉比亚人对埃及的了解甚至要多过他们对叙利亚和伊拉克的了解。

由此也可以简单推断，阿拉伯人对埃及的行动是具有一些计划性的，而不像他们在叙利亚和伊拉克那样几乎完全地任由自己的性子来。但尽管这样，行动却是从任性开始的。引用一段希提的描述：

“埃及的征服，不是偶然的袭击，而是在有计划的作战时期发生的事件。阿慕尔为了与杰出的哈立德争雄，想在新的战场上胜过他，而在蒙昧时代，他又屡次带领着商队到埃及去旅行过，对于埃及的城市和道路，都很熟悉，他利用欧麦尔访问耶路撒冷之便，请他批准对法老的古国大举进攻，欧麦尔表示冷淡的同意。但是，当欧麦尔返回麦地那，跟奥斯曼等人商议的时候，他们都指出，这是冒险的行动，于是，他就差遣一个使者去制止纵队的前进。相传，哈里发的使者在阿慕尔刚要跨过埃及和巴勒斯坦的边界之前赶上了他，但是他推测信里的消息是不吉利的，而且想起欧麦尔曾对他说过：“倘若在进入埃及国境之前接到我的命令，叫你撤回来，你就遵命撤回来；倘若已经进入埃及国境才接到我的命令，你就继续前进，并祈求真主的佑助。”阿慕尔想到这里，就把信收起来，到639年12月，到达埃及国境内的阿里什时，才拆开信来看。”

姑且不管这是杜撰还是史实，起码这样的说法无形中就能表明此时的阿拉伯人虽然稍微有所收敛，但还是任性依然。一个代表国家元首出发去征服异国的统兵大将居然敢于违逆元首本人的意志，扭曲篡改他的指令，这在任何一个稍微成熟一点的政治组织中都是不能设想的。当官的居然能够为了自己内心的激情得以实现而置个人的政治前途，甚至生命于不顾。不难推测阿拉伯人内心这种急于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已经澎湃汹涌到了什么样的程度。

埃及当时是在拜占庭的控制之下，这是短短数年内阿拉伯人与拜占庭的第二次交锋。双方斗争的大体情形是这样的，在拜占庭皇帝希拉克略公元641年去世之前，拜占庭虽然处于守势，但依仗着坚固的城池基本上算是与阿拉伯人形成了对峙。缺乏攻城器械和技术装备的阿拉伯人对高大的城墙也没什么办法，毕竟他们擅长的是野战，只能选择围城久困，或者在城市周围的地域进行扫荡式地劫掠。

641年2月，希拉克略死后，他的儿子君士坦斯二世(641—668)继承帝位。不知道是怎么想的，这位新皇帝居然同意了阿拉伯人提出的媾和条件，即将整个的埃及，以及当时埃及的首府，亚历山大港交由阿拉伯人，拜占庭完全地撤出了埃及。这与其说是一个两国之间的条约，不如直接说根本就是投降书么。就这样，君士坦斯把东罗马帝国最富饶的一个省区移交给了阿拉比亚人。虽然后来两国又发生了一些摩擦，但都无关大局，拜占庭重新占领过亚历山大港一段时间，但很快就被阿拉伯人收复了。从此这个埃及古都，就永远保留在穆斯林的手里了。

下面一段摘自希提的【阿拉伯通史】

自埃及陷落后，拜占廷在埃及以西的省区，顿失屏障；同时，为要继续占领埃及，不能不征服那些省区。自亚历山大港初次陷落后，阿慕尔为了保卫后方的安全，于642—643年，统率骑兵，神速地向西挺进到邻近的彭塔波里斯，没有遭遇什么抵抗，就占领了伯尔克。他还接受了包括莱瓦特在内的的黎波里地方的柏柏尔人的投降。他的继任者阿卜杜拉，经由的黎波里，向西推进，征服了易弗里基叶的一部分，这部分的首府是迦太基，他们愿意缴纳贡税。

新领土的治理


埃及被征服后，阿拉伯人暴风骤雨般地进攻脚步终于慢慢地缓了下来。先知去世十年左右的时间里，他们几乎马不停蹄，人不离鞍地转战于西方古典文明世界的核心地区。除了那座巍峨的君士坦丁堡，

他们已经将大马士革，巴格达（哦，不对，巴格达是后来阿拉伯人自己营建的，那时是泰西封），亚历山大港这些古典文明的中心城市尽收囊中。这么短的时间，这么高的劳动强度，就是铁人也得休息一会啊！再说，就算不需要休息，总得清点，整理一下自己的工作成果和劳动果实吧。

总之，俗话说，“马背上的天下”，但没法“马背上治天下”。如何管理新获得的大片疆域，不但对于征服者阿拉伯人，即便对各个地域的被征服者来说，都已经成为了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

可是，众所周知，这个庞大领土的新主人出身低微，你让他们管个什么羊啊，骆驼啊还行，可治理如此庞大的国家，这可真让他们犯难。直接把你从基层员工提拔成总裁，你就能对阿拉伯人现在面临的困难感同身受了。没办法，硬着头皮也要上，这就是命啊，虽然打架的事情对他们来说可能最开心，但总不能天天打架吧。估计这会子的阿拉伯人自己也在心里嘀咕，早知道这么麻烦，老子还不如在大沙漠里受穷呢，起码乐得自在，现在这劳心费神的，为了啥呢？对啊，征服世界为了啥呢？天知道。

牢骚发完了，事情还要解决。管理国家这个问题吧，看上去很复杂，很高深，其实，从古至今，从东到西，说白了也就两条道可走。一是看看自己有什么资源，二是聘请职业经理人。所有能长治久安的国家基本都是这个套路，双管齐下，所谓“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的原则。这是道理，阿拉伯人纵然天赋神力，道理面前一样得低头弯腰。

其实，阿拉伯人就是这么干的，作出这种选择并不难。首先，他们有什么治理资源呢？老实说，很少，他们在出征前连自己的阿拉伯半岛都没认真打理过。如果说治理地方的经验，那还要追溯到先知活着的麦地那时段，也就是回历元年到回历10年的这一段时间。但是不得不说，这种治理经验显然是非常有局限性的，规模很小不说，而且主要是治理对象是自己的同胞，最多也就存在着部族的区别。宗教，政治，经济，文化活动极其单一，所以实际参考的意义并不是很大。

这种经验其实在一定程度上已经经由先知的思考被反映在了【古兰经】里，成为了后来所有伊斯兰社会的一些基本原则。如果我们稍微浏览过一些前面介绍的古兰经的内容，就应该知道，后期的【古兰经】文本内容，这个后期主要就是指麦地那时期，有很多大段的对伊斯兰社会规范的描述，以及对穆斯林的生活伦理原则的规范和指导。比如涉及到社会经济财政的“十一税”，“天课”等概念，涉及到男女婚姻的规定，还有涉及到我们现在用“刑事责任”，和“民事责任”等这种法律术语来称谓和区分的诸多社会关系的规定。这些基本上就是阿拉伯人当时所拥有的治理国家的全部经验和思想。

他们将其中比较基础，通用的一些原则摘选出来，构成了当时整个国家的治理原则。这个事情主要是在第二任哈里发欧麦尔的手里完成的，他在任的时期也是阿拉伯人向外扩张最为迅猛的时期，在他的任内奠定了帝国的基本疆域，故此欧麦尔被认为是阿拉伯哈里发帝国的第一个奠基者。详细的治理原则和策略，经济政策是历史学家们研究的领域，我们不去过多的讨论细节，下面介绍一下框架性的内容，这对我们理解后来阿拉伯帝国的命运是必不可少的。

欧麦尔政策的大概意思就是，将所有阿拉伯帝国治理下的人口分为三个阶层。最高等级是阿拉伯人自己，精确点说就是信仰伊斯兰教的土生阿拉比亚人，他们是真主的战士，不事劳作，不纳税，只从事征服和战争，他们直接从国库取得收入，就是“吃皇粮的”，而且只有他们才有资格居住在阿拉伯半岛，拥有当时代表着统治阶层的，高贵的“希贾兹户口”。当然，这个禁令形同虚设，因为实在是没什么人愿意主动去鸟不拉屎的沙漠里生活，那个时候还不流行旅游和观光。

第二等级是被征服的原来信仰“天经”的人，也就是基督徒和犹太教徒，现在已经改宗伊斯兰的人。他们各司祖业，缴纳必需的税款，同时还是帝国的后备军事力量，其实，很快，他们就成了最为重要的军事力量了。在被征服的叙利亚和伊拉克就是这种原则最好的实践场所。

第三等级就是所谓“顺民”，这一等级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伊斯兰教的宗教宽容，起码开始时是这样。阿拉伯人的征服接纳基督徒和犹太教徒的所谓“立约投降”，即被征服者可以保持自己传统的信仰，但要被课以重税。这大概就相当于缴纳保护费的民族自治。要知道，这在古代社会，对一些小民族，小国家来说已经相当于福音了，这也是阿拉伯人在征服的道路上如此顺利地一个重要原因。

当然，帝国还有一部分奴隶，虽然伊斯兰教不主张蓄奴，但严格禁止也只是针对教徒内部而言，奴隶问题一方面是历史遗留问题，另一方面主要是征服过程产生的大量战俘无法得到更为合适的安排，所以也就只能默认这种存在了。

显然，欧麦尔制定了一个被历史学家们成为“军事共产主义”的帝国治理规划。这种规划无疑是粗糙，甚至天真的。它基于的理由几乎完全都是【古兰经】里描述的宗教法则，和阿拉伯民族至高无上的民族主义情绪，和其要治理的地方的现实毫无关系。实际上，这些简单的教条也从未在阿拉伯人治理下的任何地方被完整地应用过。但是，还是要看到，作为一种原则，一种征服者的意志的直接体现，这些原则所传达出来的基本气质在整个阿拉伯哈里发帝国王朝的历史上得到了尊重和保留，完全可以被看做是阿拉伯帝国的基本特征和处理帝国内部关系的基本框架。

光有原则显然还不够，还得有具体可以执行的方案。对这个阿拉伯人丝毫也没有犹豫，直接就把先前被征服地区原来为其他统治者效力的职业经理人团队推到了前台，这些人对这个工作应该来说是驾轻就熟的。想白吃饭，那可不行，老子要钱，要粮，要人，具体怎么整，你们看着办。一句话，结果好一切都好。

阿拉伯人征服的叙利亚，伊拉克，波斯，埃及，可都是古老文明的中心，都有着悠久的治理传统和基础。早期的阿拉伯人只需要换上“安拉”的名义，驱使那些古老帝国的成熟的官僚机构运转起来就行。官僚们一般不太关心老板是谁，只要有活干，有钱赚，最好还有个升迁机会就算万事大吉了。当然，可以想见，由于这种不得已的“地区自治”，阿拉伯帝国一开始就隐含着巨大的分裂危机，不用多久，这些隐含着的危机就变成了事实上的国家撕裂和派系冲突。

奥斯曼被刺


经过了第二任哈里发欧麦尔和第三任哈里发奥斯曼（公元644-656年在位）前后相继的二十年的大力征服和治理，新兴的阿拉伯伊斯兰帝国已经成为了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帝国。在奥斯曼的任内，完全征服了伊朗、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各部。

二十年几乎不停息地四处征伐，为阿拉伯人赢得了巨大的荣耀。但在攫取了无边无际的土地和无法量度的财富的同时，也带走了阿拉伯人最好的一代战士，他们曾经直接地聆听过先知穆罕默德的教诲和感召。在征服埃及的时候，他们的敌人，当时拜占庭帝国的埃及总督居鲁士派去和阿拉伯人谈判的一个使者，对他们做出了最为中肯的评价，他说：

“我亲眼看到一群人，据他们中的每个人看来，宁愿死亡，不愿生存，宁愿显赫，不愿屈辱；在他们中的任何人看来，这个世界毫无吸引力。他们只坐在地上，他们只跪坐在两膝上吃饭。他们的长官，象他们的一分子。下级与上级无差别，奴隶与主人难分辨。到礼拜的时候，任何人不缺席，大家盥洗完毕后，都必恭必敬地做礼拜。”

现在，他们的年华消逝了，他们的精力衰退了，他们老了。

当对外开拓慢慢停息地时候，意料之中的内部权力争夺自然就开始了，尤其是面对着如此巨大诱惑的时候。在这个对阿拉伯人来说崭新的战场上，传统的战士是没有什么竞争力的。在重量级的牌手登场之前，先让我们来看一看当时的牌局。

还记得先前我们说的穆罕默德去世后当时阿拉伯人中的基本派系么？我们就接着这个局面来谈，先知后的前两任哈里发，艾卜·伯克尔和欧麦尔都属于“迁士”派，他们代表的是所谓“圣门弟子团”的整体利益，当然，那个时候的阿拉伯人整体上团结异常，说他们代表整个阿拉伯民族的利益应该也是实事求是的。第三任哈里发奥斯曼虽然也是当然的“圣门弟子”，但他继承哈里发的时候年纪已经很大了，据说也正是主要凭借年龄的因素，这应该是阿拉伯部族传统的遗存，他才超越了在能力和势力上比他更强的阿里，也就是后来接替他的第四任哈里发，登上了最高权力的宝座。

奥斯曼出身于古莱氏部族的伍麦叶支族。他是一个虔诚的、善良的老人，但他优柔寡断，懦弱无能，不能抗拒他那些贪婪的亲戚们的挟制。许多重要的官职，都用伍麦叶人、哈里发的家族成员来充任。他本人也接受了不少各地长官或他们的党羽送给他的礼物，再加上一些不得人心的行政措施，导致全国的人都在非难和批评他。如果情况仅止于如此，应该说还在我们理解的范围内。因为虽然在古代社会，地方势力公开的批评和非议最高统治者是很罕见的行为，但特定情况下也还是有的，尤其对阿拉伯这样刚刚兴起的民族和当时权力运行的机制来说，这一切尚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

但接下来的一幕就让人匪夷所思了，实在不能按常理来理解，只能说，阿拉伯部分精英的政治思维能力离着成熟还差着十万八千里的距离。尤其是后来的第四任哈里发阿里，他在此时此刻的行为恐怕也就同时决定了他日后的命运。

据记载，公元656年4月，阿里的随从，他们派遣了五百人到麦地那去，这些叛乱者把时年已经八十岁的哈里发奥斯曼围困在他的住宅里，他们闯入他的住宅；在他的朋友和第一任哈里发艾卜·伯克尔的儿子穆罕默德的带领下，闯入他的寝室，刺杀了他。阿拉伯伊斯兰帝国的第三任哈里发就这样被自己人杀害了。谁能想象这样的结局呢？

合法的国家元首居然能用这样的办法进行“处理”，这在任何一个稍具文化传统的正常国家里都是不可想象的事情。就算是不考虑什么传统，制度，如果开了这么一个先河，那以后怎么办？只能说，当时这个计划的决策者和执行者绝对是所谓“活在当下”的人，他们根本就没有以后的概念。这是连小说家也不敢杜撰的情节，因为太不合逻辑了，编出来都没人信，就这么堂而皇之地在阿拉伯帝国的历史中出现了。恐怕只能说，那个时代的他们真的是不一样的“人”。

我们中国的谚语说“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想想还真是这么一回事。现在看，作出这种行为的阿拉伯人基本上就像是疯子，根本不能以常理度之。但是，反过来想，也许只有这样的“疯子”，才能在20年的时间里横扫半个世界。同样也是这样的“疯子”，才能在整体上灰暗的中世纪里不知疲倦的学习，吸纳，创造，锻造出一个古典人类社会学术的最高峰。还是这样的“疯子”，可以极尽奢靡，过着酒池肉林，醉生梦死的生活，就仿佛真的没有明天一样。

你能说，这里面没有同样的东西吗？

阿里的命运


奥斯曼死后，我们的主人公就该轮到伟大的哈里发“阿里”了。阿里在以后穆斯林的世界里，其地位和影响力仅次于穆罕默德。但这个“伟大”要等到以后才能用，当时阿里的表现实在没法被冠以“伟大”一词。

奥斯曼的被刺，尽管没有任何记载说他是主谋。但是，反叛者出自他的部属，继承奥斯曼职位的也是他，他怎么能脱离这个干系呢？杀害奥斯曼的那些凶手们也没有任何公开记载说他们得到了什么样的惩处。其实，真奇怪的也就在这里，他为什么要这么干呢，有这个必要吗？以他当时在穆斯林中的声望，权力基础，奥斯曼之后非他莫属，而且是正大光明，众望所归的。而且年迈的奥斯曼已经80岁了，他还能活几天啊！实在不行，难道不能要求奥斯曼退位么？此前的几位哈里发的职位多少还都带有阿拉伯族长的影子，是众人的推选，再加上伊斯兰教法的限制，并没有很强的帝王的内涵，所以退位应该也不是完全不能考虑的，为什么一定要用这种血腥的杀戮呢？

不知道这些是不是曾经出现在阿里和他的幕僚的考虑之中。哪怕这桩事情最终变成一个精心策划地政治阴谋，也要比事实更好让人理解一些。比如，阿里上台后，坚决地制裁凶手，替奥斯曼报仇，同时也表明了国家法度，哪怕这些叛乱者的确是阿里指使的也没关系。这种阴谋我们在普通历史中司空见惯，非常手段，不足为奇。

可是，这只是我们的设想，这一切都没有发生。奥斯曼被刺，阿里接任第四任哈里发，仅此而已。

阿里一上任，叛乱就随之而来。正常的，讲道理的世界总算又回来了。首先发难的是泰勒哈和左拜尔，他们二位是古莱氏人，当时所谓的“麦加党”，在希贾兹和伊拉克都有追随者，曾经和阿里一起反对过前哈里发，可怜的奥斯曼大爷。现在他们又一起反对阿里的统治。决战发生在巴士拉，公元656年 12月9日，结果他们被阿里击败了，这是穆斯林之间的第一次战争。

如果要对奥斯曼被刺后这一连串的事件发表一个评价，我只能说，不可理喻。给人的感觉就是阿拉伯人对外的征服虽然暂时停止了，但他们在过分顺利地征服中养成的思维习惯却没有丝毫地变化，那就是完全地充分相信自己的能力并毫无顾忌地表达的自己的意志，哪怕是对自己的同族兄弟。他们似乎已经完全丧失了长期部族生活训练出来的那种冲突妥协模式下的柔韧性和谈判能力。他们展示出来的内斗方式很单调，就像是街头的混混打架。“我看你不顺眼！”，“不服咋的？”，“不服”，直接开打。

“小混混”被制服了，接着出场的是真正的重量级选手。表面上新任阿里发挫败了反叛者，安稳地坐上了宝座。你别说，阿里的名字和这个职位“哈里发”还特别搭调，念起来很顺络。阿里在他的新首都库法开始建立他的制度，撤换了前任所任命的大部分省长。但叙利亚的长官穆阿威叶，此人是奥斯曼的亲族，阿里却没有动。其实估计也不是不想撤换，是实在动不了。叙利亚是阿拉伯最早征服的地方，成为阿拉伯治下的行省已经十几年快二十年了，已经具有了相当的统治基础，是当时阿拉伯帝国最有力量的行省，和阿里直接控制的伊拉克不相上下。

早期阿拉伯人统御国家的方式前面已经有了必要的介绍，再加上战时地方的权力，尤其是军队直接指挥官的权力本来就很大。以致各个省督基本上都是总揽地方的军政财权，就是事实上的“土皇帝”。中央对他们的控制力根本谈不上什么成熟的制度约束，早期，还能凭着先知穆罕默德，以及“圣门弟子团”的影响力给予必要的约束，二十年后，这些柔性的控制力早已随着先知和他的同代人的离世烟消云散了。现在能够维系阿拉伯世界表面上还算是相安无事的局面的内在力量也就剩传统的阿拉伯部族之间的关系，和一些主要基于个人之间的效忠了。此时的阿拉伯哈里发帝国实际上就相当于聚集在伊斯兰旗帜下，一众大小不等的王国的并立和彼此对峙，不用多说，这种局面是非常脆弱的，这就是阿拉伯的“战国时代”。

现在来介绍一下这位阿里的真正的对手，后来的伍麦叶王朝，也叫倭马亚王朝的建立者，被誉为阿拉伯历史上最伟大的政治家之一的穆阿威叶。穆阿维叶出生于麦加古来氏族中的伍麦叶家族，是阿布·苏富扬的次子。阿布·苏富扬以反对先知穆罕默德传布伊斯兰教著称，穆阿维叶亦随父参加了多次反对穆斯林的战役。但在629年麦加被穆罕默德占领后，穆阿维叶与父亲一同皈依了伊斯兰教。

穆阿维叶于633年参加阿拉伯军队对叙利亚的征服之战，战后成为大马士革总督。在其堂兄奥斯曼·伊本·阿凡任哈里发时期，穆阿维叶被任命为叙利亚总督（640年）。655年，他在“船桅之战”中率阿拉伯舰队战胜了东罗马帝国的海军。顺便简单介绍一下这个“船桅之战”。公元655 年，穆阿维叶的海军将领布斯尔率领叙利亚海军与埃及总督伊本·萨德统帅的埃及海军联合，共200艘战舰，同拜占庭的500 多只战舰在菲尼克斯附近的海面上大战，结果令人瞠目结舌，参战的拜占庭海军舰队几乎被完全摧毁，亲临指挥的拜占庭皇帝君士坦斯二世仅以身免。

注意，穆阿维叶战胜的可是拜占庭帝国的海军啊，一个大半辈子骑骆驼和马的人，半路出家，以一个纯粹外行的身份战胜了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力量。这就好比如果明早醒来你突然看见一个新闻，说朝鲜的海军不知道怎么的摧毁了美国太平洋舰队，你会作何感受呢？开个玩笑，但我看到这个“船桅之战”的时候，心里多多少少有这种感触。

这就是这个穆阿维叶曾经做过的事。这个人的勇气和胆量还在其次，这个素质当时的任何一个阿拉伯人估计都不缺乏。但这个人的学习和适应能力，他的性格弹性，他的好奇心和敏锐的直觉显然不是一个一般的人，甚至一般的军事统帅所具有的。阿里显然忽略了这一点，或者说根本就没有能力注意到这一点，否则他不会选择与这样的人为敌。

接着说，穆阿维叶公开反对阿里的权威，不承认他作为哈里发的合法地位。理由很简单，他公开展示上一任哈里发奥斯曼的血衣，要求阿里必须交出凶手。不交出杀害依法任命的先知继任者的凶手，就接受同谋犯的地位，从而丧失哈里发的资格。合情合理啊，阿里上任的时候难道没有想到这一点？于公于私，穆阿维叶的要求都是无可置疑的。

在这种需要表明态度的关键时刻，阿里的表现很是让人费解，或者说作为政治领袖，他的弱点暴露无遗。历史上没有记载他对穆阿维叶的诘问有任何正面的回复，最后一丝缓和的机会就这样丧失掉了。其实，说“缓和”应该是有点虚假的，双方等待的应该都是最后的摊牌，其它的任何言辞和行为都只是在寻找一个让外人信服的借口罢了。

阿里在这一系列事件的整个过程中的表现很是让人惊诧，他几乎一点政治手腕都没有采用。你可以把这种行为看成愚蠢，也可以认为阿里具有近乎于绝对的自信。当然，这二者往往都是搅和在一起而很难区分的。当然，阿里的自信是有资本的。要知道，阿里当时号称阿拉伯世界的第一猛将，无论是跟随他的岳父，先知穆罕默德进行的国内平叛，还是对外的征服战争，阿里战无不胜，攻无不克，所向无敌。

突然想起了一个相似的身影，我们的“霸王”，项羽。

但又一次让人大跌眼镜的是，这场箭在弦上的大战居然半途戛然而止了。

怎么回事呢？据记载，阿里率领的伊拉克军队和穆阿维叶带领的叙利亚军队在赖盖(现叫腊卡)南边，幼发拉底河右岸的绥芬平原上对峙。公元657年7月26日决战开始，战事逐渐变得对穆阿维叶方不利了。机变狡诈的穆阿维叶的战场指挥官阿慕尔·伊本·阿绥，居然想出了把【古兰经】绑在长矛上，要求停战调停，让【古兰经】，让真主的意志来决定胜败与对错，避免穆斯林们的流血与自相残杀。奇迹出现了，阿里居然接受了这样拙劣的借口，放弃了近在咫尺的胜利，同意了所谓的调停。

调停比这场战斗的荒唐还有过之而无不及。代表双方的两个调停人，各自带着见证四百人，于公元659年1月，在艾兹鲁哈正式举行会议，这个地方在从麦地那去往大马士革的商道途中。注意，所谓的调停人是双方代表，而不是享有权威和一定独立性的比如元老院，或者阿拉伯长老会议这样的第三方。实际上，这纯粹就是一场闹剧，因为它甚至连名义上的合法性都不具备，这不就是双方谈判么？可是，打不过才需要谈判，打得过还需要谈判吗？

谈判结果出来了。估计当时的穆阿维叶看到这个结果很多晚上乐得睡不着觉。双方代表一致同意，以正义的名义，同时取消双方领袖的称号和职位。就是说，阿里放弃哈里发的职位，穆阿维叶放弃叙利亚总督的职位。这也能叫谈判？我去跟特朗普先生谈判，我说，您别做美国总统了，我也不卖菜了，行不？调停后的两年里，也就是从659年到661年，阿拉伯世界处于起码在形式上最高领袖哈里发缺位的状况。

公元661年1月24日，阿里在库法被刺身亡，正统哈里发的时代就这样结束了。

有个笑话，问，世界上最危险的职业是什么？答曰，罗马皇帝或者阿拉伯哈里发。据说在职期间非自然死亡率均超过百分之五十。

最后，我们还要再来说一说第四任哈里发阿里，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由于过分地古怪和扑朔迷离，在加上由于后世伊斯兰世界里加之于他的无比崇高神圣的地位所自然带来的过分渲染，总能营造出一种异常神秘的气氛和幻影。也许正是这种无法言说的神秘使得部分穆斯林更愿意沉醉于这种宗教情绪之中，这也是宗教的魅力所在。

让我们姑且先抛开这些纯粹宗教的因素，仅从历史和事实的角度去窥视一些阿里的世界，争取能够从他那里找到一些当时阿拉伯人最典型，最显著的气质和情绪，这是历史的魅力。

话说我本人看到阿里的故事的时候，几乎下意识地就能想起我们中国的“霸王”项羽。表面上很像，都是英雄盖世，而且都是能代表一个民族情绪的悲剧英雄，生前身后的际遇也很类似。但是，理解我们的霸王比理解阿里简单多了，先不说所谓的文化差异，就说最为普遍的基本逻辑，我们可以说项羽缺乏政治和战略眼光，但从一个人的角度来讲，项羽的所有行为都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很容易获得我们的理解甚至同情。而且，看看我们的周围，具备项羽这样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的人还不在少数。

可是阿里呢？他的行为的一致性在哪里呢？他绝不是疯子，他是先知的女婿，战场上骁勇无比的将军，他还是第四任哈里发。他朴素，端庄，正直，在个人私德上几乎无可挑剔，可是他的政治行为简直让人无法理喻。从奥斯曼事件开始，他所处理的任何一件政治事务全是前后矛盾，不知所云的。

唯一可以肯定的是，他的意识当中没有任何的政治考量，也没有任何权力争夺的影子，他心中唯一所思慕的就是先知穆罕默德的真理。即，他是用完全地对错，是非来看待世界的，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他绝不愿意为奥斯曼的死亡感到愧疚，承担哪怕是一丝一毫的责任，同时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他对奥斯曼的堂弟，穆阿维叶几乎没有丝毫的个人怨恨，尽管穆阿维叶与他为敌，甚至在他能置穆阿维叶于死地时接受调停，直到最后放弃哈里发的称号。原因其实很简单，他恐怕认为穆阿维叶是一个好人，在加上穆阿维叶对阿拉伯人来说也是战功卓著的英雄。所以他没必要对他加以伤害，至于对方可能给他带来的伤害，他根本不在乎。

一句话，阿里是一个纯粹的人，是一个极其罕见的，纯粹的人。这不是恭维，其实这样的人在正常的人世间几乎无法生存，因为他的心灵完全就是一个孩子。他们只出现在一些极为特殊的历史时刻。

至于阿里是怎么成为这样的人的？这无法讨论，只能说，他就在那里，他也只能在那里。值得思考一下的倒是，对这样的阿里，阿拉伯人为什么会选择他接任哈里发呢？稍微具备一些人情世故洞察力的人都不难看出，让阿里做哈里发，不但对他个人是灾难，对整个阿拉伯民族更是灾难。也许这一切地发生只是惯性使然，他的声望使得他不想做都不行。透过阿里，我想我们不难瞥见当时还弥漫在整个阿拉伯民族身上的那种单纯，坚定，无所畏惧而又满不在乎的精神状态。他真的就像一个突然从荒野里窜到繁华世间的大孩子，它具有成年人所具有的几乎所有身体能力，而且更强，别忘了，他生活在荒野中。但是，他只有一个孩子的心灵。

再来看一眼他所带来的精彩吧，要不了多久，他就和我们一样了。

阿里在他身后的声名远比他活着的时候还大，因为他和我们太不一样了，世界上就是有那么一种人，他们的生活似乎只是在为死去做准备。我个人更愿意认为上苍在阿里身上提炼了一种纯粹。后来伊斯兰的两大宗派之一什叶派就依着阿里的声名而立，什叶派区别于另一派别逊尼派的最重要的主张就是，什叶派认为只有阿里的后裔，也就是阿里和先知的女儿法帖梅的后裔，他们承继了先知唯一的血统，具有无法动摇的神圣性，只有他们才有资格成为整个伊斯兰的教长（伊玛目），阿里以前的几任哈里发，都是“非法”篡夺了阿里的权力。什叶派的出现，正式代表了伊斯兰在基本教义层面的根本性分裂，从此这个裂痕再也无法弥合了，他们与其对立面，逊尼派的斗争贯穿了整个的伊斯兰历史。

公元632年由艾卜·伯克尔开始，到公元661年因阿里去世而告终的这个时期，被称为哈里发帝国的共和时期。阿拉伯史学家，把这个时期的四位哈里发叫做“拉什顿”(正统派)。从这个名字就不难看出，阿拉伯人的民族传统可是建立在族长选举基础上的民主制，即便到了真正的哈里发帝国时期，比如这之后的伍麦叶王朝，子承父业的皇权转移还是要拿假惺惺的公众推选来说事，也算是对这种古老民族传统的尊重。

这段不长不短的共和时期为阿拉伯哈里发的帝国王朝奠定了物质上的基础。至于精神上，前面就已经说过了，在阿拉伯和伊斯兰这两个名词的结合体当中，阿拉伯民族的个性和气质在这个时期占据了上风，这是阿拉伯作为一个民族在世界舞台上恣意妄为，神采飞扬的时代，人类历史上没有几个民族受到过上天这样的垂青。

此外，如果要说几句阿拉伯人的坏话的话，那就是阿拉伯人的一般意义上的文化基础还是太弱，把他们的“共和”和当时罗马人早期的共和进行简单比较，我想就能看得出来，至少在政权持续时间上就不是一个数量级的。尽管有时代的差异，但阿拉伯人经过先知短期培训，速成的宗教文化和罗马人经过长期被古希腊，雅典熏陶浸染出来的内涵还是无法相提并论的。对罗马帝国和阿拉伯哈里发帝国进行对比也许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历史课题。

第四章 伍麦叶王朝


阿里死后，令人目眩神迷的阿拉伯帝国的所谓共和时代就结束了。穆罕默德去世后的四任正统哈利法中，除了第一任艾卜·伯克尔以外，其他连续三任哈里发被刺身亡，可见这个阿拉伯人的“共和”该有多脆弱和危险。不管是从理论上，还是从实际情况出发，都到了阿拉伯人朝古代社会比较稳定的帝制政权转变的时候了，这应该就是当时最大的“民心向背”了。

对于我们的故事而言，以后发生的事情也就比较容易叙述和加以评判了，尤其是我们中国人。先前内容的描述，一方面是要考虑穆斯林朋友的宗教感情，因为很多内容在我们外人看来很费解，甚至多少有点不可理喻，但对他们来讲，那些事，那些人，和他们自己的生命已经紧密到不可区分了。另一方面其实就是所谓的文化隔阂，我们中国人是没有阿拉伯人那样的感受和心理基础的，更不要说更为深刻地宗教信仰方面的差异，所以很多事情的来龙去脉我们只能追求一种大致的，笼统的，自然也是比较肤浅的知道和一种模模糊糊的感受。

就说我自己吧，我记得二十年前就读过完整的阿拉伯历史，但当时的感受就是根本读不下去，因为我觉得我根本没法理解阿拉伯人，他们和我之间几乎没有啥共同点，我根本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干，而不那么干。直到多年以后，随着年纪，经历，见识的增加，我才慢慢地意识到了阿拉伯人所有行为背后的理由和逻辑。才获得了一定程度上对他们的理解。

这么说吧，后续的内容基本上就已经进入了我们中国人熟悉的常识领域。充满了完全可以理解的生活和政治斗争的各种形式。什么“爱钱，怕死，睡不着”，诸如此类的像常人一般的表现就开始大规模呈现了。这以后，大部分的杀戮，流血，争夺基本上都可以找到比较直接的可理解的理由。一句话，阿拉伯人终于开始“接地气”了。



穆阿维叶，阿拉伯的第一位政治家


公元661年，穆阿威叶在伊里亚(耶路撒冷)称哈里发，开启了他的伍麦叶王朝。再继续叙述之前，我们得花点时间了解一下这位伍麦叶王朝太祖的个人经历。

穆阿维叶出生于麦加古来氏族中的伍麦叶（倭马亚）家族，是阿布·苏富扬的次子。其父阿布·苏富扬以反对先知穆罕默德传播伊斯兰教著称，穆阿维叶亦随父参加了多次反对穆斯林的战役。但在629年麦加被穆罕默德占领后，穆阿维叶与父亲一同皈依了伊斯兰教。此后，穆阿维叶转战南北，为新生的阿拉伯帝国立下了汗马功劳。他于633年参加阿拉伯军队对叙利亚的征服之战，战后成为大马士革总督。在其堂兄奥斯曼·伊本·阿凡任哈里发时期，穆阿维叶被任命为叙利亚总督（640年）。655年，他在“船桅之战”中率阿拉伯舰队战胜了东罗马帝国的海军。

先放下他的战功不提，那个时代的阿拉伯人有几个没有战功呢？一个王朝的开国皇帝会没有战功么？关键在于他是中途入伙的，也就是说他个人在还很年轻的时候有失败的经历，这种经历我想是他非常宝贵的财富，也是他比同时代的阿拉伯其他领袖人物更具备政治能力，或者说包容能力的本质原因，正是这种气质和精神能力，使得他最终统一了分崩离析中的阿拉伯各个派系的力量，成为了一个新的王朝的开辟者。

穆阿维叶在耶路撒冷登基后，所面临的情况难言乐观。当时的阿拉伯人的几个权力中心，只有他自己一手把持的叙利亚完全忠实于他。他即位后，大马士革就被指定为阿拉伯帝国的首都了。埃及和伊拉克先前都属于阿里派，至于阿拉伯人的本部，代表希贾兹的麦加和麦地那，只是抱着非常冷淡的态度置身事外，对他们的权力争夺漠不关心。这种不关心可能是坐山观虎斗的考虑，更可能是他们同两派的关系本来就错综复杂，根本无法形成统一的诉求和意见，只能听之任之。

按理说，阿里派的力量对穆阿维叶形成了包夹之势，但结果却是穆阿维叶成功地扭转了局面。史料上并没有记载穆阿维叶的具体行为，简单推测一下，不外乎两个方面的因素：

一是阿里去世后，阿里派可能由于对阿里的过分依仗，说来也奇怪，既然如此依仗自己的领袖，怎么就不对他提供特别的防卫措施呢，居然让他如此轻易地被暗杀。不管怎么说吧，此时的阿里派无法形成一个坚定的权力中心，这让穆阿维叶有隙可乘。他成功地让埃及愿意接受又一次调解，更离奇的是，这次调解直接地瓦解了埃及的阿里派力量，据说这一切都是他的股肱之臣阿慕尔·伊木·阿绥操办的，他最终替他的主人成功地取得了埃及的控制权。还记得这个阿慕尔吗？就是那个在657年阿里和穆阿维叶争夺宝座的战场上想出把【古兰经】绑在长矛上的人。同他的哈里发穆阿维叶一样，他也被后世的伊斯兰史学家认为是当时最优秀的几位阿拉伯政治家之一。

第二个原因就只能归结于穆阿维叶个人的影响力了。他多年铸就的弹性务实的态度，他的包容宽厚的个人魅力在这一过程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最起码，埃及派居然选择了和他进行会商调解，而不跟自己同一派别的伊拉克方面进行沟通就是明证。

把埃及收归了自己这边，但事情还没有完全解决。伊拉克并不买穆阿维叶的帐，他们宣布阿里和法帖梅的长子哈桑为阿里的合法的继任者，也就是阿拉伯的哈里发。看来一场大战在所难免了。可是，没过多久，这位哈桑陛下就选择让出宝座，自己去麦地那过养尊处优的闲适生活了。当然，穆阿维叶是做出了承诺的，一般而言，没有人会天真到相信一个君主对自己政治对手的承诺，但也许哈桑认为，一个阿拉伯人的承诺还是可信的，尤其当这个阿拉伯人是穆阿维叶的时候。总之，人品又一次帮他的主人赢得了意想不到的胜利。看来，对于大人物，没事的时候一定要攒一攒自己的人品，关键时候有大用，至于小老百姓就算了，本来就没三瓜两枣的，花不起那个钱，还是实惠最重要。

其实就这个叙利亚，埃及和伊拉克三方斡旋的过程客观来看，还是有颇多疑惑的。比如前面提及的埃及派的暧昧态度，再到哈桑的主动离职，难道就没人拦着点哈桑吗？难道就不事先征求一下他个人的意见？再说，阿里又不是他一个儿子，为什么不选择别人？为什么一切看起来都是那么仓促，缺乏准备，毫无计划性，要知道，这可是关系到无数人身家性命的政治事件？

这背后到底有着什么样的具体原因，无从知晓。史料上记载极少，当然，完全可以在不明就里的情况下猜测，阿拉伯人与生俱来的“浪漫病”又发作了，这完全有可能就是真实情况。阿里这个派系本来就具有这样的气质，哈桑也许没有继承他著名的父亲的正直和忠勇，但他很可能继承了他父亲的天真浪漫和无拘无束的性情。相传哈桑曾结婚、离婚一百多次，因此，获得了休妻大师的头衔。你能说这不是一种经过变异的坦率的性情的再现吗？

如果你问我怎么看穆阿维叶的胜利。我只能说，他几乎从一开始就是注定的赢家。唯一出现的风险就是那次和阿里之间没有完成的战场冲突，至于以后，就是一路坦途了。阿里派实在算不上是一个合格的政治对手，政治上一点谱都不靠的阿里领导了一个基本不靠谱的阿里派，遇到穆阿维叶这样宽厚的人都应该算是他们的幸运了。否则，就以他们这种既不正视现实，又自视甚高，毫无组织和基本规则的群体，早就血流成河并被剿灭了。

穆阿威叶(661—680年在位)收拾了所有的反对党派后，就又把目光转向了阿拉伯人的“老朋友”，拜占庭人。公元662年，阿拉伯人攻入小亚细亚，669年和674年两次围攻君士坦丁堡。值得一提的是，在阿拉伯内部权力纠纷还没有得到解决的时候，穆阿威叶曾经主动与拜占庭讲和，并向拜占庭缴纳贡税，或者叫赔偿吧。当然，没过几年，穆阿威叶就单方面废弃了双方的约定。其实，穆阿威叶当然知道拜占庭实际上并没有力量从背后向他发起攻击，他这么做，只是以防万一，如果阿拉伯的内部问题一时半会无法得到妥善的解决，花点不大的代价把可能的拜占庭人的伺机报复引向同样毗邻拜占庭的埃及地方，对他来讲恐怕是最好的选择。由此起码不难窥见他的心思之细密，“为将者，未虑胜，先虑败,故可百战不殆。”完全契合我们中国人的古老的基本军事原则。和他同时代的阿拉伯将军和政治家恐怕连这种思维方式的影子都不会有。

在穆阿威叶的统治期间，哈里发帝国各地区不仅统一起来，而且扩大了，向北非扩张就是在这个时期。在东方，穆阿威叶以巴士拉为基地，完成了征服呼罗珊的工作(663—671年)，并且越过乌浒水，进入了突厥斯坦的布哈拉(674年)。因此，穆阿威叶不仅成为一个王朝的开基创业者，而且在欧麦尔后成为哈里发帝国的第二个奠基者。

这些工作的完成，穆阿威叶主要依靠的是叙利亚人(此时他们仍然信仰基督教)和叙利亚籍的阿拉伯人(他们主要是也门人)，而新从希贾兹迁移来的信仰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则受到排斥。叙利亚的军队，原是未经训练的，他把他们训练成有组织、有纪律的军队，这支军队是伊斯兰教战争史上初次出现的正规军。他使军事机构摆脱了古代的部族组织，那种组织是古代族长时代的遗留物。

他统治的时期更大地变化发生在帝国治理机构的建设上。在他以前，虽然我们为了方便起见，将此前的阿拉伯哈里发国家也简单地称为哈里发帝国，但那样的帝国其实是有名无实的。她的稳定正如我们先前就讨论过的，主要是个人和派系，再加上传统的部族关系来保证的，根本谈不上什么比较稳定的制度建设。穆阿维叶对此是心知肚明的。

他废弃了许多阿拉伯人固有的部族治理的松散传统在现政府中的遗存，加强了中央的权力。根据从拜占廷遗留下来的叙利亚的治理框架，建设了一个相对稳固的、组织良好的政府。他在表面上一团混乱的局面中建立了一个有秩序的穆斯林的社会。这个政府的行政效率的高低我们姑且不论，她的出现本身就应该算是阿拉伯民族的历史性进步，更无需说她实实在在地夯实了阿拉伯哈里发帝国的治理基础，提供给阿拉伯人治理如此巨大的帝国的一个基本手段和工具。仅此一点，称穆阿维叶是阿拉伯历史上最伟大的政治家就完全是实至名归的，再不济，他起码是开山鼻祖。

这么说吧，抛开纯粹宗教的因素，以比较历史性的眼光来看，如果说先知穆罕默德赋予了阿拉伯人以心灵的能力，那么，穆阿维叶就应该能算是在这种心灵的基础上，铸造了一个有血有肉的躯体，一个能以阿拉伯这个字眼命名的真正的帝国。

这样的穆阿维叶如果放到我们中国的文化环境，用我们中国人一般考量历史人物和政治人物的标准去评价，起码也是秦皇汉武那个级别的吧！但你知道阿拉伯人是怎么评价穆阿维叶的吗？估计听完后你也许会为这个温厚，英明，又不失果敢的君主鸣不平，也许会如坠云雾般的哑然失笑，这阿拉伯人还是地球人吗？这人和人的差距也未免有点太大了吧。

穆阿威叶尽管有这些优点，尽管做了这么多在我们看来所谓既“符合历史进步的潮流”，又“有益于广大人民”的，而且还很伟大光荣的事业，但是，他在广大阿拉伯人心目中并不是受人敬爱的人物，尤其在后世阿拉伯历史学者的评价里，他得到的好评并不太多。你说这阿拉伯人得有多难伺候啊！

阿拉伯人给予穆阿维叶差评的理由说出来更会让你无言以对。他们说穆阿维叶太过于世俗化。什么意思呢？说白了就是穆阿维叶做的事情太多了，祷告的时间太少了。当然，这有点开玩笑了。但是，大致上就是这个意思，穆阿维叶个性上的宽厚仁慈，与人为善，重视感情，不轻易树敌的特点被阿拉伯人认为是精明谨慎的政客做派；穆阿维叶在政治治理和军事上的改革被认为使伊斯兰教庸俗化。你说，这还让人活吗？这要我们大汉帝国的太祖刘邦不留神穿越到阿拉伯半岛，估计求死都找不到一个好点的地方埋。当然，这其中确实也存在一个对穆阿维叶很不利的状况，那就是阿拉伯的编年史大半是在其后的阿拔斯王朝或在什叶派的影响下编成的，确实也不能指望他们能对这个老对头说什么赞美的话。

我还是来引用几句希提先生代表应该是大多数其他民族的历史学家对穆阿维叶的评价吧。

“他给伍麦叶王朝的继任者遗留下一个先例，这个先例充满了慈悲、勤勉、机智和治才，后来有许多人企图效法他，但是成功的很少。他不仅是阿拉伯的第一个国王，而且是最好的阿拉伯国王。”

又一次内乱


穆阿维叶死之前的前一年，即公元679年，立自己的儿子叶齐德为继承人，并宣召各地的省长来大马士革表示了拥护，这个行为日后也成为了阿拉伯哈里发帝国元首权力交接的仪式和合法性的重要组成部分，逐渐地被承认为一种惯例。

但是宣誓归宣誓，该反的还是要反。叶齐德刚继位，动乱就起来了。没办法，他父亲的能力和影响力那可不是一般人能具有的，换个人就不灵了。阿拉伯人也不像我们中国人，有那种父传子继，嫡庶有别，千年不变的就认嫡长子的传统。尽管我们说他父亲穆阿维叶已经是尽了最大努力将阿拉伯帝国从部族化的政治格局改造成了一个，起码表面上是一个整体化治理的国家。但是这也就仅止于表面，传统的彻底改变远非朝夕之功。著名的大英帝国的海军统帅纳尔逊爵士有一句名言流传很广，他说“建造一支海军舰队只需要30年，但培养一种传统却需要300年”。

继续说动乱，首先发难的依然是那个倔强无比的“阿里派”。而且令人惊讶的是，二十多年过去了，这帮人似乎一点长进都没有，手段依然是那样的简单粗暴，为啥说传统这么重要呢？这恐怕就是答案。事情还得从著名的“逍遥派领袖”，阿里的长子哈桑，就是那个二十年前在和穆阿维叶竞争哈里发的斗争中选择主动放弃的，当时阿里派的“带头大哥”。顺便说一声，他的逍遥日子其实也没过上几天，哈桑去世时年仅45岁，传说是被穆阿维叶派人毒死的。

但是，以我们对穆阿维叶的行为方式，以及当时阿拉伯帝国内部派系情况的了解，他有什么理由对一个已经选择投降的人动用这种手段呢？总不会是为了省钱吧？因为穆阿维叶曾经答应付给哈桑一大笔赡养费作为他放弃竞争的条件之一。反正我是看不出来，我倒是觉得对一个换了一百多个老婆的男人来说，身体不太好是正常的，因为老和半拉陌生人打交道，这心理上也不太会舒服到哪去，当然，我这是普通人的猜测。毕竟，低微的身份和贫穷一样，都会限制人的想象力。

言归正传，哈桑还有一个弟弟，叫侯赛因，在穆阿威叶任哈里发的期间，在麦地那过隐居的生活，公元680年，他拒绝承认穆阿威叶的儿子叶齐德继任哈里发的职位，伊拉克人宣布他为阿里和哈桑之后合法的继任者，由于他们急迫的、再三的恳求，他带着由亲戚(包括他的眷属和忠心的追随者)构成的一个弱小的警卫队，动身到库法去。

历史又一次重演了，可侯赛因却没他哥哥那么好命。因为尽管你可以依然故我地自行其是，但环境变了，时代变了，你的对手也变了。叶齐德不是他父亲穆阿维叶，他的手下自然也不会是穆阿维叶时代的行事风格。没有太多的史料对这个具体的过程进行说明，但结果是确定的。据记载，回历61年1月10日(公元680年10月10日)，在希贾兹到库法去的道路上，侯赛因和他的小部队被政府军全数屠杀殆尽，侯赛因本人，先知穆罕默德的外孙，头颅被砍下直接送给了大马士革的叶齐德。后来，叶齐德把头颅还给他们，又带回卡尔巴拉，与遗体合葬在一起。

对这样的事实你还能说些什么呢？拜托，能敬业点吗？造反也是一项很专业的工作啊！

侯赛因的死亡在政治上可能是微不足道的，但他的牺牲在伊斯兰宗教史上却具有极端重要的意义，是伊斯兰宗教史的最为重要的里程碑之一。那就是成为什叶派真正的起源，在这方面，他父亲的牺牲是比不上的。从此以后，在什叶派的教义中，承认伊马木（教主）必须由阿里的后裔担任这一教条，就变得和伊斯兰教教义中承认穆罕默德是先知这一教条同等重要了。

我们先前称呼的“阿里派” 只是对追随在阿里左右的人群和他们的继承者的一种比较方便的称呼。实际上他们是否真的存在都是一个问题，从过往的表现来看，他们显然不是一个有纲领，有组织的政治团体。现在看来，把他们视作什叶派的前身，或者筹备委员会是比较合适的一种界定。下面，我们花点时间集中介绍一下这个正式登上伊斯兰世界舞台的什叶派，因为他对以后穆斯林世界的影响实在是太重大了，不对什叶派有一个基础的认知，以后发生在穆斯林世界中的很多事情，很难评判和理解。

什叶派的基本气质几乎是不言自明的。简单地说，那就是他对神圣性的近乎偏执的坚持，以及由此发展出来的神秘性。这种基本气质使得什叶派成为了后期伊斯兰很多苏菲教派，也就是神秘主义教派的起源。比如，举个跟中国有点直接关系的例子，清朝末年，所谓“西北回乱”的主力就是名为“哲合忍耶”的中国回族当中的秉承神秘主义的教派之一。为什么什叶派会成为后来各种神秘主义派别的老祖宗呢？这要从伊斯兰教义自身的发展上找原因。什叶派对阿里后裔的无比尊崇，实际上里面潜在地隐含着一神教自身无法规避的一个现实属性，即次一级的多神论的可能性，当然，只是一种可能性。哲学一点讲这个问题，就是人的精神发展的必然。这种内在的必然性不光在伊斯兰里体现出来，它在所有的一神教系统，甚至在一神教的对立面，佛教里都能体现出来，因为本质上他们是一回事。我们不去深究这种拗口的道理，只是有点了解就行。

这些内在的东西挥发出来，就演变为穆斯林什叶派里最为常见的宗教现象，所谓“圣徒崇拜”以及我们前面说的神秘主义倾向，这就是什叶派和它的对立面逊尼派的最大区别。简单地说，什叶派是神圣的，高远的，所以自然也就更多地具有伊斯兰保守主义的特征，现在好像人们更愿意用“原教旨主义”这样的词汇来说明这个特征，大概都是一个意思。总之，什叶派在一定程度上比较漠视现实的束缚。而逊尼派是务实的，重视现实的生活方式和宗教功课。这样，我想我们大概多少能理解一些什叶派的前身，阿里和他的追随者们的那些在我们看来几乎是无法理喻的古怪行为了。一句话，他们根本不在乎。

还是让我来找个让我们中国人比较容易接受的对比吧。什叶派的气质和诉求，如果放到中国文化环境里来追寻，大概就像是我们熟悉的佛教里的禅宗，还有就是明朝的东林党。你别说，东林党在政治活动上表现出的那种极端的漠视个人生命，以及在个人生活中表现出的更为极端的清高和道德洁癖还真得和伊斯兰的“阿里派”有的一比。这大概就是我们普通中国人能理解什叶派的极限了，实际上什叶派走得比这要远得多。

什叶派的这种基本特点其实已经就决定了它在伊斯兰历史和穆斯林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即什叶派在政治上几乎一直充当的都是在野派，它的作用就是提供对伊斯兰社会正统主流的批评和矫正，以它自己的牺牲来保证伊斯兰文明整体的相对健康的发展。什叶派在伊斯兰哈里发帝国唯一一次当权是后来在埃及的法帖梅王朝。

总之，选择了什叶派，一定意义上就是选择了“牺牲”。我的这个论断大概应该能算是中肯的，什叶派不管是在历史中，还是今天的伊斯兰世界，都是居于少数的，这应该算是一个证明吧。对我们外人而言，有一个比较简单地理解伊斯兰宗教分类的办法，即把伊斯兰世界就分为两种，逊尼派相当于“阳”，什叶派相当于“阴”，大多数情况，这种理解就足够应付了。

侯赛因“牺牲”了，加上他死去的哥哥哈桑和父亲阿里，这就是伊斯兰教里最著名的“一门三圣徒”。他们构成了整个伊斯兰世界的半壁江山，可不是中国人的“一门三状元”所能比得了的。

但是，叶齐德朝的反叛并没有结束，恰恰相反，侯赛因的死只是给这场斗争开了个头而已。规模很快就几乎变得不可收拾了。此时的阿拉伯人中可不止存在着阿里派，还有第三股力量，就是传统的阿拉伯人的故地，希贾兹派。还记得彼时穆阿维叶与阿里派争夺政权时那个保持观望状态的希贾兹派吗？就是他们。

其实，国家现在这种四处起火的情形已经清晰地告诉了我们两个事实。一，穆阿维叶的个人威权和魅力，他在世的时候，帝国不但能保持和平，还能四处出击。二，穆阿维叶恐怕基本就没有怎么去认真地剪除各种不利于他和他的继承者，可能威胁到国家稳定的政治力量，才会导致再他刚刚去世就发生这样大规模的反叛。尽管他儿子叶齐德昏庸淫荡的名声受到了来自各个方面的抨击，招致了大量的不满情绪，但毕竟时日有限啊。仅从政治家的角度评价，这不是负责任的政治行为，当然，也可能当时的他根本就没有进行这种工作的必要条件。

继续说希贾兹派，这次反叛其实并不是他们第一次参与权力争夺。早在很多年前，他们的领袖，阿以涉的外甥，左拜尔的儿子阿卜杜拉，曾与阿里争夺过哈里发的职位，但毫无结果。在强大的穆阿威叶在世的期间，他在麦地那待机而动。现在叶齐德登上了宝座，阿里派首先发难，他们可能认为合适的机会终于来临了。插一句介绍，阿以涉是第一任哈里发艾卜·伯克尔的女儿，穆罕默德的夫人之一。据说，侯赛因采取的冒险策略就是这个左拜尔.阿卜杜拉怂恿的。但就我们对阿里派的了解而言，恐怕怂恿不怂恿也没啥区别。

阿卜杜拉公开挑战叶齐德，他获得了整个希贾兹的支持。只能用战争来解决问题了，叶齐德派出的以叙利亚人为主体的政府军在公元683年8月26日的麦地那战役中大获全胜，进而包围了圣城麦加，准备一举剿灭阿卜杜拉的叛乱。就在双方激战正酣的时候，哈里发叶齐德死了。大马士革的局势不太稳定，政府军从麦加撤回了军队。这就是伊斯兰教的第二次内战，正如阿里和穆阿威叶之间发生过的第一次内战一样，完全是争夺宝座的战争。

在劲敌死亡和政府军从阿拉比亚的土地上撤退之后，左拜尔不仅在他的大本营所在地希贾兹称哈里发，而且在伊拉克、南部阿拉比亚和叙利亚部分地区称哈里发。他任命他的弟弟穆斯阿卜为驻伊拉克的代表。他任命达哈克为大马士革的临时摄政者，达哈克是北部阿拉比亚党派盖斯党的领袖，这个党派是拥护左拜尔的。这个所谓的临时摄政当然是名义上的虚职，帝国的主要部分当然还在伍麦叶人的掌控之下。

伍麦叶人在腾出手来解决国家分裂的问题之前，先得推选出一个元首来。首先登上宝座的是叶齐德的儿子，穆阿威叶二世(683—684年在位)，他体弱多病，做了三个月的哈里发就死了，他没有子嗣。年老的伍麦叶族的族长麦尔旺成为了伍麦叶王朝的新哈里发，他是共和时期第三任哈里发奥斯曼的堂弟，这样，他就成为了伍麦叶王朝麦尔旺支派的奠基人。领袖问题得到了解决，伍麦叶王朝又回到正轨。麦尔旺在位两年，他死后将哈里发的宝座传给了他的儿子阿卜杜勒·麦立克。

在伍麦叶人的这一系列变故其间，左拜尔一方除了一次以外，几乎没有记载还有什么像样的大规模侵扰活动。这一次史称在拉希特草原战役，684年7月，前文提及的达哈克，北部阿拉比亚党派盖斯党的领袖，被凯勒卜人击溃了。凯勒卜族(包括也门人或者说南部阿拉比亚人)是拥护年老的伍麦叶族的族长麦尔旺的，所以同达哈克为敌。好几年的时间里，左拜尔到底在忙些什么，历史上没有过多地记载，就这么静静地看着伍麦叶人积蓄自己的力量。要知道，伍麦叶人本来就比左拜尔势力强出很多。可能也是自知不敌，索性就静静地等待命运的降临吧，伊斯兰教也确实有这种神奇的，宿命般的力量。

该来的总会来，不会因为你视而不见他就会缺席。公元692年，伍麦叶哈里发麦立克的大将，哈查只再次包围圣城麦加，并最终攻破城池，杀死了伊本·左拜尔。随着伊本·左拜尔的死亡，古老信念的最后一个拥护者，随之而消逝。奥斯曼的仇终于完全给报了，还记得当年刺杀奥斯曼的那些人么？有一部分就是从这里出发，代表“辅士”的力量去执行“正义”的。

左拜尔的死亡，确实一定程度上代表着古老的阿拉伯传统的消逝。从民族上来讲，他们被他们昔日征服的叙利亚所击败，麦立克派出镇压的政府军主要是叙利亚军队。从政治结构上讲，他们所推崇的部族政治完全被伍麦叶人的帝国政治所取代。最后，从宗教上讲，自此以后，伊斯兰运动里面的阿拉伯成分越来越少，取而代之的是，伊斯兰作为宗教本身的力量开始越来越多地显示出来。希提的评价是：

“从此以后，阿拉比亚的历史，大部分是关于外部世界对这个半岛的作用，小部分是关于这个半岛对外部世界的作用。这个母岛的精力已经在内讧中耗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