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很大，连接世界，沟通你我。
网络很小，人云亦云，亦步亦趋。

我不免对你有些埋怨困扰
又不免为你伤心欢笑
我们的日子有时胡闹
总为你我增添些许烦恼

你也许对我有些埋怨困扰
有说自由你比我知道
我们的争执有时好笑
却被你删帖封号一了百了。


望各位多多点赞，经常顶帖。

天涯上，有一个ID，经常穿着1，2，3的马甲重返江湖。这个帖子，都是他的金玉良言。一封号，全部主楼全部言论都会网络蒸发，只留下被@的痕迹。如果我这个ID也被封，也算是死过一回，体验一把。来吧。

下面开始贴这位老先生的言论。还有更多深刻的思想和大家一起分享。


王阳明，本人是个非常智慧的人。王阳明这样的人和思想之所以产生，是对儒学的“背叛”。就跟老毛等人一样，是对本阶级的“背叛”。

当然，他仅仅是思想上的背叛，行动实践上的背叛，就要少得多了。不像老毛，思想和实践密不可分，都是无比巨大，世界上就老毛一个这样的。

白云先生是儒家思想。 不过有点差别的就是，白云先生是先秦为主，辅以后来极少数儒家个人。也就是不那么的腐儒。 同时，多少也结合了其他各家。所以总体上，相对于眼下社会现实，还是很具有正面意义。具体之处，也有个别部分，依然是有着儒家本身巨大的缺陷的。 王阳明是儒家思想上的“背叛”者，对于白云先生来说，当然就要贬损他了。

王阳明背叛在何处？背叛在受够了腐儒的假道学。为什么？因为儒家几乎都是高高在上的非劳动者，而老百姓或极少数儒家个人，都是辛苦劳动的或不得志的。王阳明注重个体人之为人的意志自由，还谈不上行动实践上的自由，因此很郁闷，很有个人精神力量，要追求人的尊严。

但是正因为行动实践上（包括他本人的劳动上），没有背叛，所以追求人的尊严无法落到实处，他的思想跟他的实践无法互动促进，于是他追求自由尊严人性的方法，就狭隘的停留在“悟道”之精神层面上。
没有实践的思想，被一部分人接受了，这些人本身更加没有劳动和实践，于是表现出来的实际形态，就是个性极端，原本虚空，却还有着走向极致的趋势，就危害很大了。白云认为的明代资本者正是这种情况。但白云怪罪于王阳明，而不是怪罪于那些资本者的非劳动和实践，所以长期下去，白云他也会走向反面，成为跟儒学一样的本质，维护非劳动者的压迫剥削地位。

白云把儒家结合到老子身上去，是不自觉的、自发的，在弥补劳动实践的不足。可是没有理论思想自觉的把劳动实践作为基石，因此跟脚不稳的。因为有了人以后，人是在劳动中得到改造和发展的。劳动创造了人之“创造”，是“新生”的意思，不是说劳动是人的生物学来源。

老子是从实践从事实出发的。儒家是从意识形态出发的。而意识形态是在劳动实践之人的集合“社会”当中产生和演变的。所以起点不同，老子起点实事求是，儒家起点意识形态。意识形态依附于劳动实践，因此儒家总有依附性。

《分化论》

作者：天之道宇




《矛盾论》讲清楚了世界运动的力量是矛盾。《实践论》讲清楚了人的实践即劳动是人的生命全过程和人的价值所在。以《矛盾论》和《实践论》为基础和体系框架，专门来讲人。人，作为世界的一分子，推动人运动的力量之矛盾，专门叫做人的分化。为讲一讲人的分化，而作此《分化论》。

一、“人的分化”的问题之提出问题。

人从哪里来？对于这个问题，在不同的分科体系中，因为关注点不一样，所以回答也会不一样。这是因为分科了的缘故。如果不分科，人从哪里来，肯定只有一个答案，即生物学科上的答案。但是，生物学科本身做不出答案，因而是未解之谜。由于这未解之谜，所以给了其他分科为着自己的并无关于生物学科的答案。因为无关，实际就不是此问题的答案，所做“答案”是答非所问，说的其实是另外的一回事。即为着自己学科的目的。这些“另外一回事”，都是从有了人之后开始的。至于人是有第一个第二个第三个……这样有的，还是有第一批第二批第三批……这样有的，也是不知道的。“史前”即已不知道，“人前”更不知道了。“人之初”，也是已经从有了“社会人”即有了社会文明文化之后的成熟的人类开始的。也就是从人类已经知道的受精卵开始的。此时“人之初”，其实是按照自我来参照而描述的。所以，关于人在有生命之前的问题，是人在有生命之后才提出来的。这个“前后”特点，导致“人从哪里来”的问题，对于人之生命来说，因为不知道而没有答案，也因此而成为未解之谜，也许永远就不能被解决。只能存在一个理由：至少人不是凭空产生的。事情的起因变化发展高潮结局之全过程，于人来说，没有了“起因”这第一个步骤，是一个巨大的遗憾。人只能从这之后，即从变化开始，一直到结局的不完整过程。所以人事或人的分化，能被了解的能被研究的，是从已经为人之后的变化开始。正因为之前的都是“混沌”，是从变化开始，所以人才具有无限可能、人才会有变化之后续“分化”。于此，才能提出“人的分化”问题。从事实出发，从变化开始，研究人的分化，只能是以成熟的“社会人”为对象了，也只能以“人的社会性”为基准了。“自然人”“人的自然性”，则是处于研究中的从属地位，只作为“物质基础”，而不是“文化文明基础”。

二、“人的分化”研究对象。

因为“自然人”“人的自然性”之“物质基础”，在研究中是处于从属地位上的，因而“社会人”“人的社会性”作为文化文明成熟之后的人，才是研究的主体和重点对象。社会，即人的集合，是个集合概念。“社会人”即人的集合与集合中的人，无论集合之后的群体，还是集合之中的个人，都是以集合为参照而言的。除了人之“自然物质”基础以外，集合是最为突出最为重要的形态和因素。一切的研究，都是在集合框架之下的研究。之于集合，强调“自然物质”基础属性的，被称作“人群”；强调“集合属性”（即社会属性）的，被称作集体。所以，“人的分化”研究对象第一个就是集体/人群。“人之初”是受精卵，是精子和卵子的集合，是男女的集合形式之性集合，是合二为一的最高程度的集合。集体，则是在此基础之上同构而更大数量规模的集合。因此，集体/人群，是人的社会性之根源和本质。那么，“人的分化”研究的首先就是集体的分化，即集体的具体形态和过程。具体形态和过程之第一阶段：男女、夫妻、子女、家庭；第二阶段：（个人关系）自己/别人、近人/远人、熟人/生人、伙伴/同人（同学同事同志）、爱人/亲人、朋友/敌人；第三阶段：（从家庭开始）家庭/家族、家乡/民族、家国/家天下、全世界/全人类。

“人的分化”研究的从属地位之“自然物质”基础，即人的“自然性”之头脑、五官、手脚、躯体，及其各项活动或运动功能。这里就是产生一个非常重要概念的所在了，即劳动。“劳动创造了人，劳动改造了人，劳动发展了人”。人的分化，就是建立在劳动的分化之“自然物质”基础之上的。

因此，人的分化研究对象，就是劳动的分化，和集体的分化。

（1）老毛说，先要造成舆论。革命者是这样，敌人也是这样。 我们国家的媒体舆论，为什么总是面对敌人那么被动，面对人民就很主动？ 这就是首先是知识分子的软弱性，其次是政权的软弱性。所决定的。 总之，改革开放之开放，就是对美国开放。改革，就是把老毛改了。 于是就这个鬼样子了。
改革开放与成就，这成就到底是人民血汗劳动取得的，还是改革开放这招数取得的。我们国家所有的政治，都根源于这个问题的答案。 习一被选择，最直接的原因，就是要来整治腐败，挽救改开派的统治地位，不至于亡党亡国。 因为很严重，再不改就大家一起完蛋。 从这个角度来说，反腐败是被容忍在一定范围之内的。 习一在这个位置站稳了脚跟以后，必然会有自我，会体会到天命，不想错失完成天命的机会，就会表现出个人政治抱负。 这个“体会天命，不想错失”，可以认为是老毛“曾经播种，如今收获龙种”。 所以，改是要改，哪怕就是仅仅为了维护统治地位，也要改。但不能激进，只能慢慢改。这个“慢慢改”，也就是刚才所说的“允许范围”。 但是，改这本身，老百姓还是认可的。这就是文化，宁做太平犬不做乱世人。 所以，人民最终是要靠自己。 老毛一直所强调的，就是这点。人民当家做主，人民自己就要有主人翁的意识。更要有能够当家做主的本领！

论儒家，功臣亦或罪人

作者：天之道宇
对话整理：摔倒的木偶

概述

道家、兵家、农家、法家，是在国家形态出现以前就有的；在国家形态出现以前，人们的核心内容是生育、存活、简单生产、简单生活。在国家形态出现以后，国家作为明确的系统了，然后作为系统，就有着系统内在的要求，主要是稳定和人口扩大的要求。人的分化则是作为系统的基底背景，也是人要解决的基本矛盾。在基底背景上来产生并解决人的分化矛盾，又要满足系统的稳定和人口扩大的要求，于此，产生各种方法并至于各种理论、思想和主义。儒学，则是那些方法、理论、思想和主义当中的一种。儒学的出现是在国家形态出现以后才有的。

信奉并运用儒学这方法理论思想主义的人，则被称为儒家。把儒学顶礼膜拜奉为教规宗旨的儒家团体，几近于儒教。【值得指出的是，由于中华文明的天道使然，古典儒家及其团体，毕竟没有过份僵化为儒教。可是，在明末和清朝，以及民国，文化和意识形态之私欲极度腐败，有着腐化至于儒教的趋势，这简直恶心至极。】

儒家只是用礼（孔子之前就有儒家，孔子用周礼，后儒用各种其他的礼），礼即一种制度，用制度来维护统治秩序。儒家只是维护统治秩序，有利于统治阶级本身。但儒家不是维护国家、民族和人民。这点一定要能分得清。国家民族和人民的凝聚团结，的确需要某种制度化的秩序，但必定是有利于国家民族人民的秩序，而不是仅仅有利于统治阶级的制度化的秩序。此秩序与彼秩序是不同的。

所谓的儒家打造强化国家意识形态，是虚伪的。 中华文明文化的功劳，首先来源于人民的自力更生，其次来源于血缘祖宗崇拜，再次来源于人民英雄即发自人民中的圣人先贤。最后来自于在对坏人的斗争中，血泪的教训。而圣人先贤中，当然包括一部分发自人民并成就帝王之功的一小部分人，也包括作为臣子的一小部分人。而这些人中，孔儒或后儒的，的的确确是少数，而不是多数，这有实实在在的历史记录为证的。

把中华文明中华文化等同于儒家，这就是一种似是而非。儒家不等同于中华文明文化，仅仅只是方法理论思想主义其中的一种而已。中华文明的源头，在天文历法的历史中得到展现。伏羲八卦时候，可以认为文字已经被运用了。 到周朝文字已经很成熟了，到秦始皇就统一文字了。因为儒家以文为主为中心，显得儒家和文字和书本更密切。儒家的光辉，不是儒家本身，而是文字和书本的光辉。

一  独尊儒术的背景

黄帝到商周，是生产效能领先于人的生育生活的，人的反面消极倒退的一面，比正面积极向上的一面，要少得多。 人际之间的矛盾要少得多。 人的生育人口数量规模较快增长。 使得脱产不用劳动，能不劳而获少劳多获的统治阶级数量和程度逐渐增多逐渐增强。 到春秋时期开始超过了临界点，既超过了物理客观的临界点，也超过了人民的认识和心理承受的临界点，于是开始矛盾剧烈。

这里有一点非常能动性的是，人民的识字教育以及认识思维能力也是随之提升的，使得人民更加主动的反对统治阶级不劳而获的数量和程度。所以就显得矛盾更为剧烈。 凡是老百姓觉悟高的地方，包括心理觉悟、客观的受教育水平等高的地方，或者被启发鼓动煽动起来的地方，造反都是更容易的。 所以，到春秋时候，就已经越来越不天下大同了，到战国就彻底大乱了 。

战国，是国与国之间的国际战争，是中华民族对于统一统治的道路，在进行选优。当然非常残酷。汉武帝初期，是统一统治确定了以后，国内的内斗，不再是国际的。国内的内斗，就自然是为了争权夺利的统治阶级统治地位的私欲了。

独尊儒术，就是在内斗中为了满足维护统治地位需要而应运而生的。这个时候，基本上没有为人民的生活生产了。

人民总是靠自己劳动而劳而所获，不压迫剥削别人。再次，人民总是占人口绝大多数，是构成国家民族的主体；统治者却总是少数，并不是主体。

先不说生产力本身即是人民的生产力，是人民的勤劳实践和主观能动所创造出来的，就单说无论生产力水平是低还是高，人民总是自己亲手劳动的。作为带领人民的人（就是现在的政治权力人物），他们的天道他们的德，是为人民的道路清除腐朽的障碍，甚至开创新的美好道路的。

不为人民生活生产的办法理论思想主义，而为内斗的办法理论思想主义，就是内耗弱化国家民族人民了。早期人们生活生产、军事政治，都相应的简单，所以统治者素质之贤能被更单纯的得以凸显出来了。在后期，统治者素质之贤能逐渐让位于权术厚黑政治手腕。早期，政治的任务是为生产为和平。汉武帝初期开始，政治的任务是为统治者私欲的维护统治地位，而不怎么管人民的生活生产。 为生活生产，则会着眼于人民及其民生。就会重建设重发展。为统治地位，就会重维稳重税收重剥削。

所以，儒家从来没有能够做到强国，却从来加深了人民的苦难。

儒家的道路的方向，根本就错了。

二 中国和西方的政治生态比较

西方可考的信史，大概只有四百年。四百年以前这时段是东方文明在驱动西方。像病人吃药了之后慢慢开始恢复的过程一样，西方在吃了东方文明这剂药之后，开始慢慢恢复。在这时段之前，西方历史可被称作“史前史”，根本搞不清楚。

文明上升到国家民族政治阶段，西方是很晚的，这在古文明作证那个帖子中有广泛而深入的内容了。那么单就政治而言，西方民族由于血缘混乱，文明的民族化程度很低。于是只较多表现为各股势力的生活生存型之争，较少表现为生产型之争。于生产型斗争上，西方人自身无力，则转向生产资料的掠夺。这是西方人文明史的主要内容和形态。当后来国家形态逐渐成熟以后，对生产资料的掠夺就成为了他们的文化传承。所以在国家层面上的政治，就是在掠夺中的各股势力的斗争，各股势力旗鼓相当，谁也不能战胜并统治谁，因而一盘散沙，也就“民主”的互相商量互相对峙互相妥协了，这就是西方的民主。

在这民主基础之上所形成的政治，也就是所谓的契约政治了。他的政治管理也就是契约管理或合同式管理。政治表现形式也就是违反合同遵守合同仲裁合同这种层次了。

他们是没有民族性的发展目标的，什么功在当代利在千秋为国为民这类的中华文化，他们是没有的。所以他们投票选举型的政党政治，就是只顾眼前了。但是由于财富和权力有着世袭的需求，为了个人及其家族这极少数人的利益，资本大家族还是有着一定长远的眼光。可是因为人少，他们的智慧和力量的持续性是不够的，远远不能跟我们家国同构的血缘亲人以至于全民族的合力相比。

资本大家族由于与人民的利益相违背，所以不敢公开掌握政权，怕被人民的怒火所消灭。因此无论是行事还是国家层次的政治，总是做不到阳谋，而只能阴谋。资本大家族所派出来的站在前台的代理人，就必然受制于阴谋。因此，西方政治管理的形式，就是契约合同范畴下的阴谋，虽然有着一神教的宗教外衣，但是总是不能长久的。

而我们中华则不同。中华的政治，是天道的政治。政治人物哪怕是虚伪，也必然不得不口头上遵循天道，否则他就混不下去。这是反面的情况。而更多的是正面情况，即政治必须以德配位。起主导作用的政治人物，在长时期时间范围内，总是要说为人民的。并且在毛 以来以及以后，更明确了领导人是人民的一份子，而不再是天子，权力来自于人民，而不是皇帝权力来自于天臣子权力来自于皇帝。

西方政治是资本大家族和前台政客的事，新中国政治是人民的政治。虽然有过堕落，但现在又有所回升。

三 儒家的虚伪和病根


到孔子时为止，中华文明文化已经形成了很多诸子百家，在孔子之前就已经有儒家，在孔子之后儒家则被“孔儒”以冠盖了。到了汉朝才被独尊。以至于五代以后，孔学名高实秕糠，是作为装饰的帽子作为头面招牌的，实际上施行的都是秦法。这已经是种虚伪了。

虚伪，早早就成了儒家的基因，所以摘桃子实在是习性所致，不摘桃子才是异常。

儒家之所以能摘桃子，是因为儒家是统治阶级的装饰头面。统治阶级为了自己的头面着想，总不会自打脸面，所以就容忍了儒家，或者说跟儒家合作了。儒家有此依仗，所以才能够摘桃子。若是别家出来摘桃子，肯定会被儒家抹黑。正是因为如此，儒家才对毛 恨之入骨。也正是因为如此，儒家才对邓小平恐惧入骨。因为毛 文化深厚看得透彻，对腐儒弃之如敝履。因为邓对文化不感冒，对儒家没有认识，而没有跟儒家合作，没有给儒家机会。

只有不够真诚不够强大的统治者，才需要跟儒家合作，才会使得儒家觉得又有机会了，又跳的欢了。历史以来，为什么儒家不能治国强国？就是因为国家或国家领导人一旦强大，就不会跟儒家合作，儒家就没有机会。所以，儒家主导国家的时候，都不会让国家和人民强大，以使得儒家有这机会。

明朝自从朱元璋和朱棣以后，从朱棣的儿子朱高炽即明宣宗开始，所产生的文武分化文高武低，即是因此。到土木堡之变以后，文官彻底凌驾于武将的形势底定。让武将打败仗，不停的打败仗，以证明武将无能无用，不就自动下台而让文官上台了嘛！想想三杨以及于谦，皆为此道之人。于谦作为十几二十年的三边老大，把三边给腐败得不成样子，他心里一清二楚。即使皇帝亲征，依然在粮草和情报上不停的给皇帝挖坑，才导致兵败的。历史上文官腐儒的地位比不上武将的时候，就要搞掉武将们的项目，让武将们无用武之地而地位下降，相应的文官地位不就被对比凸显而高了嘛！这帮废物，不能用为人民再立新功的正面积极向上的作为而来争的地位，只会用下三滥的害人害己的丑恶招式套路。

儒家唯一的好处，就是不管怎样，总是搞了学校教了别人识字。人民识字了，对于其他追求才有了起点。 但是，教人识字的，并不仅仅只有儒家，其他各家都教的，只是儒家做得比较好一点。

儒家的功劳，其实接近于等同工具的作用。至于工具怎么使用，儒家就不管那么多了。就像我们识字读书，识字读书了以后，是变好人还是变坏人则难说了，是一样的道理。儒家的价值，是在文盲社会中，才能被凸显出来的。因为儒家识字而老百姓文盲不识字嘛！

而在识字的社会，人要怎么样变怎么样分化，儒家起不到那么大的作用的。 所以儒家本为识字读书的，却反而喜欢搞愚民那套，正是为了凸显他那丁点作用而已。 这就像一个人的进步，不是靠创造的增量，而是靠压制甚至毁灭的减量。选择的是反面消极倒退的方向。这也是官僚文化的方法论根本，官僚往往喜欢的不是自己创造出多大的贡献，而总是喜欢踩在别人的身体甚至尸体上往上爬，用别人的献血染红自己的顶戴花翎。 很多的人际关系职场斗争，这种现象很普遍的。有本事做出更大的贡献啊，可是为什么老要踩低别人自抬身价呢！ 归根结底，这是因为踩低别人而自抬身价，是种不劳而获少劳多获的轻松办法嘛！

要不劳而获少劳多获，就必然有劳而不获多劳少获，这就形成一对矛盾了。而任何人，没有谁愿意被劳而不获多劳少获的。 而儒家因为多文而少于实践少于生产，要生存则更倾向于不劳而获少劳多获，更倾向于制造出来劳而不获多劳少获的制造矛盾。而儒家自身又不愿意承认这点，所以找诸多借口，这就形成了儒家虚伪的病根了。

坏人都是这样的，特别是虚伪的坏人，就像美国，高科技就拼命封锁，民主自由就拼命怂恿。好的遮掩起来，坏的教给别人怂恿别人。都是一样的套路。

好人坏人是儿童眼中心中来分辨世界的，这是最直接的最真实的最有效。可是却被否定，说没那么简单。这就是坏人故意搞复杂而为坏人自己创造空间的。

儒家，基本上就是沿着这条道路在走。 而道家，就像儿童，尽说真话。 老子是从实践从事实出发的。儒家是从意识形态出发的。而意识形态是在劳动实践之人的集合“社会”当中产生和演变的。所以起点不同，老子起点实事求是，儒家起点意识形态。意识形态依附于劳动实践，因此儒家总有依附性。

为什么愚民教育几千年？就是因为否定人的分化否定人的主观能动性。儒家那么重视教育和文化，甚至于唐诗宋词那么高的艺术水准，却几千年来广大人民却识字的都不多？到了毛 才真正让老百姓脱离文盲？按理说，儒家应该大行教育推广之能事，可为什么文盲那么多？这是不是又是一种最大的虚伪？

以前老百姓多不识字的文盲，儒家就占这个便宜而已才显得唯有读书高，毛 让大家都识字，他们就占不了便宜了。就必须亲自劳动自食其力了。这就是那些所谓知识分子伤痕文学的根本原因。 现在则只要再掌握一点基本认识论和方法论，掌握一点哲学和学习方法，儒家就更占不了什么便宜。若是再掌握一些行业本领或专业技术，儒家就彻底没戏了。 现在能占优势的，只能占信息不对称信息垄断权力垄断的优势，在经济上占优势。而在文化上，没什么人能占优势的。

毛 就是通过普及教育，使得人们在文化上在人的主观能动性上，平等了起来。使得人之为人的人格，更加平等了起来。

这就是新中国人民的尊严，有了这人之为人的人格尊严平等，才发挥出了翻天覆地的创造力。所谓生产力，也只有在人之为人有了人格尊严以后，才能被人创造出来。以前就是人民被打压，所以什么生产力也搞不出来，自然就落后了。毛 就是开辟了这样的一条道路！所以毛 下的人民，无论是军人还是农民工人，才那么伟大！国民党的军人，到了毛 共产党下，就立刻截然不同了。

现在的原因，是生活生产已经基本无忧，脱产者多了起来，玩文者有了一定空间，可是却又没有找到人的发展与全面解放的正确道路，只好回头去玩儒家了。那些脱产而自由者，本应该把人的主观能动性人的智慧用于开拓用于创造，可是现实的是，他们都用来干什么了呢！多是纨绔二世祖暴发户般的作为了。

四 孔子本人

1.孔子的方法论和认识论

夏商周的更替，夏到商还主要是自然更替。商到周，则更多是文化之社会性更替。周文王及前各周王，在文化和意识形态上着力最多，因而启发、引导甚至鼓动、诱导、煽动，把人民号召了起来，主动进行革命，所以才推翻了商朝。因起家为此，所以周朝立朝以后才于文化和意识形态上最为注意。这跟毛 是从文化和意识形态着眼号召并组织人民，是一样的。

对文化和意识形态的管控，导致周朝逐渐搞出庞大的礼，以至于形成“礼制”，而于后世演变成“体制”，使得“体制”几近等于“礼制。但是到了统治阶级腐败以后，“礼制”“体制”就成了桎梏和牢笼。面对腐败的统治阶级，孔子还要信奉并坚守这套腐败的“礼制”，这就是孔子最大的缺陷或者可以说是反动派了。

人的分化这个矛盾，是不可能彻底消灭的，只能而且也必须朝着人的美好愿望方向，尽可能的减少，比如减少到世界上只有一个坏人。但一定有坏人，也一定需要坏人，因为没有坏人就没有好人，就不能把人的分化顺利进行下去，人就会变傻或者消亡。只能而且必须朝着人的美好愿望方向，这是主导方向者即当位之人，应有的基本准则。若没有，那就是德不配位必有灾殃。

无论儒家还是什么家甚至什么宗教，一切都要从人出发，因为都是人的事，不是别的什么东西的事。而人的事，除了自然人以外，作为社会人这属性，根本的就是人的分化以及分化之中的矛盾。从这出发，看待一切社会及其文化、政治、经济、军事、艺术和意识形态等等，首先区分出来新和旧。第一是新人和旧人，第二是新法和旧法。第三是旧人之分化。从个人切身之生命、时代、时间之有限性特征出发，来观察和判断社会，也就是自身当下的政治经济斗争态势，就要着重于第三条，也就是既有的、现有的这些人的分化。通俗而言，即所谓“知人论世”。不知人，则不能知事，就更不能论世了。总之，一切都是人的事。

作为解决人的分化这矛盾的一种方法理论的儒学，主张用“礼”来实现目的。孔子则是主张用“周礼”。首先，不说具体如何，他在方法论上，就是不完全正确的。他是向后看，在历史中寻找办法，却机械了顽固了教条了，没有向前看没有创造新的办法；这就否定了人的主观能动性，更否定了能动性中的正面积极向上的这一面，更没有认识到人的分化是人的基本事实和规律。人的分化，其实表现形态就是人的主观能动性，具体表现出反面消极倒退和正面积极向上以及介于中间的状态的三大类形态。孔子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非常偏颇并且缺陷。【但是孔子作为其个人本身，却非常符合了人的分化人的主观能动性这个规律，之于“学习”，孔子很积极的，只是没学正确而已。另外，作为其个人，在人的分化中与其他人比较鉴别起来，当然是非常优秀的，也可以称得上非常伟大的。再者，之于“学习”，他愿意并乐意去教别人，在人格上，这就绝对是非常高尚了！想一想，那些不教别人或者教坏别人的人，是多么可耻！】

于孔子而言，要解决人的分化这矛盾，用周礼这成熟的一套，当然来得简单，不用去创新方法论嘛。可是这旧方法不符合人的分化以及当时历史事实。孔子没有实事求是。

如今儒教者，或各类儒家之人，也同样如此，在方法论上，总是脑袋里有屎，总不顾实事求是。你可以看到那些人的发言或思想或心态动机，其实是方法论和认识论的懒惰与教条。而懒惰与教条，这个特点，就是既得利益者最容易也最多具备的特点。 所以，单就方法论和认识论来说，儒家与既得利益者或称之为落后统治阶级，是同构的。天然的容易成为一伙人。

为什么不能正面积极向上的方式，而非要反面消极倒退的方式？这就是儒家的病根所致！因为他们否定人的分化否定人的主观能动性，只会向后看并且机械顽固教条的使用旧的成熟却不符合新的变化了的事实的老套办法，不会发挥主观能动性来创造新的办法，因为他们方法论和认识论都有问题都是错的。这就是孔子以来儒家的病根。

孔子以后，儒家不是被篡改，请注意这点。而是把孔子机械教条向后看而不发挥主观能动性积极创造新办法地向前看的错误，把这方法论和认识论的错误，进一步的恶化了，相当于走上了歧路，于是就越来越错了，越来越不堪了。也就是说，由于孔子的起点上不正甚至错误，导致后续的恶化，至于程朱理学之时而钻入了死牛角尖。所以，不是被篡改，而是恶化。若是认为是被篡改，就好似承认孔子是对的，只要恢复到孔子就能得到正确办法和道路一样，这就大错而特错了。

2. 孔子乱世求和平

孔子一方面向为恶者的腐败统治者乞求。这不为奇事。关键的是，孔子同时更严厉的要求老百姓逆来顺受不做反抗，反抗就违背礼了。为了老百姓和平安宁，某人忍辱去乞求为恶者，虽然方法不对，总也算得上伟大。如果仅止于此，危害在他个人。可是同时要老百姓逆来顺受不要反抗，不就是危害更由老百姓来承受吗？所以，毛 首先从方法论上就不赞同，主张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主张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斗争求和平则和平存，主张造反有理。老百姓不造反，幸福不会从天上掉下来。为恶者是不会施舍的。

在思想上，周礼是既成之旧法，即为统治阶级所立之法，有着统治阶级的暴力作为支撑。对于新的后人来说，既成的旧有的原统治阶级，大多都是桎梏是牢笼。桎梏和牢笼，必然要被打破，不是被自己主动打破，就是被新的后人打破。孔子信奉并坚守既成的旧有的原统治阶级所立之法，维护了桎梏和牢笼，自然是要被打破的。孔子不能与时俱进符合变化了的新的事实，更不堪的在于，他同时反对新的，那么新人怎么办呢？子孙代代之新人无穷已，旧人总要死的。皇帝不会万岁，人民才万岁。所以，毛 才说造反有理。 毛 的“造反有理”，这造反是广义的造反，不仅仅指的是推翻反动派的革命斗争。广义的造反，指的是追求公平，造反手段可以灵活丰富，比如正面的合法的追求，比如革命的战斗的“不合法”的追求。“患不均”是天道的人之为人的正义，这里的患不均指的是针对社会分配原则和规则不公平的患不均，不是个人私欲下的扯平的斤斤计较。

毛 为什么要鼓励生育，因为新人才能对既成的旧有的进行“造反”。因为新人是一张白纸，才能更好的形成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的新文化。因为改造旧人太难了，由旧人而去改造旧文化就更难了。

新人总是断绝不了的，旧人特别是旧统治者自己，总是要死的。旧的统治者能够做到断绝新人的出生吗？或者杀光现有的被统治的人民吗？就算杀光了人民那么他又能统治谁去呢？难道自己统治自己，自己压迫剥削自己吗？面对新人与旧人这个最大的自然天道力量，任何人都是无能为力的。

孔子信奉并坚守周礼，的确表示出了孔子于乱世求和平的良好愿望。可是，孔子却不管乱世之由来的原因，这原因正是既成的旧有的腐败统治者自身所造成的，还要求旧人自己或新人不去追究原因，害怕统治者的暴力，而跪拜以乞求统治者这坏人的施舍，向恶人坏人求善良，这不是太假了嘛！

儒家或儒家者，往往是说的好听，私底下做的却是相反的一套，自私自利。当然不排除少数人大公无私，但绝大多数都是私欲横流者。这两千年的虚伪，实在也是受够了！在虚伪中苟且，所以自孔子始，到晚清民国，后来又有腐败，虚伪不是严重嘛！只有毛 之下，才是真诚的赤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