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防值多少钱？全中国人的身家性命值多少钱，国防就值多少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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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就第408位讲者 李洪波
航天科技集团
钱学森运载技术实验室高级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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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的背后都是困难。华为孟晚舟事件再次警醒了我们，当今世界不是桃源仙境，人类也从来没有走出过弱肉强食的大丛林，只有当你弱小的时候，才会发现坏人很多。
我来自中国航天，其实华为的同款故事早在20年前就在航天事业中上演过。
20年前，中国火箭以低廉的价格和快速的产品迭代，迅速在国际卫星发射市场上占据了一席之地。
就在中国航天形势一片大好的时候，美国出台了一份考克斯报告，声称中国可能利用发射美国卫星的机会，刺探美国的航天技术，并以此为由全面禁止使用中国火箭发射美国卫星，甚至任何含美国制造零部件的卫星也不被允许。
要知道，美国当时不仅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卫星生产国，也是最核心的卫星零部件生产国，考克斯报告一经发布，中国火箭在国际市场上就等于被扫地出门了。
然而，在被甩20年之后，中国火箭的发射次数在2018年超越了美国，位居世界第一。我觉得中国航天可以跟美国说一声谢谢，感谢你当初爱搭不理，终于逼我们活出了自己！
2018年圣诞前夜，SpaceX的老板埃隆·马斯克发了一条推特，惊叹中国航天发射次数首次超越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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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我们做航天的一向都比较谦虚，老先生们反复提醒我们，要看到和发达国家的巨大差距，因为目前美国的在轨卫星数量基本是中国的四倍，而且技术也非常先进。但毫无疑问，中国正在从航天大国走向航天强国。
造导弹的去做钛合金骨灰盒
回顾改革开放的40年，中国航天和航天人在这条通天之路上都走得非常跌宕艰难。1970年的时候，我们把中国第一颗卫星送入了太空，到了1984年的时候，已经形成了比较完备的火箭发射能力，但当时的社会环境发生了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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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有这么一句话“造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火箭部的同志为了挣一点钱，曾经做过电子琴，更夸张地是，有人还造过钛合金骨灰盒。
这些事，今天我们说起来像是一个调侃，但是造火箭的人才为生活所迫去造骨灰盒，是一个非常心酸和无奈的举动。那一年，火箭院招了10名硕士生，临近毕业走掉了8个。
中国航天是幸运的，那批做过电子琴和骨灰盒的老前辈们并没有忘记初心，他们不屈不挠又与时俱进地闯出了一条中国火箭的国际市场之路，他们面对着美国政府的阻挠和中美文化的隔阂，同时也面对着发射筹款失败、濒临破产的窘境。
当时中国代表团去和美国公司接洽发射业务，还没开始详谈，就被别人草草打发，事后才知道，当美方代表看到我们入驻的平价旅馆，就认为我们是一群骗子。
若干年后，我被派美谈判，老先生们给我的建议就是买几身好衣服，住得一定要好，不然会被当成骗子。
但这些老先生非常厉害，在如此困局下，不到十年，就把中国火箭在国际市场的发射占有率提高到了7%-9%，并且非常有希望拿到国际通信卫星组织后续的全部发射订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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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的时候，我还是一个路都走不稳的小朋友，我的父亲是一名军人，心血来潮送我去了武术队。我至今还记得父亲当时特别神叨叨地跟我这个蠢孩子说：
“有文事者必有武备，否则长大了白被人欺负。”
直到我高考结束、填报志愿的时候，正好赶上中国火箭被国际市场扫地出门，当时的长辈们看到我填报志愿写航天专业，一脸凝重地和我说，你要想好了，这一行是赚不到钱的，毕业的时候很有可能连工作都找不到。
我上大学的第一堂课，我们的班主任非常坦诚地跟全班同学说，你们换专业吧，这一行没有前途的。很多年后，我才知道，当时的航天院所已经在做人员遣散了。
国防值多少钱？
戏剧性的转折发生在1999年的5月8号，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消息传来的时候，我正在学校武术队里跟着教练练刀，当时我的脑子里就回响起父亲小时候跟我说的那句话，“有文事者必有武备”。
正当中国航天专心致志经商盈利的时候，人家不但以莫须有的罪名把你赶走，还朝你扔了一颗炸弹，逼着你去思考国防值多少钱。国防值多少钱？全中国人的身家性命加在一起值多少钱，国防就值多少钱。
从那以后，社会上开始有越来越多的声音开始说，我们要仗剑经商，要有亮剑精神。从那以后，中国火箭从国际市场退回来，开始专心搞自己的空间基础设施建设。
航天任务日渐饱满，那些在外企兼职的高校教授，乃至一些曾经想辞职的老师，都回到了校园教书、做课题。我们航天专业的高考分数线连年攀升，一度超过了清华，直到清华也开了自己的航天专业……
然而，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在我本科快要毕业的时候，我跟着辅导员去了一次老三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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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一个大山沟里的老牌航天单位，承担着重要的国家发射任务，单位年年拿奖，但是它的基础设施和薪资待遇基本还冻结在80年代，但凡有点想法的年轻人都跑去外企挣钱了，剩下来的人全靠着一种精神在撑着。
我们看着心里哇凉哇凉的，在回校的调研报告中我就写了这么一句，表达我对当时航天事业的心情——“莫赞冬梅艳，雪辱霜欺事业艰”。
等到我的毕业季来临之际，进入快速发展期的中国航天面临人才短缺的局面，恰在此时，互联网也正开始冒头，同样缺人。这时候的航天事业就要和外企、互联网企业以及国外的顶级高校抢人，航天行业开不出优厚的工资，也很难描绘什么光明远大的前景，所以优秀人才流失非常严重。
当时我的导师有一个非常得意的弟子，拿到了麻省理工和斯坦福的全额奖学金，这位师兄就出国了，再也没有回来。老先生因为这个原因，很多年都不愿意再招学生，后来每当我被派驻国外，很多老前辈都会特别叮嘱我说，“小李，你可一定要回来啊！”这真的是被国外抢人给抢怕了。
其实关于这个问题，我问过我的父亲，他过去是一位边防战士，对这个问题很不屑。他说他在守边境线的时候，左脚进右脚出，一分钟就能出十几趟国。所以问题不在于你出不出国，在于你出去干什么。是去做一个二等公民吗？
世界看我们的眼光在变，我们自己也在变
这让我想到了当年到美国进行国际交流的遭遇。交流会的现场有一个十几岁的美国小姑娘，非常优秀，小小年纪就在国际会议上侃侃而谈，会后我跟同去的同学非常热情地去与她交流，她也非常热情地回应了我们，但就在我们合影完转身的瞬间，我听见她低声和同伴说，“我不喜欢中国人。”
我非常惊讶地回头，生平第一次体会到什么叫翻脸比翻书还快。她是一个小姑娘，我可以理解她的童言无忌，但我仿佛看到了考克斯报告出台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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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过了若干年，我坐在英国航天大会的会场里，正在播放庆祝英国首位宇航员即将进入太空的宣传片，名字叫做《宇航员的魅力没有人可以阻挡》。全场欢欣鼓舞，我也由衷地为他们鼓掌，但是我的内心很诧异，因为我们的宇航员已经进入太空十几年了。
在我的印象中，英国是一个非常发达的国家，难道你们的宇航员还没有进入过太空吗？也就是那一刻，我忽然意识到，我们心目中的发达国家并不是事事都比我们强。
也是在那一年，在伦敦的地铁里，我遇到了一个英国人，他非常热情地和我说他去过中国，他说你们的路是新的、楼是新的，我觉得你们不是发展中国家，你们就是发达国家。我发现，世界看我们的眼光，以及我们自己，可能都已经慢慢发生变化了。
在我博士毕业的时候，长征运载火箭刚刚完成它的第100次发射，这前100次一共花了37年。目前，中国长征火箭已经完成了296次发射，这10年的发射量是过去37年发射的两倍。
老一辈的航天人临到退休，给组织提的唯一要求就是想去一次发射场，亲眼看一下自己设计了一辈子的火箭到底是怎样被发射进入太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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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海南文昌发射中心边上建起航天景观园，普通的老百姓也可以在那里观看航天发射，这就是时代的进步。
强国，是为了尊严
但是在这种高强度、高增长的背后，是我们一线员工面临的社会和家庭的不理解。我母亲经常特别惆怅地和我说，你怎么选了这么一行，连找对象的时间都没有。所以航天的单身青年经常会自嘲说，“有一种单身叫做干航天干成单身”。
所谓高科技人才拼到极致，是一个什么样子呢？有时候连夜调代码，我就觉得我的喉管和心田随时会爆炸吐血而亡；庆功宴上，也是一群大老爷们在那抱头痛哭；发射失败的时候，有的总师一夜白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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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主席送给中国航天一段话，“探索浩瀚宇宙，发展航天事业，建设航天强国，是我们不懈追求的航天梦”。什么是“强国”？在唐朝诗人王维笔下，那是“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但是我们想要的强国就是万国来朝吗？
其实我们想要的，无非就是你不要动不动就炸一下我们的使馆，不要心血来潮就出台一个报告把我们扫地出门，不要天天嚷嚷着我要加关税、我要制裁，在我这挣得盆满钵满，最后还要在你背后插一刀。
中国人想要成为强国，可能无非就是想在国际上被人平等以待、想要和平共处，我们想要尊严。
2018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2019年是新中国建国70周年，也是五四运动的100周年，在这里，我想致敬一下建立新中国和为新中国打下了坚实基础的老前辈们。
改革其实就是一种传承，父亲和我说：
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使命，
好的传承就是一代更比一代强。

祝东力：我们这一代人的思想曲折
2016-10-11 21:21


【编者按】 中国大陆自1979年实行经济改革，逐步向资本主义转轨，一大批知识分子纷纷右转，成为西方自由主义的俘虏，但自1990年代后，国际局势丕变，美国独霸世界的野心毕露无遗，中国大陆在体制变革的过程中，经济、社会、文化发生了重大的结构性变化，促使一些肯于深思的知识分子重新反思中国与社会主义的问题，回归左翼的立场。去年的12月26日是毛泽东111周年的诞辰，祝东力与左大培两位先生发表了纪念感言，很能反映大陆一部份中青年知识分子的观点，从中可窥见大陆左翼思潮复兴的消息，值得细读。



“我们这一代”大体是指从50年代后期到60年代出生的人。当然，逝者如斯夫，代际划分不可能像标尺刻度般精确和划一。但是，往前区别于1949年前后出生的红卫兵一代，往后区别于“70后”一代，比较来看，这几代人的经历、个性和思想的确是各具特征的。我作为“这一代”人中的一员，把自己以往尚带着余温的思想曲折叙述出来，也许有点滴的价值，至于有多大的代表性或普遍性，则只好由大家来判断了。

在我们这代人的经历中，有几个关键时期和标志性事件，这就是文化大革命和林彪事件，80年代和八九★事件，以及延长的90年代。

1、文革的转折和红色理想的退却

这一代人中的年长者的确有文革前的点滴经历，但对于整代人来说，最重要的早年记忆无疑是文化大革命。这是20世纪漫长的中国革命抵达顶峰，旋即又面临深渊的时刻。在这个早年记忆中，游行和集会，红宝书、大字报和两报一刊，以及连环画、革命歌曲、战争电影、样板戏和毛主席诗词等等，连成片，漫漶不清，却又色彩分明。

我们早年的这个红色背景在确立的同时，也由于1971年的林彪事件而渐渐退色。以这个事件为转折点，文革政治理想开始瓦解，20世纪中国革命也因此走向末路——实际上，中国社会从此进入了一个后革命时期：就是说，革命的体制和意识形态还在，但是内在的激情和想象却退隐和消失了。一个虚无主义的时代来临，红卫兵一代中的许多人走上怀疑和探索之路，逐渐右倾，北京等大城市出现了地下文艺沙龙，中国的现代主义诗歌即朦胧诗也开始崭露头角。这个时候，我们这一代正处于自我意识和社会意识萌芽、成长的时期。在虚无主义的氛围中，与红卫兵一代人的怀疑和探索不同，在我们中间形成的是一种调侃、讽刺和颠覆的人生态度和语言风格。多年后，北京作家王朔风靡一时，由他所代表的那种价值立场和话语方式席卷中国主流社会和主流文化：调侃、讽刺、颠覆，或者说嘻皮笑脸、油腔滑调，从影视、戏剧（小剧场）、网络论坛、手机短信直到日常人际交往，几乎无处不在。其根源当可追溯到林彪事件后的那个虚无主义时期，而王朔本人也绝非偶然地属于50年代末出生的那一代。

毛泽东时代，中国在国际范围内实际上处于武装割据的状态，整个国家面临美国及其盟国的战略包围。中国通过艰苦卓绝的抗美援朝和援越抗美两场战争，终于打破了这一国际战略包围。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华，此前一年，中国恢复了联合国席位。这个时期，各西方阵营国家纷纷同中国建交。这意味着，国际主流社会被迫承认了新中国的合法性，并接纳中国进入主流社会。这个时候，中国已精疲力竭，同时也面临重大转折。

此前，准确地说，自1840年以来，中国一直处于“救亡”阶段。所以，即使是在1949年以后的建设时期，由于美国及其盟国的战略包围，中国仍不得不以重工业和国防工业为重点，整个国家从经济、政治到意识形态，都处于一种准战争体制。但是，由于国际主流社会同中国关系的根本性调整，此后，中国将进入“发展”阶段，并将实行与之相匹配的和平体制。实际上，中国结束国际范围的武装割据，势必面临更为复杂的形势：这个形势既不同于以前从朝鲜到越南的比较单纯的战略攻防，也不同于美苏之间冷战式的战略对峙，而是需要同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既斗争又合作，斗而不破，外圆内方。面对这种全新的形势，中国在经济、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各方面显然都缺乏准备。而此时此刻，又恰逢文革陷于困境，毛泽东进入暮年，身心疲惫的中国已无力进行主动的战略调整了。

这一切都不是当年的我们所能理解的。我们只是凭着直感，感觉到革命的意识形态越来越空洞化泡沫化，高亢的政治话语同单调、刻板、萧索的现实生活越来越形成反差。就在我们对革命开始调侃和嘲讽的同时，另一方面，由于中美战略和解，以及中国同国际社会的交往，一个不同于以往的 “西方”形象浮现在我们的视野中，而且这个形象越来越膨胀，越来越美好。在早年的“红色时期”结束后，我们人生经历中的一个“蓝色时期”开始了。

2、改革的挫折和西方思潮的反思

从1949年到1966年，经过十几年时间，中国革命已经日益体制化。就思想领域而言，由于中国在国际范围进行武装割据，理论同其它产业一样受到国家权力的高度保护，既没有机会、也没有必要同对立的观念体系进行真正的思想交锋，并通过这种交锋使自身的理论能力得到锻炼和提高，因而日益封闭、教条和僵硬。所以，从思想史的角度看，到1966年，中国社会主义本来就面临一个自我更新的历史任务。文化大革命正是一场天命所归的革命内部的革命运动。但是由于这一运动全面溃败，导致革命理论及其价值系统在年轻一代的意识中发生动摇，并渐次瓦解。拨乱反正，无非就是回到“十七年”的思想模式，这种在文革前夕就已经难以为继，因而日益僵化的意识形态，又如何能应对文革之后更为复杂的局面呢？

进入70年代末，在自身理论严重单一和信仰危机的情况下，重新返回国际主流社会的中国，迎来了西方思潮的大举涌入。

1980年我上北京大学，此前的高中生活非常单一，视野也十分狭窄。入学不久，恰逢北大学生竞选北京市海淀区人大代表，加上几乎每晚必有的学术讲座，各种观念、理论、思潮环绕左右，身如浮萍，似乎只能随波逐流。这些观念、理论和思潮尽管纷纭复杂，但其总体的价值取向又是相当明确的，即怀疑和反抗现实体制，这是文革造反精神夭折之后在新时期的延续，同时也多少契合了我们正值青春期的躁动心理。

文革造反传统在新时期扭曲地延续——整个八十年代由启蒙知识界发动的全部思想和文艺运动都可以放在这个框架内来理解。对峙的一方是现实体制，另一方是激进知识分子和学生群体，这同文革造反运动的结构惊人地相似。唯一的区别在于，文革依托的是毛泽东本人及其晚期思想，而八十年代启蒙的背后则是西方自由主义理念以及各种若隐若显的境外政治势力。也就是说，从左翼的方向对国家体制进行反省、批判和吐故纳新的运动失败以后，取而代之的是右翼方向的持续努力。从激烈抨击中国传统文化，到鼓吹多党制、私有化和意识形态多元化，启蒙知识界从抽象到具体，从历史到现实，从课堂书斋逐步走向街头政治，最后迎来了1989年的广场风暴。

有好几个亲历者对我说过，枪响之际，他们所在的路口都有人喊“橡皮子弹！橡皮子弹！”这给我很大刺激。我知道，这绝非孤立的判断，而是从这十年来形成的整套“意识形态”中得出的一个结论，是从这十年来关于中国与世界、历史与现实、国家与暴力等基本问题的一系列知识和理论体系中得出的一个结论。而这些知识和理论都是西化派知识精英们在八十年代极力鼓吹和传播的。

“八九”之后，我骑车缓缓经过昔日熟悉的长安街。全副武装的军人沿街把守，每隔一两米一名，一个个，数下去，望不到边。惊悸之余，我也意识到，“中国的本质”呈现了，我目击到了“中国的本质”。我不能不承认，知识精英这十年来对中国的判断全是错的，他们的知识和理论全是垃圾。

事后看来，八九运动明显分为两个层面。西化派知识精英依托西方意识形态和政治势力，在经济改革之后，以政治改革的名义，企图颠覆现存体制，从右的方向改造全能主义的国家。而普通民众则激于八十年代以来经济改革政策所造成的恶果，比如官倒（权力资本化）、恶性通胀和贫富不均，而吁求社会公正和政治廉洁，表达了一种朴素的社会主义倾向，因而在他们的游行队伍中竟纷纷打出了传统社会主义的符号，即毛泽东、周恩来甚至华国锋的画像。学生群体比较复杂，他们表面上被知识精英的西化理论所蛊惑，而其大多数人的根本立场实际是接近民众的。但是在当时，八九运动的话语权和解释权被西化派知识精英所篡据，掩盖了运动的复杂性，从而影响到对这一事件的定性。

整个八十年代，我们这代人被笼罩在上代人的影子之下。批判中国历史，否弃中国革命乃至近代以来全部反帝反殖的左翼传统，质疑国家、民族、集体，向往西方的政治、经济、科技以及语言、文化和学术思想。不必讳言，八十年代的知识体系、价值观念和审美趣味在相当程度上是可耻地反人民和殖民地化的。

我这十年的知识兴趣点先是美学和人道主义哲学，然后是西方现代哲学特别是存在主义和解构主义哲学，越来越凌空蹈虚；1987年毕业后，从读《曾国藩传》开始，辅以中国近代史，渐渐转向实学。在思想上，基本是一种泛自由主义的观点立场。坦率地说，九十年代中国自由主义者的那些思路，我在八十年代，特别是八九前后，大体都经历过。比如对儒家“圣王”理想的批判，我认为将政治与道德合二为一的结果是既无法在制度上制衡、也无法在舆论上批判当政者， “圣王”理想从而构成了东方专制主义的根源；还比如对近代激进主义的清算，我甚至把账算到谭嗣同头上，认为他血荐轩辕式的英雄主义壮举无谓地激化了清末保守与改良、政府与民间的矛盾，从而使后来20世纪的暴力革命不可避免；再比如关于私有化，按照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原理，我设想通过大规模私有化形成若干大的财团，由它们分别推出自己政治上的代言人，以此形成多党制的局面，从而推进民主宪政。

3、资本全球化和新左翼知识分子

八九之后，柏林墙倒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纷纷易帜变色。我先是欣喜，继之怅然，终而惶惑。世界经济一体化，全球资本主义，这种单极世界真的就是我们的目标吗？在国内，八十年代的启蒙主义全面溃败，继文革后期革命理想衰退之后，启蒙理想再度滑坡。在理想真空的情况下，恰逢我们这一代人进入或接近而立之年，渐渐以独立的社会身份发出声音。这代人早年根深蒂固的那种调侃、讽刺、解构的人生态度和语言风格开始登堂入室，乘虚而入地跻身于主流社会并且盛行。北京作家王朔是文学创作界的代表，这种人生态度和语言风格与伴随市场经济而兴起的消费主义文化相结合，在理论领域则表现为所谓“后现代主义”。

但是，与此同时，八九之后还萌现了另一种趋向。在八九之后的一两年里，何新作为知识界的一个异数，对中国的社会政治和思想发挥了异乎寻常的影响力。 简单地说，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时代，何新以国家主义为诉求，刷新了文革结束以来中国知识界的视野。他是九十年代中国民间的民族主义思潮的早期倡导者，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九十年代中国政府的国家主义意识形态的民间设计者。八九之后，精英知识界对何新支持政府的立场言行一片谩骂，但几乎无人从学理上认真思考或反驳何新的立论。我开始也未免俗，但渐渐却发现，何新确凿无疑地占有某些事实和逻辑。通过何新的一系列文章和访谈录，我逐渐对国家主义、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有了同情的理解。可以说，何新是中国思想界从八十年代过渡到九十年代的重要枢纽。

1992年春，邓小平通过南巡谈话的方式强力推进中国改革。从此，中国九十年代的社会特征才真正开始呈现出来，即市场经济和威权政治之下的高速增长、贫富分化、吏治腐败以及消费文化的兴起。在国家和社会迅速变貌的同时，国际上，由于冷战结束，国际战略形势发生逆转，中国重新成为美国围堵打压的对象。由于国际国内环境的巨变，我们早年关于红色中国的记忆在经过八十年代的长期压抑之后，开始苏醒。

从历史上看，中国的左翼传统可以追溯到五四运动时期。五四以后，经过大革命、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左翼传统逐步占据支配地位，并在1949年以后体制化。文化大革命是中国左翼传统的一场自我更新运动，这场运动失败后，左翼传统严重衰落，并在八十年代迅速边缘化，在知识界失去魅力，取而代之的是自七十年代在中国萌芽、复苏的自由主义传统。如上所述，在整个八十年代，我们这代人在自由主义传统的影响下求学和思索，形成了比较右倾的立场观点。但是，九十年代初期，激于国际国内的重大事变，许多人的思想迅速左转。在此期间，有一件事给我极大的触动。

1994年夏，台湾作家和思想家陈映真先生来北京，在中国社会主义文艺学会安排的一次座谈会上，我聆听了他的长篇演讲。演讲的主题大致是台湾与中国统一问题，具体内容已经模糊，但其鲜明的左翼立场、开阔的国际视野和高超的政治经济学方法，以及将社会经济、国际政治和意识形态表象从深层联结起来予以分析所表现出来的敏锐、渊博和深邃，给我留下极深的印象，借用梁启超回忆龚自珍对晚清思想解放之作用的一句话说就是：“初读《定庵文集》，若受电然。”我恍然间意识到，知识分子拥有两种彼此嬗替的传统，即左翼传统和自由主义传统。在中国，在长期衰落、停滞和僵化之后，左翼传统经过转型，完全可能铁树开花，出现一次伟大的复兴。在稍后写作的一部书稿《美学与知识分子》当中，我初步叙述了这些想法。之后，又比较广泛地涉猎了中外历史、经济学、国际政治等学科，并将各学科的知识做了初步整合，尝试从新的左翼立场出发对历史和现实进行梳理，并于1999年草写了一部书稿《反传统主义与现代化——以中国革命为中心》。

如果说，传统左翼理论一方面由于难以解释中国革命和建设中出现的一系列挫折和问题（特别是文革），另一方面由于难以容纳西方和新兴工业化国家在战后取得发展的事实，而脱离实际，走向衰落；如果说，代之而起的自由主义思想从反思文革出发，倡导回归英美主流文明，却一方面难以面对自由竞争引发的两极分化，另一方面难以认识西方依托世界体系汲取欠发达国家资源和财富的事实，而同样脱离实际；那么，在新的时代，面对新的经验，就理应在反省传统左翼的同时，扬弃自由主义传统，实现否定之否定，构建包容性更强的理论。

九十年代后期是中国思想界发生质变的时代。1996年，八十年代以来的知识分子主流刊物《读书》编辑部换届，在汪晖、黄平主持下悄然左转，对知识界散播其影响。一个以“新左派”命名的知识群体渐渐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正如历史上的印象派、存在主义等名称一样，“新左派”似乎也是由其反对派命名的。但它的确相当准确地标识了中国思想界在九十年代的动向，因而被学界和媒体广泛使用。有趣的是，从人数比例上看，和上一代人即原红卫兵一代相比，这个被称为“新左派”的群体大多属于“我们这一代”，即五十年代后期到六十年代出生的人。

此时，中国左翼传统的复兴已近乎事实。2000年夏，由黄纪苏编剧、张广天等导演的话剧《切·格瓦拉》在北京演出。该剧以其鲜明的左翼立场、犀利的语言风格和优美抒情的音乐在现场产生了山呼海啸般的反响，并在中国知识界引发了一场地震。当然，中国社会仍旧沿着九十年代的轨道继续前行，直到新世纪初叶，所以我称之为“延长的九十年代”。中共十六大之后，民间称作“胡温新政”，陆续出现了一些转机，但更大的变革仍在人们的期待中。

来源： 台湾《批判与再造》杂志。祝东力，1962年生，北京人。曾任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所《文艺理论与批评》杂志社副主编，现任《中国艺术年鉴》副主编、研究员、硕士研究生导师。

穿越文艺抵达哲学 (2014-03-18 11:52:54)转载▼
分类： 艺术与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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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候喜欢画画，大约从小学三四年级到初中二年级，持续四五年时间。为什么画画呢？是因为喜欢看“小人书”。

小人书是我们广大60后的第一读物。那时候，尤其让我着迷的是“文革”前出版的古今战争题材的那几种，像《三国演义》《岳飞传》《杨家将》《水浒传》，还有《平原枪声》《敌后武工队》《铁道游击队》，等等。小人书学名连环画，一般采用单线白描，配以简练的文字，64开，方寸之内布局造型，常常是形神兼备，颇具匠心。五六十年代是中国连环画艺术的黄金时代。这是因为，新中国的文化政策是摒弃大、洋、古，而偏向基层，侧重普及，在这种很特殊的时代环境里，适合青少年和其他低文化读者的连环画受到空前的重视，国家投入了许多人力和物力，加上当时图文作者精益求精的工作伦理，使得连环画成为那个时代极重要的文艺部类。

小时候看到的第一本小人书是《三国演义》中的《长坂坡》，是一册旧版残书，前无封皮后无封底，故事也被掐头去尾——当时小屁孩们手中传看的连环画大多如此。那会儿大约三四岁或四五岁，不认字，全靠大孩子讲解。印象极深的是赵云，英武神勇，一人一骑出入于曹军重围，枪挑剑砍，所到之处，威不可挡，而且在这同时胸前还抱护着婴孩阿斗。常山赵子龙，那真是集勇武与慈柔于一身的英雄啊。

后来，上学识字，陆续又看了几本。但是，这类旧版连环画家里一册也没有，正值“文革”期间社会上也难得一见，只能偶尔从小伙伴那里借着看；而且，一般最多借一晚，次日早上必须还。由于魔障了一样爱不释手，渐渐地就想着照葫芦画瓢，把英雄的形象留下来，于是就试着临摹。

那时候画画，在动机上实在与美术无关，主要是出于一种原始的崇拜英雄的心理。

可是，因为偶尔能得到家长或邻居或同学伙伴有口无心的几句赞扬，便有了上进心，再加上为了画得像，也不得不讲求画艺技法之类，于是渐渐有了那么点意思，除线描外，还琢磨着敷色，并逐步尝试静物素描、水彩画和水墨国画。上世纪70年代前期，功课负担无从谈起，课余时间弹球，爬树，养鱼，打鸟，滑冰，游泳，下棋，粘蝍蟟，春夏秋冬轮着玩，当然也有大把的时间画画。后来，不知不觉也结识了几个小同道，四五个人一起玩，一起画。那段时间，做梦都想当画家，什么齐白石徐悲鸿黄胄，诸如此类，整天供在嘴上。

当然，那些年，除连环画外，还有红歌、样板戏、露天电影等等，也是60后耳熟能详的文艺形式，对他们的成长有莫大影响。只不过它们对于我来说，毕竟不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仅仅构成了临摹连环画的一个文化环境而已。

1976年，大事件接二连三，刚好在10月6日晚上，清秋夜色，我家从北京东城搬到朝阳。转学，到新环境，因为落了单，画画的事就慢慢搁下了。原来一起的几个玩伴，有两个后来考了美术专业，其中一位现在是颇有成绩的工笔画家，在一所著名学院里教书。我想，如果当时不搬家，很可能会沿着美术的道儿再往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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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版连环画很稀缺，可遇不可求。于是只能退而求其次，大约从小学三年级开始，便硬着头皮啃那些感兴趣的“字书”——都是我托老爹从单位图书馆借的。第一本是长篇小说《连心锁》，写淮北新四军，从抗日战争讲到抗美援朝，至今还有印象；第二本叫《渔岛怒潮》，感觉平平；第三本是什么忘了。不久，又磕磕绊绊地读半文半白的《三国演义》，聊补连环画之缺。以后，陆续看过《平原枪声》、《林海雪原》《烈火金刚》《草原烽火》《李自成》（第一部“文革”前出版），等等。那时候趣味狭窄，非战争题材不看，因此，就很少读到真正好的作品，包括《三国演义》，在四大古典名著里也是相对浮泛粗糙的一部。所以，在我这儿，读小说也和画画一样，同文学趣味无关，主要是为了满足幼稚的战争想象。还有，看小说和画画一样，最初都源自对小人书的饥渴——因为看不够或者看不到。

真正感受到文学的深度，的确比较晚。高中一年级，没心没肺的战争审美告一段落，可能是由于青春期发作，学会了感时伤世，对古典诗文尤其喜欢，最膜拜的是《前赤壁赋》。

这篇赋体散文其实不过五百来字，却相当集中地表达了中国传统文化特有的关于繁华易逝、世事空幻的苍凉感慨。这是一种鲁迅所谓的“悲凉之气”，贯穿于整个中华古典文明，塑造了其独特的世界观：它总是在事物兴盛之际看到其衰败，在事物起始之际看到其终结，从绚烂中看到平淡，从春看到秋。它把情感主要赋予了秋天这个摇落之季，即使吟咏春天也往往偏爱暮春这个落花时节。它与秦皇汉武所代表的王霸之气彼此交织、对冲、互动，极大地平衡了后者，并对一切原始的生命力，对一切欲求、奢望、奇想和雄图给予有效的抑制和消解。

有趣的是，《前赤壁赋》感慨摩挲的那段历史，恰好就是《长坂坡》故事的前后背景。从《长坂坡》到《前赤壁赋》，巧合总裹挟着必然，对于我来说，相隔十几年，文学的世界的确突破、颠覆了之前平面展开的二维世界，使内心向深处伸展了那么一点点。所以，当初即使不搬家，即使能够继续画画，随着年龄增长，最终也会遇到内心的这个关口。

这样，高中时期，又顺理成章地做起了文学梦，不久便考进了大学文学专业。

3
我1980年上大学，刚开始还是延续高中时期的趣味，读的多半是古典文学，特别是王维，那种简淡幽远的境界，很对胃口。

不过，周围环境却是另一番面貌。当时在校园里，各种社会或文化思潮、学说、知识一片嘈杂，漫无头绪地传播、更迭、碰撞，像人道主义、存在主义以及各派现代主义，等等。同时，入学不久，刚好赶上选举区级人大代表，几乎一夜之间，校园里涌现出十几个竞选班子，都是红卫兵、老知青一代，每晚必有演讲，各路人马轮番登台，宣示各种政治设想和改革方案，彼此辩难质疑。这当然是社会进入变动期的征象。

这个时候，单纯的文学，又能够提供什么呢？

文学所承载和表达的情感，是一种飘浮、绵延、弥散的软体，沉浸其中，时间久了，常会让人有茫然自失的感觉，因此需要某种有硬度和韧性的概念、命题和理论框架来约束和范导，通过抽象、概括和解说使其定型，成为确定之物，借此获得内心的稳定感和归属感。在一个社会的急剧变动时期，内心的这种需求就更为强烈。

那时，美学界也正围绕“美的本质”等玄学问题展开大论战，吸引了相关专业的许多学者，围观者甚众，成为一时之显学。这就是当时的“美学热”，其实质是：在60年代的政治理想破灭后，知识分子群体正在构建一种新的审美理想，以取而代之。

由于对文艺的爱好，相邻学科的这股理论热很快抓住了我，渐渐地其疯魔程度便可比于当年追看连环画的情形。那时，隔三岔五，定期必到图书馆翻看各种新出期刊上的有关文章，对各家各派的代表人物及其思路观点了如指掌。同时，按计划系统地阅读美学史上的各部名著，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到休谟、康德、黑格尔、克罗齐，再到别、车、杜，等等。当然，青年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这部有名的诘屈聱牙之作，更是反复再三地研读过。

美学兴盛于18、19世纪的德国，特别是成熟于康德，一般是作为某个哲学体系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所以，通过美学，我很自然地对哲学发生了浓厚兴趣，本科毕业时，便取径美学专业，考进了哲学系读研究生。

以后几年，不可抑制地沉溺于哲学，特别是德国哲学，并渐渐锁定海德格尔，有时恍惚觉得，全部真理似乎都包藏在海德格尔的艰深晦涩的句子里。为此，曾拚命自学德文。而且，为看懂海德格尔，先去读在方法论上给他以重大启发的他的老师埃德蒙特·胡塞尔的现象学，为理解胡塞尔，又去读笛卡尔。回过头来，刚好在1989年，以每小时4页、每天20页的蜗牛速度，大半年如一日地逐字逐句通读了由John Macquarrie和Edward Robinson英译的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感觉思路还跟得上。接着，又读了他的《形而上学导论》《论艺术作品的根源》《论物》等的英译本。以后，又读解构主义哲学。

通过几年的系统阅读，总算闹明白了自笛卡尔到康德、胡塞尔、海德格尔，再到德里达，从17世纪到20世纪，三百年来所谓欧陆哲学究竟在干什么，简单说就是：在上帝隐遁之后，代替上帝，以概念为砖石，在一个绝对可靠的具有终极意义的支点上重新构建整个世界，最后，再把这个世界打碎，完成了一个思想史的循环。其实，这个哲学的循环也预示着西方现代文明从起源、兴盛到衰落，直至解体的过程。

4
在德国古典时代，康德、席勒、黑格尔都以不同的方式表述过：审美作为感性与理性混而未分的统一体，是人类从感性上升到理性的中介、过渡或桥梁。

自己上述的一点点经历，刚好符合这个重要的美学原理——以原始的英雄情结为契机，进入文艺，浅尝之后，再从这里转向哲学，由此形成了自己从感性到理性的前半个循环。后半个循环——从抽象回到具体，即通过学习历史和社会科学，从那种偏离本土经验的哲学观念，回到中国的现实——这个过程大体在90年代中后期完成，我前些年在一篇题为《我们这一代人的思想曲折》的文章里曾经涉及，属另一个话题，这里不再赘述。

研究生毕业后，几个偶然原因凑一起，进了现在这所艺术科研单位，一待就是二十几年。回顾起来，的确乏善可陈，尽管如此，还是有一点关于艺术的体会，或许值得一说：

与人类的其他领域相比较，文艺这种精神样式对应的是更精致、更细腻、更敏感的内心，如果任由其按自身逻辑片面发展，可能会使一个人的心性变得过分柔靡和脆弱——对于一个社会和文明体来说，同样如此，例如中国历史上的两晋、南朝和南北宋。因此，需要其他文化样式来平衡和校正艺术能力的发展，例如哲学，例如历史和社科，更重要的，还有各种形式的社会实践。也只有这样，才能在一个更高、更综合的立场上来理解艺术。

作者： 清江游 ：

我们过去理解前三十年是打基础的三十年远远不够，这对前三十年的评价是不完整的。其实，前三十年不仅是在打基础，也在做规划，也在订目标，也在搞突破，也在不断地开放中，也在进行着大变革。客观讲，我们特别不能低估新中国前三十年大变革的伟大意义。新中国的建立不是简单的一个国家体制的改变，它是整个社会制度的大变革，是社会体系的大变革，是经济体制的大变革，是思想意识的大变革，没有这些大变革，我国不可能取得奠定雄厚物质基础、精神基础、科技基础、人才基础的成就。同时，前三十年也是中国在世界上树威的三十年，是为创造中国和平发展机会的三十年，是维护世界和平发展的三十年，是抢抓机遇的三十年，是广泛发展结交世界各国朋友的三十年。

接上：

长期以来，我国国内总有那么一帮人为引进西方民主体制，为在中国搞所谓西方式的政治改革，配合西方集团企图颠覆我国，将新中国的七十年分割来说，全面否定改革开放前的三十年，并将此作为借口到处宣扬，把新中国的成就只说成是改革开放后四十年的成就。

不过，这次王副主席在达沃斯论坛的讲话中概述新中国成就时，明确讲我国取得的巨大成就是七十年的成就而不是四十年的成就。对这一点，西方经济论坛的创始人施瓦布曾进行挑衅，在与王副主席的交流中，说“您刚才提到了中国过去40年所取得的成就”公开歪曲王副主席的讲话，王副主席当场进行了纠正，“我讲的是过去七十年”，掷地有声啊！这表明，新中国前三十年的成就不仅在国内明确得到认可，在国际上也要公开宣示新中国的七十年是不可分割的，企图分割新中国七十年的成就是别有用心的，没有前三十年的发展成就，后四十年要建空中楼阁吗？吃水不忘打井人啊。

@回形镳 2019-02-06 22:19:46
楼猪这傻B，跳了广场舞，也不计自嘎猪似地蹦挞地哗众取宠，就还以为广场是他这个人妖的了。
混论坛发了点咸鱼贴，就以为论坛也都是他这个人妖的了。
这人妖寥无生趣到，到处写“人妖到此一游”。到了故宫也写，然后就到处嚷嚷说故宫也是他这只人妖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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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怜的安慰你一下：此刻你又一次开始发作了，内里积压的黑，总要释放出来，其实我也是很理解的，所以，我总会给你机会的，每个贴都给你留着空，等你可怜的表演，希望你在这种扭曲的表演中终于从动不动就耍娇式的省级社科进化到正常人。

关于民生经济，对比民国小资小开百分之一的“民生经济”，还是对比百分之九十九背着麻袋金元纸买米的民生？！否定前三十年不得人心！因为它事实上着意割裂前后两个三十年基础建设与发展相互承接的关系，是完全的唯心主义！况且，资源是有限的，发展是逐步的，四个馒头饱腹你却骂前三个馒头让你饥饿只有最后一个馒头让你感恩，这种市场神棍逻辑不是真坏还有什么是真坏？

有人居然完全把前三十年中国人民的奋斗解释成“坚守贫穷的社会主义”-----真是无法忍受！难道，人民革命就是为了守住“贫穷”？你们要把前三十年人民共和国的领导者与全体人民的智商污辱到什么地步？！

前三十年建设在那么困难的世界性围堵之间坚持独立自主的探索，并且正因为还有前一百年中华民族接近被殖民化的劫难背景，才有了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与道路的坚定决断，这种全新的大国独立自主性的建设与探索，在那样一种极端恶劣薄弱的内外基础性历史条件与国际环境下，有这样那样的枝节性失误，本是可以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认真具体地分析的，但，若就此以现在的“酒饭饱”标准的所谓“民生”一点，否定前三十年，这不是出于一种愚蠢就是一种真坏！并且，即使按温饱标准，若不是当年毛开启与美准结盟而获得战略机遇，引进大化肥技术设备，以及多少年大兴水利建设，哪那么容易靠几个手指头印就能解决温饱问题？！又，若不是近十年修补脱贫工程，改革开放三十年，依然还有那么多贫困落后，尤其许多农村的返贫破败现象，比比皆是，更不用说一些内地农村乡镇黑社会化而来的民生苦难，山区边远农村的持久贫困情况，否则何来近十年的脱贫返哺工程及近年来的打黑扫保护伞工程？还有诸如继续着力深化改革，以图解决教育、医疗、住房等压制人民幸福的新大山问题，你是不是也要因这种种问题而全面否定前三十年阶段的改开而只应歌颂最近十年的改开？！

过去“国外有一个议论，就是中国人到底能够忍耐多久？”，所以，要改开摆脱贫困，这听起来确实没有什么错。中国自新中国建立以来的社会主义发展，当然是要在强国而保证基本国家安全的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这原本也是建立新中国以来的一直目标与努力中的事，一时没有解决得很好，有种种实际的情况与原因，有因为阶级斗争为纲而过度强调斗争逻辑而造成的一定的主观的失误，也有国际国内客观的因素约束，可以具体分析，却实在不应该以外国的什么议论来作基准思考中国的问题，那是自失定力与分寸。

另外，改开三十年，又怎么样了呢，就没有这样那样的国外议论了吗？事实是，议论得更厉害！美国人为什么针对中国的前三十年改开信心满满地论述与期待着全面崩溃，因为已经产生的教育医疗住房金融及种种黑恶腐败等等新大山问题，而信心满满地期待着几亿手机用户起来抛弃，现在又有那么大的底气企图通过极限施压来最终解决他们心目中的“中国问题”？因为，他们恰恰认定中国人已经忍耐不住了，由内外种种中国形势恶化的流行言说为依据，内外诸多势力，针对中国改开中已经积累的问题，大有一推就倒的想象，所以，砸锅推墙理论种种在网上四处肆行，我们是不是也要因此否定这前三十年的改开？

这二十来年，美国人依据他们掌握的情况，针对中国改开中已经产生和积累起来的的教育医疗住房金融及种种黑恶腐败等等新大山问题，而信心满满地鼓动种种推墙砸锅力量，兴风作浪，期待着几亿手机用户起来抛弃，信心满满地论述与期待着全面崩溃第二苏联的出现，现在又有那么大的底气企图通过极限施压来最终解决他们心目中的“中国问题”，可真不是完全属于低智商的表现啊。

从美国对中贸易战所提出的无耻要求看，显然，极限施压促变下，既不断加压，又隐含诱导改革颜色变天之机巧，因为，他们发现，我们党领导下的事关国计民生命脉的大国企，是他们颜色演变的大障碍，当然，归根结底是，是为了着力对作为中国执政性质与执政能力所拥有的经济基础进行演变的关键斗争。

在这里，想想也蛮有意思的，你美国不是信奉新自由主义哈耶克等理论吗，不是相信历史之所以终结，就是因为“计划经济”“社会主义”“国家干预”“公有制度”“国企效率低下”才让苏联等自动解体了吗，那就让一切社会主义一天天烂下去自动垮台好好，着什么急啊，而自己尽可以按照自由主义的十个航母精准导弹崭新杀人武器以及几百年海盗贩奴殖民打砸打逻辑从胜利走向胜利好了，怎么，自由主义现在在你美国人手里，又一变成对人家的自由发展模式的选择，要随时干涉？天底下除了强盗持有这种自由主义道理，还有什么道理可言？！遗憾的是，我们的一些人，居然还真迷信了这种唯美国是从的“新自由主义”！

而我恐怕的是，是否真会有一些内部人，借已经积习的旧改革理念，完全脱离深化改革的具体情况具体问题的崭新时代变迁性情况，一些人是不是真的不再需要问题导向实事求是了，还想一如继住以全面私有化的新自由主义教条逻辑，设置关于改革的新两个凡是，凡是私有化就是对的，凡是市场化就是真理，行扩大分化继续撕裂社会之实，以设置“公有”“民营”对立，掩盖中国目前真正面临的内外矛盾力量纠缠的真实残酷性质，误导进一步的深化改革之虞？

因此，我现在欲将那些躺在改开前三十年新自由主义华盛顿共识旧理念基础上论改革开放、以市场万能私有化普世为标准、倾向于守成既得利益格局的人，称之为旧改革派，而将从崭新的历史条件出发，直面崭新的问题导向，破除一切既成条条框框的真正锐意革新派，称之为新改革派，如今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图强再出发的希望，兼顾健康与安全，公平与效率，民生与国强，显然在后者，形成障碍的恰恰往往是前者-----因为，他们已经事实是有意无意形成了阻碍改革再出发扼制进一步思想解放的新凡是派！

最后，关于“国营”“民营”“公有”“私有”“计划”“市场”问题，我现在的观点是，只要有利于中国安全强大与发展活力，我都支持。没有什么凡是。林毅夫的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理论，陈平的集体主义学习追赶与个人主义的创新开放之间关系的分析，都很好说明着中国的精彩问题，根本没有那么多的新自由主义凡是。

当然，出于安稳民营军心，坚定为社会主义祖国的整体社会经济发展丰富作出更大的贡献，两个毫不动摇，基本经济制度一百年不变的承诺，就是明确的答案。并且，随社会进展的历史条件的不断扩展，依据合理性逻辑，混合其间，互补互促，共同健康发展壮大，在目前美国焦虑情况下，多少着重强调一下对民营经济的重视，忽悠下美国人的智商，我自然是不反对的。并且，确实，只要是健康的，于中国社会经济活动具有活力的民营经济，而不是挖墙脚的非健康性的投机经济（诸如为了一点小利不惜生态污染害百年及靠偷腥漏锐违法擦边的投机性恶劣私营经济，尤其是那些与恶性外资金融内外勾结合谋套利中国，甚至企图围猎国企的假民营经济），比如马云马化腾任正非等，理所当然值得扶持与尊重：）

随着社会生产方式的不断进展，尤其科技信息条件的不断创新化进展，无论国营还是民营，都需要在符合生产力的崭新发展中不断进化，总不能，一提公有国营就是必须被淘汰肢解，一提民营就必须无条件保护，这还有什么逻辑可讲？难道几千年进化而来的事关国计民生的公有国营本质上不正是全民所有、是最根本的民营？！

总之，定调前三十年“国民经济崩溃边缘”为由割裂两个三十年承接关联的改革开放，正如文革发动前张春桥们定调前十七年属于黑线专政一样，都是属于彻头彻尾不实事求是不历史唯物主义的唯心主义！

分析问题，看待中国当代发展的成就与问题史，我们就是要以陈平老师为榜样，以更扎实的理工科思维，实实在在地结合历史诸分量的实际，才有可能更逼近真理！：）

从苏丹小镜子，到美国大镜子，习惯的发散，想到了一些其他的

看着这些天苏丹的裂变，如一架老旧疲劳破损百出的机器，达到一定力平衡失缺极限，政权崩溃甚至社会崩溃，实在并不令人惊讶。若无增量更新建设，若无好材料好队伍不断更新换代支撑，若无各阶层各部件跟着上时代运行速度进展步伐的有效润滑，阶层固化，摩擦激增，随着这个世界越来越高速运转的趋势，并且，小国，更有外部势力易介入助燃的不可测准点，一日发生轰隆隆断裂，真是不那么奇怪。

若不能保持不断有效的自我革命与建设，就可能被革掉命，忽然联想到老人家晚年与苏联老大哥决裂后，毕其一生心力而来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对革命接班人的焦虑，同时想到苏联后来的崩溃，很感叹。

苏丹事，其实，只能算是一面现在已经司空见惯的小国镜子，于大国，还是缺了点信息通量。对照美国的乱，欧洲的乱，全球的乱，才是大镜子。好在大国如美国，抗疲劳耐磨能力要远比小国好，还能反向外转嫁危机，而不是被输入危机，可以吸纳新鲜血液，不断修补气息。

现在，尤其美国，当它还事实上作为你的明确对手戏的时辰，美国的意义，对中国新千年的不断自我革命性开创性进展，非同小可。其他都不能算数，苏联也只是个单一教材。因此，这星球，无论正负，老美才是我们的不可多得的好教材。

从中国与美国到世界大乱现状的一点思考，忽然就想到那个“文明的冲突”论。

关于文明的冲突，我们的老祖宗，经历无数群雄战乱，生灵苦难，本来老早就意识清晰，首先从人类精神上，明智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即，天下文明，和而不同。可是，来到了几千年后，由于仅这几百年，西洋人于科技锐进育成武力先进，通过主动冲突，掠夺资源，转嫁矛盾，获得了太多的好处，习惯了优势，养成了一种智力的傲慢，以致于关于人类文明的命题，变得虚无。

即使体现在如亨亭顿这样高智商之类西洋士子，也油然以冲突论一切，是谓一种“思维的野蛮化”或者叫做“野蛮化的思维”之典型，与达尔文的物种竞争论一脉相承，可谓一种精神领域的物种竞争论。它们虽然在一定意义上增进了对现实世界的认知路径，却由于在不知不觉是浸入人类的主观意念，造成加倍的精神隔阂与现实的主动性相互攻击心理势能，很可能，在全人类的事实历史演进中，不断形成冲突裂式链后遗症，于人类命运的和平建设，遗害无穷。

所以，在这里，确实有两种绝然不同时的文明观，一种就是，天下文明，和而不同，学习学习再学习；一种就是，天下文明，你死我活，竞争竞争竞争。

何是何非，大家看着办。

20190413

20190524听上海政治学教授关于反腐讲演随码

下午，到市党校听上海交大来的政治学胡教授讲座，当前党风廉政和反腐败形势。讲到这些年反腐力度超强，定义为出了“政治强人”，说，毛泽东之后，过去四十年不曾有过，一直到这些年才重现（---有点西方政治黑话类型，说实话，我听着是感觉有点别扭）。讲到腐败，居然还分黑色，灰色，白色三类，即，黑色指大家公认的那一种腐败，灰色则指模糊带的，白色指一般大家习以为常公款请客人脉关系沟通之类，涉及中国人的所谓人情文化---泛意义的“腐败文化”。然后以透明国际为标准，排名，中国腐败名列前矛，比较可信；也提到无国界记者的说法，但告诫，因为明显有意识形态敌视锁定，不足依据。讲演中，无不西方民主体制与清廉是道。什么走了许多外国，人家多么多么讲诚信，给你指路绝不会骗你，而我们中国随时受骗，中国老人倒地，没人敢扶，因为老人要诈人，现在中国老人也都混蛋了，等等。并且，有意无意，将西方定义为民主政体，东方就难免落下个“专制政体”，还说到朝鲜，说他们那里更腐败，依据是，有西方研究表明，比如，出国访问，“金的夫人带的包都是著名品牌”，居然将这个也作为铁证依据，我真是服了这陋见。等等等等，一切明显有点过度以西方“民主制度”话语为当然标准。

说到“政治强人”话题，说当年小平也不是，他也不能一个说了算，还举证说，当年有内部规则，小平有决策权，云有一票否决权，因此，不是政治强人，还说，让耀当 ，推托再三，是小平们强给按上去的，不得不上的，由此自似风趣说，大家今后不要再跑官要官，是你的，你不要也会让你当，不是你的，你要也没用，众笑，等等。说毛问题出于权力太集中等等，还说到美国两党制的优势，七说八说，全部绕着权力运作角度弄说法，完全是一种西方权力制衡术观点，再联想他对朝鲜金夫人的名牌包作为他定位的专制制度“更腐败”的举证观看，回过神来，这样的政治学教授，都在隐秘地引伸人们什么样的联想啊？怎么也觉得有点厚黑专学的味道。汗。

说到歧山为什么有能耐超级反腐，前任软弱？因为歧山敢讲，不反要亡党亡国，云云。这很可笑。腐败会导致亡党亡国这说法早流转，想起82年我刚大学毕业走上某市工作岗位，刚好十二大召开，学习，每人都得选题作学习心得，我就选了腐败不治必将亡党亡国。结果交到市宣，我的成了唯一被一些阅卷人准备打不及格的，因政治事重，领导集体研究阅读，讨论，最后主要领导拍版，原则符合十二大精神，没大错，只言辞过尖锐，打六十分，免政治事件。。。。当然，这都是好多年后人家才透给我的。

记得十二大胡耀是特别将腐败提到亡党亡国战略高度的，可遗憾，一直也没解决好，最后还出了历史性悲剧。再后来，腐败随改制更一发不可收。个中缘由，还真值得从改开历史发展全曲线角度，细细研究总结经验教训，可不那么简单。事实上前后腐败，还有性质差异，如果说前腐主要个人享受贪图，九十年代后腐就不那么简单了，从政治心理到趋势投机，向崩溃论预约，以市场经济的名义，向私有化积极改换靠拢，大有直接与改旗易帜趋势相关。

回忆整个四十年改革与腐败难分难解的全部历史，从耀十二大提高腐败与亡党亡国高度，到后来随着情势演化，逼着锦不能不喊出，既不走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再到如今的反腐风暴，想想真不那么奇怪，任何脱离了改革开放全部曲折历史实情的纯粹权力政治学解释，多少是一种滑稽！

所以现在反腐，特别强调政治纪律，简单的经济问题明显已不是最可怕的腐败问题了。贪污几亿几十亿的腐败官的心理动力，完全已经越出经济贪污范畴，而有着更致命的政治动机范畴！比如，如果我们的学校一变公为私，全改制成了前校长所有，宗旨为人民服务的党的书记，一下成私人老板，那前校长还是犯罪吗？说不定，变身一下，就成了改革先行者！私产神圣嘛！

讲到改革开放初年，对毛泽东的纠错，说，当年毛政治强人就是因为权力过度集中出了问题，所以小平开始改革领导体制，搞了党政分开，确实有那么些事实过程，但，这个问题，现在回过头来再看，我觉得还真值得重新掂量掂量：说毛当年“权力过度集中”，“政治强人”，但历史的准确事实是，毛个人能够集中多少具体的权力？如果真如一些人后来广泛流行的说法，毛一人就可以谱定一切，文革还会失控？各种武斗还最后只好实行军管来刹车？另外，毛要权力做什么？是的，毛当年在全党与全国人民心目中历史性形成的权威是超级的，几可与人类历史上一切宗教的初发神圣比美，那是因为，他的权威建立于他的革命理想高于天的理念，他历史性建立的继承马列主义的一系列精神思想理论方法在全党全国人民精神状态的被广泛锚定，人民群众任何人都可以以他的思想方法鉴别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中的是是非非，这恰恰正是毛泽东时代为什么又被说成“大民主”的时代（一个非常奇怪的事实是，后来，一方面宪法取消四大，一方面又大骂毛时代为专制时代，历史的迷雾，真是重重复重得。文革的准宗教性人民民主时代，人民民主原本是天条，如一切宗教时代的教义天条，专制人们的精神心理状态类似，谁胆敢违背人民民主的信条，搞家长制封建制，群众就可以给你贴大字报，给你脸色，文革中，群众对当官的理直气壮的反对意见，比比皆是，现在却在历史叙事话语中全面被阉割掉了，只剩下一些由特定时代文学作品成谱写的大小知识分子伤痕受难记录的！）而对比后来的权力下放式改革，八十年代，涌现千千万万层层级级的一把手一枝笔一长制说一不于的绝对权力，不再看群众脸色而肆意妄为，搞到十二大耀帮提到腐败会亡党亡国的地步，结果一直解决不了，最后陷入八九悲剧。这里，对比一下，与毛时代一种精神一种意识形态一种人民革命的准宗教权威绝对化，导致人人都可以按一种精神权威判读政治是非的社会心理状态比较，后来涌现千千万万不看群众脸色办事的绝对权力绝对腐败，真的更好了吗？我当然不认为，前者类宗教状态，就是好，事实上它当然也有它的负作用，比如，取消了人们自由的消及权利，导致过度的精神单一，使人们的生活也随之单一化苦守，从中滋生另类枯死，进入一个精神的绝热系统，不再那么开放性，无论毛最后不断鼓励要青年小将造反，要敢于创新，要做人类史上从来没有做过的伟事，要敢于不仅反贪官还要反皇帝的精神，由于他的另一面，狠斗私心一闪念的极端化社会性演绎，导致一人思想替代所有人思想，终陷入一种僵化的无济于事(注，说到毛，必然会说到文革中的错与过，但，我认为，一切，也决不是毛一个人的错误，非要说错，也是整个历史的阶段性积累而存的全体人民的一时迷途，并反尔导致文革后期对思想僵化的普遍抵触，事实上，这一过程，还有一个关键因素，就是文革中产生的干部队伍的素养的不足，这一点往往被许多反毛知识分子无视，他们宁愿相信，一切全是毛一个人的罪过。唉，智商要多么低下才能认可这一点，毛若一人可通天下，哪还会身后被打成粉身碎骨，甚至累及家人！）。但这一切，显然不是肯定后来分权而来的千千万万绝对权力绝对腐败的正当理由，正如西洋历史上宗教改革年代所反复出现的，否定旧教义决不可能自动产生正确的新教义！现在我们回头看，毛的思想遗产真的错了吗？他的人民史观，他的群众路线，他的实事求是，他的统一战线，他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他的理认联系实际，他的创新精神，他的革命理念高于天的斗争精神，以贸易战为集中表达的改开后来历史过程中所陷入的种种发展陷井，难道不反复在逆向印证着，这个人民国家，若背离了毛的这些人民立国的根本精神，就完全可能万劫不复！

现在，有一点是非常明确地错乱着，把毛当年代表人民意志的精神权威在人民心目中的无限崇高性，混说成毛个人性对具体政治权力的绝对操纵化，也就是将毛代表的无私性人民革命理念，一下扭曲为毛个人私德偏执厚黑极端恶劣化解读，一切通过对毛个人的权力操作的无限污化，而完全阉割毛的思想动机精神真正来历，事实上是完全进入了一种意识形态流氓行径！这种行径，自八十年代流行始，所达到的另类洗脑效果确实惊人，基本全盘否定毛的一切，以致，一切反毛都成了正确的当然理由，甚至，腐败也找到了正当的理由，因为要“反左”嘛，因为“人性自私是本性”嘛，因为要“改革开放”嘛，因为要“解放思想”嘛，因为“只有私产权确立才能有自由”嘛，因为等等等等，混将一切似是而非大量挟带私货嵌入反毛话语之间，甚至为了强调利益首位“普世真理”，以北大学子范跑跑为标记，不惜形成一种对人类道德底线的全面反动趋势，在这种精神趋势下，腐败大浪行，社会公德不敌种种不择手段对私利的追求逻辑而大滑坡，所谓“人不为已天诛地灭”配合“私产神圣”“资本救世”操纵一切观点大流行，也真是理所当然！

这里，忽然就联想到一些流行说法，其中尤其可气的是，一些人，一些说法，还将今日的道德滑坡，居然统统归罪过毛年代根源，由电梯抽烟争执而意外死亡事件，有官方媒体都居然发声，说，再不警惕，道德滑坡都要回到五十年前水平，这是什么样无耻的黑话啊！那年代的民间社会道德水平怎么样，绝大多数过来民众还都活着啊，并不只有一些受过下放劳动牛棚炼狱的写字人的伤痕作品是唯一标准啊 ！歪曲着而不是诚实地全面看新中国七十年历史的种种情形，在一些学者专家笔下，现在还就这么容易！

现在一些内外呼应的势力，无限污化毛的人民民主精神为“专制”，完全是倒打一把，当年，是毛的人民民主精神，搞得全球人类风雷激荡，在第三世界民族独立运动中，在西方国家民权运动中，在华尔街运动中，以及在近在眼前的法国黄背心运动中，起作用，相对资本主义的暗箱独裁专制体系的冲击力，依然潜力无穷，何来专制？如果说，任何宗教精神是天然专制的，那么，为了对抗人类旧历史中产生的形形色色的宗教专制甚至演向恐怖主义的所谓“文明冲突”恶性状态，毛曾经对中华大地的精神民主性统一，改造了一切旧宗教心悦诚服为信仰新中国及全人类正义事业而服务的崭新人文精神系统，难道不更是一得人类精神民主的崭新境界？何谓专制？！难道，反倒是靠屠原住民霸占其土地而建国二百多年并发动了二百多场战争资本操纵一切的灯塔国才是“民主”标准？这简单是完全的大白天说黑话！另外，境内外反毛污毛的人，往往又是形形色色域外宗教渗透势力的推手，他们又怎么那么甘心为这样那样的一神教专制做牛做马做精神奴才？为什么又不再为了思想自由而反抗与质疑那么原始那么神话体系的精神专横？----一切的一切，居然那么甘心为拆解以毛为标记的崭新的人类民主精神自由高度作贡献，这也算是当代一大精神奴才奇观！当然，现在已经越来越清楚了，拆解毛精神，就是拆解人民民主精神，就是为了彻底首先不必看群众脸色办事，从精神系统上一劳永逸解决中华民族生存发展创新的民本精神根基！因为，毛的精神系统实在是太了不得了，美国现在的精英也在暗想努力刻苦学习，毛事实上集了古今中外诸优秀要素而大成，古有中华自强不息的易学斗争精神，今于毛有列宁武装建立人民政权要素，中有人民是天道的入了骨的中华五千年而一的民本意识，外有与中华古哲天然匹配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辩证法，不把这一切在你消解在我抢学了过去，让中国人自己全面再深入领悟，如何由美式资本终结历史，如何了得？！由此可以鉴定，毛的既有历史，具体细节可以正误经验教训细细评说，但，一切逢毛必反者，内心必有妖！这是事关百年人民革命史评判的天然试金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