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飞北伐直捣黄龙的可能，金国当时内外交困，南宋实力已反超金国
楼主：民族英雄岳飞
时间：2020-02-17 11:19:47
1140年岳飞北伐直捣黄龙的可能，当时金国已经内外交困，南宋国力军力已反超金国
从总体上看，自南宋建炎四年（1130）以来，直到岳飞遇害之前的绍兴十一年（1141年），宋金之间的军事力量对比在逐步朝着有利于南宋的方向转变。宋军由弱变强，金军由盛转衰。
公元1129年（南宋建炎三年，金国天会七年）到公元1130年（南宋建炎四年，金国天会八年），金军再次大举南下攻宋，突破宋军的长江防线并渡江作战，金军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攻入江南地区，南宋小朝廷逃亡海上，这是金军军事胜利的巅峰，却也物极必反。“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在当时的严峻形势下，南宋各路新兴宋军和一些杰出军事将领不断涌现，经过血与火的洗礼，宋军在重组重建中得到了锻炼，实力明显增强，宋军开始扭转败局。此后，金军由盛转衰，宋军由弱变强。
公元1130年（南宋建炎四年，金国天会八年）三月到四月，宋将韩世忠率八千余人的水军在黄天荡地区拦击号称十万的金军大部队，使完颜兀术（宗弼）率领的金军主力遭受挫折并受困于长江江面达四十多天。
公元1130年（南宋建炎四年，金国天会八年）四月到五月，岳飞率领新兴抗金劲旅岳家军收复建康(今江苏南京)，这场战役历时半个月，斩获金国女真兵“秃发垂环者之首无虑三千人”，擒获千夫长留哥等二十多名女真军官，其中还不包括其他民族成分的敌兵。仅靖安的一次小战，就俘获敌兵三百多人，其中包括八名女真军官。这是岳飞独立成军以来的首次辉煌胜利，岳家军乘胜收复了江南地区的战略要地建康，将金军全部逐出江南。自此以后，金兵再也没能踏入江南一步。
公元1131年（南宋绍兴元年，金国天会九年），张荣率领的抗金义军在长江以北的缩头湖一带击败金军，大获全胜，迫使金军退到淮河以北。
从公元1131年（南宋绍兴元年，金国天会九年）五月起，到公元1134年（南宋绍兴四年，金国天会十二年）三月，金军倾注全力，企图攻入四川，川陕战场随即成为宋金战争的主要战场。
公元1131年（南宋绍兴元年，金国天会九年）十月中旬，负责川陕战事的宋将吴玠依托和尚原一带有利的险峻地形，采用正确的战术，抓住有利战机，大败完颜宗弼（兀术）率领的金军主力，使金军遭受惨败。
公元1134年（南宋绍兴四年，金国天会十二年）三月，宋将吴玠率军在仙人关一带再次大败完颜宗弼（兀术）率领的号称十万之众的金军，使金军再次遭受惨败。
公元1134年（南宋绍兴四年，金国天会十二年）五月至七月，宋将岳飞率军主动发起了第一次北伐。岳家军将士英勇善战，接连击败金国和伪齐的联军，收复包括战略要地襄阳在内的襄汉六郡等广大地区，这是南宋开国八年以来第一次收复大片失地。
而公元1134年（南宋绍兴四年，金国天会十二年）冬，金军主力部队进犯淮南的失败，则标志着金国军威的进一步没落。
公元1136年（南宋绍兴六年，金国天会十四年）七月至八月，岳飞再次率军北伐，出奇制胜，兵进伊洛。岳家军长驱直入，一路攻城略地，一直打到洛阳附近，取得了辉煌胜利，接连缴获了大量战利品，还先后缴获了一万五千多匹战马。而缴获的这一万五千多匹战马，加上岳家军在以往历次战役所缴获的战马以及南宋朝廷拨调的一些战马，则为岳家军组建一支强大的骑兵部队奠定了基础。岳家军长驱伊洛，是南宋立国之后初次发起的堂堂正正的大规模反攻。
公元1140年（南宋绍兴十年，金国天眷三年）五月底至六月上旬，宋将刘锜充分利用暑热天气，在顺昌府（即颍州，今安徽阜阳），以逸待劳、以少击众，在平原地区依托城池固守，最终大败金国精锐的骑兵部队，取得顺昌大捷，遏制了金兵的攻势。
公元1140年（南宋绍兴十年，金国天眷三年）七月上旬和中旬，在最有利于金国女真骑兵发挥威力的天时地利条件下，岳家军在兵力尚未集结完毕的情况下以寡击众，在平原旷野地区进行的大规模野战中获胜，接连在郾城之战和颍昌之战中击败金军主力，随后集结兵力，乘胜进军至距离东京开封府仅四十里的朱仙镇。这标志着宋金战争的形势发生了根本的转变。
绍兴十年（1140年）金国败盟之后，宋军取得了空前的胜利，这标志着金强宋弱的形势已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这一点连向来畏敌如虎的宋高宗赵构也看得清清楚楚。如绍兴十一年(1141)初金兵再犯淮西时，宋高宗赵构就认为：『中外议论纷然，以敌逼江为忧，殊不知今日之势与建炎不同。建炎之间，我军皆退保江南。杜充书生，遣偏将轻与敌战，故敌得乘间猖撅。今韩世忠屯淮东，刘锜屯淮西，岳飞屯上流，张俊方自建康进兵，前渡江窥敌，则我兵皆乘其后。今虚镇江一路，以檄呼敌渡江，亦不敢来』(《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39）。
（一）绍兴十年（1140年）岳飞北伐前后，南宋的军事力量得到极大增强
在南宋初年的抗金斗争中，宋朝军民同仇敌忾，南宋的几支主力部队经历了血与火的洗礼，逐渐发展壮大，同时涌现出一大批杰出的军事将领。
南宋前期，因为南宋朝廷在江南重建不久，无力限制武将自身的发展，同时也因抗金战争的局势发展以及南宋朝廷重建政权的需要，一些原无资历、默默无闻的下层杰出年青将领也得以发挥才能，逐渐成为灿烂耀眼的将星。吴玠、岳飞就是这批年青将领中最优秀的人物，也是南宋王朝军功最为卓著的两位将帅。
在抗金斗争中，南宋曾经涌现了很多杰出的将帅，其中最杰出的是岳飞、韩世忠、吴玠、刘锜，而且追随他们的还有一大批英勇善战的部将。
在南宋初年的诸大将中，张俊比岳飞年长17岁，韩世忠、刘光世比岳飞年长14岁，吴玠比岳飞年长10岁，刘锜比岳飞年长5岁。但是，岳飞后来居上，靠着自己的杰出军事才能和辉煌战功而不断得到提拔重用，不仅军事才能出类拔萃，而且战功和声望也超过了南宋其他将帅。
在南宋初年的将帅中，吴玠和刘锜是杰出的防御型将帅，岳飞则是杰出的进攻型将帅。在南宋初的抗金名将中，吴玠的军事成就仅次于岳飞，而在他人之上。吴玠善守不善攻，尚不能组织大规模的进攻战役，这是他不如岳飞之处。
岳飞自二十岁从军，“以列校拔起，累立显功”，身经百战，从普通士兵成长为一代名将。据不完全统计，岳飞参与的规模较大的战斗约有六十多次，小战更多达几百次。岳飞主要依靠自己立下的众多战功而得到不断的提拔，三十多岁时就已经成为统兵十万的著名大帅，这其实也是南宋朝廷对岳飞能力和业绩的直接肯定。在南宋前期的频繁战争中，岳飞锻炼了军事才能，积累了丰富的作战经验，成为南宋首屈一指的军事家。
岳飞是宋朝最得军心和民心的将帅。岳飞组织和训练了一支坚不可摧的抗金劲旅岳家军，并且向来治军严明，保持了『冻杀不拆屋，饿杀不打虏』的严明军纪，这在中国古代实为罕见和难能可贵。
岳飞重视北方民间抗金义军，他提出“连结河朔”的军事思想，发动、联络和支援北方抗金义军，使之与岳家军互相呼应或配合，夹攻金军。这既是先进的军事思想，更是高明的战略部署。岳飞在这方面无疑是受宗泽的熏陶，而其成就却也胜过前人。
岳飞比吴玠、刘锜等人高明之处，在于他对宋朝的军事传统有所认识，有所批判，也有所突破。岳飞上奏批评宋高宗和朝廷“仅令自守以待敌，不敢远攻而求胜”，岳飞“常苦诸军难合”，力争自己对诸军的统一指挥。尽管岳飞的战略方针受宋高宗和南宋朝廷的阻难，却仍组织了如第一次、第二次和第四次北伐那样大规模的进攻战役，并且编练了强大的骑兵，在最有利于女真骑兵发挥威力的地形和时节，对抗敌人，这在当时是绝无仅有的。
岳飞反对消极防守，主张积极进攻的方针，严明军纪的实践，『连结河朔』的战略方针以及『以仁为本』的军事观，无疑是对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做出的重要贡献。
金军中流传着一句关于岳飞的著名评语：『撼山易，撼岳家军难！』（《金佗续编》卷30 王自中撰《郢州忠烈行祠记》，《金佗稡编》卷9《遗事》）
绍兴十二年（1142年）五月，岳飞遇害后不久，金国使者刘祹评价岳飞：『江南忠臣善用兵者，止有岳飞，所至纪律甚严，秋毫无所犯。所谓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所以为我擒。如飞者，无亦江南之范增乎! 』(南宋赵葵所著《行营杂录》、南宋叶寘所著《坦斋笔衡》)
岳飞遇害后二十年，金国皇帝完颜亮再次发起攻宋战争，当时金军中还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岳飞不死，大金灭矣！”（南宋学者薛季宣所著《浪语集》卷22《与汪参政明远论岳侯恩数》记载：『逆亮南寇，胡人自为「岳飞不死，大金灭矣！」之语』)。
在岳飞遇害六十多年之后，金国皇帝在诏书中则直接承认了岳飞战功卓著、威名远播。金国泰和六年（公元1206年，南宋开禧二年），金章宗在招诱南宋大将吴曦叛变的诏书中写到：『且卿自视翼赞之功孰与岳飞？飞之威名战功，暴于南北，一旦见忌，遂被参夷之诛，可不畏哉！』(《金史》卷98《完颜纲传》)
北宋灭亡之后，面对金国女真人的侵掠、屠杀和奴役，以汉族为主体的各族民众，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其动员之广，规模之大，持续之久，在中国古代史上是没有先例的。因原有的正规军“禁军”大部溃散，各种军号也完全被打乱，南宋朝廷不得不另外编组新的正规军。这期间，好几支新的宋军（包括威名远扬的岳家军）在战场逐渐发展壮大，而且通过平定内乱、抗击外敌，确保了江南地区的安宁稳定，为江南地区经济社会的恢复发展创造了稳定的社会环境。在抗击金军、平定内乱的过程中，新的宋军逐渐成长壮大，成为南宋抗击金军、光复国土的军事后盾。
在南宋初年的抗金斗争中，宋朝军民同仇敌忾，南宋的几支主力部队经受了血与火的洗礼，逐渐发展壮大，其中以岳飞率领的岳家军实力最强、威名最著。
从绍兴五年（1135年）至绍兴十一年（1141年）间，行营护军是南宋王朝的基本军事力量，而岳飞和吴玠的部队又是行营护军中的实力最强的军队，兵力逐渐增长，且战斗力最强。南宋初年的行营护军五大部的渊源有三：一是源于南宋初年的御营军，二是源于宗泽的东京留守司军，三是源于陕西军。张俊、韩世忠、刘光世属御营军系统，是宋高宗的嫡系；岳飞属东京留守司军系统，吴玠属陕西军系统，二人都不是嫡系。岳飞和吴玠纯系靠军功起家的将领。
绍兴五年(1135年)岁末，南宋朝廷下令更改五支屯驻大兵的军号，命名为“行营护军”。张俊军称行营中护军，韩世忠军称行营前护军，岳飞军称行营后护军，刘光世军称行营左护军，吴玠军称行营右护军。再加上其他各路宋军和地方部队，南宋正规军约有四十多万的兵力。
虽然南宋初年的各路宋军发展不平衡、参差不起，但是整体实力仍然较北宋末年有很大提高。从总体上看，在绍兴十年（1140年）宋金再次开战之前，宋军的整体实力已经空前壮大。
南宋初年，爱国将领岳飞一手带出的抗金劲旅岳家军经受了历次战争的严峻考验，在频繁的战事中发展壮大起来，逐渐成为一支包括步兵、骑兵、水兵各兵种在内的强大军事力量，成为南宋抗金斗争的中流砥柱。
建炎四年（1130年），岳飞独立成军之初，收复健康（今江苏南宋）之时，岳家军只有步兵不到一万人，骑兵约一千人。此后，经过一系列的征战和收编，到绍兴五年（1135年）岳飞率部平定杨幺之乱以后，岳家军兵力扩充到至十万多人。
从绍兴元年（1131年）至绍兴三年（1133年），韩世忠、岳飞、张俊先后率军剿灭了范汝为、李成、曹成等危害江南的各路军匪游寇势力。在此期间，通过收编，岳家军的兵力大增，达到二万四千人左右，与韩世忠、刘光世、张俊等军的兵力相差不多。李纲称赞岳飞“年齿方壮，治军严肃，能立奇功，近来之所少得”，断言岳飞“异时决为中兴名将”。
绍兴三年（1133年）九月，岳飞第二次朝见宋高宗。宋高宗赵构亲笔书写“精忠岳飞”四字，绣成一面战旗，亲授岳飞。同时任命岳飞为江南西路舒蕲州制置使，下令将驻守蕲州的统制李山所部与屯扎江州的统制傅选所部并入岳家军，岳家军的正式军号也由“神武副军”升格为“神武后军”，兵力达到三万五千多人。
绍兴四年（1134年）五月至七月，岳飞率军主动发起了第一次北伐。岳家军将士英勇善战，接连击败金国和伪齐的联军，收复包括战略要地襄阳在内的襄汉六郡等广大地区，这是南宋开国八年以来第一次收复大片失地。这期间，岳家军缴获了大批战利品，包括大量粮草、辎重，军力再次扩充。
绍兴五年（1135年），岳飞率部平定杨幺之乱，在收编湖湘农民起义军的同时，又合并了一些地方军队，使岳家军的兵力大增，兵力由四万人增加到十万人左右。
在绍兴五年（1135年）的南宋军队整编中，原湖湘农民起义军中的壮丁五、六万人大都编入岳家军，再加上此后拨隶岳飞统辖的荆湖南路安抚司统制任士安、郝晸、王俊、统领焦元、丘赟等部约一万二千人，以及杜湛所部调归岳飞统辖时带来的几千蔡州兵，此外还有江南西路安抚司统制祁超、统领高道等部约八千五百多人，这样实际受岳飞节制的总兵力已经达到十万以上，而以后岳家军的兵员也大体维持在十万人左右这个数量，直到岳飞含冤遇害。
绍兴六年（1136年）七月至八月，岳飞再次率军北伐，进行第二次北伐，出奇制胜，兵进伊洛。岳家军长驱直入，一路攻城略地，接连攻克商州、虢州，一直打到西京河南府（今河南洛阳）附近，取得了辉煌胜利，接连缴获了大量战利品。在这期间，岳家军猛将杨再兴所部轻取顺州州治伊阳县，进而攻取长水县，先后缴获粮食十五万石，并夺取了伪齐的一个马监，夺得了一万五千多匹战马。就当时情势而言，伪齐政权得到金国的全力援助，马匹得来甚易，加上北宋时也曾在西京洛阳设置洛阳马监（《宋会要辑稿》），而且洛阳地处伪齐境内腹部，在此畜养大批马匹也是非常自然的事情，只是敌人万万想不到，岳家军进军竟如此迅速，以至于一万五千多匹战马很快就成了岳家军的战利品。岳家军长驱伊洛，是南宋立国之后初次发起的堂堂正正的大规模反攻。
同年十一月，金国、伪齐联军十几万人向襄汉地区发起进攻。岳飞部将张宪率军在邓州等地迎战，伪齐军遭到正兵和奇兵的前后夹攻。岳家军夺得战马五百多匹，同时俘虏包括伪齐将领郭德、施富在内的一千多人。接着，岳飞部将牛皋率将官王刚等人，以步兵八千，在唐州方城县(今河南方城县)痛击金国、伪齐联军，一直追至和尚寨，斩杀伪齐将领马汝翼等人，再次俘虏敌军一千人，夺得战马三百多匹。接着，岳飞亲自率领两万大军开赴唐州前线，岳飞部将王贵击败刘复所率伪齐军主力，并追击到蔡州。岳飞决定带上十天的粮草跟进，在一个叫做“牛蹄”的地方，雄兵猛将从四面八方分进合击，杀得敌军的尸体遍布山谷，全歼伪齐李成所部，岳家军俘获伪齐战将几十人，俘获几千名士兵，缴获战马三千匹，胜利班师。
至此，岳家军先后缴获将近两万匹战马，再加上岳家军在以往历次战役所缴获的战马以及南宋朝廷拨调的一些战马，则为岳飞组建一支强大的骑兵部队奠定了基础。此后，岳飞注重对官田实行军垦，在军垦区里建立养马场，一边耕田养马，一边教荆襄子弟骑马舞枪，训练骑兵力量，很多将士都逐渐熟练掌握马上的射技与枪法，成为精兵良将。
绍兴六年（1136年）年底，经过三次北伐和经营襄汉六郡，岳家军的实力大增，岳家军总兵力已经增至十万多人，其中有统制官22 人、将官252人，其中正将、副将和准备将各84人，在岳家军诸将领中，王贵任中军统制，张宪任前军统制，这二人是岳飞的重要副手。当岳飞不在军中时，王贵和张宪可以代替岳飞指挥其他统制，主持岳家军全军的事务；徐庆、牛皋和董先三人最为善战。以上五人都是岳家军的中坚将领。
岳珂在《鄂国金佗稡编》卷22《吁天辨诬卷之二淮西辨》中提到“而况背嵬之士，先臣之亲军也，颖昌、朱仙，皆以是军取胜，而八千余骑亦不可谓寡矣”，——也就是说，在经历绍兴十年的颖昌大战和朱仙镇之战之后的次年，岳飞率部救援淮西的时候，仅出征的背嵬马军（骑兵）就有八千多骑，这也是后来岳家军能够在野战中同女真骑兵争雄较长的重要原因。
南宋军事家华岳在其所著的兵书《翠微先生北征录》卷八中写道：“臣闻呈试有四门马枪，拣指有马上单枪。岳飞教荆襄之兵，有稽枪射。李显忠教关西之兵，令弓手带枪，枪手带弓。马军之有枪，尚矣。自近代，善马射者不善马枪，所以海队只选马枪一十八条、正副旗头六名，其余皆系弓箭。立为定制，不容增减。盖新刺马军、新补马校不练教习，不熟弓马，两手挟弓犹恐不能施放，更责以马枪兼人之能，则彼安能独办？要之，一队皆系老旧马军，则令各稽小枪，而不拘以十八人之数；皆系新招生疏之人，则令专事弓箭，而不拘以正副旗头之额。庶不强人以短，而反害其所长。是谓枪制。”显然，马上用枪并非易事，而岳飞能“教荆襄之兵，有稽枪射”，显然对岳家军骑兵的要求甚高。须知岳飞本人就善于骑射，素有“勇冠军”之名，有他教导，教将士熟练掌握射技枪法，此等精兵，自然非同小可。
而根据《鄂国金佗稡编》卷九《遗事》记载：“臣云（岳云）尝以重铠习注坡，马踬而踣，先臣（岳飞）以其不素习，怒曰：”前驱大敌，亦如此耶？“遽命斩之，诸将叩头祈免，犹杖之百，乃释之”，由此可见，岳飞平时要求岳家军骑兵必须身披重铠，苦练冲陡坡、跳壕沟等战斗动作，非常注重实战效果。也只有经过如此严格训练的岳家骑兵，才能在中原大地上和金兵争锋。而建成这么一支总数两万左右的强大骑兵部队，为岳飞成为南宋诸将中唯一敢于主动向金国发起进攻的稀世名将提供了重要条件。
很显然，岳飞不仅具有杰出的军事才能，而且还善于带兵、练兵。岳飞带出的军队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和巨大的战斗力，堪称无不『以一当十』。尤其是岳飞曾经组建强大的骑兵部队，能够在野战中与金国倚为支柱的女真骑兵争雄较长。
纵观岳飞组建岳家军的过程，有以下几点特别引人注目。一是贵精不贵多的组军原则，岳家军总兵力约十万人，其中大部分是精兵良将。二是组建一支高效率的幕僚机构。三是重视骑兵建设，在当时仅精锐部队背嵬军（岳飞的亲军）中的骑兵，就有八千余骑，踏白军、游奕军和背嵬军三支部队相加，岳家军总共大概有两万多人的马军（骑兵）。
岳飞治军，以严明军纪而著称于史，“冻死不拆屋，饿死不虏掠”，南宋学者周密在其著述《齐东野语》中称岳飞军纪为“中兴第一”。岳家军有着中国古代军队最严格的训练体系与战斗纪律，赏罚分明、纪律严整，对百姓秋毫无犯，对敌人则如虎狼一样凶猛。严明的军纪，是岳家军保持强大战斗力和维持良好军民关系的保证。更与宋朝其他军队不同的是，岳家军还是一支富有信仰的军队，他们牢记国耻家仇，以忠义许国、同仇敌忾，为雪国耻、抗击外侮、恢复旧山河而战，故士气旺盛。
岳飞还认为，管理军队，仁、信、智、勇、严五者缺一不可。岳飞平时与将士同甘共苦，在战场上则以身作则，冲锋陷阵，“每战尝自为旗头，身先士卒”。岳飞还有一句名言：文官不爱钱，武官不惜死，则天下太平。由于恩威并施，使岳家军内部和睦，关系融洽，表现出强大的凝聚力和战斗力。用今天的话来说，以上这些都是岳家军强大的软实力。
南宋东州爱国人士王自中在淳熙十五年(1188年)九月所撰的《郢州忠烈行祠记》中曾提到岳飞治军的以下品行:“一曰忠:临戎誓众,言及国家之祝,仰天横泗,士皆欷欤而听命。闻大驾所幸,未尝背其方而坐。二曰虚心:食客所至常满,商论古今,相究诘,切直无违忤。三曰整:兵所经,夜宿民户外,民开门纳之,莫敢先入。晨起去,草苇无乱者。四曰廉:一钱不私藏。五曰公:小善必赏、小过必罚,待数千万人如待一人。六曰定:猝遇敌,不为摇动,敌以为‘撼山易,撼岳家军难’。七曰选能:背嵬所向,一皆当百。八曰不贪功:功率推与其下。”显然，具有这些杰出治军品行和军事才能的爱国将领岳飞所带出的军队确实是具有强大凝聚力和战斗力的劲旅，同时他们经受了历次战争的严峻考验和锻炼，加之平时的严格要求、训练有素，故这支军队战斗力强，个个英勇善战，堪称无不“以一当十”。
绍兴十年（1140年）北伐前，以长江边的鄂州为基地，岳家军军一级的编制至少有十二军，计有：一、背嵬军；二、前军；三、右军；四、中军；五、左军；六、后军；七、游奕军；八、踏白军；九、选锋军；十、胜捷军；十一、破敌军；十二、水军。其中踏白军和游奕军都是马军（骑兵）番号，而作为岳飞亲军的精锐部队背嵬军，也基本上以骑兵为主。而根据宋史泰斗王曾瑜先生的考证，当时岳家军全军约有十万多人，平均每军约八千余人。故踏白、游奕和背嵬三军相加，大概有两万多人的马军（骑兵），也就是说，岳家军当时有两万多人的兵力是骑兵。此时的岳家军已经成为步兵、骑兵、水兵各兵种齐全的强大军事集团，规模居南宋诸军之首，且整体素质与战斗力最强。
绍兴十年（1140年），淮西张俊所部统制官有10人，所部宋军兵力约八万多人，淮东韩世忠统所部统制官有11人，所部宋军兵力约三万多人。此外，川陕地区有宋军正规军约八万多人，此外，杨沂中所部宋军有几万人，刘锜所部宋军也有两三万人。
从总体上看，自南宋建炎四年（1130）以来，直到岳飞遇害之前的绍兴十一年（1141年），宋金之间的军事力量对比在逐步朝着有利于南宋的方向转变。宋军由弱变强，金军由盛转衰。
公元1129年（南宋建炎三年，金国天会七年）到公元1130年（南宋建炎四年，金国天会八年），金军再次大举南下攻宋，突破宋军的长江防线并渡江作战，金军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攻入江南地区，南宋小朝廷逃亡海上，这是金军军事胜利的巅峰，却也物极必反。“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在当时的严峻形势下，南宋各路新兴宋军和一些杰出军事将领不断涌现，经过血与火的洗礼，宋军在重组重建中得到了锻炼，实力明显增强，宋军开始扭转败局。此后，金军由盛转衰，宋军由弱变强。
公元1130年（南宋建炎四年，金国天会八年）三月到四月，宋将韩世忠率八千余人的水军在黄天荡地区拦击号称十万的金军大部队，使完颜兀术（宗弼）率领的金军主力遭受挫折并受困于长江江面达四十多天。
公元1130年（南宋建炎四年，金国天会八年）四月到五月，岳飞率领新兴抗金劲旅岳家军收复建康(今江苏南京)，这场战役历时半个月，斩获金国女真兵“秃发垂环者之首无虑三千人”，擒获千夫长留哥等二十多名女真军官，其中还不包括其他民族成分的敌兵。仅靖安的一次小战，就俘获敌兵三百多人，其中包括八名女真军官。这是岳飞独立成军以来的首次辉煌胜利，岳家军乘胜收复了江南地区的战略要地建康，将金军全部逐出江南。自此以后，金兵再也没能踏入江南一步。
公元1131年（南宋绍兴元年，金国天会九年），张荣率领的抗金义军在长江以北的缩头湖一带击败金军，大获全胜，迫使金军退到淮河以北。
从公元1131年（南宋绍兴元年，金国天会九年）五月起，到公元1134年（南宋绍兴四年，金国天会十二年）三月，金军倾注全力，企图攻入四川，川陕战场随即成为宋金战争的主要战场。
公元1131年（南宋绍兴元年，金国天会九年）十月中旬，负责川陕战事的宋将吴玠依托和尚原一带有利的险峻地形，采用正确的战术，抓住有利战机，大败完颜宗弼（兀术）率领的金军主力，使金军遭受惨败。
公元1134年（南宋绍兴四年，金国天会十二年）三月，宋将吴玠率军在仙人关一带再次大败完颜宗弼（兀术）率领的号称十万之众的金军，使金军再次遭受惨败。
公元1134年（南宋绍兴四年，金国天会十二年）五月至七月，宋将岳飞率军主动发起了第一次北伐。岳家军将士英勇善战，接连击败金国和伪齐的联军，收复包括战略要地襄阳在内的襄汉六郡等广大地区，这是南宋开国八年以来第一次收复大片失地。
而公元1134年（南宋绍兴四年，金国天会十二年）冬，金军主力部队进犯淮南的失败，则标志着金国军威的进一步没落。
公元1136年（南宋绍兴六年，金国天会十四年）七月至八月，岳飞再次率军北伐，出奇制胜，兵进伊洛。岳家军长驱直入，一路攻城略地，一直打到洛阳附近，取得了辉煌胜利，接连缴获了大量战利品，还先后缴获了一万五千多匹战马。而缴获的这一万五千多匹战马，加上岳家军在以往历次战役所缴获的战马以及南宋朝廷拨调的一些战马，则为岳家军组建一支强大的骑兵部队奠定了基础。岳家军长驱伊洛，是南宋立国之后初次发起的堂堂正正的大规模反攻。
公元1140年（南宋绍兴十年，金国天眷三年）五月底至六月上旬，宋将刘锜充分利用暑热天气，在顺昌府（即颍州，今安徽阜阳），以逸待劳、以少击众，在平原地区依托城池固守，最终大败金国精锐的骑兵部队，取得顺昌大捷，遏制了金兵的攻势。
公元1140年（南宋绍兴十年，金国天眷三年）七月上旬和中旬，在最有利于金国女真骑兵发挥威力的天时地利条件下，岳家军在兵力尚未集结完毕的情况下以寡击众，在平原旷野地区进行的大规模野战中获胜，接连在郾城之战和颍昌之战中击败金军主力，随后集结兵力，乘胜进军至距离东京开封府仅四十里的朱仙镇。这标志着宋金战争的形势发生了根本的转变。
绍兴十年（1140年）金国败盟之后，宋军取得了空前的胜利，这标志着金强宋弱的形势已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这一点连向来畏敌如虎的宋高宗赵构也看得清清楚楚。如绍兴十一年(1141)初金兵再犯淮西时，宋高宗赵构就认为：『中外议论纷然，以敌逼江为忧，殊不知今日之势与建炎不同。建炎之间，我军皆退保江南。杜充书生，遣偏将轻与敌战，故敌得乘间猖撅。今韩世忠屯淮东，刘锜屯淮西，岳飞屯上流，张俊方自建康进兵，前渡江窥敌，则我兵皆乘其后。今虚镇江一路，以檄呼敌渡江，亦不敢来』(《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39）。
（一）绍兴十年（1140年）岳飞北伐前后，南宋的军事力量得到极大增强
在南宋初年的抗金斗争中，宋朝军民同仇敌忾，南宋的几支主力部队经历了血与火的洗礼，逐渐发展壮大，同时涌现出一大批杰出的军事将领。
南宋前期，因为南宋朝廷在江南重建不久，无力限制武将自身的发展，同时也因抗金战争的局势发展以及南宋朝廷重建政权的需要，一些原无资历、默默无闻的下层杰出年青将领也得以发挥才能，逐渐成为灿烂耀眼的将星。吴玠、岳飞就是这批年青将领中最优秀的人物，也是南宋王朝军功最为卓著的两位将帅。
在抗金斗争中，南宋曾经涌现了很多杰出的将帅，其中最杰出的是岳飞、韩世忠、吴玠、刘锜，而且追随他们的还有一大批英勇善战的部将。
在南宋初年的诸大将中，张俊比岳飞年长17岁，韩世忠、刘光世比岳飞年长14岁，吴玠比岳飞年长10岁，刘锜比岳飞年长5岁。但是，岳飞后来居上，靠着自己的杰出军事才能和辉煌战功而不断得到提拔重用，不仅军事才能出类拔萃，而且战功和声望也超过了南宋其他将帅。
在南宋初年的将帅中，吴玠和刘锜是杰出的防御型将帅，岳飞则是杰出的进攻型将帅。在南宋初的抗金名将中，吴玠的军事成就仅次于岳飞，而在他人之上。吴玠善守不善攻，尚不能组织大规模的进攻战役，这是他不如岳飞之处。
岳飞自二十岁从军，“以列校拔起，累立显功”，身经百战，从普通士兵成长为一代名将。据不完全统计，岳飞参与的规模较大的战斗约有六十多次，小战更多达几百次。岳飞主要依靠自己立下的众多战功而得到不断的提拔，三十多岁时就已经成为统兵十万的著名大帅，这其实也是南宋朝廷对岳飞能力和业绩的直接肯定。在南宋前期的频繁战争中，岳飞锻炼了军事才能，积累了丰富的作战经验，成为南宋首屈一指的军事家。
岳飞是宋朝最得军心和民心的将帅。岳飞组织和训练了一支坚不可摧的抗金劲旅岳家军，并且向来治军严明，保持了『冻杀不拆屋，饿杀不打虏』的严明军纪，这在中国古代实为罕见和难能可贵。
岳飞重视北方民间抗金义军，他提出“连结河朔”的军事思想，发动、联络和支援北方抗金义军，使之与岳家军互相呼应或配合，夹攻金军。这既是先进的军事思想，更是高明的战略部署。岳飞在这方面无疑是受宗泽的熏陶，而其成就却也胜过前人。
岳飞比吴玠、刘锜等人高明之处，在于他对宋朝的军事传统有所认识，有所批判，也有所突破。岳飞上奏批评宋高宗和朝廷“仅令自守以待敌，不敢远攻而求胜”，岳飞“常苦诸军难合”，力争自己对诸军的统一指挥。尽管岳飞的战略方针受宋高宗和南宋朝廷的阻难，却仍组织了如第一次、第二次和第四次北伐那样大规模的进攻战役，并且编练了强大的骑兵，在最有利于女真骑兵发挥威力的地形和时节，对抗敌人，这在当时是绝无仅有的。
岳飞反对消极防守，主张积极进攻的方针，严明军纪的实践，『连结河朔』的战略方针以及『以仁为本』的军事观，无疑是对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做出的重要贡献。
金军中流传着一句关于岳飞的著名评语：『撼山易，撼岳家军难！』（《金佗续编》卷30 王自中撰《郢州忠烈行祠记》，《金佗稡编》卷9《遗事》）
绍兴十二年（1142年）五月，岳飞遇害后不久，金国使者刘祹评价岳飞：『江南忠臣善用兵者，止有岳飞，所至纪律甚严，秋毫无所犯。所谓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所以为我擒。如飞者，无亦江南之范增乎! 』(南宋赵葵所著《行营杂录》、南宋叶寘所著《坦斋笔衡》)
岳飞遇害后二十年，金国皇帝完颜亮再次发起攻宋战争，当时金军中还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岳飞不死，大金灭矣！”（南宋学者薛季宣所著《浪语集》卷22《与汪参政明远论岳侯恩数》记载：『逆亮南寇，胡人自为「岳飞不死，大金灭矣！」之语』)。
在岳飞遇害六十多年之后，金国皇帝在诏书中则直接承认了岳飞战功卓著、威名远播。金国泰和六年（公元1206年，南宋开禧二年），金章宗在招诱南宋大将吴曦叛变的诏书中写到：『且卿自视翼赞之功孰与岳飞？飞之威名战功，暴于南北，一旦见忌，遂被参夷之诛，可不畏哉！』(《金史》卷98《完颜纲传》)
北宋灭亡之后，面对金国女真人的侵掠、屠杀和奴役，以汉族为主体的各族民众，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其动员之广，规模之大，持续之久，在中国古代史上是没有先例的。因原有的正规军“禁军”大部溃散，各种军号也完全被打乱，南宋朝廷不得不另外编组新的正规军。这期间，好几支新的宋军（包括威名远扬的岳家军）在战场逐渐发展壮大，而且通过平定内乱、抗击外敌，确保了江南地区的安宁稳定，为江南地区经济社会的恢复发展创造了稳定的社会环境。在抗击金军、平定内乱的过程中，新的宋军逐渐成长壮大，成为南宋抗击金军、光复国土的军事后盾。
在南宋初年的抗金斗争中，宋朝军民同仇敌忾，南宋的几支主力部队经受了血与火的洗礼，逐渐发展壮大，其中以岳飞率领的岳家军实力最强、威名最著。
从绍兴五年（1135年）至绍兴十一年（1141年）间，行营护军是南宋王朝的基本军事力量，而岳飞和吴玠的部队又是行营护军中的实力最强的军队，兵力逐渐增长，且战斗力最强。南宋初年的行营护军五大部的渊源有三：一是源于南宋初年的御营军，二是源于宗泽的东京留守司军，三是源于陕西军。张俊、韩世忠、刘光世属御营军系统，是宋高宗的嫡系；岳飞属东京留守司军系统，吴玠属陕西军系统，二人都不是嫡系。岳飞和吴玠纯系靠军功起家的将领。
绍兴五年(1135年)岁末，南宋朝廷下令更改五支屯驻大兵的军号，命名为“行营护军”。张俊军称行营中护军，韩世忠军称行营前护军，岳飞军称行营后护军，刘光世军称行营左护军，吴玠军称行营右护军。再加上其他各路宋军和地方部队，南宋正规军约有四十多万的兵力。
虽然南宋初年的各路宋军发展不平衡、参差不起，但是整体实力仍然较北宋末年有很大提高。从总体上看，在绍兴十年（1140年）宋金再次开战之前，宋军的整体实力已经空前壮大。
南宋初年，爱国将领岳飞一手带出的抗金劲旅岳家军经受了历次战争的严峻考验，在频繁的战事中发展壮大起来，逐渐成为一支包括步兵、骑兵、水兵各兵种在内的强大军事力量，成为南宋抗金斗争的中流砥柱。
建炎四年（1130年），岳飞独立成军之初，收复健康（今江苏南宋）之时，岳家军只有步兵不到一万人，骑兵约一千人。此后，经过一系列的征战和收编，到绍兴五年（1135年）岳飞率部平定杨幺之乱以后，岳家军兵力扩充到至十万多人。
从绍兴元年（1131年）至绍兴三年（1133年），韩世忠、岳飞、张俊先后率军剿灭了范汝为、李成、曹成等危害江南的各路军匪游寇势力。在此期间，通过收编，岳家军的兵力大增，达到二万四千人左右，与韩世忠、刘光世、张俊等军的兵力相差不多。李纲称赞岳飞“年齿方壮，治军严肃，能立奇功，近来之所少得”，断言岳飞“异时决为中兴名将”。
绍兴三年（1133年）九月，岳飞第二次朝见宋高宗。宋高宗赵构亲笔书写“精忠岳飞”四字，绣成一面战旗，亲授岳飞。同时任命岳飞为江南西路舒蕲州制置使，下令将驻守蕲州的统制李山所部与屯扎江州的统制傅选所部并入岳家军，岳家军的正式军号也由“神武副军”升格为“神武后军”，兵力达到三万五千多人。
绍兴四年（1134年）五月至七月，岳飞率军主动发起了第一次北伐。岳家军将士英勇善战，接连击败金国和伪齐的联军，收复包括战略要地襄阳在内的襄汉六郡等广大地区，这是南宋开国八年以来第一次收复大片失地。这期间，岳家军缴获了大批战利品，包括大量粮草、辎重，军力再次扩充。
绍兴五年（1135年），岳飞率部平定杨幺之乱，在收编湖湘农民起义军的同时，又合并了一些地方军队，使岳家军的兵力大增，兵力由四万人增加到十万人左右。
在绍兴五年（1135年）的南宋军队整编中，原湖湘农民起义军中的壮丁五、六万人大都编入岳家军，再加上此后拨隶岳飞统辖的荆湖南路安抚司统制任士安、郝晸、王俊、统领焦元、丘赟等部约一万二千人，以及杜湛所部调归岳飞统辖时带来的几千蔡州兵，此外还有江南西路安抚司统制祁超、统领高道等部约八千五百多人，这样实际受岳飞节制的总兵力已经达到十万以上，而以后岳家军的兵员也大体维持在十万人左右这个数量，直到岳飞含冤遇害。
绍兴六年（1136年）七月至八月，岳飞再次率军北伐，进行第二次北伐，出奇制胜，兵进伊洛。岳家军长驱直入，一路攻城略地，接连攻克商州、虢州，一直打到西京河南府（今河南洛阳）附近，取得了辉煌胜利，接连缴获了大量战利品。在这期间，岳家军猛将杨再兴所部轻取顺州州治伊阳县，进而攻取长水县，先后缴获粮食十五万石，并夺取了伪齐的一个马监，夺得了一万五千多匹战马。就当时情势而言，伪齐政权得到金国的全力援助，马匹得来甚易，加上北宋时也曾在西京洛阳设置洛阳马监（《宋会要辑稿》），而且洛阳地处伪齐境内腹部，在此畜养大批马匹也是非常自然的事情，只是敌人万万想不到，岳家军进军竟如此迅速，以至于一万五千多匹战马很快就成了岳家军的战利品。岳家军长驱伊洛，是南宋立国之后初次发起的堂堂正正的大规模反攻。
同年十一月，金国、伪齐联军十几万人向襄汉地区发起进攻。岳飞部将张宪率军在邓州等地迎战，伪齐军遭到正兵和奇兵的前后夹攻。岳家军夺得战马五百多匹，同时俘虏包括伪齐将领郭德、施富在内的一千多人。接着，岳飞部将牛皋率将官王刚等人，以步兵八千，在唐州方城县(今河南方城县)痛击金国、伪齐联军，一直追至和尚寨，斩杀伪齐将领马汝翼等人，再次俘虏敌军一千人，夺得战马三百多匹。接着，岳飞亲自率领两万大军开赴唐州前线，岳飞部将王贵击败刘复所率伪齐军主力，并追击到蔡州。岳飞决定带上十天的粮草跟进，在一个叫做“牛蹄”的地方，雄兵猛将从四面八方分进合击，杀得敌军的尸体遍布山谷，全歼伪齐李成所部，岳家军俘获伪齐战将几十人，俘获几千名士兵，缴获战马三千匹，胜利班师。
至此，岳家军先后缴获将近两万匹战马，再加上岳家军在以往历次战役所缴获的战马以及南宋朝廷拨调的一些战马，则为岳飞组建一支强大的骑兵部队奠定了基础。此后，岳飞注重对官田实行军垦，在军垦区里建立养马场，一边耕田养马，一边教荆襄子弟骑马舞枪，训练骑兵力量，很多将士都逐渐熟练掌握马上的射技与枪法，成为精兵良将。
绍兴六年（1136年）年底，经过三次北伐和经营襄汉六郡，岳家军的实力大增，岳家军总兵力已经增至十万多人，其中有统制官22 人、将官252人，其中正将、副将和准备将各84人，在岳家军诸将领中，王贵任中军统制，张宪任前军统制，这二人是岳飞的重要副手。当岳飞不在军中时，王贵和张宪可以代替岳飞指挥其他统制，主持岳家军全军的事务；徐庆、牛皋和董先三人最为善战。以上五人都是岳家军的中坚将领。
岳珂在《鄂国金佗稡编》卷22《吁天辨诬卷之二淮西辨》中提到“而况背嵬之士，先臣之亲军也，颖昌、朱仙，皆以是军取胜，而八千余骑亦不可谓寡矣”，——也就是说，在经历绍兴十年的颖昌大战和朱仙镇之战之后的次年，岳飞率部救援淮西的时候，仅出征的背嵬马军（骑兵）就有八千多骑，这也是后来岳家军能够在野战中同女真骑兵争雄较长的重要原因。
南宋军事家华岳在其所著的兵书《翠微先生北征录》卷八中写道：“臣闻呈试有四门马枪，拣指有马上单枪。岳飞教荆襄之兵，有稽枪射。李显忠教关西之兵，令弓手带枪，枪手带弓。马军之有枪，尚矣。自近代，善马射者不善马枪，所以海队只选马枪一十八条、正副旗头六名，其余皆系弓箭。立为定制，不容增减。盖新刺马军、新补马校不练教习，不熟弓马，两手挟弓犹恐不能施放，更责以马枪兼人之能，则彼安能独办？要之，一队皆系老旧马军，则令各稽小枪，而不拘以十八人之数；皆系新招生疏之人，则令专事弓箭，而不拘以正副旗头之额。庶不强人以短，而反害其所长。是谓枪制。”显然，马上用枪并非易事，而岳飞能“教荆襄之兵，有稽枪射”，显然对岳家军骑兵的要求甚高。须知岳飞本人就善于骑射，素有“勇冠军”之名，有他教导，教将士熟练掌握射技枪法，此等精兵，自然非同小可。
而根据《鄂国金佗稡编》卷九《遗事》记载：“臣云（岳云）尝以重铠习注坡，马踬而踣，先臣（岳飞）以其不素习，怒曰：”前驱大敌，亦如此耶？“遽命斩之，诸将叩头祈免，犹杖之百，乃释之”，由此可见，岳飞平时要求岳家军骑兵必须身披重铠，苦练冲陡坡、跳壕沟等战斗动作，非常注重实战效果。也只有经过如此严格训练的岳家骑兵，才能在中原大地上和金兵争锋。而建成这么一支总数两万左右的强大骑兵部队，为岳飞成为南宋诸将中唯一敢于主动向金国发起进攻的稀世名将提供了重要条件。
很显然，岳飞不仅具有杰出的军事才能，而且还善于带兵、练兵。岳飞带出的军队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和巨大的战斗力，堪称无不『以一当十』。尤其是岳飞曾经组建强大的骑兵部队，能够在野战中与金国倚为支柱的女真骑兵争雄较长。
纵观岳飞组建岳家军的过程，有以下几点特别引人注目。一是贵精不贵多的组军原则，岳家军总兵力约十万人，其中大部分是精兵良将。二是组建一支高效率的幕僚机构。三是重视骑兵建设，在当时仅精锐部队背嵬军（岳飞的亲军）中的骑兵，就有八千余骑，踏白军、游奕军和背嵬军三支部队相加，岳家军总共大概有两万多人的马军（骑兵）。
岳飞治军，以严明军纪而著称于史，“冻死不拆屋，饿死不虏掠”，南宋学者周密在其著述《齐东野语》中称岳飞军纪为“中兴第一”。岳家军有着中国古代军队最严格的训练体系与战斗纪律，赏罚分明、纪律严整，对百姓秋毫无犯，对敌人则如虎狼一样凶猛。严明的军纪，是岳家军保持强大战斗力和维持良好军民关系的保证。更与宋朝其他军队不同的是，岳家军还是一支富有信仰的军队，他们牢记国耻家仇，以忠义许国、同仇敌忾，为雪国耻、抗击外侮、恢复旧山河而战，故士气旺盛。
岳飞还认为，管理军队，仁、信、智、勇、严五者缺一不可。岳飞平时与将士同甘共苦，在战场上则以身作则，冲锋陷阵，“每战尝自为旗头，身先士卒”。岳飞还有一句名言：文官不爱钱，武官不惜死，则天下太平。由于恩威并施，使岳家军内部和睦，关系融洽，表现出强大的凝聚力和战斗力。用今天的话来说，以上这些都是岳家军强大的软实力。
南宋东州爱国人士王自中在淳熙十五年(1188年)九月所撰的《郢州忠烈行祠记》中曾提到岳飞治军的以下品行:“一曰忠:临戎誓众,言及国家之祝,仰天横泗,士皆欷欤而听命。闻大驾所幸,未尝背其方而坐。二曰虚心:食客所至常满,商论古今,相究诘,切直无违忤。三曰整:兵所经,夜宿民户外,民开门纳之,莫敢先入。晨起去,草苇无乱者。四曰廉:一钱不私藏。五曰公:小善必赏、小过必罚,待数千万人如待一人。六曰定:猝遇敌,不为摇动,敌以为‘撼山易,撼岳家军难’。七曰选能:背嵬所向,一皆当百。八曰不贪功:功率推与其下。”显然，具有这些杰出治军品行和军事才能的爱国将领岳飞所带出的军队确实是具有强大凝聚力和战斗力的劲旅，同时他们经受了历次战争的严峻考验和锻炼，加之平时的严格要求、训练有素，故这支军队战斗力强，个个英勇善战，堪称无不“以一当十”。
绍兴十年（1140年）北伐前，以长江边的鄂州为基地，岳家军军一级的编制至少有十二军，计有：一、背嵬军；二、前军；三、右军；四、中军；五、左军；六、后军；七、游奕军；八、踏白军；九、选锋军；十、胜捷军；十一、破敌军；十二、水军。其中踏白军和游奕军都是马军（骑兵）番号，而作为岳飞亲军的精锐部队背嵬军，也基本上以骑兵为主。而根据宋史泰斗王曾瑜先生的考证，当时岳家军全军约有十万多人，平均每军约八千余人。故踏白、游奕和背嵬三军相加，大概有两万多人的马军（骑兵），也就是说，岳家军当时有两万多人的兵力是骑兵。此时的岳家军已经成为步兵、骑兵、水兵各兵种齐全的强大军事集团，规模居南宋诸军之首，且整体素质与战斗力最强。
绍兴十年（1140年），淮西张俊所部统制官有10人，所部宋军兵力约八万多人，淮东韩世忠统所部统制官有11人，所部宋军兵力约三万多人。此外，川陕地区有宋军正规军约八万多人，此外，杨沂中所部宋军有几万人，刘锜所部宋军也有两三万人。
楼主：民族英雄岳飞
时间：2020-02-17 11:19:47
（二）绍兴十年（1140年）前后，南宋国力日渐增强，经济得到恢复发展，财政收入逐年增加，政局趋于稳定，当时正处于宋金开战以来最有利的时期。具体分析如下：
第一，自建炎四年（1130）以来，南宋朝廷用了十年左右的时间，在江南地区重新建立起了稳固的新政权。自建炎四年（1130）金军被迫从江南撤军，直到岳飞遇害之前的绍兴十一年（1141年），经过南宋朝野上下齐心协力的经营与努力，南宋辖区的社会经济逐渐从动荡不安状态中解脱出来，进入恢复发展阶段。
这期间，好几支新的宋军（包括威名远扬的岳家军）在战场逐渐发展壮大，而且通过平定内乱、抗击外敌，确保了江南地区的安宁稳定，为江南地区经济社会的恢复发展创造了稳定的社会环境。
南宋政权刚建立之时承袭了北宋积贫积弱的状况,加上金军的侵略,新生的小朝廷四处逃避,且灾荒频频,盗贼四起,思想意识冲突激烈,新生政权的生存困境可想而知。然而,南宋政权仅仅用了十几年的时间,就削平内乱,定都临安,逐渐取得军事优势，并最终与金国订立和议,形成南北对峙的格局。南宋政权能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稳定政局并立足于东南半壁,关键是基本解决了当时的财政困境。其中,三位中兴名相李纲、吕颐浩、赵鼎功不可没。
而在绍兴初年，南宋前期的中兴名臣李纲、吕颐浩、朱胜非、赵鼎等人执政期间，南宋朝廷接连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稳定形势、休养生息、恢复发展生产，改革税制、广开利源。这其中以南宋名相吕颐浩进行的财政改革和经济改革，成效最大、影响最为深远。
通过南宋初年的中兴名相李纲、吕颐浩、朱胜非、赵鼎等人的励精图治，南宋方面的形势日渐好转，政治趋于稳定，经济得到恢复发展，南宋的国力明显增强，财政收入逐年增加，为宋金对峙以及南宋政权的长治久安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第二，南宋初年，为了稳定内部、巩固后方，解除宋军的后顾之忧，宋将韩世忠、岳飞、张俊等人先后率军剿灭了范汝为、李成、曹成等各路军匪游寇和以杨幺为代表的地方武装割据势力。数年之间，南宋有了稳定的后方。故在与金国军队作战时，南宋军队没有后顾之忧。
绍兴元年（1131年）至绍兴三年（1133年），韩世忠、岳飞、张俊先后率军剿灭了范汝为、李成、曹成等危害江南的军匪游寇势力。
绍兴五年（1135年），岳飞用几个月的时间平定了盘踞在洞庭湖地区的杨幺割据政权，此后五年多的时间内，湘湖地区逐渐安定，经济恢复发展，成了支持岳飞北伐的大后方！
在岳家军平定杨么叛军后，荆湖路一带再也没有出现大规模的武装叛乱。经过一段时期的恢复，生产又有所发展，老百姓安居乐业，社会矛盾有所缓和，岳家军在此后的抗金战争中，终于有了一个安定的后方。
自从绍兴五年（1135年）岳飞平定杨幺割据政权之后，直到绍兴十一年（1141年）宋金和议之前，南宋辖区内再也没有出现大规模的战乱，也没有发生农民起义，南宋政局稳定，后方稳固，宋军无后顾之忧。
第三，南宋初年，为了备战，宋军各路将帅都注重建设稳固的后方战略基地，其中以岳飞、韩世忠、吴玠等人取得的成就最大。
韩世忠奉命率精兵驻扎在战略要地楚州（今江苏淮安），负责把淮东一带打造成稳固的军事基地。
吴玠兄弟长期驻守四川、陕西，加固边防关隘，招兵买马，将川、陕一带打造成了重要的抗金堡垒。
绍兴四年（1134年），岳飞在收复襄汉六郡之后，便以襄汉六郡为战略基地，以鄂州（今湖北武昌）为军事大本营，开始了战略基地的建设。襄阳六郡，西邻川陕，东接两淮，南屏长江中游，北连开封、洛阳。至于鄂州，更是自古以来兵家必争之地。岳飞认识到：“襄阳六郡，地为险要，回复中原，此为基本”。
岳飞在襄汉六郡设官分兵，屯扎要害。克服襄阳六郡之后，岳飞即“权行差官，葺治州事”，选拔有才能的文武官员扶绥治理。分出部分兵力屯驻各州要害。同时，命令这些州郡官员在收复地区整治城壁楼橹，修葺城防设施，加强守备力量。
岳飞还施行仁政，招民归业，恢复发展生产。岳飞下令在在襄汉六郡实行优惠政策，借贷耕牛、种子等生产资料给复业农民，免除老百姓三年赋税，免除以前所欠一切官私债务，要求州县官员“用心召集流亡，劝课农桑，怀柔百姓，宽恤刑禁”。
岳飞接连采取一系列有力措施，用了几年时间，经过苦心经营，终于把襄汉六郡建设成反攻中原的战略基地和跳板。
第四，南宋初年，各路宋军还大兴营田，储备粮饷，宋军积蓄了充足的粮草，宋军后勤供应得到显著改善。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用兵作战，后勤补给的充足与否，是一个关乎战争成败的重要因素之一。南宋初年，为了减轻百姓负担，并确保宋军的粮草后勤安全，各路宋军在各自的驻扎地开展屯田，在休战期间，派专人负责进行生产经营活动，不断增加了军队收入，也减轻了国家财政负担，同时为后续战争准备了充足的粮草。
绍兴四年（1134年），在岳家军收复襄汉六郡之后，岳飞就上奏说：“襄阳、随、郢地皆膏腴，民力不支，苟行营田之法，其利为厚。然即今将已七月，未能耕垦，来年入春，即可措画。”
在中国古代，用百姓耕垦官府荒田，谓之营田；用军人耕垦官府荒田，谓之屯田。但在事实上，屯田和营田很难严格区分。岳飞设法召募百姓，借贷耕牛、种子、农具之类，耕种营田。 宋时营田收成之后，按照惯例，除留足来年种子外，或是官府收租四成，或是实行对分租。有时为鼓励垦荒，初期每亩只收租一二宋斗，甚至五宋升。
绍兴六年（1136年）二月，南宋朝廷为恢复生产，正式宣布全面措办营田，任命岳飞、吴玠、韩世忠、张俊、刘光世等五大将兼任营田大使或营田使。各路宋军开展大规模屯田，积蓄了充足的粮草。
由于营田农民的辛勤耕作以及当地官员的妥善经营，岳家军的稻谷收入最后可达十八万余石，约可供应两个半月左右的军粮。这还不包括作为货币地租的“营田杂收钱”在内。
岳家军将领武赳等人因经营营田有功，岳飞还特别予以保奏升迁。此外，岳飞“又为屯田之法，使戎伍攻战之暇，俱尽力南亩，无一人游间者。其疆理沟洫之制，皆有条绪”。
岳飞大兴营田，效果显著，“行之二三年，流民尽归，田野日辟，委积充溢，每岁馈运之数，顿省其半”。
为了增加军队的收入以减轻国家和老百姓的经济负担，岳家军也开辟其他“利源”。据《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4记载，当时各种经营收入每年高达170余万贯。按岳家军每月开支56万贯计算，这些收入接近于三个月的支出，既弥补了军费的不足，又大大减轻了南宋朝廷的财政负担。
经过上述努力，据说可使岳家军的“每岁馈运之数，顿省其半”。经过多方面的筹措，岳家军北伐的准备更充分了，条件更成熟了。岳家军全军上下“闻金鼓而乐奋”，“裹粮坐甲，惟敌是求”，万众一心地等待着统帅的进军令。
第一，自建炎四年（1130）以来，南宋朝廷用了十年左右的时间，在江南地区重新建立起了稳固的新政权。自建炎四年（1130）金军被迫从江南撤军，直到岳飞遇害之前的绍兴十一年（1141年），经过南宋朝野上下齐心协力的经营与努力，南宋辖区的社会经济逐渐从动荡不安状态中解脱出来，进入恢复发展阶段。
这期间，好几支新的宋军（包括威名远扬的岳家军）在战场逐渐发展壮大，而且通过平定内乱、抗击外敌，确保了江南地区的安宁稳定，为江南地区经济社会的恢复发展创造了稳定的社会环境。
南宋政权刚建立之时承袭了北宋积贫积弱的状况,加上金军的侵略,新生的小朝廷四处逃避,且灾荒频频,盗贼四起,思想意识冲突激烈,新生政权的生存困境可想而知。然而,南宋政权仅仅用了十几年的时间,就削平内乱,定都临安,逐渐取得军事优势，并最终与金国订立和议,形成南北对峙的格局。南宋政权能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稳定政局并立足于东南半壁,关键是基本解决了当时的财政困境。其中,三位中兴名相李纲、吕颐浩、赵鼎功不可没。
而在绍兴初年，南宋前期的中兴名臣李纲、吕颐浩、朱胜非、赵鼎等人执政期间，南宋朝廷接连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稳定形势、休养生息、恢复发展生产，改革税制、广开利源。这其中以南宋名相吕颐浩进行的财政改革和经济改革，成效最大、影响最为深远。
通过南宋初年的中兴名相李纲、吕颐浩、朱胜非、赵鼎等人的励精图治，南宋方面的形势日渐好转，政治趋于稳定，经济得到恢复发展，南宋的国力明显增强，财政收入逐年增加，为宋金对峙以及南宋政权的长治久安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第二，南宋初年，为了稳定内部、巩固后方，解除宋军的后顾之忧，宋将韩世忠、岳飞、张俊等人先后率军剿灭了范汝为、李成、曹成等各路军匪游寇和以杨幺为代表的地方武装割据势力。数年之间，南宋有了稳定的后方。故在与金国军队作战时，南宋军队没有后顾之忧。
绍兴元年（1131年）至绍兴三年（1133年），韩世忠、岳飞、张俊先后率军剿灭了范汝为、李成、曹成等危害江南的军匪游寇势力。
绍兴五年（1135年），岳飞用几个月的时间平定了盘踞在洞庭湖地区的杨幺割据政权，此后五年多的时间内，湘湖地区逐渐安定，经济恢复发展，成了支持岳飞北伐的大后方！
在岳家军平定杨么叛军后，荆湖路一带再也没有出现大规模的武装叛乱。经过一段时期的恢复，生产又有所发展，老百姓安居乐业，社会矛盾有所缓和，岳家军在此后的抗金战争中，终于有了一个安定的后方。
自从绍兴五年（1135年）岳飞平定杨幺割据政权之后，直到绍兴十一年（1141年）宋金和议之前，南宋辖区内再也没有出现大规模的战乱，也没有发生农民起义，南宋政局稳定，后方稳固，宋军无后顾之忧。
第三，南宋初年，为了备战，宋军各路将帅都注重建设稳固的后方战略基地，其中以岳飞、韩世忠、吴玠等人取得的成就最大。
韩世忠奉命率精兵驻扎在战略要地楚州（今江苏淮安），负责把淮东一带打造成稳固的军事基地。
吴玠兄弟长期驻守四川、陕西，加固边防关隘，招兵买马，将川、陕一带打造成了重要的抗金堡垒。
绍兴四年（1134年），岳飞在收复襄汉六郡之后，便以襄汉六郡为战略基地，以鄂州（今湖北武昌）为军事大本营，开始了战略基地的建设。襄阳六郡，西邻川陕，东接两淮，南屏长江中游，北连开封、洛阳。至于鄂州，更是自古以来兵家必争之地。岳飞认识到：“襄阳六郡，地为险要，回复中原，此为基本”。
岳飞在襄汉六郡设官分兵，屯扎要害。克服襄阳六郡之后，岳飞即“权行差官，葺治州事”，选拔有才能的文武官员扶绥治理。分出部分兵力屯驻各州要害。同时，命令这些州郡官员在收复地区整治城壁楼橹，修葺城防设施，加强守备力量。
岳飞还施行仁政，招民归业，恢复发展生产。岳飞下令在在襄汉六郡实行优惠政策，借贷耕牛、种子等生产资料给复业农民，免除老百姓三年赋税，免除以前所欠一切官私债务，要求州县官员“用心召集流亡，劝课农桑，怀柔百姓，宽恤刑禁”。
岳飞接连采取一系列有力措施，用了几年时间，经过苦心经营，终于把襄汉六郡建设成反攻中原的战略基地和跳板。
第四，南宋初年，各路宋军还大兴营田，储备粮饷，宋军积蓄了充足的粮草，宋军后勤供应得到显著改善。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用兵作战，后勤补给的充足与否，是一个关乎战争成败的重要因素之一。南宋初年，为了减轻百姓负担，并确保宋军的粮草后勤安全，各路宋军在各自的驻扎地开展屯田，在休战期间，派专人负责进行生产经营活动，不断增加了军队收入，也减轻了国家财政负担，同时为后续战争准备了充足的粮草。
绍兴四年（1134年），在岳家军收复襄汉六郡之后，岳飞就上奏说：“襄阳、随、郢地皆膏腴，民力不支，苟行营田之法，其利为厚。然即今将已七月，未能耕垦，来年入春，即可措画。”
在中国古代，用百姓耕垦官府荒田，谓之营田；用军人耕垦官府荒田，谓之屯田。但在事实上，屯田和营田很难严格区分。岳飞设法召募百姓，借贷耕牛、种子、农具之类，耕种营田。 宋时营田收成之后，按照惯例，除留足来年种子外，或是官府收租四成，或是实行对分租。有时为鼓励垦荒，初期每亩只收租一二宋斗，甚至五宋升。
绍兴六年（1136年）二月，南宋朝廷为恢复生产，正式宣布全面措办营田，任命岳飞、吴玠、韩世忠、张俊、刘光世等五大将兼任营田大使或营田使。各路宋军开展大规模屯田，积蓄了充足的粮草。
由于营田农民的辛勤耕作以及当地官员的妥善经营，岳家军的稻谷收入最后可达十八万余石，约可供应两个半月左右的军粮。这还不包括作为货币地租的“营田杂收钱”在内。
岳家军将领武赳等人因经营营田有功，岳飞还特别予以保奏升迁。此外，岳飞“又为屯田之法，使戎伍攻战之暇，俱尽力南亩，无一人游间者。其疆理沟洫之制，皆有条绪”。
岳飞大兴营田，效果显著，“行之二三年，流民尽归，田野日辟，委积充溢，每岁馈运之数，顿省其半”。
为了增加军队的收入以减轻国家和老百姓的经济负担，岳家军也开辟其他“利源”。据《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4记载，当时各种经营收入每年高达170余万贯。按岳家军每月开支56万贯计算，这些收入接近于三个月的支出，既弥补了军费的不足，又大大减轻了南宋朝廷的财政负担。
经过上述努力，据说可使岳家军的“每岁馈运之数，顿省其半”。经过多方面的筹措，岳家军北伐的准备更充分了，条件更成熟了。岳家军全军上下“闻金鼓而乐奋”，“裹粮坐甲，惟敌是求”，万众一心地等待着统帅的进军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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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元1140年（南宋绍兴十年，金国天眷三年）岳飞北伐前后，穷兵黩武的金国已经陷入了兵老势衰、内外交困的窘境。具体分析如下：
第一，金军的侵略使北方出现生产力大倒退，人口锐减，金军占领的北方大地一片萧条。
金国女真族入侵中原，吸收了先进的汉族文明，固然使本民族取得了飞跃的进步。但是，这却是以先进文明被严重摧残，出现文明大破坏和大倒退为代价的。金国灭北宋，是落后生产力对先进生产力的胜利，是游牧民族对耕作民族的胜利，是外来奴隶制度对中原封建制度的胜利，而不是什么封建王朝之间的内战。在北、南宋之交，处在落后文明阶段的金国女真奴隶主所发动的侵宋战争表现为强烈的野蛮性、掠夺性和残酷性。当时中原各地惨遭金军血与火的洗劫，“杀人如割麻，臭闻数百里”。人口的大量死亡，招致了可怖的瘟疫；瘟疫的流行又招致更多人口的死亡。广阔的原野“井里萧然，无复烟爨”，到处是惨不忍睹的景象。自金国女真人进入中原之后，在野蛮残暴的女真兵的蹂躏劫掠之下，北中国广大地区生灵涂炭，经济倒退，民生凋敝，到处都是萧条景象。即使又经过了几十年，也没能恢复到金军入侵之前的水平。当时，在金军占领区内，“东至沂、密，西至曹、濮、兖、郓，南至陈、蔡、汝、颖，北至河朔，皆被其害”(《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4)；“山东、京西等路，荆榛千里，斗米至数十千，且不可得；盗贼、官兵以至居民，更互相食；人肉之价，贱于犬豕，肥壮者一枚不过五十千，全躯暴以为腊”(《鸡肋编》卷中)。
由于金国女真人的入侵和破坏，当时北中国生产力倒退的严重程度，是难以完全统计的。在金军灭北宋30多年之后，金国包括秦岭淮河以北的今华北和东北全部、西北大部在内的广大辖区的总户口数只有300多万（参看王育民《金代户口问题析疑》，载《中国史研究》1990年第4期）。但是在北宋灭亡之前，仅黄河以北的河北路一地，人口就超过一千万！而据学者考证，在北宋末年，宋朝辖区内的总人口已经超过了一亿，而南宋人口最多时也有八千多万！
第二，金国女真统治者在其占领区内强制推行奴隶制，坚持实行残酷的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的政策，大规模地掠夺汉人的田地，大量驱掳汉人当奴隶，使社会经济严重倒退。
宋朝的民间奴婢，大多“本佣雇良民”，“雇卖与人”，他们与主人之间虽有身份差别，但其实已具有与近代资本主义原始雇佣关系相似的性质。然而，从金国建立到元朝初年这段时期，中国北方社会却又倒退为奴隶制，而且奴隶制还不断地扩张，造成了整个社会经济的严重倒退。在金国建立前期，作为国家统治者的女真人还处于奴隶制阶段，很多女真贵族都拥有几百名以至成千上万名的奴隶。很多汉人被金兵抓去当奴隶，用铁索锁住，耳朵刺上“官”字，标价出售，燕山府等地甚至专设买卖奴隶的市场。金国朝廷也往往以成百上千名的奴隶，赏赐给女真贵族。由于奴隶数量很大，在社会成员中占有相当的比例，金国进行户口排查时，规定必须“验土地、牛具、奴婢之数”，奴婢和土地、牛具一样，成为各户财产登记的重要项目。金国女真奴隶主们把奴婢和金、银、羊、马同等看待，用作博戏时的赌注。女真贵人们死后，还有“生焚所宠奴婢”殉葬的残酷陋 军中拥有大量奴隶，缺乏军粮时，奴婢居然也和骡马一样被杀戮作食，真是惨无人道到极点。
第一，金军的侵略使北方出现生产力大倒退，人口锐减，金军占领的北方大地一片萧条。
金国女真族入侵中原，吸收了先进的汉族文明，固然使本民族取得了飞跃的进步。但是，这却是以先进文明被严重摧残，出现文明大破坏和大倒退为代价的。金国灭北宋，是落后生产力对先进生产力的胜利，是游牧民族对耕作民族的胜利，是外来奴隶制度对中原封建制度的胜利，而不是什么封建王朝之间的内战。在北、南宋之交，处在落后文明阶段的金国女真奴隶主所发动的侵宋战争表现为强烈的野蛮性、掠夺性和残酷性。当时中原各地惨遭金军血与火的洗劫，“杀人如割麻，臭闻数百里”。人口的大量死亡，招致了可怖的瘟疫；瘟疫的流行又招致更多人口的死亡。广阔的原野“井里萧然，无复烟爨”，到处是惨不忍睹的景象。自金国女真人进入中原之后，在野蛮残暴的女真兵的蹂躏劫掠之下，北中国广大地区生灵涂炭，经济倒退，民生凋敝，到处都是萧条景象。即使又经过了几十年，也没能恢复到金军入侵之前的水平。当时，在金军占领区内，“东至沂、密，西至曹、濮、兖、郓，南至陈、蔡、汝、颖，北至河朔，皆被其害”(《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4)；“山东、京西等路，荆榛千里，斗米至数十千，且不可得；盗贼、官兵以至居民，更互相食；人肉之价，贱于犬豕，肥壮者一枚不过五十千，全躯暴以为腊”(《鸡肋编》卷中)。
由于金国女真人的入侵和破坏，当时北中国生产力倒退的严重程度，是难以完全统计的。在金军灭北宋30多年之后，金国包括秦岭淮河以北的今华北和东北全部、西北大部在内的广大辖区的总户口数只有300多万（参看王育民《金代户口问题析疑》，载《中国史研究》1990年第4期）。但是在北宋灭亡之前，仅黄河以北的河北路一地，人口就超过一千万！而据学者考证，在北宋末年，宋朝辖区内的总人口已经超过了一亿，而南宋人口最多时也有八千多万！
第二，金国女真统治者在其占领区内强制推行奴隶制，坚持实行残酷的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的政策，大规模地掠夺汉人的田地，大量驱掳汉人当奴隶，使社会经济严重倒退。
宋朝的民间奴婢，大多“本佣雇良民”，“雇卖与人”，他们与主人之间虽有身份差别，但其实已具有与近代资本主义原始雇佣关系相似的性质。然而，从金国建立到元朝初年这段时期，中国北方社会却又倒退为奴隶制，而且奴隶制还不断地扩张，造成了整个社会经济的严重倒退。在金国建立前期，作为国家统治者的女真人还处于奴隶制阶段，很多女真贵族都拥有几百名以至成千上万名的奴隶。很多汉人被金兵抓去当奴隶，用铁索锁住，耳朵刺上“官”字，标价出售，燕山府等地甚至专设买卖奴隶的市场。金国朝廷也往往以成百上千名的奴隶，赏赐给女真贵族。由于奴隶数量很大，在社会成员中占有相当的比例，金国进行户口排查时，规定必须“验土地、牛具、奴婢之数”，奴婢和土地、牛具一样，成为各户财产登记的重要项目。金国女真奴隶主们把奴婢和金、银、羊、马同等看待，用作博戏时的赌注。女真贵人们死后，还有“生焚所宠奴婢”殉葬的残酷陋 军中拥有大量奴隶，缺乏军粮时，奴婢居然也和骡马一样被杀戮作食，真是惨无人道到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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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金国女真贵族强迫汉人剃头辫发，加深了民族矛盾，北方汉人的反抗斗争风起云涌，如火如荼。
中国古代的汉人，包括男子，遵照“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的古训，长期保留蓄发的习俗。辽国和西夏虽然也存在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但却没有金国强烈。辽国允许其辖区内的汉人、渤海人等保留农耕民族的生产方式和生活习俗，允许汉人保留本民族的发型、服饰、文字、语言等习俗。然而，金国女真统治者却按照女真族的习俗，强迫汉人男子“剃头辩发”，“禁民汉服”，“削发不如法者死”，采取了类似清朝初年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政策。这对广大汉人当然是极大的民族侮辱。金国女真统治者还强征中原汉人当兵，时称“剃头签军”。汉人签军在金军中的地位最低贱，充当苦力，“冲冒矢石，枉遭杀戮”。
辽国契丹族统治者注意拉拢依靠汉族地主阶级。燕云十六州的汉人名门望族，在辽国政权构成中仅次于契丹人，而居第二位。辽国还实行南北两套官制，北面官负责处理契丹等各游牧民族的事务，南面官负责处理汉族、渤海族等农耕民族的事务。但是金国却始终是女真完颜氏皇族控制军政大权，而且女真统治者向来疏远汉人，歧视汉人。在金国，金国女真统治者把其辖区内的民众分为五等，其中女真人是第一等，汉人被划为第四等、第五等。由于金国一直坚持奉行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政策，始终存在着强烈的民族歧视，所以金国的民族矛盾始终存在。直到金国末年，北方汉人反抗女真统治者的武装斗争仍时有爆发。在金国灭亡之后，作为金国遗民的学者刘祁就一针见血地指出金国女真统治者为政的一大弊端，刘祁总结道：『大抵金国之政，分别番、汉人，且不变家政，偏私族类，疏外汉人』，以致得不到广大汉人的拥护，所以金国女真贵族的统治难以长期维持，『此所以不能长久』(《归潜志》卷12《辩亡》）。
绍兴十年（1140年）岳飞北伐前后，由于金国统治者在其辖区内强制推广奴隶制，致使金国陷入“法苛赋重，加以饥馑，民不聊生”的危机之中(《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32，绍兴九年九月)。
公元1140年前后，女真贵族进入中原已经有十几年，但是他们掠夺和役使奴隶的嗜欲却没有丝毫减退。在金军占领区内，女真贵族们任意霸占汉人的房舍、土地、钱财、子女；任意征发大量汉族成年男子去当兵，任意霸占蹂躏汉人妇女， 有时候竟然挨家挨户搜捕汉人壮丁，标价出卖，或者转卖到西夏、蒙古，以换取战马；而当搜捕到的汉人壮丁数量过多，暂时派不上用场，又难于供应其食粮时，就大批大批地坑杀；而分散在北方诸路州县的金国女真兵，还经常凌虐劫掠当地汉人百姓，并且只要某个村中有一人从事抗金斗争，金兵就会杀光整村的男女老幼，如果有人据城抵抗，金兵破城之后就要屠杀全城居民。
在金国女真贵族的野蛮屠杀、劫掠和奴役之下，以汉族为主体的各族人民，进行了英勇顽强的反抗斗争，其动员之广，规模之大，持续之久，在中国古代史上是没有先例的。金军的兵锋所到之处，宋朝各地人民随即聚集起来进行反抗。在河北，“太行义士”“相率上山，动以万计”（《大金国志》卷10）；为了挣脱奴隶锁链，被俘汉人“相结上太行为盗”（《大金国志》卷11）；在河东，一个名叫石竧（读净）的抗金义军首领，被俘之后，面对金兵统帅粘罕的威逼利诱，坚决不投降。后来粘罕命令金兵将石竧“钉之于车，刺刃于股”， 石竧仍然大声喊道：“爷是汉人，能死不降，爷姓石，石上钉撅，更不移改！”（《大金国志》卷6）李彦仙以陕州孤城为依托，屡次击败金国女真兵的进犯，“金人不得西”， 后来“城陷，彦仙率士卒巷战”，“虽妇女亦升屋以瓦掷金人”，为国捐躯。（《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31；《宋史》卷448《李彦仙传》）
金国天眷元年(公元1138年，南宋绍兴八年)夏，金国政府又出台了一项新政策。金国政府下令：『欠债者以人口折还，及藏亡命而被告者皆死』，凡是积欠公私债务而无力偿还者，即以本人和妻子儿女的人身抵偿，凡是藏匿逃亡者之家，家长处死，产业由官府和告发者均分，人口一半充当官府奴婢，一半充当告发者的私人奴婢，连违令者的四邻也须缴纳“赏钱”三百贯。此前，金国女真贵族们大规模地掠夺汉人的田地，横征暴敛，使北方的很多农民破产，如今又到处放高利贷，“回易贷缗，遍于诸路”。因而只要贯彻实施金国政府的这项新政策，女真贵族们就可得到成千上万的债务奴隶。于是，一切不愿做奴隶的人们便纷纷反抗，或者逃亡他乡，或者杀死债主，“啸聚山谷”。
为了贯彻实施这项新政策，金国政府经常出动大批金军，到处搜捕“欠债者”。金军的搜捕队凡遇着村民，即行拷掠，或迫使其自诬，或威逼其诬人，“生民无辜，立成星散，被害之甚，不啻兵火”。有人有持棍棒反抗，则被捕被杀，“积尸狼藉，州县囹圄为之一盈”。在苛政、暴刑、重赋、饥荒等各种灾难的交相煎逼之下，金国辖区的民众被迫大批大批地宰耕牛、焚庐舍、上山寨，加入抗金义军的行列(《三朝北盟会编》卷197《金虏节要》；《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20绍兴八年夏，卷132绍兴九年秋)。
金国女真统治者的倒行逆施激起了以汉族为主体的北方各民族的强烈反抗。当时，金国国内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十分尖锐。当时的金国“盗贼满野，向之倚国威以重者，人视之以为血仇骨怨，必报而后已”。公元1138年（南宋绍兴八年，金国天眷元年）开始，金国辖区内民众的抗金斗争再次出现新高潮。“百姓怨，往往杀债主，啸聚山谷”，“太行义士蜂起，威胜、辽州以来，道不通行”(《三朝北盟会编》卷197《金虏节要》；《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20绍兴八年夏，卷132绍兴九年秋；《中兴小纪》卷26)。
公元1139年（南宋绍兴九年，金国天眷二年），山东地区的人民在张清领导下，驾船从海上攻入东北的辽东，北方抗金起义军还打着宋军的旗号，攻占了辽东的“苏州”（今辽宁金州），“中原之被掠在辽者，多起兵应之”。在当时的金国辖区内，各地人民的反抗斗争此伏彼起，并且还有不断扩大之势。(《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33绍兴九年冬；《大金国志》卷9）
当时北方民众的抗金斗争风起云涌，在金国统治区内出现了好几百支忠义民兵队伍，他们坚持在敌后作战，反抗金国女真统治者的压迫，有的还打着“岳家军”的旗号来吓唬金兵。
在绍兴十年（1140年）岳飞北伐前后，为了实施“连结河朔”的策略，岳飞派遣李宝、孙彦等抗金义士潜入山东，组织山东人民抗金；岳飞还派遣梁兴、赵云、李进、董荣、牛显、张峪等原义军领袖带领小股军士北渡黄河，去联络太行山义军，并领导河北、河东的各路抗金义军；除了李宝、孙彦、梁兴、赵云、李进、董荣、牛显、张峪等直接受岳飞节制的抗金义军首领之外，一些还没有与岳飞取得联系的北方起义者，也经常打着“岳家军” 的旗号，在金国辖区内不断攻击金兵。
岳家军当年威震南北，名声极响，金人惊叹“撼山易，撼岳家军难”，岳飞本人更是声名显赫，广为人知，其本身就具有极大的品牌效应。在岳飞生前，很多抗金义军以及小股宋军都喜欢打着岳家军的旗号来给自己助威壮胆，吓唬金兵。岳飞也支持这种可以使金军感到草木皆兵的做法。有时候，金兵击败了一些农民起义军或者小股宋军，就误以为击败的是岳家军。但是实际上，这些军队根本就不属于岳家军建制。
《金史》中有好几处关于岳飞的错误记载，或出于金军的错觉，误以为南宋北伐之师都是岳家军；或因北方义军假借岳家军的声威，起而抗金。这些都可以反映岳家军的影响之巨。而根据《金史》中某些草木皆兵的失实记载，还可以推知在南宋诸将中，岳飞才是金军最看重的敌人。例如《金史》卷84《完颜昂传》误以为“岳飞以兵十万来攻东平”；《金史》卷66《宗秀传》误以为“岳飞驻军于亳、宿之间”；《金史》卷68《阿鲁补传》误以为“岳飞进军归德府”；《金史》卷77《宗弼传》误以为“岳飞复出兵到河东”。但是事实上，在宿州、亳州以及归德府（即今商丘）一带与金国将领宗秀、阿鲁补作战的宋军其实是张俊、王德、杨沂中所部，而完颜昂在东平、邳州一带所对付的其实是山东本地的农民起义军，岳家军从来都没有到过那些地方，更谈不上在那些地方和金国军队打仗｛详情参见[美国 亚历桑那大学]学者陶晋生的论文《岳飞与完颜宗弼》，以及《<金史>中与岳飞相关战事描述的谬误和失实》｝。
在岳飞遇害六十多年之后，金国皇帝在诏书中则直接承认了岳飞战功卓著、威名远播。金国泰和六年（南宋开禧二年，公元1206年），金章宗在招诱南宋大将吴曦叛变的诏书中写到：“且卿自视翼赞之功孰与岳飞？飞之威名战功，暴于南北，一旦见忌，遂被参夷之诛，可不畏哉！” 相关记载可见于《金史》卷九十八《完颜纲传》，意思是说，况且你（指吴曦）自己评价一下自己的功劳能否比得上岳飞？岳飞战功卓著、威名远播，南宋北金之人全都知晓；结果有朝一日被宋廷猜忌，就被诛杀且连累亲族，难道这还不可怕么？！
中国古代的汉人，包括男子，遵照“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的古训，长期保留蓄发的习俗。辽国和西夏虽然也存在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但却没有金国强烈。辽国允许其辖区内的汉人、渤海人等保留农耕民族的生产方式和生活习俗，允许汉人保留本民族的发型、服饰、文字、语言等习俗。然而，金国女真统治者却按照女真族的习俗，强迫汉人男子“剃头辩发”，“禁民汉服”，“削发不如法者死”，采取了类似清朝初年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政策。这对广大汉人当然是极大的民族侮辱。金国女真统治者还强征中原汉人当兵，时称“剃头签军”。汉人签军在金军中的地位最低贱，充当苦力，“冲冒矢石，枉遭杀戮”。
辽国契丹族统治者注意拉拢依靠汉族地主阶级。燕云十六州的汉人名门望族，在辽国政权构成中仅次于契丹人，而居第二位。辽国还实行南北两套官制，北面官负责处理契丹等各游牧民族的事务，南面官负责处理汉族、渤海族等农耕民族的事务。但是金国却始终是女真完颜氏皇族控制军政大权，而且女真统治者向来疏远汉人，歧视汉人。在金国，金国女真统治者把其辖区内的民众分为五等，其中女真人是第一等，汉人被划为第四等、第五等。由于金国一直坚持奉行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政策，始终存在着强烈的民族歧视，所以金国的民族矛盾始终存在。直到金国末年，北方汉人反抗女真统治者的武装斗争仍时有爆发。在金国灭亡之后，作为金国遗民的学者刘祁就一针见血地指出金国女真统治者为政的一大弊端，刘祁总结道：『大抵金国之政，分别番、汉人，且不变家政，偏私族类，疏外汉人』，以致得不到广大汉人的拥护，所以金国女真贵族的统治难以长期维持，『此所以不能长久』(《归潜志》卷12《辩亡》）。
绍兴十年（1140年）岳飞北伐前后，由于金国统治者在其辖区内强制推广奴隶制，致使金国陷入“法苛赋重，加以饥馑，民不聊生”的危机之中(《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32，绍兴九年九月)。
公元1140年前后，女真贵族进入中原已经有十几年，但是他们掠夺和役使奴隶的嗜欲却没有丝毫减退。在金军占领区内，女真贵族们任意霸占汉人的房舍、土地、钱财、子女；任意征发大量汉族成年男子去当兵，任意霸占蹂躏汉人妇女， 有时候竟然挨家挨户搜捕汉人壮丁，标价出卖，或者转卖到西夏、蒙古，以换取战马；而当搜捕到的汉人壮丁数量过多，暂时派不上用场，又难于供应其食粮时，就大批大批地坑杀；而分散在北方诸路州县的金国女真兵，还经常凌虐劫掠当地汉人百姓，并且只要某个村中有一人从事抗金斗争，金兵就会杀光整村的男女老幼，如果有人据城抵抗，金兵破城之后就要屠杀全城居民。
在金国女真贵族的野蛮屠杀、劫掠和奴役之下，以汉族为主体的各族人民，进行了英勇顽强的反抗斗争，其动员之广，规模之大，持续之久，在中国古代史上是没有先例的。金军的兵锋所到之处，宋朝各地人民随即聚集起来进行反抗。在河北，“太行义士”“相率上山，动以万计”（《大金国志》卷10）；为了挣脱奴隶锁链，被俘汉人“相结上太行为盗”（《大金国志》卷11）；在河东，一个名叫石竧（读净）的抗金义军首领，被俘之后，面对金兵统帅粘罕的威逼利诱，坚决不投降。后来粘罕命令金兵将石竧“钉之于车，刺刃于股”， 石竧仍然大声喊道：“爷是汉人，能死不降，爷姓石，石上钉撅，更不移改！”（《大金国志》卷6）李彦仙以陕州孤城为依托，屡次击败金国女真兵的进犯，“金人不得西”， 后来“城陷，彦仙率士卒巷战”，“虽妇女亦升屋以瓦掷金人”，为国捐躯。（《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31；《宋史》卷448《李彦仙传》）
金国天眷元年(公元1138年，南宋绍兴八年)夏，金国政府又出台了一项新政策。金国政府下令：『欠债者以人口折还，及藏亡命而被告者皆死』，凡是积欠公私债务而无力偿还者，即以本人和妻子儿女的人身抵偿，凡是藏匿逃亡者之家，家长处死，产业由官府和告发者均分，人口一半充当官府奴婢，一半充当告发者的私人奴婢，连违令者的四邻也须缴纳“赏钱”三百贯。此前，金国女真贵族们大规模地掠夺汉人的田地，横征暴敛，使北方的很多农民破产，如今又到处放高利贷，“回易贷缗，遍于诸路”。因而只要贯彻实施金国政府的这项新政策，女真贵族们就可得到成千上万的债务奴隶。于是，一切不愿做奴隶的人们便纷纷反抗，或者逃亡他乡，或者杀死债主，“啸聚山谷”。
为了贯彻实施这项新政策，金国政府经常出动大批金军，到处搜捕“欠债者”。金军的搜捕队凡遇着村民，即行拷掠，或迫使其自诬，或威逼其诬人，“生民无辜，立成星散，被害之甚，不啻兵火”。有人有持棍棒反抗，则被捕被杀，“积尸狼藉，州县囹圄为之一盈”。在苛政、暴刑、重赋、饥荒等各种灾难的交相煎逼之下，金国辖区的民众被迫大批大批地宰耕牛、焚庐舍、上山寨，加入抗金义军的行列(《三朝北盟会编》卷197《金虏节要》；《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20绍兴八年夏，卷132绍兴九年秋)。
金国女真统治者的倒行逆施激起了以汉族为主体的北方各民族的强烈反抗。当时，金国国内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十分尖锐。当时的金国“盗贼满野，向之倚国威以重者，人视之以为血仇骨怨，必报而后已”。公元1138年（南宋绍兴八年，金国天眷元年）开始，金国辖区内民众的抗金斗争再次出现新高潮。“百姓怨，往往杀债主，啸聚山谷”，“太行义士蜂起，威胜、辽州以来，道不通行”(《三朝北盟会编》卷197《金虏节要》；《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20绍兴八年夏，卷132绍兴九年秋；《中兴小纪》卷26)。
公元1139年（南宋绍兴九年，金国天眷二年），山东地区的人民在张清领导下，驾船从海上攻入东北的辽东，北方抗金起义军还打着宋军的旗号，攻占了辽东的“苏州”（今辽宁金州），“中原之被掠在辽者，多起兵应之”。在当时的金国辖区内，各地人民的反抗斗争此伏彼起，并且还有不断扩大之势。(《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33绍兴九年冬；《大金国志》卷9）
当时北方民众的抗金斗争风起云涌，在金国统治区内出现了好几百支忠义民兵队伍，他们坚持在敌后作战，反抗金国女真统治者的压迫，有的还打着“岳家军”的旗号来吓唬金兵。
在绍兴十年（1140年）岳飞北伐前后，为了实施“连结河朔”的策略，岳飞派遣李宝、孙彦等抗金义士潜入山东，组织山东人民抗金；岳飞还派遣梁兴、赵云、李进、董荣、牛显、张峪等原义军领袖带领小股军士北渡黄河，去联络太行山义军，并领导河北、河东的各路抗金义军；除了李宝、孙彦、梁兴、赵云、李进、董荣、牛显、张峪等直接受岳飞节制的抗金义军首领之外，一些还没有与岳飞取得联系的北方起义者，也经常打着“岳家军” 的旗号，在金国辖区内不断攻击金兵。
岳家军当年威震南北，名声极响，金人惊叹“撼山易，撼岳家军难”，岳飞本人更是声名显赫，广为人知，其本身就具有极大的品牌效应。在岳飞生前，很多抗金义军以及小股宋军都喜欢打着岳家军的旗号来给自己助威壮胆，吓唬金兵。岳飞也支持这种可以使金军感到草木皆兵的做法。有时候，金兵击败了一些农民起义军或者小股宋军，就误以为击败的是岳家军。但是实际上，这些军队根本就不属于岳家军建制。
《金史》中有好几处关于岳飞的错误记载，或出于金军的错觉，误以为南宋北伐之师都是岳家军；或因北方义军假借岳家军的声威，起而抗金。这些都可以反映岳家军的影响之巨。而根据《金史》中某些草木皆兵的失实记载，还可以推知在南宋诸将中，岳飞才是金军最看重的敌人。例如《金史》卷84《完颜昂传》误以为“岳飞以兵十万来攻东平”；《金史》卷66《宗秀传》误以为“岳飞驻军于亳、宿之间”；《金史》卷68《阿鲁补传》误以为“岳飞进军归德府”；《金史》卷77《宗弼传》误以为“岳飞复出兵到河东”。但是事实上，在宿州、亳州以及归德府（即今商丘）一带与金国将领宗秀、阿鲁补作战的宋军其实是张俊、王德、杨沂中所部，而完颜昂在东平、邳州一带所对付的其实是山东本地的农民起义军，岳家军从来都没有到过那些地方，更谈不上在那些地方和金国军队打仗｛详情参见[美国 亚历桑那大学]学者陶晋生的论文《岳飞与完颜宗弼》，以及《<金史>中与岳飞相关战事描述的谬误和失实》｝。
在岳飞遇害六十多年之后，金国皇帝在诏书中则直接承认了岳飞战功卓著、威名远播。金国泰和六年（南宋开禧二年，公元1206年），金章宗在招诱南宋大将吴曦叛变的诏书中写到：“且卿自视翼赞之功孰与岳飞？飞之威名战功，暴于南北，一旦见忌，遂被参夷之诛，可不畏哉！” 相关记载可见于《金史》卷九十八《完颜纲传》，意思是说，况且你（指吴曦）自己评价一下自己的功劳能否比得上岳飞？岳飞战功卓著、威名远播，南宋北金之人全都知晓；结果有朝一日被宋廷猜忌，就被诛杀且连累亲族，难道这还不可怕么？！
楼主：民族英雄岳飞
时间：2020-02-17 11:19:47
第四，当时的金国统治集团越来越腐败，很多女真权贵贪图享乐，逐渐丧失进取心，女真统治集团内部经常爆发争权夺利的政治斗争，政争的过程很残酷，严重消弱了自身的力量。
当时，金国皇帝金熙宗“不视朝”，“荒于酒，与近臣饮，或继以夜”(《金史》卷4《熙宗纪》)。而在成为暴发户之后，金国政要将帅和女真宗室大多贪图享乐，逐渐沉溺于骄奢淫逸的富贵生活而丧失进取心。《金史》记载：『宗翰死，宗磐、宗隽、挞懒湛溺富贵，人人有自为之心，宗干独立，不能如之何，时无宗弼，金之国势亦曰殆哉。』
在女真贵族入主中原之后，刚从原始部落联盟首领转变为大国统治者的女真贵族们虽然也进行了一些改革，甚至逐渐开始学习汉人制度，但是唐宋两朝政治冲突与妥协的调和机制却并没有与女真贵族旧有的原始民主因素相互促进融合。相反的，两者制度中的专制和野蛮的成分却紧密结合在一起，促成了金国统治集团内部政治斗争的残暴化。
金国的将帅和权贵们为了争权夺利而相互倾轧，频繁地爆发派系纷争，不断地自相残杀。继蒲庐虎（宗磐）、讹鲁观（宗隽）、挞懒、鹘懒、兀室等金国宗室政要接连被诛杀之后，左丞相希尹、右丞相萧庆也相继被杀。兀术杀兀室，株连者多达几千人；兀术杀希尹，连坐者数百人。
第五，刘豫的伪齐傀儡政权倒台之后，中原地区陷入动荡不安的乱局之中，各地军民相继投奔南宋，金国无法掌控形势。
公元1137年（南宋绍兴七年，金国天会十五年）十一月，金国女真统治者因为刘豫的伪齐傀儡政权屡次发兵侵宋，都被宋军打得狼狈逃窜，感到立刘豫 “为帝数年，无尺寸功”(《金史》卷77《挞懒传》)，便把刘豫废黜了。在伪齐傀儡政权建立的八年中，对中原人民进行了残酷的剥削，“赋敛及于絮缕，割剥至于果蔬”(《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28)。中原百姓对伪齐傀儡政权 的统治，恨之入骨。在废黜刘豫的时候，金国统治者害怕中原人民会乘机而起，无法收抬，甚至还派金军统帅兀术、挞懒等人亲自带兵南下，到东京汴梁弹压，同时还宣布了一些缓和官民矛盾的措施。
但是，中原地区仍然持续动荡不安。在伪齐傀儡政权被废黜之后，原伪齐政府的官员，有的奔走四散，有的则率领军队投奔南宋。例如，原伪齐的“淮北兵归正者不绝，今岁合肥度可得四五万众”(《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18)，“伪齐知寿州宋超率兵民来归，蔡州提辖白安时杀金将兀鲁，执其守刘永寿来降”(《宋史》卷29《高宗本纪》)。这些反抗斗争，使金国“诸帅之在中都者，如居积薪之上”，“势之倾危，未有易于此者”(《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20)。
岳飞向来坚持正确的俘虏政策，禁止虐待俘虏，曾针对金国强征的汉人“剃头签军”做了很多分化瓦解工作，收到的效果显著，『是以信义著敌人不疑，恩结于人心，虽虏人、签军，皆有亲爱愿附之意』。随着伪齐政权的垮台，原伪齐的很多官兵也纷纷倒戈降宋，其中有相对多的伪齐官兵争先恐后地投奔岳家军。
公元1137年（南宋绍兴七年，金国天会十五年）三月，伪齐武将李清“率众归正”，率军南下投奔岳飞(《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09)。1137年（南宋绍兴七年，金国天会十五年）十一月，金国统治者废黜刘豫。不久，原伪齐临汝军(治新蔡，今河南新蔡县)知军崔虎率军向岳飞投诚(《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17；《三朝北盟会编》卷182)。公元1138年（南宋绍兴八年，金国天眷元年）正月，经过岳飞宣抚司幕僚张节夫的“招谕”，原伪齐蔡州知州刘永寿、提辖白安时在全城军民支持下，杀金将兀鲁孛堇，带领大批军民南下投奔岳飞，岳飞随即命令部将张宪率兵前去接应(《宋会要辑稿》兵15之6；《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18，121；《三朝北盟会编》卷183)。1138年（南宋绍兴八年，金国天眷元年）八、九月间，金国镇汝军知军、马军统制胡清率领一千一百零八人起义归宋，南下投奔岳家军，岳飞予以热情接待，并任命胡清为选锋军副统制(《宋会要辑稿》兵15之6，7；《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22)。此外，金国统制王镇、统领崔庆、将官李觐，以及华旺、孟皋等人，也先后率军投归岳飞。前伪齐河南府尹孟邦杰，也起兵反金，处死永安军的知军，然后率军南下归降岳飞(《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17)。
自金国、伪齐投奔南宋的“归正人”络绎不绝，既有投奔岳家军的，也有投奔驻屯其他地区的宋军的。此外，还有两万伪齐军队在归德府 (原宋朝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一带起义，武装反抗金国女真人的统治(《金史》卷128《张奕传》)。
第六，1140年（南宋绍兴十年，金国天眷三年）前后，在南方，金国接连败给南宋，在北方，金国面临蒙古的威胁，在西边，金国遭到西夏的攻击，在东北，金国遭到高丽国的抵抗。穷兵黩武的金国当时腹背受敌，四面楚歌。
当时的南宋，由于韩世忠、岳飞先后率军剿灭了范汝为、李成、曹成等军匪游寇和以杨幺为代表的武装割据势力，数年之间，有了稳定的后方。故在与金国军队作战时，南宋军队没有后顾之忧。但金国却四面树敌，金军常常顾此失彼。
在成吉思汗建国之前的二百多年，蒙古就一直是辽国和金国在北方的主要边患。在金国灭掉辽国之后，也接收了来自北方彪悍的蒙古各部的边患。金国与北方的蒙古各部长期处于敌对状态，并且蒙古边患的威胁日益加剧。金国事实上长期陷于北有蒙古、南有宋朝的两线作战的窘迫困境。
金国曾经多次派大军去讨伐蒙古，但是常常无功而返。蒙古各部曾经多次击败金军，还曾趁胜追击金兵，一直打到金国上京的附近。金国天眷二年(1139年)，金国『遣万户湖沙虎伐蒙兀部，粮尽而还。蒙兀（即蒙古）追袭之，至上京之西北，大败其众于海岭』(《大金国志校证》卷10；《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33）。
关于蒙古对金国的威胁，当时被女真人扣留在金国的宋使洪皓就很清楚。洪皓曾在给南宋朝廷的密信中指出金国正被蒙古所困扰，『彼方困于蒙古』 (《三朝北盟会编》卷221《洪皓行状》；《宋史》卷373《洪皓传》；洪适《盘洲文集》卷74《先君述》)。
1140年（南宋绍兴十年，金国天眷三年）前后，金国军队不仅在南方战场上接连败退，而且在西面和北方的战场上，也陷入了困境。
1139年（南宋绍兴九年，金国天眷二年），西夏乘折可求新丧，进攻金国的府州，并攻占府州。
紧挨着金国女真人老巢东北的高丽国（古代的朝鲜、韩国）过去曾经屈服于金国的兵威。如今金国内外交困，高丽也开始武装反抗金国女真人的的压迫，直接威胁着金国女真人的老巢东北。
1140年（南宋绍兴十年，金国天眷三年）前后，金国内外交困：高层先后经历了两次血腥的内讧残杀；由于贪狡无信，不仅接连失去昔日的盟友，而且还先后与黄头女真、蒙古部落等开战，本来就少的兵力，更加捉襟见肘。
金国女真统治者早期试图通过把契丹人纳入猛安谋克来加强自己的力量，但他们在原辽国辖区内的残暴统治和压迫掠夺，又导致契丹人叛乱逃亡不断。当时，金国这个穷兵黩武的国家，正在受害于自己的暴政：除了蛮力，再也没有任何凭恃。而这些蛮力所剩的最后主力——兀术和赛里，已经被岳飞扁得满地找牙都找不到。黄龙府感到的震恐，其来有自。
宋使洪皓早在建炎三年(1129年)奉命出使金国，之后被金人扣留了十五年。其间洪皓在金国历经艰险，九死一生，仍心眷故国，坚贞不屈，时人称赞他为“宋朝苏武”。宋使洪皓长期被金国扣留，他很了解金国内外交困的窘境。洪皓经常暗中派人给南宋朝廷通风报信，洪皓曾经在给宋高宗的密信中陈述：“金已厌兵，势不能久，异时以妇女随军，今不敢也”。(《宋史》卷373《洪皓传》)。
绍兴十年（1140年）岳飞北伐之时，南宋使臣洪皓正被金国女真人扣留在冷山，“距金主所都仅百里”。洪皓在《使金上母书》中写道：『顺昌之败，岳帅之来，此间震恐』。如果“直捣黄龙”中的黄龙府指的是金兵的巢穴，那么，这个地方已经提前感受到了震惊和恐慌。
事实上，当时的金国已经陷入山穷水尽、众叛亲离的困境。而了解金国内外交困的窘境的，绝不止洪皓一人，其他一些从金国逃归南宋的宋人也多持此观点，他们普遍认为：『敌主懦而将骄，兵寡而怯，又且离心，民怨而困，咸有异意。邻国延颈以窥隙，臣下侧目以观变。寇盗外起，亲戚内乱。加以昔之名王良将如粘罕、挞懒之徒，非被诛则病死，……内有羽毛零落之忧，外失刘豫藩篱之援。譬之有人自截其手足而复剖其腹心，欲求生也，不亦难乎！』
而自从金国废黜刘豫的伪齐傀儡政权之后，在包括中原在内的整个北中国地区，“辽人与汉人上下不安，日夕思变”，金国女真人已经无法控制。当时的金国已经陷入“内讧外叛，互相猜贰，拥兵角立”的困境。金国兵力日弱，签发而来的军队，“老弱尽行，人心乖离”。金人想要继续用兵，也力不从心，于是只好“徐为后图”。
当时，金国皇帝金熙宗“不视朝”，“荒于酒，与近臣饮，或继以夜”(《金史》卷4《熙宗纪》)。而在成为暴发户之后，金国政要将帅和女真宗室大多贪图享乐，逐渐沉溺于骄奢淫逸的富贵生活而丧失进取心。《金史》记载：『宗翰死，宗磐、宗隽、挞懒湛溺富贵，人人有自为之心，宗干独立，不能如之何，时无宗弼，金之国势亦曰殆哉。』
在女真贵族入主中原之后，刚从原始部落联盟首领转变为大国统治者的女真贵族们虽然也进行了一些改革，甚至逐渐开始学习汉人制度，但是唐宋两朝政治冲突与妥协的调和机制却并没有与女真贵族旧有的原始民主因素相互促进融合。相反的，两者制度中的专制和野蛮的成分却紧密结合在一起，促成了金国统治集团内部政治斗争的残暴化。
金国的将帅和权贵们为了争权夺利而相互倾轧，频繁地爆发派系纷争，不断地自相残杀。继蒲庐虎（宗磐）、讹鲁观（宗隽）、挞懒、鹘懒、兀室等金国宗室政要接连被诛杀之后，左丞相希尹、右丞相萧庆也相继被杀。兀术杀兀室，株连者多达几千人；兀术杀希尹，连坐者数百人。
第五，刘豫的伪齐傀儡政权倒台之后，中原地区陷入动荡不安的乱局之中，各地军民相继投奔南宋，金国无法掌控形势。
公元1137年（南宋绍兴七年，金国天会十五年）十一月，金国女真统治者因为刘豫的伪齐傀儡政权屡次发兵侵宋，都被宋军打得狼狈逃窜，感到立刘豫 “为帝数年，无尺寸功”(《金史》卷77《挞懒传》)，便把刘豫废黜了。在伪齐傀儡政权建立的八年中，对中原人民进行了残酷的剥削，“赋敛及于絮缕，割剥至于果蔬”(《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28)。中原百姓对伪齐傀儡政权 的统治，恨之入骨。在废黜刘豫的时候，金国统治者害怕中原人民会乘机而起，无法收抬，甚至还派金军统帅兀术、挞懒等人亲自带兵南下，到东京汴梁弹压，同时还宣布了一些缓和官民矛盾的措施。
但是，中原地区仍然持续动荡不安。在伪齐傀儡政权被废黜之后，原伪齐政府的官员，有的奔走四散，有的则率领军队投奔南宋。例如，原伪齐的“淮北兵归正者不绝，今岁合肥度可得四五万众”(《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18)，“伪齐知寿州宋超率兵民来归，蔡州提辖白安时杀金将兀鲁，执其守刘永寿来降”(《宋史》卷29《高宗本纪》)。这些反抗斗争，使金国“诸帅之在中都者，如居积薪之上”，“势之倾危，未有易于此者”(《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20)。
岳飞向来坚持正确的俘虏政策，禁止虐待俘虏，曾针对金国强征的汉人“剃头签军”做了很多分化瓦解工作，收到的效果显著，『是以信义著敌人不疑，恩结于人心，虽虏人、签军，皆有亲爱愿附之意』。随着伪齐政权的垮台，原伪齐的很多官兵也纷纷倒戈降宋，其中有相对多的伪齐官兵争先恐后地投奔岳家军。
公元1137年（南宋绍兴七年，金国天会十五年）三月，伪齐武将李清“率众归正”，率军南下投奔岳飞(《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09)。1137年（南宋绍兴七年，金国天会十五年）十一月，金国统治者废黜刘豫。不久，原伪齐临汝军(治新蔡，今河南新蔡县)知军崔虎率军向岳飞投诚(《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17；《三朝北盟会编》卷182)。公元1138年（南宋绍兴八年，金国天眷元年）正月，经过岳飞宣抚司幕僚张节夫的“招谕”，原伪齐蔡州知州刘永寿、提辖白安时在全城军民支持下，杀金将兀鲁孛堇，带领大批军民南下投奔岳飞，岳飞随即命令部将张宪率兵前去接应(《宋会要辑稿》兵15之6；《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18，121；《三朝北盟会编》卷183)。1138年（南宋绍兴八年，金国天眷元年）八、九月间，金国镇汝军知军、马军统制胡清率领一千一百零八人起义归宋，南下投奔岳家军，岳飞予以热情接待，并任命胡清为选锋军副统制(《宋会要辑稿》兵15之6，7；《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22)。此外，金国统制王镇、统领崔庆、将官李觐，以及华旺、孟皋等人，也先后率军投归岳飞。前伪齐河南府尹孟邦杰，也起兵反金，处死永安军的知军，然后率军南下归降岳飞(《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17)。
自金国、伪齐投奔南宋的“归正人”络绎不绝，既有投奔岳家军的，也有投奔驻屯其他地区的宋军的。此外，还有两万伪齐军队在归德府 (原宋朝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一带起义，武装反抗金国女真人的统治(《金史》卷128《张奕传》)。
第六，1140年（南宋绍兴十年，金国天眷三年）前后，在南方，金国接连败给南宋，在北方，金国面临蒙古的威胁，在西边，金国遭到西夏的攻击，在东北，金国遭到高丽国的抵抗。穷兵黩武的金国当时腹背受敌，四面楚歌。
当时的南宋，由于韩世忠、岳飞先后率军剿灭了范汝为、李成、曹成等军匪游寇和以杨幺为代表的武装割据势力，数年之间，有了稳定的后方。故在与金国军队作战时，南宋军队没有后顾之忧。但金国却四面树敌，金军常常顾此失彼。
在成吉思汗建国之前的二百多年，蒙古就一直是辽国和金国在北方的主要边患。在金国灭掉辽国之后，也接收了来自北方彪悍的蒙古各部的边患。金国与北方的蒙古各部长期处于敌对状态，并且蒙古边患的威胁日益加剧。金国事实上长期陷于北有蒙古、南有宋朝的两线作战的窘迫困境。
金国曾经多次派大军去讨伐蒙古，但是常常无功而返。蒙古各部曾经多次击败金军，还曾趁胜追击金兵，一直打到金国上京的附近。金国天眷二年(1139年)，金国『遣万户湖沙虎伐蒙兀部，粮尽而还。蒙兀（即蒙古）追袭之，至上京之西北，大败其众于海岭』(《大金国志校证》卷10；《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33）。
关于蒙古对金国的威胁，当时被女真人扣留在金国的宋使洪皓就很清楚。洪皓曾在给南宋朝廷的密信中指出金国正被蒙古所困扰，『彼方困于蒙古』 (《三朝北盟会编》卷221《洪皓行状》；《宋史》卷373《洪皓传》；洪适《盘洲文集》卷74《先君述》)。
1140年（南宋绍兴十年，金国天眷三年）前后，金国军队不仅在南方战场上接连败退，而且在西面和北方的战场上，也陷入了困境。
1139年（南宋绍兴九年，金国天眷二年），西夏乘折可求新丧，进攻金国的府州，并攻占府州。
紧挨着金国女真人老巢东北的高丽国（古代的朝鲜、韩国）过去曾经屈服于金国的兵威。如今金国内外交困，高丽也开始武装反抗金国女真人的的压迫，直接威胁着金国女真人的老巢东北。
1140年（南宋绍兴十年，金国天眷三年）前后，金国内外交困：高层先后经历了两次血腥的内讧残杀；由于贪狡无信，不仅接连失去昔日的盟友，而且还先后与黄头女真、蒙古部落等开战，本来就少的兵力，更加捉襟见肘。
金国女真统治者早期试图通过把契丹人纳入猛安谋克来加强自己的力量，但他们在原辽国辖区内的残暴统治和压迫掠夺，又导致契丹人叛乱逃亡不断。当时，金国这个穷兵黩武的国家，正在受害于自己的暴政：除了蛮力，再也没有任何凭恃。而这些蛮力所剩的最后主力——兀术和赛里，已经被岳飞扁得满地找牙都找不到。黄龙府感到的震恐，其来有自。
宋使洪皓早在建炎三年(1129年)奉命出使金国，之后被金人扣留了十五年。其间洪皓在金国历经艰险，九死一生，仍心眷故国，坚贞不屈，时人称赞他为“宋朝苏武”。宋使洪皓长期被金国扣留，他很了解金国内外交困的窘境。洪皓经常暗中派人给南宋朝廷通风报信，洪皓曾经在给宋高宗的密信中陈述：“金已厌兵，势不能久，异时以妇女随军，今不敢也”。(《宋史》卷373《洪皓传》)。
绍兴十年（1140年）岳飞北伐之时，南宋使臣洪皓正被金国女真人扣留在冷山，“距金主所都仅百里”。洪皓在《使金上母书》中写道：『顺昌之败，岳帅之来，此间震恐』。如果“直捣黄龙”中的黄龙府指的是金兵的巢穴，那么，这个地方已经提前感受到了震惊和恐慌。
事实上，当时的金国已经陷入山穷水尽、众叛亲离的困境。而了解金国内外交困的窘境的，绝不止洪皓一人，其他一些从金国逃归南宋的宋人也多持此观点，他们普遍认为：『敌主懦而将骄，兵寡而怯，又且离心，民怨而困，咸有异意。邻国延颈以窥隙，臣下侧目以观变。寇盗外起，亲戚内乱。加以昔之名王良将如粘罕、挞懒之徒，非被诛则病死，……内有羽毛零落之忧，外失刘豫藩篱之援。譬之有人自截其手足而复剖其腹心，欲求生也，不亦难乎！』
而自从金国废黜刘豫的伪齐傀儡政权之后，在包括中原在内的整个北中国地区，“辽人与汉人上下不安，日夕思变”，金国女真人已经无法控制。当时的金国已经陷入“内讧外叛，互相猜贰，拥兵角立”的困境。金国兵力日弱，签发而来的军队，“老弱尽行，人心乖离”。金人想要继续用兵，也力不从心，于是只好“徐为后图”。
楼主：民族英雄岳飞
时间：2020-02-17 11:19:47
第七，绍兴十年（1140年）岳飞北伐前后，由于北方人民的反抗斗争和金国女真统治集团的内部纷争，尤其是接连在侵宋战争中失利，金军伤亡较重，金国将士厌战，士气低落，兵员不足，军力日弱。
当时的金军“已如强弩之末”，金国统帅完颜宗弼（兀术）“不达时变，贪而无亲，将自取毙”(《攻愧集》卷95，《签书枢密院事赠资政殿大学士节愍王公神道碑》)。
金军统帅完颜兀术(宗弼)的心腹、悍将韩常在夜饮时，对人坦白说：“今之南军，其勇锐乃昔之我军；今之我军，其怯懦乃昔之南军。”(《三朝北盟会编》卷178；《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33绍兴九年冬)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33记载：『绍兴九年冬）太行义士又攻怀州万善镇，破之。守臣乌陵葛思谋率军民城守。思谋自金国内乱，每夜披衣而坐，喟然而叹曰：「可惜官人备历艰险，以取天下，而今为数小子坏之，我未知其死所矣！」官人谓尼玛哈（粘罕）也。』
金国不止野蛮落后，也受限于人口稀少、兵源不足的问题。金完颜阿骨打(汉名旻)于公元1114年誓师起兵，公元1115年建国号大金。在这之后，女真兵几乎每年都要打仗。到公元1140年宋金再次开战之时，总人数本来就不多的金国女真兵已经持续打了二十多年的仗。战死沙场的金兵金将累积起来有很多，老死病死的金兵金将也不少，死于内讧的金国良将同样不在少数，而贪图享乐且骄惰厌战的金兵金将则更加多。《金史》志25《兵志》记载：『(金国女真兵)驯致极盛，乃自患其宗族国人之多，积其猜疑，卒自戕贼，遂致强本刊落，醇风锲薄，将帅携离，兵士骄惰。』
金国主要是女真皇族领军打仗，1140年前后，金国的很多优秀军事将领或老病而死，或死于内部争权夺利的政治斗争，剩下的良将较少。
在立国前期，金国主要依靠女真完颜氏皇族带兵打仗，而投降金国的辽宋将领中既没有高明的人才，也很少得到金国女真统治者的重用。
在金军刚灭亡北宋的时候(公元1127年前后)，当时的金国统帅完颜宗翰（粘罕）、完颜宗望（斡离不）等手下名将云集，像完颜活女、拔离速、银可术、阇母、娄室、挞懒等，其中，完颜活女曾击败并阵斩北宋名将种师中，拔离速击败姚古，阇母、娄室等曾攻占陕西，他们无一不是能征善战，并且都是女真本族的宿将。
但到了1140年前后，金国统帅完颜宗弼（兀术）却让李成、孔彦舟、徐文之流当上了分路大将军。须知，李成、孔彦舟等人本来都是宋朝的军匪流寇，在乱世中到处烧杀抢劫、掳掠百姓、奸**女，却被各路宋军接连击败，于是他们只好投靠伪齐和金国，成了金人南侵的汉奸走狗帮凶。但是到如今，一向依靠女真完颜氏皇族带兵打仗的堂堂大金国居然以这些战斗力差劲的汉奸流寇为宝，让他们当上了分路大将军，这实在让人感到惊奇！很显然，当时的金国不仅兵老气衰，而且缺乏良将。
事实上，在公元1140年（南宋绍兴十年，金国天眷三年）前后，金国主要依靠完颜宗弼（兀术）一人强撑大局。从两淮到中原，从中原到川陕，到处都能见到宗弼元帅那勤劳忙碌的身影。宗弼元帅屡败屡战，坚忍不拔而又疲于奔命，难怪编著《金史》的金国遗老们感慨地总结说：『宗翰（粘罕）死，宗磐、宗隽、挞懒湛溺富贵，人人有自为之心，宗干独立，不能如之何，时无宗弼（兀术），金之国势亦曰殆哉。世宗尝有言曰：「宗翰之后，惟宗弼一人。」非虚言也！』
堂堂的大金国，曾经有“兄弟子姓才皆良将，部落保伍技皆锐兵”之威名盛誉的金兵金将，到如今，落到依靠完颜宗弼（兀术）一人苦撑大局，可见“金之国势亦曰殆哉”！
1140年（南宋绍兴十年，金国天眷三年）前后，为了与宋朝王牌雄师岳家军作战，完颜宗弼（兀术）从金国各地抽调人马以集中兵力，如河北路的主签军完颜宗贤(赛里)就被招至前线，金国在黄河以北负责镇守各路的兵力更加薄弱。
绍兴十年(1140年)岳飞北伐之时，黄河以北的各地抗金义军趁机揭竿而起，并形成了燎原之势。在京东、京西路，岳家军的忠义统制都接连取得重要胜利，并攻克占领了如永安军、南城军等地；在黄河以北的河东路，忠义军攻占了十一州军；在黄河以北的河北路，众多州县的民众起义。
虽然《宋史》中仅记载了北方义军攻占庆源府，但据《金史》记载可知，当时河北路的重镇大名府也已经被忠义军攻占。在东京开封府衰落之后，北京大名府已成为北方第一大城，金兵的重要后勤基地，连这样的基地都丢了，充分说明金国已经开始丧失对其属地的控制力，金国已经渐渐日暮途穷的事实，以及北方抗金义军出色的作战能力。
当时，金国自燕山以南，“号令不复行”。金国的后院不仅起火，而且火势熊熊。不久，北方义军首领梁兴的战报呈送到岳飞的宣抚司，梁兴在战报中称：『河北忠义四十余万，皆以岳字号旗帜，愿公早渡河！』——黄河以北的各地抗金义军英勇奋战，正在等待着配合岳飞大军北进。岳家军和北方民众抗金义军相互配合，协同作战，这在中国古代军事史上蔚为奇观。而只有在金国女真贵族强迫广大汉人剃头辫发，强制推行奴隶制等特殊历史条件下，才会出现如此波澜壮阔的爱国壮举。
在金国立国初期，女真人实行的是全民皆兵制，『加之地狭产薄，无事苦耕可给衣食，有事苦战可致俘获』（参见《金史》志25《兵志》），对于金国女真人来说，一旦征战，他们根本无法生产，只能靠俘获抢掠为活。所以对他们来说，最可怕的事情是连年征战而一无所得，那样生产固然荒废，金兵也难以存活。
经过几十年的频繁战争消耗，曾经骁勇善战的女真兵所剩无几，而女真本民族的人口本来就比较少，于是金国女真统治者们不得不从契丹人、渤海人、奚人和汉人中征调大量兵员补充。但是，由异族人拼凑而成的军队不仅战斗力比不上女真兵，而且对金国的忠诚度也没有保证，金国将领甚至还要带着女真兵去“押解”那些“剃头签军”上阵。更难以让金国女真人放心的则是，一旦金国军队作战失利，由深受女真人压迫而被强征入伍的那些异族人拼凑而成的“剃头签军”不仅有可能临阵脱逃，而且还有可能会临阵倒戈。
1137年（南宋绍兴七年，金国天会十五年）十一月，在伪齐傀儡政权被废黜之后，原伪齐政府的官员，有的奔走四散，有的则率领军队投奔南宋。例如，原伪齐的“淮北兵归正者不绝，今岁合肥度可得四五万众”(《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18)，“伪齐知寿州宋超率兵民来归，蔡州提辖白安时杀金将兀鲁，执其守刘永寿来降”(《宋史》卷29《高宗本纪》)。这些反抗斗争，使金国“诸帅之在中都者，如居积薪之上”，“势之倾危，未有易于此者”(《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20)。
岳飞向来坚持正确的俘虏政策，禁止虐待俘虏，曾针对金国强征的汉人“剃头签军”做了很多分化瓦解工作，收到的效果显著，『是以信义著敌人不疑，恩结于人心，虽虏人、签军，皆有亲爱愿附之意』。随着伪齐政权的垮台，原伪齐的很多官兵也纷纷倒戈降宋，其中有相对多的伪齐官兵争先恐后地投奔岳家军。
公元1137年（南宋绍兴七年，金国天会十五年）三月，伪齐武将李清“率众归正”，率军南下投奔岳飞(《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09)。
同年十一月，金国统治者废黜刘豫。不久，原伪齐临汝军(治新蔡，今河南新蔡县)知军崔虎率军向岳飞投诚(《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17；《三朝北盟会编》卷182)。
公元1138年（南宋绍兴八年，金国天眷元年）正月，经过岳飞宣抚司幕僚张节夫的“招谕”，原伪齐蔡州知州刘永寿、提辖白安时在全城军民支持下，杀金将兀鲁孛堇，带领大批军民南下投奔岳飞，岳飞随即命令部将张宪率兵前去接应(《宋会要辑稿》兵15之6；《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18，121；《三朝北盟会编》卷183)。
1138年（南宋绍兴八年，金国天眷元年）八、九月间，金国镇汝军知军、马军统制胡清率领一千一百零八人起义归宋，南下投奔岳家军，岳飞予以热情接待，并任命胡清为选锋军副统制(《宋会要辑稿》兵15之6，7；《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22)。
此外，金国统制王镇、统领崔庆、将官李觐，以及华旺、孟皋等人，也先后率军投归岳飞。前伪齐河南府尹孟邦杰，也起兵反金，处死永安军的知军，然后率军南下归降岳飞(《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17)。
自金国、伪齐投奔南宋的“归正人”络绎不绝，既有投奔岳家军的，也有投奔驻屯其他地区的宋军的。此外，还有两万伪齐军队在归德府 (原宋朝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一带起义，武装反抗金国女真人的统治(《金史》卷128《张奕传》)。
当时的金军“已如强弩之末”，金国统帅完颜宗弼（兀术）“不达时变，贪而无亲，将自取毙”(《攻愧集》卷95，《签书枢密院事赠资政殿大学士节愍王公神道碑》)。
金军统帅完颜兀术(宗弼)的心腹、悍将韩常在夜饮时，对人坦白说：“今之南军，其勇锐乃昔之我军；今之我军，其怯懦乃昔之南军。”(《三朝北盟会编》卷178；《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33绍兴九年冬)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33记载：『绍兴九年冬）太行义士又攻怀州万善镇，破之。守臣乌陵葛思谋率军民城守。思谋自金国内乱，每夜披衣而坐，喟然而叹曰：「可惜官人备历艰险，以取天下，而今为数小子坏之，我未知其死所矣！」官人谓尼玛哈（粘罕）也。』
金国不止野蛮落后，也受限于人口稀少、兵源不足的问题。金完颜阿骨打(汉名旻)于公元1114年誓师起兵，公元1115年建国号大金。在这之后，女真兵几乎每年都要打仗。到公元1140年宋金再次开战之时，总人数本来就不多的金国女真兵已经持续打了二十多年的仗。战死沙场的金兵金将累积起来有很多，老死病死的金兵金将也不少，死于内讧的金国良将同样不在少数，而贪图享乐且骄惰厌战的金兵金将则更加多。《金史》志25《兵志》记载：『(金国女真兵)驯致极盛，乃自患其宗族国人之多，积其猜疑，卒自戕贼，遂致强本刊落，醇风锲薄，将帅携离，兵士骄惰。』
金国主要是女真皇族领军打仗，1140年前后，金国的很多优秀军事将领或老病而死，或死于内部争权夺利的政治斗争，剩下的良将较少。
在立国前期，金国主要依靠女真完颜氏皇族带兵打仗，而投降金国的辽宋将领中既没有高明的人才，也很少得到金国女真统治者的重用。
在金军刚灭亡北宋的时候(公元1127年前后)，当时的金国统帅完颜宗翰（粘罕）、完颜宗望（斡离不）等手下名将云集，像完颜活女、拔离速、银可术、阇母、娄室、挞懒等，其中，完颜活女曾击败并阵斩北宋名将种师中，拔离速击败姚古，阇母、娄室等曾攻占陕西，他们无一不是能征善战，并且都是女真本族的宿将。
但到了1140年前后，金国统帅完颜宗弼（兀术）却让李成、孔彦舟、徐文之流当上了分路大将军。须知，李成、孔彦舟等人本来都是宋朝的军匪流寇，在乱世中到处烧杀抢劫、掳掠百姓、奸**女，却被各路宋军接连击败，于是他们只好投靠伪齐和金国，成了金人南侵的汉奸走狗帮凶。但是到如今，一向依靠女真完颜氏皇族带兵打仗的堂堂大金国居然以这些战斗力差劲的汉奸流寇为宝，让他们当上了分路大将军，这实在让人感到惊奇！很显然，当时的金国不仅兵老气衰，而且缺乏良将。
事实上，在公元1140年（南宋绍兴十年，金国天眷三年）前后，金国主要依靠完颜宗弼（兀术）一人强撑大局。从两淮到中原，从中原到川陕，到处都能见到宗弼元帅那勤劳忙碌的身影。宗弼元帅屡败屡战，坚忍不拔而又疲于奔命，难怪编著《金史》的金国遗老们感慨地总结说：『宗翰（粘罕）死，宗磐、宗隽、挞懒湛溺富贵，人人有自为之心，宗干独立，不能如之何，时无宗弼（兀术），金之国势亦曰殆哉。世宗尝有言曰：「宗翰之后，惟宗弼一人。」非虚言也！』
堂堂的大金国，曾经有“兄弟子姓才皆良将，部落保伍技皆锐兵”之威名盛誉的金兵金将，到如今，落到依靠完颜宗弼（兀术）一人苦撑大局，可见“金之国势亦曰殆哉”！
1140年（南宋绍兴十年，金国天眷三年）前后，为了与宋朝王牌雄师岳家军作战，完颜宗弼（兀术）从金国各地抽调人马以集中兵力，如河北路的主签军完颜宗贤(赛里)就被招至前线，金国在黄河以北负责镇守各路的兵力更加薄弱。
绍兴十年(1140年)岳飞北伐之时，黄河以北的各地抗金义军趁机揭竿而起，并形成了燎原之势。在京东、京西路，岳家军的忠义统制都接连取得重要胜利，并攻克占领了如永安军、南城军等地；在黄河以北的河东路，忠义军攻占了十一州军；在黄河以北的河北路，众多州县的民众起义。
虽然《宋史》中仅记载了北方义军攻占庆源府，但据《金史》记载可知，当时河北路的重镇大名府也已经被忠义军攻占。在东京开封府衰落之后，北京大名府已成为北方第一大城，金兵的重要后勤基地，连这样的基地都丢了，充分说明金国已经开始丧失对其属地的控制力，金国已经渐渐日暮途穷的事实，以及北方抗金义军出色的作战能力。
当时，金国自燕山以南，“号令不复行”。金国的后院不仅起火，而且火势熊熊。不久，北方义军首领梁兴的战报呈送到岳飞的宣抚司，梁兴在战报中称：『河北忠义四十余万，皆以岳字号旗帜，愿公早渡河！』——黄河以北的各地抗金义军英勇奋战，正在等待着配合岳飞大军北进。岳家军和北方民众抗金义军相互配合，协同作战，这在中国古代军事史上蔚为奇观。而只有在金国女真贵族强迫广大汉人剃头辫发，强制推行奴隶制等特殊历史条件下，才会出现如此波澜壮阔的爱国壮举。
在金国立国初期，女真人实行的是全民皆兵制，『加之地狭产薄，无事苦耕可给衣食，有事苦战可致俘获』（参见《金史》志25《兵志》），对于金国女真人来说，一旦征战，他们根本无法生产，只能靠俘获抢掠为活。所以对他们来说，最可怕的事情是连年征战而一无所得，那样生产固然荒废，金兵也难以存活。
经过几十年的频繁战争消耗，曾经骁勇善战的女真兵所剩无几，而女真本民族的人口本来就比较少，于是金国女真统治者们不得不从契丹人、渤海人、奚人和汉人中征调大量兵员补充。但是，由异族人拼凑而成的军队不仅战斗力比不上女真兵，而且对金国的忠诚度也没有保证，金国将领甚至还要带着女真兵去“押解”那些“剃头签军”上阵。更难以让金国女真人放心的则是，一旦金国军队作战失利，由深受女真人压迫而被强征入伍的那些异族人拼凑而成的“剃头签军”不仅有可能临阵脱逃，而且还有可能会临阵倒戈。
1137年（南宋绍兴七年，金国天会十五年）十一月，在伪齐傀儡政权被废黜之后，原伪齐政府的官员，有的奔走四散，有的则率领军队投奔南宋。例如，原伪齐的“淮北兵归正者不绝，今岁合肥度可得四五万众”(《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18)，“伪齐知寿州宋超率兵民来归，蔡州提辖白安时杀金将兀鲁，执其守刘永寿来降”(《宋史》卷29《高宗本纪》)。这些反抗斗争，使金国“诸帅之在中都者，如居积薪之上”，“势之倾危，未有易于此者”(《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20)。
岳飞向来坚持正确的俘虏政策，禁止虐待俘虏，曾针对金国强征的汉人“剃头签军”做了很多分化瓦解工作，收到的效果显著，『是以信义著敌人不疑，恩结于人心，虽虏人、签军，皆有亲爱愿附之意』。随着伪齐政权的垮台，原伪齐的很多官兵也纷纷倒戈降宋，其中有相对多的伪齐官兵争先恐后地投奔岳家军。
公元1137年（南宋绍兴七年，金国天会十五年）三月，伪齐武将李清“率众归正”，率军南下投奔岳飞(《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09)。
同年十一月，金国统治者废黜刘豫。不久，原伪齐临汝军(治新蔡，今河南新蔡县)知军崔虎率军向岳飞投诚(《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17；《三朝北盟会编》卷182)。
公元1138年（南宋绍兴八年，金国天眷元年）正月，经过岳飞宣抚司幕僚张节夫的“招谕”，原伪齐蔡州知州刘永寿、提辖白安时在全城军民支持下，杀金将兀鲁孛堇，带领大批军民南下投奔岳飞，岳飞随即命令部将张宪率兵前去接应(《宋会要辑稿》兵15之6；《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18，121；《三朝北盟会编》卷183)。
1138年（南宋绍兴八年，金国天眷元年）八、九月间，金国镇汝军知军、马军统制胡清率领一千一百零八人起义归宋，南下投奔岳家军，岳飞予以热情接待，并任命胡清为选锋军副统制(《宋会要辑稿》兵15之6，7；《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22)。
此外，金国统制王镇、统领崔庆、将官李觐，以及华旺、孟皋等人，也先后率军投归岳飞。前伪齐河南府尹孟邦杰，也起兵反金，处死永安军的知军，然后率军南下归降岳飞(《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17)。
自金国、伪齐投奔南宋的“归正人”络绎不绝，既有投奔岳家军的，也有投奔驻屯其他地区的宋军的。此外，还有两万伪齐军队在归德府 (原宋朝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一带起义，武装反抗金国女真人的统治(《金史》卷128《张奕传》)。
楼主：民族英雄岳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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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绍兴十年（1140年）岳飞北伐期间战果辉煌，岳家军已有能力在平原地区进行与金军进行的硬碰硬对决，并在野战中彻底击垮金军，同时又得到北方义军的鼎力支持，但直捣黄龙的前提是南宋朝廷不阻挠破坏，其他各路宋军也相互配合。
【绍兴十年大事记】
绍兴十年（1140年）五月上旬开始，金国单方面撕毁和约，再次出兵攻宋。金军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又夺去了宋军当时不设防的陕西、河南之地，继而进兵威胁淮南。
绍兴十年（1140年）五月底至六月上旬，宋将刘锜充分利用暑热天气，在顺昌府（即颍州，今安徽阜阳），以逸待劳、以少击众，大败金国精锐的骑兵部队，取得顺昌大捷，遏制了金兵的攻势。
绍兴十年（1140年）六月上旬，岳飞正式自鄂州（今湖北武昌，当时是岳家军的大本营）出师北上，发起第四次北伐，这也是岳飞的最后一次北伐。经过六月、闰六月和七月的大战，岳家军连战皆捷、凯歌猛进，席卷京西、兵临大河，相继收复了从洛阳到陈州、蔡州之间的许多战略要地，基本完成了扫清东京开封府外围据点的作战计划，形成东西并进，夹击盘踞东京汴梁之金国军队主力的态势。
绍兴十年（1140年）七月上旬和中旬，在最有利于金国女真骑兵发挥威力的天时和地利条件下，岳家军仍然能够在硬碰硬的野战对决中以寡击众而取胜，先后在郾城之战和颍昌之战中击败完颜兀术率领的金军主力，并乘胜进军至朱仙镇，迫使金军撤出东京开封府。
岳家军将士经过浴血奋战，接连击败金军，中原百姓纷纷出粮出力地支持岳家军，北方各路义军在金兵的后方攻城略地，北方各地的父老百姓也都争先恐后地牵牛挽车，“以馈义军”。金国自燕山以南，“号令不复行”。黄河以北的各路抗金义军正在等待着配合岳飞大军北进，——『河北忠义四十余万，皆以岳字号旗帜，愿公早渡河！』
绍兴十年（1140年）七月底，岳飞被迫奉诏从前线班师，岳飞北伐结束，岳家军撤军南归。
绍兴十年秋，金国统帅完颜兀术派人给秦桧送密信，提出“汝朝夕以和议请，而岳飞方以河北是图，且杀吾婿。必杀飞，始可和。”
公元1140年（南宋绍兴十年，金国天眷三年）前后，由于北方人民的反抗斗争以及金国女真统治集团的内讧，加上连年侵宋，金国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金军将士厌战，士气低落，军力日弱。而在侵宋战争中，金军又接连被宋军击败，金国统治区内的各地汉人纷纷起兵反抗女真人的压迫，加之来自北方蒙古的威胁，使兵老气衰的金国无力继续打下去。在经历了公元1140年和公元1141年几次大战的挫败之后，作为向来骄横的金国好战分子，把持金国军政大权的金国都元帅完颜兀术(宗弼)也不得不承认南宋『近年军势雄锐，有心争战』。完颜兀术(宗弼)的心腹、悍将韩常对人坦白说：『今之南军，其勇锐乃昔之我军；今之我军，其怯懦乃昔之南军』。意识到宋金双方战略态势已经发生逆转之后，兀术采取的策略是，一边虚声恫吓，一边放出允许和谈的信息。
虽然南宋有秦桧及其党羽删削篡改史料的鄙行，而《金史》向来以避重就轻、讳败扬胜而著称。但是要印证绍兴十年岳飞北伐的战果的辉煌程度，最有说服力的直接证据却是金国统帅完颜兀术（宗弼）在得知岳飞撤军之后的表现。
绍兴十年七月中旬，南宋朝廷此前接连发出的措辞严厉的班师诏书也先后送到岳飞手中，岳飞被迫奉召于七月二十一日自朱仙镇班师。
绍兴十年岳飞北伐期间，岳家军将士浴血奋战，接连击败金军，中原百姓纷纷出粮出力地支持岳家军，黄河以北的各路义军在金兵的后方攻城略地，北方各地的父老百姓也都争先恐后地牵牛挽车，“以馈义军”。金国自燕山以南，“号令不复行”。
黄河以北的各路抗金义军正在等待着配合岳飞大军北进，——『河北忠义四十余万，皆以岳字号旗帜，愿公早渡河！』在即将渡过黄河，继续向北挺进的大好形势下，南宋朝廷此前接连发出的措辞严厉的班师诏书也先后送到岳飞手中，岳飞被迫奉召班师，致使岳家军“十年之功，废于一旦”。这严重打击了岳家军将士的士气。
岳飞的撤军，使中原百姓大失所望，很多人闻讯赶来，拦在岳飞马前，哭诉说：『我等顶香盆，运粮草，以迎官军，虏人悉知之。今日相公去此，某等不遗噍类矣！』
岳飞说：『朝廷有诏，吾不得擅留！』 接着，岳飞含泪取出班师诏书给众人看，于是哭声震野。岳飞不忍心将中原父老留给金军蹂躏，于是岳飞决定“留军五日”以保护和协助中原百姓撤退，『从而南者如市，亟奏以汉上六郡闲田处之。』
在一马平川的河南平原上，中原地区成千上万的平民百姓携老扶幼，随着岳家军一起向南撤退，故岳家军的行军速度必然大为减慢，而一旦被那些行动快捷的金国骑兵追上，必将遭受很大的损失。
很显然，被迫奉召班师之时，携带数万百姓南撤的岳家军不仅士气低落，而且行军缓慢。这无疑给了金军以可乘之机。那么，在岳飞撤军之时，金军统帅完颜宗弼（兀术）在做什么呢？
须知宋金双方当时正处于交战状态，而以骑兵为主的金军的行军速度很快。早在绍兴十年六月上旬，完颜宗弼（兀术）率金军自东京汴梁(今河南开封)赶赴顺昌（今安徽阜阳）增援，“自东京往复一千二百里，不七日而至”。除去轻骑求救的时间，从东京到顺昌的距离约六百里，兀术的主力骑兵赶到的时间应在四天左右。
曾经聚集了岳家军大部队的颖昌(今河南许昌)距离金军盘踞的东京汴梁(今河南开封)不到二百里，朱仙镇距离东京汴梁仅有四十多里。而岳家军的大本营鄂州(今湖北武昌)距离岳飞北伐的前线战场则有两千多里远。岳飞在班师南归之前曾“留军五日”，再加上携带数万百姓，故行军速度必然大为减慢，只要兀术想追击岳家军大部队，他的时间是足够充裕的！
然而，兀术却没有派遣精锐骑兵前去追击行军缓慢且士气低落的岳家军大部队！那么，身经百战且军事才略出众的金国都元帅完颜宗弼（兀术），在什么情况下才会不得不放弃这一巨大的胜机呢？
事实上，不管是无力再战还是不敢再战，都说明了兀术所统率的金军主力严重受损的状况。另外一种可能则是，面对岳家军的兵威，兀术向北逃得太远，以致赶不上杀个回马枪。而如果是兀术放弃东京汴梁(今河南开封)向北逃窜，以致跑得太快太远，同样说明面对岳家军的兵威，金军无力再战或不敢再战。很明显，在郾城大战和颖昌大战之后，岳家军与兀术所统率的金军主力之间，强弱已判。
楼主：民族英雄岳飞
时间：2020-02-17 11:19:47
公元1140年（南宋绍兴十年，金国天眷三年）七月上旬和中旬，在最有利于金国女真骑兵发挥威力的天时和地利条件下，岳家军在兵力尚未集结完毕的情况下以寡击众而取胜，先后在郾城之战和颍昌之战中击败金军主力，这标志着宋金战争的形势发生了根本的转变。
根据《鄂国金佗稡编》卷八《鄂王行实编年》的记载，公元1140年七月中旬，在取得郾城大捷和颍昌大捷之后，岳家军乘胜向北挺进至离东京汴梁只有四十多里路的朱仙镇。面对岳家军的兵威，金国统帅完颜兀术（宗弼）被迫放弃东京汴梁(今河南开封)而向北撤退。
金国统帅完颜兀术（汉名宗弼）被迫放弃东京汴梁而向北撤退之说在《金史》卷77《宗弼传》中得到了验证：『宗弼由黎阳趋汴（即东京汴梁），右监军撒离喝出河中趋陕西。宋岳飞、韩世忠分据河南州郡要害，复出兵涉河东，驻岚、石、保德之境，以相牵制。宗弼遣孔彦舟下汴、郑两州』。
显然，《金史》的这段记述刻意避重就轻、为尊者讳，避而不提金国统帅完颜宗弼(兀术)吃了败仗，草草敷衍了事，轻描淡写地用几句话把那场发生在宋金之间的持续三个多月的全面战争一笔带过。
而根据《宋史》卷29《高宗本纪》记载：『（绍兴十年）五月己卯，金人叛盟，兀术等分四道来攻。乙酉，兀术入东京，留守孟庾以城降，知兴仁府李师雄、知淮宁府李正民及河南诸州继降』可知，金国统帅完颜兀术（宗弼）率领金军“由黎阳趋汴”，既而第一次占领东京汴梁(即开封府)之事发生在公元1140年（南宋绍兴十年，金国天眷三年）五月上旬。
事实上，由于早在公元1139年（南宋绍兴九年，金国天眷二年），当金国根据宋金和约而归还河南、陕西时，宋高宗和秦桧为了表示恪守和议，竟然强令各路宋军在原来的驻地驻守，不得北上接管河南、陕西诸州郡，致使当时的河南、陕西诸州郡既没有进驻宋朝大军，也没有部署边防。
而当金军第一次占领东京汴梁(今河南开封)之时，岳飞和他的岳家军尚远在其驻地鄂州（今湖北武昌），还没有出兵北上，谈不上“分据河南州郡要害”。而韩世忠的军队则远在淮东地区（今江苏北部），更不曾进军河南。金军第一次占领东京汴梁之事显然发生在岳飞出兵北上之前。
自公元1140年（南宋绍兴十年，金国天眷三年）五月上旬开始，金国单方面撕毁和约，再次出兵攻宋。金军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又夺去了宋军当时不设防的陕西、河南之地，继而进兵威胁淮南。完颜宗弼此时的对手主要是刘锜所率领的将近两万人的“八字军”（王彦旧部）。
公元1140年五月上旬，南宋新任东京副留守刘锜，率领军队赶赴东京汴梁（开封府）驻防。刘锜所部刚由水路抵达顺昌府（即颍州，今安徽阜阳）时，就传来了金军攻陷东京汴梁的消息。不久，攻陷东京的金军继续向南进犯，河南重镇陈州（即淮宁府，今河南淮阳）也被攻占。而离陈州仅三百多里的战略要地顺昌也就成了宋金对峙的前沿阵地。接着，金兵源源不断地拥向顺昌府。
公元1140年（南宋绍兴十年，金国天眷三年）五月底至六月上旬，宋将刘锜充分利用暑热天气，在顺昌府（即颍州，今安徽阜阳），以逸待劳、以少击众，大败金国精锐的骑兵部队，取得顺昌大捷，遏制了金兵的攻势。
公元1140年（南宋绍兴十年，金国天眷三年）六月初，岳飞正式自鄂州（今湖北武昌，当时是岳家军的大本营）出兵北上抗金。而岳家军全军出击，并收复河南州郡要害，则是公元1140年六月中旬之后的事情。
经过六月、闰六月和七月的大战，岳家军连战皆捷、凯歌猛进，席卷京西、兵临大河，相继收复了从洛阳到陈州、蔡州之间的许多战略要地，基本完成了扫清东京开封府外围据点的作战计划，形成东西并进，夹击盘踞东京汴梁之金国军队主力的态势。
绍兴十年七月上旬至中旬，在最有利于金国女真骑兵发挥威力的天时和地利条件下，岳家军先后在郾城之战、颍昌之战和临颖之战中击败金军主力，并乘胜进军至朱仙镇。
公元1140年（南宋绍兴十年，金国天眷三年）七月二十一日，在接连收到措词严厉的班师诏书之后，岳飞被迫做出班师的决定，岳家军的大部队向南撤退。
在班师南撤之时，岳飞留下了少量小部队，这些小部队主要是为了掩护中原百姓南迁，并且接应黄河以北的梁兴等抗金义军撤退。
岳飞自朱仙镇班师撤兵的消息得到证实之后，金国统帅完颜兀术(宗弼)喜出望外，金军立即整军卷土重来。
在前一阶段的战争中，完颜兀术(宗弼)不信任那些降附金国的伪齐汉奸兵痞，根本就不让他们带兵，其中除李成外，如孔彦舟、徐文之流“只是单马随军，并无兵权”。
而在岳家军班师南撤之时，由于金国女真人在前一阶段的战争中损兵折将严重，仅仅依靠已经损耗不小的女真兵将们去占领广大地区显然力不从心，金军统帅完颜兀术(宗弼)迫不得已，这才利用孔彦舟、徐文等汉奸兵痞去帮忙攻击留在后方的宋军小部队。
完颜兀术(宗弼)让孔彦舟率军作为前锋开道，第二次进军东京汴梁（今开封府）。接着，在没有遇到什么抵抗的情况下，金军再次占领东京汴梁（今开封府）。
在兵力单薄、士气受挫的不利情势下，留在后方的那些宋军小部队难以抵挡金军优势兵力的反扑。
早在绍兴十年六月二十九日，岳家军准备将刘政夜袭中牟县（在开封和郑州之间）金军万夫长漫独化的营寨，杀死很多金兵，夺得三百五十多匹战马，一百多头骡、驴，还有大量衣物器甲，漫独化本人则生死不明。然而，到了绍兴十年七月底，在岳家军的大部队班师南撤之后，汉奸孔彦舟率优势兵力袭击郑州，留驻郑州的刘政不幸被俘。而留驻西京河南府登封县(今河南登封市)的孟邦杰，驻守汝州的郭清、郭远等率领的宋军小部队，也接连败退。
显而易见，《金史》卷77《宗弼传》中“孔彦舟下汴、郑两州”的记载其实是在得知岳飞撤军南归的消息之后，金军再次回军重新占领东京汴梁、郑州。
早在公元1140年五月上旬，金国统帅完颜兀术（宗弼）率领金军“由黎阳趋汴”，已经占领了东京汴梁(即开封府)。
然而，到了公元1140年七月下旬，在岳飞班师南归之后，完颜兀术(宗弼)又派汉奸孔彦舟率军占领东京汴梁（即开封府），也就是把两个多月之前已经占领过的东京汴梁（今开封府）再占领一遍，这表明在“孔彦舟下汴”之前，完颜兀术（宗弼）所率领的金国军队曾经撤离东京汴梁（即开封府）。
而金国统帅完颜兀术（宗弼）之所以要撤离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东京汴梁（开封府），显然是因为金军主力接连在野战中被岳家军击败，为岳家军的兵威所震慑。
根据《鄂国金佗稡编》卷八《鄂王行实编年》的记载，公元1140年七月中旬，在取得郾城大捷和颍昌大捷之后，岳家军乘胜向北挺进至离东京汴梁只有四十多里路的朱仙镇。面对岳家军的兵威，金国统帅完颜兀术（宗弼）被迫放弃东京汴梁(今河南开封)而向北撤退。
金国统帅完颜兀术（汉名宗弼）被迫放弃东京汴梁而向北撤退之说在《金史》卷77《宗弼传》中得到了验证：『宗弼由黎阳趋汴（即东京汴梁），右监军撒离喝出河中趋陕西。宋岳飞、韩世忠分据河南州郡要害，复出兵涉河东，驻岚、石、保德之境，以相牵制。宗弼遣孔彦舟下汴、郑两州』。
显然，《金史》的这段记述刻意避重就轻、为尊者讳，避而不提金国统帅完颜宗弼(兀术)吃了败仗，草草敷衍了事，轻描淡写地用几句话把那场发生在宋金之间的持续三个多月的全面战争一笔带过。
而根据《宋史》卷29《高宗本纪》记载：『（绍兴十年）五月己卯，金人叛盟，兀术等分四道来攻。乙酉，兀术入东京，留守孟庾以城降，知兴仁府李师雄、知淮宁府李正民及河南诸州继降』可知，金国统帅完颜兀术（宗弼）率领金军“由黎阳趋汴”，既而第一次占领东京汴梁(即开封府)之事发生在公元1140年（南宋绍兴十年，金国天眷三年）五月上旬。
事实上，由于早在公元1139年（南宋绍兴九年，金国天眷二年），当金国根据宋金和约而归还河南、陕西时，宋高宗和秦桧为了表示恪守和议，竟然强令各路宋军在原来的驻地驻守，不得北上接管河南、陕西诸州郡，致使当时的河南、陕西诸州郡既没有进驻宋朝大军，也没有部署边防。
而当金军第一次占领东京汴梁(今河南开封)之时，岳飞和他的岳家军尚远在其驻地鄂州（今湖北武昌），还没有出兵北上，谈不上“分据河南州郡要害”。而韩世忠的军队则远在淮东地区（今江苏北部），更不曾进军河南。金军第一次占领东京汴梁之事显然发生在岳飞出兵北上之前。
自公元1140年（南宋绍兴十年，金国天眷三年）五月上旬开始，金国单方面撕毁和约，再次出兵攻宋。金军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又夺去了宋军当时不设防的陕西、河南之地，继而进兵威胁淮南。完颜宗弼此时的对手主要是刘锜所率领的将近两万人的“八字军”（王彦旧部）。
公元1140年五月上旬，南宋新任东京副留守刘锜，率领军队赶赴东京汴梁（开封府）驻防。刘锜所部刚由水路抵达顺昌府（即颍州，今安徽阜阳）时，就传来了金军攻陷东京汴梁的消息。不久，攻陷东京的金军继续向南进犯，河南重镇陈州（即淮宁府，今河南淮阳）也被攻占。而离陈州仅三百多里的战略要地顺昌也就成了宋金对峙的前沿阵地。接着，金兵源源不断地拥向顺昌府。
公元1140年（南宋绍兴十年，金国天眷三年）五月底至六月上旬，宋将刘锜充分利用暑热天气，在顺昌府（即颍州，今安徽阜阳），以逸待劳、以少击众，大败金国精锐的骑兵部队，取得顺昌大捷，遏制了金兵的攻势。
公元1140年（南宋绍兴十年，金国天眷三年）六月初，岳飞正式自鄂州（今湖北武昌，当时是岳家军的大本营）出兵北上抗金。而岳家军全军出击，并收复河南州郡要害，则是公元1140年六月中旬之后的事情。
经过六月、闰六月和七月的大战，岳家军连战皆捷、凯歌猛进，席卷京西、兵临大河，相继收复了从洛阳到陈州、蔡州之间的许多战略要地，基本完成了扫清东京开封府外围据点的作战计划，形成东西并进，夹击盘踞东京汴梁之金国军队主力的态势。
绍兴十年七月上旬至中旬，在最有利于金国女真骑兵发挥威力的天时和地利条件下，岳家军先后在郾城之战、颍昌之战和临颖之战中击败金军主力，并乘胜进军至朱仙镇。
公元1140年（南宋绍兴十年，金国天眷三年）七月二十一日，在接连收到措词严厉的班师诏书之后，岳飞被迫做出班师的决定，岳家军的大部队向南撤退。
在班师南撤之时，岳飞留下了少量小部队，这些小部队主要是为了掩护中原百姓南迁，并且接应黄河以北的梁兴等抗金义军撤退。
岳飞自朱仙镇班师撤兵的消息得到证实之后，金国统帅完颜兀术(宗弼)喜出望外，金军立即整军卷土重来。
在前一阶段的战争中，完颜兀术(宗弼)不信任那些降附金国的伪齐汉奸兵痞，根本就不让他们带兵，其中除李成外，如孔彦舟、徐文之流“只是单马随军，并无兵权”。
而在岳家军班师南撤之时，由于金国女真人在前一阶段的战争中损兵折将严重，仅仅依靠已经损耗不小的女真兵将们去占领广大地区显然力不从心，金军统帅完颜兀术(宗弼)迫不得已，这才利用孔彦舟、徐文等汉奸兵痞去帮忙攻击留在后方的宋军小部队。
完颜兀术(宗弼)让孔彦舟率军作为前锋开道，第二次进军东京汴梁（今开封府）。接着，在没有遇到什么抵抗的情况下，金军再次占领东京汴梁（今开封府）。
在兵力单薄、士气受挫的不利情势下，留在后方的那些宋军小部队难以抵挡金军优势兵力的反扑。
早在绍兴十年六月二十九日，岳家军准备将刘政夜袭中牟县（在开封和郑州之间）金军万夫长漫独化的营寨，杀死很多金兵，夺得三百五十多匹战马，一百多头骡、驴，还有大量衣物器甲，漫独化本人则生死不明。然而，到了绍兴十年七月底，在岳家军的大部队班师南撤之后，汉奸孔彦舟率优势兵力袭击郑州，留驻郑州的刘政不幸被俘。而留驻西京河南府登封县(今河南登封市)的孟邦杰，驻守汝州的郭清、郭远等率领的宋军小部队，也接连败退。
显而易见，《金史》卷77《宗弼传》中“孔彦舟下汴、郑两州”的记载其实是在得知岳飞撤军南归的消息之后，金军再次回军重新占领东京汴梁、郑州。
早在公元1140年五月上旬，金国统帅完颜兀术（宗弼）率领金军“由黎阳趋汴”，已经占领了东京汴梁(即开封府)。
然而，到了公元1140年七月下旬，在岳飞班师南归之后，完颜兀术(宗弼)又派汉奸孔彦舟率军占领东京汴梁（即开封府），也就是把两个多月之前已经占领过的东京汴梁（今开封府）再占领一遍，这表明在“孔彦舟下汴”之前，完颜兀术（宗弼）所率领的金国军队曾经撤离东京汴梁（即开封府）。
而金国统帅完颜兀术（宗弼）之所以要撤离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东京汴梁（开封府），显然是因为金军主力接连在野战中被岳家军击败，为岳家军的兵威所震慑。
楼主：民族英雄岳飞
时间：2020-02-17 11:19:47
根据宋金双方的形势分析，绍兴十年（1140年）岳飞北伐显然具有全胜的可能。这也是岳飞在绍兴十年七月十八日接到班师诏之后却继续率军向北推进的原因。
但是来自岳飞身后的小朝廷出现了重大变数，岳飞接连收到“累降”的措辞严厉的“御笔”班师诏令。这些变数使得岳飞被迫撤军。这无疑是场悲剧，不仅属于岳飞个人，也属于整个南宋。
绍兴十年(公元1140年)以及其后发生的所有怪事，比如，战胜而跪地称臣、政治上和经济上都完败的绍兴和议，完全是在极端条件下发生的极端事件。讨论这件事不能忘记宋高宗赵构和秦桧这一对史上著名的昏君奸相搭档。宋高宗赵构向来担心武将功高震主，唯恐武将做大，为尽快解除诸大将兵权而急于向金国求和，置国家民族大义于不顾；而奸相秦桧则卖国求荣，“欲坚和议而必解诸将之兵”，两人交相为用而曲相成，急于用北伐将士的战绩作资本去与敌国议和。
对于宋高宗来说，当初金国女真统治者败盟，派兵气势汹汹地南侵之时，他害怕南宋政权会遭到灭顶之灾，担心自己会落到无容身之地，所以不得已才下令抗金。但是现在，宋军既然取得了空前的胜利，已保住了偏安的政权，与金国女真人重新议和也有了资本，要是继续再打下去，不仅会惹怒金人，而且也会使本来就深得军心民心的抗金名将岳飞等人功高权重，宋高宗唯恐南宋诸大将会有震主之威，对武将们的猜忌也由来已久。
而内奸秦桧的心理状态和宋高宗并不完全一样。一方面，内奸秦桧一直在不断地破坏南宋的抗金斗争，尤其是在金国危难的关键时刻，更是要千方百计地来为其金国主子效劳。另一方面，秦桧在南宋朝廷中，正因有金国女真主子作后台，与金人勾结往来，决意主张和议，才取得了宋高宗的宠信而久居相位，进而争权夺利。如果这次宋军抗金北伐取得了胜利，金国政权势必被最终打垮，而秦桧自己也会随之而失去包括官爵、权力、财富在内的一切，甚至连身家性命都难保。这是秦桧绝对不能容忍的，所以秦桧就不择手段地破坏宋军的这次北伐。
为要达到这一不可告人的目的，秦桧当然知道，首先，必须牢牢地掌握相权。前任宰相赵鼎虽然被秦桧用奸计排挤出南宋朝廷，但在金人败盟南侵以后，他立即“上书言时政”。秦桧马上指使其党羽王次翁诬告赵鼎：“逼近行朝，阴幸有警，规图复用，门下党与，往来于临安，撰造事端，鼓惑众听，以摇人心”，且犯有“乾没官钱十七万缗”等罪。因而，赵鼎再次遭到贬官降职(《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36，绍兴十年闰六月丁酉）。
其次，秦桧严密控制南宋朝野舆论，不许百官上书条陈抗金大事。秦桧一而再地逼害赵鼎，就是要杀鸡给猴看，“先窜赵鼎，而人无敢言矣”。但是，当时的右承事郎陈鼎却不畏惧，陈鼎上书宋高宗说：“敌今日败盟，乃朝廷之福，未败则他日之祸，有不可支持，愿乘此早为自治之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36，绍兴十年六月戊午）。秦桧知道后，大为恼怒，立即把陈鼎降官贬窜，以图惩一警百。
尤其是，秦桧为要在军事上破坏抗金战争，从顺昌战役开始起，他就想尽一切方法使南宋诸大将失利。
早在绍兴十年五月底，宋将刘锜率军在顺昌府屡次挫败金军前锋的进攻，金军统帅完颜兀术(宗弼)亲率十多万大军自东京汴梁直扑而来。秦桧却为宋高宗起草手诏，命令刘锜“班师”，从顺昌撤退，以便那些行动快捷的金国女真骑兵在原野上追歼以步兵为主体的宋军。刘锜身处险境，深知可战而不可却，故拒不撤退。刘锜激励将士，誓与顺昌城共存亡。接着，刘锜所部倚仗城池固守，并利用暑热天气，以逸待劳，以少击众，终于大败金国精锐的骑兵部队。《宋史》卷29《高宗本纪》记载：“秦桧奏命锜择利班师，锜不奉诏，战益力，遂能以寡胜众”。
当时，韩世忠派人把宋军抓到的金国俘虏押送到南宋朝廷的行在临安（今浙江杭州），秦桧害怕俘虏供出金国的虚实，即请求宋高宗下令让诸将“今后获敌不必解来”。这个鬼主意，连宋高宗都觉得不对头，宋高宗听后马上对秦桧说：“不然，须令押数人来问之，庶得虚实”(《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37，绍兴十年七月乙丑）。
对于在顺昌战役中积极支持刘锜而立有战功的顺昌府知府陈规，秦桧又故意把他调离前线，让他改知庐州(今安徽合肥)，“时秦桧将班师，故命规易镇淮右”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36，绍兴十年闰六月己亥）。
在顺昌大战之后，刘锜的左右军随即奉命撤退到长江以南的镇江府(今江苏镇江)，而留在淮河以北的顺昌府（即颍州，今安徽阜阳）的兵力所剩不多，由于兵力不足，故刘锜余部长期龟缩在顺昌城内，没有继续向金军发起进攻。
绍兴十年六月中旬开始，宋将张俊、王德所部首先攻克宿州，接着又兵不血刃地开进毫州。六月二十六日，南宋朝廷前此派出的前往张俊军中“计议军事”的枢密都承旨周聿把宋高宗和秦桧所谓的“兵不可以轻动，宜且班师”的“密旨”交给了张俊，张俊心领神会。于是，在绍兴十年闰六月的最后一天，张俊、王德等人率军从宿、毫地区班师，将军队撤到淮河以南。
秦桧这些调虎离山的手段非常毒辣，秦桧完全知道东线的韩世忠和西线的吴璘，对金军只是起到遥相呼应和牵制两翼的作用，当时直接与金军统帅完颜兀术(宗弼)亲率的金军主力对阵的，只是中线战场的岳飞、刘锜和张俊三大将。现在先把刘锜、张俊的军队调走，势必造成中线战场的岳飞孤军深入，这样就可以借刀杀人，让金军得以集中兵力对付势孤无援的岳家军，进而借金军之手，来消灭岳家军。
但是，秦桧的这一罪恶阴谋，并没有得逞，岳飞虽孤军作战，仍把金军打得落花流水，接连取得了如前所述的几次大战役的辉煌胜利。
但是来自岳飞身后的小朝廷出现了重大变数，岳飞接连收到“累降”的措辞严厉的“御笔”班师诏令。这些变数使得岳飞被迫撤军。这无疑是场悲剧，不仅属于岳飞个人，也属于整个南宋。
绍兴十年(公元1140年)以及其后发生的所有怪事，比如，战胜而跪地称臣、政治上和经济上都完败的绍兴和议，完全是在极端条件下发生的极端事件。讨论这件事不能忘记宋高宗赵构和秦桧这一对史上著名的昏君奸相搭档。宋高宗赵构向来担心武将功高震主，唯恐武将做大，为尽快解除诸大将兵权而急于向金国求和，置国家民族大义于不顾；而奸相秦桧则卖国求荣，“欲坚和议而必解诸将之兵”，两人交相为用而曲相成，急于用北伐将士的战绩作资本去与敌国议和。
对于宋高宗来说，当初金国女真统治者败盟，派兵气势汹汹地南侵之时，他害怕南宋政权会遭到灭顶之灾，担心自己会落到无容身之地，所以不得已才下令抗金。但是现在，宋军既然取得了空前的胜利，已保住了偏安的政权，与金国女真人重新议和也有了资本，要是继续再打下去，不仅会惹怒金人，而且也会使本来就深得军心民心的抗金名将岳飞等人功高权重，宋高宗唯恐南宋诸大将会有震主之威，对武将们的猜忌也由来已久。
而内奸秦桧的心理状态和宋高宗并不完全一样。一方面，内奸秦桧一直在不断地破坏南宋的抗金斗争，尤其是在金国危难的关键时刻，更是要千方百计地来为其金国主子效劳。另一方面，秦桧在南宋朝廷中，正因有金国女真主子作后台，与金人勾结往来，决意主张和议，才取得了宋高宗的宠信而久居相位，进而争权夺利。如果这次宋军抗金北伐取得了胜利，金国政权势必被最终打垮，而秦桧自己也会随之而失去包括官爵、权力、财富在内的一切，甚至连身家性命都难保。这是秦桧绝对不能容忍的，所以秦桧就不择手段地破坏宋军的这次北伐。
为要达到这一不可告人的目的，秦桧当然知道，首先，必须牢牢地掌握相权。前任宰相赵鼎虽然被秦桧用奸计排挤出南宋朝廷，但在金人败盟南侵以后，他立即“上书言时政”。秦桧马上指使其党羽王次翁诬告赵鼎：“逼近行朝，阴幸有警，规图复用，门下党与，往来于临安，撰造事端，鼓惑众听，以摇人心”，且犯有“乾没官钱十七万缗”等罪。因而，赵鼎再次遭到贬官降职(《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36，绍兴十年闰六月丁酉）。
其次，秦桧严密控制南宋朝野舆论，不许百官上书条陈抗金大事。秦桧一而再地逼害赵鼎，就是要杀鸡给猴看，“先窜赵鼎，而人无敢言矣”。但是，当时的右承事郎陈鼎却不畏惧，陈鼎上书宋高宗说：“敌今日败盟，乃朝廷之福，未败则他日之祸，有不可支持，愿乘此早为自治之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36，绍兴十年六月戊午）。秦桧知道后，大为恼怒，立即把陈鼎降官贬窜，以图惩一警百。
尤其是，秦桧为要在军事上破坏抗金战争，从顺昌战役开始起，他就想尽一切方法使南宋诸大将失利。
早在绍兴十年五月底，宋将刘锜率军在顺昌府屡次挫败金军前锋的进攻，金军统帅完颜兀术(宗弼)亲率十多万大军自东京汴梁直扑而来。秦桧却为宋高宗起草手诏，命令刘锜“班师”，从顺昌撤退，以便那些行动快捷的金国女真骑兵在原野上追歼以步兵为主体的宋军。刘锜身处险境，深知可战而不可却，故拒不撤退。刘锜激励将士，誓与顺昌城共存亡。接着，刘锜所部倚仗城池固守，并利用暑热天气，以逸待劳，以少击众，终于大败金国精锐的骑兵部队。《宋史》卷29《高宗本纪》记载：“秦桧奏命锜择利班师，锜不奉诏，战益力，遂能以寡胜众”。
当时，韩世忠派人把宋军抓到的金国俘虏押送到南宋朝廷的行在临安（今浙江杭州），秦桧害怕俘虏供出金国的虚实，即请求宋高宗下令让诸将“今后获敌不必解来”。这个鬼主意，连宋高宗都觉得不对头，宋高宗听后马上对秦桧说：“不然，须令押数人来问之，庶得虚实”(《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37，绍兴十年七月乙丑）。
对于在顺昌战役中积极支持刘锜而立有战功的顺昌府知府陈规，秦桧又故意把他调离前线，让他改知庐州(今安徽合肥)，“时秦桧将班师，故命规易镇淮右”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36，绍兴十年闰六月己亥）。
在顺昌大战之后，刘锜的左右军随即奉命撤退到长江以南的镇江府(今江苏镇江)，而留在淮河以北的顺昌府（即颍州，今安徽阜阳）的兵力所剩不多，由于兵力不足，故刘锜余部长期龟缩在顺昌城内，没有继续向金军发起进攻。
绍兴十年六月中旬开始，宋将张俊、王德所部首先攻克宿州，接着又兵不血刃地开进毫州。六月二十六日，南宋朝廷前此派出的前往张俊军中“计议军事”的枢密都承旨周聿把宋高宗和秦桧所谓的“兵不可以轻动，宜且班师”的“密旨”交给了张俊，张俊心领神会。于是，在绍兴十年闰六月的最后一天，张俊、王德等人率军从宿、毫地区班师，将军队撤到淮河以南。
秦桧这些调虎离山的手段非常毒辣，秦桧完全知道东线的韩世忠和西线的吴璘，对金军只是起到遥相呼应和牵制两翼的作用，当时直接与金军统帅完颜兀术(宗弼)亲率的金军主力对阵的，只是中线战场的岳飞、刘锜和张俊三大将。现在先把刘锜、张俊的军队调走，势必造成中线战场的岳飞孤军深入，这样就可以借刀杀人，让金军得以集中兵力对付势孤无援的岳家军，进而借金军之手，来消灭岳家军。
但是，秦桧的这一罪恶阴谋，并没有得逞，岳飞虽孤军作战，仍把金军打得落花流水，接连取得了如前所述的几次大战役的辉煌胜利。
楼主：民族英雄岳飞
时间：2020-02-17 11:19:47
古代的通信技术十分落后，而战争形势往往瞬息万变，故皇帝对远征的将帅实行遥控，一般是不适宜的。但是，军事上十分保守和怯弱的赵宋皇朝，却将遥控视为防范武将、维护皇权的家规。有时，甚至连作战的阵图都要由皇帝亲授，将帅往往需要遵照远离战场的皇帝发出的旨意，来决定前线的军事行动。这不仅剥夺了前线将帅们随机应变的主动权，而且往往贻误良机，迫使前线的宋军坐失战机。
受战争、道路条件、气候等多种因素的影响，自南宋朝廷的行在临安府(今浙江杭州)用金字令牌传递皇帝的诏令，送到中原战场，路途有好几千里远，一个来回，行程大概需要十几天。鉴于如此长的往返时间，宋高宗赵构在手诏中也曾说“朕不可以遥度”“兵难遥度”等语。但是，为了贯彻他的意图，有时又非“遥度”不可！
宋高宗赵构对战争的前途心存两怕，一怕全胜，二怕大败。如果北伐全胜，则武将兵多、功高而权重，会威胁皇权。倘若大败，则宋高宗有可能沦为金人的阶下囚，欲为临安布衣而不可得。宋高宗赵构始终对金军的力量估计过高，对宋军的力量估计过低，绍兴元年以来宋军取得的多次胜利，也不可能根除宋高宗赵构的“恐金症”。
此外，宋高宗赵构和他亡国的父兄一样，非常怯懦，在战和问题上，具有投机倾向。一场大胜可以刺激他一时，但不会改变他那愚弱的本性。
岳家军节节推进、捷报频传，远在后方的宋高宗赵构却在深宫中惴惴不安，因此，他在手诏中再三叮嘱岳飞，要避免与金国统帅完颜兀术(宗弼)的大军决战，要“全军为上”“占稳自固”“必保万全”。
面对岳家军持续推进、捷报频传的大好形势，一心想要破坏抗金斗争的奸相秦桧心急如焚。秦桧一计不成，又生一计。秦桧唆使他的党羽罗汝楫向宋高宗奏请说：现在“兵微将少，民困国乏。岳某若深入，岂不危也？愿陛下降诏，且令班师。”
班师，一不至于大败，二不至于全胜，正中宋高宗赵构的下怀。于是，宋高宗赵构在绍兴十年七月八日或稍后，即大致在郾城之战进行之时，从临安（今浙江杭州）发出了第一道班师诏，降旨要岳飞“措置班师”。
早在绍兴十年七月五日，即七月八日郾城之战的前夕，岳飞自中原前线发出了一份奏章，上报梁兴、董荣、赵俊、乔握坚等部取得的胜利，并说：『臣契勘金贼近累败衄，其虏酋四太子等皆令老小渡河。 惟是贼众尚徘徊于京城南壁一带，近却发八千人过河北。此正是陛下中兴之机，乃金贼必亡之日，若不乘势殄灭，恐贻后患。伏望速降指挥，令诸路之兵火急并进，庶几早见成功！』(《金佗稡编》卷12《乞乘机进兵札子》)。
此奏一去十几日，并无一兵一卒来援的消息。待到岳家军将士浴血奋战，接连击败金军优势兵力的反扑，熬过郾城大战和颍昌大战之后，盼到的却是另外一份班师诏，时值绍兴十年七月十八日，即张宪率军击败五千女真骑兵，取得临颍大捷的当天。
岳飞不愿，不忍，也不肯舍弃即将到手的胜果，岳飞没有下令终止向东京汴梁(开封府)进军，而是于绍兴十年七月十八日写了一份“言词激切”的奏章，反对“措置班师”。岳飞在奏章中指出：『契勘金虏重兵尽聚东京，屡经败衄，锐气沮丧，内外震骇。闻之谍者，虏欲弃其辎重，疾走渡河。况今豪杰向风，士卒用命，天时人事，强弱已见，功及垂成，时不再来，机难轻失！臣日夜料之熟矣，惟陛下图之！』(《金佗稡编》卷12《乞止班师诏奏略》，此奏原文“累千百言”，大部分已佚失，今仅存其概要)。
又过了两三天，大约在绍兴十年七月二十一日，岳家军各部都已经进抵朱仙镇，而岳飞却在一天之内，接连收到十二道用金字令牌递发的班师诏。这十二道诏旨全是措辞严峻、不容违背的急令：大军班师回鄂州，岳飞本人赶赴“行在”临安府朝见皇帝。宋高宗的这十二道班师诏大约是在七月十一日或稍后发出的。
绍兴十年七月十一日，在收到岳飞于七月二日发出的克复西京河南府(今河南洛阳)的捷报之后，向来畏敌如虎的宋高宗赵构急于见好就收，迫不及待地作出了草率的班师决定，接连发出十二道班师诏，想阻止岳飞大军继续向北挺进，以避免和金军进行大决战。
绍兴十年七月二十一日，岳飞收到了宋高宗七月十一日自临安(今浙江杭州)发出的十二道班师诏，此时岳家军已经向北挺进到距离东京汴梁仅有四十多里的朱仙镇。
当宋高宗于七月十一日发出的十二道班师诏送到岳飞军中之时，岳家军已经接连在七月八日的郾城大战、七月十四日的颍昌大战以及七月十八日的临颖之战中大获全胜，并且已趁胜进军至朱仙镇。
而岳飞此前发出的关于郾城大捷、颍昌大捷以及临颖大捷的捷报还在路上传递，还没有送到远在临安(今浙江杭州)的南宋朝廷那里，宋高宗赵构暂时还不知道岳家军接连取得了一系列辉煌胜利的情况。
自绍兴八年(公元1138年)开始，宋高宗赵构和奸相秦桧不顾南宋朝野上下的强烈反对，一意孤行地称臣投降，以至“举朝无人从之”。有的大臣甚至警告宋高宗赵构，再这么倒行逆施下去，老百姓就要造反了，“万一陛下拂天下之情，屈身于敌，意外之患，有不可胜言者矣！”
绍兴十年(公元1140年)五月上旬，这个以巨大屈辱换来的和议在短时间内被金国统帅兀术撕毁。宋高宗赵构和奸相秦桧颜面尽失，人心丧尽，为了保命，不得不派出军队迎敌，宋高宗赵构手忙脚乱，接连发了好多诏书。在鄂州(今湖北武昌)大营里积极筹备北伐多年的岳飞终于得到机会出兵，于是岳飞挥师北上。
绍兴十年六月下旬，岳家军前锋已经接连击败金军，南宋朝廷派往岳飞军中“计议军事”的官员李若虚也在此时辗转追上岳飞大军。绍兴十年六月二十二日，李若虚在德安府(今湖北安陆)向岳飞传达了宋高宗赵构的真实意图：『面得上旨：「兵不可轻动，宜且班师！」』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36绍兴十年六月乙丑；《三朝北盟会编》卷202)。
这就是宋高宗赵构的“忍弃中原”，他宁可白白跪拜称臣、除了再次遭侵略之外一无所得。对于南宋来说，这无疑是一个极为关键的时刻。绍兴十年(公元1140年)五月上旬，当金人背信弃义地单方面撕毁和约，再次发起侵略战争之时，南宋全国上下同仇敌忾，主战情绪达到了顶点；而敌国金人当时在北宋故土上还立足未稳。
从政治和军事上来讲，这是北宋亡国以来多年才出现的、不容错失的绝佳机会；一旦放弃这样的机会，南宋“忠愤之气沮矣”，民心士气必遭重大打击；如果等待金军在河南地从容经营，不要说之后再进攻必然会事半功倍，而且如此一味挨打投降的南宋小朝廷能否自保都还是个问题……
绍兴十年六月二十二日，岳飞拒绝了宋高宗倒行逆施的班师意图。《宋史》卷29《高宗本纪》记载：『(绍兴十年六月甲子)遣司农少卿李若虚诣岳飞军谕旨班师，飞不听』。所以，岳飞北伐伊始，就已经抗旨不遵。（关于岳飞绍兴十年违诏北伐的详细记载，参见《三朝北盟会编》卷202、《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36）
那么，到了绍兴十年七月二十一日，在一天之内接连收到十二道措词严厉的班师诏的情况下，岳飞如果继续拒绝班师，岂不是很像藐视朝廷、甚至公然和朝廷决裂吗？
岳飞必须考虑可能出现的最坏情况。此时岳飞大军的后勤供给主要还是来自后方；而在奸相秦桧的挑拨教唆下，向来猜忌武将的宋高宗赵构很可能做出极端愚弱的选择。
赵宋王朝一贯猜忌武将，防范武将做大，而在这一点上宋高宗赵构长期被奸相秦桧所利用。违诏出师、违诏不班师，很容易落下背叛朝廷的口实。当时两军对垒，金军虽屡遭大败，但南宋内部一旦起了变乱，得利的最终将是金国女真统治者。岳飞一向以国事为重，绝不可能做出亲痛仇快的事情来。
绍兴十年七月二十一日，在收到宋高宗十天前从临安(今浙江杭州)发出的十二道班师诏的当天，岳飞经过很剧烈、很痛苦的思想斗争，终于被迫做出了一生中最痛心的决定，——奉召班师！岳飞遭受了自绍兴七年以来的又一次政治打击，而这次打击的份量要沉重得多。
绍兴十年七月二十一日，岳飞面向东南方，朝着“行在”临安府(今浙江杭州)所在的方向再拜，悲痛地说：『臣十年之力，废于一旦！非臣不称职，秦桧实误陛下也！』
岳飞终于领悟到了一个真理，由宋高宗赵构和权奸秦桧把持的南宋朝廷是决不允许他抗金成功的。他只能作出一生中最痛心的决定，下令班师。
撤军的诏令自然严重地影响了岳家军的军心和士气。早在出师北上之时，岳家军将士就纷纷与家属相约，不光复旧疆不团圆。如今却功败垂成，中途折回，又有何面目见人。
看到自己这支在强敌面前不屈不挠、毫无愧色的雄师，居然变得士气低落、行伍不整，“旗靡辙乱”，岳飞真是心如刀割，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来，最后，他仰天长叹道：“岂非天乎！”
受战争、道路条件、气候等多种因素的影响，自南宋朝廷的行在临安府(今浙江杭州)用金字令牌传递皇帝的诏令，送到中原战场，路途有好几千里远，一个来回，行程大概需要十几天。鉴于如此长的往返时间，宋高宗赵构在手诏中也曾说“朕不可以遥度”“兵难遥度”等语。但是，为了贯彻他的意图，有时又非“遥度”不可！
宋高宗赵构对战争的前途心存两怕，一怕全胜，二怕大败。如果北伐全胜，则武将兵多、功高而权重，会威胁皇权。倘若大败，则宋高宗有可能沦为金人的阶下囚，欲为临安布衣而不可得。宋高宗赵构始终对金军的力量估计过高，对宋军的力量估计过低，绍兴元年以来宋军取得的多次胜利，也不可能根除宋高宗赵构的“恐金症”。
此外，宋高宗赵构和他亡国的父兄一样，非常怯懦，在战和问题上，具有投机倾向。一场大胜可以刺激他一时，但不会改变他那愚弱的本性。
岳家军节节推进、捷报频传，远在后方的宋高宗赵构却在深宫中惴惴不安，因此，他在手诏中再三叮嘱岳飞，要避免与金国统帅完颜兀术(宗弼)的大军决战，要“全军为上”“占稳自固”“必保万全”。
面对岳家军持续推进、捷报频传的大好形势，一心想要破坏抗金斗争的奸相秦桧心急如焚。秦桧一计不成，又生一计。秦桧唆使他的党羽罗汝楫向宋高宗奏请说：现在“兵微将少，民困国乏。岳某若深入，岂不危也？愿陛下降诏，且令班师。”
班师，一不至于大败，二不至于全胜，正中宋高宗赵构的下怀。于是，宋高宗赵构在绍兴十年七月八日或稍后，即大致在郾城之战进行之时，从临安（今浙江杭州）发出了第一道班师诏，降旨要岳飞“措置班师”。
早在绍兴十年七月五日，即七月八日郾城之战的前夕，岳飞自中原前线发出了一份奏章，上报梁兴、董荣、赵俊、乔握坚等部取得的胜利，并说：『臣契勘金贼近累败衄，其虏酋四太子等皆令老小渡河。 惟是贼众尚徘徊于京城南壁一带，近却发八千人过河北。此正是陛下中兴之机，乃金贼必亡之日，若不乘势殄灭，恐贻后患。伏望速降指挥，令诸路之兵火急并进，庶几早见成功！』(《金佗稡编》卷12《乞乘机进兵札子》)。
此奏一去十几日，并无一兵一卒来援的消息。待到岳家军将士浴血奋战，接连击败金军优势兵力的反扑，熬过郾城大战和颍昌大战之后，盼到的却是另外一份班师诏，时值绍兴十年七月十八日，即张宪率军击败五千女真骑兵，取得临颍大捷的当天。
岳飞不愿，不忍，也不肯舍弃即将到手的胜果，岳飞没有下令终止向东京汴梁(开封府)进军，而是于绍兴十年七月十八日写了一份“言词激切”的奏章，反对“措置班师”。岳飞在奏章中指出：『契勘金虏重兵尽聚东京，屡经败衄，锐气沮丧，内外震骇。闻之谍者，虏欲弃其辎重，疾走渡河。况今豪杰向风，士卒用命，天时人事，强弱已见，功及垂成，时不再来，机难轻失！臣日夜料之熟矣，惟陛下图之！』(《金佗稡编》卷12《乞止班师诏奏略》，此奏原文“累千百言”，大部分已佚失，今仅存其概要)。
又过了两三天，大约在绍兴十年七月二十一日，岳家军各部都已经进抵朱仙镇，而岳飞却在一天之内，接连收到十二道用金字令牌递发的班师诏。这十二道诏旨全是措辞严峻、不容违背的急令：大军班师回鄂州，岳飞本人赶赴“行在”临安府朝见皇帝。宋高宗的这十二道班师诏大约是在七月十一日或稍后发出的。
绍兴十年七月十一日，在收到岳飞于七月二日发出的克复西京河南府(今河南洛阳)的捷报之后，向来畏敌如虎的宋高宗赵构急于见好就收，迫不及待地作出了草率的班师决定，接连发出十二道班师诏，想阻止岳飞大军继续向北挺进，以避免和金军进行大决战。
绍兴十年七月二十一日，岳飞收到了宋高宗七月十一日自临安(今浙江杭州)发出的十二道班师诏，此时岳家军已经向北挺进到距离东京汴梁仅有四十多里的朱仙镇。
当宋高宗于七月十一日发出的十二道班师诏送到岳飞军中之时，岳家军已经接连在七月八日的郾城大战、七月十四日的颍昌大战以及七月十八日的临颖之战中大获全胜，并且已趁胜进军至朱仙镇。
而岳飞此前发出的关于郾城大捷、颍昌大捷以及临颖大捷的捷报还在路上传递，还没有送到远在临安(今浙江杭州)的南宋朝廷那里，宋高宗赵构暂时还不知道岳家军接连取得了一系列辉煌胜利的情况。
自绍兴八年(公元1138年)开始，宋高宗赵构和奸相秦桧不顾南宋朝野上下的强烈反对，一意孤行地称臣投降，以至“举朝无人从之”。有的大臣甚至警告宋高宗赵构，再这么倒行逆施下去，老百姓就要造反了，“万一陛下拂天下之情，屈身于敌，意外之患，有不可胜言者矣！”
绍兴十年(公元1140年)五月上旬，这个以巨大屈辱换来的和议在短时间内被金国统帅兀术撕毁。宋高宗赵构和奸相秦桧颜面尽失，人心丧尽，为了保命，不得不派出军队迎敌，宋高宗赵构手忙脚乱，接连发了好多诏书。在鄂州(今湖北武昌)大营里积极筹备北伐多年的岳飞终于得到机会出兵，于是岳飞挥师北上。
绍兴十年六月下旬，岳家军前锋已经接连击败金军，南宋朝廷派往岳飞军中“计议军事”的官员李若虚也在此时辗转追上岳飞大军。绍兴十年六月二十二日，李若虚在德安府(今湖北安陆)向岳飞传达了宋高宗赵构的真实意图：『面得上旨：「兵不可轻动，宜且班师！」』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36绍兴十年六月乙丑；《三朝北盟会编》卷202)。
这就是宋高宗赵构的“忍弃中原”，他宁可白白跪拜称臣、除了再次遭侵略之外一无所得。对于南宋来说，这无疑是一个极为关键的时刻。绍兴十年(公元1140年)五月上旬，当金人背信弃义地单方面撕毁和约，再次发起侵略战争之时，南宋全国上下同仇敌忾，主战情绪达到了顶点；而敌国金人当时在北宋故土上还立足未稳。
从政治和军事上来讲，这是北宋亡国以来多年才出现的、不容错失的绝佳机会；一旦放弃这样的机会，南宋“忠愤之气沮矣”，民心士气必遭重大打击；如果等待金军在河南地从容经营，不要说之后再进攻必然会事半功倍，而且如此一味挨打投降的南宋小朝廷能否自保都还是个问题……
绍兴十年六月二十二日，岳飞拒绝了宋高宗倒行逆施的班师意图。《宋史》卷29《高宗本纪》记载：『(绍兴十年六月甲子)遣司农少卿李若虚诣岳飞军谕旨班师，飞不听』。所以，岳飞北伐伊始，就已经抗旨不遵。（关于岳飞绍兴十年违诏北伐的详细记载，参见《三朝北盟会编》卷202、《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36）
那么，到了绍兴十年七月二十一日，在一天之内接连收到十二道措词严厉的班师诏的情况下，岳飞如果继续拒绝班师，岂不是很像藐视朝廷、甚至公然和朝廷决裂吗？
岳飞必须考虑可能出现的最坏情况。此时岳飞大军的后勤供给主要还是来自后方；而在奸相秦桧的挑拨教唆下，向来猜忌武将的宋高宗赵构很可能做出极端愚弱的选择。
赵宋王朝一贯猜忌武将，防范武将做大，而在这一点上宋高宗赵构长期被奸相秦桧所利用。违诏出师、违诏不班师，很容易落下背叛朝廷的口实。当时两军对垒，金军虽屡遭大败，但南宋内部一旦起了变乱，得利的最终将是金国女真统治者。岳飞一向以国事为重，绝不可能做出亲痛仇快的事情来。
绍兴十年七月二十一日，在收到宋高宗十天前从临安(今浙江杭州)发出的十二道班师诏的当天，岳飞经过很剧烈、很痛苦的思想斗争，终于被迫做出了一生中最痛心的决定，——奉召班师！岳飞遭受了自绍兴七年以来的又一次政治打击，而这次打击的份量要沉重得多。
绍兴十年七月二十一日，岳飞面向东南方，朝着“行在”临安府(今浙江杭州)所在的方向再拜，悲痛地说：『臣十年之力，废于一旦！非臣不称职，秦桧实误陛下也！』
岳飞终于领悟到了一个真理，由宋高宗赵构和权奸秦桧把持的南宋朝廷是决不允许他抗金成功的。他只能作出一生中最痛心的决定，下令班师。
撤军的诏令自然严重地影响了岳家军的军心和士气。早在出师北上之时，岳家军将士就纷纷与家属相约，不光复旧疆不团圆。如今却功败垂成，中途折回，又有何面目见人。
看到自己这支在强敌面前不屈不挠、毫无愧色的雄师，居然变得士气低落、行伍不整，“旗靡辙乱”，岳飞真是心如刀割，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来，最后，他仰天长叹道：“岂非天乎！”
楼主：民族英雄岳飞
时间：2020-02-17 11:19:47
大概到了绍兴十年七月二十日左右，自中原前线发出的七月八日郾城大捷的捷奏终于送到了临安(今浙江杭州)的南宋朝廷。
看到郾城大捷的辉煌战果，向来畏敌如虎的宋高宗赵构的态度大为动摇，他连写了两份手诏，允许岳飞“择利进退”、“不妨图贼”；并且，他下令让杨沂中“全军起发”，到宿州、亳州一带进行牵制。而在半个多月之前，张俊正是按宋高宗赵构先前的旨意从这两地撤出，造成“岳飞军孤”的。
再有，宋高宗赵构此前已经连发手诏，严令岳飞班师，此时却懦弱地说“屡已喻卿，不从中制”，想推卸发出班师诏的责任。
绍兴十年七月二十二日之后，自中原前线发出的七月十四日颍昌大捷的捷奏也送到了临安(今浙江杭州)的南宋朝廷。
看到颍昌大捷的辉煌战果，宋高宗赵构的态度彻底转变。一方面，他在发给岳飞的诏书中甜言蜜语地说：“却敌兴邦，唯卿是赖”，不再限制岳飞大军的行动；而最令人惊奇的则是，他竟然“已令张俊自淮西，韩世忠自京东，择利并进”！加上尚未全部撤离的刘锜所部，看到郾城捷奏之后派出的杨沂中全军。也就是说，宋高宗赵构下决心要把能动用的全部兵力，除了四川的宋军，都投入到了北伐之中。
至此，南宋的国策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绍兴八年以来，宋高宗赵构这个“违天逆人”地坚决妥协投降政策的昏君，这个“朕虽百拜亦不复问矣”——只要有机会投降，哪怕给金人磕一百个响头哀求也无所谓的懦夫，不知需要怎样惊人的大胜才能使他鼓起勇气下令宋军全线进攻？！
但是“时不再来，机难轻失”，——当宋高宗的那些希望岳飞继续进军的最新诏书送到岳飞军中之时，岳家军早已经按照宋高宗半个多月之前发出的那十二道班师诏的命令从中原前线撤军了！而按照宋高宗此前发出的班师诏的要求，岳飞在撤军之后需要赶赴临安朝见皇帝。故此时岳飞本人正在赶赴临安（今浙江杭州）的路上！
宋高宗赵构和他亡国之君的父兄一样，非常怯战保守，在战和问题上反复无常，具有投机倾向。一场大胜可以刺激他一时，但不会改变他那愚弱怯战的本性。岳飞郾城捷奏和颍昌捷奏送到南宋朝廷之后，辉煌的战果使宋高宗赵构欣喜若狂，宋高宗赵构一时冲动地下决心命令宋军全线出击！
宋高宗赵构答复岳飞郾城捷奏和颍昌捷奏的那两份手诏可以说明他当时还没有猜忌岳飞，暂时没有仔细考虑宋军继续北伐的潜在影响。但是，秦桧将及时提醒他，——赵宋王朝的基本国策是不遗余力地防范武将做大。
果然，几天之后，在收到岳飞七月十八日从朱仙镇前线发出的反对班师的奏章的之时，宋高宗赵构的态度再次变化：在发给岳飞的诏书中，他只字不提命令张俊、韩世忠出师，这道命令显然已经食言了；反而强调要岳飞和杨沂中、刘锜同进退——这两位当时还远在中原战场之外，刘锜呆在东京汴梁以南约六百里的顺昌城（今安徽阜阳）中，杨沂中更是刚刚出发。
实际上，过去多次食言的宋高宗赵构此时已经又转为限制岳飞行动。那些“朕不中制”的承诺，早就被他抛到了爪哇国，此时宋高宗赵构一门心思地惦念着的，恐怕已是他那防范武将做大的祖宗家法了。
而在收到岳飞早十几天之前被迫发出的班师奏章之后，宋高宗赵构更是了无丝毫遗憾之意，只全心全意地算计着怎样全军撤退，怎样让岳飞去照应其他各路宋军。
早在绍兴七年，宋高宗赵构已经戏剧性地变卦过，他曾信誓旦旦地表示要把全国大部分兵力交给岳飞节制，然后短短三天内又取消成命。这次他在短期内决定北伐并再次改变主意停止北伐，大概也不会令人感到太意外。从反复无常的投机行为来看，宋高宗赵构完全就是一个政治上的羊癫疯。
我们只能从宋高宗赵构态度动摇的过程中，略窥已遭篡毁、已经佚失了的颖昌大捷另一份捷奏的份量，——足以动摇一个最保守怯战的懦夫皇帝，这一战的战果必然十分辉煌！
岳飞虽然把全部身心精力都贡献在抗金事业上，并且取得了空前的胜利，但是宋高宗、秦桧掌握着南宋朝廷的朝政大权，而岳飞的一切行动都必须听朝廷指挥，故岳飞坚持抗金的北伐大计不可能实现也就势所必然了。
宋高宗、秦桧葬送了绍兴十年的岳飞北伐，这不仅使岳家军将士通过浴血奋战而攻克的颖昌、陈州、蔡州、郑州、洛阳等广大中原要地，又相继失陷，而且也使岳飞在精神上遭到沉重的打击。
岳飞明白，自己在抗金战场上驰骋了半生，己为“秦桧所忌，终不得行其所志”。过去自己费尽心机，兴师动众，好不容易才收复了一大片失地，但“今日得之，明日弃之，养寇残民，无补国事”。因而，岳飞也产生了消极悲观的念头。宋高宗、秦桧对岳飞抗金的打击，正好迎合了金人的需要，这是敌人想做而无法做到的事。而岳飞的消极态度，也加深了宋高宗对他的猜忌，使君臣之间早已存在的矛盾又进一步地恶化了。
敌国间维持不战的状态，绝不是通过一方跪拜求和就能得到的。一纸“臣构”的“子孙世代，谨守臣节”的所谓和议，恬堕猥懦，不足为天下哂；北伐志士的鲜血虽大多空洒，却仍是南宋这个国家得以继续维持的真正原因。
在女真民族封建化之前，北方沦陷区内的百姓绝对不会轻易屈服于金国女真统治者的淫威之下。而宋朝要获胜，关键就是要抢在女真民族完成封建化之前，收复失地。可惜，绍兴和议，加上自毁长城，杀害岳飞，终于让本来不应长期出现的南北分裂对峙局面，成为了现实。
看到郾城大捷的辉煌战果，向来畏敌如虎的宋高宗赵构的态度大为动摇，他连写了两份手诏，允许岳飞“择利进退”、“不妨图贼”；并且，他下令让杨沂中“全军起发”，到宿州、亳州一带进行牵制。而在半个多月之前，张俊正是按宋高宗赵构先前的旨意从这两地撤出，造成“岳飞军孤”的。
再有，宋高宗赵构此前已经连发手诏，严令岳飞班师，此时却懦弱地说“屡已喻卿，不从中制”，想推卸发出班师诏的责任。
绍兴十年七月二十二日之后，自中原前线发出的七月十四日颍昌大捷的捷奏也送到了临安(今浙江杭州)的南宋朝廷。
看到颍昌大捷的辉煌战果，宋高宗赵构的态度彻底转变。一方面，他在发给岳飞的诏书中甜言蜜语地说：“却敌兴邦，唯卿是赖”，不再限制岳飞大军的行动；而最令人惊奇的则是，他竟然“已令张俊自淮西，韩世忠自京东，择利并进”！加上尚未全部撤离的刘锜所部，看到郾城捷奏之后派出的杨沂中全军。也就是说，宋高宗赵构下决心要把能动用的全部兵力，除了四川的宋军，都投入到了北伐之中。
至此，南宋的国策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绍兴八年以来，宋高宗赵构这个“违天逆人”地坚决妥协投降政策的昏君，这个“朕虽百拜亦不复问矣”——只要有机会投降，哪怕给金人磕一百个响头哀求也无所谓的懦夫，不知需要怎样惊人的大胜才能使他鼓起勇气下令宋军全线进攻？！
但是“时不再来，机难轻失”，——当宋高宗的那些希望岳飞继续进军的最新诏书送到岳飞军中之时，岳家军早已经按照宋高宗半个多月之前发出的那十二道班师诏的命令从中原前线撤军了！而按照宋高宗此前发出的班师诏的要求，岳飞在撤军之后需要赶赴临安朝见皇帝。故此时岳飞本人正在赶赴临安（今浙江杭州）的路上！
宋高宗赵构和他亡国之君的父兄一样，非常怯战保守，在战和问题上反复无常，具有投机倾向。一场大胜可以刺激他一时，但不会改变他那愚弱怯战的本性。岳飞郾城捷奏和颍昌捷奏送到南宋朝廷之后，辉煌的战果使宋高宗赵构欣喜若狂，宋高宗赵构一时冲动地下决心命令宋军全线出击！
宋高宗赵构答复岳飞郾城捷奏和颍昌捷奏的那两份手诏可以说明他当时还没有猜忌岳飞，暂时没有仔细考虑宋军继续北伐的潜在影响。但是，秦桧将及时提醒他，——赵宋王朝的基本国策是不遗余力地防范武将做大。
果然，几天之后，在收到岳飞七月十八日从朱仙镇前线发出的反对班师的奏章的之时，宋高宗赵构的态度再次变化：在发给岳飞的诏书中，他只字不提命令张俊、韩世忠出师，这道命令显然已经食言了；反而强调要岳飞和杨沂中、刘锜同进退——这两位当时还远在中原战场之外，刘锜呆在东京汴梁以南约六百里的顺昌城（今安徽阜阳）中，杨沂中更是刚刚出发。
实际上，过去多次食言的宋高宗赵构此时已经又转为限制岳飞行动。那些“朕不中制”的承诺，早就被他抛到了爪哇国，此时宋高宗赵构一门心思地惦念着的，恐怕已是他那防范武将做大的祖宗家法了。
而在收到岳飞早十几天之前被迫发出的班师奏章之后，宋高宗赵构更是了无丝毫遗憾之意，只全心全意地算计着怎样全军撤退，怎样让岳飞去照应其他各路宋军。
早在绍兴七年，宋高宗赵构已经戏剧性地变卦过，他曾信誓旦旦地表示要把全国大部分兵力交给岳飞节制，然后短短三天内又取消成命。这次他在短期内决定北伐并再次改变主意停止北伐，大概也不会令人感到太意外。从反复无常的投机行为来看，宋高宗赵构完全就是一个政治上的羊癫疯。
我们只能从宋高宗赵构态度动摇的过程中，略窥已遭篡毁、已经佚失了的颖昌大捷另一份捷奏的份量，——足以动摇一个最保守怯战的懦夫皇帝，这一战的战果必然十分辉煌！
岳飞虽然把全部身心精力都贡献在抗金事业上，并且取得了空前的胜利，但是宋高宗、秦桧掌握着南宋朝廷的朝政大权，而岳飞的一切行动都必须听朝廷指挥，故岳飞坚持抗金的北伐大计不可能实现也就势所必然了。
宋高宗、秦桧葬送了绍兴十年的岳飞北伐，这不仅使岳家军将士通过浴血奋战而攻克的颖昌、陈州、蔡州、郑州、洛阳等广大中原要地，又相继失陷，而且也使岳飞在精神上遭到沉重的打击。
岳飞明白，自己在抗金战场上驰骋了半生，己为“秦桧所忌，终不得行其所志”。过去自己费尽心机，兴师动众，好不容易才收复了一大片失地，但“今日得之，明日弃之，养寇残民，无补国事”。因而，岳飞也产生了消极悲观的念头。宋高宗、秦桧对岳飞抗金的打击，正好迎合了金人的需要，这是敌人想做而无法做到的事。而岳飞的消极态度，也加深了宋高宗对他的猜忌，使君臣之间早已存在的矛盾又进一步地恶化了。
敌国间维持不战的状态，绝不是通过一方跪拜求和就能得到的。一纸“臣构”的“子孙世代，谨守臣节”的所谓和议，恬堕猥懦，不足为天下哂；北伐志士的鲜血虽大多空洒，却仍是南宋这个国家得以继续维持的真正原因。
在女真民族封建化之前，北方沦陷区内的百姓绝对不会轻易屈服于金国女真统治者的淫威之下。而宋朝要获胜，关键就是要抢在女真民族完成封建化之前，收复失地。可惜，绍兴和议，加上自毁长城，杀害岳飞，终于让本来不应长期出现的南北分裂对峙局面，成为了现实。
楼主：民族英雄岳飞
时间：2020-02-17 11:19:47
认识岳飞需要考虑几点：
1、当时的女真骑兵在冷兵器时代的任何朝代都是一流的军队，而岳飞却在乱世中把汉族农民训练成了超一流的军队岳家军，本人认为岳家军在冷兵器时代的任何朝代都是超一流的，都是不可战胜的，岳飞是不可超越的。
2. 宋朝向来重文轻武，南宋小朝廷主张偏安东南，处处牵制阻挠岳飞北伐。
3. 岳飞所处的时代是外敌入侵、山河破碎、生灵涂炭、风雨飘摇的乱世，南宋的国力与汉唐时期无法相比，岳飞却能克服众多不利因素的制约，敢于多次发起北伐，并在最有利于金国女真骑兵发挥威力的天时和地利条件下，率领岳家军将士以寡击众，与女真骑兵硬碰硬地对决，先后在郾城之战和颍昌之战中重创金军主力。
4、女真族是渔猎民族，多有擒杀虎豹熊狼的勇士，金军有杰出的统帅完颜兀术等
5. 当时是冷兵器时代，作为岳飞的敌人，女真骑兵实力雄厚，比汉唐时期的匈奴、突厥骑兵要强大得多，女真骑兵包括用于迂回包抄而后突击的轻骑兵“拐子马”，以及用于正面攻坚冲锋陷阵的重装骑兵“铁浮图”,轻骑兵“拐子马”的机动性极强，重装骑兵“铁浮图”的战斗力和防御力都极强，主要任务是正面攻坚,其扮演的角色宛如现代战争中的坦克。
郾城之战，是岳家军几千精骑加几千步兵对阵女真一万五千精骑，而且岳家军赢了。
先不说黑水靺鞨历来善战的武力传统造成的所谓“女真不满万，满万不可敌”，光说这场大战的特点和规模。
这种几千骑加几千步兵对付女真一万五千精骑，进行硬碰硬的对阵厮杀，经过一个下午的惨烈大战后分出胜负，唐朝没有这个例子。
即便是汉朝，那时候一个汉兵由于技术优势，可以顶三到五个匈奴兵，而当时匈奴骑兵还没有马蹬，其战斗力与后世骑兵相比要差得多，而宋金之间没这么大的差别，女真骑兵在吃饱喝足的情况下，不比任何骑兵差。岳家军纯粹是铁的纪律造就的战力，才能搞定同样数量的女真骑兵（这里面还有岳飞出其不意以奇招破掉金方重铠“铁浮图”的原因，金兀术被打了个措手不及）。
后来蒙古灭西夏的灵州之战，是蒙古万骑对西夏数千骑，西夏因数量不足被歼灭。蒙古灭金主力的三峰山之战，是蒙古拖雷三万骑加窝阔台的大军，对金国两万骑另加13万步兵，但拖了几个星期，把金兵断粮饿了三天、饿扁了以后才通过伏击战歼灭的。要么规模不够，要么时间太长，这都不及郾城之战骑兵主力短时间对阵决胜激烈。
明朝也就明那八次北征打到乌兰巴托、打下整个东北时还很风光，后来就不行了。第二次北征徐达的中路军打到乌兰巴托西，在万骑对万骑的较量中还被扩廓帖木儿(王保保)和贺宗哲的联军大败，死万余人，还是比不上岳飞。
所以我认为郾城之战是被低估了的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一次大规模骑兵对阵战役，从规模和短时间爆发的激烈程度两方面综合考虑，是中国历史上最大最激烈的骑兵对阵，这是汉、唐、明各战役所不及的。
岳飞郾城大捷和颖昌大捷战绩战况考证
http://bbs.tianya.cn/post-no05-287896-1.shtml
推断岳家军颍昌之战杀金兵实为五千，至少有八条重要的依据
http://bbs.tianya.cn/post-no05-179239-1.shtml
绍兴十年岳飞北伐捷奏考辨
http://bbs.tianya.cn/post-no05-175991-1.shtml
岳飞的骑兵，——评述岳家军发展壮大的历程
http://bbs.tianya.cn/post-no05-286871-1.shtml
岳飞朱仙镇之战确实存在，岳家军五百精锐骑兵击溃数万金军，而非歼灭金军
http://bbs.tianya.cn/post-no05-432022-1.shtml
岳飞抗金事迹摘要
http://bbs.tianya.cn/post-no05-247643-1.shtml
岳飞抗金形势图及其解说
http://bbs.tianya.cn/post-no05-179209-1.shtml
南宋时期，人们对岳飞的评价如何？
http://bbs.tianya.cn/post-no05-222114-1.shtml
当时金国女真兵作战的最大特点，在于“坚忍持久，令酷而下必死，每战非累日不决”每次必“更进迭却”，作“数十合之鏖战”。可想而知，这种情况下的战斗必然是惨烈异常的，更何况郾城之战和颍昌之战，是岳家军和金国女真主力部队在平原旷野地区进行的大规模步骑混合战。并且这两战都是在绍兴十年闰六月后的七月发生，又是在平原地区进行，最有利于发挥女真骑兵驰突的长技，在这种形势下，岳家军能够以寡击众而取胜，进而迫使金军大败而逃，势必已经重创金军。岳家军能挡得住敌方精锐的攻击，并能击败金国女真主力部队，进而缴获包括战马、金、鼓、旗、枪、器甲在内的众多武器装备，这显然已经对女真骑兵造成了重大杀伤。
郾城之战和颍昌之战，是岳家军和金国女真主力部队之间发生的大规模步骑混合战。这两战都是在绍兴十年闰六月后的七月发生，又是在平原地区进行，最有利于发挥女真骑兵驰突的长技，在这种形势下，岳家军能够以寡击众而取胜，就更为不易。颍昌大捷和郾城大捷，都是空前的胜利，其意义非凡。
在这两战中，岳家军统帅能够临危不乱，正确判断形势，及时采取因应措施。岳家军将士则身负国耻家仇，同仇敌忾，以忠义许国，故士气旺盛，即使面对敌众我寡的严峻形势，也奋不顾身地英勇杀敌。同时他们经受了历次战争的严峻考验和锻炼，加之平时的严格要求、训练有素，故岳家军将士战斗力强，个个英勇善战，堪称无不“以一当十”。
加之，岳飞重视骑兵建设，岳家军以过去历次战争(尤其是绍兴六年的两次北伐)中缴获的战马为基础，组建了一支强大的高素质骑兵部队，也就有了和女真骑兵争雄较长的资本。同时宋朝发达的经济技术条件，使岳家军配备的弓矢射程更远、穿透力更强。
所以，有了以上这些必要的条件，加上统帅的杰出军事才能，在敌众我寡的严峻形势下，岳家军将士还能够接连击败完颜宗弼（兀术）所率领的金国军队主力，也就不足为奇了。
在郾城之战中，岳飞针对金军作战特点，运用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使岳家军步兵和骑兵密切配合，扬长避短，破敌所长，击敌所短，故能克敌制胜。在战争一开始，岳飞就“遣发背嵬、游奕马军”出击，同金国引以为骄傲的女真骑兵进行周旋，运用巧妙的战术，来对付女真骑兵，“或角其前，或掎其侧，用能使敌人之强，不得逞志于我”，同时通过骑兵冲杀，来分割打乱金军阵势，让步兵殿后，以强弓劲弩御敌。
当女真人的重装骑兵(“铁浮图”)上阵以后, 岳飞当即让岳家军步兵出动，命令“将士各持麻扎刀、提刀、大斧，与贼手拽厮劈”,来对付装载厚重铠甲且以皮索相连、“堵墙而进”的女真重装骑兵“铁浮图”，破其精锐。
在颍昌之战中，岳飞正确判明金军必攻颍昌的企图，适时调整部署，及时增援颍昌驻军，为岳家军与金军主力展开决战作好了必要的准备。在战斗中，面对金军的阵势，岳云率领八百名背嵬骑士居中，正面猛冲金军大阵，而步兵也展开严整的队列分左右翼继进，以翼蔽马军，与敌军厮杀。
同时岳家军将士英勇执著，奋不顾身地坚持与强敌浴血奋战，既不畏缩，更不退缩。而在战斗的最关键时期，城中守军及时增援，合兵奋击，终以强劲勇锐之师，大破金军。
楼主：民族英雄岳飞
时间：2020-02-17 11:19:47
南宋初年，外敌入侵、战乱不断的特定历史条件使武将事权增重，武将地位、威望提高，与宋朝以文制武的传统国策发生矛盾冲突，这种矛盾始终存在，随着抗金形势的变化而升降。到后来，以宋高宗赵构为首的南宋朝廷出于对武将的防范与猜忌，急于收回诸大将的兵权，加之不愿承担继续对金国作战的风险，急着要尽快达成宋金和议，并解除武将兵权，偏安江南，为此，甚至不惜放弃收复失地，曲膝求和，割让大片国土，向金国称臣纳贡。
绍兴十年（1140年）五月，金国单方面撕毁和约，再次大举南侵攻宋。这一次金国遭到了惨败，各路宋军挫败了金军的进攻，岳家军还向金军发起了大规模反攻。这些标志着金国在军事上的优势已经丧失。向来主战的金国统帅完颜宗弼（兀术）开始改变策略，准备再次与南宋议和，再开“始讲和，而南北无事矣”（《大金国志》卷27）。
正因宋金对峙的形势发生根本转变，赵宋政权偏安江南已有十足的把握，解除诸大将兵权的时机也已成熟。所以，宋高宗赵构就把他这一心思告诉了秦桧，『乃密与桧谋削尾大之势』(《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6）。秦桧为要替其金国主子女真贵族效劳，为要适应兀术“乃始讲和”的策略，更是『力主和议，恐诸将难制，欲尽收其兵权』(《宋史纪事本末》卷72《秦桧主和》)。因而，宋高宗的主意，正中秦桧的下怀。
秦桧与他的党羽参知政事王次翁、给事中直学士院范同密谋，经过反覆的策划后，范同向秦桧献计说：把张俊、韩世忠、岳飞三大将都调入朝廷任枢密使和副使，明升其官职，实『罢其兵权』(《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0）。
王夫之《宋论》卷10指出：『高宗之为计也，以解兵权而急于和；而桧之为计也，则以欲坚和议而必解诸将之兵，交相用而曲相成』。
宋高宗赵构要解除宋军诸大将的兵权，不仅是为要议和，更是出于对武将的猜忌和防范。防范武将做大是赵宋王朝恪守不渝的家规。宋朝历来就重文轻武，推行以文制武的国策。
如果仅仅从对金国妥协求和，解除大将兵权这两个问题着眼，岳飞也可以罢官赋闲，得到与韩世忠一样的善终结局。毕竟岳飞当时已被解除兵权，后来又被罢官，不可能再对宋高宗和秦桧的卖国求和政策构成阻碍，更不可能威胁南宋皇权。
况且，威名远播的抗金名将岳飞曾是南宋的重要军事支柱，金人十分畏惧他。被扣押在金国的宋使洪皓在给南宋朝廷的密信中写道：『金人所畏服者惟飞，至以父呼之』。假如南宋留着岳飞不杀，暂时不用岳飞，让他在家赋闲，或者把他软禁起来，也可以在无形中震慑那些贪婪狡诈、反复无常的金国女真统治者，使金人不敢轻易违约败盟。
要知道，早在绍兴八年(1138年)年底，宋金达成第一次和议，仅仅过了一年半，到了绍兴十年(1140年)五月上旬，金国统帅完颜兀术（宗弼）就突然撕毁和约，大举攻宋，宋高宗当时无奈地说：『夷狄之人，不知信义』(《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35）。所以，在绍兴十一年(1141年)第二次达成议和之后，金人会不会很快变卦，还是一个未知数。
但是，有两件事却直接导致了岳飞的遇害：
绍兴十年五月，金国单方面撕毁和约，再次大举南侵攻宋。同年七月，在最有利于金国女真骑兵发挥威力的天时地利条件下，岳飞所部与金军主力在平原旷野地区进行硬碰硬的主力对决，岳家军在野战中获胜，先后在郾城之战和颍昌之战中击败金军主力，随后集结兵力，乘胜进军至距离东京开封府仅四十里的朱仙镇。这标志着宋金战争的形势发生根本转变。金军真正领教了岳家军的威力，金军之中从此流传着一句关于岳飞的著名评语：『撼山易，撼岳家军难！』（《金佗续编》卷30 王自中撰《郢州忠烈行祠记》，《金佗稡编》卷9《遗事》）
岳家军在颍昌大战时，重创金军，并杀死金国统帅完颜兀术(宗弼)的女婿，与完颜兀术结下深仇。
再者，岳飞不仅具有杰出的军事才能，而且善于带兵、练兵。岳飞带出的军队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和巨大的战斗力，堪称无不“以一当十”。尤其是岳飞曾组建强大的骑兵部队，能够在野战中与金国倚为支柱的女真骑兵争雄较长。
在南宋初年的诸大将中，只有岳飞是进攻型的将帅，南宋的其他将领中，吴玠、刘锜是防御型的将帅，守则有余，攻则不足。韩世忠的抗金意志很坚定，但军事成就不仅比不上岳飞，而且也不及吴玠、刘锜。而刘光世、张俊等人都是些养尊处优、贪图享乐、畏敌怯战的庸将懦夫，主要靠着与皇帝关系亲近、会奉承且资历老而忝为大帅。
岳飞抗金意志十分坚定，主张积极备战进攻，反对消极防守。在南宋初年，具备光复失地的决心和能力的宋军统帅，惟有岳飞一人。岳飞的存在对金国具有很大的潜在威胁，金国当权者必欲置之于死地而后安。
当时执掌金国军政大权的都元帅完颜兀术(宗弼)提出了以杀害岳飞作为宋金议和的条件，这是由于金人深知，岳飞能征善战、威名远播、功高望重，并且还是进攻型的将帅，不仅向来抗金意志坚定，而且还具备光复失地能力。岳飞即使被南宋朝廷罢官免职，也犹如『猛虎在山』，『飞虽不掌兵，亦足以强国』。这对于兵老气衰的金国来说，仍是一个很大的潜在威胁。
兀术的密信，就像给秦桧下了一道不可违抗的圣旨，秦桧当然会千方百计地去执行。而宋高宗赵构为了向金国表示求和的诚意，也决意要杀害岳飞。
据著名历史学家、宋史泰斗王曾瑜的考证，负责掌管南宋朝廷文献的官员查龠曾经揭发金国统帅完颜兀术给南宋的信件，兀术在信中要求一定要杀害岳飞，然后才可以达成和议，金国才能归还宋高宗赵构的亲生母亲韦太后。兀术的信对于岳飞的遇害，无疑具有重大的推动作用。
兀术的密信可能是直接给南宋朝廷，也可能是暗中给秦桧的，当然还可能既有给南宋朝廷的，也有给秦桧的。宋史泰斗王曾瑜认为，兀术的密信早在绍兴十年七月中旬的颖昌之战结束后就已经发出，当时派人秘密送给内奸秦桧。宋史泰斗邓广铭先生则认为，查龠所揭发的密信，应该即是绍兴十一年宋金再次议和之时，金国统帅兀术口授给南宋使臣魏良臣，让魏良臣捎带给南宋朝廷的话。
还有一件事不容忽视。早在1127年发生的靖康之变中，宋高宗赵构的亲生母亲韦贤妃也被金人掳到北方，绍兴十一年(1141年)宋金议和之时，韦贤妃还被扣留在金国。
宋高宗赵构即位后，母子情深，十分挂念自己的亲生母亲韦贤妃，于是就遥尊韦贤妃为宣和皇后，恩泽所及，韦家有三十多人被授予官职。只要一有使节去金国，宋高宗就让他们去打听韦贤妃的消息。
绍兴七年（1137年），宋徽宗、郑皇后在金国去世的消息方才传到南宋，宋高宗赵构知道后十分悲痛，号恸不已。宋高宗马上就想起了他的亲生母亲韦贤妃，十分担心她在金国的境遇。宋高宗赵构对大臣们说：『宣和皇后(指韦贤妃)春秋高，朕思之不遑宁处，屈己请和，正为此耳』。不久，宋高宗下诏，遥尊韦贤妃为皇太后，派王伦去向金国统帅挞懒乞求，表示只要金人肯答应他的讲和要求并能放韦太后回归南宋，其他一切条件都好商量。『帝以后久未归，每颦蹙曰：「金人若从朕请，余皆非所问也」』(《宋史》卷243《韦贤妃传》)。
绍兴十一年（1141年）四月，当时被扣留在金国的南宋使臣洪皓得到了韦太后的一封书信，派人送回南宋朝廷。宋高宗大喜过望说：『朕不知太后宁否几二十年，虽遣使百辈，不如此一书』(《宋史》卷243《韦贤妃传》)。
同年七月，岳飞回到南宋朝廷的行在临安（今杭州），随即上奏辞职。八月，岳飞也和韩世忠一样，罢官赋闲，留在临安，居虚位而无实职，南宋朝廷最高军事机构枢密院的事务全由张俊负责处置。
岳飞罢官赋闲之后，既脱离军队，也没有兵权，不仅对南宋朝廷的降金乞和活动无权干预，而且对皇帝的宝座也没有威胁。假如宋高宗真要“保功臣之终”，完全可以就此住手。但宋高宗为了对金国媾和成功以迎回亲生母亲韦太后，加之对岳飞的忌恨，在秦桧的怂恿下，决定对岳飞下毒手。
绍兴十一年九月，岳飞部将张宪和其子岳云遭到秦桧、张俊等人陷害入狱。十月十三日，岳飞下狱。与此同时，宋金议和的书信、使者往来十分频繁，双方秘密地就宋金两国再次议和之事进行讨价还价。金人提出了条件，要想让韦太后回归南宋，除了割地称臣纳贡之外，还必须杀掉岳飞。再加上奸相秦桧的怂恿，于是宋高宗赵构不仅要解除岳飞的兵权，而且还下决心谋杀岳飞。
宋高宗赵构自以为冤杀岳飞之后，南宋还有韩世忠、刘锜、吴璘、杨沂中等名将可用，更重要的是，这些人的特点都是组织大规模的进攻也许不行，但仅仅自守防御的话，已经足够了。这点正好符合赵构的需要。对于赵构“要自保要防着兀术撕毁和约，但是不要北伐”的底线来说，这些将领的能力不少也不多，正合适。而且吴璘（1102年生）、刘锜（1098年生）、杨存中（1102年生）等人与岳飞（1103年生）的年纪大小差不多，宋高宗认为这些将领在当时再过十几年也有能力带兵打仗。
宋高宗赵构选中了刘锜、吴璘、杨沂中等人做自己的底牌，同时毫无顾忌地舍弃了岳飞。对于赵构来说，如果想要北伐中原、收复旧疆、甚至灭掉大金国，那么非用岳飞不可。但如果只是想要偏安江南、单纯防御，防着金国别再撕毁和约、撵自己下海的话，则不必非留着岳飞，还有其他人可以用。
所以，一心想要偏安江南、向来防患武将做大的宋高宗赵构纵容秦桧、张俊之流陷害岳飞，冤杀岳飞以满足金人提出的宋金议和要求，震慑抗金主战派，同时换取金人放回赵构生母韦太后。
绍兴十年（1140年）五月，金国单方面撕毁和约，再次大举南侵攻宋。这一次金国遭到了惨败，各路宋军挫败了金军的进攻，岳家军还向金军发起了大规模反攻。这些标志着金国在军事上的优势已经丧失。向来主战的金国统帅完颜宗弼（兀术）开始改变策略，准备再次与南宋议和，再开“始讲和，而南北无事矣”（《大金国志》卷27）。
正因宋金对峙的形势发生根本转变，赵宋政权偏安江南已有十足的把握，解除诸大将兵权的时机也已成熟。所以，宋高宗赵构就把他这一心思告诉了秦桧，『乃密与桧谋削尾大之势』(《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6）。秦桧为要替其金国主子女真贵族效劳，为要适应兀术“乃始讲和”的策略，更是『力主和议，恐诸将难制，欲尽收其兵权』(《宋史纪事本末》卷72《秦桧主和》)。因而，宋高宗的主意，正中秦桧的下怀。
秦桧与他的党羽参知政事王次翁、给事中直学士院范同密谋，经过反覆的策划后，范同向秦桧献计说：把张俊、韩世忠、岳飞三大将都调入朝廷任枢密使和副使，明升其官职，实『罢其兵权』(《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0）。
王夫之《宋论》卷10指出：『高宗之为计也，以解兵权而急于和；而桧之为计也，则以欲坚和议而必解诸将之兵，交相用而曲相成』。
宋高宗赵构要解除宋军诸大将的兵权，不仅是为要议和，更是出于对武将的猜忌和防范。防范武将做大是赵宋王朝恪守不渝的家规。宋朝历来就重文轻武，推行以文制武的国策。
如果仅仅从对金国妥协求和，解除大将兵权这两个问题着眼，岳飞也可以罢官赋闲，得到与韩世忠一样的善终结局。毕竟岳飞当时已被解除兵权，后来又被罢官，不可能再对宋高宗和秦桧的卖国求和政策构成阻碍，更不可能威胁南宋皇权。
况且，威名远播的抗金名将岳飞曾是南宋的重要军事支柱，金人十分畏惧他。被扣押在金国的宋使洪皓在给南宋朝廷的密信中写道：『金人所畏服者惟飞，至以父呼之』。假如南宋留着岳飞不杀，暂时不用岳飞，让他在家赋闲，或者把他软禁起来，也可以在无形中震慑那些贪婪狡诈、反复无常的金国女真统治者，使金人不敢轻易违约败盟。
要知道，早在绍兴八年(1138年)年底，宋金达成第一次和议，仅仅过了一年半，到了绍兴十年(1140年)五月上旬，金国统帅完颜兀术（宗弼）就突然撕毁和约，大举攻宋，宋高宗当时无奈地说：『夷狄之人，不知信义』(《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35）。所以，在绍兴十一年(1141年)第二次达成议和之后，金人会不会很快变卦，还是一个未知数。
但是，有两件事却直接导致了岳飞的遇害：
绍兴十年五月，金国单方面撕毁和约，再次大举南侵攻宋。同年七月，在最有利于金国女真骑兵发挥威力的天时地利条件下，岳飞所部与金军主力在平原旷野地区进行硬碰硬的主力对决，岳家军在野战中获胜，先后在郾城之战和颍昌之战中击败金军主力，随后集结兵力，乘胜进军至距离东京开封府仅四十里的朱仙镇。这标志着宋金战争的形势发生根本转变。金军真正领教了岳家军的威力，金军之中从此流传着一句关于岳飞的著名评语：『撼山易，撼岳家军难！』（《金佗续编》卷30 王自中撰《郢州忠烈行祠记》，《金佗稡编》卷9《遗事》）
岳家军在颍昌大战时，重创金军，并杀死金国统帅完颜兀术(宗弼)的女婿，与完颜兀术结下深仇。
再者，岳飞不仅具有杰出的军事才能，而且善于带兵、练兵。岳飞带出的军队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和巨大的战斗力，堪称无不“以一当十”。尤其是岳飞曾组建强大的骑兵部队，能够在野战中与金国倚为支柱的女真骑兵争雄较长。
在南宋初年的诸大将中，只有岳飞是进攻型的将帅，南宋的其他将领中，吴玠、刘锜是防御型的将帅，守则有余，攻则不足。韩世忠的抗金意志很坚定，但军事成就不仅比不上岳飞，而且也不及吴玠、刘锜。而刘光世、张俊等人都是些养尊处优、贪图享乐、畏敌怯战的庸将懦夫，主要靠着与皇帝关系亲近、会奉承且资历老而忝为大帅。
岳飞抗金意志十分坚定，主张积极备战进攻，反对消极防守。在南宋初年，具备光复失地的决心和能力的宋军统帅，惟有岳飞一人。岳飞的存在对金国具有很大的潜在威胁，金国当权者必欲置之于死地而后安。
当时执掌金国军政大权的都元帅完颜兀术(宗弼)提出了以杀害岳飞作为宋金议和的条件，这是由于金人深知，岳飞能征善战、威名远播、功高望重，并且还是进攻型的将帅，不仅向来抗金意志坚定，而且还具备光复失地能力。岳飞即使被南宋朝廷罢官免职，也犹如『猛虎在山』，『飞虽不掌兵，亦足以强国』。这对于兵老气衰的金国来说，仍是一个很大的潜在威胁。
兀术的密信，就像给秦桧下了一道不可违抗的圣旨，秦桧当然会千方百计地去执行。而宋高宗赵构为了向金国表示求和的诚意，也决意要杀害岳飞。
据著名历史学家、宋史泰斗王曾瑜的考证，负责掌管南宋朝廷文献的官员查龠曾经揭发金国统帅完颜兀术给南宋的信件，兀术在信中要求一定要杀害岳飞，然后才可以达成和议，金国才能归还宋高宗赵构的亲生母亲韦太后。兀术的信对于岳飞的遇害，无疑具有重大的推动作用。
兀术的密信可能是直接给南宋朝廷，也可能是暗中给秦桧的，当然还可能既有给南宋朝廷的，也有给秦桧的。宋史泰斗王曾瑜认为，兀术的密信早在绍兴十年七月中旬的颖昌之战结束后就已经发出，当时派人秘密送给内奸秦桧。宋史泰斗邓广铭先生则认为，查龠所揭发的密信，应该即是绍兴十一年宋金再次议和之时，金国统帅兀术口授给南宋使臣魏良臣，让魏良臣捎带给南宋朝廷的话。
还有一件事不容忽视。早在1127年发生的靖康之变中，宋高宗赵构的亲生母亲韦贤妃也被金人掳到北方，绍兴十一年(1141年)宋金议和之时，韦贤妃还被扣留在金国。
宋高宗赵构即位后，母子情深，十分挂念自己的亲生母亲韦贤妃，于是就遥尊韦贤妃为宣和皇后，恩泽所及，韦家有三十多人被授予官职。只要一有使节去金国，宋高宗就让他们去打听韦贤妃的消息。
绍兴七年（1137年），宋徽宗、郑皇后在金国去世的消息方才传到南宋，宋高宗赵构知道后十分悲痛，号恸不已。宋高宗马上就想起了他的亲生母亲韦贤妃，十分担心她在金国的境遇。宋高宗赵构对大臣们说：『宣和皇后(指韦贤妃)春秋高，朕思之不遑宁处，屈己请和，正为此耳』。不久，宋高宗下诏，遥尊韦贤妃为皇太后，派王伦去向金国统帅挞懒乞求，表示只要金人肯答应他的讲和要求并能放韦太后回归南宋，其他一切条件都好商量。『帝以后久未归，每颦蹙曰：「金人若从朕请，余皆非所问也」』(《宋史》卷243《韦贤妃传》)。
绍兴十一年（1141年）四月，当时被扣留在金国的南宋使臣洪皓得到了韦太后的一封书信，派人送回南宋朝廷。宋高宗大喜过望说：『朕不知太后宁否几二十年，虽遣使百辈，不如此一书』(《宋史》卷243《韦贤妃传》)。
同年七月，岳飞回到南宋朝廷的行在临安（今杭州），随即上奏辞职。八月，岳飞也和韩世忠一样，罢官赋闲，留在临安，居虚位而无实职，南宋朝廷最高军事机构枢密院的事务全由张俊负责处置。
岳飞罢官赋闲之后，既脱离军队，也没有兵权，不仅对南宋朝廷的降金乞和活动无权干预，而且对皇帝的宝座也没有威胁。假如宋高宗真要“保功臣之终”，完全可以就此住手。但宋高宗为了对金国媾和成功以迎回亲生母亲韦太后，加之对岳飞的忌恨，在秦桧的怂恿下，决定对岳飞下毒手。
绍兴十一年九月，岳飞部将张宪和其子岳云遭到秦桧、张俊等人陷害入狱。十月十三日，岳飞下狱。与此同时，宋金议和的书信、使者往来十分频繁，双方秘密地就宋金两国再次议和之事进行讨价还价。金人提出了条件，要想让韦太后回归南宋，除了割地称臣纳贡之外，还必须杀掉岳飞。再加上奸相秦桧的怂恿，于是宋高宗赵构不仅要解除岳飞的兵权，而且还下决心谋杀岳飞。
宋高宗赵构自以为冤杀岳飞之后，南宋还有韩世忠、刘锜、吴璘、杨沂中等名将可用，更重要的是，这些人的特点都是组织大规模的进攻也许不行，但仅仅自守防御的话，已经足够了。这点正好符合赵构的需要。对于赵构“要自保要防着兀术撕毁和约，但是不要北伐”的底线来说，这些将领的能力不少也不多，正合适。而且吴璘（1102年生）、刘锜（1098年生）、杨存中（1102年生）等人与岳飞（1103年生）的年纪大小差不多，宋高宗认为这些将领在当时再过十几年也有能力带兵打仗。
宋高宗赵构选中了刘锜、吴璘、杨沂中等人做自己的底牌，同时毫无顾忌地舍弃了岳飞。对于赵构来说，如果想要北伐中原、收复旧疆、甚至灭掉大金国，那么非用岳飞不可。但如果只是想要偏安江南、单纯防御，防着金国别再撕毁和约、撵自己下海的话，则不必非留着岳飞，还有其他人可以用。
所以，一心想要偏安江南、向来防患武将做大的宋高宗赵构纵容秦桧、张俊之流陷害岳飞，冤杀岳飞以满足金人提出的宋金议和要求，震慑抗金主战派，同时换取金人放回赵构生母韦太后。
楼主：民族英雄岳飞
时间：2020-02-17 11:19:47
【问题】岳飞到底为什么会被冤杀？
【一句话答案】
http://bbs.tianya.cn/post-no05-286850-1.shtml
因为绍兴十一年（1141年）金国遣使议和时，提出的和议条件之一是“必杀飞始可和”；而宋高宗赵构当时已经决意放弃恢复中原的努力，准备偏安江南，所以为了与金人达成和议并确保自己能安心享乐，就顺应金人的要求，放任当时和金人里应外合的南宋带路党秦桧，杀掉了最令金人畏惧和担忧的杰出将帅岳飞。
这才是导致岳飞被害的惟一的根本原因。其他什么“迎还二圣”违背了赵构的利益、功高震主令赵构觉得难以驾驭、兵权太大违背了宋代体制、不会做人和文武大臣以及君主关系不好、建议立皇储犯了大忌、甚至什么援淮西贻误军机罪有应得、本身就是不听话的军阀blabla。。。统统都是昧于史实的想当然式的错误臆断。
【升级版答案】
岳飞之所以最后会被害，是因为一个前提，三个原因：
1、一个前提是，岳飞的军事才华是南宋诸将领中最为突出和全面的，并且还是当时惟一擅长组织大规模进攻战、并确实在进攻中对金军进行了毁灭性打击的杰出将领，同时岳飞当时还很年轻，对于金国来说，岳飞的存在是一个巨大的潜在威胁。
这一点，在岳飞率领岳家军一旅孤军策动的绍兴十年（1140年）北伐中，就已经得到了充分的证明。——那一次北伐中，金军不是单纯被打得丧师失地、精锐尽毁的问题，而是在中原、两河地区的整个行政系统，都已经因为岳家军的攻势和受岳飞指挥的敌后义军的活跃而几近瘫痪了。所谓“燕京以南，号令不行”，“岳帅之来，此间震恐”，以至于二十年后金国皇帝完颜亮再次南侵时，金军将士中还流传着一个说法：“岳飞不死，大金灭矣”。
2、在这个前提下，金国如果还想与南宋议和，并且保证和约的长久、稳固，就必须除掉对金国构成致命威胁的岳飞。因为岳飞不仅军事才华出众，而且还很年轻，南宋中兴诸将和金国的将领大多是他的父辈。如果不搞定点清除肉体消灭，那么即便南宋方面罢了岳飞的兵权甚至把他软禁、流放、关押也没有用，只要金国或者南宋随便哪边出了点什么状况（比如南宋那边赵构突然挂了，支持北伐的太子赵瑗上台；或者秦桧挂了，上来个能震慑赵构的主战派宰相主持北伐；或者金国那边兀术挂了，一心想统一中国的完颜亮上台），岳飞仍然会被起用，仍然会让金国有灭国的危险。所以金人在议和时提出了“必杀飞，始可和”的条件，这是岳飞被害的外因。
3、与金人提出的要求相呼应的是，当时的宋高宗赵构已经完全不想再尝试进行北伐的努力，一门心思只想着如何偏安东南，如何安心享乐。至于为什么不想再努力，很可笑：因为赵构没有自己的亲生儿子。对于这位漠视任何人类正常道德、伦理和情感的君主来说，什么祖宗基业、黎民疾苦，甚至个人的生前身后名都是虚的，只有现实中的安稳逍遥和个人的声色享受才是实打实的。而北伐的成功在当时再怎么垂手可得，要从计划到最终的现实总还是需要君主多少操点心。宋高宗赵构在当时就是连这点力也不愿意出了。惟一可能破他这点儿的就是如果有儿子，他也许还会抱着为儿子留份基业的心思努力一下。但是很不幸，他的独子早在建炎初年就挂了，而他自己以后再也没能恢复生育能力。（用王曾瑜的话说就是：不管他以后怎么祷告上天怎么跳大神，也特么改变不了连一只犬彘都不能生育的现实~~~）所以宋高宗赵构也一心盼着和金人的和约能够达成，自己好偏安江南，安心享乐；所以他只能接受金人的要求杀掉岳飞，否则自己尽快偏安江南的心愿就难以实现。这是岳飞被害的最关键的内因。
当然有人看到这里可能会奇怪：宋高宗赵构答应金国这一条件的时候，就不担心万一金人那边毁约，自己这边连保命的人都没了么？有此疑问的同学请跳回本版答案第一条温习一下，同时明确一个事情：南宋当时要北伐中原、收复失地就必须用岳飞，但是如果只想偏安江南的话，则不必非留岳飞不可。具体到当时，就是有吴璘和刘锜就够了。这两个人都是战绩不错而且很年轻的后起名将，也是宋高宗赵构为自己的偏安大业留的底牌。
4、在宋高宗赵构的私心和金国的长远规划一拍即合的情况下，赵构放纵金人的卧底、带路党先驱、当时的南宋宰相秦桧一手策划诏狱并最终杀害了岳飞。秦桧的存在，是岳飞最终被害的另一个内因。这位带路党前辈一方面撺掇的赵构在不思进取灭绝人性的道路上越滑越远，一方面和金人里应外合促成和议相关的各种条件的实现，是岳飞之死中一个重要的加强变量或曰催化剂。
至于秦桧为什么要身在南宋替大金带路，原因也很简单：秦桧之所以能做宰相，就是因为他在金国有人，是金人指定的和议主持人，能够帮助宋高宗赵构实现他一直渴望的和议。否则的话，秦桧本来没有任何资本和能力进入绍兴初年的南宋中枢。而作为回报，金人在最终达成的和议里也明确要求宋高宗赵构“不得以无罪去首相”。至于秦桧凭借金人撑腰当上终身宰相后，又进一步觊觎皇位，临死前已经到了逼赵构给其“加九锡”的地步，只是因为没活过赵构才功亏一篑，那是后话了。
综上所述，岳飞最终之所以会被杀害，就是这一个前提之下，三方面原因共同作用而达成的结果。
【升级版答案补丁】关于岳飞其他种种稀奇古怪死因的便捷版辟谣
1、岳飞被杀是因为他力主迎还二圣，戳了宋高宗赵构的痛处。
——这是一个已经成为日经的谣言。为什么是谣言为什么不靠谱，如果没工夫去看邓广铭、王曾瑜等宋史泰斗的著作的话，请点这里：http://tieba.baidu.com/p/2421458540
（增补:岳飞之死与徽钦二帝是否归宋无关，岳飞冤案的起因与经过
http://bbs.tianya.cn/post-worldlook-754177-1.shtml
历史上的岳飞并非愚忠！——岳飞“愚忠”论，可以休矣
http://bbs.tianya.cn/post-worldlook-751629-1.shtml)
2、岳飞被杀是因为他建议立太子，犯了为人臣的大忌和武将干政的大忌；
3、岳飞被杀是因为他兵权太大已成事实上的军阀，为了集中军权到中央必须除掉；
4、岳飞被杀是因为他功高震主让宋高宗感到实在难以驾驭了；
5、岳飞被杀是因为他援淮西不力罪有应得；
6、岳飞被杀是因为他不会处理人际关系，得罪的人太多，直到最后得罪了秦桧和赵构。
7、岳飞被杀是因为赵宋传统的重文轻武政策，这样出色又参与政治的武将必然被文官集团忌恨+除之而后快
以上种种解释，除了迎二圣问题已经写了一个专门辟谣贴所以可以玩“一句话答案”之外，其他的，你别说。。。还真是一句两句说不清楚。几乎都需要开专贴辟谣。
不过，还是有一个办法能“一扫光”的~~
那就是看完下面这个“死亡名单”：
赵鼎，文臣，准进士出身，曾经两次担任过高宗朝的宰相，并且援引支持过秦桧，秦桧独相后被迫害，流放到岭南，最后被逼自尽，儿子也差点被抓入狱中害死，只是因为秦桧突然病逝才逃得一命；
胡舜陟，文臣，准进士出身，在高宗朝历任监察御史、御史，后出为地方大员，秦桧独相后不久被论罪下狱，最后死于狱中；
李光，文臣，准进士出身，曾任参知政事，相当于副宰相，也算是援引支持过秦桧还因为这事儿被年轻后辈当面指责过，秦桧独相后被迫害，流放海南最后终于被赦免后，还朝途中挂了，被评为赵宋历代宰辅中“被祸无如此之惨者”；
王庶，文臣，准进士出身，曾任兵部尚书和枢密副使，岳飞被害的次年被秦桧一党贬到地方含恨而死，葬礼上两个儿子喊着秦桧的名字发誓要报仇；
牛皋，岳飞部将，但是因为不是岳飞的原从将领，没有卷入冤案中。岳飞被害后五年，被秦桧密令田师中毒死；
邵隆，义军出身的抗金名将，后长期镇守商州并将其打理成前沿要塞，和议后因为不满议和政策被秦桧毒死；
还有很多南宋大臣也遭受了迫害但命大没死，活到平反昭雪之日。考虑到他们已经算得上非常幸运，这里又是讨论的岳飞之死的话题，所以就不列举，只举上面这几个了。
那些已经相信、或者准备相信前面所列2-7条、或者更多版本的“岳飞死因解释”的tx，不妨再看一下这份死亡名单，然后尝试用岳飞的死因解释一下这些人的死因，看看能不能解释的通？？
很抱歉，如果一个时代有这么多因为“不会做人、过多干涉国家大事”而死的人，那只能说明这个时代就是个荒谬的时代，这个国家就是个不正常的国家。
归根结底一句话：
当时被赵构、秦桧直接或间接害死的人远远不止岳飞一个。所以只有能解释以上所有这些人死因的理由，才是历史的真相，才是赵构秦桧的真实动机；否则就不是。
岳飞是和议的最大障碍，这是岳飞的死因；然后把那个“最大”去掉，就可以解释上面那个死亡名单里基本所有人的死因了。
其他的呢？
“迎还二圣”“建议立储”“功高震主”“兵权太大”“不会做人”。。。。等等
统统不能说明原因。
所以说除了“阻碍议和”之外，所有其他的对“岳飞之死”的解释都是扯淡。
【一句话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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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飞之所以最后会被害，是因为一个前提，三个原因：
1、一个前提是，岳飞的军事才华是南宋诸将领中最为突出和全面的，并且还是当时惟一擅长组织大规模进攻战、并确实在进攻中对金军进行了毁灭性打击的杰出将领，同时岳飞当时还很年轻，对于金国来说，岳飞的存在是一个巨大的潜在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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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这个前提下，金国如果还想与南宋议和，并且保证和约的长久、稳固，就必须除掉对金国构成致命威胁的岳飞。因为岳飞不仅军事才华出众，而且还很年轻，南宋中兴诸将和金国的将领大多是他的父辈。如果不搞定点清除肉体消灭，那么即便南宋方面罢了岳飞的兵权甚至把他软禁、流放、关押也没有用，只要金国或者南宋随便哪边出了点什么状况（比如南宋那边赵构突然挂了，支持北伐的太子赵瑗上台；或者秦桧挂了，上来个能震慑赵构的主战派宰相主持北伐；或者金国那边兀术挂了，一心想统一中国的完颜亮上台），岳飞仍然会被起用，仍然会让金国有灭国的危险。所以金人在议和时提出了“必杀飞，始可和”的条件，这是岳飞被害的外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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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岳飞被杀是因为他力主迎还二圣，戳了宋高宗赵构的痛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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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岳飞被杀是因为他援淮西不力罪有应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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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庶，文臣，准进士出身，曾任兵部尚书和枢密副使，岳飞被害的次年被秦桧一党贬到地方含恨而死，葬礼上两个儿子喊着秦桧的名字发誓要报仇；
牛皋，岳飞部将，但是因为不是岳飞的原从将领，没有卷入冤案中。岳飞被害后五年，被秦桧密令田师中毒死；
邵隆，义军出身的抗金名将，后长期镇守商州并将其打理成前沿要塞，和议后因为不满议和政策被秦桧毒死；
还有很多南宋大臣也遭受了迫害但命大没死，活到平反昭雪之日。考虑到他们已经算得上非常幸运，这里又是讨论的岳飞之死的话题，所以就不列举，只举上面这几个了。
那些已经相信、或者准备相信前面所列2-7条、或者更多版本的“岳飞死因解释”的tx，不妨再看一下这份死亡名单，然后尝试用岳飞的死因解释一下这些人的死因，看看能不能解释的通？？
很抱歉，如果一个时代有这么多因为“不会做人、过多干涉国家大事”而死的人，那只能说明这个时代就是个荒谬的时代，这个国家就是个不正常的国家。
归根结底一句话：
当时被赵构、秦桧直接或间接害死的人远远不止岳飞一个。所以只有能解释以上所有这些人死因的理由，才是历史的真相，才是赵构秦桧的真实动机；否则就不是。
岳飞是和议的最大障碍，这是岳飞的死因；然后把那个“最大”去掉，就可以解释上面那个死亡名单里基本所有人的死因了。
其他的呢？
“迎还二圣”“建议立储”“功高震主”“兵权太大”“不会做人”。。。。等等
统统不能说明原因。
所以说除了“阻碍议和”之外，所有其他的对“岳飞之死”的解释都是扯淡。
楼主：民族英雄岳飞
时间：2020-02-17 11:19:47
宋高宗赵构个人小档案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姓名：赵构
出生：大观元年（1107年）
属相：猪
卒年：淳熙十四年（1187年）
享年：81
在位年代：建炎元年（1127年）～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
当太上皇的年代：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淳熙十四年（1187年）
谥号：圣神武文宪孝皇帝
庙号：高宗
陵寝：永思陵
父亲：宋徽宗赵佶（被金人折磨致死，尸身被金人用来炼油）
母亲：韦贤妃（被金国盖天大王完颜宗贤（赛里）要了，还给宗贤生了两个儿子）
初婚：17岁
配偶：邢皇后（元配，被金人掳走蹂躏）、吴皇后
子女：一个儿子（三岁时受惊吓夭折），五个女儿（靖康二年被金军掳走）
继承人：宋孝宗赵眘（养子，原名赵瑗）
最得意：当太上皇期间生活安逸、备受尊称，继承人赵眘对自己十分孝顺
最失意：绍兴和议之后秦桧长期专权、架空皇帝
最不幸：建炎年间颠沛流离、逃亡海上
最痛心：建炎三年，金军突袭扬州时受惊吓而失去生育能力
最擅长：屈膝求和、苟且偷安
编著《宋史》的元朝史官在《高宗本纪》的结尾对宋高宗赵构做出了如下评价：
『赞曰：昔夏后氏传五世而后羿篡，少康复立而祀夏；周传九世而厉王死于彘，宣王复立而继周；汉传十有一世而新莽窃位，光武复立而兴汉；晋传四世有怀、愍之祸，元帝正位于建邺；唐传六世有安、史之难，肃宗即位于灵武；宋传九世而徽、钦陷于金，高宗缵图于南京：六君者，史皆称为中兴，而有异同焉。
夏经羿、浞，周历共和，汉间新室、更始，晋、唐、宋则岁月相续者也。萧王、琅琊皆出疏属，少康、宣王、肃宗、高宗则父子相承者也。至于克复旧物，则晋元与宋高宗视四君者有余责焉。
高宗恭俭仁厚，以之继体守文则有余，以之拨乱反正则非其才也。况时危势逼，兵弱财匮，而事之难处又有甚于数君者乎？君子于此，盖亦有悯高宗之心，而重伤其所遭之不幸也。
然当其初立，因四方勤王之师，内相李纲，外任宗泽，天下之事宜无不可为者。顾乃播迁穷僻，重以苗、刘群盗之乱，权宜立国，确虖艰哉。
其始惑于汪、黄，其终制于奸桧，恬堕猥懦，坐失事机。甚而赵鼎、张浚相继窜斥，岳飞父子竟死于大功垂成之秋。一时有志之士，为之扼腕切齿。
帝方偷安忍耻，匿怨忘亲，卒不免于来世之诮，悲夫！』
=============================
千古奇葩宋高宗赵构
靖康二年（1127年）1月初，北宋都城东京汴梁被金国女真兵攻破。金兵大肆烧杀抢劫搜刮，将当时世界的著名大都会东京汴梁洗劫一空。同年四月初，金兵押着徽、钦二帝以及宋朝后妃、皇子、宗室、贵戚等3000多人北返，被金国女真兵押走的还有东京城内的教坊乐工、技艺工匠等数千人以及平民百姓男女不下10万人，其中女性尤多，金兵还带走了北宋朝廷的大量文籍舆图以及宝器法物，北宋宣告灭亡。史称“靖康之变”或“靖康之耻”。
宋高宗赵构，生于北宋大观元年（1107）五月二十一日，为宋徽宗赵佶第九子。赵构的母亲韦氏是一个地位较低的嫔妃，并不受宋徽宗的宠爱。赵构本与皇位无缘，然而，靖康之变中，赵宋宗室多被金兵掳去，惟独赵构成了漏网之鱼，“中兴之主”的位子自然非他莫属。
靖康二年，时年21岁的康王赵构登基，重建赵宋政权，即为宋高宗。但是，宋高宗赵构这个“中兴之主”实在是有名无实，父母兄弟妻女被掳的奇耻大辱都无法激起他对金人的仇恨，他的“恐金症”不可救药。
宋高宗赵构在位期间，无论抗金战场上的胜负如何，他都是一味地投降求和，在金人面前极尽卑躬屈膝、摇尾乞怜的丑态。历史安排了一个谈“金”色变的君主来承担抗金御侮的使命，无论如何是难有成就的。
宋高宗赵构的亲生父亲宋徽宗赵佶后来被金人折磨致死，宋徽宗的尸体还被金人拿去炼油，后来宋金和议达成之后，金人归还的所谓“宋徽宗梓棺”里面装的并不是宋徽宗的遗体，而是一截朽木。
包括宋高宗赵构的父母和兄弟姐妹在内的所有北宋皇亲国戚几乎全部被金人抓走，在金国受尽凌辱，有的被折磨致死，有的沦为金人的奴隶。
在被金人掳走的宋朝战俘中，女性的遭遇尤其悲惨。金人把从宋朝掳掠到的女子，不论是皇后妃嫔、公主太后，还是宫女和民间女子，全部集中关押在上京（今黑龙江阿城南）的“洗衣院”（官方妓院）里，供金国女真人玩弄、蹂躏，而且金国的达官贵人们还可以把他们看中的宋朝女子带回家当“性奴”。
在健康之变中，宋高宗赵构的元配王妃和五个幼小的女儿以及宋高宗赵构的兄弟姐妹也都被金军掳掠而去，并曾多次遭到女真贵族的凌辱蹂躏。 但是，宋高宗赵构并没有感到很耻辱，也没有因此而对金人恨之入骨，宋高宗赵构后来甚至一再奴颜婢膝地屈辱求和，祈求仇敌金人让他当“太平皇帝”。
宋史泰斗王曾瑜先生指出：在杀害抗金名将岳飞以及爱国文人陈东、欧阳澈等人时，宋高宗赵构有足够的凶狠，在南宋臣民面前，宋高宗赵构也具备足够的帝王专横霸气，但是对待杀父之仇敌金人，宋高宗赵构却表现了简直是不可思议的奴气。
刘豫之称帝、李成之为盗、郦琼之反叛（他们原本都是宋臣，后来投靠金人，给金人当鹰犬，成了汉奸），都很逍遥自在，也很难见到宋高宗赵构对他们的指责。
至于金人之跋扈骄横，灭亡北宋，侵占宋朝疆土，屠戮宋朝臣民，害死宋高宗赵构父兄，奸淫宋高宗赵构母姊与宋高宗妻女，宋高宗赵构反倒尊之为大金，自称曰臣构，屈膝跪拜，必恭必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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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赵构
出生：大观元年（1107年）
属相：猪
卒年：淳熙十四年（1187年）
享年：81
在位年代：建炎元年（1127年）～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
当太上皇的年代：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淳熙十四年（1187年）
谥号：圣神武文宪孝皇帝
庙号：高宗
陵寝：永思陵
父亲：宋徽宗赵佶（被金人折磨致死，尸身被金人用来炼油）
母亲：韦贤妃（被金国盖天大王完颜宗贤（赛里）要了，还给宗贤生了两个儿子）
初婚：17岁
配偶：邢皇后（元配，被金人掳走蹂躏）、吴皇后
子女：一个儿子（三岁时受惊吓夭折），五个女儿（靖康二年被金军掳走）
继承人：宋孝宗赵眘（养子，原名赵瑗）
最得意：当太上皇期间生活安逸、备受尊称，继承人赵眘对自己十分孝顺
最失意：绍兴和议之后秦桧长期专权、架空皇帝
最不幸：建炎年间颠沛流离、逃亡海上
最痛心：建炎三年，金军突袭扬州时受惊吓而失去生育能力
最擅长：屈膝求和、苟且偷安
编著《宋史》的元朝史官在《高宗本纪》的结尾对宋高宗赵构做出了如下评价：
『赞曰：昔夏后氏传五世而后羿篡，少康复立而祀夏；周传九世而厉王死于彘，宣王复立而继周；汉传十有一世而新莽窃位，光武复立而兴汉；晋传四世有怀、愍之祸，元帝正位于建邺；唐传六世有安、史之难，肃宗即位于灵武；宋传九世而徽、钦陷于金，高宗缵图于南京：六君者，史皆称为中兴，而有异同焉。
夏经羿、浞，周历共和，汉间新室、更始，晋、唐、宋则岁月相续者也。萧王、琅琊皆出疏属，少康、宣王、肃宗、高宗则父子相承者也。至于克复旧物，则晋元与宋高宗视四君者有余责焉。
高宗恭俭仁厚，以之继体守文则有余，以之拨乱反正则非其才也。况时危势逼，兵弱财匮，而事之难处又有甚于数君者乎？君子于此，盖亦有悯高宗之心，而重伤其所遭之不幸也。
然当其初立，因四方勤王之师，内相李纲，外任宗泽，天下之事宜无不可为者。顾乃播迁穷僻，重以苗、刘群盗之乱，权宜立国，确虖艰哉。
其始惑于汪、黄，其终制于奸桧，恬堕猥懦，坐失事机。甚而赵鼎、张浚相继窜斥，岳飞父子竟死于大功垂成之秋。一时有志之士，为之扼腕切齿。
帝方偷安忍耻，匿怨忘亲，卒不免于来世之诮，悲夫！』
=============================
千古奇葩宋高宗赵构
靖康二年（1127年）1月初，北宋都城东京汴梁被金国女真兵攻破。金兵大肆烧杀抢劫搜刮，将当时世界的著名大都会东京汴梁洗劫一空。同年四月初，金兵押着徽、钦二帝以及宋朝后妃、皇子、宗室、贵戚等3000多人北返，被金国女真兵押走的还有东京城内的教坊乐工、技艺工匠等数千人以及平民百姓男女不下10万人，其中女性尤多，金兵还带走了北宋朝廷的大量文籍舆图以及宝器法物，北宋宣告灭亡。史称“靖康之变”或“靖康之耻”。
宋高宗赵构，生于北宋大观元年（1107）五月二十一日，为宋徽宗赵佶第九子。赵构的母亲韦氏是一个地位较低的嫔妃，并不受宋徽宗的宠爱。赵构本与皇位无缘，然而，靖康之变中，赵宋宗室多被金兵掳去，惟独赵构成了漏网之鱼，“中兴之主”的位子自然非他莫属。
靖康二年，时年21岁的康王赵构登基，重建赵宋政权，即为宋高宗。但是，宋高宗赵构这个“中兴之主”实在是有名无实，父母兄弟妻女被掳的奇耻大辱都无法激起他对金人的仇恨，他的“恐金症”不可救药。
宋高宗赵构在位期间，无论抗金战场上的胜负如何，他都是一味地投降求和，在金人面前极尽卑躬屈膝、摇尾乞怜的丑态。历史安排了一个谈“金”色变的君主来承担抗金御侮的使命，无论如何是难有成就的。
宋高宗赵构的亲生父亲宋徽宗赵佶后来被金人折磨致死，宋徽宗的尸体还被金人拿去炼油，后来宋金和议达成之后，金人归还的所谓“宋徽宗梓棺”里面装的并不是宋徽宗的遗体，而是一截朽木。
包括宋高宗赵构的父母和兄弟姐妹在内的所有北宋皇亲国戚几乎全部被金人抓走，在金国受尽凌辱，有的被折磨致死，有的沦为金人的奴隶。
在被金人掳走的宋朝战俘中，女性的遭遇尤其悲惨。金人把从宋朝掳掠到的女子，不论是皇后妃嫔、公主太后，还是宫女和民间女子，全部集中关押在上京（今黑龙江阿城南）的“洗衣院”（官方妓院）里，供金国女真人玩弄、蹂躏，而且金国的达官贵人们还可以把他们看中的宋朝女子带回家当“性奴”。
在健康之变中，宋高宗赵构的元配王妃和五个幼小的女儿以及宋高宗赵构的兄弟姐妹也都被金军掳掠而去，并曾多次遭到女真贵族的凌辱蹂躏。 但是，宋高宗赵构并没有感到很耻辱，也没有因此而对金人恨之入骨，宋高宗赵构后来甚至一再奴颜婢膝地屈辱求和，祈求仇敌金人让他当“太平皇帝”。
宋史泰斗王曾瑜先生指出：在杀害抗金名将岳飞以及爱国文人陈东、欧阳澈等人时，宋高宗赵构有足够的凶狠，在南宋臣民面前，宋高宗赵构也具备足够的帝王专横霸气，但是对待杀父之仇敌金人，宋高宗赵构却表现了简直是不可思议的奴气。
刘豫之称帝、李成之为盗、郦琼之反叛（他们原本都是宋臣，后来投靠金人，给金人当鹰犬，成了汉奸），都很逍遥自在，也很难见到宋高宗赵构对他们的指责。
至于金人之跋扈骄横，灭亡北宋，侵占宋朝疆土，屠戮宋朝臣民，害死宋高宗赵构父兄，奸淫宋高宗赵构母姊与宋高宗妻女，宋高宗赵构反倒尊之为大金，自称曰臣构，屈膝跪拜，必恭必敬了。
楼主：民族英雄岳飞
时间：2020-02-17 11:19:47
秦桧热衷议和、破坏抗金斗争、出卖南宋国家利益的动机何在？
秦桧有金国主子作后台，与金人勾结往来，决意主张和议，且被金人多次点名为宋金和谈的最佳人选。与此同时，宋高宗赵构一心求和，决意偏安江南，必须倚重秦桧，秦桧这才得以长期担任南宋宰相。
内奸秦桧一直在不断地破坏南宋的抗金斗争，尤其是在金国危难的关键时刻，更是要千方百计地来为其金国主子效劳。如果宋军抗金取得了最终胜利，金国政权势必被打垮，而秦桧独特的权势和地位也会丧失，秦桧也会随之而失去包括官爵、权力、财富在内的一切，甚至连身家性命都难保。
只有大金国继续存在下去，并通过和议让南宋臣服于金国，秦桧才能得到金人的支持，而一心求和的宋高宗也必须继续倚重秦桧，这样秦桧才能保持并巩固其独特的权势和地位。
于是，在秦桧的主持下，南宋解除了三大将的兵权，并与金国达成了绍兴和议，暂时消除了金军对南宋的武力威胁，向来猜忌防范武将的宋高宗赵构自此可以无所顾忌地打压武将，进而消除武将权力增重对皇权构成的潜在威胁，同时又可以无忧无虑地偏安江南，肆意享乐。
绍兴二年（1132年）因秦桧第一次当宰相时胡作非为而遭到南宋大臣百姓的一致反对，迫于南宋臣民群起的反对形势，加上当时金国尚没有准备专心议和，宋高宗罢免了秦桧的宰相职位，让秦桧外调赋闲。
绍兴四年（1134年）十月，宋高宗赵构一面让宋军将士抵抗金国、伪齐联军，同时又派魏良臣、王绘等大臣前往金军统帅完颜挞懒（汉名“完颜昌”）处求和。
临行前宋高宗赵构还待别嘱咐使臣魏良臣、王绘等人，他说：这次你们前去不必用言语与金人计较，“卑辞厚礼，朕且不惮，如岁币、岁贡之类，不须较”（《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80），他还要他们向金人作解释，这次南宋派岳飞收复襄阳诸郡，只“因李成侵犯不已” ，别无其他用意（《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80）。尽管抗金将士浴血奋战取得了辉煌的战果，但宋高宗赵构梦寐以求的还是妥协求和，只要能够议和，他就不惜卑躬屈膝，也不惜贡纳巨额的岁币。
魏良臣、王绘这次出使金国，先后见到过金军将领聂贝勒质、宵揭录，金军统帅完颜挞懒，他们三人都异口同声地问起秦桧，并别有用心地赞扬秦桧。
聂贝勒质何南宋朝廷之所以罢秦桧相，是否是因为他从金军回去而对他有所怀疑（《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81）；
宵揭录不仅关心秦桧的近况，而且别有用心地褒扬秦桧是个大好人（《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81）；
金军统帅完颜挞懒更是直截了当地声称秦桧最熟知金国情况，要挟南宋必须信任并重用秦桧，否则就休想和谈（《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82）。
所有这些，当然不是偶然的事。金人“数问桧，且称其贤，乃知桧之策出于虏意也”（《三朝北盟会编》卷220）。这就表明金国统治者对秦桧的下落极为关心，一再打听，同时也表明了他们对宋高宗罢免秦桧宰相之事的不满。因秦桧被罢相，对于金人推行“以和议佐攻战，以儹逆诱叛党”的策略，无疑是一个沉重打击。所以，他们一见到南宋使者，就一而再、再而三地来发泄他们的不满，并特意褒扬秦桧。很明显，这是在向南宋朝廷施加压力，要求宋高宗必须重新重用秦桧，否则，宋金和谈就休想成功。
绍兴四年（1134）十二月，魏良臣、王绘回到南宋，在平江（今苏州）晋见宋高宗赵构，立即转达了金国权贵完颜挞懒等人的意见，宋高宗当然非常重视。
绍兴五年（1135）正月，宋高宗下诏令秦桧等人条陈“攻战之利，备御之宜，措置之方” ，到二月，再次起用秦桧做官。 秦桧再次进入朝廷后，便利用手中所掌握的权力，蒙上骗下，拨弄是非，乘机捣鬼，从中破坏抗金斗争。
绍兴八年（1138年），秦桧玩弄两面派手段，挑拨离间，让左宰相赵鼎、右宰相张浚相互倾轧，最终将他们排挤出南宋朝廷，张浚、赵鼎先后被罢相，接着，秦桧开始第二次当宰相，“桧独专国”。从此，南宋的朝政大权完全由秦桧一人独揽。
自建炎元年（1127年）宋高宗赵构继承皇位，直到绍兴八年（1138）宋金第一次议和的十二年内，“所用相凡十人，执政三十三人”，其中不论是抗战派李纲、张浚，还是投降派黄潜善、汪伯彦等人，前后十几任宰相，都是很快就被罢相，“皆不久而去，规模数易”。因为，宋高宗赵构也不是无能之辈，他担心宰相专权，所以才不断更换宰相。
绍兴十一年(1141年)，南宋朝廷收回兵权，冤杀岳飞，根据同年达成的宋金和议，金国明确要求南宋不得罢免秦桧的相位。宋金议和后，依仗金人“不许以无罪去首相”的规定，秦桧稳当终身宰相，独揽南宋朝政大权（《朱文公文集》卷95张浚行状，《四朝闻见录》乙集《吴云壑》，《鹤林玉露》甲编卷5《格天阁》
在宋金议和之后，有了金国主子撑腰，秦桧当上了皇帝不能随意罢免的终身宰相。没有金国首肯，宋高宗不敢罢免秦桧的相位，否则，就会被金人视为是破坏和议。秦桧自此专权18年,权势如日中天。秦桧“挟强虏以要君”，用今天的话说，大致可以类比为“挟洋人以自重”。
南宋大学问家朱熹指出：『秦桧之罪所以上通于天，万死而不足以赎买，正以其始则唱邪谋以误国，中则挟虏势以要君，……而末流之弊，遗君后亲，至于如此之极也。』（《朱文公文集》卷75《戊午谠议序》）
内奸秦桧的心理状态和宋高宗赵构并不完全一样。一方面，内奸秦桧一直在不断地破坏南宋的抗金斗争，尤其是在金国危难的关键时刻，更是要千方百计地来为其金国主子效劳。另一方面，由于秦桧有金国主子作后台，与金人勾结往来，决意主张和议，且被金人多次点名为宋金和谈的最佳人选。与此同时，宋高宗赵构一心求和，决意偏安江南，必须倚重秦桧，秦桧这才得以长期担任南宋宰相。
如果宋军抗金取得了最终胜利，金国政权势必被打垮，而秦桧独特的权势和地位也会丧失，秦桧也会随之而失去包括官爵、权力、财富在内的一切，甚至连身家性命都难保。只有大金国继续存在下去，并通过和议让南宋臣服于金国，秦桧才能得到金人的支持，而一心求和的宋高宗也必须继续倚重秦桧，这样秦桧的特殊地位才能继续维持巩固。
结果是，金人有所需求，秦桧都无不唯命是从。在宋金议和之后，有了金国主子撑腰，秦桧逐渐成了皇帝无法罢免的终身宰相；而在秦桧的主持下，南宋解除了三大将的兵权，并与金国达成了绍兴和议，暂时消除了金军对南宋的武力威胁，向来猜忌防范武将的宋高宗赵构自此可以无所顾忌地打压武将，进而消除武将权力增重对皇权构成的潜在威胁，同时又可以无忧无虑地偏安江南，肆意享乐。
南宋臣民对秦桧祸国殃民的罪行恨之入骨，秦桧十分擅长玩弄权术、结党营私，但是治国理政却是一塌糊涂，秦桧在南宋不得人心，如果宋高宗赵构不是一心希望与金国议和、偏安江南，如果秦桧没有得到金国权贵撑腰，无才无德的奸佞秦桧根本不可能当南宋宰相。正因为如此，秦桧才拼命地讨好金国，因为只有大金国存在，并通过和议让南宋臣服于金国，而宋高宗也可以与金国达成和议，得以偏安江南，不必担心战争不断、必须提拔重用武将而致武将位高权重的潜在风险。秦桧及其奉行的妥协求和政策既符合金国女真贵族的利益，又满足了宋高宗赵构与金人议和、收兵权打压武将、偏安江南的迫切需求，正因为如此，才有秦桧这个金国代理人存在的价值和意义。
正因为秦桧有金国主子作后台，与金人勾结往来，决意主张和议，且被金人多次点名为和谈最佳人选，一心只想通过求和而偏安江南的宋高宗赵构才必须倚重秦桧，秦桧这才能够长期当宰相。
只有大金国继续存在，并通过和议让南宋臣服于金国，秦桧才能得到金人支持，宋高宗也必须倚重秦桧，秦桧的权力地位才能巩固，才能为所欲为，一手遮天，成为南宋最有权势的权奸，结党营私、徇私舞弊、残害忠良、迫害异己、贪污受贿、贪赃枉法、卖官鬻爵、肆意盘剥、巧取豪夺，以致权倾天下，富可敌国。
秦桧有金国主子作后台，与金人勾结往来，决意主张和议，且被金人多次点名为宋金和谈的最佳人选。与此同时，宋高宗赵构一心求和，决意偏安江南，必须倚重秦桧，秦桧这才得以长期担任南宋宰相。
内奸秦桧一直在不断地破坏南宋的抗金斗争，尤其是在金国危难的关键时刻，更是要千方百计地来为其金国主子效劳。如果宋军抗金取得了最终胜利，金国政权势必被打垮，而秦桧独特的权势和地位也会丧失，秦桧也会随之而失去包括官爵、权力、财富在内的一切，甚至连身家性命都难保。
只有大金国继续存在下去，并通过和议让南宋臣服于金国，秦桧才能得到金人的支持，而一心求和的宋高宗也必须继续倚重秦桧，这样秦桧才能保持并巩固其独特的权势和地位。
于是，在秦桧的主持下，南宋解除了三大将的兵权，并与金国达成了绍兴和议，暂时消除了金军对南宋的武力威胁，向来猜忌防范武将的宋高宗赵构自此可以无所顾忌地打压武将，进而消除武将权力增重对皇权构成的潜在威胁，同时又可以无忧无虑地偏安江南，肆意享乐。
绍兴二年（1132年）因秦桧第一次当宰相时胡作非为而遭到南宋大臣百姓的一致反对，迫于南宋臣民群起的反对形势，加上当时金国尚没有准备专心议和，宋高宗罢免了秦桧的宰相职位，让秦桧外调赋闲。
绍兴四年（1134年）十月，宋高宗赵构一面让宋军将士抵抗金国、伪齐联军，同时又派魏良臣、王绘等大臣前往金军统帅完颜挞懒（汉名“完颜昌”）处求和。
临行前宋高宗赵构还待别嘱咐使臣魏良臣、王绘等人，他说：这次你们前去不必用言语与金人计较，“卑辞厚礼，朕且不惮，如岁币、岁贡之类，不须较”（《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80），他还要他们向金人作解释，这次南宋派岳飞收复襄阳诸郡，只“因李成侵犯不已” ，别无其他用意（《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80）。尽管抗金将士浴血奋战取得了辉煌的战果，但宋高宗赵构梦寐以求的还是妥协求和，只要能够议和，他就不惜卑躬屈膝，也不惜贡纳巨额的岁币。
魏良臣、王绘这次出使金国，先后见到过金军将领聂贝勒质、宵揭录，金军统帅完颜挞懒，他们三人都异口同声地问起秦桧，并别有用心地赞扬秦桧。
聂贝勒质何南宋朝廷之所以罢秦桧相，是否是因为他从金军回去而对他有所怀疑（《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81）；
宵揭录不仅关心秦桧的近况，而且别有用心地褒扬秦桧是个大好人（《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81）；
金军统帅完颜挞懒更是直截了当地声称秦桧最熟知金国情况，要挟南宋必须信任并重用秦桧，否则就休想和谈（《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82）。
所有这些，当然不是偶然的事。金人“数问桧，且称其贤，乃知桧之策出于虏意也”（《三朝北盟会编》卷220）。这就表明金国统治者对秦桧的下落极为关心，一再打听，同时也表明了他们对宋高宗罢免秦桧宰相之事的不满。因秦桧被罢相，对于金人推行“以和议佐攻战，以儹逆诱叛党”的策略，无疑是一个沉重打击。所以，他们一见到南宋使者，就一而再、再而三地来发泄他们的不满，并特意褒扬秦桧。很明显，这是在向南宋朝廷施加压力，要求宋高宗必须重新重用秦桧，否则，宋金和谈就休想成功。
绍兴四年（1134）十二月，魏良臣、王绘回到南宋，在平江（今苏州）晋见宋高宗赵构，立即转达了金国权贵完颜挞懒等人的意见，宋高宗当然非常重视。
绍兴五年（1135）正月，宋高宗下诏令秦桧等人条陈“攻战之利，备御之宜，措置之方” ，到二月，再次起用秦桧做官。 秦桧再次进入朝廷后，便利用手中所掌握的权力，蒙上骗下，拨弄是非，乘机捣鬼，从中破坏抗金斗争。
绍兴八年（1138年），秦桧玩弄两面派手段，挑拨离间，让左宰相赵鼎、右宰相张浚相互倾轧，最终将他们排挤出南宋朝廷，张浚、赵鼎先后被罢相，接着，秦桧开始第二次当宰相，“桧独专国”。从此，南宋的朝政大权完全由秦桧一人独揽。
自建炎元年（1127年）宋高宗赵构继承皇位，直到绍兴八年（1138）宋金第一次议和的十二年内，“所用相凡十人，执政三十三人”，其中不论是抗战派李纲、张浚，还是投降派黄潜善、汪伯彦等人，前后十几任宰相，都是很快就被罢相，“皆不久而去，规模数易”。因为，宋高宗赵构也不是无能之辈，他担心宰相专权，所以才不断更换宰相。
绍兴十一年(1141年)，南宋朝廷收回兵权，冤杀岳飞，根据同年达成的宋金和议，金国明确要求南宋不得罢免秦桧的相位。宋金议和后，依仗金人“不许以无罪去首相”的规定，秦桧稳当终身宰相，独揽南宋朝政大权（《朱文公文集》卷95张浚行状，《四朝闻见录》乙集《吴云壑》，《鹤林玉露》甲编卷5《格天阁》
在宋金议和之后，有了金国主子撑腰，秦桧当上了皇帝不能随意罢免的终身宰相。没有金国首肯，宋高宗不敢罢免秦桧的相位，否则，就会被金人视为是破坏和议。秦桧自此专权18年,权势如日中天。秦桧“挟强虏以要君”，用今天的话说，大致可以类比为“挟洋人以自重”。
南宋大学问家朱熹指出：『秦桧之罪所以上通于天，万死而不足以赎买，正以其始则唱邪谋以误国，中则挟虏势以要君，……而末流之弊，遗君后亲，至于如此之极也。』（《朱文公文集》卷75《戊午谠议序》）
内奸秦桧的心理状态和宋高宗赵构并不完全一样。一方面，内奸秦桧一直在不断地破坏南宋的抗金斗争，尤其是在金国危难的关键时刻，更是要千方百计地来为其金国主子效劳。另一方面，由于秦桧有金国主子作后台，与金人勾结往来，决意主张和议，且被金人多次点名为宋金和谈的最佳人选。与此同时，宋高宗赵构一心求和，决意偏安江南，必须倚重秦桧，秦桧这才得以长期担任南宋宰相。
如果宋军抗金取得了最终胜利，金国政权势必被打垮，而秦桧独特的权势和地位也会丧失，秦桧也会随之而失去包括官爵、权力、财富在内的一切，甚至连身家性命都难保。只有大金国继续存在下去，并通过和议让南宋臣服于金国，秦桧才能得到金人的支持，而一心求和的宋高宗也必须继续倚重秦桧，这样秦桧的特殊地位才能继续维持巩固。
结果是，金人有所需求，秦桧都无不唯命是从。在宋金议和之后，有了金国主子撑腰，秦桧逐渐成了皇帝无法罢免的终身宰相；而在秦桧的主持下，南宋解除了三大将的兵权，并与金国达成了绍兴和议，暂时消除了金军对南宋的武力威胁，向来猜忌防范武将的宋高宗赵构自此可以无所顾忌地打压武将，进而消除武将权力增重对皇权构成的潜在威胁，同时又可以无忧无虑地偏安江南，肆意享乐。
南宋臣民对秦桧祸国殃民的罪行恨之入骨，秦桧十分擅长玩弄权术、结党营私，但是治国理政却是一塌糊涂，秦桧在南宋不得人心，如果宋高宗赵构不是一心希望与金国议和、偏安江南，如果秦桧没有得到金国权贵撑腰，无才无德的奸佞秦桧根本不可能当南宋宰相。正因为如此，秦桧才拼命地讨好金国，因为只有大金国存在，并通过和议让南宋臣服于金国，而宋高宗也可以与金国达成和议，得以偏安江南，不必担心战争不断、必须提拔重用武将而致武将位高权重的潜在风险。秦桧及其奉行的妥协求和政策既符合金国女真贵族的利益，又满足了宋高宗赵构与金人议和、收兵权打压武将、偏安江南的迫切需求，正因为如此，才有秦桧这个金国代理人存在的价值和意义。
正因为秦桧有金国主子作后台，与金人勾结往来，决意主张和议，且被金人多次点名为和谈最佳人选，一心只想通过求和而偏安江南的宋高宗赵构才必须倚重秦桧，秦桧这才能够长期当宰相。
只有大金国继续存在，并通过和议让南宋臣服于金国，秦桧才能得到金人支持，宋高宗也必须倚重秦桧，秦桧的权力地位才能巩固，才能为所欲为，一手遮天，成为南宋最有权势的权奸，结党营私、徇私舞弊、残害忠良、迫害异己、贪污受贿、贪赃枉法、卖官鬻爵、肆意盘剥、巧取豪夺，以致权倾天下，富可敌国。
楼主：民族英雄岳飞
时间：2020-02-17 11:19:47
正本清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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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岳飞生前，金军中流传着一句关于岳飞的著名评语：『撼山易，撼岳家军难！』（《金佗续编》卷30 王自中撰《郢州忠烈行祠记》，《金佗稡编》卷9《遗事》）
岳飞遇害后不久，绍兴十二年（1142年）八月，金国使者刘祹评价岳飞：『江南忠臣善用兵者，止有岳飞，所至纪律甚严，秋毫无所犯。所谓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所以为我擒。如飞者，无亦江南之范增乎! 』(《说郛》卷18叶寘《坦斋笔衡》，赵葵《行营杂录》)
在岳飞遇害二十年之后，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金国皇帝完颜亮再次发起攻宋战争，当时金军中还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岳飞不死，大金灭矣！”（《浪语集》卷22《与汪参政明远论岳侯恩数》记载：『逆亮南寇，胡人自为「岳飞不死，大金灭矣！」之语』)
在岳飞遇害六十多年之后，金国皇帝在诏书中则直接承认了岳飞战功卓著、威名远播。金国泰和六年（公元1206年，南宋开禧二年），金章宗在招诱南宋大将吴曦叛变的诏书中写到：『且卿自视翼赞之功孰与岳飞？飞之威名战功，暴于南北，一旦见忌，遂被参夷之诛，可不畏哉！』(《金史》卷98《完颜纲传》)
《中兴小纪》卷29记载：『(绍兴十一年十二月癸巳)，诏赐飞死，斩宪、云于市，令殿前都指挥使杨沂中莅其刑，家属立徙广南，且籍其家赀。……飞知书而得士，且济人之贫，用兵秋毫无犯，民间安堵，不知有军。先计后战，屡胜强敌，号为良将。其死也，天下冤之。』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3记载：『(绍兴十一年十二月) 癸巳，诏飞赐死，命殿前都指挥使职事杨沂中莅其刑，诛宪、云于都市。……仍籍其赀，流家属于岭南。天下冤之。飞死年三十九，……飞知书，善待士，且济人之贫，用兵秋毫无犯，民皆安堵，不知有军。至今号为贤将。』
南宋爱国诗人陆游在其著述《老学庵笔记》卷1中写道：『张德远(张浚字德远)诛范琼于建康狱中，都人皆鼓舞；秦会之(秦桧字会之)杀岳飞于临安狱中，都人皆涕泣。是非之公如此。』
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十月，南宋朝廷给岳飞和张宪家属解除拘禁，以开“生还”之路，岳飞家属自岭南蛮荒之地北返。岳飞三子岳霖途径赣州(原名虔州)，『父老帅其子弟来迎』，当地百姓夹道迎接，个个泪流满面，他们说：『不图今日复见相公之子』。后来，岳霖到荆湖北路任官，鄂州军民闻讯后，『设香案，具酒牢，哭而迎』，以表示他们对岳飞的缅怀（《金佗稡编》卷9）。
《金佗续编》卷27《孙迪编鄂王事》记载：『湖之南，江之西，比屋绘像，事王如生』。直到岳飞身后好几十年，江、湖之地的百姓依然家家户户张挂岳飞的遗像，奉祀不衰，还流传了很多歌颂岳飞的民间故事。鄂州城内的旌忠坊，特别为岳飞设立忠烈庙（《金佗续编》卷14《湖北转运司立庙牒》《敕建忠烈庙省牒》，卷28《孙迪编鄂王事》，卷30《郢州忠烈行祠记》；《舆地纪胜》卷66《鄂州》）。
金国女真人最畏服岳飞，平日往往不敢直呼其名，当他们得知岳飞死耗，个个欢天喜地，酌酒相庆。被金人长期扣押的南宋使臣洪皓，目击此情此景，心如刀割，只能吞声抽泣，洪皓在给南宋朝廷的密信中写道：『金人所畏服者惟飞，至以父呼之，诸酋闻其死，酌酒相贺』（《宋史》卷365《岳飞传》）。当洪皓从金国回归南宋之时，岳飞已经遇害，『忠宣（洪皓的谥）还，因奏事，论至公（岳飞）死，不觉为恸』(《鄂国金佗续编》卷14《忠愍谥议》) 。谈到岳飞之死时，洪皓竟然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以致当着赵构的面为岳飞遇害而失声痛哭，可见洪皓对岳飞的深厚感情。然而，洪皓长期被金国扣留，终生都没有机会见到岳飞，他对岳飞的感情，无疑是来自于金人对岳飞的高度敬畏。正因为这一段屈辱的经历，使洪皓更懂得一位使敌人敬畏的爱国将领对于国家的重要意义。
绍兴二十四年(1154年)，秦桧还没死，南宋状元张孝祥就上书宋高宗，请求朝廷给岳飞平反昭雪。《于湖居士文集》附录《宣城张氏信谱传》记载：『先是，岳飞卒于狱，时廷臣畏祸，莫敢有言者。公(张孝祥)方第，即上疏言：「岳飞忠勇，天下共闻，一朝被谤，不旬日而亡，则敌国庆幸，而将士解体，非国家之福也。」又云：「今朝廷冤之，天下冤之，陛下不知也。当亟复其爵，厚恤其家，表其忠义，播告中外，俾忠魂瞑目于九泉，公道昭明于天下。」帝(宋高宗)特优容之。时公尚在期集所，独未官也，秦相益忌之。』（还可参见《建议以来系年要录》卷166）。
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金国皇帝完颜亮自认为准备就绪，灭宋之谋便不再遮掩，金军开始大举南侵功宋，“臣构”祈和不成，命且不保，南宋再度面临亡国的严峻形势。金军的大举南侵宣告了宋高宗赵构、权奸秦桧之流长期奉行的屈辱求和政策的彻底破产，主和误国之罪昭然若揭，抗战派再次得到人们的尊重和仰赖。
南宋官员杜莘老等人上奏朝廷，请求给岳飞平反昭雪。杜莘老说：『臣窃见往者秦桧擅权，力主和议，沮天下忠臣义士之气，使不得伸。是以胡铨，直臣也，以上书激切，桧遂贬之远方，二十余年不用。岳飞，良将也，以决意用兵，桧文致极法，家属尽徙岭表。至今人言其冤，往往为之出涕。臣愿陛下思咸之义霈涣号之恩，召还胡铨，亟赐擢用，昭雪岳飞，录其子孙，以激天下忠臣义士之气。则在廷之臣必励勉而尽忠，沿边之将必踊跃而效命。臣邻尽忠在内，将士效命在外，以此破敌，何敌不摧？以此建功，何功不立？此诚帝王鼓动天下之至权也！』（《鄂国金佗续编》卷30杜莘老《乞昭雪奏札》）
南宋宰相史浩也上书朝廷，请求给岳飞平反昭雪。《玫瑰集》卷93《纯诚厚德元老之碑》记载：『公(史浩)既相，益思所以报上者，首言前宰相赵鼎、参政李光之无罪，大将岳飞之久冤，宜复其官爵，录其子孙，凡坐废者次第昭雪。』(《宋史》卷396《史浩传》)
《三朝北盟会编》卷236记载：『(绍兴三十一年十月十九日戊午)太学生直学宋芑上叶枢密书，书曰：「……凡前日中外之臣误我以和议者，无问存殁，悉正典刑。于是斵秦桧之棺，而戮其尸，贬窜其子孙，而籍其资产以助军，以正其首倡和议、欺君误国之罪；复岳飞之爵邑，而录用其子孙，以谢三军之士，以激忠义之气。诏下之日，使东南之民闻之，莫不怒发动冠；西北之民闻之，莫不感激流涕。如此则出师之日，吾之民将见人自为战，彼之民必有倒戈者矣。……」』(还可参见《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90)
《宋会要辑稿》职官76之70记载：『孝宗绍兴三十二年未改元，七月十三日，诏岳飞特追复少保、武胜、定国军节度使。先是有诏：「飞起自行伍，不俞数年，位至将相，而能事上以忠，御众有法，屡立功效，不自矜夸，余烈遗风，至今不泯。去冬出戍，鄂渚之众师行不扰，动有纪律，道路之人归功于飞。虽坐事已殁，然太上皇帝念之不忘。今可仰承圣意，追复元官，以礼改葬，访求其后，特与录用。」故有是命。十一月三日，诏故追复少保、武胜、定国军节度使岳飞妻、前楚国夫人李氏特与复楚国夫人，男前左武大夫、忠州防御使云追复旧官，前忠训郎、阁门祗候雷追复旧官职。』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200记载：『(绍兴三十二年七月)戊申，诏岳飞复元官，以礼改葬，访求其后，特与录用。』
南宋大学问家朱熹与门生论岳飞：『问（门生）：“岳侯若做事，何如张、韩？” 曰（朱熹）：“张、韩所不及，都是他识道理了。” 问（门生）：“岳侯以上者，当时有谁？” 曰（朱熹）：“次第无人。”』 （《朱子语类》）
南宋学者欧阳守道在纪念岳飞的文集中写道：『岳忠武王之死，孰杀之？金人不能杀王于战，能杀王于狱。盖自遣秦桧来相，而金人之令行于江南矣！其所欲杀，岂独一岳王？桧方次第扫除以报，而艺祖在天，丕降罪疾，殛之，然后三、四忠贤幸免，中国再有生气。王不幸，最先死，死且孥，哀哉！《崇岳集》者，陈君华叔之所集，而间以己作，率悼岳王也！』（《撰斋文集》卷21《书崇岳集》）
(注：文中的“王”指的是岳飞。淳熙五年(1178年)，南宋朝廷给岳飞定谥号为“武穆”，嘉泰四年(1204年)，南宋朝廷追封岳飞为“鄂王”，宝庆元年（1225年），南宋朝廷赐岳飞谥号为“忠武”，此后世人敬称岳飞为“岳鄂王”、“岳武穆王”、“岳忠武王”或“岳王”；“艺祖”是宋人对宋赵匡胤的尊称。）
南宋学者曹彦约称赞岳飞说：『若夫智略足以料敌，鉴裁足以用人，纪律严而下不忍怨，粮运竭而众不忍叛，身死八十年，闻风者犹且悦之，其惟岳飞呼！古之所谓名将，不过于此。然而南北分合，应有定时，忠邪生死，应有定数，岂权臣一日所能自为之？哀哉！』（《昌谷集》卷17《中兴四将赞》）
文天祥看过岳飞手书唐朝李华《吊古战场》之后，发表肺腑感言说：『岳先生，我宋之吕尚也。建功树绩，载在史册，千百世后，如见其生。至于笔法，若云鹤游天，群鸿戏海，尤足见干城之选，而兼文学之长，当吾世谁能及之。 』
岳飞曾孙岳觌，任处州庆元县尉，曾与文天祥通信，文天祥复信说：「惟中兴之初，先武穆王手扶天戈，忠义与日月争光，名在旗常，功在社稷，天报勋劳，克昌厥后，虽百世可知也。县尉生北平龙虎家，而又伟然植立，谁不知敬。幸出结习，乃托一日之尝僚，剀谕批历，亦既钦承，远畀麟缄，为礼过矣。」 （《文山先生全集》，《汤阴县志》）
岳飞遇害后不久，绍兴十二年（1142年）八月，金国使者刘祹评价岳飞：『江南忠臣善用兵者，止有岳飞，所至纪律甚严，秋毫无所犯。所谓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所以为我擒。如飞者，无亦江南之范增乎! 』(《说郛》卷18叶寘《坦斋笔衡》，赵葵《行营杂录》)
在岳飞遇害二十年之后，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金国皇帝完颜亮再次发起攻宋战争，当时金军中还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岳飞不死，大金灭矣！”（《浪语集》卷22《与汪参政明远论岳侯恩数》记载：『逆亮南寇，胡人自为「岳飞不死，大金灭矣！」之语』)
在岳飞遇害六十多年之后，金国皇帝在诏书中则直接承认了岳飞战功卓著、威名远播。金国泰和六年（公元1206年，南宋开禧二年），金章宗在招诱南宋大将吴曦叛变的诏书中写到：『且卿自视翼赞之功孰与岳飞？飞之威名战功，暴于南北，一旦见忌，遂被参夷之诛，可不畏哉！』(《金史》卷98《完颜纲传》)
《中兴小纪》卷29记载：『(绍兴十一年十二月癸巳)，诏赐飞死，斩宪、云于市，令殿前都指挥使杨沂中莅其刑，家属立徙广南，且籍其家赀。……飞知书而得士，且济人之贫，用兵秋毫无犯，民间安堵，不知有军。先计后战，屡胜强敌，号为良将。其死也，天下冤之。』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3记载：『(绍兴十一年十二月) 癸巳，诏飞赐死，命殿前都指挥使职事杨沂中莅其刑，诛宪、云于都市。……仍籍其赀，流家属于岭南。天下冤之。飞死年三十九，……飞知书，善待士，且济人之贫，用兵秋毫无犯，民皆安堵，不知有军。至今号为贤将。』
南宋爱国诗人陆游在其著述《老学庵笔记》卷1中写道：『张德远(张浚字德远)诛范琼于建康狱中，都人皆鼓舞；秦会之(秦桧字会之)杀岳飞于临安狱中，都人皆涕泣。是非之公如此。』
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十月，南宋朝廷给岳飞和张宪家属解除拘禁，以开“生还”之路，岳飞家属自岭南蛮荒之地北返。岳飞三子岳霖途径赣州(原名虔州)，『父老帅其子弟来迎』，当地百姓夹道迎接，个个泪流满面，他们说：『不图今日复见相公之子』。后来，岳霖到荆湖北路任官，鄂州军民闻讯后，『设香案，具酒牢，哭而迎』，以表示他们对岳飞的缅怀（《金佗稡编》卷9）。
《金佗续编》卷27《孙迪编鄂王事》记载：『湖之南，江之西，比屋绘像，事王如生』。直到岳飞身后好几十年，江、湖之地的百姓依然家家户户张挂岳飞的遗像，奉祀不衰，还流传了很多歌颂岳飞的民间故事。鄂州城内的旌忠坊，特别为岳飞设立忠烈庙（《金佗续编》卷14《湖北转运司立庙牒》《敕建忠烈庙省牒》，卷28《孙迪编鄂王事》，卷30《郢州忠烈行祠记》；《舆地纪胜》卷66《鄂州》）。
金国女真人最畏服岳飞，平日往往不敢直呼其名，当他们得知岳飞死耗，个个欢天喜地，酌酒相庆。被金人长期扣押的南宋使臣洪皓，目击此情此景，心如刀割，只能吞声抽泣，洪皓在给南宋朝廷的密信中写道：『金人所畏服者惟飞，至以父呼之，诸酋闻其死，酌酒相贺』（《宋史》卷365《岳飞传》）。当洪皓从金国回归南宋之时，岳飞已经遇害，『忠宣（洪皓的谥）还，因奏事，论至公（岳飞）死，不觉为恸』(《鄂国金佗续编》卷14《忠愍谥议》) 。谈到岳飞之死时，洪皓竟然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以致当着赵构的面为岳飞遇害而失声痛哭，可见洪皓对岳飞的深厚感情。然而，洪皓长期被金国扣留，终生都没有机会见到岳飞，他对岳飞的感情，无疑是来自于金人对岳飞的高度敬畏。正因为这一段屈辱的经历，使洪皓更懂得一位使敌人敬畏的爱国将领对于国家的重要意义。
绍兴二十四年(1154年)，秦桧还没死，南宋状元张孝祥就上书宋高宗，请求朝廷给岳飞平反昭雪。《于湖居士文集》附录《宣城张氏信谱传》记载：『先是，岳飞卒于狱，时廷臣畏祸，莫敢有言者。公(张孝祥)方第，即上疏言：「岳飞忠勇，天下共闻，一朝被谤，不旬日而亡，则敌国庆幸，而将士解体，非国家之福也。」又云：「今朝廷冤之，天下冤之，陛下不知也。当亟复其爵，厚恤其家，表其忠义，播告中外，俾忠魂瞑目于九泉，公道昭明于天下。」帝(宋高宗)特优容之。时公尚在期集所，独未官也，秦相益忌之。』（还可参见《建议以来系年要录》卷166）。
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金国皇帝完颜亮自认为准备就绪，灭宋之谋便不再遮掩，金军开始大举南侵功宋，“臣构”祈和不成，命且不保，南宋再度面临亡国的严峻形势。金军的大举南侵宣告了宋高宗赵构、权奸秦桧之流长期奉行的屈辱求和政策的彻底破产，主和误国之罪昭然若揭，抗战派再次得到人们的尊重和仰赖。
南宋官员杜莘老等人上奏朝廷，请求给岳飞平反昭雪。杜莘老说：『臣窃见往者秦桧擅权，力主和议，沮天下忠臣义士之气，使不得伸。是以胡铨，直臣也，以上书激切，桧遂贬之远方，二十余年不用。岳飞，良将也，以决意用兵，桧文致极法，家属尽徙岭表。至今人言其冤，往往为之出涕。臣愿陛下思咸之义霈涣号之恩，召还胡铨，亟赐擢用，昭雪岳飞，录其子孙，以激天下忠臣义士之气。则在廷之臣必励勉而尽忠，沿边之将必踊跃而效命。臣邻尽忠在内，将士效命在外，以此破敌，何敌不摧？以此建功，何功不立？此诚帝王鼓动天下之至权也！』（《鄂国金佗续编》卷30杜莘老《乞昭雪奏札》）
南宋宰相史浩也上书朝廷，请求给岳飞平反昭雪。《玫瑰集》卷93《纯诚厚德元老之碑》记载：『公(史浩)既相，益思所以报上者，首言前宰相赵鼎、参政李光之无罪，大将岳飞之久冤，宜复其官爵，录其子孙，凡坐废者次第昭雪。』(《宋史》卷396《史浩传》)
《三朝北盟会编》卷236记载：『(绍兴三十一年十月十九日戊午)太学生直学宋芑上叶枢密书，书曰：「……凡前日中外之臣误我以和议者，无问存殁，悉正典刑。于是斵秦桧之棺，而戮其尸，贬窜其子孙，而籍其资产以助军，以正其首倡和议、欺君误国之罪；复岳飞之爵邑，而录用其子孙，以谢三军之士，以激忠义之气。诏下之日，使东南之民闻之，莫不怒发动冠；西北之民闻之，莫不感激流涕。如此则出师之日，吾之民将见人自为战，彼之民必有倒戈者矣。……」』(还可参见《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90)
《宋会要辑稿》职官76之70记载：『孝宗绍兴三十二年未改元，七月十三日，诏岳飞特追复少保、武胜、定国军节度使。先是有诏：「飞起自行伍，不俞数年，位至将相，而能事上以忠，御众有法，屡立功效，不自矜夸，余烈遗风，至今不泯。去冬出戍，鄂渚之众师行不扰，动有纪律，道路之人归功于飞。虽坐事已殁，然太上皇帝念之不忘。今可仰承圣意，追复元官，以礼改葬，访求其后，特与录用。」故有是命。十一月三日，诏故追复少保、武胜、定国军节度使岳飞妻、前楚国夫人李氏特与复楚国夫人，男前左武大夫、忠州防御使云追复旧官，前忠训郎、阁门祗候雷追复旧官职。』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200记载：『(绍兴三十二年七月)戊申，诏岳飞复元官，以礼改葬，访求其后，特与录用。』
南宋大学问家朱熹与门生论岳飞：『问（门生）：“岳侯若做事，何如张、韩？” 曰（朱熹）：“张、韩所不及，都是他识道理了。” 问（门生）：“岳侯以上者，当时有谁？” 曰（朱熹）：“次第无人。”』 （《朱子语类》）
南宋学者欧阳守道在纪念岳飞的文集中写道：『岳忠武王之死，孰杀之？金人不能杀王于战，能杀王于狱。盖自遣秦桧来相，而金人之令行于江南矣！其所欲杀，岂独一岳王？桧方次第扫除以报，而艺祖在天，丕降罪疾，殛之，然后三、四忠贤幸免，中国再有生气。王不幸，最先死，死且孥，哀哉！《崇岳集》者，陈君华叔之所集，而间以己作，率悼岳王也！』（《撰斋文集》卷21《书崇岳集》）
(注：文中的“王”指的是岳飞。淳熙五年(1178年)，南宋朝廷给岳飞定谥号为“武穆”，嘉泰四年(1204年)，南宋朝廷追封岳飞为“鄂王”，宝庆元年（1225年），南宋朝廷赐岳飞谥号为“忠武”，此后世人敬称岳飞为“岳鄂王”、“岳武穆王”、“岳忠武王”或“岳王”；“艺祖”是宋人对宋赵匡胤的尊称。）
南宋学者曹彦约称赞岳飞说：『若夫智略足以料敌，鉴裁足以用人，纪律严而下不忍怨，粮运竭而众不忍叛，身死八十年，闻风者犹且悦之，其惟岳飞呼！古之所谓名将，不过于此。然而南北分合，应有定时，忠邪生死，应有定数，岂权臣一日所能自为之？哀哉！』（《昌谷集》卷17《中兴四将赞》）
文天祥看过岳飞手书唐朝李华《吊古战场》之后，发表肺腑感言说：『岳先生，我宋之吕尚也。建功树绩，载在史册，千百世后，如见其生。至于笔法，若云鹤游天，群鸿戏海，尤足见干城之选，而兼文学之长，当吾世谁能及之。 』
岳飞曾孙岳觌，任处州庆元县尉，曾与文天祥通信，文天祥复信说：「惟中兴之初，先武穆王手扶天戈，忠义与日月争光，名在旗常，功在社稷，天报勋劳，克昌厥后，虽百世可知也。县尉生北平龙虎家，而又伟然植立，谁不知敬。幸出结习，乃托一日之尝僚，剀谕批历，亦既钦承，远畀麟缄，为礼过矣。」 （《文山先生全集》，《汤阴县志》）
楼主：民族英雄岳飞
时间：2020-02-17 11:19:47
乾道二年（1166年），即宋高宗禅位当太上皇、宋孝宗即位之后的第四年，当时南宋刚刚经历隆兴二年（1164年）宋军符离集兵败，南宋朝廷中主和派重新得势，以太上皇赵构为首的南宋妥协求和派君臣给宋孝宗施加巨大的压力，逼迫宋孝宗与金人讲和。当时正是议和派得势之际，以太上皇赵构为首的南宋妥协求和派势力相当强大，自然对抗战派不利。在这个背景下，南宋朝廷评定了所谓的“中兴以来十三处战功”，并不客观严谨，主要是出于政治问题的考虑。
南宋朝廷所谓的“中兴以来十三处战功”之所以没有提及岳飞，一方面缘自宋高宗、秦桧等南宋妥协求和派君臣不遗余力地篡改历史、抹杀岳飞战功的努力，另一方面则是与宋孝宗一朝的政治形势密切相关，同时也是由于以太上皇赵构为首的南宋妥协求和派的强大势力在作梗的缘故！http://bbs.tianya.cn/post-no05-423841-1.shtml
某些居心叵测之徒所宣称的“岳飞因惨胜而导致攻势无以为继，所以未能入选中兴十三次战功”的说法显然是在断章取义，显然是极其荒谬的！
郾城之战和颍昌之战，是岳家军和金国女真主力部队之间发生的大规模步骑混合战。这两战都是在绍兴十年闰六月后的七月发生，又是在平原地区进行，最有利于发挥女真骑兵驰突的长技，在这种形势下，岳家军能够以寡击众而取胜，就更为不易。颍昌大捷和郾城大捷，都是空前的胜利，其意义非凡。
在这两战中，岳家军统帅能够临危不乱，正确判断形势，及时采取因应措施。岳家军将士则身负国耻家仇，同仇敌忾，以忠义许国，故士气旺盛，即使面对敌众我寡的严峻形势，也奋不顾身地英勇杀敌。同时他们经受了历次战争的严峻考验和锻炼，加之平时的严格要求、训练有素，故岳家军将士战斗力强，个个英勇善战，堪称无不“以一当十”。
加之，岳飞重视骑兵建设，岳家军以过去历次战争(尤其是绍兴六年的两次北伐)中缴获的战马为基础，组建了一支强大的高素质骑兵部队，也就有了和女真骑兵争雄较长的资本。同时宋朝发达的经济技术条件，使岳家军配备的弓矢射程更远、穿透力更强。
所以，有了以上这些必要的条件，加上统帅的杰出军事才能，在敌众我寡的严峻形势下，岳家军将士还能够接连击败完颜宗弼（兀术）所率领的金国军队主力，也就不足为奇了。
在郾城之战中，岳飞针对金军作战特点，运用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使岳家军步兵和骑兵密切配合，扬长避短，破敌所长，击敌所短，故能克敌制胜。在战争一开始，岳飞就“遣发背嵬、游奕马军”出击，同金国引以为骄傲的女真骑兵进行周旋，运用巧妙的战术，来对付女真骑兵，“或角其前，或掎其侧，用能使敌人之强，不得逞志于我”，同时通过骑兵冲杀，来分割打乱金军阵势，让步兵殿后，以强弓劲弩御敌。
当女真人的重装骑兵(“铁浮图”)上阵以后, 岳飞当即让岳家军步兵出动，命令“将士各持麻扎刀、提刀、大斧，与贼手拽厮劈”,来对付装载厚重铠甲且以皮索相连、“堵墙而进”的女真重装骑兵“铁浮图”，破其精锐。
在颍昌之战中，岳飞正确判明金军必攻颍昌的企图，适时调整部署，及时增援颍昌驻军，为岳家军与金军主力展开决战作好了必要的准备。在战斗中，面对金军的阵势，岳云率领八百名背嵬骑士居中，正面猛冲金军大阵，而步兵也展开严整的队列分左右翼继进，以翼蔽马军，与敌军厮杀。
同时岳家军将士英勇执著，奋不顾身地坚持与强敌浴血奋战，既不畏缩，更不退缩。而在战斗的最关键时期，城中守军及时增援，合兵奋击，终以强劲勇锐之师，大破金军。
关于郾城之战，虽然详尽的捷奏已经散佚，但是宋高宗的一道奖谕诏书赞叹道：『敕岳飞：自羯胡入寇，今十五年，我师临阵，何啻百战。曾未闻远以孤军，当兹巨孽，抗犬羊并集之众，於平原旷野之中，如今日之用命者也。盖卿忠义贯於神明，威惠孚於士卒，暨尔在行之旅，咸怀克敌之心，陷阵摧坚，计不反顾，鏖鬬屡合，丑类败犇。念兹锋镝之交，重有伤夷之苦，俾尔至此，时予之辜。惟虏势之已穷，而吾军之方振，尚效功名之志，亟闻殄灭之期。裁想忠勤，弥深嘉叹，降关子钱二十万贯，犒赏战士。……』」
这道诏书证明南宋朝廷当时曾对郾城大捷作出绝高的评价。
然而，这十四处战功（算上藕塘一战）居然无一语涉及岳飞，此种做法，不仅令后代读史之人费解，而且早在南宋时期，即有人提出了异议。
南宋学者王应麟即曾说“岳飞郾城之捷，亦未及与，知当时指挥多不审矣”（转引自《续资治通鉴》）。王应麟此说应该本于“郾城斩贼将阿李朵孛蓳大获胜捷赐诏奖谕仍降关子钱犒赏战士”诏（参见《鄂国金佗稡编》卷4，或《新安文献志》卷2）。
即便兵家不无缘饰之词，战报有浮夸的地方，导致宋高宗君臣作出“错误判断”，然而当时被拘留在金国的宋使洪皓，却也在他的家书中透露了相同的信息：“顺昌之败，岳帅之来，此间震恐”（引自《鄱阳集》洪皓《使金上母书》）。洪皓的记事来自其在金国的耳闻目见，理应非虚，亦无夸大之理由。
其实，不论是小胜抑或大捷，岳飞北伐之战，已经显示了南宋强大的攻击力。观历代战争，自是要双方互有攻守，却又都有肘腋之忧难以为继，方有所谓和议。金人对于只会被动防守的宋朝，即使有顺昌之战，亦不会想到议和。只要金人安静防守边界，何愁宋人生事？然而，这一态势被岳飞所打破！岳家军凌厉的攻击，为宋金和议最终达成增添了重要砝码。只要略微具有战略眼光，便可知郾城诸战的重要性。
自宋金开战以来，宋军主要取得了和尚原、仙人关、顺昌、郾城和颍昌五次大捷，都击败了金国统帅完颜宗弼（兀术）亲自率领的金军主力。
秋冬季节，弓劲马肥，骑兵可以纵横驰骋于平原旷野地区，此时最有利于女真骑兵作战。但女真骑兵不耐暑热多雨天气，在夏天需要退到北方避暑。发生在公元1131年的和尚原之战和发生在公元1134年的仙人关之战都是山地战，吴玠率领的宋军可以凭借险峻的地形与金军对抗，金军主要是“以失地利而败”。然而，到了公元1140年（南宋绍兴十年，金国天眷三年）五月底至六月上旬，宋将刘锜充分利用暑热天气，在顺昌府（即颍州，今安徽阜阳），以逸待劳，以少击众，击败金军，取得顺昌大捷，遏制了金军的攻势，开创了宋军在平原地区大败金国女真骑兵部队的新纪录。
如果说，顺昌之战尚有女真人不耐暑热的天时，以及金军劳师动众、远道而来的不利因素，加之宋军可以倚仗城池固守等因素，那么公元1140年（绍兴十年）的岳家军大举北伐，则是在闰六月之后的七月发生，又是在平原旷野地区进行。
公元1140年（南宋绍兴十年，金国天眷三年）七月上旬和中旬，在最有利于金国女真骑兵发挥威力的天时和地利条件下，岳家军在兵力尚未集结完毕的情况下以寡击众，在平原旷野地区的进行的野战中获胜，先后在郾城之战和颍昌之战中击败金军主力，随后集结兵力，乘胜进军至距离东京开封府仅四十里的朱仙镇。这标志着宋金战争的形势发生了根本的转变。
纵观北宋末年到公元1141年(南宋绍兴十一年)第二次宋金和议之前的宋金战争史，作为一个基本史实，其整体形势是宋军愈战愈强，而金军愈战愈弱。
在绍兴十年（1140年）金国败盟之后，宋军取得了空前的胜利，这标志着金强宋弱的形势已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这一点连向来畏敌如虎的宋高宗赵构也看得清清楚楚。如绍兴十一年(1141)初金兵再犯淮西时，宋高宗赵构就认为：『中外议论纷然，以敌逼江为忧，殊不知今日之势与建炎不同。建炎之间，我军皆退保江南。杜充书生，遣偏将轻与敌战，故敌得乘间猖撅。今韩世忠屯淮东，刘锜屯淮西，岳飞屯上流，张俊方自建康进兵，前渡江窥敌，则我兵皆乘其后。今虚镇江一路，以檄呼敌渡江，亦不敢来』(《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39）。
事实上，南宋之所以没有灭亡，主要是因为岳飞等抗金英雄的抵抗，金国之所以要与南宋议和，主要是因为宋金力量对比发生变化，岳飞北伐击败金军主力，使金人认识到武力难以灭宋，南宋有了与金国谈判的资本。
金国统帅完颜宗弼（兀术）过去轻视南宋的军力，认为用武力可以灭宋，所以他才“锐意败盟，举兵南征”。但南侵的结果却是，金军“败于顺昌，败于郾城，败于柘皋”，金军一败再败，使兀术看到金国在军事上已失去了优势，想用武力亡宋是不可能的了。金国主战派的锐气遭挫，于是，金国统帅完颜宗弼（兀术）就改变策略，重新提出要与南宋讲和，再开“始讲和，而南北无事矣”。很显然，如果金兵能在战场上取胜，那么向来轻视南宋的金国统治集团是不会与南宋讲和的。
宋金尽快地达成和议，既是苟且偷安、疑忌武将的南宋皇帝宋高宗赵构和卖国求荣的权奸秦桧的愿望，也是金国女真统治者的需要。
南宋朝廷所谓的“中兴以来十三处战功”之所以没有提及岳飞，一方面缘自宋高宗、秦桧等南宋妥协求和派君臣不遗余力地篡改历史、抹杀岳飞战功的努力，另一方面则是与宋孝宗一朝的政治形势密切相关，同时也是由于以太上皇赵构为首的南宋妥协求和派的强大势力在作梗的缘故！http://bbs.tianya.cn/post-no05-423841-1.shtml
某些居心叵测之徒所宣称的“岳飞因惨胜而导致攻势无以为继，所以未能入选中兴十三次战功”的说法显然是在断章取义，显然是极其荒谬的！
郾城之战和颍昌之战，是岳家军和金国女真主力部队之间发生的大规模步骑混合战。这两战都是在绍兴十年闰六月后的七月发生，又是在平原地区进行，最有利于发挥女真骑兵驰突的长技，在这种形势下，岳家军能够以寡击众而取胜，就更为不易。颍昌大捷和郾城大捷，都是空前的胜利，其意义非凡。
在这两战中，岳家军统帅能够临危不乱，正确判断形势，及时采取因应措施。岳家军将士则身负国耻家仇，同仇敌忾，以忠义许国，故士气旺盛，即使面对敌众我寡的严峻形势，也奋不顾身地英勇杀敌。同时他们经受了历次战争的严峻考验和锻炼，加之平时的严格要求、训练有素，故岳家军将士战斗力强，个个英勇善战，堪称无不“以一当十”。
加之，岳飞重视骑兵建设，岳家军以过去历次战争(尤其是绍兴六年的两次北伐)中缴获的战马为基础，组建了一支强大的高素质骑兵部队，也就有了和女真骑兵争雄较长的资本。同时宋朝发达的经济技术条件，使岳家军配备的弓矢射程更远、穿透力更强。
所以，有了以上这些必要的条件，加上统帅的杰出军事才能，在敌众我寡的严峻形势下，岳家军将士还能够接连击败完颜宗弼（兀术）所率领的金国军队主力，也就不足为奇了。
在郾城之战中，岳飞针对金军作战特点，运用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使岳家军步兵和骑兵密切配合，扬长避短，破敌所长，击敌所短，故能克敌制胜。在战争一开始，岳飞就“遣发背嵬、游奕马军”出击，同金国引以为骄傲的女真骑兵进行周旋，运用巧妙的战术，来对付女真骑兵，“或角其前，或掎其侧，用能使敌人之强，不得逞志于我”，同时通过骑兵冲杀，来分割打乱金军阵势，让步兵殿后，以强弓劲弩御敌。
当女真人的重装骑兵(“铁浮图”)上阵以后, 岳飞当即让岳家军步兵出动，命令“将士各持麻扎刀、提刀、大斧，与贼手拽厮劈”,来对付装载厚重铠甲且以皮索相连、“堵墙而进”的女真重装骑兵“铁浮图”，破其精锐。
在颍昌之战中，岳飞正确判明金军必攻颍昌的企图，适时调整部署，及时增援颍昌驻军，为岳家军与金军主力展开决战作好了必要的准备。在战斗中，面对金军的阵势，岳云率领八百名背嵬骑士居中，正面猛冲金军大阵，而步兵也展开严整的队列分左右翼继进，以翼蔽马军，与敌军厮杀。
同时岳家军将士英勇执著，奋不顾身地坚持与强敌浴血奋战，既不畏缩，更不退缩。而在战斗的最关键时期，城中守军及时增援，合兵奋击，终以强劲勇锐之师，大破金军。
关于郾城之战，虽然详尽的捷奏已经散佚，但是宋高宗的一道奖谕诏书赞叹道：『敕岳飞：自羯胡入寇，今十五年，我师临阵，何啻百战。曾未闻远以孤军，当兹巨孽，抗犬羊并集之众，於平原旷野之中，如今日之用命者也。盖卿忠义贯於神明，威惠孚於士卒，暨尔在行之旅，咸怀克敌之心，陷阵摧坚，计不反顾，鏖鬬屡合，丑类败犇。念兹锋镝之交，重有伤夷之苦，俾尔至此，时予之辜。惟虏势之已穷，而吾军之方振，尚效功名之志，亟闻殄灭之期。裁想忠勤，弥深嘉叹，降关子钱二十万贯，犒赏战士。……』」
这道诏书证明南宋朝廷当时曾对郾城大捷作出绝高的评价。
然而，这十四处战功（算上藕塘一战）居然无一语涉及岳飞，此种做法，不仅令后代读史之人费解，而且早在南宋时期，即有人提出了异议。
南宋学者王应麟即曾说“岳飞郾城之捷，亦未及与，知当时指挥多不审矣”（转引自《续资治通鉴》）。王应麟此说应该本于“郾城斩贼将阿李朵孛蓳大获胜捷赐诏奖谕仍降关子钱犒赏战士”诏（参见《鄂国金佗稡编》卷4，或《新安文献志》卷2）。
即便兵家不无缘饰之词，战报有浮夸的地方，导致宋高宗君臣作出“错误判断”，然而当时被拘留在金国的宋使洪皓，却也在他的家书中透露了相同的信息：“顺昌之败，岳帅之来，此间震恐”（引自《鄱阳集》洪皓《使金上母书》）。洪皓的记事来自其在金国的耳闻目见，理应非虚，亦无夸大之理由。
其实，不论是小胜抑或大捷，岳飞北伐之战，已经显示了南宋强大的攻击力。观历代战争，自是要双方互有攻守，却又都有肘腋之忧难以为继，方有所谓和议。金人对于只会被动防守的宋朝，即使有顺昌之战，亦不会想到议和。只要金人安静防守边界，何愁宋人生事？然而，这一态势被岳飞所打破！岳家军凌厉的攻击，为宋金和议最终达成增添了重要砝码。只要略微具有战略眼光，便可知郾城诸战的重要性。
自宋金开战以来，宋军主要取得了和尚原、仙人关、顺昌、郾城和颍昌五次大捷，都击败了金国统帅完颜宗弼（兀术）亲自率领的金军主力。
秋冬季节，弓劲马肥，骑兵可以纵横驰骋于平原旷野地区，此时最有利于女真骑兵作战。但女真骑兵不耐暑热多雨天气，在夏天需要退到北方避暑。发生在公元1131年的和尚原之战和发生在公元1134年的仙人关之战都是山地战，吴玠率领的宋军可以凭借险峻的地形与金军对抗，金军主要是“以失地利而败”。然而，到了公元1140年（南宋绍兴十年，金国天眷三年）五月底至六月上旬，宋将刘锜充分利用暑热天气，在顺昌府（即颍州，今安徽阜阳），以逸待劳，以少击众，击败金军，取得顺昌大捷，遏制了金军的攻势，开创了宋军在平原地区大败金国女真骑兵部队的新纪录。
如果说，顺昌之战尚有女真人不耐暑热的天时，以及金军劳师动众、远道而来的不利因素，加之宋军可以倚仗城池固守等因素，那么公元1140年（绍兴十年）的岳家军大举北伐，则是在闰六月之后的七月发生，又是在平原旷野地区进行。
公元1140年（南宋绍兴十年，金国天眷三年）七月上旬和中旬，在最有利于金国女真骑兵发挥威力的天时和地利条件下，岳家军在兵力尚未集结完毕的情况下以寡击众，在平原旷野地区的进行的野战中获胜，先后在郾城之战和颍昌之战中击败金军主力，随后集结兵力，乘胜进军至距离东京开封府仅四十里的朱仙镇。这标志着宋金战争的形势发生了根本的转变。
纵观北宋末年到公元1141年(南宋绍兴十一年)第二次宋金和议之前的宋金战争史，作为一个基本史实，其整体形势是宋军愈战愈强，而金军愈战愈弱。
在绍兴十年（1140年）金国败盟之后，宋军取得了空前的胜利，这标志着金强宋弱的形势已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这一点连向来畏敌如虎的宋高宗赵构也看得清清楚楚。如绍兴十一年(1141)初金兵再犯淮西时，宋高宗赵构就认为：『中外议论纷然，以敌逼江为忧，殊不知今日之势与建炎不同。建炎之间，我军皆退保江南。杜充书生，遣偏将轻与敌战，故敌得乘间猖撅。今韩世忠屯淮东，刘锜屯淮西，岳飞屯上流，张俊方自建康进兵，前渡江窥敌，则我兵皆乘其后。今虚镇江一路，以檄呼敌渡江，亦不敢来』(《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39）。
事实上，南宋之所以没有灭亡，主要是因为岳飞等抗金英雄的抵抗，金国之所以要与南宋议和，主要是因为宋金力量对比发生变化，岳飞北伐击败金军主力，使金人认识到武力难以灭宋，南宋有了与金国谈判的资本。
金国统帅完颜宗弼（兀术）过去轻视南宋的军力，认为用武力可以灭宋，所以他才“锐意败盟，举兵南征”。但南侵的结果却是，金军“败于顺昌，败于郾城，败于柘皋”，金军一败再败，使兀术看到金国在军事上已失去了优势，想用武力亡宋是不可能的了。金国主战派的锐气遭挫，于是，金国统帅完颜宗弼（兀术）就改变策略，重新提出要与南宋讲和，再开“始讲和，而南北无事矣”。很显然，如果金兵能在战场上取胜，那么向来轻视南宋的金国统治集团是不会与南宋讲和的。
宋金尽快地达成和议，既是苟且偷安、疑忌武将的南宋皇帝宋高宗赵构和卖国求荣的权奸秦桧的愿望，也是金国女真统治者的需要。
楼主：民族英雄岳飞
时间：2020-02-17 11:19:47
据宋史泰斗王曾瑜考证，岳飞在七月五日，即郾城之战前夕，上奏报告梁兴、董荣、赵俊、乔握坚等部的胜利，并指出：“臣契勘金贼近累败衄，其虏酋四太子等皆令老小渡河。 惟是贼众尚徘徊于京城南壁一带，近却发八千人过河北。此正是陛下中兴之机，乃金贼必亡之日，若不乘势殄灭，恐贻后患。伏望速降指挥，令诸路之兵火急并进，庶几早见成功。”⑨（《金佗稡编》卷12《乞乘机进兵札子》，《金佗续编》卷10《收复赵州获捷照 会杨沂中除淮北宣抚刘锜除宣抚判官》，宋廷回札日期为七月十六日。《金佗 稡编》卷2高宗手诏：“览卿七月五日及八日两奏。”前一奏即此奏。）
此奏一去十余日，并无一兵一卒进援的消息。待熬过郾城和颍昌两次苦战后，却盼到一道班师诏，时值七月十八日，即张宪进行临颍之战的当天。岳飞不愿，不忍，也不肯舍弃行将到手的胜果，他没有下令终止向开封府的进军，而是写了一封“言词激切”的奏章，反对“措置班师”，他说：“契勘金虏重兵尽聚东京，屡经败衄，锐气沮丧，内外震骇。闻之谍者，虏欲弃其辎重，疾走渡河。况今豪杰向风，士卒用命，天时人事，强弱已见，功及垂成，时不再来，机难轻失。臣日夜料之熟矣，惟陛下图之。”⑩（即《金佗稡编》卷12《乞止班师诏奏略》，此奏章原文已佚失，今仅存其概要。《金佗稡编》卷3高宗手诏：“得卿十八日奏．言措置班师，机会诚为可惜。卿忠义许国，言词激切，朕心不忘”宋高宗诏书中提及的岳飞十八日奏即是指此奏章。）
宋代最快速的马递是金字牌，用驿马接力传送，不得入递铺稍事停留，但是受到战争、道路条件、气候等多种不利因素制约，造成的纸面规定日行四、五百宋里的速度往往达不到。岳飞自鄂州或中原战场发往“行在”临安府的急递奏状，行程须十日以上；临安府行朝用金字牌传递诏令，一个来回，约需二十日左右。②鉴于如此长的往返时间，宋高宗在手诏中也曾说“朕不可以遥度”，“兵难遥度”等语③，但为了贯彻他的意图，有时又非“遥度”不可。宋廷命李若虚制止岳飞出师未成，宋高宗便又命令岳飞在攻占蔡州和淮宁府后，于闰六月底终止军事行动， “轻骑一来相见”。④（《金佗稡编》卷2高宗手诏）岳飞却继续提兵北上，长驱中原，使宋高宗和秦桧惶惶不可终日。
宋高宗对战争前途心存两怕，一怕全胜，二怕大败。如果全胜，则武将兵多、功高而权重，会威胁皇权。尽管岳飞再三真心诚意地表示，北伐成功后要解甲退隐，宋高宗总是疑神疑鬼。在他看来，岳飞绍兴七年自行解职，奏请建储等事，不是证明岳飞居心叵测吗？倘若大败，则宋高宗有可能成为阶下之囚，欲为临安布衣而不可得。绍兴元年以来宋军的多次胜利，也不可能根除宋高宗的恐敌顽症，他始终对金方的力量估计过高，对自己的力量估计过低。岳家军节节推进，宋高宗在深宫中反而惴惴不安，因此，他在手诏中再三叮咛岳飞，要避免与完颜兀术(宗弼)大军决战，“全军为上”，“占稳自固”，“必保万全”。⑤（《金佗稡编》卷2高宗手诏）
班师，一不至于大败，二不至于全胜，正中宋高宗下怀。于是，宋高宗在七月八日或稍后，即与郾城之战大致同时，发出了第一道班师诏。
大约在绍兴十年七月二十一日左右，岳家军大军前锋已进抵朱仙镇，而岳飞却在一天之内， 接连收到十二道用金字牌递发的班师诏。这十二道诏旨全是措辞严峻、不容改变的急令：大军班师回鄂州，岳飞本人去“行在”临安府朝见皇帝。宋高宗发出这些班师诏的时间，大约是在七月十日左右，正是他得到七月二日克复西京河南府捷报之时，就急忙作出丧心病狂的决定。
关于十二道班师诏之说，最早见于《三朝北盟会编》卷207《岳侯传》，而《金佗稡 编》卷l至卷3，《金佗续编》卷l所保存的八十六份高宗手诏中，并无十二道班师诏。
但据《金佗续编》卷13《给还御札手诏省札》、《夷坚甲志》卷15《辛中丞》等史料文献记载，宋高宗给岳飞的手诏原有“数百章”，今已大部佚失。从岳飞七月十八日上奏的语气看，若无十二道班师诏发布最严格的命令，他是不会放弃垂成之功的。显而易见，十二道班师诏确实存在，但很可能已经佚失。
也即，宋高宗当年给岳飞的御札、手诏，仅仅在绍兴八年之前的就有两百多件。在岳飞遇害之后，岳飞家被抄，岳飞本人的奏章、战报、文稿大部分散失。宋高宗的御札、手诏不能随意丢弃，但也散失很多，仅存八十六件。
楼主：民族英雄岳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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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子分类：关天茶舍
发表时间：2017-02-10 06:04:00
更新时间：2020-02-17 11:19: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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