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千个人就会有一个哈姆雷特，那一千个人看上海呢？就会有一千种不同看法。

这个关于上海的出彩之处的介绍，会做一个系列出来，就叫“探寻上海精彩”系列。 想告诉各位，除了外滩、东方明珠、南京路、豫园、新天地、田子坊，其实上海还有很多精彩之处，只要你有一双善于探寻的眼睛。

接前面的第八集美妙电台音乐，第九集上海滩的老戏院和电影院，今天讲第十集。

多年以前，在文艺青年中，如果喜欢诗歌的，一定会记得著名的杭州诗人戴望舒的那首《雨巷》 ，即使今天来看，依然是关于爱情的一首琅琅佳作。

《雨巷》中是这么开头的：

撑着油纸伞，独自
彷徨在悠长，悠长
又寂寥的雨巷，
我希望逢着
一个丁香一样地1
结着愁怨的姑娘。

她是有
丁香一样的颜色，
丁香一样的芬芳，
丁香一样的忧愁，
在雨中哀怨，
哀怨又彷徨；

因为这首《雨巷》，人们记住了戴望舒，他也被冠以象征派诗人的称号。

但是，中国最早的象征派开山鼻祖，却是来自广东梅县的另外一位诗人：李金发。这位李诗人，还是个雕塑家、外交官，一人多才，民国时代的斜杠青年，他似乎印证了这么一个事：不会做诗的雕塑家，当不了好的外交家。
李金发的斜杠，斜的不是一点点哦。

之前探寻上海精彩第九集中，我们讲到上海音乐厅（最早为南京大戏院），匆匆带过一笔，就是英国前首相希斯曾经在1987年，在这里作为指挥和上海交响乐团表演过。

其实，李金发和上海音乐厅有着不解之缘，在上海音乐厅的北门之上，有着精美的35尺浮雕，这个就是诗人李金发创作的。由于经常会有巨幅海报遮挡，人们往往会忽略掉中间的这个浮雕部分。

让我们拉近镜头，看看其中的细节，慢慢品味一下。

再回到李金发的诗作，他的诗集《微雨》，曾有一首，这么写道：

里昂车中
细弱的灯光凄清地照遍一切，
使其粉红的小臂，
变成灰白，
软帽的影儿，
遮住她们的脸孔，
如同月在云里消失！
朦胧的世界之影，
在不可勾留的片刻中，
远离了我们
毫不思索。

《微雨》中的诗歌，都是李金发自1921年秋到巴黎后，实际生活的写照，困顿的现实、孤独的心境，都把他推向象征派诗歌。这些用神秘朦胧的意象来寄托自已痛苦、绝望情绪的诗，不仅引起了李金发内民心的深深共鸣，而且还同时唤醒了他的诗的灵感。

那他又是如何来到法国？又是如何开始诗歌创作的呢？

这一切都要从头开始说起

广东的梅县是客家人聚居的地区，也是著名的侨乡。李金发的家庭，就是梅县成千上万华侨家庭中的一个。
1900年，李金发出生于梅县梅南镇罗田径上村的一个华侨之家，他原名李权兴，别名李遇安，“李金发”是他用得最多的笔名。
李家的祖籍为福建省宁化，传到李金发已是二十三代，而李氏家族是第七代才迁到罗田径这个地方来的。李金发的曾祖父和祖父都是贫苦农民。父亲李焕章，像梅县大多数华侨一样，也有一部饱和着血泪的奋斗史。他二十岁左右曾在一个堂叔的盐店里做工，后冒险到非洲的英属毛里求斯岛去谋生路，并在经营“糖房店”上取得成功。于是他一面在海外经营他的事业，一面则在家乡梅县购置田土和兴建房舍“承德第”。
李焕章先后娶夏氏和朱氏，共生下李金发兄弟五人和姐妹八人。李金发为朱氏所生，在兄弟五人中排行第四。母亲朱氏是性格很和蔼的人，虽没有文化，但对子女颇有家教，很受乡里人称赞。李金发开始懂事不久，他家的新居承德第即已建成，父亲李焕章也从毛里求斯告老还乡，而将那里的商务交给李金发的大哥权秀去处理。
李焕章回来后，为了让儿子将来能到南洋去继承和发展他的事业，他经常教育儿子当“志在四方”，并围绕“勤俭”和“字墨算盘”这两个中心对儿子进行严格的管教。李金发兄弟大清早起来，要将“三堂两横”的承德第打扫得干干净净才去上学。农忙时节他们要和大人一道参加耕田、打禾、晒谷、放风车、看牛等各种农活。而生活则过得十分节俭，平时常以粥和杂粮为主食，肉食极少，每十日八日才能略尝到一点油荤。过分的节俭影响了李金发的健康，造成他儿童时代不断为各种疾病缠绕的痛苦。加上父亲“字墨算盘”教管也极严，简直不让儿子有余暇去自由玩耍，连蹦跳、嬉笑、大声叫喊、吹口哨以及游水等都在禁止之列，稍有放肆即呵斥责骂，使李金发感到生活的乏味和爱的缺少。而母亲由于兄弟姐妹太多，也就常常无暇顾及，不能事事体贴入微。所以李金发曾感叹说：“我的童年是在无生趣中过去的。”这种管束过严、缺乏生趣、少爱多病的童年生活，就在李金发身上埋下了孤独、忧郁的最初的种子。
李金发六岁开始入本乡蒙馆读书，那时还是前清末年，先生教的是《幼学琼林》和《圣谕》之类。到了民国初年，乡中蒙馆改为小学，但教学内容和方法仍是老一套，只是逐年增加了一些《诗经》、《唐诗》、《左传》之类较深的读物。
1915年，李金发在本乡小学毕业后，开始到梅县县城的高等小学(相当于后来的初中)读书。在这里，他第一次接触到国文之外的数学、物理、地理、英文、国画、体育等新的课程。但学校对学生的要求主要看重中文，而李金发也主要对国文课较有兴趣。高小三年，李金发主要打下了较好的古文基础。其间，父亲李焕章于1915年夏因病去世，享年六十五岁。
1917年冬，李金发高小毕业，但拿不到文凭，因为教育厅规定实行秋季始学、秋季毕业，他们须再读半年才成。学生们一怒之下，纷纷退学，李金发也随之退学回家，在闲居无聊中打发日子。他后来深悔自已由于“先天的遗传”，“从小就多愁善病，对一切都悲观，没有勇气向前奋斗”，所以没有像其他同学那样考入县城第五中学继续读书，因为担心一旦落第太失面子。退学以后，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摆在李金发面前：今后怎么办？前途在哪里？当时他已是一个十七岁的青年，进入青春时期，性格又偏于孤独内向，本来就有不少苦闷和烦恼，更何况又碰上中途辍学，为前途问题所困扰，于是他陷入不能自拔的苦闷彷徨之中，成天躲在书房里，耽读《玉梨魂》一类的鸳鸯蝴蝶派哀情小说和《牡丹亭》一类的戏曲，特别是把鸳鸯蝴蝶派哀情小说读得如醉如痴，“倦了就睡，醒了再看，童年时代在他身上埋下的孤独、忧郁的种子，由于鸳鸯蝴蝶派哀情小说的熏陶而进一步发展和定型化，使孤独忧郁、多愁善感成为少年李金发的一种精神气质乃至审美情趣，而正是这种精神气质和审美情趣成为他日后与以忧郁为重要美学特征的象征派一拍即合的重要的内在因素。
1919年初，李金发与高小同学黄礼泰等一起赴香港，先入谭卫芝补习学校读英文，半年后转入圣约瑟中学(俗称罗马书院)。后者是一所教会学校，李金发在这里接受了一段短暂的英吉利式正规教育。到本年底，终因思家心切而告别香港，回到家乡罗田径。
回家过后，很快就是旧历的新年。新年过后，在母亲朱氏的主持下，李金发于1919年春与自幼即被收养作童养媳的朱亚凤结婚。婚后过了一段甜蜜、安适的生活，并开始阅读《三国演义》和《红楼梦》等中国古典小说，还读了不少唐诗和其他古化诗歌，以及评述历代诗作的袁枚的《随园诗话》等，并开始学着写了一些旧诗。
按照“男儿志在四方”的古训和家训，李金发是不能长期在家株守的。不久，在二哥权荣的催促、鼓励下，经与在上海的一位同学联系，李金发遂决定在当年暑假以前到上海去继续求学。

李金发来到上海之初，曾考虑过入复旦大学，还报考过大同书院和几所学校，但均未入学，因为他很快就被另一种选择所吸引。当时，上海是赴法勤工俭生出海的必经港口，一批批勤工俭学学生陆续从这里乘船赴法，上海的报刊也正大力宣传勤工俭学的好处，而恰好与他同住的青年中有两人是极热衷于勤工俭学的，对他作了不少鼓吹，致使李金发对赴法勤工俭学也十分神往和跃跃欲试了。他先考进了上海的留法预备学校，准备先打下一定的法文基础和学 些工艺技术，以便到法国后有一谋生的手段。但学校在正式上课之前，即听说第六批赴法勤工俭学生即将放洋，名额还很多，愿去者可从速办理手续。李金发和他的几位同学遂加入这颇带传奇意味的冒险，决定即刻去法国了。
1919年11月，李金发和他的同乡林凤眠等多位有志勤工俭学的青年一起，登上一艘英国商船离沪赴法，同船者中还有谁呢？后来成为共产党早期重要领袖的的李立三、徐特立、王若飞等，都在这艘船上。
日后，对中国的政治运动和艺术产生重大影响的人，都是在这些当年去法国闯荡的年轻人中产生的，赫赫有名的还包括：周恩来、邓小平、徐悲鸿、赵无极。

多年以后，周、邓已是中国政坛的大佬了，而在艺术品市场，林凤眠和赵无极的画作价格，同样是一飞冲天，登峰造极。连艺坛超级大牛陈丹青，谈起林凤眠，都是一脸的恭敬。

多说一句，李金发、林凤眠和赵无极都是法语讲的非常流利，而周、邓两公，説在法国待过，但是我印象中，从来没有在公众中，讲过什么法语，也不曾看到相关的影像记录。

再说到李金发，由于第六批赴法勤工俭学生大都未经国内留法预备学校培训，不懂法语所以他们抵马赛后，很快便由法华教育会安排在枫丹白露市立中学先学法语。
在枫丹白露，李金发虽未“勤工”，但立即开始了“俭学”。当时他们的学费和膳宿费是由法华教育会直接付给学校，钱数不多，学校对他们的安排也就因陋就简。住宿条件很差，校内甚至没有供学生洗澡的浴室。李金发等好几位学生因初到法国不久，还未得到家里的接济，无钱购买大衣，以致他们不得不轮流穿起一位姓黄的同学的旧大衣到街上去洗澡。尽管生活十分清苦，李金发在学习上仍非常刻苦用功。在课堂上听不懂一位法国教师马丁先生讲的“现在”、“过去”、“将来”这些时态，他就在课后捧着字典自学，成天“坐板凳，翻字典，呢喃，抄录”，“攻苦异常”。
半年过后，李金发和林凤眠等同乡的五六个同学又转到法国东部的布鲁耶尔市立中学就读了半年，读的也是教中国学生法语的“特别班”。在此之前，他们这些勤工俭学生脱离经济上的关系，从当年2月底以后有关费用即由学生自理。从此，李金发和林凤眠便属于自费留学。但他们都不愿再读“特别班”仅学语言了，而决定开始专业上的学习。

林凤眠选择的专业是绘画，而李金发选择了雕塑艺术。李金发之所以作出这种选择，一是醉心于法国那些栩栩如生的大理石雕像，认为这是中国还没有的艺术，很有发展前途；二是受五四运动的影响，认为文艺是高尚的事业，值得一生努力。同时，有一次他和同学到森林里去游玩。随手在树上刻了一个“L”，同学们都加以称赞，说他有雕刻的天资，于是便决定学习雕塑。
1921年春，李金发与林凤眠一起进入位于法国中部的第戎国立美术专科学校，在这里接受了最初的美术启蒙教育。但这所学校条件很差，师资缺乏，他们二人回顾在此半年，所获无几，于是便经第戎美专校长的介绍，到国立巴黎美术学院的雕刻教授布谢和历史画大家高尔蒙教授名下去深造。
李金发和林凤眠于1921年秋来到巴黎，并一起在拉丁区塞纳河路的小旅馆里。那是穷留学生和下层市民的聚居区，同时又是弥漫着不寻常的文化历史氛围的地方，历史上许多名人如罗丹、大仲马、小仲马、福楼拜、莫泊桑、笛卡尔等都是从这个贫民区奋斗出来的。
巴黎美术学院位于拿破仑路，它是法国艺术的最高学府。因为第戎美专校长的介绍，李、林二人很快被学院收录，李金发收在布谢教授门下，参加雕塑班的学习，林凤眠则收在高尔蒙教授的门下研习绘画艺术。在此之前，已有徐悲鸿、方君壁等在那里学了很久。
李金发来到巴黎之时，正是印象主义、后期印象主义画派和以罗丹为代表的雕塑等新派艺术风摩法国艺坛的时候。但是，以学院派为主的巴黎美院的教授们仍坚守传统艺术的阵地，以古典的、写实的技术法来教学生。绘画班以木炭画为主，雕塑班以泥塑为主，上课的主要方式就是让一群学生围着男女裸体模特儿，去素描或雕刻。
李金发是一个“极肯下死功夫”的人。而此时的他决心要做一个能在历史上留些痕迹的艺术家，因此在学习上就更加勤勉刻苦。他一面在学校上课，一面还自已广泛涉猎了法国历史的美术名作。在学院，他主要按照教授的指导，进行写实的美术技巧的基本训练，一般都是上午在课堂上画模特儿或练习泥塑，下午做大理石雕刻。为了学做肖像雕塑，李金发经常将黏土带回拉丁区旅馆的半室里去练习。他日后回国在雕塑上的成就主要表现在肖像方面，可能与他此时的研习有关。他还同时致力与炭画、油画、素描和速写的训练，常在下午挤出时间到蒙巴那斯大街的“自由画室”去速写人体(著名画家徐悲鸿、雕塑家江小歉和诗人艾青等都曾先后在这里画过模特儿)。

李金发在巴黎美院期间，保持着自幼养成的“少年老成，束身自好”的态度，置身于繁华大都市的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圈子之外，过着一种节俭清苦和孤独寂寞的行活。
由于李金发“肯下死功夫”勤奋学习，他在主攻的雕塑方面进步相当快。1922年春，他为同在一起留学的林凤眠和刘既漂各做了一个石膏像，并让工匠照模型做成花岗石雕像。在朋友的怂恿下，他把这两个头像送到规格很高的巴黎春季展览会去参展，没想到居然都被选中了。这是中国人雕塑作品第一次入选巴黎美展，因而在老师和同学中引起了相当的轰动。

作为第一个有作品参加巴黎美展的中国人，李金发的名字被淹没在茫茫人海之中，鲜有人再提起。而现在，如果在中国大陆，有哪个画家参加过巴黎美展，那一定会媒体大躁，锣鼓齐鸣，风声水起。艺术家也是真的看命了，不同的时代，命运大相径庭。

在巴黎美学院时期，李金发来回逡巡于雕塑王国和诗歌王国之间，读了不少法国象征派特别是波德莱尔和魏尔仑的诗，而正是波德莱尔和魏尔仑把他引入了象征诗歌的殿堂，使他成了中国象征派诗歌的开创者。
1923年2月，他编定了他的第一本诗集《微雨》，其中除1920年和1921年的几首诗外，主要收入了1922年下半年和1923年初的作品。三个月后，即同年5月，他又完成了第二本诗集《食客与凶年》的创作。
诗集《微雨》和《食客与凶年》编定后不久，李金发即将这两部诗稿寄给当时在国内声望正盛的周作人，希望“一经品题声价十倍”。果然周作人不久即给他回信，称赞他的诗是“国内所无，别开生面”的作品，并将这两本诗集编入新潮社丛书，推荐给北新书局出版(《微雨》于1925年11月出版，《食客与凶年》于1927年5月出版)
1924年初冬，由于经济上的原因，李金发决定应上海美专校长刘海粟之聘，回国任雕塑教授。返国之前，他编定了他的第三本诗集《为幸福而歌》。这本诗集一扫李金发过去诗歌中那种颓废绝望、阴骘低沉的面目，其主调则是爱的絮语和对幸福的憧憬。从艺术方面又明显向拉马丁、缪塞 等浪漫派诗人的作风接近，所以《为幸福而歌》大体上可视为象征主义与浪漫主义相交织的作品。

1924年11月底，李金发带着德国妻子履妲和上海美专预约的教授头衔，离开生活了五年的法兰西(其中有一年游学柏林)，取道意大利回国。他们先在水城威尼斯盘桓了近一个月，于1925年元旦抵达艺术名城佛罗伦萨和罗马。在罗马的四个月中，李金发于游览参观之余，利用在佛罗伦萨和罗马搜集到的材料，完成了《意大利及其艺术概要》和《雕刻家米西盎则罗》两书的写作。其间，他的《弃妇》一诗于本年2月发表于《语丝》第14期。这是李金发的诗作首次在国内公开发表。
李金发是带着为创造中国的新艺术尽一份自已的努力的抱负而“学成归国”的，但命运多舛，当时落后而多难的祖国并没有为他准备好一心从事艺术创造的象牙之塔。
回国后第一个意想不到的打击是，上海美专当年招生时竟无一人报名学雕塑，因为在当时的中国专攻雕塑就业会成为问题。由于没有学生，上海美专对李金发的雕塑教授之聘无法兑现，他这位“学成归国”的艺术家很快就成了一个失业的艺术家。
这年12月，李金发的长子明心出世。有了自已的小家，他不能再长期依靠家里的接济，所以生计问题严峻地逼到眼前。这就迫使他在归国后的若干年里不断为谋职而四处奔波，并在文学、雕塑、美育、翻译等领域里多方出击，成为他一生中生活最不稳定、职业不断交换、工作头绪最繁杂，同时也展示了他多方面的才华的一个时期。
他回国后不久曾被孙科聘为孙中山陵墓图案的评审委员，并应孙科之请试做中山胸像。1925年10月左右，李金发认识了文学家郑振铎，开始向郑主编的《小说月报》投稿，并经郑的介绍加入了文学研究会。郑振铎则是日后，新中国的中科院考古所所长，文化部副部长，后来1958年不幸飞机失事而去世。

他同时还与田汉有了交往，曾在田汉拍摄的电影《到民间去》中饰“陪客乙”。

1926年春末夏初，李金发在上海见到蔡元培，两人建立起了良好的关系。蔡为李金发的《意大利及其艺术概要》和《雕刻家西米盎则罗》两书题写了书名，并写了一副“文学纵横乃如此，金石刻画臣能为”的对联相赠，以示对李金发文学和艺术才华的赏识。李金发则应《申报》的要求，为蔡元培塑造了一座内铅外铜的胸像，这就是日后我们广为熟知的蔡元培形象之溯源。

1927年初，李金发赴武汉谋取。经孙科推荐，获本年3月刚刚成立的中山大学文学院教授之聘，同时在国际编译局和武昌美术学校兼职，结识了当时在北伐军总部任艺术股长的闻一多。春末，结识了当时在武汉国民政府任外交部长的陈友仁(广东人)。由这层关系，李金发进入武汉政府外交部长任秘书。不久，“四。一二”政变爆发，5月份李金发在汉口《中央副刊》发表《哀熊锐同志》一文，对国民党在“清党”中大批杀害共产党人的行径表示了强烈的谴责。到了秋天，宁汉合流，武汉政府解体，他便暂时回到上海。
同年11月，李金发到南京找到任大学院院长的蔡元培，被蔡任为大学院秘书处秘书，兼任大学院艺术委员会委员。
1928年1月，他主编的《美育杂志》创刊，接着又于同年12月和次年10月出版了第二、三期，第四期(复刊号)则迟至1937年1月才在广州出版。厚厚的四本杂志，在广泛介绍西方美术思潮、介绍中外古今艺术精品和宣传现代美育思想等方面作出了不少成绩，记录了李金发在美育方面的辛苦耕耘。
同年3月，国立西湖艺术院(后改名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正式创建，林风眠任校长，李金发也从大学院调任该校雕刻教授，在该校任教四年。
在杭州艺术专任教期间，李金发与人在上海开办了一家名为“罗马工程处”的雕刻公司，在三年左右的时间里先后做了安徽马祥斌军长和上海名人李平书的铜像，以及上海南京戏院（即现在的上海音乐厅）门前35尺的长浮雕。

1930年秋冬之交，其妻履妲由于思乡心切和不适应在中国的生活，携带五岁的儿子明心由上海乘船返回德国，从此与李金发分手。李金发经多方挽回不成，遂于1932年正式与履妲离婚。
1931年冬，李金发辞去杭州艺专的教授之职，关闭了上海的罗马工程处，回到广州。回粤后，应孙科之请作了近代著名外交家伍廷芳的铜像，接着又应广东省 陈济棠之请作了邓仲元将军的铜像。
1932年9月，李金发与刚从执信学校毕业的小同乡梁智因女士结婚。梁乃是梅县大族了出身，其曾祖父在清朝任过礼部官员，母亲是黄遵宪的女儿。
1934年，李金发回国后共创作了大小雕塑作品(主要是人物雕塑)几十件，其中最著名的有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追随孙中山的革命军将领邓仲元，著名教育家蔡元培，著名外交家伍廷芳等。作为对有杰出贡献和成就的人物的纪念，李金发的这部分雕塑作品自有其不可抹煞的一定的历史价值。在艺术上，他特别注重在写实中表现人物的精神气质和性格特征，而且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作为第一代学习和引进西洋雕塑的艺术家，李金发对我国现代雕塑艺术的开拓，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李金发自1925年回国至抗战爆发前这十多年，在雕塑创作和教学之余，还创作了《世界是如此其小》等主要反映留学生生活的20余篇小说和不少散文，搜集并整理出版了《岭东恋歌》，翻译了《古希腊恋歌》、《托尔斯泰夫人日记》、《魏尔仑诗抄》等大量外国作品和论著。特别是，他并没有完全停止诗歌创作。在杭州美专的四年，他陆续创作了载于《美育》二期上的《怀旧之思》、《临风叩首》和《美育》三期上置于《灵的囹圄》总题之下的13首诗，标志了他回国后处于低潮的诗歌创作开始有新所回升。
1932年5月，《现代》杂志在上海创刊，应主编施蛰存的要求，李金发在1932年至1934年陆续写了《夜雨孤坐听乐》等十首诗在《现代》上发表，加入了“现代派”的行列。而施蛰存的妹妹施绛年，则是戴望舒的初恋，历史真是充满了纠葛。

1936年上半年，李金发全家由南京回到广州。同年秋，被任为广州市立美术学校校长。
1937年7月初，李金发奉命到庐山受训。那届受训的多是全国各地中等学校的校长或校务长。但上山不久，即发生卢沟桥事变，持续八年的抗战终于爆发了。
李金发在庐山受训一个月，结束后回国到美术学校时，广州已处于战乱之中，学校已不能正常上课。1938年秋，日军在大亚湾登陆，经淡水而至惠阳，直逼广州。在广州于10月21日沦陷之前，学校已自行解体，李金发自已也被战争抛入了难民的行列。
1938年10月，李金发携妻梁智因和次子猛省，在兵荒马乱之中经过长途跋涉，逃难至越南，经朋友介绍在中国设在海防市的战时物资运输处服务，不久被任为人事股长，在这个位置上“为国效力”了将近两年。
1940年夏，李金发又历尽艰险，和妻、儿一起由越南回到广东省战时省会韶关。是年秋天被任为广东省文化运动委员会委员、广东省革命博物馆馆长。
在韶关，李金发将自已写作的斗室命名为“仰天堂”，取民族英雄岳飞《满江红》词“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之意。而他从这里发出的第一声“长啸”就是写了《从周作人谈到“文人无行”》一文，痛斥汉奸汪精卫和周作人。
1941年7月，李金发和诗人卢森一起创办了文艺刊物《文坛》月刊，李金发任主编。他在《发刊小言》中明确宣称其办刊宗旨是“发扬民族精神，激发抗战情绪”。
神圣的抗日战争，改变了所有诗人的命运，也改变了他们的创作。同样，饱尝了颠沛流离的辛酸，感到祖国人民的苦难，对日本侵略者怀着满腔仇恨的李金发，此时再也不是那在茺野中与自已的手杖形影起吊的孤独的过客，也不是在十里洋场的大上海发掘“恶之花”的愤世者，而是一位满怀爱国激情的抗战诗人了。早在抗战之初，他从庐山受训回到广州不久就挥笔写下了《亡国是可怕的》一诗，这首诗就像田间的那首《假如我们不去打仗》的著名街头诗人一样启示人们如果不愿当亡国奴，就得与侵略者战斗。在韶关期间，他又创作了《无依的灵魂》、《人道的毁灭》、《轻骑队的死》、《可怜的青年》等不少诗篇，控诉了日冠毁灭和平与幸福的法西斯罪行，歌颂抗日战士的英勇斗争和牺牲精神。纵观李金发写于广州和韶关的诗，在内容上突破了个人内心世界的狭小天地，转而关注丰富、悲壮的抗战现实，在基本调上一扫过去的悲观阴郁，而出现了乐观、高亢的声调，在艺术方法上则除个别诗仍留在象征派的痕迹外，绝大部分都已是写实的了，语言也出现了通俗化的趋向。这就使李金发成为抗战时期诗风变化最大有诗人之一。
在韶关的一年，李金发还写了《异国情调》等三篇短篇小说来描写海外华侨赞助抗战的故事和表现客家妇女的悲惨命运。此外还紧紧围绕抗战的现实，写了不少论文、游记和置于《仰天堂随笔》总题下的不少散文随笔。这些作品后来收入散文、诗歌、小说合集的《异国情调》一书，于1942年在重庆出版。
1941年8月初，李金发离开韶关入蜀。到达重庆后，于当年11月入外交部任欧洲司第二科专员，走上了弃文从政的道路。

1942年11月，李金发被外交部派往广西柳州的第四战区长官司令部，以外交部专员资格兼任司令部外事处外事科科长，过上一年“投笔从戎”的战地生活。
1943年底，李金发奉命返回重庆外交部。1944年上半年在夏兴关中央训练团受训一个月，下半年被外交部任命为驻伊朗大使馆一等秘书。
1945年1月李金发由重庆出发，3月底抵达中国驻伊朗大使馆上任，开始了他长达六年的外交生涯。不久由于使馆回国，他便从当年10月起作为代办负责馆务。
1946年6月，李金发调任驻伊拉克公使一等秘书，代理馆务，在这个任上一直干了四年。
在出使两伊期间，李金发写作较少，只写过《近代波斯文学》、《巴格达的素描》等几篇介绍伊朗伊拉克使馆文化及风土人情的散文和短篇小说《鬼屋人踪》，寄给家乡的《文坛》月刊发表。
李金发在驻伊拉克公使馆代办的任上一直到1950年此时，国内政局已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国民党政府驻使馆有的紧缩，有的撤销，大批原驻外使馆人员一下由地位优越的外交官变成了无根的浮萍，面临着今后的出路问题。驻伊拉克公使馆虽是暂未撤销的使馆之一，但国民党政府外交部已加派人挤掉了李金发的位置，所以何去何从，的问题也就紧迫李金发眼前。当时，他由于对共产党怀有很深的疑惧而不愿返回大陆。加上那时次子尚在美国新泽西州读高中，儿子的学业是不能不顾及的一个重要问题。于是，经过反复考虑，在观望了近一年之后，李金发决定全家移居美国，后在新泽西州开办农场，直到1976年因心脏病去世。

在美国的时候，李金发和台湾的著名诗人痖弦先生有过书信往来，表达了对大陆时局的关切，在《答痖弦先生二十问》中曾对“四人帮”横行时期推行的极左路线表示了强烈的不满。
而就在李金发去世的前夕，横行一时的“四人帮”彻底垮台，给中国带来了空前浩劫的“文化大革命”终于结束。1978年12月以后，中国开始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也迎来了文学艺术的春天。
过去在极左路线下受到不公正对待的文艺流派和作家、艺术家陆续得到重新评价。在此过程中，李金发和他所代表的象征派诗歌也逐渐甩掉了“反动”、“逆流”的帽子，成为人们自由欣赏、研究、评价的对象。如果李金发在冥冥之中有知，他也会为国家发生的这种巨大变化而含笑九泉。

李金发的一生，在他那个年代来说，还算是非常幸运的，能够历经清末、民国、新中国不同历史时期，又深受中、欧两地不同文化的熏陶，遇到了孙科、蔡元培、郑振铎这样的贵人相助，横跨雕塑、诗歌、外交不同领域发展，可谓是：沧海横流，方显文人真气质！

今天，我们还能有幸看一下，李金发留下的雕塑作品，这也是上海的精彩之一吧。

曾经的文艺斜杠青年，李金发，是这样子的

让我们回到上海音乐厅，曾有许多外国著名音乐家陆续在这里演出，如世界著名钢琴家莫什维支，米罗维支、大提琴家皮亚斯特罗、低音提琴家约瑟苏斯特联袂登台，小提琴家阿德勒、斯特恩、阿卡多、指挥家祖克尔曼，钢琴家拉箩查、傅聪、殷承忠，费城交响乐团的室内乐团、香港管弦乐团、中国交响乐团等都曾来此表演，并获得巨大成功。

特别地，要讲一讲著名英籍钢琴家傅聪，他是上海人，从上海走向世界的一代钢琴大师。

傅聪，无疑是新中国到目前为止出现过的最优秀的钢琴家之一，他虽然从不是顶级的技巧名家，但胜在有其独特的个性与一流品味。很显然，他是那种浪漫才子式的艺术家，博学多闻，有才情，有格调，有气质。他生性热情，年轻时成名甚早。

他一生公认弹肖邦最具成就，当然事实也是如此。而他的肖邦最了不起之处在于其艺术涵养带来的独特气质，以及优雅如丝的音色，他的肖邦夜曲全集可能是目前最好的，格调别致，耐人寻味，在艺术的新意上远胜范文一样的阿图·鲁宾斯坦。而马祖卡的录音方面同样非常杰出，绸缎一般流丽的音色令人印象深刻。

另外，他独有的风流才子般的气调始终在演奏中若隐若现，让人着迷。——可以说，他的肖邦，在浮动的光色，慵懒的诗意方面是独一无二的，那是中国传统某些婉约派宋词中才能找到的调调，比如李清照的一些词。

德彪西与莫扎特也一直是傅聪的保留曲目，他的莫扎特，在气质上也延续了他演奏肖邦时的韵味，当然这在国际琴坛也是特殊的，一种东方情调的莫扎特，不能说好不好，只能说是艺术上一种别具特色的立此存照，很值得一听。

而德彪西方面，傅聪一直有套观点，他说过自己不太同意米开朗杰里那种着重音色，浮雕一般光洁的德彪西，认为德彪西的印象派钢琴艺术实际上和中国传统的“禅机”“留白”等艺术观念是完全一致的，本质上属于东方的艺术。很多人对这个看法倒不是很认同，德彪西虽然明显地受过东方异域艺术的启发，但始终是欧洲人，很难绝对地等同；但艺术有趣的就是艺术家可以提供不同的观点，傅聪作为一个有品味的钢琴家必须表达自己的感受，正是如此，艺术才有更多生机和多样性。

傅聪，1934年3月10日生于上海，8岁半开始学习钢琴，20岁赴波兰留学，1953年，第四届“世界青年联欢节”在罗马尼亚举行。经国内选拔，傅聪作为中国选手参加“联欢节” 的钢琴比赛，结果获三等奖。当时他演奏的斯克里亚宾的《前奏曲》，曾将苏联选手感动得不禁泪下。1955年3月获“第五届肖邦国际钢琴比赛”第三名和“玛祖卡”最优奖。

1959年，其父傅雷被划为右派。女友偷偷写信将发生的一切告诉傅聪，并告诫他不要回来，否则他的艺术就完了！正是这封信，促使傅聪出走。远赴他乡，此后浪迹五大洲，只身驰骋于国际音乐舞台，获得“钢琴诗人”之美名。

去国千里，傅聪将思国之情与无奈悲哀，全部融化在他弹奏的肖邦乐曲中。1960年，他的音乐感动了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赫尔曼·黑赛，黑赛写下一篇名为《致一位音乐家》的文章，还亲自把文章印了一百多份分发给朋友。

六、七十年代的二十年间，举行了约2,400场独奏音乐会；与包括耶胡迪·梅纽因、托塔里、丹尼尔·巴伦博伊姆、郑京和等等在内的许许多多国际著名演奏家合作过；录制了约50张唱片；担任过肖邦国际钢琴比赛、比利时伊丽莎白皇太后国际音乐比赛以及挪威、意大利、瑞士、葡萄牙、东南亚等等国家和地区的音乐比赛的评委；演奏的足迹遍及几乎整个欧洲、美洲、中东、东南亚、日本、大洋洲各地。如此广泛、持久、频繁的艺术活动本身，已经是高度艺术成就的证明。他以辛勤的劳动赢得了“有分量的巨匠”的评价。

美国的时代周刊亦曾在60年代誉其为“当今最伟大的中国音乐家”。

随着大陆的时局变化，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傅聪先生已先后多次回到故乡，登临上海音乐厅的舞台，成功举办了钢琴独奏音乐会。特别的，2006年恰逢傅雷夫妻逝世40周年，为了给南汇的傅雷纪念馆揭牌，也为再次纪念自己的双亲，4月6日傅聪先生再度在上海音乐厅演出肖邦、海顿、莫扎特等作曲家的名曲，其中包括打上傅氏“标识”的肖邦《玛祖卡》四首、海顿曲目《降E大调第五十九奏鸣曲》以及把中国人人文精神演绎在内的莫扎特的名曲《b小调奏鸣曲》和《降E大调奏鸣曲》等，家乡乐迷十分捧场，音乐会门票连加座迅速销售一空。

傅聪的父亲是著名翻译家傅雷，多年以后，《傅雷家书》在大陆广为流传，让我们认识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情怀。

傅雷，1908年4月7日出生，字怒安，号怒庵，上海南汇人。

傅雷早年留学法国巴黎大学。他翻译了大量的法文作品，其中包括巴尔扎克、罗曼·罗兰、伏尔泰等名家著作。20世纪60年代初，傅雷因在翻译巴尔扎克作品方面的卓越贡献，被法国巴尔扎克研究会吸收为会员。
另外，傅雷翻译的罗曼·罗兰《米开朗琪罗传》《托尔斯泰传》，在国内深入人心，广受好评。

傅雷在“文化~大#革命”之初，受到巨大迫害。1966年9月3日凌晨，愤而离世，夫人朱梅馥亦自缢身亡。

傅雷、朱梅馥实际上是表兄妹，青梅竹马，两小无猜，后来傅雷从法国回后不久，两人即成婚，感情一直非常好，夫唱妇随。傅雷主外，朱梅馥主内，操持家务，悉心培育2个儿子。
即使傅雷受迫害后，表示要以死抗争，朱梅馥也表示愿意随夫君而去，死也要死在一起，两人最后时刻，傅雷是坐在沙发上服毒而去，朱梅馥帮丈夫收拾好之后，自缢而亡，两个人自始至终，情投意合，感人至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