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朱梅馥这样，才貌出众，知书达理，温柔体贴，关心丈夫、一切以家庭为重的女性，随着时代的变迁和物质主义盛行，如今在上海已经非常之少了。

如果各位三生有幸，现在能找到朱梅馥这样的女子为妻，真的要到祖庙烧烧高香，再拜三拜了！

傅聪能有日后的巨大成就，这和他的老师是分不开的。

8岁半的时候，傅雷就安排好友雷坦当他的启蒙老师，待有长进之后，9岁拜了意大利人梅百器为师。

这个梅百器，可不是一般的人，钢琴大师李斯特的再传弟子，他是当时上海租界工部局乐队的指挥兼钢琴师。

梅百器，本名：Mario Paci，1878年生于意大利佛罗伦萨，欧洲文艺复兴的起源地。
小时候，7岁开始在那不勒斯音乐学校学习钢琴，11岁即登台演出。14岁时去罗马随钢琴家李斯特的关门弟子斯加姆巴蒂习钢琴。1895年曾获得“李斯特钢琴比赛”大奖。次年，在音乐大师普契尼的推荐下，考入米兰音乐学院学习作曲及音乐理论。

注意：这个是歌剧界的大咖普契尼，日后的多部世界名剧，《波希米亚人》、《托斯卡》与《蝴蝶夫人》，都是他的作品。

梅百器学成后被米兰著名的三大歌剧院聘为副指挥，使其有机会向托斯卡尼等音乐大师学习技艺。1902年，梅百器开始在世界各地巡回演出。

1919年，梅百器在上海举办了两场钢琴独奏音乐会，正好当时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上海公共乐队力图整顿，音乐会的巨大成功在上海各界掀起了要求重组上海工部局乐队的热潮。
当上海工部局董事会选举梅百器作为工部局乐队新任指挥的时候，梅百器正在江湾，从一条小舢板划到一艘大气轮，准备回印尼爪哇岛的路上。

乐队迎来了梅百器时代后，赶上了一个好时机，得以吸纳大量的海外优秀音乐人才。他开创了乐团历史上长达23年的“百器时代”，并以50余人的规模建制，将乐队推上远东第一的位置。

20世纪上半叶的上海素有“东方巴黎”之称，俄国十月革命后，大批俄罗斯音乐家流亡上海，二战期间，大批犹太音乐家也避难于此。他们大多出身俄国皇家音乐学院，意大利国立音乐院，德国皇家音乐院等，当时乐队的素质不仅东方少有，即使跟欧美的大乐队相比也不相上下。上海率全国之首，掀起中国历史上首轮交响乐大潮。
1927年，乐队举行了纪念贝多芬百年诞辰演出。
1928年，乐队在远东首演巴赫的《B小调安魂曲》。
1936年，在上海首演了贝多芬第九交响曲，曾经鼓舞了成千上万人的激昂的第九交响曲倾尽了贝多芬数十年的心血，是其音乐生涯的登峰造极之作，这部作品第四乐章的合唱部分，是以德国著名诗人席勒的《欢乐颂》为歌词而谱曲的，也是该作品中最为著名的主题。而在84年之前，上海已经演奏了这样作品，真是上海人民的耳福了！
1940年，乐队与俄罗斯芭蕾舞团合作，在兰心剧院举办了柴可夫斯基音乐节。
1942年6月7日，工部局乐队在梅百器的指挥下，于兰心大戏院举行了最后一场音乐会。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进驻租界，接管乐队，改名为上海音乐协会交响乐队。

1942年5月31日晚，工部局管弦乐队在兰心大戏院举办了末场告别音乐会。会上，梅百器除照常指挥外，并以一个钢琴家的身份，演奏了自己拿手的琴曲：贝多芬的《热情奏鸣曲》，之后愤然辞职，回家教学，直到1946年病逝于上海家中。


梅百器把上海的交响乐队水平提高的的同时，也带了新的理念和新的作品，上海交响乐团现存最早的两份乐谱，贝多芬：第九交响曲，瓦格纳：纽伦堡的名歌手，都是他于1921年从欧洲带到上海的。

当然，他也培养了日后的钢琴大师：傅聪。

说个小八卦，人无完人，金无足赤，梅百器待在上海的时候，染上了赌博的恶习，有时候赌输了没有赌资，就把乐队的黄铜乐器偷出去卖了，权当赌资，这也算是一个小插曲吧。

总的来说，梅百器是上海近代音乐史上，不可抹去的光辉一笔，值得纪念！

梅百器所在上海工部局乐队，就是上海交响乐团的前身。
上海工部局乐队1879年成立之时，称上海公共乐队（Shanghai Public Band），成员仅20多人，指挥由法国长笛演奏家雷穆萨担任，乐手全是菲律宾人。
雷穆萨之后，是由梅百器来接手主持指挥。
1942年，日军攻陷上海之后，梅百器的学生富华，接替梅百器担任指挥，处于战火动乱中的上海，并没有因此而绝响音乐文化的传递。
那时，乐团已经从上海工部局乐队更名为上海乐团交响乐队，可排练厅还在最早的那个家——福州路567号菜场楼上。567号，现在的门面是：八仙商务楼，再也没有人记得楼上曾经还有一个交响乐队了。

如今想来，这是一个多么不可思议的组合：楼下叫卖嘈杂，楼上乐音飘飘。乐团在4楼，3楼有一个图书馆，1楼和2楼就是菜场。以前工部局可能对排练厅做过一些隔音处理，基本上听不到什么喧哗。当时的排练厅和菜场的出入口也不一样，一个门开在福州路上，另一个则在浙江路口（现在浙江中路近福州路的联华超市位置），彼此相安无事，和谐共处。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解放军接管上海城，当然，交响乐队也由国人接管了。有人提议，像交响乐队这样的舶来品，应该解散掉，没想陈毅市长大手一挥，说：交响乐是个好东西，应该保留下来。

再后来，市府礼堂开会的时候，文艺界提出，交响乐队的成员工资太低，和公共汽车上的卖票员差不多。 台上的陈毅听了，认为这样对待艺术家很不应该，他向坐在身边副市长潘汉年说，必须即刻增加他们的工资。

潘汉年之前，也是上海滩的文艺青年，除了国党、日本人、地头蛇，他还认识一众作家、诗人、画家、音乐家。

上海真是交了好命，攻打上海，解放军都没有狂轰滥炸，生怕搞坏了这个远东第一都市。
进了城后，市长陈毅元帅，尽管行伍出生，战场上出身入死，但是骨子里，他还是热爱艺术、喜欢音乐的，所以，上海交响乐队就延续下来。

不仅如此，陈毅还安排乐队搬离了菜场练习厅，迁入延安中路陕西路的楼房内，就在当时印度领事馆旁边，不过音响效果反而不如福州路菜场那里，又待了一年，1957年夏天就去湖南路105号练习厅了，这幢洋房原本是孙中山之子孙科夫人蓝妮的寓所。
最初只有一幢房子，是当年居住者的客厅兼舞厅，后来建起了一层楼的排练棚。
上世纪60年代初的某一天，在湖南路排练棚里，乐手们跟着东德指挥家排练时，突然屋子里闯进了一只羊，还朝着乐队“咩”地叫了一声，“那个德国指挥也很幽默，回头看了一下羊，还夸了一句‘很好听’！”
原来，这是当时的低音提琴演奏员周生永养的羊，自小被散在乐团草坪上吃草，无意中闯了进来。
尽管那是一个临时的排练棚房，但也接待了许多著名的音乐家、外国政要和乐团，比如小提琴家奥伊斯特拉赫、指挥家小泽征尔、德累斯顿交响乐团等。

整整142年，上交的历史从来没有中断过，就算是在动荡的特殊时期，乐团还是凭着样板戏“上山下乡”，最初演奏《沙家浜》，后来自主创作《智取威虎山》9个乐章。那段艰难的岁月，就在乐团及时变通的处理之下，安然度过。

顺便讲一下，日本著名指挥家小泽征尔。
小泽征尔的父母，早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便来到了中国。当时，他的父亲小泽开作曾在长春等地当牙科医生，当“九·一八”事变发生以后，他们全家便搬到了沈阳。
1935 年，小泽征尔出生在沈阳，在他出生后的第二年，他们便举家迁到了北京，在这里一直居住到太平洋战争爆发的前夕，他们全家才回了日本的东京，因此，小泽征尔的童年一直是在中国度过的。
小泽征尔的父亲小泽开作是位在东北开业多年的牙科医生，但同时，也是位狂热的所谓满洲拓殖，满洲建国的鼓吹者，是当时的满洲国协和会的创始人之一。小泽开作和当时东北的太上皇关东军里面的两个和他年纪相仿的少壮派青年军官是非常好的朋友。他的这两位朋友一位叫板垣征四郎，另外一位叫石原莞尔。小泽开作在自己儿子出生时，取这两位朋友名字中的各一字，给自己的儿子命了名，就是小泽征尔。
小泽征尔对中国还是非常有感情的，曾多次访问中国并演出。
上个世纪 70 年代末，小泽征尔再访北京， 他指挥中央乐团演奏了弦乐合奏《二泉映月》，大获成功，受到听众的一致好评，人们站起来长时间为他鼓掌。因为大家没想到《二泉映月》竟然还能这样演奏，并且演奏得那么动人。
可是，这位大师演出成功的好心情仅仅过了一晚就被彻底击碎了。小泽大师第二天到中央音乐学院访问，特意听听二胡独奏《二泉映月》的原曲。当时，为他演奏的是中央音乐学院民乐系 17 岁的小女孩姜建华。她端庄典雅，神情凝重，一声长叹开头后，旋律渐起，时而如诉如泣，时而哀婉凄凉，时而缠缠绵绵，小泽征尔听着听着，情不自禁，掩面而泣。突然，他从坐椅上顺势跪了下去，在场的人无不大吃一惊，小姑娘也不知所措地停止了演奏。坐在他身旁的中央音乐学院院长同样惊呆了，以为他的身体出了什么意外，赶紧拉着他的手想把他扶在座位上。可小泽征尔不肯，他以东方人特有的虔诚说：“这种音乐应当跪下去听。坐着或站着听，都是极不恭敬的。”

但是，小泽不为所动，他一直跪着，双膝并立，直到曲终。演奏完毕，小泽泪流满面地站起来，对小姑娘姜建华深情地鞠了一躬，说：“谢谢你的演奏，要是早一点听到你用二胡演奏它，我是根本不敢指挥乐队再演奏它的。”随后又喃喃自语地说，“这是真正的天籁，是世界级名曲。”

讲一下小泽征尔，包括之前的探寻上海精彩第一集里的安藤忠雄，都花了不少篇幅，是因为这两位，在我心目中，是真正的世界级大师，专业一流、出类拔萃、精益求精，他们都不需要讲太多话，他们的作品会说话，他们的作品有股冲击力，你看过、听过就会真切感受到。

让我们回到上海音乐厅外面，再来看一看草坪衬托下的主体建筑，细细品味一下。

如果站在音乐厅的东墙边，朝西藏路对面抬头，一眼就会看到一幢褐色立面的大楼，顶部为传统宫殿式屋顶，非常显眼。
这座建筑，原名是：八仙桥基督教青年会大楼，现在是锦江集团下面的：都城酒店。
之前第九集中，提过上海音乐厅的设计师是中国人，范文照，而这栋青年会的大楼，范文照也是主设计师，另外他的合作伙伴是：李锦沛、赵深。

所以，今天在西藏中路两侧，相距仅100米的这两个建筑，都是范文照的经典作品。
整个青年会大楼的平面呈山字形，底部采用平整的花岗岩砌筑，主立面做三段处理，拱券入口和腰线用石料花纹装饰，门扇仿中国宫殿式櫊扇，中部采用褐色面砖，顶部采用重瞻琉璃瓦屋顶，类似北京前门城墙。

这座大楼1931年落成，见证着历史变迁，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旧上海最重要的社交活动场所之一，举办过多场演讲、歌咏会、戏剧演出、美术展览、具有很大的影响力。

周总理曾两次光临八仙桥青年会大楼，宋庆龄、张澜、陈毅、鲁迅、蔡元培、梅兰芳、赵丹等各界名流，都曾来此参加过活动。

讲几个名人和大楼的往事吧。

1936年4月26日，电影明星赵丹和叶露茜，唐纳和蓝萍，顾而已和杜小娟，在杭州六和塔举行集体婚礼，郑君里主持婚礼，三对新人绕塔一周后，在一纸上署名宣布成为伉俪，这算是当时的结婚证书。一周后的5月5日，在青年会大楼里，举办了茶点餐会，上海电影界名流纷纷赴宴捧场，其中还包括影后胡蝶和潘有声夫妇。

大家注意看一下，中间这一位，即是日后的毛 。当时的电影界新秀蓝萍，后来辗转去了革命圣地延安，成为革命青年，并改名江青，随后在政坛大展拳脚，完成了从娱乐界向政坛的华丽转身。

1936年10月8日，全国第二届木刻画展在青年会举办，鲁迅先生特地来此参观，并与青年木刻家黄新波、曹白、陈烟桥等人见面会谈。

同年10月19日清晨，鲁迅就因胃疾在大陆新村故居去世了，所以，这里是鲁迅去世前十天，还光临过的地方。

1949年6月5日下午，解放军进入上海，旋即不久在青年会大楼召开了文教、出版各界人士的座谈会，出席的有陈望道、周谷城、吴有训、茅以升、巴金、梅兰芳、袁雪芬、赵丹、秦怡、周晓燕、张乐平等人，主持人是陈毅，潘汉年。
巴金、吴有训纷纷发言，表示“愿意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团结合作，为建设新中国共同奋斗”，复旦大学周谷城教授补充道：“感谢解放军打进上海，把我们解放了……”,话音未落，陈毅立即接上去了：“不是解放是会师，解放军从外面打进来，你们从里面打出来，是我们共同会师”。

简单的一句话，陈毅讲的太有水平了，所以后来被调到外交部当部长去了。
相比之下，现在的官话太多太L, 随便截取一段文字，都能感受到其文字功力和表达能力，充满了“要这样，要那样”， 或者“不要A”，“不要B”。

到底是要，还是不要？到底是表面要，实际不要？还是实际要，表面不要？自己去猜吧

现在是疫* 情特别时期，听到的最多一句话是： 中~国加油，武、汉加油，电台里，电视里，网络上，铺天盖地。
结果，武汉的一个朋友，待在家里已经快2个月了，告诉我说，你们都说武汉加油，实际武汉最不缺的是就是油了，路上都没有车，不许开出去不许走动，加油站都没有人加油了，全城能在路上跑的，都是有特别通行证的。你说这个还要我们加油，不是一个讽刺吗？
如果真的要鼓舞武~~汉人民，能不能换个说法？最好不要说加油了
都是不了解武汉实情的人，随口一说，然后人云亦云。

从八仙桥基督教青年会大楼，沿西藏中路，朝北走过延安东路，继续走不远处有条马路广东路，右手转弯走大概500米，就到了广东路、海口路、湖北路的三叉路口，然后一转身，你就会发现一座体量巨大的V字形建筑，犹如一艘巨轮张开双翼，停泊在这个三角地带。

这个大楼，在法租界的时候，称作：中央大旅社。
现在这个大楼，外立面破损不堪，灰头土脸，楼道内杂物乱堆，横七竖八，实在没有什么生气，一片破败的景象。

大楼的入口有个漂亮的门廊，两根柱子用了最简洁的多立克柱式，圆弧形门券、窗券和顶盖，线条流畅。让我们来看一下

然而，在过去的租界时代，这里可是租界的CBD，三教九流出入的场所。

1927年，美国人斯威兹和海纳在沪开设丽安电器公司生产霓虹灯。同年，上海首次出现霓虹灯市招，是由远东厂承制，安装在中央大旅社门口的中文“中央大旅社”和英文“CENTRAL HOTEL”的横式招牌。

所以，中国的第一个霓虹灯广告牌，就是在这里出现的，可见当时其新潮程度。

中央大旅社原是上海滩大流氓、公共租界督察長陆连奎的资产，陆连奎曾是黄金荣的门生，黑白两道通吃，旧时候，仗著陆连奎的权势，中央旅社是租界內唯一可公开抽鴉片之处。

然而命运总是捉弄人，1938年8月18日下午一時四十分，这样一位呼风唤雨的租界大佬，刚刚走出中央旅社大门口，旋即一阵子弹扫射过来，身中六弹，当场毙命。

有谁会和这样一位有权有势的陆连奎过不去呢？
陆连奎又是怎么倒在了自家产业的大门口?

让我们细说重头。

清光绪七年(1881年)，太湖南岸湖州的陆家湾村一户世代耕种的农民家中，一个男孩呱呱坠地。陆氏夫妇爱如至宝，他们给婴儿取名“连奎”，指望将来腾达显贵，出人头地。

14岁时，其父托人将儿子介绍到桐乡乌镇水警队当勤务兵。某日，趁队长喝醉昏睡之际，他偷偷拿了队长的驳壳枪，到镇外一个财主家中敲诈钱财。事发后被迫离开了家乡，来到十里洋场谋生。
陆连奎来到上海后，先在一家水果行当小伙计，结识了上海滩一批流氓小混混。一个偶然的机会，陆连奎和他的小弟兄救了沪上巨商虞洽卿的性命。虞洽卿感激之余写了一封亲笔信，介绍他去投奔黄金荣，在其门下做事。
不久，陆连奎在公共租界巡捕房当了一名“一条杠”的华捕。凭着他灵活的头脑、善于钻营的江湖手段，搜刮钱财，又忠心耿耿效力于洋主子，因此步步高升，没几年就当上了公共租界华捕侦探的总头目。

陆连奎随着地位的提高，敛财手段也越来越高明。他先开了家百货公司，又建造了一个大陆游泳池，还创办中央旅社、中南大旅社等实业，后来还在五马路（今广东路）开了家中央饭店。陆连奎每天下午四点钟从巡捕房下班后，就直接到中央旅社经理室坐镇。凡有事相求的人都知道上那里找他。当年，国民政府明令禁食大烟，而陆连奎开办的中央旅社内，则能公开抽大烟而没人敢过问。当时在上海滩，凡以陆连奎之名，要办的事几乎没有办不到的，真可谓权卿一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