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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胡今天说说“方方日记”现象。中国的抗疫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武汉今天首次实现双零。在出了初期的那么大问题之后，由于全国的倾力帮助，武汉正在走出可怕的疫情，迎来曙光。当我们逐渐看到世界出现一个又一个武汉、甚至更糟糕的情况时，我们对事情的认识在发生变化，我们越来越对中国在疫情发生后的整体表现有了更多的肯定，我们庆幸因为这个国家的强有力作为，疫情后来的发展避免了更坏情况。越来越多的人相信，我们生活在一个有弱点和缺陷，但终究是了不起的国家里，它比这个世界上的大多数国家都更有能力保护自己的人民。

然而我想告诉大家，中国永远都会有方方，这与中国做得好与不好没有太多关系。更何况武汉的确经历了巨大的磨难。的确有时代的一粒灰落到了很多普通人的身上，令人不堪回首。方方代表了从民间个人不幸感知这个世界的视角，这样的视角永远都存在，而且它尤其是文学最生生不息的源泉。

国家、时代、大事件都属于宏大的叙事，中国社会有开展这种阅读的传统和自觉。把家和国连在一起思考已经成为中国文化的一种暗示，爱国主义有着来自历史深处的持久动力。然而另一方面，所有人又都是个体的存在，他们个人的喜怒哀乐需要大量的诉说，而且每一个时期和围绕每一件大事都会有一些个人的情绪和感受能够引起共鸣，作家们就是发现、放大这种共鸣的高手。

宏大叙事、爱国主义与个人悲苦、愁闷的述说处在这个社会的不同频道上，它们不可能相互占领和覆盖。我们的社会一定要建立起让上述不同频道协调相处的格局与秩序，让它们共同构成时代总体上的建设性。

中国的体制有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并且形成了对社会的某种“无限责任”。然而这种“无限责任”又是不可能完全兑现或者做好的，于是出现了对谈论问题和缺陷的敏感。如果从积极角度看，这种敏感也是责任意识的一种表现吧。一些人希望舆论多鼓劲，多弘扬正能量，在抗疫的特殊关头，他们尤其认为应该这样。这种主张有着明显的政治善意，如果在困难当中，大家都昂扬向上，都多看光明，那么抗疫的动员和组织就会更加顺畅，效果也应该更好。

然而这与社会的基本规律只是交叉而非重叠的关系，因而不可能做到。每一个人都首先生活在自己的小环境里，个人遇到封城之变时的恐惧与迷惘不会都腾出来，让位给抗疫的集体英雄主义旋律。而且越是局势危急的时候，这样的情绪就越强烈。

对这些感受和情绪的存在，社会的主流态度应当是予以尊重，而不是过度警惕。无论官方还是民间，都不应夸大它们存在的意义，也不应放大“方方日记”记录它们并且引起共鸣所意味的东西。武汉在抗疫的早期没有做好，有没有“方方日记”，武汉行动迟缓的事实都摆在那里。后来国家的倾力支援进入了武汉，一天天将局势带向反转，“方方日记”写不写这些积极面，它们的综合效果、包括舆论效果也会逐渐释放出来。

应当说，在武汉最困难的时候，“方方日记”戳到了集体心理的痛处。当局势好起来之后，尤其是当全球疫情改变了人们的很多认识之后，“方方日记”就会逐渐变成一般的写作。之前个人的小焦虑和公众的大焦虑在“方方日记”这里形成了共振，今后这样的共振焦点将逐渐脱离新冠肺炎、封城这些话题，也移出武汉这个地点。

我觉得，这个国家应当接受每一个时期“方方们”的存在，他们不是这个国家政治主题的分岔者，他们就是每一个时期大幕布上都少不了的一种颜色。时代的画笔总会以它的逻辑把这种颜色调对到整个画面中去，它们会增加真实感，但并不构成画面的重心。想想看，历史回顾武汉封城，记录的一定首先是之前犯了什么错误，局势又是如何反转翻盘的，多少人病逝了，全国又汇集来多少英勇的白衣战士，武汉人民又如何做到了令世界惊讶的顾全大局。这一切一定是主画面，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也会成为人们记忆中最深刻的线条。方方的视角则会在文学中找到一席之地。

到今天这个时间点上，与新冠疫情的战斗对中国人整体信心的加分已经超过了减分。完全可以预见，随着疫情在世界上的进一步扩散，这样的加分会越来越多。事实证明，只要我们做好了，有限的“方方日记现象”并不会成为人们信心增加的障碍。所以我主张，这个国家的意识形态对这种现象不妨多一些从容的审视和包容。当然了，舆论场上不能全是这样的文字刷屏，我相信也不会，物极必反的规律不会允许这种声音垄断舆论场，更何况我们的体制有防止出现极端趋势而开展调控的充裕能力。

人心都是有一杆称的，越多的人心组合越会是这样。光明是今日中国的主色调，甚至也是这次抗疫中的主色调，人们越来越会看清楚这一点。我的主张是，把“方方日记现象”也纳入进来，让它成为这个时代旋律的一个音符。

这还是主流媒体的总编哦。
就是他也肯定方方日记的。

最近环球时报有一篇文章，是环球时报采访武汉中心医院一个医生的，一发出就没有删除了，其实我看过那篇文章，只是不好转发出来。

如果哪个国家和社会将走向灾难，第一个要做的就是要倡导消除批评的声音。

上边那句话是转的

天涯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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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论坛

连这个帖子也被隐藏了。

想起很多年前，我上大学时，我们有个文学社，经常会讨论一些文学话题。讨论来讨论去，根本达不成共识。后来我有点不耐烦，背地里给这些讨论题取了个名，叫“老三篇”。这三个话题是：歌颂与暴露问题，喜剧与悲剧问题，光明与黑暗问题。其实就是说，我们一直在讨论，文学是不是只能写歌颂文章，只能写喜剧，只能写社会的光明面。而暴露了社会问题、描述了人间悲剧以及写了社会的阴暗面，就是反动作家。那是1978年到1979年的事。在没有结论的前提下，不知什么原因，大家也不谈了。后来，年级还搞了一次大讨论，即“文学是不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好像也没讨论出个什么结果。时间慢慢过去了，我毕业，我工作，我成为职业作家，有一天发现，别说我们当时的同学，就连整个文学界，在这些问题上，都达成了共识：你都可以写。重要的是你写得好不好。所以有时我在演讲时，也说，很多问题，不用讨论，时间会给予答案。

而这一次，我突然发现我错了。尽管42年业已过去，时间却并没有给出答案。我们的文学似乎又重新回到了这些问题上。那些对我的无数叫骂，不就是因为嫌我在这场灾难中，没有歌颂，没有写喜剧，没有写光明面吗？这种轮回，想想也蛮神奇。

——摘自方方3月19日日记

上边是摘自方方3月19日日记中的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