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邓广铭《宋史十讲》、《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辛弃疾传》，虞云国《南宋行暮》、宫崎市定《东洋的近世》，回看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严耕望《中国政治制度史纲》，深感不明宋代家法，无以明宋史。略为述之，并及中叶变法及南宋权相。

一

959年赵匡胤被后周世宗用为殿前都点检，960年“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宋承五代，朱温以藩镇代唐，后梁为太原李氏父子所灭，后唐、后晋、后汉和后周都为内部军人所篡夺。如何终结五代短祚之命运，延续赵宋之政权，是太祖首先考虑的问题。依据问题的严重及优先次序依次为：

1、朝廷内部军人将跋兵骄的问题，即如何使得内部将领不再有篡权的可能；
2、割据之政权及封疆大吏的问题，即如何取而代之，解其兵权，使其无坐大可能。

上述两个前期最突出的问题核心还是“武”，即军事问题。当然也有皇帝与将领，中央与地方的问题。

961年，赵匡胤就把禁军中资历最高的如石守信、王审琦等兵权解除，提拔资历较浅之辈。在消灭各割据政权后，即制定了崇文抑武的国策。这时就有产生了另一个问题：

3、如何防范文官，使得皇帝不为权相所制或为其篡权。

太祖是如何处理这三个问题呢？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建隆二年秋七月条》载：

“上召赵普问曰：‘天下自唐季以来，数十年间，帝王凡易八姓，战斗不息，生民涂炭，其何故也？吾欲息天下之兵，为国家长久之计，其道何如？’普曰：‘陛下之言及此，天地人之神福也。此非他故，方镇太重，君弱臣强而已。今所以治之，亦无他奇巧，惟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则天下自安矣。’语未毕，上曰‘卿无复言，吾已喻矣。’”

虽然谈的息兵问题，所谓方镇太重，根源还是“君弱臣强”，重点在“夺其权”。这是文武都通用的。在太祖的举措中，首先贯彻的就是夺其权。夺其权又分为上夺其权和分其权两种夺权方式。

上夺其权及分其权后，则又有“防”“制”。宋太宗代太祖，第二天大赦天下诏书曰：

“先皇帝创业垂二十年，事为之防，曲为之制，纪律已定，物有其常。谨当尊承，不敢逾越。”

太宗以“事为之防，曲为之制”总结太祖之制。宋代的制度及史事，大抵不超出“事为之防，曲为之制”这一原则。如我们最熟悉的杀岳飞，也是这一祖宗家法之下的产物。

（待续）

先说兵制。

兵制我们最熟悉的就是“杯酒释兵权”。“杯酒释兵权”《太祖实录》、《宋史》未著一字，史家一般认为无其事。这里不详论。

募兵制在唐中后期兴起，五代成为割据政权的主要兵制。在中央有禁军，地方有地方军。太祖殿前都点检即为禁军的两大高级将领之一。

太祖以中央禁军殿前都点检黄袍加身，他首先要防的就是中央禁军的高级将领。黄袍加身第二年，即961年，太祖就把禁军中资历最高的如石守信、王审琦等兵权解除，提拔资历较浅之辈，以便于控制。

除了中央禁军外，藩镇地方军也是政权的主要威胁。965年，太祖下令各州长官把藩镇所辖军队合乎兵样的人，送到中央当禁军。不合标准的，留在地方当厢军。这样就削弱了藩镇地方军，形成了宋中央禁军为主体的军队体制。地方厢军并无战守之责，只在地方当杂差。

北宋统一南方后，由于北方尚有辽，西北尚有诸羌，又有辽、夏边境征调之乡番兵，同时原有招募之禁厢军不能裁撤，凶年流民的招募，北宋军队规模越来越大。

记载北宋仁宗、英宗两朝史事的《两朝国史志》论及北宋兵制道：

“招募之制起于府卫之废。盖籍天下良民以讨有罪，三代之兵与府卫是也。收天下犷悍之徒以卫良民，今招募之兵是也。”

晁说之《嵩山文集》“应昭封事”叙述太祖故事：

“太祖为言：‘可以利百代者，唯‘养兵’也。方凶年饥岁，有叛民而无叛兵；不幸乐岁而变生，则有叛兵而无叛民。’”

募兵之制，一方面收凶年之流民为兵，使其为良民之卫，另一方面也将“兵”“民”截然分开，使其无法合流成为一股动摇朝廷之军事力量。但其募兵在北宋百年间的快速增长，成为其积弱积贫的主要原因之一。这里不详谈，后面谈到中叶变法时述及。

太祖以晚唐权宜设置的枢密院定为常设机构，设置枢密使分宰相军政之权。枢密使同时也对将领起牵制作用：枢密使有制令之权而无握兵之重，将领有握兵之重而无制令之权。太宗时，把枢密院之权归于皇帝，对于带兵出征的将领，实行“将中从御”的办法，对将领在前线的举动加以限制。辽、夏沿边及诸路，也以文臣任正职，以武将任副职。以文官抑武将，使其互相牵制、互相制约。

禁军除护卫宫禁和京城外，也戍守边疆及外地州郡。太祖在内外驻军及比例上，煞费苦心，以合乎制约之原则。《续资治通鉴长编》载宋神宗谈话曰：

“艺祖养兵止二十二万，京师十万余，诸道十万余。使京师之兵足以制诸道，则无外乱；合诸道之兵足以当京师，则无内变。内外相制，无偏重之患。天下承平百余年，盖因于此。”

而在驻军与地方，将帅与士兵之间，又有更番戍守之制，使驻军不专于某地，将帅不相互结托，形成势力。《文献通考》曰：

“五代承唐藩镇之弊，兵骄而将专，务自封殖，横狡难制。祖宗初定天下，惩创其弊，分谴禁旅戍守边地，率一二年而更。欲使往来道路足以习劳苦，南北番戍足以均劳佚。故将不得专其兵，而兵亦不得骄惰。”

（待续）

天涯编辑，读个历史，整理个笔记，你删我做什么？

再贴一次，历史笔记没啥好删的吧。



次说地方行政。

前文提到对于方镇太重，赵普给太祖的方法是“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

收其精兵已在兵制中提及，这里再谈夺其权和制其钱谷。后者也涉及宋代之财政政策。

藩镇雄踞一方，自为一国，首在夺其权。夺其权的前提还是军事实力。太祖收节度使所领之支郡（即州）直隶中央，架空藩镇节度使，地方复归州、县二级。节度使仅拥一官号，居京师厚禄养之。太宗淳化四年（993年）法唐制分天下为十道，后四年因转运使有路之名改制为十五路，后增分为二十三路。

太祖时，曾派若干转运使赴各地供办军需﹐事毕即撤。太宗时，于各道（后为路）设转运使，转运史将一路财赋，除少量留存地方外，其余都解送到京城。“制其钱谷”，实现中央对于地方财政的绝对控制。中央又于宰相之外置三司专管财政，此节后述。

诸路不置元首性质之长官，而置四司分领众务，分别为掌漕运与财赋之曹司（即原转运使）、掌刑狱之宪司（原转运使兼）、掌常平茶盐之仓司（原转运使兼）、掌兵工民事之帅司。四司由中央委派文官担任，其官为中央，而职兼地方某事。官为虚官，职位实职。官职的分离是宋代官场的常例，体现了中央对地方的管控。四司互不统辖，有其主责又有重合之处，互相制约不易专权。南宋地方之权渐重，此处不述。

诸府州有节度、刺史之官，居京师并不理府州事，中央另委文官权知府州事，称为知府事、知州事（即中央文官兼府州事，中央文官为虚，府州职位实）。该府州之赋役、钱谷、刑讼之事，兵民之政皆总之。恐知事之权太专，府州又置通判，与知事均礼，凡府州之诸政，皆需通判签署方能行下，而通判又兼刺查官吏之权。以通判防知事，知事通判互为制衡。知府事后代发展成知府实官。

中央委派之任职地方官，其更迭也迅速，以防其专权。短则几月，长则数年，已调职矣。明乎此，我们看到宋代文人传记，其职位调动之迅速，也及不以为怪了。

宋代对于地方的限制，也是宋积弱的一大原因。

（待续）

最后说中央行政（相权）

相权我们最熟悉的就是“废坐撤茶”。太祖于大将“杯酒释兵权”，于宰相则“废坐撤茶”。两者同样是对其权力的剥夺和地位的下降，对于中国政治制度影响深远。废坐撤茶有之，但恐非一时之事。

仁宗朝宰相王曾笔录：

“旧制，宰相早朝上殿，命坐，有军国大事则议之，常从容赐茶而退。自余号令，除拜、刑赏、废置，事无巨细，并熟状拟定进入，上于禁中亲览批，纸尾用御宝可其奏，谓之印画，降出奉行而已。由唐室历五代，不改其制。抑古所谓坐而论道者欤？国初，范鲁公质、王宫师溥、魏相仁溥在相位，上虽倾心眷倚，而质等自以前朝相，且惮太祖英睿，具劄子面取进止，朝退各疏其事，所得圣旨，臣等同署字以志之。如此则尽禀承之，方免口误之失，帝从之。自是奏御浸多，或至旰昃，啜茶之礼寻废，固弗暇于坐论矣。于今遂为定式，自鲁公始也。”

“废坐撤茶”是主动还是被动，或者兼而有之，已不可考。但宋代宰相实际却是废坐撤茶了。从礼仪上，皇帝与宰相的地位，从相对的平等变成了明显的一上一下，皇帝威严进一步巩固。而诏书决策，前代宰相“熟状”也就是定稿送呈皇帝，皇帝亲览印画降出奉行。宋代宰相则呈“劄子”也就是几条意见办法送呈皇帝，由皇帝正式决定再拟旨。政令的方案权由宰相上移到了皇帝，宰相更似秘书长。看似一小步，实际一大步，君权得到了极大强化。

皇帝夺宰相之权外，又分宰相之权。前代宰相无事不统，宋代宰相民、军、财三大政被夺其二。《宋史》职官志：

“尚书、门下并列于外，有别置中书禁中，是为政事堂，与枢密对掌大政。天下财赋，内廷诸司，中外莞库，悉隶三司；中书但掌册文覆奏考帐。”

宋代三省，尚书门下已被排除在决策机构，中书和枢密院一文一武对掌大政，又称“两府”。枢密院前已述及，此处再谈财政之三司。

“司”本是唐代六部下面的官名，唐代三司，判度支、判户部、盐铁转运使，为三个使司。唐代宰相时兼领尚书的一个司，便于财务的掌握和处理。唐末五代始有一人专制三司。宋将三司从相权中分离出来，宰相失去了财政控制权。

“三司之职，国初沿五代之制，置使以总国计，应四方贡赋之人，朝廷不顾，一归三司，通管盐铁、度支、户部，号曰‘计省’，位亚执政，目为‘计相’。其恩数廪禄，与参、枢同。”

军、财之权外，宋又剥夺宰相之谏台、司法、人事等权。

唐谏官为中书门下之属官，职在谏阻皇帝。台非宰相之属官，但亦由宰相任用或推荐，职在监察中下级官员。宋代谏台独立，由皇帝任命，宰相不得推荐人选。谏官不谏皇帝，而纠绳宰相。台官也以宰相为主要目标。谏台之官，往往选新进后生，锐于言事者。因其在纠绳宰相，本职即在表示异见，必胜之而后矣。谏台因此成为宋钳制宰相的极大势力，也是宋政治组织的一大特色。谏台这一特点南宋后为权相所用。

太宗时，又夺中书之司法和人事权。《涑水记闻》：“李受曰，淳化中，赵韩王出镇，太宗患中书权太重，且事众，宰相不能悉领理。向敏中时为谏官，上言，请分中书吏部置审官院，刑房置审刑院，初皆以两制重臣领之。”《宋朝实录》：“太宗用赵普议置考课院、审官院，以分中书之权。”

宋代科举大体沿袭唐代，也有不同。在集权及制衡方面，核心的举措是殿试。973年，李昉知贡举，时人以为不公。太祖召见下弟之人，择其一百九十五人，与已录取者，亲自试于讲武殿。自此，省试后举行殿试，遂为常制。以前科举之人为大臣门生，自此都为天子门生。唯天子是尊，防大臣结党营私。

夺分宰相权外，宋代也往往设多相，以左右相两相为常见，使其相互牵制，达到平衡。此为宋代平衡宰相之重要家法。

夺分宰相权后，为防子孙任意妄为，太祖又立下“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祖训，以防君权过度侵害臣权，毁坏赵宋根基。

（待续-二中叶之变法）

上午写的审核后就没有消息了。如果发不出来此贴就此中止。

（待续）

庆历三年（1043年），也就是西夏战争失利，辽增岁币二十万的第二年，宋仁宗罢免宰相吕夷简，拔擢范仲淹、富弼、韩琦执政，任命欧阳修等人为谏官，责成他们条列闻奏有当世急务可以施行者。范仲淹进呈《答手诏条陈十事》，述及时弊，提出“端本澄源”十事：

一曰明黜陟 二曰抑侥幸 三曰精贡举 四曰择官长 五曰均公田 六曰厚农桑 七曰修武备 八曰减徭役 九曰覃恩信 十曰重命令

其中前四项都与官僚机构有关，五六为农业，七为军事，八为财赋，九十为法令。可见范仲淹以为吏治是诸问题的首要问题。

十月，朝廷任命诸路转运按察使，范仲淹即严格择长官。朱熹《五朝名臣言行录》：

“公取班簙，视不才监司，每见一人姓名，一笔勾之，以次更易。富公素以丈事公，谓公曰：‘十二丈则是一笔，焉知一家哭矣！’ 公曰：‘一家哭，何如一路哭耶！’遂悉罢之。”

仁宗下诏，施行磨勘新法，此范仲淹所陈一明黜陟。《续资治通鉴长编》：

“壬戌，诏曰：‘自今兩地臣僚，非有勳德善狀，不得非時進秩；非次罷免者，毋以轉官帶職為例。兩省以上，舊法四年一遷官，今具履歷聽旨。京朝官磨勘年限，有私罪及歷任嘗有贓罪，先以情重輕及勤績與舉者數奏聽旨；若磨勘三年，贓私罪杖以下經取旨，徒以上再經取旨，其能自新無私犯而著最課及有舉者，皆第遷之。……又定制，監物務入親民，次升通判，通判升知州，皆用舉者。舉數不足，毋輒關陞。’”

十一月，下诏恩荫新规，此范仲淹所陈二抑侥幸。增加恩荫的范围和年龄限制，对恩荫之人进行銓試考核。“自是，任子之恩殺矣，然猶未大艾也。”

庆历四年（1044年）三月颁布贡举新法，此范仲淹所陈三精贡举。州县立学，选属部官为教授。进士试三场，先策，次論，次詩賦，通考為去取，而罷帖經墨義。

对于官僚机构的改革触动了官场利益，招致朋友讥议。《续资治通鉴长编》：“（仁宗）‘自昔小人多为朋党, 亦有君子之党乎？’范仲淹对曰：‘臣在边时, 见好战者自为党, 而怯战者亦自为党。其在朝廷, 邪正之党亦然,唯圣心所察尔。苟朋而为善龄国家, 何害也。’”欧阳修撰《朋党论》上奏仁宗，论证只有君子才能结为朋党，小人则以利相结，是不会结成朋党的。

五月，范仲淹与韩琦再上和、守、战、备四策，请朝廷行一一密为经略、二再议兵屯、三専于遣将、四急于教战、五训练义勇、六修京师外城、七密定讨伐之谋。并奏请扩大相权，由辅臣兼管军事、官吏升迁等事宜。措施从官僚制度向军事及相权推进。

六月，夏竦令人依照石介笔迹，诬蔑富弼欲行伊霍之事，私撰废立诏草。范仲淹、富弼避嫌请退，先后离京。

庆历五年年（1045年），范仲淹罢参知政事、富弼罢枢密副使、韩琦罢枢密副使。罢磨勘新法、任子新法、贡举新法。庆历新法失败。

庆历新法之败，一在于范仲淹等首先动了官僚机构。其虽为根本，然直接动其利益，反对也最力。更重要的是，范仲淹等人也触动了北宋家法中最在意的朋党之忌。而范仲淹、欧阳修的小人之党，君子之党的辩护不但无力，也授予反对派有力反对之把柄。而其后推进之军事及相权改革，让仁宗不得不慎重考虑朋党及对政权的危害，两害相权取其轻，废除新法也就是时间的事情了。

（待续）

王安石在《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以为北宋中叶困境在于“不知法度故”，当法先王之意，则改易更革“固已合乎先王之政矣”

“今朝廷法严令具，无所不有，而臣以谓无法度者，何哉？方今之法度，多不合乎先王之政故也。……夫以今之世，去先王之世远，所遭之变，所遇之势不一，而欲一二修先王之政，虽甚愚者，犹知其难也。然臣以谓今之失，患在不法先王之政者，以谓当法其意而已。夫二帝、三王，相去盖千有余载。一治一乱，其盛衰之时具矣。其所遭之变，所遇之势，亦各不同，其施设之方亦皆殊。而其为天下国家之意，本末先后，未尝不同也。臣故曰：‘当法其意而已。’法其意，则吾所改易更革，不至乎倾骇天下之耳目，嚣天下之口，而固已合乎先王之政矣。”

其中的先王，不但指太祖太宗，也有远及二帝三王，近含秦汉唐诸帝之意。

王安石对于“改革更易”的难度也是有充分认识的。

熙宁二年（1069年）神宗欲用王安石推行新政，王安石对曰：“然天下风俗法度一切颓坏，在廷少善人君子，庸人则安常习故而无所知，奸人则恶直丑正而有所忌。有所忌者唱之于前，而无所知者和之于后，虽有昭然独见，恐未及效功，而为异论所胜。陛下诚欲用臣，恐不宜遽，谓宜先讲学，使于臣所学本末不疑，然后用之，庶几能粗有所成。”又曰“变风俗，立法度，方今所急也。”

王安石《上仁宗皇帝言事书》“风俗日以衰坏”所指也就明确了。谈及风俗一事，这是要神宗对异论有个预期的认识，并和王安石一条心，“本末不疑”，变法才有可能。

变法还需立法度，树诚信。王安石极为推崇商鞅，以商鞅自比：“自古驱民在信诚，一言为重百金轻。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在王安石建议下，设立“明法”新科，考试科目是律令，《刑统》大义和断案。

变法还需要组织职权方面的保障。王安石做了参知政事即副宰相后，首先还是设立制置三司条例司，将原属三司的部分职权收归中书省。司法原由审刑院和大理寺做最后判决，宰相不得过问。王安石通过一个案件表达“审刑、大理用刑不当，即差官定议；议既不当，即中书自宜论奏，取决人主”，得到神宗支持。中书不但“议刑名”，而且“议立法”。王安石也介入军事，虽然枢密院职权未变化。

变法的目的是国富民兵。对于此点，朝廷基本还是有共识的。王安石在和神宗谈话中谈及商鞅吴起变法时提到“务在富国强兵”，其时已成为反变法的韩琦也认为“治国之本，当先有富强之术”。

如何实现富国强兵，王安石《上仁宗皇帝言事书》：“理财为方今之急”。《本朝百年无事札子》也说：“其于理财，大抵无法，故虽俭约而民不富，虽忧勤而国不强。”富国强兵核心和首要问题还在于理财。

关于财富，王安石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定义也值得捏出，即“天下”。《上仁宗皇帝言事书》“天下之财力日以困穷”、《答司马谏议书》“为天下理财，不为征利”。这里用天下，而不是民或国，明显是有王安石自己的考量和含义的。

如何实现为天下理财，王安石《上仁宗皇帝言事书》：“臣于理财，固未尝学，然窃观前世治财之大略矣。盖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司马迁熙宁元年《迩英奏对》记载其于王安石争论理财，王安石有言曰：“善理财者，民不加赋而国用饶”。

理财方面的变法按先后有农田水利法、均输法、青苗法、免役法、市易法、方田均税法等。试分别简评之。

农田水利法：熙宁二年 （1069年）颁布，兴修水利，建立堤防，淤田恳田。虽然反对声音不断，但整体还是得到了大力推行。至熙宁九年 （1076年），据《宋史·食货志》载，共兴修水利田10793处，面积361100多顷。

均输法：熙宁二年 （1069年）颁布，设发运使，总管东南六路的赋税收入，按“徒贵就贱，用近易远”的原则，征收或籴买各种物品。均输法与豪商富贾争利，保守派不少人反对而遭贬斥。《宋史·食货志》载，“然均输后迄不能成”。均输法系访仿桑弘羊、刘晏之法而加以变通，本质是国家商业。

青苗法：熙宁二年 （1069年）颁布，是对旧的常平仓法的改革，也称为常平新法。将常平仓、广惠仓的储粮折算为本钱以二分利钱贷给农民，缓解农户用钱需求，免受高利盘剥。青苗法本拟先在京东、淮南、河北三路试行，而实际未取得成绩和经验即已向全国推广。由于制度设计缺陷及推行问题，弊病丛生，反对派攻之也最力。青苗法本质是国家金融。

免役法：熙宁三年（1070年）在开封府州县试行。熙宁四年（1071年）颁布。免疫法是对旧有差役法的改革，“昔于乡户差役者，悉计产赋钱，募民代役，以所赋钱禄之”。原来免役的官户等也需纳钱。实际数目之外，需多取二分，为“免役宽剩钱”，备荒年之用。免役法为王安石认为新法最重要的一种，以其“去其疾苦、抑兼并、便趣农”一举三得。免役法实施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免疫法本质是将人役化为人身税，再以财政支付人工。

市易法：熙宁五年（1072年）颁布。在开封及重要城市设市易司，平价收购市场上滞销货物，市场短缺时再卖出，以平抑物价，抑制豪商富贾。允许商贾贷款或赊货，按规定收取息金，分享富贾利权。熙宁十年，市易司收到息钱1430350余贯，市利钱98000贯弱，相当于当年两税所得现钱的十分之三左右。市易法是以桑弘羊平准法借鉴而建立，本质是国家商业。

方田均税法：熙宁五年（1072年）颁布。北宋初，“田制不利，田母转易、丁口隐漏、兼并伪冒者未尝考按，故赋入之利视古为薄”。其是财政之根本，但也是最难之事。通过清丈耕地，依据不同土地制定纳税额。先在京东路实施，其后又依次在河北、开封、陕西、河东等地推行。通过方田均税，天下恳田之数元丰间比治平时增二十余万顷，约占当时全国纳税总面积的54%左右。方田均税法本质是对北宋早期税赋的基础补充工作。

纵观这些理财变革，除了农田水利法外，其他本质还在于加强国家对农业和商业在流通、财赋和金融上的管控，同时抑制地主富贾，舒缓民困，不加赋而富国。

理财的同时，王安石也积极推进军事方便的变革，以实现强兵之路。主要有保甲法和将兵法等。

保甲法：熙宁三年（1070年）颁布，首先在开封和祥符两县施行，再向京东、京西、河北、陕西、河东诸路推行，最后推广及于全国。保甲法规定农村住户，每十家组一保，五保为一大保，十大保为一都保，凡家有两丁以上的，出一人为保丁。农闲时集合保丁，进行军训；夜间轮差巡查，维持治安。保甲制“非特除盗”，“图可渐习为兵”。王安石希望保甲制的实践可以改变原有的募兵制，稍复兵民合一的征兵制，既解决养兵的财政问题，也解决募兵的弱兵问题。但募兵制作为重要祖法之一，宋神宗对其改变不能不有疑虑，也拉开了两人的分歧。

将兵法：熙宁五年（1072年）颁布。将兵法是吸取和总结蔡挺在陕西泾原路的实践经验而制定。由北宋政府选用具有作战经验和能力和将官，专门负责对某一地区驻军的军事训练。熙宁六年（1073年）首先从长期“不分将教习”的河北四路开始，逐步在各路分别委派将官和副将。将兵法还把禁军的厢、军、营、都四级编制，改为将、部、队三级编制，并对士兵进行考核淘汰。将兵法本质是对军队人员、编制和训练等方式的改革，提升了军队的战斗力。

纵观整个变法，王安石是个有能力的政治家。变法的推进有策略，有方法。也有急躁、执拗和不够团结之处。

在推行变法的过程中，宋神宗一方面信任王安石，和其共同推进变法，同时又沿袭祖训“异论相搅”，在政府中安排保守势力，制衡王安石。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虽然大家目的基本一致，但在具体政策的执行中，保守势力几乎新法必反，使得变法不尽如人意。随着变法的推进，神宗年龄渐长自我渐强，其和王安石在某些方面分歧越来越大，尤其涉及到核心的军事方面。熙宁七年（1074年）王安石因此第一次罢相。当王安石再相时，原拟神宗坚定变法信心，施展拳脚，而不幸人事已非。吕本中《杂说》：“王安石再相，上意颇厌之，事多不从。”宋神宗此时已不希望受王安石制约，人君做主，而把王安石看成是执行人了。熙宁九年（1076年）王安石再罢相。

其后，宋神宗继续施行新法，并推进元丰改制。元丰改制主要是对职官制度的一次改革。仿唐六典所载官制，颁三省、枢密院、六曹条制，依新制任命三省长官实行新官制。南宋章如愚在谈及元丰改制时说：“其大者建立三省，以中书造命，行无法式事；门下审覆，行有法式事；尚书奉行；而政柄悉归中书。又分班奏事，各得其职。所以分执政权而互相考察，此改制正名之体统也。”将一些宋初从相权从分离的职能重新划归六部，如三司归户部和工部，审官院并于吏部，审刑院划归刑部。颁布《寄禄格》，改革铨选制度，授官铨注，皆归吏部，并规定凡除授职事官，皆以寄禄官品高下为准。

元丰改制是弱化了相权还是强化了相权，两者说法都有。其实也都对。一方面“分执政权而互相考察”，在宋神宗的设计是夺分相权的，权力实际归于神宗；同时“政柄悉归中书”，事实上开南宋权相之路。

神宗逝世，保守派太皇太后高氏临朝听政，司马光废新法。

（待续）

@草桥关 2020-04-08 16:44:54
等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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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到南宋权相，南渡高宗时期是一个很重要的转折点。读了一些资料发觉当时军事政治复杂多变，手边材料无法成文。等后面图书馆找来更多书阅读后再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