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们会注意到,在本文中,真正被列如"负面清单"人物表的只有一批"扯蛋"的特务.
别的人,还是从正面描述居多!

四.《活路》事件与瓦窑堡之让
2．瓦窑堡之让(续)

1945年高双成死后，第三代“榆林王” 张云衢正式‘登基’。他从此坚持在陕北高原的榆林城，直到1949年和平解放。后来，张云衢虽成为 ‘摘帽右派’，但也总算是新中国的公务员。他一生比多数东北军、西北军的军长、师长们过得潇洒。他也堪称是奇人奇事一个了！

张学良是在6月20日才返回西安的。此时正是红军瓦窑堡沦陷之前夕。不过，他最关心的事还是王曲军官训练团办得怎么样了。
三天后，就是22日，他赶到王曲军官训练团，发表了抗日讲演。他高声说：“中华民族的生死关头已经到了！抗战是中华民族唯一的出路，抗日是东北军最大的使命，时间已不容我们谈准备了！我们要马上将准备与行动联系起来！”“宁肯因斗争致死，决不束手待毙！”
这天吃饭时，张学良与学员一样，在分坐土台餐桌的两边，吃着同样的一饭一菜。饭后，张学良留下与学员聊天。‘列兵学员’黄冠南营长向少帅跪下请命，他埋头痛哭，泣不成声：“请副司令领导我们走上抗日战场，打回老家去，拯救出东北父老兄弟姐妹们于水深火热之中，收复沦陷五年的东北老家！”
人们都说，眼泪是女人的专利品。女人流泪，悲悲戚戚，使人心软，令人生怜。极易打动人心。似乎，男人铁石心肠，是另一类不会哭的动物。男人如果爱哭，被视为懦弱、被看成没出息，被讥为没出息。
但其实，那只是偏见！男儿有泪不轻弹，只缘未到伤心处。背负家仇国恨，壮志未酬的男儿，能不哭吗？感情冲动黄冠南的哭，哭到了好汉们埋藏在心头的最伤心处。这一声痛哭，感动了在场所有的军官们，包括与黄冠南营长一道从天津张学铭手下来的孙铭九、贾陶等在内,在场的所有人都跟着哭,动人的哭声连成一片!不常落泪的男人落泪了，不爱哭的哥们哭了，那才更感动人。于是，学员们争先恐后地表达同样的激情。张学良见状非常感动，站起身来慷慨激昂地说：“大家的心情和意见很好，请你们相信我，我张学良国仇家恨集于一身，不会忘掉报仇雪恨，收复东北！大家不要急，要做好抗日打回老家的思想准备。我一定能够带领大家走上抗日收复失地的征途，披甲还乡，重返家园！”。
黄冠南营长与孙铭九、贾陶等东北铁哥们都是老乡，他们原来就是天津市警察局的警察。少帅四弟张学铭原本任天津市警察局局长，所以他们都是张学铭的心腹。后因东北军撤离华北地区，任河北省 的东北51军军长于学忠也被调离了，黄冠南、孙铭九、贾陶等哥们跟随张副司令先后转移到武汉和西安。孙铭九、贾陶此时是张副司令的随身中校参谋、是贴身亲信。这次张副司令视察王曲军官训练团，他们当然随行。办王曲军官训练团不是简单为了学唱几首特色歌，而是为了培养一支紧跟张副司令的军队，是为了实现“西北大联合”的大局。副司令身边的精英孙铭九、应德田、苗剑秋、贾陶等人都为之付出巨大的心血。他们都觉得必须找出共同语言、创造共同的前提，达到团结一致拥护张副司令的目的。黄冠南自然能得到孙铭九的暗点玄机，率先找出最合适的话题，增强少帅的号召力和凝聚力。这场哭诉,是一场政治动员课,开得很理想。王曲军官训练团开办以来，黄冠南营长带头的这节实践课，算是最出色的了。
我们以后会注意到：不只是黄冠南营长，而且副司令身边的孙铭九、应德田、苗剑秋等三大精英，都是现场发挥，调动众人感情的高手。用满腔热泪感动人，调动悲情带动人就是他们在内部克“敌”制胜的高招。这些人年青气盛，言语激烈，冲劲十足。他们十分钦佩这年年初日本少壮派军人发动2.26兵变，屠杀大批内阁部长的爆烈行动，欣赏那种慷慨激昂、血腥味强烈而又弥漫着自我牺牲的法西斯主义悲情！惺惺相惜，这批在少帅帐下谋前程的年轻人把发动2.26兵变的倭国少壮派军人视为楷模，把他们的法西斯主义奉为理想，那些完全是可以想象和理解的。逐渐地，他们对王以哲以古喻今,讲岳飞文天祥，把爱国主义与忠信礼义结合起来的教育方法不满,觉得十分不过瘾,不解气。同时，他们目标及办学理念与王以哲产生分歧。这种分歧随着军训团一期地延续而逐渐暴露，逐渐扩大。黄冠南营长带头的哭诉，就是表达了改革王曲军官训练团教育方针的强烈愿望！不过，特务们不知其中内在细微差别，把王曲军官训练团左倾化的功劳全记在王以哲头上。
王以哲主持军训团期间，学员们联红反内战的情绪高涨。西北剿总政训处特务们收集的大量情报，雪片般飞向中央新闻检查处处长贺衷寒手里。贺衷寒还有一个身份是国民党军委会政训处长，显然是军内最高级别的特务头子。他立即密报蒋介石。报告说：“据西北政训分处科长周保黎面报称，长安军官训练团自王以哲军长主办以来，以联俄容共相号召，对称呼总理及委员长均不立正而规定称呼副司令则应立正。又行营少将参议张翼即前江西匪区逃出投诚之师长，现亦在该团工作。其言论颇多荒谬。”
不过，此时因陈济堂、李宗仁、白崇禧的 ‘西南发动’戏剧性地破产，洋洋自得的蒋介石先生不急着处置张学良、王以哲等人。他又要以召开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为名，召集各路诸侯来朝庆贺，并部署彻底解决两广问题的余波。
刚从上海、南京回西安的张学良又得停下身边的事准备南行了。

@黄迪2012 1068楼 2014-10-30 08:38:05
哈哈! 朋友, 不知你是怎么"抓紧机会,享受人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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脸红啊!

四.《活路》事件与瓦窑堡之让
3．艳晚事件


前文提到，这年5月，江雄风指挥的特务因查违禁刊物《活路》而秘密逮捕了郭增凯。后来发觉这事弄错了，于是他们又把矛头指向高崇民、孙达生和马绍周。不料，他们抓捕高崇民、马绍周均落空，而孙达生则因住在东北军独立105师师长刘多荃的公馆而无从下手。这事让江雄风一下不知所措！孙达生与刘多荃究竟有和关系？特务们作了一番窥测，终于有了新线索：原来刘多荃有一族弟叫刘澜波，刘澜波就住在刘多荃公馆，孙达生正是通过刘澜波而住了进去的。对于刘澜波，如今的人都知道，小平同志在80年代就表扬过水电部的领导，这位领导既选拔了革命接班人又主动退下让贤的事。那位水电部领导就是刘澜波。以前，刘澜波因与黄显声的同乡关系，当了原沈阳公安局黄局长的秘书。后来黄显声改任骑兵二师师长和骑兵军副军长时，刘澜波也随在他身边。1936年初，刘澜波也来到西安，他经黄显声向张学良推荐，来到剿总司令部任科长。此前已经在西安从事‘兵运’的高崇民、孙达生与他联系上了，于是大家一道从事秘密工作。为消除东北、西北两军之间的误会隔阂，他们利用关系来到西北军，与杨虎城等将领沟通。这样，为考虑便于开展工作,这几位中共地下党员聚集一道协议，向上级建议:建立中共东北军工作委员会以统一领导东北军内的工作。经北方局批准，刘澜波、孙达生、苗浡然等三人为中共东北军工作委员会的负责人。
特务江雄风虽然不知道东北军内地下党的事，却因逮捕孙达生不成而注意到刘澜波。联系起来，特务们发现了：刘澜波曾经被捕过。原来在1934年2月，刘澜波与另一名中共党员志远在北平隆福寺就遭到蒋孝先中央宪兵三团的特务跟踪追捕。危急之际，刘澜波为掩护孙志远脱险而自己被捕，并被宪兵团关押起来。刘多荃、黄显声闻讯立即与宪兵团交涉，要求放人。但蒋孝先仗着是委员长家族的侄孙，态度蛮横傲慢一口拒绝。刘多荃、黄显声既恨又怒，但束手无策！不得已，他们横下心，以强硬态度向北平军分会委员长何应钦讨人。当时，何应钦因担忧东北军军心不稳，而不愿过分得罪，就松了口。刘澜波才安全保释出来。
再跟踪刘澜波的过程中，特务们又发觉了原来在北平参加过“东北救亡总会”的栗又文、宋黎等人也是中共党员，他们虽到西安不久，却活动频繁。栗又文常在东北军与亲苏的盛世才之间从事联络，而宋黎则与刘澜波、孙达生等人秘密地打成一片。而且，特务查清了宋黎还就是上年冬天北平1.29学生运动的总指挥。于是，江雄风把逮捕目标扩大了，并把这一干人黑名单抄下来上报南京。或许，江雄风的那份黑名单中还包含那位苏联东方大学的校友刘鼎。到 8月下旬，批文来了：蒋介石下令陕西省党部：速将共党分子栗又文、刘澜波、孙达生、马绍周四人逮捕，押送南京审讯。
或许此时，老蒋只想对张学良来一次 “清君侧”，给他‘剃剃头’， 借此对他进行一次警告，从而蒋介石还留一手，并不想搞到少帅特聘的中共代表刘鼎头上。
蒋介石把命令下达到中统系陕西省党部而不是西北 ‘剿总’政训处，可能是对情势作了一番深思熟虑之后的决定。此时，整个西北方向最大的特务头子是西北 ‘剿总’政训处长曾扩情，这点没有疑问。但，西北‘剿总’政训处受张学良、杨虎城的制约，特别张学良的心腹黎天才就是政训处的少将副处长。政训处的特务也是我中有你，你中有我。一有行动，张、杨一定是在第一时间就有警觉，那就不好办了。兰衣社西北区头子江雄风也挂职在政训处。活路事件中，他之所以连一个相关人员也抓不到，就因政训处这条渠道有问题。至于马志超的西安公安局更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衙门。所以出其不意地使用陕西省党部中统机构和宪兵团的便衣，成为首选。
1936年8月28日，陕西省党部的中统特务们联系上杨镇亚的宪兵一团，就联合派出便衣秘密捕人。他们事先知道，25日这天，栗又文已乘飞机去了新疆，因此可以暂时不管他。于是，特务们首先瞄准了最不容易逮捕的刘澜波。为防止刘多筌警卫的干预，特务们预先在新城坊15号刘多筌家附近设下埋伏，等刘澜波出门刚一离开哨兵的视野就突然进行绑架。

林彪与孔原


毛\\周

四.《活路》事件与瓦窑堡之让
3．艳晚事件（续）

特务们首先瞄准了最不容易逮捕的刘澜波。为防止刘多筌警卫的干预，特务们预先在新城坊15号刘多筌家附近设下埋伏，等刘澜波出门刚一离开哨兵的视野就突然进行绑架。
刘澜波失踪了。他的突然失踪，让张学良十分担忧。因为自1931年918以来，刘澜波就参与东北军的活动，知道的东北军与中共内部活秘密相当多。张学良认为是自己的特工头目黎天才失职，一阵痛斥后，令黎天才立即找人！
杨虎城也觉得大有蹊跷，立即通过自己的军情系统全面出动，当他得知，此时西安城的中统特务正在谋划抓人时，马上布置自己的西北军宪兵营上街巡逻，并通知西北军内中共党员少出头露面。杨虎城知道宋黎和马绍周此时就住在西北饭店，由于这家饭店就是西安绥靖公署的招待所。于是，他让时任交际处长的中共党员申伯纯暗示宋黎、马绍周等人：小心提防特务们的袭击行动！
宋黎、马绍周接到电话以后不敢怠慢，进行紧急商量，为安全起见，两人决定分头转移：马绍周先走，宋黎则先回自己房间把机密资料带上后再叉开时间走。并约定，下一个碰头地点是西安金家巷5号张学良公馆。
此时是晚上七八点光景，刚刚迈出西北饭店大门的马绍周，突然感到胸前背后被两枪口顶住了：两个特务一前一后架住了自己。初出茅庐的白面书生马绍周哪经历过这种场面？一下子就懵了，他被拖进数百米外的陕西省党部。马绍周被捕时，其余特务冲进西北饭店。他们中一些人马绍周的房间翻箱倒柜，进行彻底查抄。查抄后， 特务就密守房间内准备“钓鱼”！果然不久，鱼儿上钩了：穿着便装的“剿总”参秘室科员关时润（关沛苍）正巧来找宋黎和马绍周。关时润看似是无意间的窜门访问，其实是奉命而来。原来，因为这两天风声诡秘，张学良心中不安，便派他来找马绍周和宋黎，想取走相关秘密材料。特务们看到关时润一副学生打拌，误以为是马绍周同伙，不知道他就是西北剿总的军官，遂上前将他扣押扭送到省党部。
同时冲进西北饭店的另两个特务直冲宋黎的房间。他们虽然不认识宋黎却照样要捕人。一个特务就在破门而入的一刹那，突然大吼一声：“宋黎！”
正待出门的宋黎知道不速之客正就是要抓捕自己的特务，于是镇静地回答：“宋黎？他不在，刚刚出去了。”
“宋黎就是你，跟我们走吧。”中统特务自然是老奸巨滑，这点小烟幕瞒不了他们。
当时宋黎非常着急。因为他正和刘澜波、孙达生、马绍周一道协助张学良筹建学兵连。学兵连是中共在东北军内进行“兵运”工作的最重要的一个项目。学兵连成员多数是共产党人和革命青年，他们要被培养成反蒋骨干，通过他们，逐步使东北军朝着革命军队方向转化。学兵连成员将是实现“西北大联合”的骨干力量。此刻宋黎身上携带的就是有关学兵连的成员名单和秘密文件，这些资料一旦落入特务之手，其后果不堪设想。与刚参加革命的马绍周不同，宋黎更成熟一些。他原是流亡北平的东北大学地下党支部书记。上年北平发生12.9游行，他就当了各校学生游行队伍的总指挥。他遭特务劫持后，就一面挣扎，一面大呼：“土匪绑票啊，救命！救命…….”但此时西北饭店已经被中统特务控制，喊声未能招来保安或见义勇为的住客。另一个特务同伙上前,将宋黎拖出西北饭店大门，向着对面的省党部大门拉过去。宋黎一路挣扎着不断喊叫，但无济于事。很快，他被拖到国民党陕西省党部门口。
正值非常危急之际，杨虎城西北军宪兵营的一个骑兵巡逻队出现在省党部门口。说巧就巧在这里:我们刚才提到杨虎城这几天正在安排自己宪兵营上西安大街巡逻，恰在最关键的时候巡逻队就到了！西北军宪兵营是杨虎城亲信队伍，也是西北军内中共党组织最齐备的队伍。以前，中共在西北军中建立的“西北特别支部” 就是以原中共西北军（即十七路军）宪兵营党支部的基础上成立的。党支部书记谢华、支部委员徐彬如、李木庵、宋绮云、金闽生、童陆生等等都以宪兵营为活动的大本营。宪兵营营长金闽生正就是中共“西北特别支部”的委员。前面提到过宋绮云主持的《西北文化日报》也就是他们的宣传刊物,同时, “西北各界救国联合会”(简称“西救会”)也是中共“西北特别支部”的外围组织。

@施原 周末愉快!

四.《活路》事件与瓦窑堡之让
3．艳晚事件（续）
宪兵营营长金闽生正就是中共“西北特别支部”的委员。
宋黎看到17路军宪兵营的骑兵巡逻队，觉得有救了，顿时大叫“土匪绑票，快来救人，救人啊！”
当年陕西这地方社会秩序混乱，土匪、刀客横行，就连西安城内，抢劫、绑票的案件也是层出不穷。听到呼救，宪兵骑巡队中的五、六个骑兵立即勒马改向逼近过来，有其中几个士兵四人跳下马，同时举枪拉上枪栓，将三个特务团团围了起来。
三个特务见势不好，慌忙收起手枪，连声解释道：别误会，别误会….我们是省党部行动队，正奉命执行公务,逮捕共产党要犯。你们只管自己巡逻去!别多事…..
“别听他们花言巧语, 他们是绑匪!我才不是共产党要犯呢。我叫宋黎，是张副司令秘书。”宋黎赶忙驳斥三个特务。
宪兵营这次出巡，目的就是暗救共产党员的。此时巡逻队中恰有士兵认得宋黎，当然主张要出面救他，巡逻队长发问：“你们是省党部的？有证明吗？说是执行任务，那能把逮捕证拿出来给看看？”兵士们立即上前从特务手中抢过宋黎。
秘密逮捕哪能弄得到逮捕证？陕西省这个地方，是‘西北王’杨虎城上将的天下。向地头蛇申办逮捕证不就泄露机密了吗？为首的特务眼看挣不开巡逻队的纠缠，就指着省党部大门威胁说到：“我们奉蒋委员长命令逮捕共党要犯，还要什么逮捕证？你们别来碍事，不信的话，我们一同去省党部说说清楚。”
巡逻队队长丝毫不退缩。他一看到特务虚张声势摆臭架子，顿时大怒，他厉声喝道：“什么东西？没有逮捕证还冒充执行公务？我看你们就是绑匪！来啊，都给我抓起来。”
三个特务被如狼似虎的巡逻队拖回西北饭店对面的宪兵营下属的一个连部。此时在连部值班的正是副营长谢晋生。巧就巧在这个谢晋生就是中共党员，而且与宋黎相识。他见状，马上下令把宋黎押进连长室“审问”。宋黎一进连长室，立即将身上的秘密文件和名单交给谢晋生，要求保护，并让谢副营长立即向杨虎城、张学良打电话。
谢晋生打电话给绥晋公署交际处处长申伯纯。中共地下党员申伯纯同志大吃一惊，赶忙汇报张学良：马绍周被秘密抓进省党部，宋黎被捕途中获救！
张学良顿时勃然大怒，立即派卫队二营长孙铭九把宋黎接到金家巷张公馆。
正处于极度激愤中的张学良，此时又收到情报头子黎天才的一项密报：根据可靠情报，中央军第三师和补充旅已经从郑州上火车，很快就会赶赴到西安三原一线。这中央军第三师和教导总队是蒋委员长手中最精锐的两张王牌，第三师师长正就是老蒋的亲信宋希廉，如此精锐的中央军要开入陕西，身为主管西北军务的副司令张学良竟然一无所知！宋希廉率军进驻西安三原，那不就是向我东北军和西北军胸口扎刀吗？莫非蒋介石开始部署消灭异己了？
正在狂怒中的张学良，又得知自己的亲信关时润遭潜伏在西北饭店马绍周房间进行‘钓鱼’的中统特务逮捕。
在一旁的黎天才还就这几位被捕者的命运添油加醋地说：他得到中统内线消息，等天一亮，几个被捕者就要用飞机押送到南京！
老蒋派特务，以除间谍的名义，把自己手下抓出审判、处决的事，去年就已经多次发生。那时，张学良任武汉剿总副司令，蒋蒋石的特务利用在上海和武汉破获的“怪西人案”，一口咬定自己手下的黎天才、潘文郁、刘思慕和陈绍韩是第三国际的军事间谍。整得张学良十分被动。少帅不得已，拿出自己的面子硬保，才勉强保住黎天才并放生了刘思慕，而潘文郁和陈绍韩等人保不住，最终还是命归西天。因他们而连累下狱的不知其数。
这局面决不能再次发生！张学良知道，一旦这些人被特务押到南京受审，其结果必是不可收拾：姑且不论这些人是否性命难保，一旦泄漏了酝酿已久的“西北大联合”计划，那后果就难以估量了。于是，张少帅立即命令随身副官谭海紧急行动，以105师副师长的名义调动该师驻扎在西安近郊王曲镇一个团的兵力，立即跑步进西安城。加上自己的卫士营，共有两个团！张学良 就准备出动这两团人马以救人为名，包围了省党部。张学良还担心自己调兵遣将的消息会泄露到参谋长晏道刚的耳中，便派人将他喊到金家巷公馆，好吃好喝地留在客厅，不让他离开半步。

王曲军训团的中校营长黄冠南


很老实的邵力促子



原辽宁省政协 宋黎



水电部长刘澜波

抱歉:
键盘冒字,把"邵力子"弄错了名字...

@沈阳老道口 1132楼 2014-11-03 08:51:09
宋黎那些所谓英雄事迹很值得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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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誉一回吧,以后就还有一次西安129的上场机会.

@菱花舞 1146楼 2014-11-03 19:08:32
菱花携上市新书支持施原新作~
祝新作早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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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贺菱花姐姐!

四.《活路》事件与瓦窑堡之让
3．艳晚事件（续）

张学良准备以救人为名，出动这两团人马把省党部包围起来。这位副司令还担心自己调兵遣将的消息会泄露到参谋长晏道刚的耳中，便派人将晏参谋长请到金家巷公馆，好吃好喝地留将他招待在客厅里，不许离开半步。
此时从王曲调兵进城的谭海回到张公馆复命。大厅内，张副司令的亲信谭海、孙铭九、应德田、苗荐秋等人巳领命集中待发。大楼外院子里，满载着全副武装士兵的卡车已经发动。激愤之际，张学良放言，一定要捉住省党部特务行动队队长，就地枪决！在一旁的黎天才冷靜了下来，他劝张学良不要因泄“一朝之忿”而鲁莽行动。他说，如果有更伟大的计划，比如响应绥东，实行抗战。那借此而起义反蒋，杀几个人也无妨。倘若尚无那步计划，而只图一时痛快，那杀人就只能给它人提供借口，陷自身于不利之境，就犯了所谓‘小不忍则乱大谋’之大违。张学良听罢点头，收回了手令，问及如何收场时，黎天才的主意是：人照样要救，省党部仍去搜查，文件还要搜检，特务照样抓来，全案交军法处办理，但要避免直接行动杀人。张学良称善，于是下令行动！
事前，张学良用电话喊来了省 邵力子，愤怒地问：“你知道省党部在街上抓走我的学生和部属吗?我决不能容忍，已派队去搜查，请你负责查明，限天明以前把抓去的人送回我处。”由于国民党中央此时还没最后明确省党部由邵力子接管，从而他表明自己事前没有干预此事。张学良便又召集“剿总”调查科长江雄风、宪兵第二团团长杨镇亚、西安公安局长马志超及军警督察处处长谢珂，询问此事根由。注意，军警督察处长谢珂此时刚从苏联回来，他本就是张副司令的心腹。而且这四人中，唯独他不是南京方面的国民党特务。
凌晨，谭海率队包围了山西省党部。他带领张学良卫队营的一个连士兵，冲进省党部，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查抄了省党部的电台、译电密码、机密档案等黑文件、黑材料。除抢出被捕的马绍周、关时润外，还意外地救出了刘澜波！
这天8月29日。由于汉字韵目顺序中的第29韵是“艳”，所以“29日晚上”的电报码是“艳晚”，这天张学良武装查抄国民党省党部的事件，在历史上就记为“艳晚事件”。我们知道，与“艳”相关的另一起历史大事件是汪精卫叛国投敌的“艳电”。艳电也是与29有关，它是发生在1938年12月29日的事。
谭海率兵查抄国民党陕西省党布后，黎天才又前来复命了。他证实说，所谓中央军三师开赴西安三原一线的情报不实，系误传。几乎同时，邵力子从南京和西安两方面调查后，了解到了详情。他告诉张学良说：省党部确实是奉委员长命令逮捕栗又文、刘澜波、孙达生、马绍周四人。
而宪兵团一团也将南京方面指令逮捕刘澜波、孙达生二人的正式公文交给了张学良。
张副司令这才冷静下来，意识自己惹祸了。武装围攻并抄抢了执政党的省党部，无异于发动了一场武装叛乱！他马上致电蒋介石请求处分，同时下令孙铭九，遵从蒋委员长的命令，重新逮捕刘澜波、孙达生二人，与马绍周一并交军法处审问。
蒋介石当然对张学良的行为极为震怒。但他深谙“无度非丈夫”的戒条，转而表示原谅张学良。他对张学良请求处分的电报进行了批复：“我弟处理此案，甚为莽撞；既然知道错误，后当注意。至于你申请处分一事，应免谈。至于马绍周等审理方式，我给予批准。”
虽然此时蒋介石基本就要搞掂两广事变，可以回头对付张学良、杨虎城。但真的要动手对付这张、杨哥俩，还需要靠武装说话！而广西善后还需要一些时间，调动几十万大军赴大西北更是需要2、3个月时间，所以老蒋不便轻易发作。
张学良自然知道老蒋对他的怀疑。但蒋介石利用《活路》事件和艳晚事件不过是敲山震虎，给张、杨发点警告而已。老蒋不想让张副司令过分紧张。为了安抚张学良，老蒋甚至将贺衷寒、曾扩情指控张学良暗中“联共”的“小报告”批上‘胡说’二字后，原原本本地交给张学良，表示自己对张学良的信任。不过，这事让张学良感到极度的惶恐不安。他找参谋长宴道刚诉说苦衷。参谋长是委员长派来的人，副司令当然是想让他代替自己多多美言。

输入了错字,不良影响大了.
凌晨，谭海率队包围了山西省党部。==>凌晨，谭海率队包围了国民党陕西省党部。

四.《活路》事件与瓦窑堡之让
3．艳晚事件（续）


张学良自然知道老蒋对他的怀疑。但蒋介石利用《活路》事件和艳晚事件不过是敲山震虎，给张、杨发点警告而已。老蒋不想让张副司令过分紧张。为了安抚张学良，老蒋甚至将贺衷寒、曾扩情指控张学良暗中“联共”的“小报告”批上‘胡说’二字后，原原本本地交给张学良，表示自己对张学良的信任。不过，这样一来,更让张学良感到极度的惶恐不安。他找参谋长宴道刚诉说苦衷。参谋长是委员长派来的人，副司令当然是想让他代替自己多多美言。
其实早在艳晚事件前一个月，也就是３６年７月２０日，张学良就给宴道刚亲笔信：
甸樵吾兄：弟自入关以后，对蒋委员长极端忠诚，弟曾替他解决许多困难，万怨不辞。今日弟处此痛苦环境，这些特务人员对我严密监视，挑拨离间，令人气愤。譬如王曲军官训练团的学员对提起“蒋委员长”四字没有立正，岂是我教给他们的吗？前线官兵与共产党私有来往，这是秘密，我何能知道？我又哪能管这许多？他们甚至说我与共产党曾有联系，真是无中生有。兄自动去电替我解释，爱我之情，不尽感激。
宴道刚是厚道人，他明知副司令对他隐瞒了真实意图却满口好话,其目的无非是要利用自己。但他也不明说，反而一边安慰着，一边向蒋发电报替张学良解释。
事实上，张学良下令逮捕并审问刘澜波、孙达生等人的事也不过是走个过场的形式而已。不过，执行逮捕命令的孙铭九到刘多荃公馆逮捕刘澜波时, 也没有将张学良秘密逮捕的实情告诉他, 所以刘澜波也不知祸福, 一心为掩护战友而拒绝透露孙达生的隐蔽处。联想两年前在北平隆福寺，刘澜波与一名战友遭蒋孝先的宪兵三团追捕时，他舍己救人，宁可自己入狱。可见刘澜波为人相当够朋友!刘、孙、马被假抓后，张学良悄悄告戒军法处不得用刑，还告诉刘澜波“要理直气壮，慷慨陈词，说明自己是抗日分子，并无罪状”。
仅仅过20多天后，就是“九一八”纪念日前夕，张学良以“在外听传不误”为保证，让黄显声出面保刘澜波，次日让车向忱、卢广绩出面保出孙达生。江雄风没有办法,只得眼睁睁地看着刘澜波、孙达生这俩中共党员从牢门走了出去。然后，他也顺水推舟把马绍周也放了，当然马绍周从此以后走上了另一条路。
这就是著名的“艳晚事件”。之所以把29日晚上称‘艳晚’，只因为中国古诗词韵律中，‘艳’列为第29韵的缘故。
孙达生在西安获释后，被调回陕北根据地。这时候，中央决定派叶剑英、彭雪枫、朱理治到西安对东北西北两军开展工作，因处理刘志丹而犯错误的朱理治被中央派往西安担任中央驻东北军特派员，领导“东工委”工作。东工委相应进行改组，因孙达生退出而增选宋黎为委员，由刘澜波、苗浡然、宋黎组成心领导班子。同样派到67军当联络员的项乃光由朱理治推荐为苗浡然的副手。
项乃光当红军驻王以哲67军另一个联络员，只因他是东北人，在语言上能补充刘向三的不足。他是前北平团市委书记出身，抗日战争发生前后，他随中原局刘少奇与河南省委书记朱理治南下河南，后转到新四军工作。因新四军有一位是华东地区大年龄的最高领导项英，所以，当时军内有“老项与小项”之说。不过随后不久，小项马上叛变了，他携带何基沣发给新四军的一笔军饷，主动叛变投向第五战区司令李宗仁，当了国民党的特务。他是继张国焘叛逃后又一个无故叛逃的中共上层干部，从而‘小项事件’轰动一时。他成为张国焘第二，最后随国民党逃往台湾。因为他的身世曾被作为“张国焘及项英”第二来议论，我们姑且提他一笔。
孙达生调到陕北苏区后不久，女知青兰苹同志也自上海来到苏区。他们从来不曾提起过曾经有过的领导与被领导关系。直到文革后，孙达生因兰苹的党籍问题而引起注目。从叶永烈写的《江青传》知道：原来江青在1976年10月被捕后，中央专案组审查她的党籍问题。她就说党籍的事，宋介农最清楚。原来在上海重新入党时，她的介绍人就是左翼教联组织部门负责人宋介农。而她在山东已经入党的事，已经向宋介农讲清楚了。中央专案组查来查去，一时查不到宋介农此人。后来几经周折才查明宋介农早已改名叫孙达生了。
孙达生是当时中共上海中央局的左翼教联党委兼党团组织委员，那时使用的名字就是宋介农。江青到上海加入共青团之后，要求恢复党籍。当时局面复杂，调查组织关系不容易，上海左翼教联党委同意江青重新办理入党手续。宋介农成为她第二次入党的介绍人。这事对孙达生的一生来说，显然是福少祸多。
前面讲到，王以哲67军到陕北后，首先进入67军从事“兵运”工作的就是孙达生。红军改八路军后，他由苏区转到部队，深入抗日敌后战场，出任八路军129师民政科长。他的事就说到此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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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活路》事件与瓦窑堡之让
4．少壮派与元老派

故事讲到现在，才看注意到张副司令身边的孙铭九、应德田、苗剑秋等三位人物。他们的出现似乎有点姗姗来迟的感觉。那只因为，这三人是张副司令身边的副官、秘书、参谋和卫队营长，是年轻人，是少壮派。而我们前面所讨论的事情基本涉及红军与东北军之间的战争与和平问题。战争靠军、师、团长等老资格军官指挥。而和平谈判更不由那几位精英左右，代表东北军参与谈判的是张副司令自己、王以哲及参谋长赵镇藩等资深人士，最多是偶尔让黎天才这些智囊团人物来到现场摇摇鹅毛扇。战争与和平问题基本上是由老资格元老派包办而摊不到少壮派头上。从而，故事讲到现在，对少壮派稍许有点怠慢，有点不公平了。事实上，不是他们姗姗来迟，他们早就出现在张副司令身边，对张学良的言行举止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对张副司令的影响力，绝不逊于元老派的王以哲等人。本文确实有点疏忽了他们。
张副司令身边有两类人最重要：第一类就是东北军的元老派的将校班子，比如各军正、副军长王以哲、于学忠、何柱国、董英斌、万福麟、缪澂流及副军长黄显声和几乎等于军长的独立105师师长刘多筌。当然，其中的黄显声后来被看成是少壮派寄托希望的第二领袖，但这不影响基本分类。这些人是东北军的核心，也是张副司令的基本班底。第二类就是身边的随从，这批随从又有两种。一种是幕僚，李杜、杜重远、高崇民等都是。我们前面提到的几个中共叛党分子黎天才、潘文郁、李希逸、吴雨铭等等也是。这些幕僚老陈干练、主意多端。但并不总是在张学良身边，他们堪称张学良的大脑，却不是心腹。另一种是后来对张学良决策起作用的是“三剑客”及何镜华所代表的少壮派。也就是说，少壮派与元老派的互动，决定了“西北大联合”的走向。
人们常说：屁股决定脑袋！
其实把那话换过来说：心腹安排了帅帐中虎皮帅座椅的朝向, 虎皮帅座椅的朝向决定了统帅面孔的朝向，那才更切题。
孙铭九、应德田、苗剑秋之所以被历史誉为张学良身边的“三剑客”！原因就在于他们起了安排帅座朝向的作用，从而影响了东北军和西北军在关键问题的决策。
我们先简单地说说三位名人的来历。
前文提到，孙铭九中校、贾陶、黄冠南营长等铁哥们本是天津的警察，远道而来投奔武汉剿总张副司令之后，才转到少帅的麾下。其实，事情的渊源还要早。原来，孙铭九本是四少爷张学铭在日本军校留学时的同班同学。后来，张副司令代表蒋介石坐镇北平时，少帅的四弟张学铭当了天津市警察局局长。孙铭九就投奔张学铭，来当“禁军枪棒教头”----武术教官。孙铭九拳脚不错，枪法精准，这‘禁军教头’十分合格，深得小张局长的赏识。


张副司令的卫队二营中校营长孙铭九

当年，国民党海陆空军副总司令兼中央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委员长张学良，从南京回北平，路过天津时，张学铭派孙铭九当张学良贴身护卫。初看，孙铭九脖子肥厚、面相浑圆而微黑，身材不高但浑身壮实肉乎乎的，有股可亲可爱、忠厚老实的好形象。他既像是孔武壮实的熊，更是憨态可掬的大熊猫!张学良自己是帅哥，他更爱美女，但与所有的男士一样，男人对男人的看法与对女人的审美目光是截然不同的。张学良完全并不喜欢自己身边的随从是一群粉头白脸的奶油小生。相反，张学良接触下来，觉得孙铭九这模样更好：与戅厚壮实外表形成反差，孙铭九处事坚决果断、身手机敏矫健过人、武艺高强！交谈起来，他也更让张良惊讶：别看孙铭九外表显得有点“木”，似不容易表达感情似的，但那只是表象,其实他是个十分善于表达内心世界的人，是个极易动感情的人。

四.《活路》事件与瓦窑堡之让
4．少壮派与元老派(续)

张学良接触下来，觉得孙铭九这模样更好：与戅厚壮实外表形成反差，孙铭九处事坚决果断、武艺高强、身手机敏矫健过人！与孙铭九交谈起来，也更让张良惊讶：别看他外表显得有点“木”，有点不容易表达感情似的，但那只是表象, 孙铭九其实是个十分善于表达内心世界的人，是个极富有感情色彩的人。
有人说：微笑和眼泪是女人最有力的工具！但事实将证明，眼泪同样是孙铭九最有力的工具。他极善于在不同场合通过流泪和痛哭来宣泄自己的情感，向人表达自己的忠心、诚恳、可怜或无助，借以感动人。事实上也这样，洒泪的五尺男儿更调动别人的同情心、正义感和替他献身的激情。不妨看一看三国演义的刘皇叔的眼泪，那不但能得到孔明和关、张、赵、黄、魏的忠心，还能让敌国索荆州的鲁肃、诸葛瑾连连摇头叹息。相反，敌手曹操、孙权就因冷血、寡情、缺乏眼泪而成孤家寡人一个！满腔热泪，那才是真英雄！
孙铭九用这种方式表达对朋友的忠心，表白自己的无助与可怜,从而证明自己需要朋友作靠山。这正是高高在上的张副司令最乐于接受的情感表白。
通过考察，张少帅还发现，孙铭九在日本求学时，与多数留学军校的中国学生一样深受大倭国的军国主义理论家北一辉和大川周明思潮的感染。孙铭九对昏庸的世道表现出一股强劣的愤世嫉俗的情怀！这更能引起少帅的共鸣。1935年张学良考察欧洲，深受意大利和德国激进思潮的熏陶。少帅惊讶地发现：孙铭九的想法竟与自己从欧洲领略过来的法西斯主义的观念竟然如此一脉相承！
是个人才啊！张学良暗赞不已。分手时，张学良送他一块印着自己头像的瑞士名表。
1935年，海外归来的张学良重新出山，当了武汉剿总副司令。孙铭九领着他的朋友远道而来投奔张副司令。接替张学铭任天津市警察局长宁向南原本就是张学良的秘书。宁局长的推荐书赞扬孙铭九"一是正派纯洁，二是忠诚勇敢，三是抗日坚决，四是踏实肯干"的好青年。于是，孙铭九被张学良留在身边担任中校随从参谋，几个月后进入新成立的"随从参谋秘书室"，负责东北军军官的人事档案管理和调查考评。乖巧灵活的孙铭九由于处处显得忠心不二，加上适合少帅想法的主意建议颇多，他进入了张学良的心腹圈。
三剑客之二是应德田。张学良在沈阳办有东北大学，应德田就是东北大学毕业的。因成绩优秀，他考试获第一名，从而见到张学良，并被保送留学美国伊利诺大学和密歇根大学。 “9·18”事变后，东北失陷，应德田失去经济来源，被迫离开美国回来。1934年7月应德田到汉口，遇到张学良的高级幕僚卢广绩。卢广绩主动向张学良进行推荐应德田：“这是个人才，你不用他太可惜！”张学良笑笑，把应德田留在身边任少校科员。其间，应德田按张学良指示，出任东北大学校友会 ，以民众团体的名义在舆论上支持张学良工作。他专门注重研究如何塑造张学良主张抗日的正面形象，反击当时社会上利用东北丢失和放弃锦州、承德及整个热河省而给张学良带来的负面舆论。他为张学良提供了许多用于宣讲的抗日理论和口号，以提高张副司令在宣传抗日方面的舆论地位。据说有一本小册子《抗日理论与实际》就是应德田编写的。书中阐述了日本帝国主义必定灭亡，最后胜利一定属于中国人民的观点。中共中央驻东北军联络员刘鼎读了这本小册子后赞不绝口，还带回到苏区去当作参考资料。令人注目的是：应德田还编造了918事变那天“蒋介石命令张学良坚决不抵抗的电报”原文，并写进他的回忆录，以作为历史的铁证！这样说来应德田当然是张学良的心腹。
自孙铭九出任卫队二营营长后，应德田接替孙铭九任中校参谋。到了西安事变发生后，也就是张学良一生中能动用个人权利的最后几天，应德田又高升为少将处长。
那第三剑客苗剑秋又如何呢？

三剑客之一,晚年的苗剑秋,日本人的身份很适合他


三剑客之一,晚年被安置在上海市任参议的孙铭九

三剑客之一,应德田没有收集到他的照片,

@李士彦 1198楼 2014-11-06 14:20:18
@施原
我的好朋友
天涯路漫漫我们一起走过了两年多
我在天涯认识了好朋友收获了不尽的苦与乐
最近在一次体检中我非常的意外的查出了脂肪肝
我真的有点累了我想歇歇了好朋友不要再去顶我的帖子
我希望我们能够再相会的用灰太狼的一句口头禅说我还会回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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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等着你!

四.《活路》事件与瓦窑堡之让
4．少壮派与元老派()


那第三剑客苗剑秋又如何呢？
苗剑秋，也是东北人。他此时是张学良随从参秘室担任额外秘书。早年，他曾受东北首富周文贵的资助到日本留学。9.18事变前，中国东北的铁路线就完全被日本占据和控制，日本人在东北享有特殊权利。周文贵为了得到与在东北日本企业的平等权利，就到日本国的东京法庭去打官司，求得在日本法律下的公道。在日本留学的苗剑秋全力帮助，并由于周文贵求日本法律保护的行动，符合天皇良民的行为规范，从而赢得官司！于是苗剑秋被招为周家女婿。同时，张学良迫于日本对东北的侵略感到忧虑，想通过‘政治献金’的办法，改变日本的决策，苗剑秋在日本留学期间也帮助打点一些日本的人际关系。后来日本媒体披露的有53件张学良的‘政治献金’收据，那就含有苗剑秋的一份‘苦劳’。当然，那点小钱改变不了大倭侵略中国和亚洲的雄心壮志，‘政治献金’毫无意义，918事变照样发生。918事变后，苗剑秋回国后找张学良，被安排在锦州的辽宁省政府任秘书长。
1932年日本占领东北全境后,又发动侵略上海的128事变。原本在锦州汇集有20万大军的张学良突然间不顾各界保卫国土的强烈愿望而弃守锦州，退出军队。他让辽宁省省政府秘书长苗剑秋留在锦州，想利用他与日本人关系，企图在锦州保留一个在日本军队监视下 “中立的辽宁省省政府”。但日本军队的毫不犹豫地接管了锦州，一脚踢开“中立的政府”。苗剑秋见日本人不肯让他保留‘辽宁省政府秘书长’的身份，于是，经一番的等待和观望后，悻悻地离开锦州入关找张学良。
据回忆，张学良随后又利用苗剑秋与日本人的关系，让他携私函秘密去日本，造访原先接受过政治献金的日本“政友会”领袖床次竹二和陆军大将寺内寿一等人，劝阻日军不要继续挤压少帅的地盘，不要扩大侵略华北。但是，床次竹二和寺内寿一大将这些人就是不领情。其实，这寺内寿一大将就是随后侵华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官，正是他指挥了侵略华北的战争。
与孙铭九一样，应德田和苗剑秋也是善于运用眼泪来发挥演说威力的行家。在张学良身边，这三个年轻人很快走到一起。应德田首先想到用“三剑客”这个称呼来自我标榜，由于十分确切，很快被大家接受了。应德田回忆，"那时候，许多老同学和早日熟人遇到一起，不一定能谈得投机，而与苗剑秋、孙铭九一见即能倾心吐胆，原因我想没有别的，就是共同的激昂的抗日思想"。而苗剑秋也概括他们三人的特点："我有主张，应德田有头脑，他制定计划，孙铭九是个实干的人"。苗剑秋除了出主意、提思路，还协助应德田写文章、做演讲，并在家中办起政治沙龙宣传理念。他最擅长的则是"突击性的宣传鼓动工作"。在这三剑客中，惟有苗剑秋是与日本始终保持特殊关系的一员。
一次，卢广绩与张学良闲谈，想到自己推荐的应德田，便随口打听一下：“比起苗剑秋、孙铭九，你看应德田这个人怎么样？”张学良见屋里没有旁人，往沙发上一仰，感慨地答：“这三个人各有所长，也各有不足。孙铭九是个娃娃，有热情，不大动脑筋；苗剑秋是个‘疯子’，没高没下，无法无天；应德田是个‘骡子’，浑身是本事，关键时刻能踢能咬。这三个人呀，用得好了成事，用之不当就败事。”
不过，张学良还是想通过这些人在东北军内形成一个核心，以便把东北军和各分散的各股势力掌握在自己手中。据应德田回忆，大约是在1936年7月底，张学良找到应德田和孙铭九，说要建立抗日同志会。他说：“在当前的形势之下，有这样一个核心机构，是完全必要的，它可以把分散的抗日力量紧紧地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并把领导核心意见和指示有组织有系统地传达下去，做到上下相通，行动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