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文化是观念制导的，他们对好坏的判定是从观念出发的。观念其实类似时尚，通常是个体的偏好引发的群体跟风。吃不吃狗肉其实只是个体的偏好，几十年前的中国根本不存在这样的问题。我小的时候国家还很贫穷，那时肉不是经常能吃到的东西，因而对我来说只要是肉就行，从来不会去管什么肉。当时接触的人里也有一些饮食偏好奇特的人，比如遇到过一个不吃鸡肉但对其他肉不讲究的人，鸡肉不吃，但他吃鸭肉，完全搞不懂什么逻辑，是对鸡有什么偏见吗？也遇到过不吃狗肉的，给出的理由是家里养狗所以不吃狗肉，虽然养狗与吃狗肉并没有必然的联系，但当时的人不会计较这其中的对错，吃或不吃某些食品只是个人的习惯，大家相互尊重就是，不存在对错的问题。

我的印象中，吃不吃狗肉上升为是非对错是90年代随着“公知”的崛起而出现的问题。原本的中国社会老百姓们一般都懂得尊重不同地方人的习俗。我小时候在西北农村长大，周围有很多少数民族，家里有时也会来少数民族，吃饭的时候各吃各的，我们不觉得对方不吃猪肉奇怪，对方对我们吃猪肉也没什么意见。90年代出现为吃不吃狗肉而打架的事，在我们这种人看来是相当奇怪的事，完全是脑残行为，属于吃饱了没事找事。随着后来对“公知”的了解，也就逐渐了解了这其实是西风东渐的结果，公知们样样都崇拜西方，从而把西方人不管好的坏的统统引入了中国。

西方人从观念出发思考问题本身并不是大问题，更大的问题在于西方人对普遍性的偏执。不吃狗肉这原本不过是个人或某一群体的偏好，但在普遍性的挟持下，个人或小群体的偏好就上升为所有人必须遵守的准则了。这种上升的方式就是将“不吃狗肉”上升到“文明”的高度，将吃不吃狗肉与文明扯上关系。事实上，西方人以及思维方式西化了的中国知识分子们都是这样思考问题的。这种思考问题的方法就是我所说的“政治化”，将一个原本相互间没有冲突的问题，通过一些“大概念”，活生生地搞成了族群对立。

给大家介绍过，中国文化的基本思想方法是博弈论，从博弈论可以导出人与人之间相互合作才能实现共赢。但共赢却不能靠个人的思想觉悟，个人在更多情况下只会谋求自身的利益，因而在中国文化之下，政府占据着重要的地位。政府即不是右派公知们所说的必要的恶，也不是左派公知们所说的最大的善，中国文化下的政府更类似一个协调者，它协调个人之间、群体之间的利益。早些年有所谓“和谐社会”的说法，虽然“和谐社会”被公知及现实糟蹋得有点不像样子，但“和谐”本身却的确是中国文化的特征，中国文化下的政府的一个重要职能就是维护个人、群体间的“和谐”。

西方社会是所谓“民主社会”，其基本模式就是两派在议会相互斗争，讨论吃狗肉文明不文明之类的问题，而后由某个人、通常是政府首脑作为仲裁者，如果矛盾比较大、不太好仲裁就交由全民公决。西方人所以是这种民主模式，就在于他们的思维方式，他们会将很小的问题都上升到政治对立的高度，无法妥协，只能依靠仲裁，而后又会很神奇地服从仲裁者的裁定。因而对于西方来说，他们不需要“和谐”，斗并快乐着是他们的常态。

其实，仲裁输了的一方心甘情愿地接受输的结果，也就是完美地遵守“契约”，这不过是脑残知识分子的一厢情愿罢了。真实的世界里从来就没有过样的岁月静好，即便输了那些人也会为了吃狗肉的人权而誓死而战的。看一下西方议会开会时的乱象就可以知道了。不吃狗肉是文明，但吃狗肉还是人权，难道一个文明的社会公民吃什么的权利还要被剥夺吗？西方模式下，整“大词”的伎俩谁还不会？

中国文化所以讲和谐，就是为了避免这种无聊的口水之争。这种毫无结果的争论，最终只能诉诸暴力，前些年玉林那边为了狗肉大打出手的新闻还少吗？所以这次的狗肉禁食令绝对是一个恶劣的开端，不仅意味着官员们文化的堕落，还意味着其执政思想的错误，这种禁令无疑会加剧群体间的对立。以文明的名义可以禁食狗肉，自然可以以文明的名义禁食臭豆腐，把一坨便便一样臭哄哄的东西放在嘴里咀嚼，这能是“文明”的吗？如此一来，个人或小群体都可以将自己的偏好强加到所有人头上，政治斗争就将全面展开了。比如说，爱兔兔的孩子们可以准备起来为兔兔的美好未来而奋斗了，签名活动先走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