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所蕴含的义利观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晚清四大名臣之一的张之洞所提出的理论思想，如他说：‘今欲强中国存中学，则不得不讲西学，然不先以中学，固其根柢，端其识趣，则强者为乱首，弱者为人奴，其祸更烈于不通西学者矣’[劝学-循序]。并且强调‘不可变者伦纪也，非法治也；圣道也，非器械也；心术也，非工艺也’。‘所谓道本者，三纲四维是也，若并此弃之，法未行而大乱作矣，若守此不失，虽孔孟复生，岂有议变法之非者哉’/并且认为旧者因噎而食废，新者歧多而亡羊；旧者不知通，新者不知本；不知通则无应敌制变之术，不知本则有非薄名教之心’。所说‘西学为用’，就是指效法西方国家的具体办法及制造技术为末。认为‘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张之洞；[1837---1909]，字孝达，号香涛，河北南皮人，曾任湖广总督，倾心致力于洋务事业，把造炮制船作为中国“自强”的根本，并先后举办了钢铁厂、枪炮厂、纺织厂等大型厂局。


义利观，即所谓义利之辩、在中国哲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最初由教育家孔子提出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的思想引伸而来。随之进入战国争雄时期义与利这一社会现实问题，尤为引起思想家们的关注。他们站在各有角度，展开了不同观点的讨论，不可兼得者有之、以义制利者有之、以及化利者有之。提倡仁政性善论者孟子认为；在同一件事情得得到利必然损失义，两者不可兼得，必要时应舍生而取义[孟子--告子上]。因此当他见梁惠王时说'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并告诫；‘上下交征而国危矣’。[孟子--梁惠王上]。
与孟子的观念不同，推崇法治、性恶论者荀子，将义与利的关系同社会现实联系在一起，并举例说；‘饥而欲食、寒而欲暖，劳而欲息，好利而恶寒，是人之所生而有也，是无待而然者也，是舜禹之所同也’。[非相]。‘目好色，耳好声，口好味，心好利，骨体肤理好愉佚，是皆生于人之性情者也’。[性恶]。因此劝告人们也追求利而不应损义。他主张以义制利’，‘先义而后利者荣、先利而后义者辱’[荣辱]。而对于执政者管仲学派则认为‘厚爱利足以亲之，明智礼足以教之[权修]。讲礼义教化，不忘记物质利益的激励功能；讲物质利益，也不忘记义理教化的引导。其特点在于使二者分而和之，所以在讲了‘必先顺教，万民乡风’之后，紧接着说；‘旦暮利之，众乃胜任’。


世界是由各个国家所构成，各个国家又莫不有各自国家的文化传承，并因此而形成各自国家的民族性格；中华民族具有五千年的文化积淀，故应看到自身内涵的优势与长处，才能在各种文化冲击下，坚定自身的自信心及自豪感！回顾文明古国的文明成果也无需待言，即使回顾历史所遭受的异族统治或文化侵蚀，最终也无所不被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基因所同化或改造，这可以在美国的法庭上悬挂孔子的圣像得到佐证。究其原因就在于，无论你有怎样“高大上”的教化手段（包括各种宗教归根结底需要拯救的还是人），最终都得回归于“以人为本”的教育宗旨上来，甚至为人所服务。当然任何事物都要看到有一利必有一蔽的两面，传统文化由于长久受到“君子羞言利”的观念影响，只重人文教化而疏于物利开发；但民族文化的核心特色本身就具有海纳百川兼收并蓄包罗万象开放融合的能力，并且文化血脉里更含有“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温良谦恭善于学习取长补短的传承风气这一点是毋庸置疑。中华文明总体上虽为传统意义上的人文精神修身体现，但又无不与先进社会发展理念有着共同核心价值取向及互补成效，势必会在与时俱进发展融合历程中开放出绚丽夺目成果及散发迷人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