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是五四青年节，看着青年们欢度自己的节日，蓦然回首，真是白驹过隙，突然感到自己不再年轻。人来到这个世界，总得做点自己认为有意义的事吧？我，又能做点什么呢？
今天又逢传统节气的立夏，这个夏字，激起了自己想要表达的兴趣。遥想我们的文明史，大约现今绝大多数人的观点，都是以夏为古史中的第一朝代。华夏的文明源头在哪里？夏时的人们怎么生活？夏时的政治组织是什么形式？作为华夏民族，我们又是怎样一步步走到今天？等等，想想就觉得是一件有意思的事。
于是想开个贴子，谈谈自己对夏的认识。本贴是一个严肃贴，拒不接受资深民科的无厘头纠缠，也不接受狭隘地方主义者的挑战，更不接受牧羊犬的乱咬，只是本着实证的依据、逻辑的思考、合理的推论探索问题。请大家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态度，追求真理的学术精神，参与本贴的互动。如对本贴的观点和结论有重大异议，建议不同意见者开新贴表达，不要在本贴当祥林嫂，以方便更多的人顺利阅读。对此，在下将不胜感激。

终于审核通过首次发言，下面转入正题。

三代考古是考古界最吸引人的课题，夏的考古又是三代考古中最吸引人的话题。自1928年发现安阳殷墟以来，对商的考古取得前所有未有的重大突破，考古证史也达到了一个高潮。既然殷商史能够被考古证实，那么古文献中，关于夏的记载，是不是也能通过考古得到确证？
对此，新中国的考古学家是有一定的自信的，也是感到迫切要做的工作。于是有了1959年徐旭生的豫西考古夏墟田野调查之行，并在调查结束之后，形成了《1959年夏豫西调查“夏墟”的初步报告》。此行最大的收获，就是发现了二里头遗址。
下面对徐旭生作简要介绍。



徐旭生，字旭生，以字行，笔名虚生，遁庵。清光绪十四年十一月八日(1888年12月10日)生于河南省唐河县桐河镇砚河村。父亲徐解，前清秀才，曾选任为河阴县(今属河南荥阳市)教官.曾用名老傻、四河人。中国现代著名的史学家，著名的政治活动家。
徐先生老先生当年留学法国就读巴黎大学哲学系，1919年31岁学成归国，先后任河南留学欧美预备学校教授，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1926年任北京大学教务长。1927年任北京师范大学校长，1932年任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编辑，晋升研究员。1937年任中国史学研究所所长。解放后，先后出任北平研究院领导小组主任委员、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著述等身，造诣颇深。徐老先生于1976年去世。其著述有《徐旭生西游日记》、《陕西渭河附近考古调查报告》、《陕西省最近发现之新石器时代遗址》、《1959年夏豫西调查“夏墟”的初步报告》、《略谈研究夏文化问题》、《禹治洪水考》、《〈山海经〉札记》、《〈山海经〉的地理意义》、《对我国封建社会长期迟滞问题的看法》、《井田新解并论周朝前期士农不分的含义》等。翻译有威伯尔《欧洲哲学史》，波兰历史长篇小说《你往何处去》。

既然徐旭生学的哲学，又怎么会转行考古呢？这可能跟上世纪二十年代的一场学术思潮有关。
1921年，28岁的顾颉刚改任北大研究所国学门助教，任《国学季刊》编委，编撰《辨伪丛刊》，与胡适、钱玄同等人打得火热的同时，着手撰写“古史辨”论文，提出“古史是层累地造成”学说。这就是“禹是一条虫”笑话的由来，可见当时包括鲁迅在内的很多人，对顾先生的学说相当不以为然。这里得说明，顾先生怀疑禹作为真实人的存在，对夏代的存在他后来修正观点，没有怀疑过。
在这股疑古风潮中，疑古派的代表顾颉刚，就是鲁迅小说《理水》中那位口吃说“禹、禹、禹是一条虫”的鸟头先生。胡适是疑古派幕后“黑手”，顾先生是他们推出的“枪手”。当然顾先生也有这方面强烈的内在动因，人家17岁就对一些古文献产生怀疑了，本来就要自燃的，偏偏还有人煽风点火。
这不以为意者中，有位徐旭生。徐旭生对以顾颉刚为代表的古史辨派学术观点持保留意见，转而从历史文献中去研究古史，用科学方法整理国故，并以其名著《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对顾氏一派的学说作出回击。到了1941年，两人因治学与处事取向不同关系一度紧张，终于“君子绝交，不出恶声”，从此再无合作。
下面为顾颉刚先生小像。

刚才已经说到，始于1928年的殷墟发掘，极大改变了传统史观中夏商周三代历史的面貌，确立了殷商社会作为信史的科学地位，为商周考古打下了可靠的年代学基础，对上溯早商文化和夏文化起到了基点作用。同时，也填补了以郑州二里岗为代表的中商文化和以殷墟为代表的晚商文化之间的空白，完善了商代编年框架。鉴于此，1959年夏，已经72岁的徐旭生根据自己梳理出来的30余条夏文献，奔赴豫西地区开展夏墟实地调查。
徐先生一行找来找去，踏察了告成、石羊关、阎砦、谷水河，但并未找到夏墟。于是他们转道巩义，西渡伊洛河进入偃师，目的是到城南三里外的高庄寻商都古亳遗址。到了二里头村南，看见五类分子劳动改造时所挖水塘旁边，殷代早期陶片极多。据村里人说，这处遗址很大，南北约三里许，东西更宽，于是发现了二里头遗址。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徐旭生先生由此被誉为“夏史探索的总设计师”、“考古寻夏第一人” 。
但二里头并不是一发现就被认定为夏遗址的，徐旭生也只是认为发现了一处商遗址。
要定位一个遗址是否是夏遗址，那就先要定义夏文化。对于什么是夏文化，研究中国古史和考古的学者，民国期间，先后有人提出了仰韶文化或龙山文化是夏文化；解放后，1959年，安志敏在《试论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文化》中，最先提出二里头是夏文化。邹衡在《试论夏文化》中，否定了河南龙山文化是夏文化或夏文化的前身。他认为，处于文献中夏王朝晚期的二里头是夏文化。1977年，在告城遗址学术研讨会上，邹衡力主二里头遗址一至四期均是夏文化。既然二里头反映的夏文化，那遗址也自然也就是夏遗址。其后虽争议不断，但夏遗址的观点逐渐成为主流。
下面是二里头遗址的卫星地图。

二里头遗址位于河南省西部，洛阳盆地的东部。西距洛阳汉魏故城约5公里、隋唐东都约17公里、洛阳东周城约24公里，东距偃师商城约6公里。其位置北依邙山，南面是伊阙，西部的周山与豫西的丘陵地相连，东部岗峦起伏连接着嵩山，四周环山。中部是狭长形盆地，境内有伊、洛、湹、涧四河，沟渠纵横，适于农业耕作。洛阳盆地北介黄河，面对汝、颖；东行出黑石关、虎牢关直达郑州，连接华北大平原；西行出函谷关和潼关可抵西安，连续八百里秦川。洛阳盆地位居其间，山河控戴，制约四方，形势极为险要，这里不仅适宜人类休养生息，而且也是历代建都和兵家必争之地。
最近一任二里头考古队长许宏主持考古发掘近20年，对是否“夏都”未作出明确回答，认为“二里头遗址是探索夏商文化及其分界的关键性遗址”。他反对存在定论：“二里头有可能是夏，极有可能、最有可能是夏。但你要说它肯定是夏，那我是坚决不能同意的。到目前为止，我们还不能排除任何假说所代表的可能性。在学理上我有高度的文化自信。”
经过60余年科学考古发掘，探明遗存可划分为四个时期，最下面的为第一期文化层，最上面的为第四期文化层，皆保存完好。在一期文化层的下面叠压有少量的仰韶文化层和庙底沟二期文化层；四期文化层的上面，局部覆盖着二里冈期文化层，大部分为汉代层和汉代基址，堆积很厚。汉代文化层上面有较薄的近代层，再上为现代耕土层。遗址内发现宫殿、居民区、制陶作坊、铸铜作坊、窖穴、墓葬等遗迹。出土大量石器、陶器、玉器、铜器、骨角器及蚌器等遗物。多项重要发现，对研究中华文明起源、王国兴起、王都规制、宫室制度等涉及中华文明发展的重大问题具有重要参考价值。2019年10月19日，“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开馆。

据碳14测年，二里头遗址上下限约为公元前1750—1500年，有约250年完整的文化遗存。二里头遗址年代断定，产生了一个重大问题。在“夏商周断代工程”中，对夏的断代为公元前2070-1600年，二里头文化处于晚期；另根据古文献，夏朝存在有471年和431年两种说法，二里头约250年，差了近一半。
在《偃师二里头1959－1978年考古发掘报告》中，有个比较奇怪的现象值得注意，二里头一、二号宫殿均始建于文化三期。一号宫殿建筑基址上面有二里头文化四期的灰坑，下层叠压着二里头文化二期的灰坑，宫殿基址里面包含有二、三期之间的陶片，故能得出宫殿基址属于二里头文化三期的准确结论。二号宫殿从基址层位上看，叠压在二里头遗址二期文化层之上，并且它的上面发现有三期和四期的路土层和晚于四期的文化层，而二号宫殿基址本身所出的陶片均属于遗址三期，因此，二号宫殿建筑无疑属于遗址三期，而它的废弃年代应当在四期之后。二里头遗址本来就出现于文化定义的夏晚期，而其宫殿的建造时间，又发生在遗址的晚段，那就更晚了，这个现象不好解释。
二里头文化一期即已处于青铜时代，发掘出铸铜作坊遗址，出土了青铜刀、将军盔、铜范等器物，从出土青铜器看，处在青铜技术正走向成熟的阶段。其铜器的数量、种类、规模比龙山文化晚期有了较大发展，冶炼和铸造技术产生了跃进式变化，从中国金属技术发展史看，也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但二里头不冶炼铜矿，而是使用其他地区炼好的粗铜进行熔炼和合金配制。铜矿来源目前还只是推测，但其合金中的铅具有高放射性，为我们探索发现提供了线索。
二里头的青铜技术来自哪里？青铜文化是从外部传入，还是本土滋生，目前还没有结论，本土青铜文化的发展壮大和扩散脉络，也尚未搞清。不论是技术引进还是原生青铜文化，都有一个从初期到成熟不断演变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
这个现象似乎在告诉我们，二里头应该是移民城市，它的产生继承自当时某个非常强大的社会群体。这个社会群体既然存在过，就必然留下痕迹，也就是说，应该有对应的遗址存在。如果说二里头是蚯蚓，它的前半截在哪里？如果说二里头是儿子，当爹的又在何方？
这需要我们打开思路，放开视野，从时间、空间、文化等不同范畴，到当时尚存在的社会群体中去比较分析，从而找到它真正的来源。

上面已经谈到，邹衡在《试论夏文化》中，否定了河南龙山文化是夏文化或夏文化的前身，但认为二里头是夏文化，那么也就确定了二里头是夏遗址。
对此，考古学家许宏作为二里头考古队队长，在此地工作20余年，他的观点却耐人寻味。
二里头博物馆的冠名争议。2019年10月19日，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正式开馆。二里头遗址“人红是非多”，从发现以来就引起考古界、史学界反复争论，现在又因建馆命名产生重大争议，矛头集中在是否冠名“夏都”二字。不论考古界还是吃瓜群众，有赞成有反对，莫衷一是。对此，许宏在微博中贴出了国家文物局《关于二里头遗址博物馆建设项目涉及二里头遗址建设控制地带选址的批复》（文物保函 〔2017〕730号），在答复河南省文物局的批复第一条，明确建议博物馆名称中不含夏都。
许宏，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夏商周考古研究室主任、二里头工作队队长，其身份把他推到这一争议的漩涡中心。许宏的观点，一方面指出“地理王国”出中原，认为二里头遗址是中国最早广域王权国家存在的象征；一方面，他绝不明确表态二里头遗址就是夏都。而对立面的观点，二里头遗址是目前考古界发现的唯一与夏朝年代有着一定重叠时间的文化遗址，被国家与学术界寄予厚望，是破解夏朝历史的唯一文化遗址，以致谈到夏朝必言二里头文化。许宏二十来年主持发掘工作，他关于遗址的观点，举足轻重，极具权威。但他并不认可遗址为夏都遗址，也不认可为商都遗址，只表态“二里头遗址是探索夏商文化及其分界的关键性遗址”。他反对存在定论：“二里头有可能是夏，极有可能、最有可能是夏。但你要说它肯定是夏，那我是坚决不能同意的。到目前为止，我们还不能排除任何假说所代表的可能性。在学理上我有高度的文化自信。”诸如此类的言论，让某些人士大感失望，以致遭到各方的质疑与非议。对此，不被理解的许宏应该比较郁闷，在一次电视采访中，针对某些方面馆名加夏都的作为，甚至口不择言反问道：“西安人民怎么看？外国人民怎么看？”

曾经辉煌的龙山图景

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距今4600-3800年间，出现了比较特殊的考古文化现象，多处遗址发掘出精美的玉器，比较共性地出土了考古命名为牙璋、玉琮、玉圭、玉钺、玉壁、玉柄形器等物品，其中尤以玉琮和牙璋最具代表性，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珠江流域等均有发现。这个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被命名为龙山文化，以同类文化发掘最早的山东城子崖遗址得名。最初文化范围只指山东全境及江苏、安徽北部等地区，但随着不断发掘出新的文化相似性遗址，又细分成山东龙山文化、河南龙山文化、陕西龙山文化、湖北石家河文化、山西陶寺类型龙山文化等。
这类带有社会族群高端社会文化模板的器物大范围出现，强烈反映出在此期间中国上古社会政治权力的整合与分配，表明已经出现初级的国家形式，有的学者称之为酋邦。其中非常著名的遗址有城子崖、良渚、石峁、石家河、陶寺、三星堆、二里头等。至于牛河梁、凌家滩等遗址，虽然出土了众多精美的玉器，但由于时间上出现更早，不在讨论之列；至于望京楼、大路陈村等遗址，由于出现时间偏晚，规模偏小，也不在讨论之列。
山东龙山文化虽然最早发掘，从牙璋等器物分析上似乎也处在第一阶段，但不一定是发源地，从后期发掘的石峁遗址看，更有可能是龙山文化的源头。但由于石峁遗址可能发生过被毁灭后再次建城的可能，未能引起考古学界的重视，导致考古断代上偏晚，实际上可能要早得多。即使这样，其BC2600－BC2000的年代范围，也把城子崖的BC2500－BC2100年代范围涵盖其中。从常识理解，石峁先期古人不可能把精美的石雕和玉制品杂乱砌在墙体中，这只能是占有者的后期改建行为。而精美石雕应为神殿或宗庙的重要组成部分，肯定是用在十分突出的建筑部位，并且寄寓了其宗教和政治的意义。精制玉器是当时统治者身份和权力的代表或象征，部分是庙堂内的陈列物。所谓的“藏玉于石”不过是一种牵强而扯谈的解释。
在这一时间段内，由于涵盖历史文献中夏朝的年代，尤其应引起重视，应该对此期间的重要遗址深入分析研究。
龙山文化期间的重大遗址和高等级男性墓葬，出土了很多牙璋，在现今的行政范围陕西、甘肃、山东、湖北、四川、河南、广东、福建、广西、香港，甚至远达越南境内。牙璋的形制大致分三类，分别代表了龙山时代的早中晚期。从传统文献到今天的普遍历史认知，夏王朝是中国最早王朝。牙璋被公认为夏王朝核心玉礼器。经多年考古学发现，牙璋分布竟然比“禹迹”的空间有过之而无不及，而此两者覆盖广袤的范围，又与日后中国历史上的政治版图，大致吻合，意味深远。二里头和三星堆的牙璋非常相似，应该视为同一系列。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教授邓聪认为，山东是牙璋的起源地，三星堆牙璋受二里头文化传播影响。
令人感到奇怪的是，进入龙山时代晚期至二里头出现之前，许多重要文化城址消失了。对此，有的学者认为是自然环境恶化导致，甚至有人认为是发生大洪水引起。在刘莉和陈星灿合著的《中国考古学－旧石器时代晚期到早期青铜时代》一书中，河南和陕西的大部分地区在新石器时代晚期，没有重要考古遗址存在。对已经发现的重要遗址，我们按公元前存在年代的上下限排序列在下面。
湖北屈家岭，约3400BC－2500BC
山东城子崖，约2500BC－2100BC
浙江良渚，约3300BC－2000BC
广东石峡，约3000BC－2000BC
广东涌浪，约3000BC－2000BC
甘肃马家窑，约2900BC－2700BC,2300BC－2000BC
陕西石峁，约BC2600－2000BC（怀疑上限有误）
山西陶寺，约2600BC－2000BC
湖北石家河，约2500BC－2000BC
福建昙石，约3000BC－2000BC

福建黄瓜山，约2300BC－1500BC
河南王城岗，约2200BC－1835BC
四川宝墩，约2500BC－1700BC
四川三星堆，约2800BC－约600BC
河南二里头，约1750BC－1500BC
从以上所列年代数据可以看出，很多遗址文化在BC2000左右年消失了，这是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可能反映出的不仅是自然灾害影响，更可能暗含由于自然变化导致人类社会族群冲突的事实。以牙璋为代表器物的龙山文化，反映出当时几大社会实体之间普遍的经济、文化、宗教、政治联系，就是有的学者认为的酋邦政治组织形式，他们之间可能存在政治中心的转移，不太可能发生亡族灭种的斗争。更大可能在这一期间，代表以农业种植文化为主的社会群体，受到了游牧文化社会族群的残酷侵略和掳掠。各大宗教政治实体被摧毁后，社会文明程度必然经历大的倒退，各地社会人群，也会依据地域关系，形成许多新的小的城邦。

二里头城邦是移民所建
大约公元前1750年代，二里头社会群体出现。科学考古证实，其一期即出现铸造遗迹，代表了当时刚露头角的中国古代青铜文明。这种迹象表明，在中原龙山文化已经凋零的情况下，先进的技术文化不可能产生在本地原生民中，而是来自移民。他们拥有当时最先进的技术和文化，其实是承继于移民母体族群。
可以证明二里头人群是移民的另一条证据，来自对遗址中粮食作物的浮选。在二里头遗址浮选结果中，稻谷遗存的出土数量相当惊人，稻谷出土概率的统计数值相当高，尤其是在属于二里头文化时期的样品中，与粟的出土概率几乎不相上下。这种现象在中原地区的龙山时代至商周时期的浮选结果中十分罕见。这反映出迁徙到二里头的人群社会可能来自水稻种植区，他们有稻米饮食习惯。同时，其定居选址也反映出生存策略，在洛阳盆地肥沃的冲积平原上，其间流经洛、伊两河，水利资源非常丰富，还可以通过从上游开渠引水方便灌溉，非常适宜种植水稻。
考古学界并非没有意识到二里头文化突然出现这一奇特现象，关键是未能找到与其对应的文化母体。二里头和河南龙山文化晚期之间存在明显断档，要做到考古学上所说的见物见人，实在相当为难。对此，考古界采取了一种文化整合的处理方式，即以河南密县新砦遗址命名的新砦期文化，作为二里头的文化来源，而不明确其继承自哪一个具体的文化遗存。这类文化早于二里头一期，又能弥补龙山文化与二里头之间的断档。但不论新砦遗址，还是类似洛阳东干沟、临汝煤山、柏树圪垯、禹县阎砦、雀庄、登封北庄、王城岗、郑州二七路等遗存，均体量太小，族群文化的先进程度亦不足以支撑。原告成遗址即后来命名为王城岗遗址被发现后，有考古学者认为其对应文献中的“禹都阳城”，视为二里头文化的前身，但被绝大多数专家否决了，甚至有人嘲笑不是阳城是羊圈。从后来碳14测年看，二者之间亦存在断档，续接不上。
我们再回到上节列出的各重要遗址存在年代。去除离二里头最近的王城岗遗址，BC2000年以后，二里头文化之前，依然存在的重要社会族群只剩下三组：
福建黄瓜山，约2300BC－1500BC
四川宝墩，约2700BC－1700BC
四川三星堆，约2800BC－600BC
福建黄瓜山为代表的文化，与二里头存在巨大差异，可以排除在外。剩下的就只有四川盆地内的宝墩文化和三星堆文化了。
宝墩古城遗址位于四川省成都市新津县城西北的龙马乡宝墩村，地形奇特，在一马平川的绿色沃野上凸现出一圈不规则的脊梁似的黄土埂子。埂内阡陌纵横，沟渠交错。沟底和两侧往往会发现一些散碎的砖瓦器物。1995年，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四川大学考古系及日本早稻田大学联合对宝墩村进行考古发掘，经四个月发掘后确认，黄土埂子圈起的地方是距今约四、五千年的古城遗址，散碎的砖瓦器物是蜀地先民早在四、五千年前就进入文明的物证，属成都平原古蜀文明的最早阶段。
宝墩古城遗址系龙山时代古城遗址，对探索长江上游地区的文明起源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是继广汉三星堆藏坑之后，四川地区又一重要发现，在中外考古界引起了轰动。
宝墩古城城墙采用堆筑法建成，分为二期。第一期城墙东西长600米，南北长1000米，总面积60万平方米（1995年探明）；第二期城墙也采用堆筑法建成，但比较残缺，只能测量其总长度。第二期城墙总长度约为6.2千米（2010年探明）。考古人员使用全占仪对第二期城墙、壕沟的分布范围和走势进行了精准的测量并绘制了城址平面地形图。以第二期城墙外侧的壕沟外侧边为界，面积约276万平方米；以第二期城墙外侧墙基为界，面积约268万平方米；以第二期城墙内侧墙基为界，面积约253万平方米。这一面积数据在目前仅次于浙江良渚古城（290万平方米）和山西陶寺大城（280万平方米），而大于湖北石家河古城（120万平方米）。
宝墩古城存在的年数是二、三百年，学者们普遍认为三星堆文化继承自宝墩文化。但随着后续考古，这一断代得到修正，目前是的断代为BC2700－BC1700。同时，经过近些年的考古发掘，三星堆逐渐摆脱两个埋藏坑给大家带来的处于晚商阶段的印象，文化年代得到了修正，目前最新的学术观点为BC2800－600BC，且三星堆一期和同时存在的其他文化比起来，并不落后。三星堆和宝墩，是并存的文化关系，而他们的源头，已经上溯到四川阿坝州茂县的营盘山文化（距今约5500-6000年）。另外，关于金沙文化，以前一直以为是继承自三星堆文化，但现在的考古研究，其历史应该更为久远。
三星堆遗址比宝墩遗址更大，同时期的社会文化遗存也更丰富和先进，下一节单独作介绍。
对中国上古人类社会的发展，严文明先生有多重花瓣的比喻，大概既承认不同地区间的文化发展为中华核心文明做出的贡献，又强调各社会文化对中华文明的贡献上存在主次之分。苏秉奇有满天星斗的说法，但忽略了时空关系。这满天星斗，并不是同时亮同时灭，它们存在时间上的先后顺序。二里头在洛阳盆地出现之时，同期存在的重要而庞大的社会族群，已经只有成都平原三星堆为代表的屈指可数的几个，而其中最先进的，无疑是三星堆。
从考古学上的见物见人来说。二里头文化既然是移民创造，这一社会群体的来源当作为重要的追溯对象。经过上面的比较，我们大概能得出一个认识，二里头的人群，似乎是来自三星堆的移民。

是的，相信国家也越来越重视四川的考古事业了。我相信已经有许多不带偏见的国内专业人士认识到夏文明的起源该到哪里找了。
作为成都平原史前城址的重要组成部分，新津宝墩遗址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规划经国家文物局批复同意，省人民政府评审通过，于2020年4月23日正式对外公布。这意味着遗址的具体保护范围得以全部划定，宝墩遗址考古工作站开始启动实施，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启动立项申报。宝墩遗址的保护和利用，将翻开新的历史篇章。
同样，对于三星堆，其本来就是国家首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随着一声巨响，三号埋藏坑闪亮登场，即将出土更多文物，进而推动人们对它的更加深入的认识。

龙山火种三星堆


三星堆遗址位于成都平原偏北部，四川省广汉市南兴镇鸭子河南岸，东距广汉市区7公里，南距成都市区40公里。其西部为连绵的龙门山脉，其北部由北向东再向南为绵延的龙泉山脉，两系山脉对三星堆周边形成半包围结构。自西北向东南，绵远河（沱江上游）、石亭江（雒水、洛水）、湔江（伊河、鸭子河）、清白江等流经平原，汇聚横穿金堂县赵镇龙泉山脉形成沱江，至泸州市汇入长江。区域内地势平坦，河流密集，沟渠纵横，土地肥沃，是农耕社会形成以来重要的种植区，特别适合栽培水稻，非常适宜人类休养生息。
三星堆是偶然发现的。1929年，四川广汉农民燕道诚家用传统水车向自家稻田里抽水，因水坑太浅，不便于把水提上来，让他的儿子把下面的水坑掏深一些，工具碰到下面的石板，揭开来发现了一坑玉器。此事传开后，引起华西协和大学(就是211、985之前的华西医科大学，现今的四川大学下属，华西医院的教学科研机构)教授、博物馆馆长葛维汉（美国人）的关注，开始对二里头考古。当年发掘面积很小，只挖了一条探沟，据说发现了一些玉器。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中华民国政府被迫迁至陪都重庆，许多学校南迁，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成立了西南联合大学（其中包括北大），很多知识界的人南迁到重庆、成都片区，学校更是逐渐南迁到了昆明。在这期间，成都白马寺街在城建中发现了许多青铜器，引起民国时期著名学者、考古学家卫聚贤的注意，针对这类青铜器与中原发现实物的巨大差距，他发明了“巴蜀文化”概念，认为这些青铜器，代表的就是地方性质的巴蜀文化。这个观念影响深远。
新中国成立，考古界迎来了春天。三星堆一直没有脱离考古界人的视线，陆续又有相关的考古工作开展，但进展不大。1964年春，月亮湾农民在距离出土玉石器地点约五六十米处挖化粪池时，发现一坑玉石器；1974年，附近的梭子田发现磨石一坑；1976年发现玉刀、玉斧、玉矛等文物；1981年以来，村民在鸭子河边拾得玉质精美的瑁圭、玉凿、小玉璋、青铜虎等文物……种种迹象提醒着考古人员，有必要对三星堆进行深入发掘。但当时，很多人根本无法意识到三星堆有多么重要，多么伟大。毕竟，远离中原的考古，都应该是地方性质的，对大多当时的有识之士来说，地方文化对中原中心文化，只能锦上添花，对我们的核心文明的深层认识起不了多大作用，对我们构建中华文明光辉的历史渊源帮助不大。直到1986年发现两个埋藏坑，出土了前所未见的大量青铜器，才造成巨大轰动，引起全世界的强烈关注。
到2013年，三星堆进行17次考古，发掘分布23个掘点，其后陆续发掘，发现东西南北四面城墙，墙内面积约3.6平方公里，遗址一期的分布约3.7平方公里，遗存内容非常丰富。2019年12月，发现第三个器物埋藏坑，目前正发掘，可能又将出土一批重要文物。
三星堆遗址目前分为四期，距今：第一期4800－4100年，第二期4100－3600年，第三期3600－3200年，第四期3200－2600年。古城遗址存在人类社会活动达2600年，其分布面积之大，时间跨度之长，在中国新石器考古以来古城遗址中绝无仅有。
由于两个埋藏坑位于遗址第三期文化层，相当于殷商武丁时期，故被断代为商晚期。两坑器物，大多断代在商晚期，仅有少部分断代在商前期。从逻辑上讲，今天不可能埋明天的器物。三星堆埋藏器物，最晚不可能晚于商晚期，最早到什么时候，就大可商榷了。实际上，从近些年的考古发掘看，三星堆一期遗存非常丰富，与同时期其它遗址相比，根本不落后。
龙山时期有一个显著特征，就是代表王权政治、道德礼仪、地位身份等内容的牙璋出现，并分布在几个巨大而重要的考古遗址范围，显示当时已经出现了一种可能具有宗亲、姻亲的早期国家组织联盟，可以视为形成了宗邦的政治组织形式，即由某一个实力最强的族群作为宗主国，其他族群间处于平等地位。这些遗址呈散点式分布，彼此没有直接的疆界接壤，各大社会族群间没有发生争夺资源战争的可能，反倒是各地的特殊物品或产品具有互补性，形成了彼此依存的关系，促进了物质交换和文化交流。但令人奇怪的是，这些社会族群，先后在BC2000年前后，陆续消失了。至于原因，后面再作探讨。
三星堆文化从龙山时代一直繁荣发展到商后期，不管是从族群体量还是文化先进性，到BC2000年前后，其已成为古代中国龙山文化续存的唯一文化火种。三星堆遗址人类社会活动时间长文化跨度大，从发掘出土器物观察，其在不同时期与不同社会族群间存在物质交往和文化交流，无论是日常生产生活用具，还是代表精神世界的高端玉石、青铜制品，与其它遗址出土器物“撞衫”现象非常普遍。
公元前2800年即已存在的三星堆，与公元前1750年横空出世的二里头之间，出土的许多器物也非常相似。现在的主流观点认为，这是二里头作为早期王权国家强大文化辐射力的表现，三星堆受二里头文化的传播影响。这种观点正确吗？

上贴有一个数字错误，应该是：古城遗址存在人类社会活动达2200年。

在成都平原内，不到80公里的直线距离之间，先后发现三星堆、宝墩、金沙三座史前古城遗址，三星堆在最北，约3.6平方公里；宝墩在最南，约2.8平方公里；金沙居于二者之中间，因为在成都市城市区偏西部位，已经被城建所破坏，不能确定面积，但估计至少也在上百万平方米以上，年代上大量重叠，文化上高度影响，这是三代史中几乎可以看成孤例的存在。更不要说还卫星般点缀着：
郫县古城：位于成都市郫都区古城镇古城村，是成都平原多处史前城址中保存最为完好的一处遗址。遗址长约650米，宽约500米，总面积32万平方米，属新石器时代晚期，距今有4000年左右的历史。1996年古城遗址与成都平原其它吏前城址被评为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 这些古城址建筑技术相同，文化性质单一，是宝墩文化的中心聚落遗址。
鱼凫古城：平面呈六边形，面积40万平方米。
芒城古城：为内外双圈城墙，内外城墙间有壕沟，面积11万平方米。
双河古城、其平面也均呈长方形，面积分别为11万平方米。
紫竹古城，其平面也均呈长方形，20万平方米 。
另外还有十二桥遗址和尚未发现的一些城址。
这个现象，确实是值得深入发掘分析的，它似乎在表明，当时的成都平原，根本不是现在某些人眼中的偏僻地方的地方文化中心，很可能是龙山文化后期到夏文化早中期之间的政治、经济、科技、文化中心。而我们知道，如果要论确立中原中心论的观点，至少已经在周代了。
另外，中心这个观点，其实是变化的，至少从元朝以来，政治中心与中原也没有什么关系了。它向北方转移了，这也是一个有趣的现象。而经济重心，早在隋唐时期，已经移向南方，这就是要开凿大运河的原因。

@酒鬼醉客 2020-05-05 17:10:41
三星堆出土的玉璋和铜牌更象爷爷而不象孙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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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理论是铜牌饰应该是三星堆的更早，但偏偏要被一些考古学家判断为是模仿二里头。关于铜牌饰，现在看比较明确应该是从中亚传入，在哈密市的天山北路，曾发掘了近800座坟墓，其中就有铜牌饰，年代他们判断大约在4000－3600年前（估计年代偏晚，当年中国考古界的不成文规矩，大家都懂的），模样更原始，构图上接近三星堆的铜牌饰，另外甘肃也发现有三块。另外国处还收藏有几块。把这十多枚铜牌饰放一起比较，明显二里头更带有改造后的本土文化痕迹，也就是产生得最晚的。
顺着这一思路，青铜文明也是从中亚传入，而不是中国本土产生的。
2018年5月28日，国务院新闻办举行“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综合研究”成果发布会，指出：“中华文明在自身发展过程中，广泛吸收了外来文明的影响。源自西亚、中亚等地区的小麦栽培技术、黄牛和绵羊等家畜的饲养以及青铜冶炼技术逐步融入中华文明之中，并改造生发出崭新的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