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在饱受战火的中华大地上经常能听到这样一句话：日本帝国主义妄图“鲸”吞中国…。
孙柔嘉在方鸿渐面前装天真，问他有没有见过大鲸鱼…赵辛楣提醒方鸿渐：孙柔嘉就像那条鲸鱼，张开了口，你这糊涂虫就像送上门去的那条船…。

1927年4月，鲁迅从中山大学离职…。
现在能看到的普遍说法是：鲁迅因为不愿与顾撷刚同在一处共事而离职去上海定居的…。
真的这样吗？从这普遍的说法可以看出顾撷刚、陈西滢揭露蔷薇大叔抄袭这件事对鲁迅的影响相当大…，而此时高长虹正全方位揭批鲁迅…。完全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当时的文化圈里，蔷薇大叔处境相当的狼狈尴尬——正如方鸿渐在离开三闾大学之前的窘境，毕竟在1927年的时空，除了鲁迅自己（或许还有‘未名社’），没人会把他当作“权威”。

通过“姘伴证明”与“代冰心收到的情书”同样可以看出高长虹的揭批对当时的蔷薇大叔冲击有多大，以致于逼出了‘蔷薇大法’。就在这个人名声风雨飘摇的时刻，日本人伸出了援手…。
赴三闾大学途中遇雨，李梅亭舍不得新买的雨衣，孙柔嘉知趣地借了一把遮阳伞给他…，李梅亭‘绿了’。

1927年10月，一个叫清水安三日本人，把鲁迅推荐到上海的内山完造那里…。
因赵辛楣的出走方鸿渐势单力孤，在李梅亭、陆子潇环伺之下，经过孙柔嘉一番诱导，方鸿渐稀里糊涂地确立了与孙的关系。

1934年《社会新闻》第七卷第十六期刊登一篇短文《内山完造底秘密》揭露：

“内山完造，他是日本一个浪人，在家乡以贩卖吗啡等违禁品而曾被警察监禁过，因为不容于故乡，流浪到中国来。他初到上海时，曾带了二千元，在上海经营书店事业。但因为狂嫖滥赌，把二千元花得干干净净。单是书店的事业，眼见不能维持，幸而他神通广大，在领事馆警察署中找到了一个侦探的任务，每月支二百元的薪水。那时，他的任务是专门侦探留沪日人及朝鲜人、台湾人的政治活动（孙柔嘉在船上偷听）。一九二五年五卅运动起，日本外务省加紧注意中国的事情，于是内山完造由领事馆警察署的小侦探而升为外务省驻华间谍机关中的一个干员了。为要使他的侦探工作发展起见，外务省曾提供了约五万元的资本，给他扩充内山书店，使他的书店由魏盛里小房子搬到施高塔路的洋房里，而且在北四川路开设了漂亮的支店了。一二八战事发生，他更忙得厉害，成了皇军一只最好的猎犬。…施高塔路的内山书店，实际是日本外务省的一个重要的情报机关。”
《围城》原文：“鸿渐想同船那批法国警察，都是乡下人初出门，没一个不寒窘可怜。曾几何时，适才看见的一个已经着色放大了。本来苍白的脸色现在红得像生牛肉，两眼里新织满红丝，肚子肥凸得像青蛙在鼓气，法国人在国际上的绰号是“虾蟆”，真正名副其实，可惊的是添了一团凶横的兽相。上海这地方比得上希腊神话里的魔女岛，好好一个人来了就会变成畜生”。

如果认为“民国报刊”持有‘反动’的立场，不足为凭，那么网名为‘凯归’的作者曾在一篇名为‘＊＊与内山完造是特务吗’的文章中披露的一段文字则足以证明内山完造的真实身份——“周海婴也曾在《内山完造纪念集》中回忆道，当年日伪邀请被捕即释的许广平出席某次宴会，亲眼看到内山完造正在组织该次宴会，招待客人，看到许广平母子出席后表情十分复杂，眼神中似乎另有隐情。”（‘十分复杂’——也许这是周海婴写这篇回忆时自己的心境，不排除周海婴写回忆时把自己的心境想像成内山脸部表情的可能。这种文笔套路颇得其父的几分真传。）

网名为‘余妹妹历史秀’的作者在“鲁迅之妻周广平曾提到：鲁迅日本友人内山完造曾拉拢他们做汉奸！”一文中披露了以下这段文字：
“许广平著《鲁迅回忆录》（手稿本）中有《内山完造先生》一章，其中谈及以下几点：…内山完造曾通知许广平到虹口“六三花园”喝茶，其实是参加一个招待文化界汉奸的茶话会。会议经费是从汪伪政权提供的一笔文化奖金中开销。这使许广平感到受骗之后的气恼。”
许氏参加日伪举办的宴会（茶会）是一次？两次？还是N次？笔者能力有限，实在无从考证？
想必许氏公开表达这“受骗后的气恼”应该是在1945年9月2日之后了，因为在这之前她是没有公开这“气恼”的机会的。如果日本没战败，那么…。
在中国，鲁迅可以随便地‘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推测中国人’，同样在中国，堂堂中国人却几乎被剥夺了‘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推测鲁迅及其家人’的权利，而‘传颂鲁迅’则在无形中好像成了每一个国民应尽的社会义务——这或许就是鲁迅最伟大的所在吧！
还好，这世间还有个不需要国民为之‘尽义务’的钱钟书。

有文记叙：鲁迅于1927年10月3日到达上海，仅隔了一天，10月5日就到日本人内山完造开设的书店去“买书”，此后，又在8日和10日两天继续到内山书店，而在12日，一天之内竟两次造访内山书店。而且，买好书后并不离开，坐在沙发上喝茶抽烟，要书店把书送到他家里，显然是在等待老板出现……。
赴‘三闾大学’的船上，赵辛楣给方鸿渐分析：男人不买书送女人，只肯借…，借书是男女恋爱的初步…。

在近代中国外侮最深重的年代，‘与日本人合作’被国人称之为“交媾”。
方鸿渐与孙柔嘉离开三闾大学后，‘快乐的不像人在过日子，倒像日子溜过了他们两个人’。

鲁迅在日记中记录了自己百多次的‘濯足’——李梅亭嫖土娼。

辛楣狠命把牙齿咬嘴唇，因为他想着“Mating”（交配）跟“梅亭”也是同音而更有意义——看出来了吗？钱钟书设计的“梅亭（Mating）”这个名字内含着以上两层的‘典故’。

和日本人厮混在一起能给蔷薇大叔带来什么好处？
《围城》原文——鸿渐忍不住说老实话：“她厂里酬报好，赚的钱比我多一倍呢！”
笔者没有能力查到蔷薇大叔从日本人那里到底收了多少钱，以下这条资料聊作补充——“二十年代后期，（内山书店）代售鲁迅自费出版的《毁灭》等六种进步文学读物。1932年起，内山书店成了鲁迅著作代理发行店…。
另1927年鲁迅通过蔡元培的关系在国民政府组建的‘中华民国大学院’机构中谋到个‘特约撰述员’职位，每月可领取300大洋津贴，直到1931年底被裁撤。（注意时间线——1931年底、1932年起。1931年东北9.18、1932年上海1.28，再看之前介绍过的鲁迅在北京辅仁大学的演讲“今春的两种感想”也就不会感到奇怪了吧。）

不止于白哗哗的大洋，日本人还在刚夺取北伐胜利的国民党高层为蔷薇大叔找了一座靠山。
《围城》中，赴三闾大学途经吉安，团队钱已花完，‘三闾大学’的旅费恰好汇到，但却找不到‘铺保’盖章证明，孙柔嘉在当地的妇女协会找到了一个穿灰军的丑女…。
这丑女原型就是‘民国名丑’陈璧君，而这丑女在公路局的男友自然就是汪精卫了。

在国民党内汪精卫的资格更老，声望更高，名声更好，一度被看作孙中山的接班人，但北伐胜利后所有的军政大权却被常凯申攫取。以汪精卫为首的国民党左派却沦为常凯申的陪衬…。随着抗日统一战线的建立，常凯申的政治地位更是难以撼动，汪精卫为了满足个人的政治野心，最终踏上了日寇的贼船。
《围城》原文：“方老先生因为拒绝了本县汉奸的引诱，有家难归，而政府并 没给他什么名义，觉得他爱国而国不爱他，大有青年守节的孀妇不见宠于翁姑的 怨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