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想以曹操墓的真假为引子，把整个考古工作的整个流程，包括寻找遗迹、发掘遗迹、文物的保存与保护、人类文化的演变特征、考古研究等知识系统的向大众介绍。同时，也把盗墓这个古老行当的历史、手段写出来，两相对照，泾渭分明。让大家对历史文化及考古技术的基础知识有基本了解，能对什么夏朝埃及说、古希腊罗马造假之类的奇谈怪论有基本的判断力，免受各路居心不良人士的忽悠。文章内容主要有五大部分：
一、引子——真假曹操墓
二、考古学家的三门神功
三、考古与盗墓.
四、历史文化能造假吗？

一、引子——真假曹操墓
1.河南这片土地，别的不长，历史特别长；别的不多，老坟特别多。曹操，这个写下多少不朽诗篇，创立惊世功业，留下众多精彩故事的传奇历史人物，相传他死之前，生怕别人挖他的坟，命令他儿子布下七十二疑冢，下葬的时候同时从所有城门发出七十二支送葬队伍，这样就没人能真正知道他埋在哪儿。千百年来曹操的墓地一直是个热门话题，史书中屡有各种记载，比如清朝时候就传说，河南某个村民在一条干枯的河床底下发现了一个大墓，仔细一分辨，却是著名的魏王曹操，心生厌恶，于是将其毁掉了。1998年4月，在安阳县安丰乡西高穴村西北0.5公里处的砖场里，村民徐玉超起土时发现一块十六国时期（距曹操被埋葬约有一百多年）的墓志，墓志的主人叫鲁潜。令人称奇的是石质的墓志里居然居然刻下了曹操墓的精确方位，从哪个方向走多少步能到墓地。千古谜题眼看就要破解，然而专业的考古工作者拿到墓志后，却发现没办法确定鲁潜墓的位置，这几千年时光下来，鲁潜的坟头早不知道什么时候被扒了，就剩个孤零零的墓碑埋在土里，也未能就此有进一步的发现，但是曹操墓很可能就在周边地区的信号却能让有心人觉察到了。
2008年，对于中国人来说是个特殊的年份。汶川大地震地动山摇，举国震惊，可歌可泣。北京奥运如梦似幻，两千年前的爱琴海时尚之花，绽放在古老中国的繁华都市。这年的十二月，河南省安阳市安阳县安丰乡西高穴村，两座被深埋黄土的古墓在考古队手中慢慢显露千年风霜。考古队并不是自己主动去寻找发现然后去发掘这两座墓葬的，而是当地砖厂取土挖破了墓葬，引来贪婪的盗墓贼疯狂盗掘。大量珍贵文物流向非法市场后，相关部门觉察到异动开始追查，而后考古队才被通报信息，正式进场进行抢救性发掘。谁也没料到，这将引起中国历史文化界一场轩然大波。
潘伟斌，男，1969年人，西北大学考古系毕业，就职于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资深的魏晋南北朝时期考古学家，长期从事田野考古与研究。他主持发掘的安阳固岸北朝墓地曾被评为2006年度全国重要考古发现，2007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并荣立二等功。潘伟斌很早就对曹操的高陵（崇拜祖先的古人都要给给帝王的陵墓起个好听的名字，曹操墓就定名为高陵。刘备墓叫惠陵，现位于武侯祠内；孙权葬于现南京蒋陵，临近朱元璋的孝陵）产生里浓厚的兴趣，2003年起就开始进行深入的研究。在专著《三国魏晋南北朝隋陵》等研究著作里，对曹操墓及同时期大型墓葬的地理位置、形制规格都进行了详细的总结、分析、考证，可谓了然于胸。
机会确实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他受命作为西高穴村大墓抢救性发掘的项目负责人，带领队员经过一整年的奋战，完成了二号墓的清理工作。2009年12月27日上午10时许，河南省文物局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河南安阳市西高穴东汉大墓为魏武王曹操高陵，舆论哗然。

2.舆论纷争
潘伟斌作为直接负责墓葬发掘的领队，后来回忆起这件事，颇有悔意，说当时不该匆忙的把结果抛向公众。按考古界的一般做法，墓葬要完全发掘完毕后，进行全面的整理、研究，然后形成报告刊登到学术期刊上才算阶段性结束。这个西高穴墓地有两座大墓，而他仅只发掘了二号墓就正式召开新闻发布会，有悖于常规，似乎很急迫。所以第一个质疑就马上砸向了河南省考古所和省文物局等相关部门：这是不是当地政府要搞文化旅游弄出来的假玩意儿？而正式的墓葬发掘报告，确实也是2010年才在发布在权威的《考古》杂志上。
众所周知，地方政府为了发展经济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号称无烟工业的旅游业更是一大宝藏，一旦某地与著名人物、文化传奇挂上钩，开发成旅游区，财富自是滚滚而来，本地民众们谈起来也是脸上有光。自然，从政府到民众，各界对名人古迹的发掘、开发利用不遗余力。河南省的南阳和湖北省的襄阳，就为了争诸葛亮故居的名号吵的不可开交，双方你来我往，各种史料方志被翻的底朝天，仍是一地鸡毛，至今未解。曹操既是中国历史上排名前列的诗人、军事家、政治家，又是大众耳熟能详的历史传奇人物，能带动起来的观光旅游相关产业可想而知。急于发展经济的地方政府，自然有充分的“动机”搞点小动作。加之河南人口众多，大量外出务工人员中有些素质低下的违法犯罪行为拉低了河南人的整体形象。偷井盖、诈骗、偷盗等恶劣帽子扣向广大河南人民。地方政府当然也难以摆脱这种负面影响，很多人下意识的就觉得是河南人又搞幺蛾子了。
对于造假动机的质疑，考古所和地方政府自然百口莫辩，他们强调，二号墓里发掘出土以及从盗墓者手里追缴的石枕和石碑上，刻有“魏武王常所用格虎大戟”、“魏武王常所用慰项石”、“魏武王常所用格虎大刀”铭文，这就是证明曹操墓的铁证。对此，一些民间和学界的质疑毫不留情，认为造假是板上钉钉且手段拙劣。河北民间学者闫沛东还公布了“铁证”：一份徐姓村民手写的证明。这份证明上写着：“我是河南省安阳县西高穴村民徐××，参与了河南考古队发掘‘一号墓’和‘二号墓’工作，是潘伟斌和安丰乡党委书记贾振林通过渔阳村民龙××，到南阳市张衡东路一个假文物窝点定制了‘魏武王常所用石碑’共63块，让我和徐××一起埋进大墓的……”。当然，考古界支持潘伟斌者也甚众，比如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原所长刘庆柱对此持肯定态度。特别是正式的发掘报告出来后，质疑的声音小了很多。“倒曹派”和“挺曹派”一时间争论不休，热闹非凡。“倒曹派”甚至还召开了会议，声势浩大。考古队队长潘伟斌没办法，决定以诽谤和侵害名誉权起诉知名反对派闫沛东，折腾半天却发现不存在这个人，是个假冒的，可谓罗生门。
知名社会活动家、文物收藏家马未都对此也是疑问重重。他接受新华社采访时表示，西高穴二号墓的信息发布不透明，有前后矛盾之处；专家论证会的成员未公布，各专家的意见不统一；被视为铁证的刻有铭文的石牌等系从盗墓者手中追回；墓葬被盗掘严重，墓中遍布各种垃圾袋、烟盒、方便面等，失控很长时间给不良企图的人很多空间；国家文物局作为一个权威机构迟迟不给出确定的意见；以及安阳地方政府对此异常积极等。

最致命的质疑就来自于考古界。徐苹芳，济南人，生于1930年，1952年入北大历史系考古专业学习。1985年后，先后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副所长、所长。又先后受聘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和美术考古系鲁斯（Luce）基金访问教授、台湾大学历史系为客座教授、北京大学文博学院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组考古学组长、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员、国家文物局考古专家组成员、全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专家委员会委员、北京市文物保护委员会委员、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燕京学报》副主编等显赫职位。可以说是中国考古界一言九鼎的巨头。他接受东方早报采访直言：我对国家文物局也反映了这些事，和我差不多大的老考古界人员基本和我看法一样，不认为西高穴东汉墓是曹操墓，........社会浮躁，人心不古”。他反对的西高穴2号墓为曹操墓的理由，首先是墓葬被盗毁严重，证据不足。其次“魏武王常所用格虎大戟”石牌等所谓铁证，也不成立，因为“常所用”是最高统治者赏赐给大臣们纪念用的，曹操是不大可能带着这些东西下葬的，更可能是曹操赏赐东西给他手下。第三，西高穴大墓的规格与曹氏族子曹休的墓是同一个级别，而那个墓出土的图章，使墓主人的身份确凿无疑。因此，西高穴大墓只能是曹休的“候”一级，不是曹操应当享有的“王”一级。第四，西高穴二号墓还出现了一个陶制猪圈模型，这类模型是汉代世俗社会的一个标志物，越是高级墓葬就越不可能出现。徐萍芳老先生对于积极支持曹操墓的原社科院考古所所长刘庆柱也颇有不满，强调当时的所长王巍考虑到了社科院的招牌，也没肯定说那就是曹操墓。2009年西高穴大墓参选了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作为评委之一，他强烈反对该发现的当选，认为被严重破坏的墓葬价值不高，不应当当选。“我都80多了，我对自己的要求是，要么不说话，要说话一定要说实话，我怎么想的怎么判断的就如实地说出来”，老先生对记者说的话掷地有声。

徐光冀，中国著名考古学家，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常务副所长、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考古学会秘书长等职。2013年，西高穴墓发掘完后三年，他在《中华读书报》头版头条发表了一篇名为《“曹操墓”仍不宜定论》的文章，认为西高穴二号墓根本不是曹操墓，而是曹操的陪葬墓。他说，墓葬的发掘已经过了几年时间，资料也已经发表，专家会也开了不少，他作为专家也三次去了现场。但是仍然觉得有很多问题。问题一：考古发掘报告认为，西高穴二号墓的形制与北齐（曹操之后三百年出现的一个北方割据政权）高洋湾章大墓类似规模更大，所以是同一等级的“王”级。徐光翼认为，北齐距曹魏时代已有三百多年，且湾章大墓未被定死为高洋之墓，所以不能拿来比较。而同时代东汉晚期的墓葬中，西高穴二号墓的形制比“王”一级要低，和身为长平侯的曹休的墓葬大体相似，属于同一等级。问题二：墓中出土大量刻有“魏武王常所用格虎大戟”类似文字的石牌等器物，恰好说明这不是曹操墓，他说“随葬品只需刻名称、数量、埋入墓中，还需特别刻上墓主人的名字吗？曹丕又怎会将标明其父谥号的刻铭放置于其父的墓 中？”史书中多有记载，最高统治者经常把自己用的东西赏给部下，因此这个墓更可能是曹操的陪葬墓。问题三：墓中出现三具人骨，经鉴定，男性遗骨的年龄与曹操的年龄相当，而两位女性中，一位为二十岁左右一位为50岁左右。按史书，陪葬的年长女性是卞后，她生于东汉延熹三年(160年)，太和四年(230年)去世，时年71岁。与人骨年龄相差很大。问题四：史书记载曹操墓位置与“西门豹祠”这个地点密切相关，但是千百年来沧海桑田，现在的西门豹遗址是不是当年的西门豹祠还是个疑问。问题五：详细记录曹操墓位置的“鲁潜墓志”疑点重重。首先它为何要详细记录曹操墓的位置？其次它被盗掘出来后与墓葬分离，我们都不知道鲁潜墓在何处。以此为依据，可靠性值得怀疑。综上，西高穴二号墓的墓主人不应当是曹操。
曹操墓的争论涉及学术界上下，地方政府、国家文物局都纷纷介入，一时间热闹非凡。讲究物证，实打实的考古发掘问题都能引出这么多问题，自然，“空对空”的理论性争议更是天马行空、恣意妄为了。

曹操墓发掘远景

曹操墓发掘内景

3.网络流行的古文明奇谈怪论
（1）夏朝埃及说
中国历史上下五千年的说法，耳熟能详，根深蒂固，这个五千年的开头就是传说中的夏朝。从孔夫子到司马迁，夏禹治水立国、桀纣荒淫失国的记载源远流长，似乎板上钉钉。然而清末，西方人带着坚船利炮和科学来到中国，千年未有之变局如洪水一般席卷了整个社会。19世纪，欧洲学者借鉴生物学和地质学的方法，发展出一整套以发掘地下文物研究人类文化的学科——考古学。这套讲究实物证据的科学方法于20世纪传入中国，立马激起了中国文化界的强烈反应。在考古学视野下，言之凿凿的上下五千年、夏禹商汤都变得模糊不清，似乎只是老祖宗的臆想创造。“疑古派”们的刀锋直指浩如烟海的古书，对它们的可靠性提出了严厉的批评。中国刚刚起步的考古人带着重重疑虑和一些来到中国的西方考古学家（有些人兼职当盗墓贼），开始在中国大地进行考古工作。

就在清朝光绪年间，北京的古董商、金石学家（中国宋代开始发展起来的，研究古物的一门学问，“考古”一词即源于金石学。宋代知名金石学大家吕大临的家族墓葬在西安被盗一座，警方缴获了很多周朝、汉朝时期的珍贵器物）王懿荣在吃一剂叫“龙骨”的药时，发现龟甲上面刻划有符文。经仔细研究后，他确认这是种古文字。王懿荣悉心收藏了很多龟甲，尚未展开研究，八国联军突便然攻破北京，他自杀殉国。罗振玉等学者沿着王懿荣的道路继续前行，古老的文字一点点被辨识出来。罗振玉（号雪堂）、王国维（号观堂）、董作宾（号彦堂）、郭沫若（号鼎堂）并称为“甲骨四堂”，他们为甲骨文的研究奠定了最坚实的基础。学者们找到甲骨来源地——河南省安阳市小屯村后，才发现，挖掘龙骨卖给药商的活计已经是当地的热门行业。由于药铺老板不要有刻画痕迹的龙骨，小屯村的农民就用小刀将上面的痕迹刮掉卖给药铺。于是许许多多的商代史料被磨成粉，当作药吃进肚里，这就是所谓的“人吞商史”。

找到地方后，第一代中国考古人开始进行科学严谨的发掘工作。结果举世震惊，原来这儿就是史书中记载的商王朝的首都——殷，史称殷墟。殷墟的发现佐证了中国史书的可靠性，一段段尘封于史书的故事，逐渐的从地下浮现出来，露出鲜活的面貌。受到鼓舞的中国学者，开始相信史书中的夏朝也一定是存在的，只要继续深挖，一定能发现强有力的证据证明老祖宗不是瞎说。
建国后，考古事业突飞猛进，历史悠久河南、陕西、河北等中原大地更是一片热土。然而，大半个世纪过去了，关于夏朝的议论一点也没少，甚至可以说，挖的越多问题越多。据说是某个中国高官参观埃及，发现埃及的历史清晰明了，各个王朝的时段都排列齐整。有感于此，1996年国家启动了“夏商周断代工程”，这是国家“九五”科技攻关重点项目，动员了众多历史、考古、古文字、地理、天文学家，采取了多学科、跨专业的方式，力图把夏商周的年代搞清楚。工程进行了5年时间，于2000年结题。项目组先期发布了工程的简本报告，结果不仅没把夏朝的历史说清楚，反而在国内外都引起了激烈的争论。以至于到现在正式的繁本报告都还没出来。
夏朝的事儿还没弄明白，古人类的非洲起源说，中国青铜文明西来说等新发现，不断冲击国人的思维。于是，夏朝埃及说应运而生，在网络上火爆一时。

甲骨文的发现者王懿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