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我与南明史
南明史在中国历史领域的地位并不算太显赫，相对于汉唐宋明这些长久、显赫的正统朝代，知道南明历史的人并不算太多。南明史是明王朝的延续，也是清王朝的开端部分，因而南明史实际上是明清易代的过渡阶段。由于在与清朝的争锋中南明处于失败的一方，因而清廷入定中国之后，南明史的研究长期处于被压制状态，即使有官修的南明史籍，也往往出于清廷的政治需要而多加歪曲与污蔑之词。由于我并非历史专业出身，所读历史书籍都是凭借一时之兴趣。初中读过范文澜的《中国通史》，高中读过岑仲勉的《隋唐史》，大学时期读得最多的历史书是英国学者渥德尔（Warder）的《印度佛教史》，还有风靡一时的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又由于对中亚史感兴趣，顺便又读了格鲁塞的《蒙古帝国史》与国内学者编著的《西辽史》。我对南明史的兴趣最早是起于大学时代读过的美国汉学家司徒琳的《南明史》。这本书最大的特点是突破了中国人自带的王朝更迭、民族冲突等既定视角，从外国人的角度看待明帝国的倾覆与汉族地主阶级的失败。但当时也没有引起更大的兴趣。大学毕业之初，在南宁市中心一家文化教育机构工作，当时在广西省（区）图书馆第一次见到顾诚的《南明史》，觉得很不错，就借阅了。之后每天在工作之余读一读，逐渐对南明史有了更多的了解与认识。因为南明永历朝廷长期播迁在广西境内，这样，对南明史的兴趣又与对乡土历史文化的挖掘结合起来，变得生动多了。起先，我有意搜集史料，写一本《永历朝廷在广西》的方志小书，但后来因为各种原因没有启动。尽管如此，有一段时间里对南明史以及明清易代史料的集中探究还是积累了不少有用的素材。
本世纪之初，汉服运动勃然而兴，渐次席卷全球华人文化圈，当时我也参与了，但并未抛头露面上街走秀，而是与汉网论坛的朋友搜集、整理衣冠沦亡的历史资料，撰写历史文化普及一类的文章。当时最大的劳动成果就是与溟之幽思、万壑听松等人合作撰写的汉装消亡史。当时我撰写的章节主要为明清易代与衣冠沦亡的变迁史，其主体内容就是我后来整理的简明汉装消亡史。不过，自2007年至2017年的十年之间，我再没有参与过汉服运动，因为当时发现其中夹杂有不少的文化复古倾向，诸如封建孝道、长幼尊卑、三从四德、磕头跪拜等等封建余毒残渣泛滥，又很担心汉服运动发展成文化复古主义，因而暂时处于中立态度。但总体来说，我原则上支持在一定程度上复兴中国古典的文物衣冠。原因有三：首先，中国传统的文物衣冠是三千年有纪录史的中国文明的正统与主流，上自夏商周三代，下迄汉唐宋明，绵延不绝，典型如冕冠衮服与交领大袖的基本形制，千百年来始终如一，已经成为中国民族共同体不可磨灭的历史记忆。其次，中国传统的文物衣冠是中国古代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说是中国古典文明的外表与皮肤。蓄发衣冠的基本形象也是古今中外对古典时代的中国文明与中国人的普遍历史记忆。再次，中国传统的文物衣冠其历史影响早已超出中国本土之外，是中日韩三个东亚国家共有的历史遗产与文明记忆，也是东亚世界共有的文明认同与精神皈依，并不因为清王朝的剃发易服而丧失其文化价值与历史意义。况且，中国传统的文物衣冠至今仍然保存着巨大的审美价值与现实意义，是“阐旧邦以辅新命”之必须的优秀文化资源。越是在全球化、现代化、西方化的时代，非西方的民族与国家就越发需要有自身的文化认同。以日本为例，日本是亚洲国家里面西方化最早、也最为彻底的国家，但仍然保存了传统的宗教文化、语言文字、建筑艺术等等以及源自中国古典时代的文物衣冠。日本民族的传统服饰主要分为两类，一是源自中国三国时代东南吴国的吴服，即交领袍，二是源自中国隋唐时代的唐衣，即圆领袍。在这个意义而言，日本民族的传统服饰才是正统的汉唐衣冠。日本江户时代的学者壶井义知在其《装束要领抄》一书中指出：“（和服）沿唐衣服而其制大同小异矣。本邦通中华也始于汉，盛于唐世时。朝廷命贤臣因循于徃古之衣冠而折衷于汉唐之制，其好者沿焉，不好者草焉而为。本邦之文物千岁不易之定式也。”韩国的民族服饰与之类似，可见中国古典的文物衣冠早已成为东亚世界共有的文明认同。日本的现代化实例表明，东亚民族的现代化与西方化可以在保留自身有益的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完成。再者，自清王朝的剃发易服之后，中国人自古以来峨冠博带、大袖翩翩的传统形象扫地以尽，代之以剃发垂辫、窄衣紧袖的满洲服饰。中国人的文化形象由此一落千丈，“被认为是面目愚蠢、装饰恶劣的民族。”（[英]呤唎《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究其原因，与清人的外观打扮有直接关系。亲历太平天国运动的英国军官呤唎（Lindley）经过观察、对比认为：“太平军和清政府奴役下的中国人之间突出的、最使外国人注意的对照，就是他们的外貌及装饰的截然不同。中国人向来被认为是面目愚蠢、装饰恶劣的民族，而使面容变丑的剃发不能不说是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之一。”呤唎指出，造成这种天壤之别的一个直接原因就是外观服饰的差异：“中国最俊美的男人和女人只能在太平军行列中看到，这是奇怪的事实。这也许是由于他们不同的服装和发式。”而实际上，清人的外观形象在当时西方人的视界里，基本上类似于野蛮人与小丑的角色：“许多年来，全欧洲都认为中国人（清人）是世界上最荒谬、最奇特的民族；他们的剃发、蓄辫、斜服睛、奇装异服以及女人的畸形的脚，长期供给了那些制造滑稽的漫画家以题材。”（[英]呤唎《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第三章）从这个意义上说，恢复中国古典衣冠所固有的文明特征与文化内涵，推动古典文物衣冠在当下的复兴，对重新树立中国人的文化形象与文明气质，具有拨乱反正的历史意义。这也正是我最初参与汉服运动的初衷。
2017年春节过后，我重新翻检简明汉装消亡史那篇文章，觉得其中大有探究之处。满洲统治者为何不惜血流成河、杀人盈野也要坚决推行剃发易服？而明朝的汉官军民又为什么坚决抗拒剃发易服？围绕着剃发易服与蓄发保衣冠的政治冲突与武装斗争何以成为明清易代之际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与双方对抗的焦点？这里面有种族矛盾，更有文化冲突。明清易代既是封建王朝的更迭，也是民族战争的结束，以满洲贵族的胜利与汉族地主阶级的彻底失败而告终。再从文化形态蜕变的角度而言，明清易代又是中国古典衣冠文物的彻底沦丧。在这个认识的基础上，我写了第一编，即明清易代与剃发易服的全过程，剖析了围绕着剃发易服与蓄发复衣冠的矛盾冲突在明末清初数十年间对中国社会诸多方面的影响与后果。然而，中国传统的文物衣冠的彻底沦丧，说到底是因为明帝国的倾覆与汉族地主阶级的失败。明帝国作为一个庞然大物，在数十年间土崩瓦解；明清对决的结果，是汉族地主阶级一败涂地。这就不能不令人深思其中的深层次因素。司徒琳的《南明史》很早就着眼于从制度设计的缺陷去分析明朝败亡的结构性因素。然而，她把明朝的制度缺陷更多地理解为拔除宰相制度以后文臣武将的协作问题与大臣辅佐皇帝的技术性问题，这对理解明朝的制度缺陷显然是远远不够的。实际上，明帝国的各种制度设计都体现了以汉族地主阶级、尤其是南方汉族地主阶级为主导的农耕民族的根本性阶级特征与历史缺陷。诸如迂腐、矫恣、不知变通、封闭性的对外政策，体现着农耕社会宗法制度精神的宗藩制度，刻意维护南方汉族地主阶级特殊利益的科举制度等等，都充分体现了明帝国作为农耕民族再度掌权之后的政治产物对元帝国的游牧民族特征的着意反拨。明帝国的失败，说到底，是汉族地主阶级的彻底堕落与腐朽化，更是南方汉族地主阶级竭力维护并崇奉的那一套意识形态的严重失败，这正是本书第二遍阐述的主要内容。然而，汉族地主阶级的失败是如此得彻底，连退而求其次，延续南宋的旧例也失去了全部的机会。明朝的北京朝廷倾覆之后，南明政权还拥有中国南方的广大疆域与数量可观的文武士民，尤其是永历五年张献忠农民军余部联明抗清以后，农民革命武装的加入给奄奄一息的永历朝廷注入了新生力量，明军在湘、桂、川战场了组织全面反攻，声势大震。此后，明清对抗处于相持阶段，只要南明政权能够有效整合各种军事、政治资源，全力以赴，永历朝廷再振旗鼓、实现中兴的可能性是存在的。通过对南明时期各方面史料的详尽分析，可以证实：大西军联明抗清以后，永历朝廷的军事实力整体上并不在清方之下，永历朝廷倾覆的根本原因在于政治失败：不能实现这种统治力量的优化与组合，进而形成核心战斗力。永历朝廷自身腐朽无能，不能驾驭各镇，而孙可望归明之后，不肯俯首臣节，致使以朱由榔、李定国、刘文秀为核心的拥明派与以孙可望为首的自立派矛盾激化，兵戎相见。内讧引发了人心离散，致使南明方面兵势大挫，最终导致了永历朝廷倾覆。孙可望对南明的失败负有主要责任，但倘若永历八年的李定国广东新会之战取胜，则南明局势必然会大为改观，孙、李内讧的可能性大大降低。前辈历史学家均把永历八年的李定国广东新会之战作为永历朝廷由盛转衰的历史转折点，认为此役之后，两粤之业遂衰，“王业”遂衰。而李定国兵败新会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郑成功阳奉阴违、虚与委蛇，表面应承，内心里却不肯实心相助。在这个角度而言，郑成功对永历朝廷的倾覆也负有重要责任。这也证明，永历朝廷长期徒有虚名，无法有效地整合一切统治力量，形成核心竞争力。这是表面现象，它体现出的深层次疑问就是，为什么南明政权（包括弘光、隆武、永历以及鲁监国）自始至终处在无休止的内讧当中？各派拥明势力之间也是矛盾重重，乃至自相火并？这除了当事人的性格因素与利益考量之外，是否还存在着某种制度性、文化性、种族性的痼疾呢？这也是本书第三编探讨的一个学术问题。
而纵观明清易代前后六十多年（1616年——1683年），剃发易服与蓄发保衣冠、蓄发复衣冠的矛盾冲突贯穿始终，这种对抗既是种族矛盾的集中体现，又是文化冲突的根本与焦点。从种族矛盾而言，剃发易服是满洲贵族树立自身统治权威的一种表现：“为了彻底消灭爱国情绪，满洲人强迫被征服的中国人剃去他们从古以来就作为珍爱装饰的长发，强迫他们垂辨，并采用鞑靼服装，违者处死。据说，宁死不肯忍受这种民族屈辱的人有千千万万。变更民族装束在一切征服手段中是最明显、最能压制人的，这无疑是粉碎中国人民精神的有效方法。凡不肯忍受的就失去了头颅。”（[英]呤唎《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第四章）再从文化冲突的视角而言，这一冲突远远超出中国本土之外，被日本、朝鲜诸同为汉文化圈的东亚国家以及整个西方世界视为“鞑靼人”的高压统治对于中华帝国古老传统的胜利：“现今中国人都遵行鞑靼人的服装式样——他们被迫改变，因为有严厉的法令，凡不奉行者均处以死刑。……这种新鞑靼样式与中国人的服饰完全不同。中国人长期以来从未改变过他们的装束，因为他们非常热爱自己的服装样式，以及他们的长发，不愿改变。有人对此极为珍惜，以致于他们宁可丢掉性命，也不愿改从鞑靼服饰。”（[西班牙]帕莱福《鞑靼征服中国史》第三十二章）而对这种文化沦丧感受最为痛彻的莫非知识分子，这是因为，明朝的知识分子把剃发易服与蓄发衣冠之间的区别视为“夷夏之防”的根本标志。黄宗羲记：南京六合县诸生马纯仁，年甫十八，不肯剃发易服，弘光元年闰六月赴水以死，其绝命词曰：“朝华而冠，夕夷而髡。与丧乃心，宁死乃身。”（《弘光实录钞》卷四附录）在汉官绅民而言，剃发易服是中国古典文明的沦丧，是天崩地解、神州陆沉，是华夷变态，因而是亡天下。明末士大夫殉节、殉国者为历朝历代之冠，与清政府勒令推行的剃发易服政策有直接关系。苏州吴江县诸生苏兆人在南都失陷后流亡海上，依附鲁监国政权，在老师张肯堂的推荐下，被授与中书舍人，再进礼部主事。及至舟山再陷，苏兆人自缢而死，其绝命词曰：“保发严夷夏，扶明一生死。孤忠惟自许，义重此身轻。”（《海东逸史》卷十《苏兆人传》）在此，捍卫蓄发衣冠即是维护“夷夏之防”，对文化的精神寄托与对明王朝的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形成三位一体关系。而在舟山陷落后举家自缢殉节的鲁监国大学士张肯堂，其绝命诗则曰：“虚名廿载误尘寰，晚节空余学圃间。难赋归来如靖节，聊歌正气续文山。君恩未报徒长恨，臣道无亏在克艰。寄语千秋青史笔，衣冠二字莫轻删。”（《海东逸史》卷十《张肯堂传》）至此，“君臣之义”与“夷夏之防”的儒家核心价值观念在与蓄发衣冠共存亡的死亡高潮中达到统一。
越是在全球化的时代，非西方的民族和国家越是需要在反思自身传统的基础上开拓前行，在对传统的扬弃与继承中接受现代化的洗礼。日本的“脱亚入欧”极为成功，长期以来被视为非西方民族现代化的一个典范，如上述，但他们也没有彻底抛弃源自中国古典时代的文化滋养。同样，中国人也不可能彻底抛弃传统。而今方兴未艾的汉服运动亦是如此，它并非一个孤立的文化事件，而是在日趋演进的全球化时代华语文化世界对自身文明处境的再认知。如同文艺复兴是借助古希腊的理性之光照亮资产阶级的新世界一样，而今的衣冠复兴运动也是借助古典文明的光辉诠释一种新文化。这种新文化必定是对古老传统的继承与扬弃，也必定有回应时代诉求、对旧传统进行的新阐释。而要进行这种新阐释，就必须对旧传统进行溯源，了解衣冠的沿革与兴衰历程，这也是南明史研究的一个课题。因为南明史包含着中国古典衣冠的消亡史。
研究南明史，还有更为现实的意义，就是反思一个古老而庞大的文明群体何以在一个人数很少的新晋游牧民族的迅猛冲击之下土崩瓦解的，这里面有制度的蜕变，文化的衰落，也有种族性的痼疾。而倘若所有这一切历史的痼疾没有被检查出来并进行治疗，则整个民族与国家难以进步，亦无从获得新生。至于讳病忌医，遮遮掩掩，假装已经被伪道德与庸俗实用主义政治学治愈的学术裱糊更是掩耳盗铃，不值一晒。
研究南明史，无非是在探究一个古老民族彻底沉沦的历史根源，原来人们以为这个历程直至近代才开始，但以明末的社会境况而论，倘若西洋人的枪炮战舰来得更早一点，其结果未必会比后来的下场好多少。当然，中国的封建社会有其自身的逻辑规则，自始至终陷溺在治乱循环、王朝更迭的圈子里难以自拔。明帝国的衰落与覆亡也是这其中不可避免的一个中间环节，但明人作为一个历史悠久之古老文明的衣钵传人，对域外文明始终保持着一个文明群体应有的敬意。“在科学技术上，明代同样处于近代化的前沿，虽然当时还没有发生工业技术革命，但一些重大的科技成果表明中国科学技术在原有轨道上的发展和走向成熟，正向新的突破点逼近。正因为有这样的成就，在中国知识界中有一种将其向前推进的动势，能够以开放的、平和的心态去接纳异质的但较为先进的科学技术。西学东渐是中国科技在相对开放的政治环境大背景下的逻辑发展。这时出现了一个中国学术与世界科技同步发展的机会。”（毛佩奇《明清易代与中华帝国的衰落》）倘若明末以来西学东渐的昌隆气象能够延续下去，则中国社会的前途必将是另外一番景象。“清朝入主中原后，并没有按明代后期的轨道继续前进，相反，它加固了旧制度、旧思想，使本已趋解体的、应该抛弃的旧制度得以维系和延续，新事物的萌芽、鲜活的思想和开放的态势遭到扼杀。”这种逆历史潮流而行的反动权势又与满洲人厉行族群统治的私心、私利结合起来，最终把中国社会推向了沉沦的深渊。“清朝入主中原，将在明代已经解体的体制重新加固。不仅如此，清朝政权与明朝相比带有保守性和封闭性。……清朝实行闭关政策，妄自尊大，是一个原因；心怀恐惧，是另一个原因。狭隘的防范心理，使清朝统治者不可能有开放的胸怀。清朝严厉的闭关政策，使中国自绝于世界大潮之外，严重阻碍了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事态发展的结果十分清楚，清朝的僵化封闭使得中国逐渐落后，最终导致被动挨打局面的出现。可以说，明清易代后，中国已开始失去了与西方平等对话的地位，也为两百年后西方侵略者挟其炮舰之利叩开中国国门埋下了伏笔。”（毛佩奇《明清易代与中华帝国的衰落》）一百多年以后，这一社会大崩溃与文明濒临终结的窘况最终不可避免地彻底暴露出来：“照我们看来……中国的道德上的、社会上的和政治上的情况，几乎毫无希望地濒于险恶之境。全国的政治制度、社会制度和宗教制度都极需要加以摧毁、改造、重建和更新。但是，要寻找能够担起这种任务的有效力量却又使人感到了茫然和沮丧。政府腐败，学者萎靡不振，上流社会卑鄙而懦弱，下层阶级则忙于生存斗争，整个民族似乎都被缚住了手足。他们的道德力量陷于瘫痪，他们的智力才能陷于萎缩，他们的自由权利在专制淫威和荒淫无耻的势力之下被摧毁殆尽。政治上的腐朽暴虐，加以吸食鸦片的流毒，磨灭了中国人的民族精神，使他们变成了无能的种族。”（[英]呤唎《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第四章）
再反思一下明末的情况，可知这种制度性的社会崩溃具有周期性。但南明时期还有无数的仁人志士前赴后继、救亡图存，比较之下，清末的状况更为可悲。“左无才相，右无才史，阃无才将，庠序无才士，陇无才民，廛无才工，衢无才商，抑巷无才偷，市无才驵，薮泽无才盗；则非但鲜君子也，抑小人甚鲜。当彼其世也，而才士与才民出，则百不才督之，缚之，以至于戮之。戮之非刀、非锯、非水火，文亦戮之，名亦戮之，声音笑貌亦戮之。戮之权不告于君，不告于大夫，不宣于司市，君大夫亦不任受。其法亦不及于要领，徒戮其心，戮其能忧心、能愤心、能思虑心、能作为心、能有廉耻心、能无渣滓心。又非一日而戮之，乃以渐，或三岁而戮之，十年而戮之，百年而戮之。”（龚自珍《乙丙之际著议第九》）这段论述与上述英国人的见解不谋而合，全然是一幅衰亡末世的荒芜图景。究其本质，实则是制度性的崩溃与文明解体的程度更为彻底。一般认为明清时期是中国古代封建制度的衰亡期，主要是因为这一时期的封建制度积极效用大为削减，而消极作用日趋泛滥。其实明清易代之际，是中国历史转折走向的一个岔路口，进步与倒退都取决于此。“中国在明朝中期以前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中期以后在科学技术等方面已经逐渐落后，但是直到明朝末年中国同西欧国家之间的差距并不大，被大顺军推翻的明朝最后一个皇帝朱由检统治时期还是孜孜于引进西方科技，特别是火器和历算，不少士大夫也抛除畛域之见，注意吸收西方的新知识，尽管他们的目的是为了挽救行将灭亡的明帝国。”（顾诚《南明史》序论）然而历史的选择更像是一个恶毒的玩笑。满洲贵族入主中国之后，由于他们奉行狭隘的经验主义，高度迷信武力，对自身“弓马骑射”的游牧骑兵优势极为自矜，又出于阴暗的提防与压制心态，厉行闭关锁国政策，最终在与西方世界的对抗中一败涂地。研究中国社会的衰亡历程，不能着眼于近代，而必须回溯到明末，这样才能见到更为完整的图景。中国传统社会在近代世界的彻底衰落，有封建专制制度的消极作用，更有种族奴役的残虐与精神禁锢的毒害，这两者互为表里，共同服务于清朝皇帝的专制权威。而在明末，封建制度的现实载体则是汉族地主阶级士大夫，他们阶级特点与文化性格与明清易代、天崩地解的历史悲剧有直接关联，明史专家钱海岳对此有一个极为精彩的总结：“清人入关，攻城略地，屠戮之惨，人理灭绝。余握管至此，几于一字一泪，有不忍书而不忍不书者。明室渡江，庙堂上下，前仆后继，甘死如饴，其义烈忠忱，直足耀日星而动河岳。虽南风不竞，版图日蹙，犹如上九之硕果，中国礼乐文物系焉。只以辽藩起事，和战决策，不视国力时势，宫邻金虎，门户角张，朝士习大言以欺人，将帅狃嚣张以胁上，无事则责难而快恩仇，有事则畏葸而竟束手。报复因仍，是非颠倒，卒至舟中敌国，授人以隙，易衣冠而为仆鉴，化射驭而为带比，实人谋之不臧，讵气运之可委？”（钱海岳《南明史》义例）明帝国的倾覆使得汉族地主阶级士大夫以及他们依附的意识形态被扫出历史舞台的中央，此后，汉族地主阶级在满洲贵族驾驭下的多元统一的政治格局中处于附庸的地位。满洲人入主中国之后，在维护自身部族统治的旧有制度框架下，嫁接了中国传统政治体制的基本形态，直至这一套被西方人称为“中国—鞑靼文化”的集大成的封建专制文化被近现代文明的狂飙扫进历史的垃圾堆，才算是彻底终结了中国的封建社会史。
追溯历史可知，中国传统社会的衰落自明朝中后期以来已经开始，如同任何一个封建王朝不可避免的治乱循环一样，明帝国的倾覆也是必然之事。可以讨论的是，明朝覆亡以后，走什么样的道路更有利于中国社会的发展与进步，而这个关键环节又与明清易代以及南明政权的政治走向密切相关。清政权自然不是先进文化与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而明政府以及南明政权何以没有顺利过渡到近现代文明形态？纵览史籍，明政府以及南明政权对西学东渐的接受程度显然比清政权积极、开放得多，永历朝廷的皇室与高官多有奉行天主教者，又为什么不能积极利用西方的火器、军事技术实现自立与振作？如此等等，都值得探讨。满洲统治集团入主中国有多种历史因素的综合作用，但绝不是他们自我吹嘘的“天命眷顾”，而是与明朝统治阶层的诸多决策失误以及南明朝廷的腐朽、内讧有直接关联。但何以有此等失误、失策，正是南明史研究的价值所在。倘若把既定事实统统说成历史必然，则凡事听天由命即可，又何须人类的主观能动性？对于民族、国家而言，只有回顾历史才能明了真相，避免重蹈覆辙。而对于一个人来说，明白历史让我们知道自身处境的由来，而今所处的位置，以及应该选择的方向，并使这方向更有利于社会的文明与进步。

海旻

书目：《明清易代与衣冠兴衰》

第一编明清政权更迭与剃发易服本末

第一章剃发易服是清王朝的既定国策
第一节女真金朝的剃发易服及其后果
第二节明金（清）对峙时期的剃发易服
第三节清廷入关之初的剃发易服与抗争

第二章剃发易服与清政权内部的派系冲突
第一节孔府地主衍圣公家族降清功过辨析
第二节剃发易服引发的统治集团派系斗争
第三节蓄发复衣冠与南人汉官集团的覆灭

第二编明朝倾覆的综合因素与历史教训

第一章明清（金）议和本末
第一节袁崇焕巡抚辽东时期的明金和战
第二节大凌河之战以后的明金议和
第三节后金改易国号与“丙子虏变”
第四节崇祯十一年的明清议和及“戊寅虏变”
第五节崇祯政局的关键与杨嗣昌主抚之关系

第二章明思宗的性格缺陷以及决策失误
第一节多谋寡断又不敢担当
第二节迂腐僵化又死爱面子
第三节猜忌多疑又尚气轻躁
第四节刻薄寡恩又残忍暴虐
第五节自私伪善又悭吝贪财
第六节刚愎自持又焦躁专断
第七节崇祯失政在于虐民

第三章明朝衰亡的制度性因素再探析
第一节简述明史研究的历史境遇
第二节明代皇权专制制度的负面作用
第三节明代宗藩制度的严重弊病
第四节明代科举制度的消极作用
第五节南方汉族地主阶级的历史局限性

第三编南明政权本末与明清衣冠之战
第一章南明的概念范畴及其历史意义
第二章弘光政权的建立与覆亡
第一节弘光朝廷建政始末
第二节朱常淓监国杭州与降清
第三节江南人民反抗剃发易服的武装斗争
第三章隆武朝廷始末及唐、鲁政权的纷争
第一节隆武朝廷建政始末
第二节昙花一现的隆武政权
第三节鲁监国起始与唐、鲁政权之纷争
第四章永历朝廷的建立与播迁
第一节永历朝廷建政与桂唐之争
第二节永历朝廷在桂林、武冈
第三节永历朝廷在南宁
第五章永历朝廷的“中兴”与幻灭
第一节金声桓、王得仁在江西反正
第二节清军攻陷南昌与金、王败殁
第三节李成栋举广东全省反正归明
第四节李成栋败殁与永历中兴的幻灭
第六章北方地区的反清、抗清斗争
第一节山东地区的反清、抗清斗争
第二节姜瓖领导的山西各地的反清斗争
第三节贺珍、孙守法围攻西安之战与兵败入川
第四节赵荣贵在陕甘川交界地带的反清斗争
第五节王永强、高友才在陕北地区的反清斗争
第六节米喇印、丁国栋在甘肃地区的反清斗争
第七节北方地区反清斗争的余绪
第七章永历朝廷失陷楚、粤之地
第一节湖南失陷与何腾蛟殉节
第二节永历朝廷的吴楚党争与“打虎”运动
第三节孔有德攻占桂林与瞿式耜、张同敞就义
第四节尚可喜、耿继茂攻占广州
第五节永历帝再上南宁
第六节广东沿海抗清义师的覆灭
第八章孙可望联明抗清与永历帝入黔
第一节沙定洲之乱与孙可望平定滇南
第二节孙可望奏请封王与堵胤锡病殁浔州
第三节陈邦傅矫诏封秦与忠贞营北上夔东
第四节孙可望受封秦王与杨畏知之死
第五节永历帝逃离南宁与进入安龙
第九章明军在湘、桂、川战场上全面反攻
第一节孙可望平定贵州、川南
第二节李定国桂林大捷
第三节李定国衡州大捷
第四节刘文秀保宁之战
第十章永历朝廷的内部冲突与夺权斗争
第一节孙可望、李定国构怨本末
第二节孙可望谋禅受与十八先生之狱
第三节孙可望登基称帝无果而终
第十一章李定国进攻广东之战
第一节李定国进攻肇庆与郝尚久败殁潮州
第二节李定国新会之战及其后续反应
第三节郑成功的动向及其与李定国之关系
第十二章李定国迎帝入滇与孙可望内犯兵败
第一节永历朝廷从安龙迁往昆明
第二节广西地方抗清武装的覆灭
第三节孙可望“犯阙”兵败与降清
第十三章明清贵州之战
第一节刘文秀病殁与李定国秉政
第二节清军兵分川湘桂三路进攻贵州
第三节明军堵御失利与李定国炎遮河之战
第四节李定国撤兵入滇与清军占领贵州全境
第五节贺九仪撤兵入滇与清军占领广西全境
第十四章清军进攻云南与永历朝廷流亡缅甸
第一节清军入滇与永历帝出奔迤西
第二节磨盘山之战与窦名望殉国
第三节永历君臣遭遇乱兵劫掠与进入缅境
第四节永历君臣抵达井梗与缅王召对议事
第五节明军诸将入缅迎帝与在缅诸臣蝇营狗苟
第十五章李定国、白文选竭力救亡与分道扬镳
第一节元江土知府那嵩等人起兵抗清
第二节李定国杖杀贺九仪、金维新事件
第三节李定国、白文选联兵进攻缅都阿瓦城
第四节李定国、白文选在黑门坎分道扬镳
第五节清军入缅与白文选降清
第十六章永历朝廷的覆亡
第一节云南、四川各地明军将领相继降清
第二节沐天波等人密谋兵变救亡遭遇失败
第三节缅国发生宫廷政变与“咒水之难”
第四节洪承畴招抚边外与吴三桂请兵入缅
第五节吴三桂统清兵入缅与永历帝被俘获
第六节永历帝朱由榔与太子朱慈烜在昆明罹难
第七节李定国借兵暹罗与含恨而殁
第八节滇黔两省反清斗争的余绪
第九节永历朝廷覆灭引发的社会心理震荡
第十七章夔东明军的覆灭
第一节夔东明军的由来与组成
第二节清廷组织川陕鄂三省会攻
第三节明军围困巫山之战与刘体纯等败殁
第四节茅麓山战役与李来亨之死
第五节南明韩主存疑与考辨
第十八章郑成功生平与抗清事功
第一节郑成功的早年生活与起兵抗清事迹
第二节郑成功征战闽粤沿海与内部兼并事迹
第三节郑成功与施琅交恶事件本末
第四节郑成功进攻长泰、围困漳州之战
第五节郑成功海澄之战与报捷请敕
第六节永历七年至八年之间的清郑议和本末
第七节郑成功再攻漳州与郑芝龙举家被囚禁
第八节揭阳之败黄梧降清与台州反正马信归明
第九节郑成功泉州湾大捷与护国领大捷
第十节清军攻占闽安镇与郑成功晋封延平王
第十一节郑军舟师在羊山海域遭遇飓风
第十二节郑成功、张煌言北伐南京之役
第十三节郑成功漳州海门港之战
第十四节郑成功驱荷复台本末
第十五节郑成功在台岁月与病卒
第十九章鲁监国病卒与张煌言就义
第一节张名振三入长江与病卒舟山
第二节鲁监国复出未果与病卒金门
第三节张煌言抗清事功与慷慨就义
第二十章郑经据守台湾与郑克塽降清
第一节郑经平定郑世袭、郑泰之乱
第二节清军攻占金厦与郑经退据东都
第三节郑经据台时期的清郑和战
第四节明郑集团内乱与外戚弄权
第五节郑克塽降清与明朔告终

《明清易代与衣冠兴衰》（77万字）
内容简介：
明清易代作为近代以前、中国封建社会后期最为重要的历史事件之一，无论是对中国社会还是对中西方文明的整体格局而言，都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关于明清易代的解读，向来亦是层出不穷，不同时代不同文化与族群的人们有各自不同的理解。但就最基本的事实而言，明清易代是满洲贵族的胜利与汉族地主阶级的彻底失败。之后，满洲贵族凭借历史上升时期的勃然生机与新兴民族的优势，重建了中国封建社会的统治秩序。再从文化冲突的视角而言，明清易代之后，千百年来被汉族地主阶级士大夫视为中国正统文明的文物衣冠被扫地以尽，由此引发了激烈的种族矛盾与文明对抗。衣冠沦丧不但对当时的社会震荡巨大，而且深刻影响了有清一代的历史，其历史冲击波甚至延续到现在，而今方兴未艾的汉服运动实际上也是这一历史冲击波在当下的回声。悠久的文明传统本身就是一种权威，它们一再被激活当然不是了为了文化复古，而是为今天的华语文化世界在全球化时代的自立与发展提供既符合传统伦理又具有时代精神的价值借鉴与精神支持。

导论
清王朝入关统治中国，之所以不同于以往的、普通意义上的改朝换代，在文明更迭的视角而言，主要是因为它严重摧毁了中国古典文明，其历史影响可以和日耳曼人攻灭罗马帝国，突厥人摧毁拜占廷帝国相提并论。这三大历史事件均为古典文明的终结。
明代学者顾炎武对此有“亡国”和“亡天下”的区分，他在《日知录》中说：“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这是说，历史上的改朝换代，不过是改变一家一姓的家天下；而像清王朝这样“剃发易服”，以野蛮摧毁文明，是“亡天下”，就是文明的毁灭。他还说：“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这就是后人总结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当代历史学家顾诚在其《南明史》开篇中亦说：在汉族官绅看来，大顺政权取代明朝只是“易姓改号”，朱明王朝的挣扎图存是宗室、皇亲国戚、世袭勋臣之类“肉食者”的事，同一般官绅士民没有多大关系。而满洲贵族的入主中原则是“被发左衽”（剃头改制），是“亡天下”；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都应当奋起反抗。
从外观上，清王朝推行的“剃发易服”，使得中国文明最重要的外观——“衣冠”，从此逐渐消亡；中国人的外在形象也由此彻底改变。这种文明的断裂，使清王朝成为中国历史上一个另类角色，孤立于中国主体文明之外。至少，我们从外貌服饰的差异这种最简单的直观上，就可以把剃发垂辫的清人剔除出去。有学者认为，中国传统文化自明而终，譬如，荷兰汉学家高罗佩著有《中国古代的性与社会》一书，他的著述范围界定在西周至明朝灭亡，即公元前1500年—公元1644年。他没有写清代，只是在著述的结尾，寥寥几笔，暗示了清文化的某种特性，一种被压抑的变态文化。这种变态文化和由此塑造的病态人格，其实是清朝统治者进行思想禁锢和精神高压的直接后果；它和有形的暴力——“剃发易服”一样，共同构成了清王朝对于中国文化和中国人国民性的一次精神“阉割”。关于清朝的历史地位和功过是非可以讨论。但毫无疑问，清王朝毁灭了中国古典文化的完整性。因此，清人的文化，即使不被排斥在中国主体文明之外，至少也是一种畸形的、病态的，被严重异化的亚文化。有西方学者称之为“中国—鞑靼文化”。
中国传统服饰文化，古人谓之“衣冠”，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服饰文化系统，也是东亚诸民族服饰文化的源头，具有原创性，唯一性。蓄发、衣冠，共同构成了中国文化延续三千年的独特风景线。虽则这道风景在清王朝的政治高压之下销声匿迹，但翻开历史，贯穿清王朝统治的全过程，蓄发复衣冠和“剃发易服”的政治争论和现实斗争从来就没有停歇过。今天方兴未艾的“汉服运动”并不是突然从地下冒出来的，就是这一历史问题在新时代的延续，从而再次验证了古典文明所具有的强大惯性和潜在力量。
今天的衣冠复兴运动当然不是简单意义上的复古，而是在另一个层次上“阐旧邦以辅新命”，经过对传统的反思和汲取，为我们今天的生存提供价值借鉴和精神支持。在全球化的时代，再度阐释和激活传统的意义，是为了让我们在迈向现代文明的浪潮之中找到步伐的平衡，并获得古老而崭新的心灵滋养。

作者简介：
海旻：原为媒体从业者、编剧，毕业于广西大学文化与传播学院，广西作协会员。主要作品：长篇小说色彩三部曲之一《《曼荼罗·红》（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一版），电影剧本《落花时节》。主要学术方向：南明史，佛教哲学。现居广西南宁。

第二节明金（清）对峙时期的剃发易服
女真金朝灭亡之后，历元、明约四百年，后金政权再次兴起于白山黑水之间。努尔哈赤于明万历四十四年（公元1616年）称后金汗，并攻掠明地，再度延续女真金朝的既定政策，开始以剃发作为降服后金政权的标志。
万历四十六年（后金天命三年，1618年），后金袭取抚顺，“被掳军丁八百余人，又尽髡为夷。”（于燕芳《剿奴议措》卷一）
天启元年（后金天命六年，1621年），后金军队攻打辽东军事重镇辽阳，“或言辽阳巨族多通李永芳为内应，或言降夷教之也。”三月，后金军陷辽阳。经略袁应泰、巡按张铨、兵备道何廷魁、监军道崔儒秀、总兵朱万良、副将梁仲善，参将王豸、房承勋，游击李尚义、张绳武，都司徐国全、王宗盛等俱死之。“奴（金军）既得辽阳，驱士民出城恣行屠戮。一老书生奋白棓击，杀贼酋并伤数贼，父子兄弟挟数十人结伴去，群夷瞠目莫敢动。从此广宁、宁前数百年土著咸西徙，自塔山至闾阳，相距二百余里烟火断绝矣。”（《明熹宗实录》卷八，天启元年三月壬午）
既而，“奴酋据辽阳，封贮府库，民间金钱缯绮搜取一空，分遗西虏（指蒙古部）。驱辽民聚城北，奴众聚城南，遣三骑持赤帜，传令自髡者贳（赦免之意）不杀，于是河东之民无留髢（毛发之意）矣。”（《明熹宗实录》卷八，天启元年三月丁卯）
后金的剃头迫害政策，引起辽东人民的强烈不满，以金州、复州、海州、盖州南四卫以及镇江（丹东）等地最为激烈，“坚不受命，有剃头者，群击杀之。”（《三朝辽事实录》卷四）镇江人民拒不剃头，还杀掉了后金派去的官吏。努尔哈赤闻讯派兵镇压，不剃发者悉被杀害。据朝鲜史料载：“时，奴贼既得辽阳，辽东八站军民不乐从胡者，多至越边……其后，贼大至，义民不肯剃头者，皆投鸭水（鸭绿江）以死。”（[朝鲜]《李朝实录》光海君十三年五月癸丑）
明崇祯九年，皇太极改后金为清，继续推行剃发易服政策。清崇德元年，皇太极明令公布：
凡汉人官民男女，穿戴要全照满洲式样。男人不许穿大领大袖，（应）戴绒帽，务要束腰。女人不许梳头缠足。僧道照旧衣帽，其道士妇女，亦不许梳头缠足。该管牛录章京稽查，若有违者，本身即该管牛录、拔什库皆有罪。（《清太宗实录稿本》卷十四）
崇德二年，谕诸王、贝勒曰：
昔金熙宗及金主亮，废其祖宗时冠服，改服汉人衣冠。迨至（金）世宗，始复旧制。我国家以骑射为业，今若轻循汉人之俗，不亲弓矢，则武备何由而习乎？射猎者，演武之法；服制者，立国之经。嗣后凡出师、田猎，许服便服，其余悉令遵照国初定制，仍服朝衣。并欲使后世子孙勿轻变弃祖制。（《清史稿》志七十八《舆服二》）
崇德三年，又下令：
有效他国（即明朝）衣帽，及令妇人束发、裹足者，是身在本朝而心在他国也。自今以后，犯者俱加重罪。（《清太宗实录》卷四十二，崇德三年七月丁丑）
皇太极的目的，是为了防止满洲人受到汉化的熏染，丧失本民族的特点，危及清政权的长远存在，如同历史上的女真人废弃旧俗，渐次衰弱一样。为此，他反复告戒满洲贵族，应该恪守满洲语言、衣冠和弓马骑射的风俗习惯云云，还多次下诏令进行训诫。
清崇德元年十一月，皇太极下谕令说：
朕读史，知金世宗真贤君也。当熙宗及完颜亮时，尽废（金）太祖、太宗旧制，盘乐无度。世宗即位，恐子孙效法汉人，谕以无忘祖法，练习骑射。后世一不遵守，以讫于亡。我国娴骑射，以战则克，以攻则取。往者儒臣巴克什（满语：文士）达海等屡劝朕易满洲衣服以从汉制。朕惟宽衣博鮹，必废骑射，当朕之身，岂有变更？恐后世子孙忘之，废骑射而效汉人，滋足虑焉。尔等谨识之。（《清史稿》本纪三《太宗本纪二》）
崇德二年四月，皇太极又召集和硕亲王、多罗郡王、多罗贝勒、固山贝子等满洲亲贵，谕之曰：
昔金熙宗及金主（完颜）亮废其祖宗时衣冠仪度，循汉人之俗，遂服汉人衣冠，尽忘本国言语。殆至（金）世宗，始复旧制衣冠。凡言语及骑射之事，时谕子孙勤加学习。……本国衣冠、言语不可轻变也。我国家以骑射为业，今若不时亲弓矢，惟耽宴乐，在田猎行阵之事必致松旷，武备何由而得习乎？……且谆谆训谕者，非为目前起见也。及朕之身，岂有习于汉俗之理？正欲尔等识之于心，转相告诫，使后世子孙遵守毋变。（《清太宗实录》卷三十四，崇德二年四月丁酉）
金世宗完颜雍是金朝的中兴之主，他竭力维护女真人的传统习俗，对于女真人习汉俗、改汉姓、取汉名、说汉语、改穿汉衣冠的行为严加戒斥。他对契丹人移剌子敬说：“亡辽，不忘旧俗，朕以为是。海陵习学汉人风俗，是忘本也。若依国家旧风，四境可以无虞，此长久之计也。”（《金史》列传二十七《移剌子敬传》）完颜雍认为，维护女真旧俗是金朝长治久安的政治保障。皇太极对此大加赞赏，引为同道。
清帝弘历也称颂完颜雍说：
金世宗他政兹不论，独嘉其不忘故风、禁习汉俗，拳拳以法祖宗、戒子孙为棘。盖自古帝王，未有不以敬念先业而兴，亦未有不以忘本即慆滛而亡者。是以《书》称无逸，《诗》咏邠风，周之所以过其历也。夫金世宗述祖业之艰难，示继绳之不易，叮咛反覆，一再叹惋，使数百年下有志永命之君为之感泣。及继世之孙，不数年而遂易汉服，又不数十年而遂以屋社。吁！可不畏哉，可不怀哉！（《清高宗御制诗文二集》卷三《金世宗论》）
由此可见，完颜雍竭力维护女真旧俗的政策自女真金朝，乃至后金政权、清王朝，可谓一以贯之。
反之，皇太极对金熙宗完颜亶的汉化政策视为“政治上不正确”的邪路，作为反面教材予以批判：
昔金熙宗循汉俗，服汉衣冠，尽忘本国言语，（金）太祖、太宗之业遂衰。夫弓矢，我之长技，今不亲骑射，惟耽宴乐，则武备浸弛。朕每出猎，冀不忘骑射，勤练士卒。诸王贝勒务转相告诫，使后世无变祖宗之制。（《清史稿》本纪三《太宗本纪二》）
皇太极认为，女真金朝的灭亡是因为改穿了汉人的宽衣大袖，继尔废弃骑射，从马背上下来，“数世之后，皆成汉俗”。因此，为避免再度崛起的后金被 “汉化”，其装束绝不能改变，这是保证弓马骑射的必需。否则，就会有“祖业衰歇，以迄于亡”的危险。
当时，有一部分汉化很深的满洲贵族，诸如达海、库尔缠等后金文臣，建议皇太极推行汉化，改服汉人衣冠，遭其申斥。为此，皇太极还召集诸王、贝子、固山额真（八旗旗主），听他“现身说法”：
朕试为此喻，如我等于此，聚集宽衣大袖，左佩矢，右挟弓，忽遇硕翁科罗巴鲁图（满语：鹫一般的勇士）劳萨（人名）挺身突入，我等能御之乎？若废骑射，宽袍大袖，待他人割肉而后食，于尚左手之人何异耶？（《清太宗实录》卷三十二，崇德元年十一月癸丑）
这是说，一旦满洲人放弃本民族的装束，换上汉人的宽衣大袖，必定会废弃骑射，继尔沦落到“待他人割肉而后食”的悲惨处境。这类见解未免浅薄，穿宽衣大袖未必就会废弃骑射。譬如，赵武灵王推行“胡服骑射”，赵国一样不免于亡，秦始皇穿戴宽袍大袖的冕冠兖服，却最终统一天下。况且宽衣大袖和窄衣紧袖，各有各的用处。以明人冠服为例：宽衣大袖是文臣的标准；武官的常服也是以短衣窄袖为主，以为练武、骑射之需要，礼服和朝服则与文官相类。但皇太极对他的想法坚信不疑，还以之“垂戒”后世，成为清王朝的“基本国策”。
更进一步，满洲统治者不但恪守自己民族的风俗习惯，还将其强加给被征服各地的汉人官民。在他们看来，只要汉人肯剃发易服，除去自己民族的传统服饰，就会断绝其复明之路，效忠清朝统治者，作清王朝的顺民。而汉人和明廷官吏则把坚守自己的发式、服饰，作为忠于明朝和维护民族大义的表现。双方以之为冲突的焦点，进行了长期的、激烈的斗争。
明崇祯三年（后金天聪四年）正月，皇太极领兵攻打北京之后撤军，回军途中占领遵化、永平、滦州、迁安四地。后金军攻下永平府（府治即今河北卢龙县）后，命通晓汉语之儒臣巴克什达海与阵前俘获之永平总兵麻登云“执黄旗于城上遍谕百官百姓，俱令剃发。”（《清太宗实录》卷六，天聪四年正月甲申）也有拒不剃发者，诸如，“永平城通判张尔云，因不薙（剃）发，被斩示众。”（《满文老档》天聪四年正月）
后金军攻打永平期间，明兵备道副使郑国昌、知府张凤奇、推官卢成功、卢龙县教谕赵允殖、副总兵焦延庆、中军程应奇、守备赵国忠、千总牛星耀、东胜卫指挥使张国翰、乡绅中书舍人廖汝钦、诸生韩原洞、武举唐之俊等皆死之。郑国昌，陕西邠州人，御敌时亲冒矢石、奋勇冲杀，城破后举家自焚死。“布政白养粹、职方郎中贾维钥、户部员外郎陈此心、行人崔及第、同知杨尔俊、诸生宋应元及废将孟乔芳俱降。……以诸降人言之，各兵焚掠，于是城中各输金帛，独诸生廖师周所上粗恶，杖之，籍其家。养粹、及第俱盛饰其女为献，尔俊以辫发不中程坐诛。”（《崇祯长编》卷三十，崇祯三年正月甲申）由此可知，后金对降人剃发的样式也有严格规定，归降的永平同知杨尔俊因为剃头的样式不符合满洲人的标准而被杀。
二月，后金移书滦州，“催滦州人……再将此薙（剃）发书，令刻字匠刊刻。无论何地，凡获未薙发之人，即令薙发。付此书遣之。”（《满文老档》天聪四年二月）
皇太极领兵北归后，命贝勒阿巴泰、济尔哈朗、萨哈廉，固山额真图尔格、纳穆泰、察哈喇，偕文臣索尼、库尔缠、宁完我、鲍承先、高鸿图、范文程等分守永平、迁安、滦州、遵化四地。三月，又命贝勒阿敏、硕托前往永平替换阿巴泰等人。阿敏至，令永平官民: “我兵久留于此，意在养民，以成大业。尔等妄意谓我将返，且间有不剃发之人，是不知兴师之意也。今尔等宜各坚意剃发，有不剃发者，察出处死。”（《清太宗实录》卷六，天聪四年三月丙午）
五月，明军组织反攻，总兵祖大寿、马世龙、杨绍基、祖大乐、祖可法、张宏谟、刘天禄、曹恭诚等率兵攻滦州，滦州的金将纳穆泰等人据城应之。阿敏、硕托命金将巴都礼率数百人前往增援，并将迁安的守军、居民悉数迁入永平。在明军的连续攻击下，纳穆泰不能支，弃城奔永平。明军在中途拦截，击杀金军四百余人。“阿敏、硕托将城内归降汉官，巡抚白养粹、知府张养初、太仆卿陈玉庭、行人崔及第、主事白养元、知县白珩，掌印官陈清华、王业宏、陈元美，参将罗墀、都司高攀桂等，悉戮之。并屠城中百姓，收其财帛，乘夜弃永平城而归。”（《东华录》卷二）分守遵化的金将察哈喇见大势已去，亦弃城逃归。
金兵败归后，剃发之事遂暂告一段落。
明崇祯十五年（清崇德七年，公元1642年）三月，明清松锦决战后，明督师洪承畴被俘，总兵祖大寿出降。原明朝降将祖可法、张存仁急忙建议皇太极，“宜速令祖大寿、洪承畴等剃发，以坚其心。”（《清太宗实录》卷五十九 崇德七年三月辛巳）让祖大寿、洪承畴剃发，以断绝其复明的念想，专心投靠清朝。
之前，明崇祯四年（后金天聪五年，公元1631年），明金大凌河之役后，明朝的监军张春被俘，拒绝剃发，绝食三日不死。后金将其圈禁在沈阳三官庙。彼时，一位出使后金的朝鲜使者回国后，向朝鲜国王李倧报告说，“（张春）不为剃头，着汉服居于寺中云。”（[朝鲜]《李朝实录》仁祖九年闰十一月壬戊）这个情况算是例外，彼时后金建政伊始，对明廷高级官吏尚有些许尊重之意。明人记：“春被执，不屈，愿求一死。建汗（建州可汗，即皇太极）欲杀之，某力救。汗亦叹曰：‘非南朝读书人不能也。’因幽之某寺中，日给馔。春终不屈。”（《国榷》卷九一，崇祯四年八月庚午）后来明清革鼎，满洲贵族以征服者和统治者自居，就只有“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了。

第二章剃发易服与清政权内部的派系冲突
第一节孔府地主衍圣公家族降清功过辨析
清顺治二年十月，有孔子后人，原任陕西河西道孔闻謤奏言：
近奉剃头之例，四氏子孙又告庙遵旨剃发，以明归顺之诚，岂敢再有妄议。但念孔子为典礼之宗，颜、曾、孟三大贤并起而羽翼之。其定礼之大莫要于冠服。……惟臣祖当年自为物身者无非斟酌古制所载章甫之冠，所衣缝掖之服，遂为万世不易之程，子孙世世守之。自汉、唐、宋、金、元以迄明时，三千年未有令之改者。诚以所守者，是三代之遗规，不忍令其湮没也。即剃头之例，当时原未议及四氏子孙，自四家剃发后，章甫缝掖不变于三千年者未免至臣家今日而变，使天下虽知臣家之能尽忠，又惜臣家未能尽孝，恐于皇上崇儒重道之典有未备也。……应否蓄发，以复本等衣冠，统惟圣裁。（顾城《南明史》第六章第三节载清顺治二年十月初三日孔闻謤揭帖，应为孔氏奏疏原本。此文收入《清实录》，文字削减甚多。）
孔闻謤搬出孔子这块大招牌，又引金、元二代为例，以企保住先世蓄发衣冠，不料却碰了个大钉子：
得旨：剃发严旨，违者无赦。孔闻謤疏求蓄发，已犯不赦之条，姑念圣裔免死。况孔子圣之时，似此违制，有玷伊祖时中之道。著革职永不叙用。（《清世祖实录》卷二十一，顺治二年十月戊申）
孔闻謤的话讲得很委婉：我们孔家店怎么说也是三千年的老字号，我们店里的衣服可是上承夏商周三代，下继汉唐宋明，乃至金元二代；无论汉人江山，还是胡人政权，从来都没有下令让我们改衣冠的先例。您看，是不是给点面子？至少，让我们店主和店伙计，孔、孟、颜、曾四家的后人破个例吧！再说，您老人家不是标榜“崇儒”吗？冠服礼仪可是儒学的中心内容之一啊。保留先世蓄发衣冠对于您“崇儒”的高姿态也是必要的完善和补充。恭候您的圣明裁决。
清廷的回复也很有意思：知道你祖先为什么能当圣人吗？因为他能顺应形势发展，懂得“与时俱进”的道理。“孔子，圣之时者也。”（《孟子·万章下》）像你这样违背我朝的制度，简直是玷污孔先生善于顺应形势变化的教导。本来按例要杀你，不过看在你作为“圣人”后裔的份上，饶你性命，回家种田去吧。
可见，清朝统治者虽然高姿态标榜“尊孔崇儒”，但是“崇”到什么程度，他们内里自有分寸：
今彼满洲者，其为归化汉人乎？其为陵制汉人乎？堂子妖神，非郊丘之教；辫发璎珞，非弁冕之服；清书国语，非斯、邈之文。徒以尊事孔子，奉行儒术，崇饰观听，斯乃不得已而为之，而即以便其南面之术，愚民之计。（章太炎《驳康有为论革命书》）
章太炎指出：清人的宗教习俗、语言文字、辫发服饰，都固守自己的传统；唯有尊孔崇儒延续旧例，这不过是虚假的装饰、统治的权术和愚民的诡计。
清王朝大力“尊孔崇儒”，甚至超越前代，但主要限定在程朱理学的范围之内，其真实目的，是将“君臣父子之道”鼓吹的君主专制强化到极限，成为奴化愚民的利器。据清帝弘历称，“君者，为人伦之极，五伦无不系于君。”（《清高宗实录》卷七百五十四，乾隆三十一年二月甲辰）即，把君主作为政治结构和社会关系的中心，把君主专制作为儒学的核心。这种专以“事君”为要务的畸形儒学显然大大有利于清王朝的集权统治。
多尔衮曾为清王朝的残暴杀戮辩解说：“君，父也；民，子也。父残其子，情理之所必无。况诛戮所以惩有罪，岂有无故杀人之理？”（《清世祖实录》卷四十二，顺治六年正月戊辰）满洲贵族显然对程朱理学的奴隶道德了然于胸，而且“活学活用，立竿见影”。
今人某把孔府地主归顺清廷作为论证清王朝统治合法性的重要论据，此说完全站不住脚。因为自金元明清，乃至近代，孔府地主向来奉行“有奶便是娘”的实用主义方针。无论谁当权，他们照样表忠心。
金人入主北方，孔府地主先后向刘豫的伪齐政权和女真人的金朝表忠心，继续受封赵宋王朝设立的衍圣公。后蒙古灭金，孔府地主内部因为金、元、南宋分立而出现三个衍圣公，最后由元廷裁决“正宗”衍圣公的人选。元明革鼎，朱明王朝厚待孔府地主自不必说。洪武二年，朱元璋赐给孔府土地二千倾，每倾三百亩，合六十万亩土地。永乐五年，朱棣又赐田孔府七十三倾，合二万余亩。此外，明朝廷还划拨编户齐民五百户，庄丁二千，供孔府地主驱驰役使。朱家皇朝对孔府地主可谓“优渥”恩隆，但孔府地主可从来没想过要吊死在一棵树上。崇祯十七年，甲申，李自成兵锋抵达北京，衍圣公孔胤植眼看要改朝换代，赶紧下令曲阜知县孔贞堪，在城内庙宇学堂等处供奉大顺朝永昌皇帝龙牌；同时派人进京献上《劝进表文》一并朱明王朝赏赐的各种印信，并“献贡马十匹，银一千两”，以表效忠之诚。没成想李自成的大顺政权昙花一现。李自成前脚刚走，满洲人后脚就来了。清廷甫定，孔府地主又赶紧上表，向清廷献忠心：
顺治元年九月一日上。伏以泰运初亨，万国仰维新之治；乾纲中正，九重弘更始之仁。率土归诚，普天称庆。恭惟皇帝陛下，承天御极，以德绥民。协瑞图而首出，六宇共戴神君；应名世而肇兴，八荒咸歌圣帝。山河与日月交辉，国祚同乾坤并永。臣等阙里竖儒，章缝微末，曩承列代殊恩，今庆新朝盛治。瞻学之崇隆，趋跄恐后；仰皇猷之赫濯，景慕弥深。伏愿玉质发祥，懋膺天心之笃祜；金瓯巩固，式庆社稷之灵长。臣等无任瞻仰忭舞，屏营之至。谨逢表，上进以闻。（《孔府档案》六三零八卷之一 《初进表文》）
第二年六月，又诚惶诚恐，遵命剃发：
奏为饮奉圣谕，遵依剃头事：本年闰六月十二日，该山东抚案移文到臣，臣随即齐集合属，择于二十六日恭设香案，宣读圣谕。会同曲阜县世职知县孔胤淳、世袭翰林院五经博士孔胤钰、颜绍绪、曾闻达、仲子陛，署四氏学教授王世禄、学录孔闻然、尼山书院学录孔兴荣、洙泗书院学录孔尚澄，并督令属官管勾、田伸，司乐陈永安、典籍桂存正、书写田世旺、奏差陈裔远、知印张应登、伴官杨元肇、庙户陈三友、佃户杨元祥等，遵奉圣谕，俱各剃头讫。除一再移文山东抚按外，理合具奏，伏惟睿照。臣临奏不胜惶悚战栗之至，为此具本奏闻。（《孔府档案》六三零八卷之十二《上剃头奏稿》）
十月二日，多尔衮下令，续封孔胤植的衍圣公头衔，维持明朝的待遇和惯例不变。
至清廷倾覆，袁世凯窃权复辟，改元洪宪。衍圣公孔令贻又急不可待地电贺袁世凯称帝：
皇帝陛下圣鉴：窃维俯顺舆情，允国民之拥戴；仰承天命，建皇权之谟猷。化日当阳，慰四海元元之望；圣谟广运，宏万年丕丕之基。令贻等守先圣尊王之意，输瞻云就日之诚，不胜懽忭鼓舞馨香庆祝之至。衍圣公孔令贻统率庙廷各官、孔氏族众及各先贤、儒奉祀官等谨奏。（《孔府档案》六五九三卷之《孔令贻拥戴袁世凯称帝奏稿及电文》）
孔令贻还被“洪宪皇帝”封为“郡王”。结果袁世凯的复辟闹剧不到三个月旋即收场。二年后，废帝溥仪在辫帅张勋的拥戴下复辟，孔令贻又致电祝贺：
北京南河沿张公馆少帅均鉴：恭承明诏，日月重光，毅力殊献，普天同庆，肃电敬贺大喜。令（贻）咸印。（《孔府档案》八零五九卷之《孔令贻拥护清室复辟致张勋等函稿》）
结果这场复辟闹剧只持续了十二天。衍圣公又空欢喜一场。
1937年，末代衍圣公孔德成写诗曰：“江川珠泗源流合，况是同州岂异人”，宣扬中日“同文同种”。
1938年，日本人攻占曲阜，孔府地主摇身一变，又成了“东亚新秩序”的维护者。
1943年，孔令煜电贺汪伪政府成立三周年：
代电。南京国民政府 汪钧鉴：窃以本年三月三十日，恭逢钧府还都三周年之期，尤因我 遵守国父遗教，收回各租界及治外法权，国际地位从此增高，得与世界列强并驱并驾，旋转乾坤之功，实为从前所未有。令煜应期赴京参加典礼，并面聆训诲。惟是时适当圣庙筹备春祭大典，未克离曲，祗得翘望晋祝，用表敬意。谨此电陈，伏惟垂鉴。大成至圣先师奉祀官代表孔令煜谨叩。漾。中华民国三十二年三月 日（《孔府档案》八零五九卷之《孔府代理奉祀官电贺汪精卫政府成立三周年》）
最令人惊奇的，现存一幅孔令煜1944年与其女的合影照片，上有“昭和十九年孔子祭。济南领事馆，成田领事摄影。第七十六代孔令煜氏及令媛。”的字样。可知孔令煜在日据时期还使用“昭和”年号。

第二编第一章第五节崇祯政局的关键与杨嗣昌主抚之关系
明清议和之失败，朱由检自是决策失误，而所谓的清流、东林党人更起到了推波助澜的恶劣作用。此前反对杨嗣昌议和的代表人物主要是东林党人黄道周，九月，他被贬谪到江西去了。其次是卢象升。
卢象升，字建斗，江苏宜兴人，天启二年进士，历任户部主事、员外郎，大名知府。崇祯八年五月，以进剿农民军有功，擢右副都御史；八月，出任五省军务总理兼湖广巡抚，专门负责扑灭湖广地区的张献忠农民起义军，与三边总督洪承畴互为犄角。“总督洪承畴办西北，象升办东南。”（《明史》列传一百四十九《卢象升传》）崇祯九年九月，清军入犯京畿，明廷召卢象升入援京师，寻迁兵部左侍郎，总督宣大、山西军务。象升出身科举，然娴兵事，颇能治军。

卢象升向明廷建言：“夫他夷可抚，东虏断断不宜轻抚。何也？顺逆之情，真伪之故应权也。……又侦虏营穿红绿蟒甲者不下数千，且言四酋（指皇太极）亲在，向日关宁塘报真确无疑。……微臣审时度势，终夜以思，有三著焉。激烈将士，歃血誓师。臣标与宣镇挑选骑兵五千，捣其中；云镇挑选骑兵四千，扼其前；蓟、昌挑选骑兵七千，袭其后。直薄虏营，合力进击，得手则进，不得手则退，是为奇著。闭关谢之，明谕诸夷：连岁逆天肆恶，与恭顺部落不同；赏固不从，所乞市亦不准其开。彼若悔过而还，我不勤兵于远。如虏狡焉启疆，即励兵剿杀，是为正著。阳示羁縻，许以叛讨服舍，使叩关夷人，钻刀说誓。如若虏众东回，止留散夷在此，姑准开市。因而密察虚实，钩索其情，大修内备，且就中施我智术，离群散党，攻心伐交，以成制虏安边之长算，是为稳著。”（《卢象升疏牍》卷十《密报边情筹控御三著疏》）
卢象升坚决反对与清方议和，他认为，清军请市开关是假，图谋毁边劫掠是真。他的对策，除了厉兵秣马以待，对清方开市互易的要求也一并回绝。

卢象升一意主战，他奏称：“如虏狡焉启疆，即励兵剿杀，是为正著。”大概只有他相信此时明朝的边兵能打退清军。为了显示他有决战的信心，卢象升竟然浮夸地写道：“若天心效顺，虽四酋（指皇太极）亦可擒也。”这简直就是自娱自乐了。他自己信心满满这也无妨，但他又把这种盲目乐观、不切实际的自大情绪传递给朱由检，又对朱由检大加恭维“实皇上神武布昭，威灵遐畅，有以威之也”云云。朱由检本来就是一个刚愎自用、死爱面子不顾实际的人，接到卢象升的军事报告，只会误导他做出错误的决策，认为明朝的边兵尚可一战，也让他揣摩已久的议和计划更加没有台阶下。崇祯十一年五月的明清议和之失败，未尝与卢象升传递给他的这种虚假信息没有关系。

第二章明思宗的性格缺陷以及决策失误
第一节多谋寡断又不敢担当
由于封建时代实行君主专制制度，专制君主的个人才德对于国家、民族的命运具有引领性的作用。明思宗朱由检其人，小有才具，有一点小聪明、小智谋，但绝无大韬略、大格局。大体来说，永乐之后的朱家皇帝大都是这样悭吝、凉薄的市井商贾性格。明孝宗朱佑樘算是一个例外，他和汉文帝、宋仁宗一样，属于那种平和、宽厚的守成之君。朱由检为人刻薄寡恩，刚愎自用，无知己之明，又无知人之明，而且用人行政有严重缺陷。朱由检自视甚高，他曾经神气活现地对杨嗣昌说：“那汉、唐、宋何足道？目今只要将流寇平了，却用全力制敌（即清政权），有何难事？”（《杨文弱先生集》卷四十三《戊寅四月十二日召对》）此时已经是崇祯十一年，明王朝风雨飘摇，倾覆不远。而朱由检对明朝覆亡在即的险峻局面缺乏清醒认识，还幻想着消除内忧外患，建立超越汉唐的丰功伟业。

第二节迂腐僵化又死爱面子
朱由检迂腐、僵化，死要面子活受罪，因为爱面子过甚，白白错过一个又一个翻盘的机会，终至身死国灭。崇祯十七年二月底，李自成攻陷太原，兵锋直指京畿！朱由检一心想“南迁”逃命，但是因为爱面子，遮遮掩掩，犹豫不决。按他的本意，是想让大臣们上疏奏请“南迁”，结果应者寥寥，言官们更是口诛笔伐，激烈抨击“南迁”之议。其实朱由检一心想南下逃命，但因为找不到台阶下，又在爱面子心理的作祟下，不能乾纲独断，最后索性博取一个“国君死社稷”的美名。他说：“祖宗辛苦百战，定鼎于此土，若贼至而去，朕平日何以责乡绅士民之城守者？何以谢先经失事诸臣之得罪者？且朕一人独去，如宗庙社稷何？如十二陵寝何？如京师百万生灵何？逆贼虽披猖，朕以天地祖宗之灵，诸先生夹辅之力，或者不至此。如事不可知，国君死社稷，义之正也。朕志决矣！”（《绥寇纪略》补遗中）可见他最关心的是自己的名节，守正不知权变，因为爱护羽毛连身体都陷进去了。

第三节后金改易国号与“丙子虏变”
后金天聪六年五月，在后金军队的连续追击之下，察哈尔林丹汗逃往甘青地区，二年后，病痘而死。林丹汗死后，部众离散，一部分投降后金，一部分南下投明，再有一部分拥立他的儿子额哲继续盘踞在黄河以西。天聪九年二月，皇太极派贝勒多尔衮、岳托、萨哈廉、豪格率精兵万人前往收服额哲。四月底，林丹汗之妻苏泰太后接受多尔衮的招抚，携子额哲归附后金。至此，漠南蒙古悉数纳入后金版图。多尔衮在收服额哲之时，又意外得到了元帝国的传国玉玺。“其文汉篆‘制诰之宝’四字，璠[王舆]为盾，蛟龙为纽，光气焕烂，洵至宝也。”（《东华录》卷三）据传此玺为元顺帝逃往漠北时从元大都携出，后元顺帝死于应昌，玉玺遂失。后为俺答汗的后人卜失兔所得，后来林丹汗击败卜失兔，获有此玺。林丹汗死后，由其妻苏泰太后收藏，此番再由多尔衮之手归于后金。

第四节崇祯十一年的明清议和及“戊寅虏变”
在后金政权不断壮大的同时，明朝国内的农民起义也进展地如火如荼。崇祯八年正月，张献忠农民军攻克明朝的中都凤阳，纵火焚毁了皇陵享殿和龙兴寺（前身为朱元璋早年出家之皇觉寺），还刨了朱家皇帝的祖坟。斗争的矛头直指朱氏皇族，这意味着农民军已经走上了与明王朝彻底决裂的道路。朱明王朝的“龙兴”根本之地被挖掘成骷髅场。

这对明朝君臣来说，在精神上是一个极大的打击。

第三节猜忌多疑又尚气轻躁
《明史》评价朱由检曰：“庄烈虽锐意更始，治核名实，而人才之贤否，议论之是非，政事之得失，军机之成败，未能灼见于中，不摇于外也。且性多疑而任察，好刚而尚气。任察则苛刻寡恩，尚气则急遽失措。当夫群盗满山，四方鼎沸，而委政柄者非庸即佞，剿抚两端，茫无成算。内外大臣救过不给，人怀规利自全之心。言语戆直，切中事弊者，率皆摧折以去。其所任为阃帅者，事权中制，功过莫偿。败一方即戮一将，隳一城即杀一吏。赏罚太明而至于不能罚，制驭过严而至于不能制。”（《明史》列传一百九十七《流贼列传》）这段话是颇有见地的，道出了崇祯一朝政事混乱的诸多症结，关键在于最高统治者“朕躬不明”。心智不明则头脑混沌，茫然无措，遇人遇事没有定见，容易惑于浮议。表现在行动上就凡事左右摇摆，举棋不定，患得患失，“剿抚两端，茫无成算。”

后记
这部作品在2017年3月1日动笔，至2020年4月8日写成初稿。之后又修订了一遍，再至5月8日修订完成。这部作品的基础最早是与他人合作撰写的汉装消亡简史的主体篇章，即由本人执笔的消亡史，其后被我整理成《简明汉装消亡简史》一文，即主要叙述明清易代与剃发易服的全过程。我在2007年之后不再参与汉服运动，由此这篇旧文一度沉寂了十年时间。这十年时间里，我除了从事媒体工作，就是进行文学创作，期间创作了两部长篇小说，一部成品，一部半成品。由于第二部文学作品的创作并不顺利，因此暂时搁置起来，至2017年开春，复阅及此篇旧文，觉得这个历史与学术问题值得深入探究下去，由此开始了本书的创作。因为我并非历史专业出身，之前亦未曾撰写过历史文化类的学术专著，因此，这部作品之成型也算是自创一格，与其说是一部历史文化类的学术著作，还不如说是一部贯通文史哲的历史大散文。本着对学术研究认真负责的态度，在此期间，除了专门研究南明史，还探究了明代的政治制度，诸如官制、军制、科举制等具体方面的问题。本书的大头，即第三编，南明本末，耗时耗力甚巨。主要是因为南明史头绪繁多，各种史籍记载混乱，须仔细鉴别、辨析，才能找出相对来说更为可信的结论。南明史的研究在国内外尚不充分，有许多历史细节仍然有待进一步理清，这需要一代又一代人坚持不懈的努力。本人在撰写南明史篇章的过程中，得到钱海岳、顾诚两位前辈大师的《南明史》专著启发良多。钱老的专著，搜集史料之全面、丰富为诸书之冠，令人叹为观止。顾老的专著，史料考证严谨，立论独辟蹊径，且思想穿透性颇为锐利。这两部作者集毕生之心力的里程碑式的著作必将为后世学人的继续探索提供长远的借鉴。本书在承接前辈学者的基础上，继续推动南明史研究的深入化、细致化，对诸如李定国炎遮河之战、磨盘山战役的确切地址，永历君臣在缅活动的各个具体地点等问题都进行了详尽的考证与探察。按照开初的规划，本书原来拟定有第四编，明清易代之际的西学东渐问题，第五编，明清易代之际的东亚世界。但囿于篇幅限制以及本人精力、体力之有限，均未能出世，略有遗憾。此外，在本书撰写过程中，多得挚友M兄在物力上的资助、精神上的鼓励，谨此致谢。

海旻
2020年5月16日

这本书太长，最近和出版商朋友商量，分成两本书出版。第一第二编单独成册，第三编作为一本独立的《南明史》单独出版。

@rochest126 2020-07-21 14:17:38
我觉得，适当也要从中国的自身找一下原因的。满洲八旗和蒙古骑兵，在冷兵器时期，都是相对高效率的武装组织，宋朝和明朝发展到后期，虽然社会财富在增加，但是行政组织比较庞大，效率自然会下降。这与前苏联和美国在阿富汗铩羽而归是一个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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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明朝衰亡的制度性因素再探析
第一节简述明史研究的历史境遇
第二节明代皇权专制制度的负面作用
第三节明代宗藩制度的严重弊病
第四节明代科举制度的消极作用
第五节南方汉族地主阶级的历史局限性

这一章大约十多万字就是回答你说的这个问题：明帝国的倾覆是制度性、文化性与种族行的痼疾，游牧民族的侵扰只是外部因素~！
明帝国的失败，说到底，是汉族地主阶级的彻底堕落与腐朽化，更是南方汉族地主阶级竭力维护并崇奉的那一套意识形态的严重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