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夏朝？

读《史记•夏本纪》，给人的突出感觉是：两头充实中间空。开头写禹的部分，篇幅最长，主要写大禹治水，奠定九州以及禹与皋陶论政，基本上取材于《尚书•禹贡》和《大禹谟》；最后写夏桀荒淫亡国，那在先秦典籍上也有许多资料可以采用；而从启到发十五王，则写得非常单薄，有的只有三言两语，有的一点事迹也没有，只是一个符号。这当然不能怪司马迁，毕竟有关夏朝的资料太少了。难怪比司马迁早生六百多年的孔子，早就发出了“文献不足”的感叹了。
由于夏史模糊，没有较早的文字记载来证实，所以有些学者对于夏这个朝代是否存在过产生了怀疑。现在我们再盘点一下，起码以下的一些问题是不好解答的：
第一，为什么夏代诸王的事迹，连渊博如司马迁的史学家也所知甚少？
第二，为什么我们仅知的那点有限的夏代故事，还夹杂着神话？有的夏王（如启）还人神不分？
第三，夏代故事为什么与商代故事有雷同之处？（如桀囚汤于夏台，汤囚文王于羑里；桀纣都因女色而亡国等等）
第四，夏、商之王，有的名子相同或相似，这是为什么？
第五，没有发现夏代文字，怎能证实夏朝的存在？
1936年，陈梦家（1911-1966）在《燕京学报》上发表文章，认为夏世就是商世，汤灭桀不过是亲族间的争夺。他从地理、文化、继承制度、治水、先妣（始祖母）传说、禹为夏商的共同祖先、夏商帝王名有的重复等方面，来进行论证。文中有牵强附会之处，但也有一定的道理。当年他只有27岁，正在由一位诗人转化为考古学家、古文字学家。他提出的这个大胆的假设，引起了史学界的重视。
那么，夏朝真的不存在吗？这在学术上还是难以定论的。我们读《尚书》，有汤伐夏的誓师之辞《汤誓》；在《周书》各篇中，周人曾不止一次地谈到要以夏朝的灭亡为戒鉴；《论语》也谈到了“夏礼”，“夏时”（夏的历法），看来夏朝是应该存在的。但我们研究上古的历史，在观念上应该走出一个误区，那就是不能以秦汉以后统一大帝国的情况来看待夏朝。那是一个刚从原始社会走出来的时代，所谓朝廷也仅仅是部落联盟的扩大化，疆域有限。夏与商都兴起于东方，二者的活动范围呈犬牙交错之势，文化、习俗、制度等等也多有类似之处。在一个时期里，夏与先商（汤以前），甚至也包括一些其它的部落联盟或初级形态的国家同时存在，应该是一个真实的历史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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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朝文化何处寻？

据《史记•夏本纪》所提供的世系，包括禹在内，夏朝共有十四世，十七王。《竹书纪年》说：“有王与无王，用岁四百七十一年。”夏朝没有明确的纪年，2000年9月，“夏商周断代工程”公布的《夏商周年表》，估计夏朝的年代为公元前2070年-公元前1600年，采用了《竹书纪年》的说法。
人们常说：中国有五千年历史，就目前来看，这说法还不算确切。什么是历史？有广义和狭义两个概念。广义的概念是：宇宙中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都是历史。从大的方面来说，又可以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自从人类产生时起，就有了人类的历史，至今已有二三百万年。而狭义的概念，是指人类的文明史，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从最严格的意义来说，至今已知的我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应该从有甲骨文记载的商代开始，就是公元前1600年，至今已有3600年的样子。但在商以前，还有一个将近500年的夏朝。尽管有的学者怀疑甚至否定夏朝的存在，但大多数学者的主流意见，还是认为应该有夏朝的存在。商代已有成熟的文字，有发达的冶炼和制造青铜器的技术，有成型的国家组织，从文明的发展程度来说，已经不是初始的阶段了。在它之前，理应有一个发展水平比它更低一些的阶段，这个阶段的最主要的特征是：
第一，有先进的石器、骨器。
第二，有比较粗糙的铜器（红铜或青铜）。
第三，有比商朝甲骨文更原始一些的文字。
第四，有较低发展水平的政权组织以及礼、法、德等社会规范。
而符合这些条件的，应该是夏朝。从夏朝的传说来看，它已经有青铜器的冶炼技术（如关于禹，益造鼎的传说），有文字（如启作《甘誓》），有历法（如《夏小正》，有国家组织，官僚机构、刑法等等。
但光靠传说是不行的，需要有当时的文字记载（而不是后世的追忆文字）和考古成果的支持和证实。多年以来，我国的考古工作者，一直在寻找夏文化的遗址。根据古代典籍中所记载的夏代传说，夏人的主要活动区域在豫西和晋南地区，而考古工作者从1959年开始发掘的河南偃师二里头文化遗址，其文化类型介于河南龙山文化和郑州二里岗早商文化之间，据碳14测定，其年代约在公元前1900-1600年之间，恰在夏文化的范围之内。其石器、骨器、玉器的制作技术已较龙山文化进步，还发现了青铜器铸造的刀、锥、铲、凿、镞（箭头）、戈、爵等生产工具、武器和酒器以及铸铜遗址。以上器物的发展水平，与传说中的夏朝应有的水平是符合的，所以学者们多认为这就是夏文化。但这些出土的东西还只是一些哑证，还没有文字来证明，你所面对的即使就是夏文化，也是不能确认无疑的。
我们热切地盼望，有那么一天，考古工作者能够确凿地解开夏朝之谜，使它由若隐若现的传说时代，跻身于有史时代。到那时候，我们可以毫不含糊地说：我们已经有四千多年的文明史。再加上文明孕育时代的黄帝、尧、舜、禹的传说，也就符合五千年之数了。

本章主要参考篇目

1、《史记•夏本纪》
2、《尚书•禹贡》、《皋陶谟》、《汤誓》
3、《国语•鲁语下》
4、《左传》，襄公四年，定公十年，哀公元年
5、《竹书纪年》

①一说舜都蒲坂，今山西永济西。
②也有人认为：夏朝的第一个君主是禹。但禹的神话色彩更浓，应该是夏族的宗主神，而不是人间帝王。
③《世本》成书于汉初，但其内容多为先秦资料。
④陈梦家：《夏世即商世说》、《古史辨》七下，1982年，上海古籍出版社

六、商朝的野蛮与文明

进入有史时代

商朝是现在已知的有文字可考的第一个王朝，是中华文明的重要源头，在我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上，都有着重要的地位。
商，本来是一个地名。《史记•殷本纪》说：帝舜时，商族的始祖契（音谢），辅佐大禹治水有功，被封于商。这个商地，皇甫谧《帝王世纪》说是在上洛，就是现在的陕西商州市。而据王国维考证：应该在今河南商丘的东南，也称南毫。商族和商朝的名子就是由此而来的。契还是一个神话人的，据说他的母亲简狄，吞食了玄鸟（燕子，一说凤凰）堕下的卵而生下了契。契是否真正居于商丘，还是一件难以考证的传闻；但起码可以说明，今商丘一带是商族早期的重要活动地区。
《史记•殷本纪》记有商的世系，自契至天乙（汤）前共有先公十四人（未称王的叫先公，称王的叫先王），他们是：
契—昭明—相土—昌若—曹圉—冥—王亥、王恒—上甲微—报乙—报丙—报丁—主壬—主癸
自汤至帝辛（纣）共有先王三十人，他们是：
天乙（汤）—外丙—仲壬—太甲—沃丁—太庚—小甲—雍已—太戊—仲丁—外壬—河亶甲—祖乙（中宗）—祖辛—沃甲—祖丁—南庚—阳甲—盘庚—小辛—小乙—武丁—祖庚—祖甲—廪辛—庚丁—武乙—文丁—帝乙—帝辛（纣）
《竹书纪年》说：
“汤灭夏以至于受（纣）二十九王（应为三十王），用岁四百九十六年也。”
当然，这只是一个根据传闻的说法，不可能那么确切。“夏商周断代工程”2000年公布的《夏商周年表》，把商王朝自汤至纣的年数定为公元前1600—1046年，共555年，比《竹书纪年》的说法多出了50多年。但这也没有什么，本来都带有估计性，哪一个也不是确凿无疑的年数。大体说来，商朝的历史（不算汤以前的先公），共有五百年左右。
在八国联军进北京的前二年，也就是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在河南安阳小屯村（殷墟）发现了商朝的甲骨文。在中国的古史研究上，这是一件破天荒的、特别重要的大事。在这以前，商朝的历史尚属于传说时代，还没有文字来证实；发现商朝的甲骨文以后，商朝的许多历史之谜被揭开了，商朝正式进入了有史时代，就是有文字记载历史的时期。
《史记•殷本纪》所写的商先公先王的名号，原来人们还抱着半信半疑甚至是不太相信的态度；而商朝的甲骨文被发现后，经过王国维、吴其昌等学者的研究，得出的结论是：这些先公先王的名号，大部分都在甲骨文里得到了证实。人们不得不惊叹司马迁治史的严谨，不得不认为《史记•殷本纪》的世系是有根据的，是可以相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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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曙光

我们至今还没有发现夏朝的文字，对于夏朝的真实历史所知甚少，严格说来，夏朝还是一个传说时代；只有从商朝开始，中国才出现了文明的曙光。
什么是远古历史分期上的文明时代？各派学者有不同的界定。摩尔根和马克思、恩格斯把原始社会后期父家长制的时代称为野蛮时代，随着父家长制的解体才进入了文明时代。文明时代的主要特征是：
1、以冶炼青铜器为标志的生产力水平；
2、阶级分化，贫富悬殊；
3、国家机构的出现，与其相配套的政治、军事、法律制度的形成；
4、文字的发明和编年体史书的出现；
5、脱离生产的管理官员和知识阶层的出现。
如果用以上的主要特征来衡量，可以说商朝已经进入了文明时代。
第一，青铜器时代的到来。
传说夏朝大禹或启制造了九鼎，那应该是一组大型的青铜器。但那只是传说，并没有实物佐证。在考古发掘中，商文化以前的龙山文化和二里头文化遗址，也只是发现了小型的青铜工具，如刀、钻、锥、凿、鱼钩等等，并没有发现大型的鼎、簋等青铜器，只能说夏代是青铜器的萌芽时期，不能说已经进入了青铜时代。
只有到了商朝，才能制造大型的青铜器。如1938年在安阳武官村出土的司母戊大方鼎，带耳高1.37米，长1.1米，重875公斤。仅在武丁的配偶妇好墓中，就发现了青铜礼器（鼎、簋等）200余件，青铜兵器130件。因此可以说，只是到了商朝，青铜器时代才到来了。
第二，阶级、贫富分化明显。
传说夏朝已有奴隶。在二里头文化的墓葬中，墓穴之大小、随葬器的数量和质量，常有一定的差别，这是阶级分化的表现。但夏朝的阶级分化，尚处于萌芽的状态；只有到了商朝，阶级分化才特别明显了。商朝的家内奴隶有臣、妾、奚、仆等许多名目，还用羌人的俘虏做畜牧或养马的奴隶。至于从事农业生产的大量的“众”、“众人”等等，很多学者沿袭了郭沫若的说法，认为是农业奴隶，其实是农村公社的社员。但他们并不是自由民，而是被编制在“井田”上，受贵族的剥削与奴役，也体现了阶级分化的特点。至于商朝王室和贵族，杀害大量的俘虏和奴隶作人殉（陪葬）、人牲（杀人祭神或祖先），更是阶级分化的血淋淋的事例。
当然，在今人看来，这些都是极不文明的，似乎不能把这些现象和文明挂钩；但在上古时代，阶级分化是文明时代到来的一个标志。从历史学的角度来看，我们不能简单地说人剥削人的现象好不好，而是应该看到：在由野蛮到文明的转型过程中，正因为有了剥削，有了阶级和贫富分化，才有生产条件的集中，才有改善生产条件、扩大生产规模的可能，才有劳动者之间的简单协作，才有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分工，从而才有科学文化的发展。正如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说：
“只有奴隶制才使农业和工业之间的更大规模的分工成为可能，从而为古代文化的繁荣，即为希腊文化创造了条件。没有奴隶制，就没有希腊国家，就没有希膜的艺术和科学；没有奴隶制，就没有罗马帝国。没有希腊文化和罗马帝国所奠定的基础，也就没有现代的欧洲。我们永远不应该忘记，我们的全部经济、政治和智慧的发展，是以奴隶制既为人所公认，同样又为人所必需这种状况为前提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有理由说：没有古代的奴隶制，就没有现代的社会主义。”①
应该指出：中国古代与希腊、罗马不同，并没有典型的奴隶制，但也有剥削和阶级分化，恩格斯的话对我们很有启示，但不能机械地理解。
第三，早期的国家机构。
国家的最主要的特征，就是公共权力的设立。商朝以商王为首，建立起专制的王权。在他之下有一个从中央到地方的官僚机构，称为“百官”或“百辟”，还有军队，法律（主要是刑罚）等统治工具相配合。
第四，文字的出现。
1998年发现了商朝的甲骨文，到目前为止，共出土十五万片以上，单字五千多个。经过学者的长期研究，能够认识的大约有一千多字，约占全部单字的1/3左右。其中不仅有象形、会意、指事的造字方法，还有形声字，说明它作为一种文字已经发展到成熟阶段了。西周的周公旦曾说：“惟殷先人，有典有册”（《尚书•多士》），典，册就是档案材料和历史文献，是最古老的书籍。
第五，科学文化的发展。
商代已经出现了脱离生产的卜、史，贞人，就是专门从事观察、研究、记录和占卜的人，他们是最早的知识分子，是“儒”的前身。商朝的天文学比较发达，从甲骨文的记载来看，已经产生了早期的历法，并且留下了大量的天文观测记录。此外，农艺、医药、气象等，都有一定的成就。
商王朝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文明古国之一，在世界文化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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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蛮遗风

商人刚刚从野蛮进入文明，他们的意识形态和各种制度，习俗，都带有原始性，野蛮时代的痕迹并没有完全蜕化。因而当他们跨入文明的门槛以后，还存在着许多野蛮遗风。最主要的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神权与“鬼治”。
商人给我们的一个突出印象是神秘和迷信，连青铜器上的饕餮纹，虎形纹等纹饰，也给人以恐怖之感。《礼记•表记》说：
“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
（殷人信仰神，引导人民事奉神，把祭祀祖先的鬼魂放在前面，却把礼制放在了次要地位）。
甲骨文中，反映商王从事祭祀活动的内容很多，主要是祭神、祭祖先、祭山河等等，数量最多的是祭祀祖先，也就是祭祀鬼。顾颉刚先生说：
“原来西周以前，君主即教主，可以为所欲为，不受什么政治道德的拘束；若是臣民不听话的时候，只要抬出上帝与先祖来，自然一切解决。这一种主义，我们可以给它起个名儿，唤做‘鬼治主义’”②
顾先生的话，大体上是正确的。但他说“君主即教主，可以为所欲为”，却是值得商榷的。商朝除国王之外，另有一个教主式的人物，有时比国王的权力还要大，商初的伊尹、伊陟、咎单等，就是这样的人物。我们在下一章还要专门说这个问题，这里就不多说了。
第二，血腥的人殉和人牲。
商朝的国王和贵族，有用人殉葬和杀人祭祀的习惯，前者就是人殉，后者就是人牲或人祭。古代用于祭祀的牛羊猪等称为犧牲，人牲就是用人做犧牲的意思。
关于商人盛行人殉、人牲的情况，连孔子和司马迁都不太清楚。只是到了近代，由于考古发掘工作的开展和甲骨文的发现，这件事才大白于天下。
到目前为止，考古工作者已经发掘了三千多座商代的墓葬，凡是大中型的墓葬，也就是商王和贵族的墓葬，多有人殉被发现。安阳洹水北岸侯家庄1001号墓共有人殉164人；安阳武官村大墓有79人；小屯村的妇好墓是个中型墓，也有人殉15人。总的来说，商王和诸侯的大墓中的人殉一般是几十人至一、二百人，甚至有的更多；中小墓中的人殉一般是一、二人至十几个人。这些人殉有的埋在墓穴的地基坑里，有的埋在过道上，有的埋在棺椁周围。有的是‘生殉“（活埋），有的是”杀殉“（杀了以后埋入），有许多无头的骨架属于后一种情形。商人为什么要用人殉？估计目的有几种：埋在地基坑里的，是为了镇压邪气；埋在过道里的是警卫人员，埋在棺椁周围的是墓主生前的嬖倖、姬妾等；按照古代的迷信观念，他们到另一个世界里，仍然需要有人陪伴侍奉和护卫。大墓旁边常有小墓，这是殉葬坑，殉葬的是身分高一些的人，他们死后还要住一个单间。
关于人牲的情况，在考古发掘中，发现了许多祭祀坑，其中的人骨架，就是被活埋或被杀死的人牲。在甲骨文中，也有许多人牲的记录。商人大量杀人祭祀，实在令人震憾。从这些出土实证和甲骨文的记录来看，每次祭祀所用的人牲，少则几人，多则几十人至几百人。有人从甲骨中找到刻有人牲内容的卜辞1992条，共杀害13052人。
当然，从考古发掘中和卜辞中发现的人殉、人牲，不过只是冰山的一角，商朝几百年，一共杀害了多少无辜的人，就无法全面统计了。
早年有些学者，如郭沫若（1892-1978），李亚农（1906-1962）等人，认为从商人大量用人殉葬和祭祀来看，说明商朝是高度发达的奴隶制社会，奴隶主所拥有的奴隶数量惊人，否则他们是不会随意杀害那么多奴隶的。其实，这个看法并不正确。古代希腊和罗马是高度发达的奴隶制社会，却没有听说他们杀害那么多奴隶干这种事。在他们的观念里，奴隶是可以给他们创造财富的“会说话的工具”，怎能随意糟蹋？就像现在的农民，能随便砸坏拖拉机吗？工厂主能随便捣毁机器吗？因而可以说：商人如此大量杀人，正是奴隶制不发达的表现，是一种野蛮遗风。在原始社会末期的部落战争中，对于抓来的俘虏，一般有三种处理办法：或者收纳为本部落成员；或者把他们杀掉；或者用作家内奴隶，后者的需要量并不大。商人对于那些氐，羌等异族人或者有血亲冤仇的其他部落的成员并不信任，总觉得留下来是个祸害，而且在奴隶制不发达的情况下，把他们留下来也没有大用，所以才大量杀害俘虏或把俘虏用作人殉和人牲。
但话也不能绝对地这样说。奴隶制不发达，就一定要大量地杀人害命，搞人殉、人牲吗？恐怕也不尽然。不用说外国的情况，就拿周人来说，他们的发展水平比商人还要低，而在这方面却与商人大不相同。著名考古学家郭宝钧（1893-1971）早年著文说：
“殷代而后，此风（指殉葬风）稍戢（音吉，收敛）。辛村西周墓，发现御夫一人，两手背缚，俯身，殉舆旁。又一墓殉一人，屈肢，与犬同葬，在北墓道。另一专坑葬马骨七十二架，车十二辆，无人。汲县战国墓，一墓中殉四人，分列棺之前后左右，皆保首领，殆生殉者。两周墓葬发掘，所见只此六人，较之殷代，所差远甚。”
因而可以说：商人大量用人殉、人牲，既是一种野蛮的遗风，也和这个部族的习俗有关。正如胡适（1891-1962）先生说：
“用人祭祀，似是殷商旧俗。”（《说儒》）
一种习俗，是与一定的发展水平相适应的；但处于同一发展水平的人群，不一定都有相同的习俗。
第三，残酷的刑罚。
《礼记•表记》说殷人“先罚而后赏”，表明他们非常注重刑罚。
商代的刑罚很多，《吕氏春秋》说有“刑三百”，可能是夸大其词，但刑罚名目繁多，当是事实。《周礼》所说的“五刑”：大辟（杀头）、墨（在脸上刻纹加墨）、劓（割鼻）、刖（断下肢，或砍足）、宫（割掉生殖器官），在甲骨文中都能得到证实。有一条卜辞说：要对一百人施行刖刑，可见用刑规模之大。据古书记载：商代还有炮格（一作炮烙）之刑，就是在铜柱上涂油，下面加炭烧热，令“有罪者”在上面行走，使他坠入炭火中烧死。还有醢（音海）刑，把人剁成肉酱；脯刑，把人处死后做成肉干；烹刑，把人投入鼎镬中活活煮死。这些刑罚都是非常残酷的，尽管有的后世也在用，但其中的若干项目（不一定是全部），最初是由商人首创的。所以荀子说：“刑名从商”（刑罚的名目仿照商朝）。
商朝是中国文化的一个源头，给我们民族带来了文明的曙光。可惜这个源头所流淌的水并不那么太清澈，其中夹杂着许多非理智、非人性、有失和谐与温馨的浊流，它作为一种初生的印记，一直对后世发生影响。中国素称“礼义之邦”，但文革时期红卫兵对付所谓“牛鬼蛇神”的那些花样翻新的酷刑；今日有些被拘留者“躲猫猫”、“俯撑卧”、“自己撞墙”、“喝开水”、“睡觉”、“做梦”等莫明其妙的原因而惨死于狱中或派出所的事例，不正说明商代的阴魂还没有完全散去吗？礼义何在？人性何存？


本章主要参考篇目
1、《史记•殷本记》
2、《尚书•汤誓》、《盘庚》、上、中、下、《无逸》
3、王国维《观堂集林》卷九《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续考》
4、吴其昌：《卜辞所见殷先公先王三续考》（《古史辩》七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
②顾颉刚：《盘庚中篇今译》、《古史辩》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版
③郭宝钧：《记殷周殉人之史实》、《光明日报》，1950年3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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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从厨师到宰相

神秘的空桑

伊尹是上古史上一位传奇人物。《史记•殷本纪》记载商代三十王，除了汤、太甲、太戊、盘庚、武丁、祖甲、武乙、辛（纣）八个王或多或少有事迹可考外，其他二十二个王都一带而过，基本上只留下了一个符号，而伊尹却占了相当的篇幅。这是因为古籍中对伊尹的记述很多，足见他是古代的一位大名鼎鼎的人物。
《史记•殷本纪》说：“伊尹名阿衡”。但《孙子兵法•用间》和汉代大儒孔安国都说伊尹名挚，阿衡、保衡和尹都是官号。衡，平也；尹，正也。他所当的官，就是后来的宰相，相当于现在的国务院总理。
《史记》说他辅佐了汤、外丙、中壬、太甲、沃丁等四代五王，在沃丁时逝世。皇甫谧《帝王世纪》说：他和汤都活了一百岁，当然不一定有什么根据。但他既然连保四代五王，寿命应该是很长的。
有关伊尹出生的传说，有很浓厚的神话色彩。说他的母亲居住在伊水之滨，有了孕，梦见神对他说：“看到臼（舂米的石槽）里出了水，那就是发大水了，要一直往东走，不要回头。”第二天，她果然看见臼里出了水，便告诉了他的邻居，共同向东走出了十里，回头一看，村落已经被水淹没。她感到自己要临盆了，忽然变成了一棵空桑（空心桑树），生下了伊尹。有莘氏的一个女子前来采桑，在桑树的空洞里发现了这个婴儿，便抱了回去，献给部落的首领，首领便交给庖人（厨师）来抚养。（《吕氏春秋•本味》）
其实，把空桑说成是空心桑树，这并不是神话的原貌，而是战国时期的人对古代神话的另一种解释。空桑，就是穷桑，在古代传说中，除伊尹外，还有颛顼（五帝之一）生于空桑（《吕氏春秋•古乐》），孔子生于空桑（《史记正义》），少昊生于穷桑，（晋•王嘉《拾遗记》）。另外，还传说共工振荡洪水，逼近空桑（《淮南子•本经》）。古代注家都以为空桑或穷桑是地名，就是现在的山东曲阜一带。如果那样的话，伊尹和孔子还是同乡。而晋•王嘉《拾遗记》说：西海之滨，有孤桑之树，高千寻（古代八尺为寻）。这“孤桑之树”应该就是空桑或穷桑，也就是古代神话中所说的扶桑树。根据《山海经》的记载，东海日出之地汤谷上有扶桑树，是十个太阳栖息的地方，十个太阳轮流从这里升起。《十洲记》（传为汉代东方朔著）说：扶桑树长数千丈，大二千余围。这是一个神话世界，空桑，穷桑或扶桑是古代人想象中的天堂的一部分。《归藏•启筮》：
“空桑之苍苍，八极之既张，乃有夫羲和，是主日月出入，以为晦（夜）明（昼）。”
这是说：太阳的母亲羲和，在空桑也就是扶桑树上管理太阳和月亮的升降，形成了昼夜交替。由此可见，空桑就是扶桑。而所谓生于空桑或穷桑，不过说他们是神仙下界。
如果说：有关伊尹出生的神话，还有什么历史的内核，那就是：伊尹生于伊水流域，是一个弃婴，被有莘氏部落的一个厨师家庭收养了。
有莘，或者说莘地、莘部落在哪里？这是国内很多地方争执不下的一个问题。因为像伊尹这么显赫的历史名人，如果生在自己这个地方，对于提高地方的知名度，开发旅游资源，发展地方经济，是大有好处的。自称为伊尹出生地的地方很多，起码不下十个，它们是：
1、河南伊川县大莘店；
2、河南开封县陈留镇；
3、河南杞县葛岗乡空桑村；
4、河南栾川县墁子头；
5、河南嵩县纸坊乡龙头村；
6、河南陕县硖石镇；
7、河南卢氏县；
8、陕西合阳县百良镇尹庄村；
9、山东曲阜市东北；
10、山东莘县单庙乡大里王村。
以上这些地方并不完全是冒认乡亲，而是都有一些古书记载的根据，并且都有一些文化遗址作为见证。而目前学术界多认为河南伊川大莘店应为伊尹的出生地。不过，其它所谓伊尹的出生地，居住地，躬耕地等等，也都属于伊尹文化的一部分，也都有保存和开发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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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厨房到庙堂

商朝的开国之君成汤，能够完成灭夏建国的历史使命，是和有一批贤臣的辅佐分不开的；其中的一号功臣，最重要的开国元勋便是伊尹。
成汤是怎样发现和任用伊尹的呢？《史记•殷本纪》记载了两种不同的说法。
一种说法是：伊尹想要投靠成汤，苦于没有门路。当成汤迎娶有莘氏的女儿做妃子时，伊尹做了有莘氏的“媵（音硬）臣”（陪嫁奴隶）。到了成汤那里，伊尹“负鼎俎，以滋味说汤，致于王道。”就是背着鼎（锅）和俎（切菜板）去见汤，从做菜的调和五味，掌握火候，讲到治国安邦，实现王道的道理。这是负鼎俎自荐说。
孟子是反对这种说法的。他的弟子万章问道：
“有人说：伊尹以切肉做菜的厨师的身分求见汤，有这回事吗？”
孟子说：
“不，不是这样。伊尹在有莘部落的郊野耕地，而热衷于尧舜之道。如果不合乎道义，就是以天下做为他的俸禄，他都会置之不顾；有四千匹马拴在那里，他都不会看一眼。如果不合乎道义，一点小东西也不肯给别人，一点小东西也不肯取自别人。汤派人以丝帛等礼物去聘请他，他却满不在乎地说：‘我何以要接受汤的聘礼呢？这怎能比得我处于田野之中，以尧舜之道为乐呢？’成汤三次派人去聘请，他才完全改变态度说：‘我与其身居田野之中，以尧舜之道而自乐，怎能比得使现在的君主做尧舜那样的君主呢？怎能比得使现在的百姓做尧舜时代那样的百姓呢？怎能比得我亲自见到尧舜盛世呢？上天生育这些人民，就是要先知者使后知者醒悟，要先觉者使后觉者觉醒。我，乃是天民中的先觉者，我要以尧舜之道使现在的人醒悟过来。不是由我来唤醒他们，还有谁呢？’……我只听说他以尧舜之道求见汤，没有听说过他以切肉做菜的厨师的身份求见汤。”（《孟子•万章上》）
这表明：孟子同意伊尹自荐之说，但不是负鼎俎自荐，而是以尧舜之道自荐。
另一种说法是成汤求贤。《楚辞•天问》说：
“成汤东巡，有莘爰极。”
何乞彼小臣，而吉妃是得？
水滨之木，得彼小子，
夫何恶之，媵有莘之妇？”
（成汤东巡，来到有莘。
为什么求得一个奴隶，却得到了好的妃子？
在水边空桑里，捡到了这个孩子。
有莘的君主为什么不重视，让他做了女儿陪嫁的奴隶？
按照这种说法，是成汤知道伊尹是个人才，向有莘氏求婚，并要求伊尹陪嫁，因而得到了伊尹。
《史记•殷本纪》：伊尹是一位处士（没有做官的士人），成汤听说他很有本领，便派人去聘请他。一共去了五次，才把伊尹请出来。按照这种说法，比刘备请诸葛亮三顾茅庐，还多了两次。尽管不是成汤亲顾，也足以成为千古佳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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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费解的“五就汤，五就桀”

《史记•殷本纪》还说：
“伊尹去汤适夏。既丑有夏，复归于毫。”
这是说：伊尹辅佐汤以后，曾经离开成汤，到夏桀那里去。既而又嫌弃夏桀，回到了成汤的毫（偃师）。
这不是跳槽吗？而《孟子》和《淮南子》等书都说伊尹“五就汤、五就桀”，竟然跳了五次槽，摇摆于夏商之间，最后才死心塌地地辅佐成汤。看来不仅现代的白领好跳槽，古代的圣贤也有这种行为。由于伊尹在开头没有专心事汤，所以有人认为伊尹不是一个纯臣。
我们没有圣人那样的胸怀，对伊尹的做法很不理解。倒是孟子对此做出了解释：
“居下位，不以贤事不肖者，伯夷也；五就汤，五就桀者，伊尹也；不恶污君，不辞小官者，柳下惠也。三子者不同道，其趋一也。一者何也？曰：仁也。君子亦仁而已矣，何必同？”（《孟子•告子下》）
（处在低下的地位，不以自己贤德的身分去服事无德之人，这是伯夷；五次投靠汤，五次投靠桀，这是伊尹；不厌弃污浊的君主，不辞去卑微的官职，是柳下惠。三个人的做法不相同，大方向是一致的。怎么一致呢？那就是仁。君子做事只要合乎仁就行了，为什么一定要相同呢？）
但伊尹摇摆于夏商之间，一连跳槽五次，怎么算合乎仁道？我们不明白。
汉代淮南王刘安集合门客所编写的《淮南子》，评论这件事说：
“圣人就是要把弯曲的伸直，把错误的改正过来。所以虽然走的是邪辟的道路、黑暗的旅途，那都是想要兴大道，成大功。就像为了走出森林不能走直道，拯救落水之人不能不湿足啊。伊尹忧虑天下没有安定，才调和五味，背着鼎俎（锅和切菜板）而行，五次投靠桀，五次投靠汤，是想要使天下由浊变清，由危变安啊！”（《淮南子•泰族》）
但伊尹在夏商之间频繁地跳槽，怎么就能使天下清明安定？我们还是不明白。
唐朝的大文豪柳宗元写了一篇《伊尹五就桀赞》，说的倒比较明白一些。他在序言中说：
“伊尹五次投靠桀。有人怀疑说：‘成汤的仁，人们听到了，看到了，桀的不仁，人们也听到了，看到了；伊尹的去就，为什么这样频繁呢？’柳子说：‘不，这正是我看到伊尹伟大的地方。那伊尹是圣人，圣人的心在于天下，而不在于夏或是商，对天下众生是一视同仁的。他说：谁能听从我的话？听从的可以成为尧舜，而我就是要使尧舜的百姓获得新生。退下来又想：汤诚然是仁君，但他的成功要慢；桀诚然不是仁君，但只要能听我的话就可以早日行仁政于天下。于是就去投靠桀。桀竟不听从他的话，只好回来投靠汤。既而又想：还有十分之一的希望吗？应该让桀早日接受我的良策。于是又去投靠桀。桀不听从，又投靠汤。就这样从十分之一的希望，到百分之一，千分之一，万分之一的希望，几次去投靠桀，桀终于全不听从他的话，于是就相汤而伐桀。……据我看来，圣人的急于解救生民，没有能赶上伊尹的；伊尹的伟大之处，莫过于五次投靠桀。”
柳宗元绕来绕去，其中心思想就是：当时夏桀拥有天下，如能说服他施行尧舜之道，成功就会快，而商汤不过是一个小方国之君，由他来灭亡夏朝，然后施行尧舜之道，成功就会慢。为了早日救民于水火，应以劝告夏桀为首选。一次未成，便抱着十分之一、百分之一、千分之一、万分之一的希望又去了四次，加上第一次，共五次。最后感到连万分之一的希望也没有了，这才死心塌地地助汤灭桀。圣人胸怀坦荡、大公无私、既不为了汤，也不为了桀，而是为了天下的苍生，为了在天下施行尧舜之道。
这是对《孟子》、《淮南子》观点的发挥与完善。但这太理想化了，实际上恐怕是难以办到的，也难以被人理解。因为：
第一，你离开成汤，改投夏桀，成汤会理解吗？不会说你是投敌吗？从桀那里回来，不会说你是间谍吗？
第二，从夏桀那方面来说，也会产生相同的怀疑。
第三，就是跳槽一次，都不容易讲明白，一连五次，你就是长了十张嘴，也是不好辨白的，很容易落了个里外不是人。
当然，我们这样说，是因为我们是凡人，思想层次太低，而成汤是圣人，惟圣人能够理解圣人，惟圣人能有博大的胸怀，怎么能以凡人之心度圣人之志？
但无论怎么说，这件事太蹊跷了。我们抛开上古的环境不说，换上现代的背景，也是不行的。比如：有人上了井冈山，又五次去投靠蒋某人，又五次回到根据地。不用说五次，就是一次两次，不是被蒋某人枪毙了，就是被根据地镇压了。即或能在根据地勉强混下去，历次政治运动也难以躲过去，特别是像“文革”那样的政治运动，不被打成“叛徒”、“特务”才怪呢。
以上是我们按照常理所进行的分析，但上古的事有些是我们不清楚的，不是我们今天的常理所能解释的。这个问题我们就先放在这里，容我们在后面再下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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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陷入间谍门

对于伊尹的“五就汤，五就桀”，东汉学者赵歧又有一说：
“伊尹为汤，见贡于桀，不用而归汤。汤复贡之，如是者五。思济民，冀得施行其道也。”（《孟子章句•告子下》注）
这是说：伊尹到桀那里去，是成汤的推荐。当时成汤是夏桀属下的一个诸侯，有向天子进贡人才的义务。而伊尹到了桀那里，桀没有重用，只好又回到汤这里来。成汤一连进贡五次，伊尹当然也就去了五次。伊尹到桀那里去，是为了“行其道”（实现政治理想），拯救天下黎民。
还有一种耸人听闻的说法，就是伊尹到夏桀那里去，是“卧底”性质，是打入敌人内部，作间谍工作。
最早提出这种说法的是《国语》：
“昔夏桀伐有施，有施人以妺喜女焉。妺喜有宠，于是乎与伊尹比而亡夏。”
而《竹书纪年》的说法，则与此稍有出入。说夏桀最宠爱的元妃是妺喜。后来夏桀派兵伐岷山氏，岷山氏献出两个美女求和，她俩一个叫琬，一个叫琰。夏桀有了新欢，就忘了旧情，冷落了妺喜。妺喜一怒之下，交结了伊尹，把国家机密泄露出去，这便促使夏朝灭亡。（《绎史》卷十四引《竹书纪年》）
《国语》说，妺喜受夏桀的宠爱，她是以宠妃的身份私通伊尹；而《竹书纪年》却说她是在夏桀有新欢时，以弃妇的身份私通伊尹的。
最具有故事性的，是《吕氏春秋》的记载。大意是：
夏桀无道。成汤想要派伊尹去投靠夏桀，从内部来观察动静。怕夏桀不相信，成汤亲自用箭射伊尹，制造假象。伊尹在夏桀的身旁呆了三年，回来向成汤报告说：“夏桀被妺喜迷惑，又宠爱琬，琰两个美女，而不爱护臣下和百姓。民心积怨难平，都说：‘上天不再保佑他，夏朝的气数快要衰竭了。’”于是成汤便与伊尹订立了盟约，表示灭夏的决心。伊尹又回到夏朝，与妺喜交结，刺探敌情。有一次，妺喜对伊尹说：
“昨晚天子做了一个梦，梦见西方的太阳和东方的太阳相斗。东方的太阳战败了，西方的太阳战胜了。”
伊尹回到了毫，与成汤共同圆这个梦，都认为东方的太阳是夏，西方的太阳是商，这正是商灭夏的征兆。当时商地大旱，本来不是发动战争的好时机，但成汤还是决定履行与伊尹的盟约，下令出兵伐夏。夏桀没有接刃就败走，成汤追到大沙（就是鸣条），杀了夏桀，戮尸于众。①
吕氏此文的要旨与《国语》相同，也说妹喜是在没有失宠的情况下结交伊尹的。这比较合乎情理，因为只有她没有失宠，才会成为睡在夏桀身边的女间谍，才容易搜集第一手的情报。
这件事在《楚辞•天问》中也有所反映：
“桀伐蒙山，何所得焉？
妺喜何肆，汤何殛焉？”
（桀征伐蒙山，得到了什么？
妺喜肆无忌惮，成汤为什么杀了她？）
说得很含蓄，暧昧。如果按照意思来翻译，那就是：
“桀征伐蒙山（今山东蒙阴），得到了什么？不是得到了美女妺喜吗？
妺喜肆无忌惮，结交伊尹，促成了夏桀的灭亡。她对商朝是有功的，成汤为什么竟杀了她？”
伊尹的间谍门，先后有《国语》、《楚辞•天问》、《竹书纪年》、《吕氏春秋》的著录，内容大同小异，看来这不是空穴来风，应该是一具比较古老的传说。由此看来，中国历史上见于著录的第一个男间谍应该是伊尹，第一个女间谍则非妺喜莫属了，她也是一名美女间谍，比春秋、战国之交的美女间谍西施早了一千多年。
这里需要说明一下：妺喜的妺字，音末，女字旁加个本末的末，不是姐妹的妹。也写作末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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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国元勋

伊尹的最卓著的功勋，是辅佐成汤灭夏建国，他是商朝的开国元勋。
根据一些古书的记载，在成汤灭夏这件大事上，伊尹起了重要的智囊作用。当初伊尹背着鼎俎，以厨师的身份来见成汤时，就力劝成汤伐夏救民，估计以后一定会多次谈这件事。但在伐夏救民这个问题上，伊尹究竟有些什么谋略，因为古书的记载过于抽象，我们已经难知究竟了。韩非子说：
“上古有汤，至圣也；伊尹，至智也。夫至智说至圣，然且七十说而不受，身执鼎俎为庖宰，昵近习亲，而汤乃仅知其贤而用之。”（《韩非子•难言》）
（上古有汤，是顶级的圣人；伊尹，是顶级的智囊。顶极的智囊劝说顶级的圣人，尚且劝了七十次都不被接受。伊尹亲自背着鼎俎（锅和菜板）做庖宰（伙食管理员），和成汤处得很熟，关系亲密，而成汤却仅仅知道他是个贤德之人而起用了它。）
“七十说而不受”，虽然表现了伊尹的执著与耐心，但作为大圣人的成汤，却使人觉得太没有水平了。而这“七十说”都说了一些什么，我们还是不得而知。
在汉朝刘向的《说苑》上，讲了一个伊尹的故事，说是当成汤要出师伐桀时，一向力主伐桀的伊尹却冷静下来了，对成汤说：
“先试试看。停止向夏进贡，观察一下他的动静再说。”
夏桀因为成汤不纳贡而大怒，调动了九夷之兵准备伐商。伊尹说：
“不行，他还能调动九夷之师，应该向他承认罪过。”
于是便向夏桀上书请罪，并且补交了贡赋，夏桀也就收兵了。第二年，又不向夏桀纳贡，夏桀大怒，又征调九夷之师，而九夷之师却不服从调动了。伊尹说：“可以了。”于是便兴师伐桀，终于灭亡了夏朝。（《说苑•权谋篇》）
从《史记•殷本纪》的记载来看，成汤灭夏的战争，从策划到实施，都有伊尹的参预。成汤的征伐，从征伐葛开始。伐葛的时候，伊尹对成汤说：“言能听，道乃进”，表明是采纳了伊尹的意见，开始行动起来。以后成汤伐昆吾。“伊尹从汤”。然后又去打败了夏桀，“伊尹报，于是诸侯毕服，汤乃践天子位。”这是说“伊尹向诸侯通报打败夏桀之事，诸侯都表示拥护成汤，而成汤”践天子位“，当然也是和伊尹的筹划和运作分不开的。
《晏子春秋•内篇谏上》叙述了成汤和伊尹的长相。说成汤“皙而长，颐以髯，兑上丰下，倨身而扬声”（脸色白净，高个子，面颊上长着匀称的胡须，头形上尖下宽，身躯挺直，语音高亢）；而伊尹却是“黑而短，蓬而髯，丰上兑下，偻身而下声”（脸色黑，矮个子，胡须蓬乱，头形上宽下尖，身躯佝偻，语音低沉）。都与成汤相反。当然，成汤和伊尹长得什么样，后人谁也不知道。大约成书于战国末年或秦朝的《晏子春秋》的作者，也不可能知道。但这个记载反映了中国古人的一种思维方式：大臣与君主的长相气质与思维方式相同，这种大臣只是君主的复制，对君主是没有什么用的。只有气质与思维方式不同，甚至连长相也完全相反，这样的大臣对君主才能起到优势互补，劣势互消，相反相成，拾遗补阙的作用。这是我国古代的辩证法。



本章主要参考篇目

1、《史记•夏本纪》
2、《史记•殷本纪》
3、，国语•晋语》
4、《孟子》：《万章》、《公孙丑》、《告子》、《尽心》

①《吕氏春秋•慎大》：“身体离散，为天下戮。”表明是被杀而死。《韩非子•忠孝》也说：“汤，武为人臣而弑其主，刑其尸。”而《史记•夏本纪》却说：“放而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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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谁识伊尹是忠奸

他把商王关进了牛棚

伊尹所做的最让读史者震惊的一件事，是他放逐了商王太甲，史称“伊尹放太甲”。用今天的话说，他把商王太甲关进了牛棚。
据《史记•殷本纪》记载，成汤死，太子太丁未立而卒，由太丁的弟弟外丙继位。过了三年，外丙又死去，由外丙的弟弟中壬继位。过了四年，中壬又死了，于是伊尹便立太丁的儿子太甲作了商王。太甲即位后，伊尹做了《伊训》、《肆后》、《徂后》三篇训辞，对太甲进行教育。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发了三篇政治课讲义。
太甲即位三年，表现愈来愈不好，昏庸暴虐，伊尹便把他放逐到桐宫（在今河南偃师西南），让他闭门思过。太甲在桐宫呆了三年，在这个期间，伊尹掌管了朝政。还接受诸侯的朝拜。太甲在桐宫悔过自责，表示要改恶从善，于是伊尹便把太甲放了出来，还政于他。太甲二次当政，一改旧习，国政上了轨道，“诸侯咸归殷，百姓以宁。”伊尹表彰了太甲，作《太甲训》三篇。太甲死后，儿子沃丁继位。伊尹死在沃丁时，葬在了毫（即西毫，河南偃师）。
这件事实在让人费解，后人难免要发出一系列问号：
第一，伊尹的权力为什么这样大？竟然超过了商王。他可以把商王关进牛棚，然后再放出来。说关就关，说放就放；让他下台就下台，让他复位就复位。商王的帽子拿在伊尹手里，戴上或摘下，完全由伊尹说了算。
第二，伊尹常常在关键时期向商王发布训辞，告诫商王必须如何如何，让商王读他的书，听他的话，按他的指示办事。像是帝王之师，又不太像，帝王之师哪有这么大的权威？
对于放太甲这件事，只有《竹书纪年》有不同的说法：
“中壬崩，伊尹放太甲于桐，乃自立也。伊尹即位，放太甲七年，太甲潜出自桐，杀伊尹，乃立其子伊陟，伊奋，命复其父之田宅而中分之。”
这是说，中壬死后，伊尹把太甲放逐到桐宫，却自立为商王。过了七年，太甲从桐宫偷偷地跑了出来，杀了伊尹，又起用他的儿子伊陟，伊奋辅政，还把被没收的伊尹的土地和房屋发还给他们，让这两个儿子平分。
但《竹书纪年》的这种说法，却很难令人相信。
第一，古代的刑法有一种连坐的理念，一人犯法，往往要祸灭三族或九族，为什么对于伊尹的两个儿子竟会如此宽大和优待？就算免其不死，也不能让他们辅政。把两个有血债的子女放在身边，商王能睡着觉吗？
第二，这种说法在其它古书中找不出痕迹来，是个孤证；而《史记》的说法，应该出于《古文尚书》，此书虽已佚失，还有《左传》和《孟子》可为佐证，来源较早，绝对不是空穴来风。
第三，近现代学者研究甲骨文，发现有商人祭祀伊尹的记载多处，礼秩很隆重，有时还与成汤合祭。如果商人把伊尹看成乱臣贼子，怎能有这么高规格的祭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