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走出原始社会后，最核心的治理机制及最通用的社会符号就是等级，任何等级在本质上都根源于并体现为权力等级。所以，越是等级森严的社会，权力的社会根基就越是深厚，而权力越是“自强不息”，就越是致力于打造社会的森严等级。由此，那种惯用时不时序序功、第第名，贴标签、插红旗之类治理机制的社会，也必定是权力的堡垒社会。自古中国政权维系的和平手段不是象征平等的选票，而是基于阶层等级的专贵与剥夺，传统礼制数千年乐此不疲，与其说它是道德枷锁，不如说它是权力枷锁。当然，恰也拜其所赐，华夏之地成为了地球上最坚固的权力堡垒。

权力从来便是“万人迷”，凡是声称不喜欢权力的人，基本是那些因为得不到权力而故作寡欲清高之士。所以，权力的粉丝遍天下，唯一的妒敌是规则。只要打败这个妒敌，权力就进入了自己的自由王国，权力的有效性就会无限放大，从而能以倍增乃至聚裂变的能量，作用于任何创造或者毁灭的进程。那些位高权重的权力翘楚，由于拥有更多的影响决定权力规则的决策机会，以及权力规则调整变化后的边际利益，故而惯有循此索求权力有效性、突破权力樊篱的思维倾向和行为偏好。

这意味着，在中央集权制的条件下，统治者一旦扮演权力的顶层设计者的角色，在面临权力樊篱的时候，总是会首先解放自己，然后再去解放那些支持和服务于解放自己的人，最后才会去解放那些不获解放就会主观地影响权力体系基础的人。类似与现代利益分配“切蛋糕”的原理要求不同，为权力配置“切蛋糕”的人，从来都是最先而不是最后选取自己切下的权力份额。如此这般，权力生态以满足最高权力的需求为先，始终把权力的赋授奉为最高权力者的禁脔，是集权政治下权力尊卑等级的一种逻辑自洽。同时也因为，皇权是其他一切权力的来源，只有皇权始终在所有权力场景中都高于一切，中央集权范式的权力体系才有源头活水和行动指南。若不然，便也是不知敬畏、不讲规矩了。

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越是逾越和偏离权力规则，统治者往往越能获得权力价值感和人格尊荣感，这与皇权神圣性、至上性、超越性的精神享受存在内在的相通和勾连。任何一个掌权者，只要他追求权力绝对化以及权力绝对化所包含的特殊权威感、尊荣感，就会本能地倾向于摆脱规则。皇权更是如此，那些无视规则并在规则之上享用国家最高权力的皇帝们，为此端出的理由简短而又专横：朕即国家。倘若他们有幸穿越到现代，他们对于权力的立场和诉求不会变，但以现代语表述的理由会变：我代表人民根本利益。

可以想象，听过中国皇帝这前后两句表白，绝大多数人定会相信前面那句是真的，但后面那句则是假的，因为在中国历史上，从来就没有见到过真正我将无我的皇帝。试问，凭什么能够认定，那些为自己的权力只做加法不做减法，大权揽尽也不肯与臣民分享权力的人，不会有跋扈以妄尊、喜功以逞志、逾矩以称强的私欲呢？

当然，几千年里中国皇权并没有形式俱备的法定规则，类似对之具有潜在的规则影响力的，主要是某些祖制先例、社会伦常、殿政公议和民众预期。因此，皇权的行使若是突破某些祖制先例、社会伦常、殿政公议和民众预期，就相当于逾越和偏离皇权运行的潜规则。一般来说，凡是相对平和、自慎的皇帝，会视此为皇权的边际，而那些以英主、雄主、明主自居的统治者，则往往会选择突破祖制和伦常，逆殿政公议和民众预期而动。

之所以如此，比较多见的原因有两种，一种是哗天下，以为自身的时代主宰者地位立威立势，一种是直剪径，强势推进自我臆想中的丰功伟绩，当然也有二者兼之的。历史经验表明，称帝后政治心理冲动性最大，更易于突破祖制和伦常、无惧于逆殿政公议和民众预期而动的，是那些出身帝王之家同时又深怀帝王之志，但先前未获青睐不蒙立储，之后经历曲折坎坷方才“弯道超车”而继承大位的太子党们。这种人一旦黄袍加身，为了证明自我的圣明，或者为了报复曾经的不平，总是要折腾一番的。

其中的明显例子就包括明朱棣、清胤禛。在这二位大帝眼里，千古春秋不过是一场场赌局，皇权就如赌局中随手一掷便可呼风唤雨、变造格局的色子，利用它能随时通达历史与现实的神境奇迹。因此权力作用变幻的无限可能，令他们生命不休、冲动不止，把皇权的张力发挥到极致。朱棣为藩则反对削藩，为帝则厉行削藩，自己的亲侄子当皇帝，他发动夺位之战，最终取而代之。称帝后即实行具有大明永乐年代特色的斗争哲学和维稳思维，一手建立健全厂卫机构，新设东厂和恢复锦衣卫，遍地滥肆刺访臣民隐事，一手大搞御史巡行天下，鼓励官吏互相攻讦，以此苛酷钳制的内政手段谋求皇权政治安全。在位期间他还大兴土木，营造众多阁殿宫苑等地标式建筑，仅迁建新都一项就前后历时十五年，长年征用工匠百万余众，耗费甚巨，自然也得大量加重徭赋征敛。

清雍正朝时胤禛称帝，他明求施政严猛，多个举措与朱棣的那一套异曲同工。比如，在官吏中强化和扩大密折制度，利用官吏启奏告密和私言贬贱，推纵官场暗地里互揭互批、拔刀相向，营造鹬蚌相争的政治生态以满足其生杀予夺之所需。对民众则厉行铁腕镇压，凡抗官者即以反叛论处，斩杀不赦，甚至在旁目观的小民也要当作“同恶共济”而斩立决。胤禛为了政治斗争，先后囚禁多位同为皇子的亲兄弟，有些最终囚禁致死，其皇权政治之恐怖由此可知。西方有一句谚语：想要邪恶胜利，只需好人什么都不说。或许胤禛正是这么想的，故此雍正朝大兴文字狱，苛密文网之下知识人动辄得咎，为此杀人灭门株连无数，其文化专制乃史上所罕见。此外，朱棣、胤禛嗜血成性，都不吝于对亲臣、近臣、功臣、重臣大开杀戒，臣无二心但被诛命弃市、满门抄斩、灭族死戍的例子不胜枚举，其中诛灭十族、开棺戮尸的残毒之举，就曾分别来自他们法随言出的圣意钦旨。

总之，他们的一生，就是止不住在自己的朋友圈和后援团里矜强耍狠，毕其力砍砍杀杀，始终离不开血腥政治，制造冤狱不计其数的一生。以至于越是帝业有所图，则臣民越是不安稳，为皇权恣意付出的痛苦代价也越大。历史的久远，可以是遮洗秽污、色彩幻变的漂染坊，也可以是化俗为艳、颠错形象的万花筒，以今观古，更常是徒羡金銮玉苑出从前，岂闻民徭奴使役身苦。在历史老人眼里，总有一些“远看像一朵花、近看是豆腐渣”式的皇家极品成功人士，然而偏偏不乏这样的皇权，对标千年一帝，图的就是远视效果，好的就是让人在历史背影中雾里看花这一口。朱棣、胤禛算得上中国强势皇权的一类标本，其本身距现代很远，但影子可以距现代很近。

在几千年传统中国政治中，这些真命天子身上所发生的皇权恣意，在本质上也是为民意所默许的，至少是被迁就的。因为一方面，在传统奴性文化的认知中，皇权是一种天然的特权，理当不被束缚。另一方面，家国一体的代入感，令被统治者接受宗法观念对于国家认知的偏导，尤其移孝为忠的意识观念和情感模式，使被统治者对于皇权产生归属感和同理心，以致他们把家国关系想象成俱荣俱损的共同体，甚而将皇权的荣耀和成功引为自己的造化和欣慰，所谓“躬逢盛世”即是也。

比如，一国之中，眼见得金殿玉楼、深宫高宇、鎏辇銮驾、警跸仪卫、阅兵耀武、旷典大乐等权力活动和权力工具的威武奢华，被统治者也会产生家国一体角色代入的幸福感、尊荣感，以及对于皇权作为家国一体最高权威的归顺之心。由于这种心态，他们对家国关系的认知理性弱化，在皇权的强奢形象面前不自觉地矮化自我，加深对皇权的畏惧和隐忍。直至在潜意识里，接受诸如“大要有大的样子”这类隐求皇权扩张的意象暗示，进而认同偌大的中央大国，应当容得下一国之主的极殊尊享与天马行空。

其实，中国几千年家国一体关系中，家国之间毫无互持性、平行性权利可言，“家的”根本也是“国的”，国若取用，就定是必须的；但“国的”根本就不是“家的”，一旦是，便是天大的恩赐。所谓家国俱荣俱损，纯粹是皇权治术诱“家”出闺作婢妾的花言巧语。当年朝廷遣郑和七下西洋，每每以国库岁入四分之一的规模为用度，“厚往薄来，重义轻利”。于是，皇帝担当大国责任、愿为四海共主的梦想，以及为证明自己所必需的威赫与慷慨的确是宣扬了，终于“威德遐被，四海宾服”，可老百姓的荣光呢？要知道，这位三保太监将金银财宝撒满海上丝绸之路，可一直是赔本宣威，花的全是纳税人的血汗钱啊，更何况并未由此兴起海上贸易，老百姓始终寡受其益。这场距今六百年、被今世誉为和平外交的古典国事活动，其“厚往薄来”的初心，分明就是耐不住寂寞的一方豪阀，为了求粉而酬酢邀名而已，除了 ，还撒下了中国范式的皇权恣意。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