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警察19年的地狱历程
大家好，我叫钱江华，是一个警察，也应是一个不合格的警察，因为我连自家的合法财产都保护不了，甚至连我的生命都快要失去了。1994年，我是怀着满怀的激动和热承投入到公安工作的事业当中，为自己能够为人民的财产和生命安全保驾护航而感到自傲。可是1999年残酷的社会现实狠狠地砸碎了我的理想。1999年底，我家所在村宅(上海市宝山区盛桥镇盛家宅)动拆迁，我家是盛家宅141号到144号。当时动迁公司为新竹房地产有限公司，该公司属于盛桥石洞口经济开发公司下属单位，而石洞口经济开发公司的一个副总经理即当时的盛桥镇副镇长金守祥(有证据)。当时他们拿出了两页纸，纸上打了些字，以此作为动迁政策，我看了，那是1983年的动迁政策的部分内容，而实际上自1998年1月1日起国家实施了新的政策(拆一还一政策)。当时，我指着新的政策条款对他们说，国家实施了新政策，请按照国家现行政策来动迁。他们的其中一个工作人员叫嚣道：拆迁人(指他们老板)想按照啥来就按照啥来。这之后，乘我到友谊路派出所上班之际，金守祥带领一帮人到我家恐吓我父母。在气愤下，我写了封举报信寄给了当时的黄菊市长，但这封举报信最后转到了盛桥镇镇府，也就是被举报人的手上，交由他们处理，因此举报再无任何音讯(这事有证据)。金守祥等人还污蔑我，向分局督察队及当时的分局政委说我带领老百姓闹革命，告我反革命罪，要求他们处罚我。金守祥手下员工还砸断了我家电话线。在他们的恐吓下，我父母身体状况越来越差，因此，我家决定先签了协议。身为警察的我知道这种恐吓情况下签的协议是无效的，等我父母身体好些，我再通过法院起诉。后来我到法院打算起诉时了解到被告不仅仅是金守祥等人，因为盛桥派出所当时的范所长在动拆迁公告公布之日(1999年12月26日)的一年前就冻结了户口，还得把这事牵连进去，而被告却是局长(因为局长是法人代表)，所以我放弃了起诉。这次动拆迁，我家一大半总资产被金守祥等人掠夺了去，其中因为我举报过，在老房核价上，金守祥等人就做了很大手脚，我家楼房四上四下，屋前有两套各25平方米左右厨房间，屋后有两间各20平米左右的平房(后面有一间平房无产权，其他产权证上都有)，我家有两套装璜的婚房，我的婚房、两套厨房间还有一间卫生间都仅装璜了一年多一点，我的整套家俱全做在房间内固定住的，还有前、后围墙。最终我家总核价为9万多。相比较我家东隔壁就两上两下，都出租的无装璜，总核价为10万元。仅此一项我家就被多掠夺了20万元左右(这事到2014年年底我才获知)。再加上未按照现行政策动拆迁，还有宅基地一分钱都没给。
2005年5月，我在月浦万升家园买了套房子，二楼的，买后得知我家楼上人家建筑面积为117.5平方米，而我家为122.32平方米，我家只比楼上多了一个露台。宝月物业公司经理还说露台是送的，因此我调查了一下，有明文规定露台是不计算面积的。还有该房屋的开发商实际为金守祥等人为幕后老板的房产公司(销售时，他们委托其他公司销售的)，宝月物业公司幕后老板也是金守祥等人。当时金守祥任宝山房地局付局长兼办公室主任。(金守祥后来又任宝山区土地规划局局长，现任宝山区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局长)。之后，我找了给这房屋测绘的宝山房地局测绘队，跟他们讲了房子的建筑面积有问题，希望重新测绘，但测绘队负责人根本不予理睬，多次请求无果。没办法之下，2005年下半年，在网上市长信箱中我反映了此事，后来有人给我打了电话，说将此事己下转，会有人给我解决此情况。最后，下转到了宝山房地局，宝山房地局测绘人员没有来重新测绘，只寄来一张告知书，写着原测绘建筑面积无误。(此事有证据)。因为我脑部受过伤，我没有精力为此事一次一次找他们，所以我暂时缓交物业费和停车费(因为宝月物业公司和房产开发公司本就一家的)，我希望由对方提起诉讼，我陪他们打官司，由法院途径转而解决房子的实际面积问题。但后来，他们找了我友谊路派出所的万教导员出面，万教导员叫我付钱，他是我领导，我服从。
再来说一下我的身体状况：
1998年5月11日，我在奉贤“751”基地培训，早晨空腹出早操时，我左后脑枕骨部位撞击在水泥地上，当时我昏迷了。后被送到奉贤中心医院救治，后脑摔破了一个小洞，缝了一针，并经TCD检查：椎基底动脉供血不足。这之后，我一直头晕，头痛也时常发生。1998年年底，我在夜班时昏迷了一次，是同事张小明掐我人中把我救醒了过来。2000年8月，我在友谊路派出所内昏迷了一次，等我醒来后又过了半小时坚持到医院测得血压为40/70。2011年3月，在家附近散步时，意识短暂丧失了一次。另外，全身麻木，呼吸困难，危及生命这种情况，到医院抢救了近十次。因为脑部一直处于缺血、缺氧状态，头一直是浑的，并且用止痛药，吊水，中药，吸氧等各种方式来止痛的头痛至今己远超过1500次了。2004年6月，因实在无法维持正常工作，我以书面形式向组织上申请公伤(有证明)。但当时我的材料交上去一周后，由万教导员退给了我，告诉我伤情达不到标准。我想怎么可能，后找了政治处杨林，开了单子，自已到“803”做了鉴定，虽然这之前脑部一些问题没检查出来，但根据我受伤的证据、病史、后脑的伤痕，轻伤这结论还是很容易就出来了。这时候，我产生了疑问，再加上过去每次警务组报我先进都被莫明其妙拉掉(我这人从不争名夺利，只争取自己该得的部分，还有我全部身心都放在努力坚持工作以及克服脑部伤势反复严重恶性循环上了，其实自2000年8月那次休克起，我在心中就作了随时死亡的准备，并且努力坚持工作多赚些钱，万一我不在了，尽量为家庭减少些经济困境)，因此我调查了下，得知原来金守祥等人一直拉拢了一些关系网在暗里给我穿着“小鞋”(这事局里很多人都知道，局外一些人员也知道)。我是基层派出所社区民警，和其他民警一样一直值班、加班、加点，2005年拿到了《人民警察光荣负伤荣誉证》后，领导照顾我，让我不再加班加点了。2005年年底，频繁的伤势发作导致身体实在撑不住了，向分局政治处相关领导提出调动岗位，正好分局在造房子，2006年初把我调了过去分管治安，2007年上半年新建大楼装璜，而我脑部一直处于缺血缺氧状态，大楼我根本进不去，后又把我调回友谊所，治安窗口接待工作。我脑部的伤势还是一直在频繁的反复发作着，2007年6月，我得知所内一民警之前受伤，现拿到了负伤荣誉证和残疾证。我想我的伤情要严重多了，我怎么没有残疾证，因此，我找了政治处杨林，问他，别人有残疾证，我怎么没有？并向其提出我要办理残疾证。杨林叫我等等，他说他手上还有其他人，一批批排着来。到了10月份，杨林带我到了劳动局办了一些手续，11月份，我拿到手一看，竟然只是老工伤人员工伤保险待遇转工伤保险基金支付的确认书。后来我又在劳动局的另一间房里办理伤残等级鉴定，但仍不是残疾证，后来拿到手的却是劳动能力鉴定，而且在鉴定过程中我感觉有猫腻存在，他们给我的结论是劳动能力十级(其实当时我对他们用来伤残鉴定的条款以及人体损伤程度鉴定标准条款不了解，我受伤后椎基底动脉供血不足以及之后的头晕头痛不断，甚至之后还有休克，那时我的伤情就已是重伤二级状态了，且这个伤情一直存在，2007年12月12日经宝山医院检查：轻-中度异常脑电图；双侧脑功能障碍；左侧颅内微循环障碍；左侧脑血管自调功能差)。我对十级有疑问，办理人员只拿出轻伤的条文让我比对，我一条都比对不上，我叫他拿重伤的条文出来我比对看看，他就是不拿出来，还说你连轻伤都比对不上，重伤就更比对不上。我实际需要的是残疾证，因此没再纠结这事。后来有人告诉我应到民政局办理伤残等级鉴定。我再找了杨林，告知他我要办的是民政局的残疾证。2008年3月，我所张教导员、杨林和我带了书面材料(有证据)到了宝山区民政局优抚科金科长处，金科长说老公伤的伤残等级鉴定已经过期了，2007年8月1日前来申请的可以办理，但2007年8月1日实行新规定了，自2007年8月1日起老公伤不再办理鉴定。2008年9月下旬，因为我一直带伤硬撑着工作，且已硬撑了近11年了，我的身体频临崩溃，我每天脑袋浑的根本无法工作，在所领导的照顾下，我开始在家养伤。虽然在家休养，但脑部伤势依旧在持续恶化，全市脑外科有名的各大医院基本都去看过了，脑部伤情一直未能解决，有专家看了我2007年检查结论，告诉我我脑部血流不正常，他们医院可以做这么个手术：开脑颅，做穿管搭桥手术，但他只向我作了介绍，未建议我做。近两千次的伤势发作，各种引起伤势发作甚至爆发的因素我都基本知道了，有些能避免，比如空气、噪音、磁场、多用脑、疲劳、睡眠、情绪等等因素：有些不能避免，比如天气变化，寒冷等因素。我将这些情况在各种申请报告上，情况汇报上，年终小结上都作了详细的陈述，并且在我几次抢救时，也有很多民警都知道，很多民警和社 保兄弟也都来看过我。在这期间，我察觉了一些 事，友谊所内勤警长钱大兴(该人2007年年底由外系统调入友谊所)经常故意刁难我，比如报销医药费，正常情况下都是由民警填好单子交给内勤，由内勤带到局里统一报销，而我去时，钱大兴每次都叫我自己交到局里，每次非逼得我和他闹意见了，我准备找领导了，他才收下。另外，2011年我发现我最初的一本病历内从1998年年底到1999年年底的病史都被人偷撕了(还存在被撕掉过的痕迹)，被偷撕的是我脑部受伤后的一些最初的病史，其中还有宝山医院神经内科专家的诊断和建议：脑部外伤，脑外伤后遗症，注意休息，建议轻工作。而这之前，只有钱大兴问我要了病历说要所里留个备份复印一下，拿了我的病历离开过我视线一段时间，在那之前我的那本病历一直是完整的。(另外2014年我得知我在2004年，2007年，2008年这几年申办的公伤及申请评残的放在政治处的所有材料都不见了。)还有2008年夏天我在友谊所的一辆依维柯车座上先后两次中了某种毒，坐在座位上，就感觉屁股底下有块碗大的地方，好象有密密麻麻的寄生虫往肉里钻，痒得要命，而我平时忍痛忍习惯了加上脑袋又一直晕呼呼的，所以只想，痒么忍忍也就过去了，也确实，估计半分钟左右，也就不痒了。但后来，大便时有脓，后来大便又时常出血(不是痔疮)，我到医院看过几次，还做过一次肠检(有病史)，到现在，有时还会大便出血。这件事有一条线索指向钱大兴。这些事让我对钱大兴产生了疑惑，而这疑惑一直到2014年上半年才找到答案。另外我还察觉，每年民警级别晋升，政治处杨林拿出的晋升条件中，正好每次都有一条附加条款正好卡着我。2011年底还是2012年底，我到政治处张主任处询问我的级别晋升问题以及我的公伤伤残等级鉴定被杨林拖过期一事，且向张主任出示了我2004年申请公伤申请书的复印件等材料。后来，杨林被调去了月新派出所做基层民警，而我的事仍未解决。(我的本意是解决我的问题，而不是对杨林怎样，但就因为杨林被下放到了派出所，我迎来了一些人的更疯狂报复)
2013年11月6日，分局政治处领导梁涛主任和夏瑜科长(梁涛和夏瑜在进政治处前都曾在友谊所待过)以及友谊所曹君海教导员等人约我到分局谈话。梁涛主任对我说这次级别晋升询问友谊所民警问下来我一踏糊涂，我问：“怎么一踏糊涂，请详细说明。”当时梁主任无言以对。随即，梁主任转移话题，对我说：给我三个选择：1上班，给我按排工作；2开长病假单子，给长病假待遇；3旷工辞退。而我脑部伤势一直没好，脑部供血不足、供氧不足这个问题没法解决，我一直带着重伤二级的伤残情况，根本无法上班。我对梁主任说，上班是要我命了，长病假我好象有些不同吧，我是公伤致残。梁主任说：“你的伤残等级呢？”我说我的伤残等级是因为你们政治处的原因没办好的。梁主任不听，强令说道：你要么上班，要么长病假，要么旷工辞退。我一时气愤加情急，开始手脚麻木，手指抽筋，然后到全身麻木，呼吸困难，肚腹难受，站立不稳，外感也模糊了。我对梁主任等人一而再，再而三的说，我全身麻木，呼吸困难，有生命危险，必须到医院抢救，我还对他们说这种状况已经抢救过好多次了。(梁涛和夏瑜都曾在友谊所呆过，并且我曾多次在申请材料、情况汇报和年终小结中将我的身体状况，伤势诱发因素等作过详细陈述，梁涛和夏瑜现为政治处领导，对我的身体状况必然非常清楚)。但梁主任等人不听，不让我出门。我要出去，梁涛、夏瑜等人就强行阻拦我。我大声对他们说：我有生命危险，我要去医院抢救。曹教导员见我不对劲，对他们说：让他去医院，让他去医院(这是我当时耳朵里隐隐听到的)。但梁涛、夏瑜等人还是一直强行阻拦我，不让我去医院抢救。我曾两次奋力突破出去到隔壁三个老百姓处求救，但都被梁涛等人强行拉回了原来的接待室中，我没法，只能大声呼救，可能那三个老百姓出来就站在门口看着我们，梁涛等人后来投鼠忌器，我才有机会离开了那里，拦了辆出租车一路上闯红灯到了宝钢医院抢救，将预先写好的我的伤势情况(上面这么写着：如果我需要抢救，医生须知：1.脑外伤，导致颅内微循环障碍，血流不畅。2.头痛曾用一千多次止痛药物，绝大部分为止痛片，导致肠胃、心脏等器官功能衰竭。(药物毒付作用)3.我的脑部丧失了自我恢复功能。钱江华。<这张纸条一直夹在我的病历册中>)给抢救医生后，我放松了意志，感到躯体向中间收缩束缚，进入全身强直状态，这时，我脑里只有一个意念：我还有家人，我要撑下去，我还有家人，我要撑下去，......。医生给我记录的入宝钢医院抢救时间为15:40分，17:08分左右，我才脱离了生命危险。(此事有病史为证，有三个老百姓为证，有宝钢医院抢救室医生、护士为证，有抢救室内其他病人的家属为证)2013年11月15日，夏瑜当面交给我一封告知信，上面还是提出了要么上班，要么开病事假单子，办理病事假手续，要么作旷工处理，还盖上了政治处的公章(有证据)。我没法，只有先去开病假单，并且在11月底在中纪委网络举报网上以实名方式对1999年盛桥动拆迁一事作了反映(至今没有音讯)。到了12月上旬，我又去开病假单时，宝钢医院一位姓朱的脑外科教授说我开不出病假单，我想我在你们医院才抢救了没多久，并且我脑部一直缺血，缺氧，头一直晕的，怎么会连病假单都开不出，我问他，我头晕着，我到内科总能开病假吧，他说内科也开不出(有录音证据)。我总算明白了。另外，当时我那个月拿到手的也仅仅是原基本工资的50%左右，其他什么都没有了，而我每个月基本需要花费上千元补品来维持生命，这是他们逼着我去上班。没办法，先上班试试看，但即使我在领导照顾下做着最轻松的工作，我脑部的伤势还是又加速恶化了起来。这时，我打听到可以补评残，2014年初我再次以书面形式向单位申请补评残，后来，政治处夏瑜在电话里对我说这么一句话：医生相信你说的话，我不相信你。之后，我的这次补评残又没音讯了。但后来发生了这么一件事：到了4、5月份时，友谊所另外一个受伤民警(头上被人打了一拳，造成耳膜穿孔，也是在年初申请伤残等级鉴定的)拿到了一本伤残等级为三级的伤残证，他还给了很多人看，过了两天领导叫他把这本证交了上去，并叫他重新去鉴定，后给了他九级伤残等级。(有人能证明此事)。随着脑部伤势加速恶化，头痛次数又开始频繁起来，甚至还时不时的意识模糊，即使补品，药物，吸氧，吊水，理疗等多管齐下，仍没用。有次，中医内科医生给我一搭脉，我还没说什么，他就说：你国库空虚。另外他看我身穿着制服，疑惑的说：你应该在休息呀！(他认为我的身体状况只能在休息)。我平时和另两个社保队员在一起看大门，内勤警长钱大兴也时常给我加点工作，多数是开车到局里送材料，领材料。在我还做得动的情况下，我是很乐意的去做的。但随着我脑部伤势再次频繁的恶性循环，平时头一直浑得要命，有时意识还时常模糊。有次开车，起步忘了要踩离合器，向前开却挂进倒档。有好几次我在所门口上班时，头很浑，意识都在一阵阵模糊，我还和门口社保说了我很不舒服，意识在一阵阵模糊。钱大兴来电话了，叫我开车去局里送材料，我说我头很浑，并且意识在一阵阵模糊，其他时候都可以，这种状况不能开车，会出事的。但钱大兴坚持要我开车去局里，我再三解释都没用，我没法，只好说：那你写份情况说明，是你叫我开车的，我出了事你负责。钱大兴就直接挂了电话。(这件事有人可证明，而且当时还处于全局安全行车大整治时期)。后来，钱大兴找了曹教导员，叫曹教导员来质问我，曹教导员后来还对我说：“王柏强死了，不是什么事情也没有么！”(这句话我到现在还不能完全理解是什么意思)。2014年上半年，我终于调查得知：钱大兴有一个亲属叫钱一飞(同音)，在某房地产开发公司做老总(房地产开发公司与房地局、规土局、房屋保障管理局本就属于一个圈内的)，而且，1999年盛桥动拆迁时，当时金守祥手下有个头目也叫钱一飞(同音)参与了盛桥动拆迁工作。若这两个钱一飞(同音)属同一人的话，一条绳就把这些人串起来了。钱大兴的这个亲属钱一飞(同音)，在2014年年初对人这么说过：“最近，在青浦(好象是青浦，也可能是其他区，我记不清了)动拆迁，我本人就赚了一个亿。”2014年6月的一天中午，曹教导员来对我说，他等会要去开会，有三个教导员要上台汇报情况，另两个教导员各汇报他们所里的一个患精神病民警的情况，而他是第三个。这时我知道了，原来我己经被精神病了。2014年8月中央第二巡视组来上海，8月12日，我以书信方式向中央第二巡视组实名举报1999年盛桥动拆迁一事，9月24日收到书面答复：转有关单位和部门认真处理(有证据)，后至今再无任何回音。并且，我实名举报后的第三天即8月15日，我收到一笔奖金，只有80元，我询问他人得知，应该2000元左右，我多次询问钱大兴，为什么扣我奖金，钱大兴一直回答不出个理由来，后来他叫我问教导员去。我去问曹君海教导员，曹教导员这么答复我：“这是所领导班子和政治处两个领导共同商量决定的。”并且从这之后，除了基本工资，我发觉其他的奖金等一下子几乎都没有了。另外身体撑不住，公休用光后请病假，他们就扣我钱扣得特别厉害，有一次，曹教导员叫其他民警按排我到友谊支路、密山路口守卡点，我身体撑不了，第二天开了7天病假，其中一次性就扣我三千元左右。因为脑部伤势的反复频繁发作，我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差，我再去向曹教导员说，我要做伤残等级鉴定，并且我己经调查清楚了确实有补评残的。后来，曹教导员叫我带着所有材料和局里政治处的人还有钱大兴(本来曹教导员去的，后来变成了钱大兴，我就知道又没结果了)一起到了民政局优抚科金科长处，果然，金科长纯粹忽悠我，金科长对2008年我到她这里申办评残时她当时说过期了的事不承认了，说当时是我伤情达不到标准，我找出2007年我的检查结果和医生诊断给她看，她又说这是2007年的，现在过去时间太长了，说不定我的伤势已经好了，还说这些检查诊断若是现在的，她马上给我报上去。我想我的伤情一直存在，因此我追问了一句，我以前能检查出来，现在肯定也能检查出来，我现在再去检查出来，你肯定给我报上去哇?结果，金科长又赖掉了。金科长一开始还说我的伤残情况，我说了不算，她说了也不算，应由医生说了算，但后来我感觉都由她说了算，否则，她就该给我报上去，到医院做伤残等级鉴定，这才是医生说了算。在她的忽悠下，我后来思维非常紊乱，这次就又没了结果。 后来，有一次和曹教导员在他的办公室谈话，我感到手脚麻木，我告诉曹教导员我手脚有些麻木，开一下窗，之后我站在窗口呼吸着窗外的空气，但一会儿后，胃部开始很不舒服，我告诉曹教导员我身体不舒服，要去医院救治。曹教导员打了个电话叫钱大兴过来，钱大兴过来后站在我与门口之间的方位上，然后他们两个就再无举动，也不说任何话。当时我一下警觉起来，我感到生死危机再一次到来了，我一边呼吸着窗外的空气，一边强迫自己放松，尽量放松......，后来我怎么离开办公室的我已记不清了。我将我的公伤情况以及身体状况向市局政治部分管公伤的管师傅作了反映，他叫我先向劳动局申请工伤复发，那样还可以带薪休息一年，每年申请一次就可以一直休息下去。我就到劳动局申办工伤复发，当时，劳动局人员了解我情况后就回答我，我受伤后一直在治疗，没有停过，治疗还未终结，不能算工伤复发。之后的工伤复发鉴定结论也正是如此：不属于工伤复发，系原有工伤的继续治疗。我问劳动局，那我的情况不属于一般情况吧，我受伤都17年了(当时是17年)。劳动局答复我，这情况你自己和你单位协商。我后来打电话到分局政治处夏瑜那里，我对她说：我的工伤复发鉴定结论下来了，是原有工伤的继续治疗。她说：谁说你属于继续治疗了，我这儿收到的结论不是继续治疗，如果你属于原有工伤的继续治疗，早就给你继续休息了。我想我们收到的结论怎么会不同，难道里面有问题，我告诉夏瑜我马上过去。我坐了出租车十分钟后到了夏瑜办公室，但夏瑜完全赖掉了十分钟前说的话，她说，她没说过我不属继续治疗的话。夏瑜又说，就算我属于继续治疗，按劳动法规定停工治疗期间也要按病假计算。我说，劳动法上写着那是一般情况下这么规定的，我已经17年了，且伤势这么严重，能属于一般情况吗？总得讲道理吧。后来，梁涛说我影响他们正常办公秩序，叫我离开，否则通知督察队来找我。我想去找政委，他们又强行阻拦我，不让我去见政委。2015年1月，我带了2014年12月29日在蓝十字脑科医院检查后的结论(结论为：大脑整体功能下降，CABA功能增强，脑内抑制功能增强，兴奋功能不足，后颞区、枕区左中央区递质功能异常，轻度异常视频脑电图，左侧大脑中动脉血流速度增快。)再找到了宝山区民政局优抚科金科长处，后金科长隐晦表明是政治处原因，是政治处没按正规程序送来申办。申请评定残疾等级，应由单位出具书面意见，由单位送材料来就可以了，本人不用来的。我再找分局政治处，但夏瑜一直往民政局推，而民政局金科长又往分局政治处推。我还听到一些谣言，有其他单位的民警兄弟对我说，他听说我老是吃不消就倒下去，送到医院又什么事情也没有。这其实是友谊所另外一个民警的情况，怎么强栽到了我的头上。当时，我只是笑笑，没有争辩，因为兄弟之间没什么好争辩的，另外我连争辩都会吃不消，还有清者自清、浊者自浊。因为我一直带伤硬撑着上班，而且脑部伤势反复发作，加速恶化且恶化后又不可逆转，身体极度虚弱，每天光上、下班这段路程都感到吃不消，我的脑袋必须在空气好的地方安静休养，而所门卫室又比较吵杂，我头痛得吃不消有时就去向曹教导员申请：我头痛吃不消了，我要到四楼休息室休息一会。曹教导员这还是同意的。2015年上半年，我就是这样坚持着到单位，然后门口吃不消了到休息室，有时头一直痛着只能一直呆在休息室，有时也上医院吸氧、输液，就这样硬撑着熬到了2015年6月底。6月底，曹教导员来问我到办案区域负责看管对象到底行不行，因为之前我已多次去那里看管对象，但每次我都会感到越来越烦燥，有快要发疯了的感受，晚上更不能入睡从而导致伤势恶化，之前也每次都向所长反映过此情况，所以我把实际情况告诉了教导员，曹教导员说：“也不见你经常去抢救呀！”我说：上班之后，我有过一次，一次吃不消去吸氧，刚吸不久，我就感到全身麻木，呼吸困难的撑不住了，后来到了抢救室，我们可以到医院去当面问医生。曹教导员不说话了。后来，他们把我强行调到盛桥派出所。本来，我家从杨行到友谊所乘公交车单程半小时多一点，就这我已撑不住了，而从我家到盛桥所乘公交车单程一个半小时以上。我本就因身体撑不住，为了活命打算在家继续养伤，但因伤残等级鉴定一直没弄好，一直在纠结着，这次是他们帮我做了此决定。因此，从2015年7月开始我在家养伤。7月下旬，在市局政治处管师傅的协调下，分局政治处梁涛、夏瑜答应在2015年11月到民政局给我做次伤残等级简评，不管几级先做鉴定再说。之后，我查找了人体损伤程度鉴定标准和其他一些资料，我对自己的伤情有了明确定位。到了2015年10月，我再催问政治处夏瑜，她一开始说管师傅没联系她，后又说民政局没通知她，再后来，她又说民政局说了我达不到标准不予受理。我告诉她我的实际伤情是重伤二级，如果你们认为我说的不对，可以开单子陪我到“803”做鉴定。但她就是推托。后来，我又问她：我是公伤致残，凭什么算我病假？还有当时其他钱全扣光了，连工资也只有一半左右(到了这个月，连工资的40%都没有了)，所以我问她：“你扣钱的依据是什么，请给我看看。”夏瑜却不肯拿出依据来，叫我自己去找，问外头单位要。他们是领导，我和他们讲道理，但他们根本不讲道理；我请他们按规定、政策来办事，但他们就是用强权来仗权欺人，并把政策、法规践踏在脚底下；并且他们根本没有诚信，谎言连篇；他们暗地里又卑鄙手段不断。我曾到某法院咨询某人士，该人士告诉了我两句话，其中一句现在不说，还有一句：“他们想侬死。”
钱江华。
2016年3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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喂，黑松怎么不回答了？请问我究竟有什么问题，能让那几个领导违反规定、违反政策、甚至触犯刑法来“为难”我？还请坦诚直言。

这是依据1998年底到1999年底时间内病史上的一次专家诊断和建议开具的疾病证明，1998年底到1999年底的原始病史后被偷撕了。

我到现在还不知道我2015年年终考核结果。相信政治处的人能看到，请告知我考核结果。

上表是我2015年年底上交的年终小结，结果到今年2月底叫我重新在一张新的表上签名，并称时间来不及了，叫我在反面第四栏内把“同意”和名字先签了，时间也依他们要求写了过去的时间。所以，我到现在也不知道我2015年的考核结果，问了也得不到答案。并且当时因为拿来就签的，内容没看，不知是否小结内容被换掉了。

之前的一张有内容没显示，故重发一次。

前天上午(4月25日)，政治处夏科长打电话来说：正好分局给其他人报伤残鉴定，叫我准备材料，也给我报一下，这个礼拜材料必须送上去，叫我谁备好了先交到所里，我听了很开心，很激动。今天上午我政治处夏科长要求的材料送到了所里。因感到有一些疑问，先在此点一下：1.夏科长叫我交的材料里有一份劳动局的鉴定结论，之前民政局的书面回复中，这份材料是不需要的，而且鉴定应根据医院检查，诊断以及实际情况来的。并且07年劳动能力鉴定为十级，存在疑问，我已在上面《历程》中述说过了，这次非叫我把这份鉴定结论书放在里面，其目的是什么，因结果未出来，所以现在我还不知道。2.夏科长说到民政局交材料时叫我一起去。我回答：去年还是前年，民政局就告知我了，由政治处填好表格连同材料交过去，不需要我去的(这情况《历程》中述说过)。但夏科长一再强调要我一起去，并说：到时候，民政局直接退料，你自己可以看到，不是我们不送。我说：退材料要有理由，请书面答复我。可夏科长却说：“我现在可以肯定的告诉你，退材料肯定没有书面答复的。”呵呵，我怎么感觉都已计划好了？唉。

今天上交所里的材料清单。

等会儿和领导到民政局送材料，不去不行啊，领导要求，总得服从。呵呵呵。

果然，呵，呵，呵！

慢性器质性精神综合征

基本特征为逐渐发展的智能全面减退、记忆缺失、情感障碍和人格改变。多源于颅内弥散性病变，也可由慢性躯体疾病长期影响脑功能所致。常见临床类型有三：

①痴呆状态。为这一综合征的典型表现。其主要特征为智能全面减退而无意识障碍。一般起病隐渐，病程进展缓慢；少数病例可在环境突然改变或一次躯体病后症状迅速加剧，而有短暂的意识模糊。病初起近事遗忘颇常见，工作能力下降，常出差错；随着记忆缺损加重，可有错构或虚构记忆；进而人格发生改变，生活懒散，不爱清洁，不修边幅，自我控制能力减弱，情绪易激惹，不顾羞耻，不负责任，可出现偷窃或性攻击行为；认识功能减弱，领悟困难，理解和判断常有障碍，好收集破旧物品珍藏起来；少数患者可有幻觉或荒谬的妄想。早期患者情绪表现焦虑、抑郁或不稳定，逐步变得心钝、淡漠；有时无明显外界诱因突然暴怒。晚期患者思维贫乏，兴趣减少，反应迟钝，言语零乱，有持续言语或失一语；记忆障碍严重时，定向能力也丧失，生活完全不能自理，可有大、小便失禁。

②衰弱综合征。为慢性器质性精神综合征中较轻的、也是较常见的表现形式。可单独存在，也可以是痴呆状态的早期表现。其临床症状包括：头昏、头痛、注意不集中、记忆减退、睡眠障碍、疲乏无力、焦虑、抑郁、疑病或易激惹等情绪障碍，以及植物神经功能紊乱等类似神经衰弱的表现。

③器质性人格改变。可以单独存在，或为痴呆/状态症状的一部分。临床表现颇不一致。有的表现欢欣、诙诣，言语动作较多，但往往很不适合当时情境；有的患者淡漠少动，对外界活动缺乏兴趣；还有一些患者情绪很易激惹，可突然激动或暴发冲动行为。一般说来，都有明显社会适应障碍。

慢性器质性精神综合征可见于颅内感染、酒精或重金属中毒、严重或反复的颅脑损伤、颅内占位病变、脑退行性病变、脑血管病、缺氧性脑病、代谢障碍和维生素缺乏症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