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下专家们可就犯了难。
中华5000年的历史，过去真没有这个说法。这个说法是民国初年，宋教仁按史记，自己搞了一个年表，算到黄帝约4600多年，然后就说中国历史5000年这么来的，这样传到我们今天。
考古学是一门科学，把黄帝要搞清楚，在90年代是非常困难的（今天也困难）。
老专家们表示：按目前的中国考古学发展，搞清楚黄帝，基本不可能。只能退而求其次，先搞清楚夏商周。
其实，就我看，当时的老教授们能说搞清楚夏，已经是硬着头皮了，直到今天，我们夏的问题也没能解决干净。

我们现在看，夏商周断代工程其实把夏研究逼到了关键位置上。
郑亳说明显比西亳说有优势，不然完整的夏文化根本无处去寻找。夏文化都没有，你怎么断代呢？
李伯谦其实也是郑亳说的支持者之一，这一点他非常清楚。同时，他采纳了安金槐将王城岗定为禹都阳城的说法，这样，他把夏也分成了先后二期，二里头是少康复国后的夏，夏最初的王城，定在王城岗。
我建议大家去看看中央台一个纪录片《寻找失落的年表》，里面有关夏商周断代工程的问题说的非常清楚。

有不少朋友喜欢看贴本人还是挺开心的，你们是我能坚持写下去的动力。
说实话后面写的有点水，我也知道，对不住喜欢的大家。
我对天涯不熟悉，才发现有朋友给我留言说了楚文字的问题，我很不好意思才发现，就在这大概解答一下：
我们中国的文字，是一脉相承下来的。从商的甲骨文开始，到西周的金文，都是全国的统一文字。在东周之前，全国各地出土的所有青铜器上的铭文，都是一种文字。
但这个情况在东周之后开始有了变化，汉字在各个诸侯国逐渐演化出不同的字形，直到秦国统一，“书同文”，汉字才重新统一起来。
所以，战国时的文字，各个国家不同，现在战国文字学也是一门新的学问。
王国维先生将此称为汉字西土说和东土说，汉字的演变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我们看一下夏商周断代工程给出的年表：
夏：夏启立国到夏桀灭亡（14代17王，共470年）公元前2070－前1600年
商：成汤代夏到帝辛（纣）（共554年）灭亡 公元前1600年－前1046年
西周：武王伐纣到幽王失国 公元前1046年－前771年
其中商盘庚之后的每个商王和周王，夏商周工程都给出了在位时间。盘庚之前的商王和夏王，只有名字没有能给出在位年表。
我们在这里主要介绍这个年表中夏商周三代的断代问题：
简单一点说，夏商周工程的专家首先主要是根据一件西周的青铜器“利簋”推算出武王伐纣的年限是公元前1046，接着按照《古本竹书纪年》（今本竹书纪年为伪书）中有关夏史和殷史的年代记录，上推了商554年，得到公元前1600，又上推夏471年，得到夏成立于公元前2070年的结果。
这个结果的严谨程度是经不起仔细推敲的。
首先是夏，当时即便按郑亳说，二里头全部是夏，二里头一期的测年，也只能测到公元前1900年左右，于公元前2070存在170年的差距，断代工程的首席科学家之一、专家组副组长李伯谦先生需要拿出考古证据来解决这个问题。

李伯谦先生1937年出生，196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他既是邹衡的学生，后来又是邹衡的同事。但相较邹衡，李伯谦的方方面面明显比邹衡更灵活，所以这次断代工程综合考虑下，考古组的组长是他而不是邹衡。
顺便说一下，李伯谦先生是为数不多的还健在几位考古大家之一，今年2019中考古10大新发现评比，他还作为评委参加，直播中看82 岁的他精神还很好，让人欣慰。
李伯谦觉得把安金槐发现的王城岗，作为夏文化的起源是有可能的。但安金槐发现的只有1万平方米的小城，这么小作为夏的都城，是缺乏说服力的。
为此断代工程拿出经费，重新对王城岗进行了发掘工作，这次，他们的运气好极了，在小城的外面，又发现了一个大城，面积约30万平米。
这下，结合历史文件。李伯谦断定，禹都阳城不假，王城岗就是阳城所在。
这个观点他一直坚持到今天，而且在以后的日子里李伯谦结合古史，构建了夏文化的整个体系，非常诱人：
王城岗就是禹都阳城的阳城，后来夏王朝太康失国，后羿代夏，将都城建在新密新砦发，后来少康复国，将都城建在二里头，二里头就是古史上记载少康的”斟鄩”所在。
但这个体系，考古界认可的人不多。

这就是利簋，又名“武王征商簋”，西周早期青铜器，1976年出土，现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由于它铭文的价值，为首批禁止出国展览的国宝级文物，放任何博物馆都是镇馆之宝，在国博竟然没自己的单独专柜。它这种纹饰继承商的传统，但上圆下方的形状，是西周独有，可以算西周早期的标准器。
在商朝，商人重视饮酒，最重要的青铜礼器是觚爵斝组合。到了周朝，周人总结商人灭国的教训，认为饮酒是重要原因之一，所以周公旦做《酒诰》，这是中国第一篇禁酒令。
也因此周朝最重要的青铜礼器组合是鼎簋组合。按周礼，天子用九鼎八簋，诸侯七鼎六簋，不得僭越。簋就是如今的碗，盛素食使用的。
周人在灭商之前，是没有什么青铜礼器的，灭商后，才有大量的西周青铜器被发掘发现，而且西周早期的青铜器和商晚期的形制很难区分。所以现在比较确实的观点认为，周人是掳掠了商人的工匠，才发展了自己的青铜器水平。这和商人灭夏后继承夏人的青铜文化极为相似。
这一点非常有意思，中华民族的特性，就是灭国不灭你的文化，而是把你的文化吸收过来，加入我的文化之中，这和西方文明非常之不同，所以西方古代文明（包括后来的美洲玛雅文明）基本湮没在历史长河之中，而中华文明一直传承至今。
周人喜欢在青铜器上铸造长篇铭文，利簋的铭文非常重要：


从右边开始向下读，铭文：武王征商，唯甲子朝，岁鼎，克昏夙有商。。。。
最主要的就是这几句，天文学家据此得出“甲子日早晨，是时，木星当空。”的天象，而锁定了公元前1046年1月20日这天是武王伐纣的日期，就此完成商周分界。
当然，这个至今也有争议。

2005年10月21日，在偃师刚参加完“二里头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的邹衡，马不停蹄来到郑州，出席“纪念郑州商城发现50周年座谈会”。
会上邹衡娓娓动听的讲述了郑州商城发现的历史，缅怀了发现者安金槐先生，我想，他自己也一定也回忆起自己从郑州二里岗文化开始，奋力探索夏商周三代考古的历史进程。
11月5日，邹衡回到北京，感觉身体不适，去医院检查。
12月15日，诊断出肠梗阻转外科准备手术
12月20日，做完截肠手术的邹衡昏迷不醒
12月27日 ，邹衡先生逝世。
没有一位考古学家的逝世像邹衡这样，让人动容。
自献身三代考古，他从未离开。他就是一个斗士，从不因任何人的权势而改变自己以材料出发的见解，当然，他自然没有很多考古学家混的好，他的官衔很小，一直只是北大的教授。但他的功绩，在三代考古上，迄今无人能及。
他赢得了对手的尊重，葬礼上65岁的郑光先生给他三叩首以示尊敬。
他的对手之一，西亳说主将之一杜金鹏先生写过一段话缅怀邹衡先生：
自从邹衡先生离世，中国夏商考古的发动机似乎丧失了大部分动力，散漫、低效、目标不清，似乎要从冲劲十足变得一团和气，真正是和谐社会了。很危险，很可惜，也很无奈。。。。。。

确实，自邹衡先生的离世至今，我们的夏商考古毫无进展，再没有人提出新的观点，邹衡精神再难找寻了。

补充一点考古学带给我们的三代历史解读：
1、后羿代夏这个事情很有可能是有的。后羿就是擅于射箭的东夷族，所以有后羿射日的传说。这个民族和夏有仇，双方一直有战争。东夷的地盘属于山东南部和江苏北部岳石文化范围。
2、商人利用这一点联合了东夷族，灭掉了夏，这些在考古类型学上有所验证。在商后期，商人的势力衰弱，盘庚是往东方跑，建都豫东的安阳，说明当时商人和东夷的联盟关系应该还是存在的。
3、商人灭夏以后的前期扩张是非常厉害的。很可能当时的商人已经掌握了生产马车的技能，（现在殷墟已经发现了车马坑，验证晚商有马车），让商人可以向四面扩张。比如南方，商人打到武汉盘龙城，并设立了据点。甚至有学者认为，商人继续南下，江西的吴城文化和牛头城文化都是商文化，还有江西新干大洋洲大墓就是商王的墓。还有学者认为商人还逆流而上，到达成都平原，三星堆文化中的商文化因素也由此证明。
4、商人对西方民族非常残忍，经常攻击西北的羌族。掳掠羌人进行祭祀活动，这导致了羌人和周人联合，最后灭商。姜太公就是羌人的部落首领。
5、周人比商人弱小许多，所以有“小邦周克大邑商”的说法。商人失败后遗民继续生活在殷墟，但武王死后，商人叛乱，周人第二次东征镇压，将商王的陵墓全部挖开毁掉，并将剩余的商人从殷墟赶走，自此殷墟荒废。

本帖都为原创，但这里我转张忠培先生的一篇文章，来缅怀邹衡先生：
张忠培：还是要向邹衡学习
2017-10-08 21:18
邹衡是我的乡长。他开始攻读考古研究生的时候，我刚进入北京大学考古专业本科学习，因此，邹衡也是我的学长。他离开我们已经五年了，这五年中，邹衡的音容常常浮现于我的心中，仍是那样的清晰，从未因我们的分手出现过丝毫的锈蚀，且随着我的追忆而愈益明亮。我们之间有着半个世纪的情谊，交往频繁，回忆起来经常想到的是印象最深的这几次。

邹衡攻读研究生的前两年，历史系的研究生除了他之外，就只有攻读中国近代史的李时岳。李时岳后来和我在吉林大学共事。他担任历史系主任时，我是历史系副主任。我们是能谈心里话的好朋友。他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创立了自己的学术体系，自上世纪进入改革开放的年代起，主导了中国近代史的研究，现在他创立的中国近代史体系，成了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的主流。当时我们一些本科生，自然想见见这两位研究生。我读大学的前三年，邹衡基本守在郑州的考古工地，没有机会和他见面，直到大学第四年即1955年初秋，我在西安半坡遗址考古工地实习的时候，邹衡研究生刚刚毕业被分配到兰州大学任教，上任路过西安特意下火车到半坡遗址工地参观，我才第一次见到他。邹衡仔细地看了工地发掘情况后，便和我们一些同学聊了起来。邹衡桃形的脸上，嵌着两只炯炯有神的眼睛，讲起话来，面肌舞动，嘴角挂着吐沫，口沫飞溅，他身着长及大腿的深色粗呢的民国时期式样的学生装，衣的内领有一层油腻，黑色的脸上盖着薄薄的黄尘，活脱出是刚从“灰坑”或墓葬中爬出来的考古匠人，是一心扑在田野中的朴实的考古人，这是我同邹衡初次见面时他给我的印象。或者说是我对他的感觉。

1958年秋，我参与主持黄河水库的华县考古队工作，负责泉护村南台地遗址的发掘，考古教研室的资料员邹衡的前妻郭淑华在这工地实习。她期中回京休假返回工地后，立即找到了我，说她犯了错误，同时向我交出了一件陶祖。我感到莫名其妙，便问她这是怎么一回事。她说她在发掘时，发现了这件陶祖，感到好奇，藏了起来，带回家中给邹衡看。没有想到，邹衡看了很生气，质问她怎么能把考古发现的物品私自藏了起来，带回家中哩！这犯了规矩。叫她将原物完好地带回工地，交代清楚，听从处置。我听郭淑华说明后，立即问她这陶祖出自什么单位，又在现场经反复校正出土单位和要她写了说明附入相关记录后，我据工地负责人会议决定，对她说，你犯的错误性质严重，要做书面思想检讨。郭淑华态度诚恳，虚心接受批评，写了较为深刻的检讨。通过此事，我深刻感到邹衡对考古发掘非常认真，对发掘人员应遵循的纪律持严肃的态度，即使面对自己的亲属，也毫不含糊。

1959年12月24日，我结束了泉护村考古工地工作。返京途中在洛阳下车，参观王湾等遗址发掘资料。当时王湾工地发掘已经结束，邹衡正带领学生整理发掘资料。他热情地接待了我，向我介绍了发掘成果，眉飞色舞地讲述着哪个单位复原了多少件陶器，在这里，我亲眼目睹邹衡夜以继日地拼对陶片，复原陶器，每当将一些陶片拼对能复原一件陶器时，他便手舞足蹈，显露出来的是人生童稚时代才能出现的那种乐趣。看到了这些，我深深地感到了华县工作和邹衡负责的王湾工作之间的差距。面对邹衡，我为此感到羞愧！决心向他学习。邹衡对拼对陶片复原陶器这种热情的追求和考古工作作风便成为我此后主持考古发掘工地的榜样。

1960年，我参加了由邹衡主持的《中国考古学·商周——青铜时代》编写工作，负责撰写《西周前期》和《商周时期的边区青铜时代文化》章节。这《商周——青铜时代》由邹衡、祝广琪和我分头编写，邹衡通纂定稿，当我接到邹衡改过的我负责编写的那部分章节后，翻开看时，见到除了我写的文字外，就是邹衡用毛笔删去我写的文字的粗黑横杠和改写的文字。这横杠和文字密密麻麻，我写的文字几乎被淹没在邹衡所划横杠和改写的文字中。见了这密密麻麻的横杠与文字，很不是滋味，气上心头，我写的这部分稿子需要这样大的改动吗!!但冷静下来认真看下去，就越来越感到邹衡改的很对，经他这一改动，我写的文字简洁了，逻辑性更强了，论证更清晰了。因此，我更服邹衡了。此后的一、二年，邹衡讲授商周考古时，还邀我给学生讲授由我写著的这些章节，我由此感到邹衡对我写的这部分章节，还算基本肯定。尽管如此，他还是不顾情面地改写了我写的那部分章节，这说明邹衡对讲义的写著，是持从严要求、对事不对人的严格认真负责的态度的。

。。。。。。

时间的车轮飞转到了上世纪的90年代，我因晋侯墓被盗事件去了山西，和邹衡又有过两、三次接触，亲眼见到了邹衡那直面千夫指对盗墓贼和为盗墓贼、更为自己失职行为辩护的那些官员的愤怒，此时的邹衡已置自身安全于度外，成了反盗墓保护文物的勇士。

邹衡2005年11月住进了医院。我得到这令人不快的消息后，曾多次打电话给他的夫人和他的身边学生，要求前往医院探视邹衡，但都被他们谢绝了。令我震惊和深切悲痛的日子终于来临，这是2005年12月27日20时21分，我忽然接到邹衡的学生李维明电话，告知我邹衡病危的消息。我问明了地址，立即叫了车，直奔北大三院邹衡所住的病房，在走廊中见到了他的夫人和他的几位学生，我看了手表，时钟正指向20时3刻，他们让我赶快到病房去！我被他夫人领进了病房，只见他留着平头，脸色灰黑透亮，安详、静静地躺在病床上，已不能言语。我凝视着邹衡，感觉回到了1955年，他是考古人，刚从田野中归来，略事休息，又要出发，奔到田野中去。真实的时间却已经是2005年了，这位终生未曾变色的考古人，再也不能回到田野中去作新的探索了，只能终生告别田野了。此时此刻，给这位考古老兵送行的，除了他的亲属及几位学生外，竟然没有他毕生奉献的学校的负责人，冷清、零丁这类词奔上脑中。除此之外，我想到的是：邹衡自1952年攻读考古研究生，至今已近54年。他在这半个多世纪的考古人生中，跑田野，钻地层与遗迹单位，摩挲陶片，坐书房，审度爬梳资料，上讲堂，传道授业，从1958年以来大学毕业凡从事商周考古专业的中外学者，无不出自他的门下，得到过他的教益，考古科研与教学成了他的第一生命。邹衡以半个多世纪的人生专治夏商周三代，除《天马——曲村》这一巨大考古报告外，论著百余万言，探讨的基本问题，不是他亲自从田野中发掘出来的，就是自己从资料的爬梳中找到的，均具有原创性。邹衡的百余万言的论著，以《试论郑州新发现的殷商文化遗址》、《试论殷墟文化分期》和《试论夏文化》这三论为基干，形成了以论商文化为核心的崭新的夏、商、周三代考古学体系。邹衡经历的这半个多世纪的考古人生中，夏、商、周三代考古学资料急遽积累，信息爆炸，是这时代造就了邹衡，同时也是邹衡创造了这三代考古的新时代，这真是“天人合一”和合共生。邹衡创立的这崭新的三代考古学体系，刷新了纪录，超越了前人，在同代人中处于领先地位，邹衡身后的人，不能和邹衡踵接，仍存在相当的距离。后来居上是规律，一定会出现的，而要居上，也得从邹衡的三代考古学体系始。我想到这些，向邹衡大声说道：“老邹，我是忠培啊，来看您啦！您这一生，贡献的很多、很多，得到的很少、很少，这世道对您很不公平，但您作出的贡献，还将发挥作用，也将永远铭刻在中国考古学史中，您辛苦啦，累了，好好休息吧！”

送别邹衡后，从病房走出来，我对邹衡夫人说：“我们搞考古的人要感谢你啊，没有你，邹衡不能连续作出新的贡献，没有你，老邹也不可能活到今天。邹衡走了，你可要多保重啊！”接着我又向邹衡的儿子、儿媳和邹衡的学生告别，慰问了他们，便乘电梯下楼，上了车，离开了医院。汽车驶入闹市，我感到天空低了，空间窄了，我孤单了，思绪混乱蹁跹，最后归结到：还是要向邹衡学习。这五年来，凡是涉及邹衡的事与思，“还是要向邹衡学习”总是不由自主地蹦上心头。

本文原标题为《还是要向邹衡学习——纪念邹衡逝世五周年》，《考古学研究》2011年

昨天给天涯吃掉两段比较重要的文字，本来想算了。但这两段是有关中华文明中最重要的三代考古总结性问题，今天想想还是凭记忆再补充回来一点，就是这种重复劳动对我这种打字比较慢的人来说太痛苦了：
被吃掉的第一段，关于夏起源的问题：
邹衡完全不同意李伯谦的做法，他像一个斗士一样向他的同事兼考古组首席专家开火，他认为目前能确认出的夏文化只有二里头文化，而王城岗缺乏宫殿、青铜礼器及绿松石作坊这样的高等级遗存，如果要给夏断代，只能按照二里头一期的碳十四测年，测出多少就是多少。
他一针见血的指出，李伯谦只是因为现在夏的年代与古书中不够，而从河南龙山文化晚期中，去寻找、拼凑出一期文化来填充，这违背了考古学的从材料出发的原则。在没有新的发现出现以前，不能直接把夏代定在公元前2070。
但断代工程没有采纳他的意见。

被吃掉的第二段，关于偃师商城和郑州商城的关系的问题：
《中国考古学》（夏商卷）的主编高炜先生，在分析偃师商城的性质时，认为在夏人的都城二里头仅仅6公里的地方，商人建设一座城市，是因为商汤灭夏之后，为了控制住夏遗民而设立的。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同时开建，商人有可能是采用了两京制度，这和武王伐纣后，建立洛阳和镐京的情况相似。
这个观点后来成为主流观点，考古界多数人接受了郑州商城作为亳都，偃师商城作为陪都的说法。

天涯的版主，你删这两段，让咱们实在根本不知道你的根据，莫非你是西亳说的顽固分子？坚持二里头是西亳，反对者杀无赦。

下面我们准备进入中国的新石器时代，探讨中国夏商周之前的考古学文化。
在进入之前，我觉得有两件事需要提醒大家：
第一件事，是将有关古人的记载放在一边，包括史记的《五帝本纪》。
引用顾颉刚先生的话：“周代人心目中最古的人是禹，到孔子时有尧舜，到战国时有黄帝神农，到秦有三皇，到汉以后有盘古等。”所以我们看到的记载真假是很难判定的。就算比较可信的《史记》成书的年代，距离黄帝（如果有）约有2500年，就如我们与春秋战国的距离，能说的清楚准确是很困难的。
所以将考古学文化和三皇五帝联系在一起是比较危险的，没有确切的材料，强行联系适得其反。至少我们这个贴不联系。
我们现在发现的陕西神木石峁古城，还有良渚古城，史料没有任何记载，但考古学告诉我们，它们曾经真实的存在在中国大地上。

第二，不能拘泥于西方定义的文明产生的标志。
西方人认为一般认为，城市，文字，金属冶炼和大型宗教建筑是人类跨入文明社会的标志。
如果按照西方的这个标准，中国现在能确定下来最早跨入文明社会的只有殷墟文化。我想绝大多数中国人不能接受。
一是我们的金属冶炼业开始的年代太晚，目前能确认跨入青铜时代的只有二里头文化。其他更早遗址发现金属制品，只能作为偶然的产物。
二是我们的绝大部分建筑是土木建筑，很难保存下来，这一点上也比较吃亏。
所以我们不能照搬西方的文明标准，应该有我们的文明判断标准。

下面我们准备进入中国的新石器时代，探讨中国夏商周之前的考古学文化。
在进入之前，我觉得有两件事需要提醒大家：
第一件事，是将有关古人的记载放在一边，包括史记的《五帝本纪》。
引用顾颉刚先生的话：“周代人心目中最古的人是禹，到孔子时有尧舜，到战国时有黄帝神农，到秦有三皇，到汉以后有盘古等。”所以我们看到的记载真假是很难判定的。就算比较可信的《史记》成书的年代，距离黄帝（如果有）约有2500年，就如我们与春秋战国的距离，能说的清楚准确是很困难的。
所以将考古学文化和三皇五帝联系在一起是比较危险的，没有确切的材料，强行联系适得其反。至少我们这个贴不联系。
我们现在发现的陕西神木石峁古城，还有良渚古城，史料没有任何记载，但考古学告诉我们，它们曾经真实的存在在中国大地上。

中国的考古学研究和中华文明起源研究迫切需要有新的理论体系支撑。
为此，自建国以来，考古学家们开始进行了积极的探讨，提出了各自的见解，但一直没能形成普遍认可的观点。
直到1994年，面对牛河梁遗址的重大发现，苏秉琦先生提出了一系列学说，建立了较完整的文化体系，被大家所接受并逐步推广开来。
我们借此进入中华文明的古代社会，看看我们文明最原始的样子。

牛河梁在辽宁省西部，已经靠近河北省的承德地区，但它不是一个独立的文化，它属于红山文化晚期的遗存。
最早发现红山文化的地点红山，却不在辽宁，它位于内蒙古赤峰市东北郊的英金河畔。
蒙元时代，蒙古人称它为乌兰哈达，汉语译为“红色的山峰”。所以，后来都叫它“红山”。
作为我国新石器文化中非常重要的红山文化，她应该是最委屈的文化，好多考古大咖从她身旁走过，却好像都不愿打扰她，不愿把发现她为她命名的荣光归于自己。这在中国考古史上，也是一件奇事。
早在1919年，法国人德日进到赤峰进行地质调查（前面提到过这位是安特生在地质调查所的同事），他首先在红山一带发现了一些旧石器时代晚期的细石器。不过，这位德先生似乎没有安特生那么喜欢考古，这次发现不了了之。
德日进不算考古学家也就算了。最有意思的是日本的考古学之父“鸟居龙藏”（这名字起得牛），当年就在赤峰教书，而且在红山还找到过一些陶片，不知怎么他也没有对红山进行彻底调查，他所得的陶片只记录在他的文集中。
1930年，梁思永先生完成在东北昂昂溪文化的发掘，路过这里，也到过林西、沙拉海、锅撑子山一带调查，仅发现一些陶片后就回北京了，也没下文。
直到解放后，尹达先生在出版《中国新石器文化》一书，梁先生作序，这两位学者论述东北这一文化现象时，觉得红山地区这些陶片属于长城南北接触产生的一种新文化现象，并提出定名为“红山文化”。伟大的红山文化这才有了个自己的名字。
转折点在1971年，辽宁省昭乌达盟翁牛特旗三星他拉村在北山植树时，意外掘出一件大型碧玉雕龙，又名红山文化玉龙，有“中华第一龙”的美誉。这件真是国宝，举国轰动。
这时，兴隆洼文化还没有被发现。当时的人们开始意识到，中国玉雕艺术的源头可能就在红山文化，这下，红山文化立刻红起来，所以说是金子总会发光的，不是吗？

红山文化玉龙，又名c形玉雕龙，有“中华第一龙”的美誉。
目前考古发现的红山文化玉器，都有一个钻孔可供悬挂，这是区分红山玉器的一个标志。
这件玉雕龙是如此的有名，以至于华夏银行的行标，就是用这个龙做的，大家在路上路过华夏银行可以抬头看一看。
目前玉雕龙收藏在国家博物馆，个人认为这件玉龙的国宝含金量，在国宝也能排在前十。
但这个雕刻是不是就是龙，也有不同意见。

1972年，中国考古学在全国范围恢复起来。
相对于河南、陕西等考古重地，辽宁那时并不属于中国考古的主战场。
1973年。辽宁的考古工作者在辽西一个叫喀左县的地方（我在地图上查了一下，好像靠近葫芦岛市）调查，当大家爬到一座山上，在一处叫瓦房子的平整高岗上，偶然捡到了一些陶片及彩陶，胎质较粗，陶壁较厚，有的外表绘有黑彩。这是典型的红山文化无底红陶筒型器。这使考古工作者十分惊喜。
自此，辽西地区成为了辽宁地方考古的重点地区。
这时辽宁考古的领军人物是郭大顺先生，他是65年北大考古系的研究生。
1979年至1982年，郭大顺带领队伍，对辽西地区的东山嘴等遗址进行发掘，发掘大量出红山文化的典型遗存和遗物。
但最出人意料的是，他发掘到两件裸体孕妇立像，大者高7.9厘米，小者高5.8厘米，头部残缺，腹部隆起，臀部肥硕，左臂曲，左手贴于上腹，有表现阴部记号。
这可是了不得的发现。世界各地的史前文化到青铜文化，到处都有妇女小雕像发现，这一般是一种生殖崇拜的体现，但在中国，这种遗物从未被发现过。
这引起了时任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苏秉琦先生的高度重视。苏先生决定到东山嘴实地考察。1983年7月20日，北京的19位考古学家在苏秉琦先生率领下来到东山嘴遗址现场。在座谈中，大家一致认为，这是全国首次发现的一处史前祭祀遗址。
郭大顺也受到了苏秉琦的极大鼓励，苏秉琦建议郭大顺对这一地区要加大调查力度，他预言这一地区一定有更惊人的考古发现。
听了中国考古领军者的话，郭大顺备受鼓舞，我觉得当时郭大顺先生一定是表了决心的，因为不久，他就发现了牛河梁这个惊世发现。

这就是那两座小雕像，残缺了。
现在看真不起眼，但文物的价值很高，大家别看不起这两个土疙瘩，这种妥妥的是一级文物。
在这两件雕像商，寄托了5000多年前古人的思想、信仰和文化，古人又通过文物告诉我们，沟通古今，这就是文物的价值。

在苏秉琦鼓励下，郭大顺信心百倍：如果在自己手上，在远离中华文化核心地区的辽西，能发现中华文明的一个文化起源地，这是多么大的荣誉，为中华文明起源探索做出贡献这也是每一个考古人一辈子的梦想。
郭大顺决心去实现这个梦想。那下一步工作的地点选择在哪里呢？
他并没有继续在东山嘴一带调查，而是突然有神来之笔，他跑到了建平、凌源两县交界处，一个叫牛河梁的地方。
因为这个地方，2年前，他就有不寻常的发现。

事情要从两年前说起：
1981年，朝阳市文化局长的宫殿东亲自到建平县城坐镇，集中全县32个公社文化站站长到县城进行文物培训，作为专家的郭大顺亲自授课。
郭大顺强调了发现红山文化遗址的重要性，讲解了红山文化的特点。将自己在东山嘴和胡头沟的发掘情况给大家做了汇报，同时，将内蒙发现的红山玉器特点也做了介绍。
这本是一次文物普查的战前动员，但宫局长的亲自到来，让文化站长们听的比以往更加认真。
会议休息时，富山乡文化站长赵文彦反映，说马家沟生产队长家有一件“笔筒”似的东西很像郭先生讲的红山文化玉器。
郭大顺听了简直不敢相信，红山玉箍型玉器当时只发现过一件，它制作工艺的精巧，让考古学家简直不敢相信这是几千年前的古人能制作出来的，他迫不及待的想去一探究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