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教授讲往事之：僵尸与归魂


节选自： 寄庐志疑

作者:刘衍文，男，1920年3月生，浙江省龙游县人。上海教育学院（现已并入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

寄庐志疑·僵尸与归魂

归魂的传说尽管流于“迷信”，或将继续流传演变下去，因为它大多牵涉到男女之恋、夫妇之情、天伦之爱。只要情深，自然无间生死。这时就未免觉得汤玉茗“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之言陈义过高。归魂固然难以复生，难道“魂兮归来”的伉俪之情还当不上一个“至”字吗？

僵尸，原义即指死尸，不管腐烂不腐烂的。《水经注·渭水上》云：“僵尸倚窟，枯骨尚全，惟无肤发而已……当是数百年遗骸矣。” 《西游记》第二十七回孙行者打死的白骨精，化作一堆骷髅，行者告诉唐僧：“他是个潜灵作怪的僵尸，在此迷人败本，被我打杀，他就现了本相。他那脊梁上有一行字，叫做白骨夫人。”二书所谓“僵尸”，皆指骨架而言。后世也用来转指不腐的尸体。我这里说的僵尸，则除指言不腐外还另有含意，即纪晓岚所说的：“其为祟者曰僵尸。僵尸有二：其一新死未敛者，忽跃起搏人；其一久葬不腐者，变形如魑魅，夜或出游，逢人即攫。或曰："旱魃即此。"莫能详也。”（《阅微草堂笔记》卷十）我这里说的归魂，也不是泛指祭奠活动招来的亡灵，而是指死后还经常回家像生前一样生活的鬼魂。

僵尸袭击活人之说似起源甚晚，自惭腹俭，只知道清代笔记中记载特多，大约起于明末清初吧。但尸体能起而行动，则在唐代笔记中就有记载，段成式《酉阳杂俎》卷十三云：

处士郑宾于言，尝客河北，有村正妻新死，未殓。日暮，其儿女忽觉有乐声渐近，至庭宇，尸已动矣。及入房，如在梁栋间，尸遂起舞。乐声复出，尸倒，旋出门，随乐声而去。其家惊惧，时月黑，亦不敢寻逐。一更，村正方归，知之，乃折一桑枝如臂，被酒大骂寻之。入墓林约五六里，复闻乐声在一柏林上。及近树，树下有火荧荧然，尸方舞矣。村正举杖击之，尸倒，乐声亦住，遂负尸而返。

宋代周密《齐东野语》卷十八载某知县之女，葬于梅树下，夜晚出游，被后来的知县赵某看到，发其棺，“颜貌如玉，妆饰衣衾，略不少损，真国色也”，就把她的尸体搬到密室去，“四体亦和柔，非寻常僵尸之比”，有性怪癖的赵知县就缘此一病而亡。

这两个故事讲的都是不害人或不主动害人的僵尸，清以后流传的故事中，僵尸的形象就大变了，大多是纪晓岚所说的可怕的两种。下面就耳目所接谈谈自己的见闻。

一、新死未敛者

据说尸体被猫爬过，会起立逐人，若被它一把抱住，无论如何也挣脱不开。所以入棺前需要守尸，不让其与猫之类的动物接触。我祖母在光绪二十六年因避浙西民变，逃难到安徽绩溪。邻居家有一个童养媳，婆婆一直施以虐待，而公公却处处加以袒护，这使婆婆恼怒非常。一天，公公死了，停尸床上，婆婆说：“老头子喜欢你，你就跟他一起死好了。”竟特地找来一猫，把猫、童养媳和死人关在一室。意在让猫触动尸体，尸体起而将童养媳整死。可到了第二天早上，婆婆听室内毫无动静，以为计划得逞了，遂用钥匙开了房门。不料门刚一打开，其夫尸体直挺挺地站在门口，把她一把抱住，婆婆大叫一声，当场吓死。这时躲在床底下的童养媳也迅即爬出，连哭带跑的，惊动了四邻八舍。我祖父母都去现场看过，大家都同情童养媳，谴责婆婆，认为这是老天施行的报应。

还有一件是我们在龙游时的旧房东余屈之的事情。其子余树滋和我父亲是同学，其孙余敦礼是我的小学同学。余屈之在外有情妇，但又怕老婆，不敢在外住宿，每晚都推说事忙，要到深更半夜才回家。有一个冬天的晚上，他从情妇家出来，即将到自己家门时，不小心踩到一条疯狗，被咬了一口，倒地大呼“救命”，为邻居救起，送往家中。从此就卧床不起，病情日渐恶化，未几去世。停尸厅堂，择日大殓，照例请邻居守夜。入夜无聊，守灵四人遂打起麻将来。雀战正酣，面对尸床的一人忽见尸体站了起，于是大叫一声，四人各自逃逸，而其尸忽口唱京戏，边唱边走，走到门口，为门槛绊倒而止。此事与《酉阳杂俎》所记有几分相似。

有人对余屈之的尸变感到惊异：夜里有人守灵，决无猫触其尸的可能，何以也会如此呢？

这类僵尸，前人也有不少记载。史家谈迁的《枣林杂俎·和集》有一篇《尸蹶》云：

洛川县某死，戚属夜侍，各假寐。尸忽蹶起，遍吸诸人口。其一惊走掩户，尸追出，格于户，相抵。诘旦人集，噀以犬血，尸始仆。不浃月，受吸者相继没。

蒲松林《聊斋志异》卷一《尸变》也记了一件类似的事，不过换成女尸，僵尸害人不是靠吸气而是靠吹气，被吹者不是拖了一月才死，而是当场殒命。其中一个逃出者还被追了许多路，差点被抓住，最后尸体抱树而僵。

这些故事的情节基本上大同小异。

二、久葬不腐者

这一类故事我也听到二例：一例涉及亲戚。内子的一个堂伯因肺病早死，葬后，好些人见他从坟中出来，爬上树捉鸟吃，而且不止一次。因怕出事，就移棺改葬了，自此无事。

另一例则为我同学周甡所亲见。他家境贫寒，原在一家中药店做学徒，发愤读书，投考衢州中学公费生得第二名，年龄要比我大十几岁，与我至好。他告诉我，在药店时，有一天，邻居某人晚上听到敲门声，从门缝中一窥，不禁大惊失色，原来正是他家已死去的长辈，吓得不敢开门。一连数天都是如此，于是惊动了官府，先把其长辈坟墓刨开，把棺木抬至广场。政府派人来主持，请道士作法。还特别请了一个老木匠，在其棺木四周弹了墨线，说是墨线可镇住其灵魂。开棺后，见尸体果然没有腐烂，但头发长了，指爪也长了，牙齿也长成獠牙了。大家都觉得面容恐怖。结果由道士作法，把尸体连棺木一起烧了。

尸体的头发、指爪会生长并不稀奇。《太平御览》卷五五七引《三十国春秋》云：“晋义熙九年，盗发故骠骑将军卞壸墓，剖棺掠之，壸尸面如生，两手悉拳，爪生达背。”大概人虽死去，而身上某些局部组织并未全部坏死，还会生长。至于牙齿会长出来，当是牙龈上缩后给人的错觉，人老了也往往如此。这些都是可以用“科学”解释的，但死人每晚都回来敲自家的门，那就匪夷所思了。

至于请木匠弹墨线以镇僵尸之法，俞樾《右台仙馆笔记》卷六也有记载，云：

慈溪西门外曾有僵尸夜出为人害。一夕，有木匠数人登城，隐女墙窥之，果见棺中有僵尸飞出，其行如风。匠人伺其去远，乃至其处，以墨线弹棺四周，复登城观其反。俄而僵尸还，见墨线痕，不敢入，徘徊四顾，如有所寻觅者然。俄见城上有人，踊跃欲上，众匠急以墨线弹女墙，尸遂不能上，相持至天明，仆于地，乃共焚之。

然而并不是尸体不腐都会变成僵尸的，不腐正是古人的理想，从天子以至于庶民，都作如是想。成功的例子所占比例不大，否则也不会每逢挖出古尸报章必加报道了。但积少成多，加起来数量也颇可观，如马王堆的湿尸，新疆的干尸，还有各地陆续发掘出来的明清古尸等等，均保存长久，但均未变成吃人的僵尸。 再说一些枝蔓的话吧。

“文革”中，为备战备荒，各处都在挖防空洞，上海某中学校园曾挖出东吴陆逊的墓，他面色如生，但一见天日，即化为灰烬。约隔数百步，又挖出其夫人之墓，也没有腐烂，其足还是小脚呢！也随即见风而化了。

这是邻居楼宝根告诉我儿子的，也和我谈起过。其时其兄正风云得势，亲见其事。可惜那时顾不上文物保护，也没有条件进行处理，当时也不见新闻报道。果如所言，则陆逊夫妇尸体亦入土未腐，而妇女缠足始于李后主之说也需要重作探讨了。其事知情者必大有人在，决不仅仅限于宝根兄弟二人。陆逊墓传说有多处，如宝根之言为确，则上海以外的皆非其真正埋骨之地。

僵尸的传说有解释不通的地方，无神论者不用说肯定都会斥为荒诞，但有神论者也对此大惑不解。纪晓岚就说：

夫人死则形神离矣，谓神不附形，安能有知觉运动？谓神仍附形，是复生矣，何又不为人而为妖？且新死尸厥者，并其父母子女或抱持不释，十指抉入肌骨。使无知，何以能踊跃？使有知，何以一息才绝，即不识其所亲？是则殆有邪物凭之、戾气感之，而非游魂之为变欤！ （《阅微草堂笔记》卷十）

不过纪氏说僵尸不识所亲，似与我们那儿的说法不同。衢州地区是说僵尸要吃掉自家人才能化作“飞尸”，随意啖人的。周甡所讲的故事中，那位邻居窥见死去的长辈半夜敲门，所以心惊如此，就是因为相信这一传说的缘故。

接下去再说“归魂”。

“文革”前，一天在难友黄濬思家吃便饭，濬思其人，前文尝数次提及，他是圣约翰大学毕业生，曾任沪西中学校长，英文极佳，辩才无碍，晚年赴美，曾获神学、教育学两个博士，这是后话了。这次，濬思忽问我：“经常听你谈天说地的，不知你是否知道，安葬了的死者，还能回家过正常生活吗？”我说，只有笔记小说中有此记载。如《聊斋志异》有《鬼妻》一篇，说山东泰安的聂鹏云，妻子生病死了，又回家来住，一切无异于常。《子不语》有《江轶林》一篇，记通州士人江轶林妻彭氏死后回家共同生活两月馀的故事。生活中则从未听到。不过，故老相传，人死以后，魂必随煞神回家一次，俗称“回煞”，起源甚早，《颜氏家训》中已经提到。“回煞”的时间，家乡许多人都会推算。我告诉濬思，我祖母去世，“回煞”那夜，她的二女儿曾听到她吹熄了一支蜡烛，吃了一点饭。当晚亲人都梦见她，凡经其手触摸处，都会青一块紫一块的。不过，“回煞”以后再也不会回家了。

濬思等我说完，说：“我问此不是为别的，我的老丈人去世后天天回家，而且都是晚上九时左右来，天一亮就走，连续有三年之久。”我问濬思：“来了住哪里呢？”濬思说：“还不是和我丈母娘睡在一床。” 这时他岳母正与我们同桌吃饭，我就问她：“死人身体是冰冷的，阴气很重，同睡一床不会生病吗？他还和您说话吗？”她说：“这些话现在不便细讲。”我又问濬思：“你可看到他来？”濬思说：“怎么看不到？正因为看到，我才会说呀！只是来时从不对我打招呼，就径直向我丈母娘房里走去。有时还见到他匆匆走开，也不知到哪里去了。”

这是我从书本子以外第一次耳闻这样的奇事，谁知此后就接二连三地听到类似的事情了。

“文革”中，有一天早上我去菜场买菜，菜场在乌鲁木齐北路。那时买菜是要排长龙的，有几个排在我前面的妇女在闲谈，一个说：“我屋里楼下灶披间有一个和尚，是"破四旧"赶出庙的，活不下去了，立遗嘱，留下六十几块钱做火葬费，托人帮伊办，就上吊自杀了。死了天天夜里还会出现。”刚说完，另一个妇女便正气凛然地谴责她：“迷信，迷信！格种辰光侬还要宣传迷信！”这个妇女胆子也够大的，大约仗着出身成分好，不怕红色专政，于是激动地反驳：“啥个迷信！啥人宣传迷信啦！侬夜里来看看，大家全看得见的！只要侬眼睛呒没戳瞎，就不要瞎讲！”她泼辣得很呢。我不知道她究竟家住在何处，既来买菜，总住在附近吧。

前些年，我在新加坡的儿子回家探亲，对我说，他以前工作时有一位女领导，其父亲死后，也是经常晚上回家的，有时连白天也来。经常翻阅她从单位里带回来的材料，还不时拨弄她的笔记本电脑，不过从来不和她说话。一年以后就不再出现了。

还有一件则牵涉到上文提到的唐师傅关门弟子王瑞平。王悼亡后，觉与儿子同住不方便，想断弦再续，托人介绍对象。最后相中一人，五十多岁，带一外孙，一女一婿另住。王和她见面，她说：离婚的人她是不嫁的，死了配偶的她才会考虑。而王正适合她的条件。只是她说：“我死去的男人是日日回家的。”她外孙也说：“外公我是天天看到的。”王瑞平仗着是唐师傅的弟子，有功力，说：“没关系，我不怕！”一切都谈妥了，王就另租了一套二房一厅的房子。不料后来女方要把女儿女婿一起迁来同吃同住，生活费用要王一人负担。于是婚事告吹，白白费了三个月的房租。两年后，王无疾而终。

随着火葬的普及，僵尸的恐怖故事必将归于湮灭，那真是我们这个时代以及后世人们的幸事。而归魂的传说尽管流于“迷信”，或将继续流传演变下去，因为它大多牵涉到男女之恋、夫妇之情、天伦之爱。元遗山词说得好：“问世间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许？”只要情深，自然无间生死。这时就未免觉得汤玉茗“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之言陈义过高。归魂固然难以复生，难道“魂兮归来”的伉俪之情还当不上一个“至”字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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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祖先圣人们创立易经易学和术数，就是为君子谋趋吉避凶之道的，有些人算命后就灰心消极，那是误入岐途了。如果命运是不能改善的，圣人也就没有必要多此一举去创立易学和术数。命运是可以改善的，古圣先贤早就有改善命运的原理，方法，经验，成功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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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教授讲往事之：阴兵过道

本文节录自：上海书评，刘衍文︱阴间造反：过阴兵，剪鸡毛

作者：刘衍文，男，1920年3月生，浙江省龙游县人。上海教育学院（现已并入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



日寇流窜家乡龙游前后，有三件事甚奇，值得一说。

一是县政府公开通知，说是白莲教作祟，晚上有人敲门，千万别开。亲友中的确也有遇到这样的事的：门一开，却阒其无人，而随即飞入一张白纸。但后来却什么祸患也没有。我家未曾碰到，但日夜惴惴，虽未做亏心事，对这样的“半夜敲门”，还是提心吊胆的。

二是“过阴兵”。有一天半夜，忽然风声大作，只见门外千军万马疾驰而过。当地的保安部队和警察竟也闻风而动，集体起床，莫名其妙、不由自主地跟着奔走，真可谓名副其实的“鬼使神差”了。老百姓都说是阴间造反，政府则作科学解释，说这是抗战引起的心理紧张所致，要大家不要信谣传谣。友人说上海在日寇入侵前不久，现在的镇宁路附近也有类似之事发生。报上说这是自然现象，用不到大惊小怪的。

三是“剪鸡毛”。街谈巷议往往将此事与“过阴兵”联系起来，说阴阳一体，凡阳间有乱，阴间同样也不会太平。收集鸡毛，是阴兵为造反时插帽作标记作准备。那段时间，每日皆有哄传，今天这家鸡毛被剪，明天则是另一家。终于有一天，此事 “光临敝舍”了：那时我家一共养了八只鸡，风声一紧，晚上就把鸡笼搬入卧室。有一天半夜，忽闻鸡一阵咯咯乱叫，连忙点灯起来，只见每只鸡的两翅皆似被利刃割过一般，刀口十分整齐。尤感诧异的是，看不到“一地鸡毛”。凡被剪过毛的鸡，大家都不敢食用，悉数深埋，就像我们现在用“大屠杀”来对付禽流感那样。



其实，除了“半夜敲门”之事自惭孤陋未见前人提及外，另两件事要说奇也不奇，“日光之下本无新事”，早就出现在前人的笔下了，只是其超自然性使人百思不得其解罢了。清汤用中《翼駉稗编》卷五《阴兵》云：

乾隆四十五年（1780）夏秋间，苏、松、常、镇一带，讹传阴兵遍野，树头皆有火光，光中隐隐有旗帜，黑衣红裤，层布如林，惟面目模糊不可辨。往往入人家剪鸡毛、割辫发，尤喜割妇人乳头、小儿阴茎。鸣金逐之，东伏西起，至晓始寂。

清齐学裘《见闻续笔》卷二三《剪鸡毛》云：

咸丰三年（1853），阴兵到处出现，有形有声，城乡之民鸣锣以御之。余时寓居吴门友来巷，一夜闻鸡乱叫，烛之，见鸡翼尽为鬼物剪去。来朝询之邻家，亦然。越七年庚申之变，苏、常失守，变异之兆，已萌于此。

清百一居士《壶天录》卷下云：

阴兵之说，原属幻妄。然亦有燐火成团，排列如阵者。若但闻金戈铁马以及呼号之声，则幻而又幻矣。粤垣西城己卯（1879）入腊后，晚间城中市廛悉闻空中神鬼号哭，或如甲马齐鸣，喧呶不已。新基渡头，其声尤烈，闻之者皆惶然惊云。是岁正月下旬，广州府番禺县冯明府，于某夜梦醒，遥闻署后街喧声鼎沸，悚然而听之，似有狂呼追杀者，又有哀号乞救者，人声喧嚣，无虑千百。呼众起闻皆同，饬役持械张灯前往弹压。至则月明风静，万籁无声。询更役，则若不知也，咸疑为梦后耳鸣。既寝，喧声较前更厉，后往迹之，仍无影响云。俗传阴兵毎剪鸡毛为鬼箭，遂以剪鸡毛为阴兵确据。辛巳（1881）七月，阊门外某肉铺畜鸡四，旋风一扫，四鸡群啼，栖于埘，久而不出。细审之，两翅毛管截然各斩。互相惊述，皆谓阴兵经过。于是有击金器以驱逐者，有悬符以镇压者，有焚冥镪以禳解者。呜呼！阴阳一理，必谓阴世无兵，此胶柱鼓瑟论也。但见怪不怪，其怪自败，无如愚夫愚妇始终不悟耳。

“剪鸡毛”之事，近世地方文献作为“灾异”亦予记录，我在光绪《平湖县志》、民国《吴县志》、民国《南汇县续志》中都找到相关资料。

令人匪夷所思的是，除了说鸡毛是阴兵所剪外，竟有不少记载说直接动手的竟是纸人！《翼駉稗编》卷五《剪鸡毛》云：

某绅有老妾畜鸡二笼，三更，鸡声不已。亟燃火往，一笼毛已剪落，一纸人手持利剪，鲜血殷然，盖剪毛时适为是妇所魇而不能遁也。烧之，啾啾作声。

民国《吴县志》卷五十五《祥异考》亦云：

（咸丰）三年，苏州城北某氏家有剪鸡毛者（黄兆麟《瀛珠仙馆笔记》）。按记云：时有喧传剪鸡毛者，人不之信。一夕，城北某氏全家外出，仅幼妇守舍。睡至夜分，鸡笼中格格有声，疑为鼠狼攫食。起逐之，暗中觉有物应手而踣，烛之，乃一纸人倒仆于地，一手握剪，一手袖鸡毛，衣冠姽婳，形质宛然。亟呼邻近集视，共相骇异。迄明，阖郡喧传，争检所蓄之鸡，无不被剪。

“纸老虎”无用，而纸人竟具如此神通，大概人人听了都会觉得荒唐无稽。因为直至科技发达的今日，要造个遥控机器人潜入人家，钻进鸡笼，剪截羽毛，恐怕也大有难度。即使造得出，也所费不赀了。还不如改行研究纸人，可以大大节省科研经费和制造成本呢。

纸人作怪，我本视为齐东野人之语，但一桩当时的新闻、如今的旧闻却又使我大惑不解起来。《申报》1876年9月11日《续述拿获妖匪》记江西拿获邪教匪徒二人，其中一名方普志，竟在审问官员众目睽睽之下表演剪鸡毛之术！

问：“汝能剪制纸人否？”该匪立制一具献上，以一手持剪，与前所搜获者无异。官谓：“此等法术可在此试演乎？”答云：“我仅能剪鸡毛。”于是众役即取鸡一笼置列堂下。但见戟手向纸人画符，口喃喃诵咒。未几，举手一招，则所跪之处鸡毛徧地。众视笼中物，皆断其尾矣。

至于鸡毛剪了何用，据该报同年9月22日《匪犯供词》所引涂昆玉供词说：“剪了鸡毛，好做阴箭，以备起事之用。”原来鸡毛不是当令箭用的，也不是插帽做标记的，还果真是《壶天录》所说的阴间武器呢！

“剪鸡毛”之事，似最早发生于清代，明以前书未见记录，而历民国，直至建国后，却屡屡发生。旧方志中多有述及，新方志中却不登一字。据我泛览所得，约在1970年初冬，唐山市华岩新庄家家户户鸡毛都被突然剪去（贾太平编《华岩史话》，2009年，92-93页）；1980年，湖南京广铁路沿线十几个县也遭此厄，引起恐慌。湖南有关部门经过研究，认为有几个原因：一、缺乏胱氨酸和蛋氨酸，二、鸡虱，三、羽管螨（詹扬桃《鸡羽管螨的研究（一）所谓“鬼剪鸡毛”》，《家禽》，1985年第十期）。不管定为何因，都说是鸡觉得难受，自己将羽毛啄落。但我亲眼所见，鸡羽并非逐渐脱落，而是刹那消失。且断处齐如刀截，落羽无迹可寻，怎么看也不像鸡自伤所致。虽说科学无禁区，但研究者对这些现象似乎均有意回避，未免缺乏科学的严谨态度了。



《华岩史话》

既然“科学解释”对此不能自圆其说，而民间往往都说“剪鸡毛”和“过阴兵”有关，那就不妨回过头来再谈谈阴兵吧，“姑妄言之姑听之”可耳。

阴兵，也称鬼兵，顾名思义，就是阴间鬼魂组成的军队。

张鲁所创的五斗米道，是号称有役使阴兵之法的。书圣王羲之一家世代信奉此道，其次子凝之最为虔诚，任会稽内史时，孙恩起事，欲袭会稽，属下请作防备，凝之不听，竟说：“吾已请大道，许鬼兵相助，贼自破矣。” 但鬼兵并没有听命而至，凝之遂为孙恩所杀（《晋书·王羲之传》）。迷信如此，为此还丢了性命，怪不得他的妻子才女谢道韫会恨恨地说：“天壤之间，乃有王郎！”值得注意的是，孙恩也是五斗米道教徒，两人竟是同教相残，你死我活，莫非那时已经分化出不同的教派了？

王凝之请不到鬼兵，但载籍所记，鬼兵往往是不请自来的。



《北齐书》卷七记武成帝大宁三年（563）六月，“晋阳讹言有鬼兵，百姓竞击铜铁以捍之”。这还是谣言，但《太平广记》卷三三一《洛阳鬼兵》一则就言之凿凿了：

（唐玄宗）开元二十三年（735）夏六月，帝在东京，百姓相惊以鬼兵，皆奔走不知所在；或自冲击破伤。其鬼兵初过于洛水之南，坊市喧喧，渐至水北。闻其过时，空中如数千万骑甲兵，人马嘈嘈有声，俄而过尽。每夜过，至于再，至于三。帝恶之，使巫祝禳厌，每夜于洛水滨设饮食。

此后，这一现象就史不绝书了，五代袁象先在迪州、宋代真宗在澶渊，均有阴兵助战的记载（《旧五代史》卷五九《袁象先传》、《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六四），《金史》卷二三《五行志》记金主亮正隆六年（1161）八月，“临潢府闻空中有车马声，仰视见风云杳霭，神鬼兵甲蔽天，自北而南，仍有语促行者”。如果说正史中这些有关阴兵的记载体现了统治阶级“神道设教”的意旨，未必可信的话，那么私人的一些闻见之录恐怕就不能这样视同一律了。

明陆粲《庚己编》卷一《鬼兵》云：

陆容居吴之娄门外。正德丙寅（1506）春，一日薄暮，容倚门独立，闻隔岸汹汹，若有兵甲声。已而有数千百人，自腰以上不可见，腰以下可见，皆花缯缴股，其行甚疾。容大惊呼，其家男女老幼毕出，皆见之。逾时过始尽。是岁崇明海寇钮东山作乱，奏调京军及诸卫军讨之，兵岁馀乃罢，官帑为之一空。容所见，盖兵象也。

清钱泳《履园丛话》卷十四《阴兵》云：

乾隆乙巳（1785），岁大旱，是年十一月初中，石湖中每夜闻人声喧噪，如数万人临阵，响沸数里。左近居民惊起聚观，则寂无所有，第见红光数点，隐见湖心而已。自镇江、常州以至松江、嘉、湖之间，每夜俱有灯光，照彻远近。村人鼓噪，其光渐息，俄又起于前村矣。

民国马汝贤《蠹馀录·阴兵》（《小说大观》第五集）云：

光绪甲申（1884）夏，吴下盛疫，喧传城外每夜有火光一片，色作绿色，绕城而行。光中隐有人马杂沓声。好事者登城瞭望，谓为阴兵过。余初不信，久之，城内各街巷深夜亦有所闻见。先瑞卿伯曾于门隙窥之，据谓一如所传，而光中且隐见马蹄起落状。余以慈母禁阻，不获一窥，深以为憾。

1887年5月28日《申报》报道了芜湖的同类事件：

芜地自正、二、三、四月以来，北郊一带，毎夜闻空中有千军万马声、号令声、鼓角声，声声不绝。夜半起视，则见自江口以上，迤北而东，万点灯火，倐隠倐现，此即俗所谓阴兵也。

以上有关“过阴兵”的材料均未提到“剪鸡毛”，而前引有关“剪鸡毛”的记载，有涉及阴兵的，也有与之无关的，可见二者并无必然的共生关系。



直至今日，“过阴兵”之事也并未人间绝迹。“文革”时安徽凤阳大庙就曾发生过此事，这是一位在当地插队的上海知青告诉我的。另据报章杂志披露，云南陆良县的大、小惊马坡，人们不但经常听到金鼓之声、马蹄之响，竟还看到披坚执锐的古代士卒（韩良《破解千年过阴兵之谜》，《文史春秋》2002年第七期）。研究者认为这是当地磁铁矿的全息录音录像功能造成的。但在人工模拟能够重演以前，这毕竟还是一种假说。即使可以用来解释陆良县不断出现的“过阴兵”现象，对全国各地那些偶一发生的同类现象能否执一应万呢？难道在在处处都有磁铁矿吗!

鸡鸣嘐嘐，鬼影幢幢，是耶非耶，群疑莫释。作为业文之士，还是“三句不离本行”，谈谈“过阴兵”传说在文学创作上的运用吧。此事常被诗人运入篇章，采为意象。僧贯休《战城南》：“碛中有阴兵，战马时惊蹶。”又《古塞下曲七首》之七云：“阴兵为客祟，恶酒发刀痕。”恐怕是他耳闻目睹的记实之作。

老教授讲往事之：鬼打墙

上海书评，刘衍文：鬼打墙

作者：刘衍文，男，1920年3月生，浙江省龙游县人。上海教育学院（现已并入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


杨绛先生在《走到人生边上》一书中，两次提到“鬼打墙”，一次是耳闻，一次是眼见。耳闻的一次，杨先生记的是一位村民所讲的亲身经历：

我有夜眼，不爱使电棒，从年轻到现在六七十岁，惯走黑路。我个子小，力气可大，啥也不怕。有一次，我碰上“鬼打墙”了。忽然的，眼前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只看到旁边许多小道。你要走进这些小道，会走到河里去。这个我知道。我就发话了:“不让走了吗？好，我就坐下。”我摸着一块石头就坐下了。我掏出烟袋，想抽两口烟。可是火柴划不亮，划了十好几根都不亮。碰上“鬼打墙”，电棒也不亮的。我说:“好，不让走就不走，咱俩谁也不犯谁。”我就坐在那里。约莫坐了半个多时辰，那道黑墙忽然没有了。前面的路，看得清清楚楚。我就回家了。碰到“鬼打墙”就是不要乱跑。他看见你不理，没办法，只好退了。（《前言》第8页，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

眼见的一次，杨先生这样写道：

从新林院寓所到温德先生家，要经过横搭在小沟上的一条石板。那里是日寇屠杀大批战士或老百姓的地方。一次晚饭后我有事要到温德先生家去。锺书已调进城里，参加翻译《毛选》工作，我又责令钱瑗早睡。我独自一人，怎么也不敢过那条石板。三次鼓足勇气想冲过去，却像遇到“鬼打墙”似的，感到前面大片黑气，阻我前行，只好退回家。（同上22页）

“鬼打墙”的传说不知起于何代，先秦典籍似无明确记载。只有《左传》中的一则故事约略近之，那就是成语“结草衔环”中“结草”一词的出处。鲁宣公十五年（晋景公六年，公元前594年）秋七月，秦桓公伐晋，在辅氏被晋国的魏颗击败。战斗中，魏颗见秦国大力士杜回被一位老者结草绊倒，于是乘机将他擒获。晚上梦见老者告诉他：“我是你所嫁出去的女人之父，你遵照了‘治命’，我所以报答你。”原来魏颗之父魏武子，有个宠爱的侍妾，武子病初起时，对魏颗说：“我死了，你一定让她改嫁。”待病重时，竟说一定要用她来殉葬。魏武子一死，魏颗却照前一嘱咐将其妾嫁出去了，说：“人病重时的嘱托是‘乱命’，我听从的是清醒时的‘治命’。”

老者既能“托梦”，自然是鬼无疑。虽未“打墙”，却能“结草”。以阻人之行而论，目的相同，效果无异。

“《春秋》谨严，《左氏》浮夸”，在这一记载中，“结草”之鬼竟能目睹，其说未免可疑。而“打墙”之鬼，则并不在人们眼前出现，杨绛先生所述二事皆然。但在袁枚的笔下，鬼“打墙”时，就不但鬼影幢幢、鬼声啾啾，甚至还能口吐人言了。其名著《子不语》中有一则云：

乾隆十年，镇江程姓者，抱布为业，夜从象山归。过山脚，荒冢累累，有小儿从草中出，牵其衣。程知为鬼，呵之不去。未几，又一小儿出，执其手。前小儿牵往西，西皆墙也，墙上簇簇然黑影成群，以泥掷之；后小儿牵往东，东亦墙也，墙上啾啾然鬼声成群，以沙撒之。程无可奈何，听其牵曳。东鬼、西鬼始而嘲笑，继而喧争，程不胜其苦，仆于泥中，自分必死。忽群鬼呼曰：“冷相公至矣！此人读书，迂腐可憎，须避之。”果见一丈夫，魁肩昂背，高步阔视，持大扇击手作拍板，口唱“大江东”，于于然来，群鬼尽散。其人俯视程，笑曰：“汝为邪鬼弄耶？吾救汝，汝可随吾而行。”程起从之，其人高唱不绝。行数里，天渐明，谓程曰：“近汝家矣，吾去矣。”程叩谢，问姓名，曰：“吾冷秋江也，住东门十字街。” 程还家，口鼻窍青泥俱满。家人为薰沐毕，即往东门谢冷姓者，杳无其人。至十字街问左右邻，曰：“冷姓有祠堂，其中供一木主，名嵋，乃顺治初年秀才。秋江者，其号也。”（卷六《冷秋江》）

该书卷四还有一篇《鬼有三技过此鬼道乃穷》，也涉及“鬼打墙”，记一吕某夜行遇到缢鬼：“其女出树中，往前遮拦，左行则左拦，右行则右拦，吕心知俗所称‘鬼打墙’是也。”和上一篇一样，鬼都肆无忌惮地出现在当事人的眼前。

我想，如果袁枚不这样写，就达不到其书名所标举的标准了（“子不语怪力乱神”）。不过愈是绘声绘影，犹如亲见亲闻，其可信度就愈低。桐城派之所以反对“小说气”，大概也有这个因素在内。袁枚自己并未见到“鬼打墙”，渲染的是“道听途说”，而在诗坛与袁枚齐名的赵翼则曾亲遇其事，事后并赋《夜行曲》一诗以记其事：

鸡未鸣，月先堕。阴风萧骚满天黑，夜迷失道踏坎坷。暗中有鬼不露形，但闪金睛赤如火。老夫独持正法眼，定光自放青莲朵。天明但见冢累累，断碣无名草没髁。

诗中之鬼并未现形，当是纪实之作。如此内容，作为诗材写入日记尚可，写入志怪小说，则不足以竦动读者。不过，事实常常就是如此平淡无奇的，在后世许多有关的记载中，“打墙”之鬼，就像害人之人，大多是穿着“隐身衣”，不欲他人一睹其庐山真面的。

如《申报》1881年3月11日《遇祟传闻》云：

章门（南昌别名）贡院后，虽有居民，而地皆旷野。上月廿六，夜三更后，闻有某甲自店回家，行经该处菜田侧，时正天雨，泥泞昏晦，举步维艰，忽然失足跌仆。及起，则去路为墙所阻，颇为诧异。不得已，拟仍回铺。讵未数武，又有一墙在前，甲乃放声大号。然自此竟不知不觉身已眠于沟浍中矣。少顷，有更夫过彼，见甲以两手向空搏击。惊骇不解，将锣乱敲。居人疑为失慎，多有开门出视者。更夫乃以所见导众往观，中有识甲者，亟为通知其家，抬回灌救。次晨，始历历自述所遇。相传鬼物弄人，揭本人之衣障于其前，视之若墙。人转，鬼与俱转，则四面皆墙，名谓“鬼打墙”。

该报1888年12月17日又报道说：

扬州旧城郡庙一带，隙地甚多，瓦砾荆榛，人迹稀少。数月前，下午时有年轻佣妇某氏偶经某处，独行踽踽，未免胆怯，行走半晌，左旋右转，总不离此方丈地，心知即俗语所谓“鬼打墙”也。遂大声呼号，竭力狂奔，时天色欲暮，信步而行，不觉走至北门城外。有似曾相识之卖菜叟，见妇呆立城河之滨，一举足即落水。叟大异，急呼曰：“大姑娘何以至此？”妇不答，再呼，妇始省，遽曰：“咦，吾何以至此？”遂倩叟送至新城羊巷，始抵其家。

值得注意的是，此事发生在白天。

《申报》也未遗漏上海地区的有关事件，该报1916年9月25日《鬼打墙》一文云：

茸城（松江别名）陆某，文坛之健将也。胆气素豪，每出游郊外，驰马试剑以自炫。郡人都目之为狂生。一夕赴友人文会，醉后归来，夜阑人静，细雨如牛毛。持烛笼过墟墓间，白杨萧瑟，鸮鸟磔磔乱鸣，陡觉不寒而栗。灯光骤暗，酒意全消，徘徊歧路，如磨上蚁。默计距家不远，岂奔走多时而犹未达？穷极计生，急拔佩剑向前乱刺，顿露一线光。志途而返，比抵家，叩扉而入。细君见其神志颓丧，异而察之，则所穿之长袍遍刺刀孔，烛笼内塞枯草一团，疑其遇盗，而孰意其遇鬼也。陆卧床匝月，从此不敢持阮瞻《无鬼论》踽踽独行矣。闻者咋舌不已。

遇到“鬼打墙”的已不是寻常百姓，而是文苑名流了。前一篇报道说所谓的“墙”，实际上是鬼所揭起的当事人之衣，而这篇则说陆某拔剑乱刺的正是他本人所穿的长袍。两件事相隔一世（一世为三十年），倒可取以互相印证。

其实，“鬼打墙”之多见多发，以至寻常百姓亦早视作寻常了。

我幼时居于陋巷，邻居都是些店伙计。由于房屋逼仄闷热，夏夜大家都在门口乘凉聊天。多次听到伙计谈起为东家下乡催款而遇“鬼打墙”之事。那时，各店家为招揽生意，都允许买家赊账，向他们发出“锦折”以供记账之用。各乡富户所欠，店主年终派伙计下乡收取，同时发放下一年的“锦折”。伙计说，收了钱，从乡返城时，屡屡碰到“鬼打墙”。情况大同小异：走着走着，忽然前面竖起一道黑墙，接着又会出现几条白色岔路。若沿路走下去，便会落入水中。那时只有止步定神，小解一下，“墙”、“路”才会消失。我问，是不是疲劳过甚，赶夜路心里紧张，因而产生幻觉呢！他们说：“哪里会呢！我们去收银，怕钱多被抢，都是两三人同去的，还带上刀棒防身。说幻觉，怎会大家所见一模一样呢？”我还问：“鬼就是拦路恶作剧一下吧？怎么没有听说害人致死的事情呢？”“害死了就不会跟你讲‘鬼打墙’了，我们是逃过了。河里的浮尸哪会告诉你他是怎么死的！”

不但邻居碰到过，我家长辈也曾亲历。一般的说法，鬼“打墙”的目的是“拖人下水”，但先祖所遇的“鬼打墙”，情况有些不同，却是要他“往上爬”。

先祖盛甫公（讳堃）年轻时在龙游城外一家“过堂行”做事。所谓“过堂行”，类似于现在物流一行的仓库，供货物存储转运之用。过堂行在城西北衢港（现称衢江）边的官驿前（地名），对岸就是如今有名的“龙游石窟”。祖父是遗腹子，身材矮小，患有严重的哮喘，走路抖抖簌簌的。每天两点一线，上午出发，傍晚归来。祖母和父亲都曾告诉过我，有一天，盛甫公在行里因事耽搁，天黑才回家。提了灯笼，迤逦而行，却觉“路漫漫其修远兮”，总是到不了城。直至天明，竟发现自己站在高树之巅，不禁大惊失色，大声呼救。附近农人闻声搬来梯子，祖父才得免“爬得高，跌得重”之祸。像先祖那样气喘吁吁、颤颤巍巍之人，怎么会爬得上树呢？我至今还是百思不得其解。李山甫诗云：“世乱僮欺主，年衰鬼弄人。”（《自叹拙》）盛甫公当时虽在盛年，想来是体弱不足以“盛气凌鬼”，以致为鬼所弄。祖父弃世时年仅四十馀岁，足见其赋命之薄。不知是否值得一提的是，城关通向官驿前的路上有两个相距较远的凉亭，供行人或农人避雨憇息之用，亭旁皆乱冢残碑，传说亭中常有女鬼现形。前几年，尚有人在当地杂志《龙吟》上写到此事。前面提过，我并不相信鬼喜欢待在自己的墓穴里，但 “鬼打墙”往往发生在丘墓之地，倒也是事实。

我读小学时，每年学校都举行春游和秋游，称之为“远足”。因为年岁较小，不能离家过远，老师只能带我们到离城最近的、俗称“小南海”的凤凰山童坛殿去（“石窟”即在其地，当时尚未被人发现）。要到那里，就必须走我祖父上下班经过的那条路。因为去的是白天，所以我们也不怎么怕。何况那时已听说鬼魅不再为祟，被一个木匠吓跑了。那木匠特意带了许多鞭炮和墨斗去，果然在凉亭遇到女鬼，于是点燃鞭炮套在女鬼身上，噼噼啪啪，那女鬼从此就“魂飞魄散”了。木匠随即取出墨斗，在凉亭弹上许多根墨线（俗传墨线能辟邪，我在前面讲僵尸的文字中已经提及），使其魂不能再聚而害人。不过我疑心这不是木匠们自己吹嘘的，就是大人编出来让我们孩子安心的。鬼是无质之物，鞭炮如何套得住？如果套得住，那一定是人扮的，扮鬼自是欲行不法。的确，世上侭有“人不做，要做鬼”之人，其鬼蜮伎俩，要比传说中的鬼可怕得多。

儿童文学作家任溶溶先生在《浮生五记》里也写过自己的类似经历。他在“文革”前夕到浦东去搞“社教”，和辞书出版社一人同住一个饲养场。某晚去附近访问一家贫下中农，“沿一条小河浜走不远便到”。访毕回去时：

我们打着手电走。奇怪的是，我们走到这边是小河浜挡道，走到那边也是小河浜挡道，走来走去，怎么也走不出这个怪圈。……我身边的伙伴本来怕黑，这样走来走去，腿都软了，靠在我身上。我还算镇定，干脆停下来定定神，心里说，大不了在这里待一夜，天亮总能看到路回去的。站了一阵以后重新再来，可也奇怪，随即看到那户人家，主人还坐在门前纳凉，笑着问:“你们还没回去啊? ”我一下子放了心，说是找不到路回去。主人用手一指:“那不是饲养场吗，还点着灯呢!”一看果然，饲养场就在附近，也不知为什么刚才没有看到它。不用说，我们顺利地回到了住地。饲养场就在附近却走不到，真像中了邪。

任先生后来查阅了科普资料，原来是这么回事：

余生也晚，在理性昌明、迷信退散的年代，遇到不可思议之事，第一反应是用科学来解释，科学解释不通，自然就归罪于自己的科学素养不够——永远徘徊在科学精神的门外，这真是文科男的悲哀。眼睛和大脑的修正功能不存在了，或者是给你的修正信号是假的，是混乱的。你感觉你在按照直线走，其实是在按照本能走，走出来必然是圆圈。（《浮生五记》263-265页，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版）

任先生信服了，但我这个“怀疑主义者”却大不以为然。在此前，我也曾看过一个有关“鬼打墙”的科普电视节目：在一条狭窄的小街上，一个人一夜都在没完没了地走，就是走不出街来。对此，节目主持人也是如此这般为人指点迷津的。这种说法听起来很完美，只是不知在狭窄的小巷，不是在旷野，人如何能转起大圈来（据说半径要有三公里之多）而不至于撞墙碰壁？又如何解释多人结伴而行也遇“鬼打墙”之事？而且我注意到，“鬼打墙”时均有灯光（或是灯笼，或是手电），有时甚至在光天化日之下，并不是伸手不见五指的，而且皆发生在当事人平时走惯的路上。

偶阅张德彝《航海述奇》，乃知英国也有此种说法。其书谓“英兰西南界代万晒府人尤信鬼怪”，“彼处迷信颇多，少有异于我国者，且有甚于我国者”，“行人失路，则谓被小鬼所惑” （《八述奇》卷七光绪二十九年五月初十）。代万晒府当是Devonshire，今译德文郡。已过去一个多世纪了，曾经落后的中国亦已科学昌明，不知彼国其地尚存此一“迷信”之俗否？

老教授讲往事之：世上真的有凶宅


节选自： 寄庐志疑

作者刘衍文，男，1920年3月生，浙江省龙游县人。上海教育学院（现已并入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

“凶宅之说，信非虚语矣”

“凶宅”给主人带来的不幸，有事业上的，也有身体上的。事业上的无法证明，不能因入住在前、厄运在后就认为二者间有因果关系，用人事来解释反而更为合理。

寄庐志疑·怪屋奇谭

“于众人皆不利，焉能刚愎自用、自命不凡而独言其无害；多人皆说有，焉能闭目塞听，强词夺理而断言其必无？”纪晓岚对待怪宅的态度，若引而伸之，触类而长之，还是值得我们肯定和采纳的。

杨绛先生在《走到人生边上》一书中提到闹鬼的宅子，称之为“凶宅”。其实，“凶宅”有两种：一种是并不闹鬼但对居人不利的，如《宋书·王僧绰传》所说的宅子，一连七个达官贵人迁入后都遭厄运，或死或贬；一种则正如杨先生之所言，是有鬼怪现形的屋子。为区别起见，第一种不妨循例称之为“凶宅”，第二种似以称“怪宅”为宜。

“凶宅”给主人带来的不幸，有事业上的，也有身体上的。事业上的无法证明，不能因入住在前、厄运在后就认为二者间有因果关系，用人事来解释反而更为合理。白乐天《凶宅》诗就说：“凡为大官人，年禄多高崇。权重持难久，位高势易穷。骄者物之盈，老者数之终。四者如寇盗，日夜来相攻。假使居吉土，孰能保其躬？”得出的结论是：“寄语家与国，人凶非宅凶。”所说颇合逻辑，似已先得当今科普诸君之心。

至于会给人带来身体伤害的凶宅，科普们也无法否认其存在，当然他们有他们的“科学”解释。

先说一个凶宅的故事吧，不取诸邻，就讲自己的亲属：

内子外祖劳公恭震，字纯一，曾任安徽、浙江二省司法厅长。在浙江时，租住杭州庆春街一所大屋，房子层进甚多，颇有气派，而租费却便宜得出奇。入住不久，即长夜难眠，百药罔效，不久就因不眠而卒了，年仅三十有三。在其死后方知，所居乃是凶宅，在纯一公住入前，就有两届房客不眠而死。

这使我联想起纪晓岚《阅微草堂笔记》中的一则故事：

伯祖湛元公、从伯君章公、从兄旭升，三世皆以心悸不寐卒。旭升子汝允，亦患是疾。一日治宅，匠睨楼角而笑曰：“此中有物。”破之，则甃砖如小龛，一故灯檠在焉。云此物能使人不寐，当时圬者之魇术也。汝允自是遂愈。丁未春，从侄汝伦为余言。此何理哉！然观此一物藏壁中，即能操主人之生死，则宅有吉凶，其说当信矣。

我虽没有什么科学常识，却也熟知如今的科普们的解释。对于纯一公之事，必用“室内污染”四字来为我启蒙，大讲氡啊、病菌啊、一氧化碳啊之类的危害；而对纪晓岚所记，也必用“遗传病”一词来为我觉迷，细述遗传啊、变异啊、基因啊、染色体啊的作用。然而岂其然乎！即使这两个因素真能造成不眠而死的后果，怎么知道这几个死者的确死于这些原因呢？为什么只死主人而不死其家人、仆役呢？为什么灯檠去掉，失眠症就能不药而愈呢？不过我知道，科普们总是有办法来回答的,不是说各个房间污染程度不一，就是说每个人抵抗力不同。至于去掉魇物后失眠能愈，他们会说是接受了心理暗示的缘故。那么，为什么上两辈沉疴不治，而第三代能病魔脱体呢？答案是：遗传病也会有轻重的不同。

然而对于鬼物现形、变怪百作的“怪宅”，他们就不再“唯物”，干脆否认其存在而“唯心”了。因为这不能委之于人事关系，也不能找到理化和生理的原因，于是便去寻找心理因素，归咎于主观的幻觉。其实这也不是什么新发明，“不是风动，不是幡动，仁者心动”，不过窃取禅宗和尚们的唾馀罢了。

那么下面就谈怪宅吧，也从自己家里说起。

上文说过，我家祖辈都是衢州西安县（首县）人，直至我祖父在龙游一家运输行（旧称“过堂行”）找到了一份差事，才迁至这个小县城。初到龙游，租了两间屋子住，房子还比较宽敞，谁知住进去之后，一到晚上就见满屋家具都自动移来移去。祖母先看见，以为自己眼睛花了；但接着祖父、还有与我们同住的祖父的舅舅都看到了。父亲这时在衢州一所小学教书，得知此事，匆匆赶回。于是便设法搬家，但一时又找不到好房子，只在一条下雨就要积水的陋巷找到几间分散的平房，就此安顿下来。本来还想另觅新居的，然而世事蹉跎，竟在那里一住三十六年之久。我就是在这个陋巷出生的。一直住到我六岁时大姑母在龙游购屋让我们居住为止。

怪宅之事发生在我出生前，当然是耳闻而非目睹的。听说近有读者在网上摘出拙文中所有的“听说”字样，以讽我道听途说，流于荒唐悠谬而竟不自知。其实，悠悠万事，谁也不能件件经眼。目睹的未必皆真，要看是谁让你看的，为什么要让你看；耳闻的未必皆假，要看是谁说的，什么情况下说的。即如网上的这番议论，我目昏从不上网，何从而知，无非也是听说而已，难道也是无中生有的不成？既然读者对“听说”如此怀疑、如此蔑视，那就来段亲眼目睹吧。

我长大后，得知以前我家住过的房子居然有此怪事，心本好奇，性亦好事，不能满足于“听说”，很想亲自去一探究竟。但家里人都不让我去，说是已记不清地址了，心中未免遗憾。然而天从人愿，想不到在抗战胜利后，同一怪事居然让我目验身经了。

1947年，我在龙游简师（当时一种四年制，收小学毕业生的师范学校）找到一份教国文兼做级任（即今之所谓班主任）的工作。学校很简陋，在龙游城外。校舍很简陋，由一所旧庙（在东）与一所相邻的祠堂（在西）改造而成。铲平祠、庙之间的荒冢，盖了一排教室，将两者连接起来，就算是一所学校了。庙宇用作办公，祠堂楼下做食堂，楼上供学生住宿。三间教室，中夹两个小间，东边一个做储藏室，西边一个供级任值班住宿。学生晚上自修，九时熄灯。熄灯后，级任要去巡视，看学生是否关门安睡、油灯是否熄掉。我和曾君飞熊新当级任，那天第一次去作检查，经过食堂，用手电照去，只见里面的方桌都在悄无声息地移动，我几乎要失声而叫了，这时飞熊连忙以手示意勿言。

查毕回房，东面隔壁教室中的课桌忽然都砰砰乱响起来，听上去好像是好几张桌子的门被人狠狠地开了又关似的（那时的课桌，放书包处用一块木板做门，以两枚铁皮合页固定）。开始以为有人在恶作剧，于是又一起去查看，却只见教室门窗紧闭，里面阒其无人。刚一回房，则立刻又响声大作，而且更急更密。次日早上，飞熊才告诉我：“不必惊慌，初来时他们就告诉我了，这些是常事，天一亮就好了。”到食堂一看，果然方桌皆物归原处，而教室也毫无异样。不过两人值班还是觉得有些不安，于是又铺了两床，请学生华作权、周振辉二君来作陪。这一夜更变本加厉了，居然还听到拳击板壁之声，四人同去察看，仍是一无所见。学生回房，也戏敲了几下墙壁，谁知对方竟擂鼓般回应起来。我在简师呆了一年，教室里的响声夜夜不绝，习惯了也就视若无睹、听若不闻了。

上述事虽是亲身经历，但知道说出来还是信者恒信、疑者恒疑的。前面说过，人只相信自己愿意相信的事情，反过来说，人也不相信自己不愿相信的事情。此等事，若为一人所独见，则不是言其说谎，就是指其有幻觉；若多人共见，则不是疑其集体说谎，就是断其患集体癔症。这样说来，简师师生个个都是歇斯底里患者，有这样的道理吗？

这是龙游城外的事，城里也有好几所凶宅。最有名的是严姓所造的一所半中不西的房子，坐落在县城东门。他家有一个女孩叫严雪映，一目失明，是我的小学同学。她有五个兄长，都是大学毕业的，虽读的不是什么名牌大学，但在当时的家乡已是罕见的了。但不幸的是五个哥哥后来都患上了精神病。在我四年级时，这房子已经空关了，据说里面有鬼怪出没。老辈忖度，大概是屋主人太苛刻太小气了，得罪了泥工木匠，他们以“鲁班术”作“蛊”来以牙还牙，以致一家尽毁了。

三衢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家乡那时常有军队调防驻扎。有一连士兵，以无营盘可住，见此大屋无主，便破门而入作鹊巢之占。晚上，连长挑灯记事，忽闻屋上似有动静，猛一抬头，只见梁上慢慢伸下一条长满黑毛的巨腿，连长大惊，大喝而不止，就拔枪射击，枪声响处，毛腿即刻上缩不见。惊魂甫定，谁知腿又徐徐伸下。如此搅得一夜不宁。次日早晨，发觉士兵少了三人，到处寻找，只见一人躺在房顶，神志不清；一人悬挂在里间门框上，已气绝身亡；另一人失踪，隔了一天才在离县城五里许的一所破庙门前发现，口耳鼻内都塞满烂泥，奄奄一息，污物剔尽后还是迷迷糊糊的。驻军于是悉数撤出，不敢再住。

这是乡先辈傅尔梅先生亲自见告的。他是医生，当时会同其他医生去调查此事。两个昏迷的士兵后来都不治身死。死在门上的那个士兵，他们根据颈部缢沟定为自杀。傅黄埔军校出身，改行做伤科医生。我是足伤请他治疗而与他相熟的。他眇一目，虽是武人出身，却也文采风流，爱写旧诗，常在当地报纸发表。

这幢房子空关很久，1937年改建为公共浴室，每日下午一至四时营业，但很少有人敢于问津。日寇流窜龙游，逃难时，有人还在猜测日寇进屋将会遇到什么，回来后则见此屋连同两条大街都化为焦土了。

1986年初冬，我到龙游参加余绍宋学术研究会成立大会，这是迁居上海后我惟一的一次还乡。我想起这所凶宅，很想知道这幢房子被焚后的情况，于是抽时间去看，只见院门依稀似旧，而里面全是断垣残瓦，还是日寇烧掠后的老样子，不胜感慨系之。

不过，这件事情也可以写成阿加莎·克里斯蒂式的侦探小说，真凶当然就是那个连长，是他伙同他人谋杀了三个士兵，而假托是怪宅妖魅所为。当然啦，写侦探小说固当如是，说是超自然的力量所为，读起来就味同嚼蜡了。

但是，请拿出证据来。丰富的想象力对写小说是有帮助的，却无助于破数十年前的疑案。当然怪宅已毁，我无法拉着科普们到那里去歇上一夜。但这类事，我亲身经历的并不止一件，除了在龙游郊外遇到外，还在衢州城里见过。

我就读的衢州中学因抗战而迁至石梁，每次从龙游去，途中都要在衢州城里休息一夜，我一般都是留宿于大姑母家的。只是有一次，与同乡同学程永麒同行，我是初中生，而他已升入高中了。他有一个姓汪的同班同学，家住衢州城里，非常热情好客，一定要我们到他家去住。汪家宅第甚为宽敞，带有一个小花园，园中还有假山。汪君为我们独辟一室，我遂与永麒同睡一床。夜半想起来如厕，忽见床前梳妆台前有一妇女正在对镜梳妆，遂不敢起来，心存疑讶：怎么这个时候内眷就到这里来了呢！这时永麒也醒了，见状亦不敢起。后来我们都沉沉睡去了。天亮醒来，已不见那个妇女。早饭后，三人同赴石梁，路上汪君问我们：“昨晚睡得好吗？”于是我和永麒都谈起此事，汪君说：“到现在还会出来呀！这间房原是已死嫂子的卧室，她就死在那里。因为有动静，锁起来了。你们来了，才开门打扫干净的。”至此，我们才知昨夜所见乃是亡灵，不觉毛骨悚然，出了一身冷汗。那时不禁想起以前龙游哄传的一件怪事：衢州有一汪姓女子出嫁到龙游，其宅就在我家的后面，隔窗可望见其园其屋。新娘晨起梳妆，照镜时突然发现自己身后站着一个陌生人，回头一看，踪影全无，再回看镜里，那人居然犹在。新娘吓得魂飞魄散，过不了一二天就香消玉殒了。此事传开，吓得人们晚上都不敢照镜了，家有大镜子的都用布幕遮住。老辈人为此告诫我们：“晚上阴气太重，镜是照不得的，会引鬼上身。”谈起此事，汪君告诉我们，这个女子是他的堂房姊妹。

上文曾提及抗战胜利后通志馆同人在云和候车赴杭事。后来汽车终于来了。我们乘到龙游，再由龙游候船去杭州，亦需久等。于是顺便去看我的小学同学施禄生，他那时在一所小学任教。那天已是上午九点半了，他还是恹恹地躺在床上，满头冷汗。他告诉我，昨晚做了一个梦很可怕：一个女人向他扑来，要吸他的气，他大呼而醒，只见一只硕大无朋的蜘蛛逼到眼前。我说：“是做梦嘛，梦岂能作准？蜘蛛？是你朦胧中看花了吧？”他说：“不会的，不会的，我喊叫时，我爹、我弟弟都看见的，也都大叫：蟢！蟢！这么大、这么大！一叫蟢就沿着丝爬上去，躲到篮子里面去了。”他边说边指着挂在梁上的一个大篮给我看。我听了不寒而栗，问：“这蟢有多大。”他说：“比小鸡还大呢。”他浑身发热，两天不到就去世了。

世上事无独有偶，后来还听到与禄生所遇相近的一件事：大约二十多年前吧，广洋兄带一汤姓中医来见。汤曾任海门市某医院院长，他告诉我，“文革”时为备战拉练，到苏北某地一仓库住宿。某人上床，只见一个形容可怖、披头散发的女人向他扑来，吸他的气，他心里明白，但动弹不得，晨起迷迷糊糊，手脚乏力。一连两日，皆是如此。遂与人说起，被领队严声斥责：“现在什么时代了，还这么迷信！”旁边人都说：“领导说得有理，您就和他换个床位，破除破除他的迷信吧！”领队说：“这又何难，换就换吧！”到次日早上领队突然宣布，全体一律撤出仓库，到另一处宿舍住宿。大家不禁暗中窃笑。

还有一件事是家父遇到的，发生在家乡的另一所房子。此宅属杭州胡庆馀堂所有，是其在龙游城内所造三幢大宅之一，徽式建筑，砖木结构，庭院深深，有七八进之多。衢州大姑母与数人合伙租下，在此开了一家店铺，经营南北货、酱酒糕点，由家父代管。有一天晚上，家父睡在店中的一间房里，突被一物拖入床底，从此便再也不敢在店里宿夜了。另有店员三四人住入另一进楼上的一个房间，夜里各人的床铺都被一一掀动，吓得大家以被蒙头，不敢窥视。一会儿又听到一个重物缘梯而下，响震梯摇，最后坠落于地，其声震耳欲聋。天亮起床去看，了无痕迹。有人建议在楼梯铺上石灰以辨足迹，结果一无所获，而每夜各人的床铺依然“地动山摇”。有人猜测，这大概是“地主”（指 “宅神”，与管一方的土地神有别）作怪吧，那可是得罪不起的。于是点了香烛，烧了锡箔，又备了几样菜肴祭请。结果果然有效，就如流氓地头蛇收了保护费一般，怪物再也不来滋事了。自此四时八节都不忘祭请，直至日寇流窜，烧毁其屋，落了片白茫茫大地，此事才告终结。

这是账房高福根先生告诉我的，他就是住在那房间的几个人之一。后来他成了我的亲戚——他的儿子娶了内人的大姊。

高还遇到一件怪事，在此附带一提：他有一天晚上回家，路遇一个穿着旧军装的士兵，向他讨钱，还要衣服。给了钱，士兵不要，说：“我已经死了，这钱用不着，我要纸钱，衣服也要纸做的，和纸钱一起在路上烧化就行。”回家后高就突发了一夜高烧。于是就去买了纸钱、纸衣烧了。只道其事已完，一天晚上竟然再次碰到那个士兵，正惊恐间，士兵却说这回是来道谢的。谁知好意也会害人，害得高回家后又发了一夜高烧。

不但私人住宅中有怪宅，公家的建筑也难幸免。

永翔的同学王君晓报告诉我，他父亲支内，调贵州凯里银行工作，凯里有座炉山水利站，厂房内，工作人员每日在同一时地都可见一古装老人带一小孩走过。当一老一小出现时，人们都浑身麻木，动弹不得，待二人不见，其感方消。久之不堪其扰，就沿其行走路线造了一堵墙，挡住视线。结果从此无事。后有上级领导来视察，瞥见此墙，觉得砌在这里不伦不类，命其拆去。但听了汇报，如此这般，这位领导倒也体恤下情，没有斥为迷信，居然收回成命了。晓报能画，跟著名画家兼雕塑家张充仁先生有戚谊，曾师从于张，可惜不幸短命，死时还不到知命之年。

怪宅则虽出怪事，却也有于人无害的，见闻所及，约有数件：

“文革”中，永翔同事王君度新对我说，他父亲早逝，母亲在上海师范大学（当时由华东师大、上海师院、上海教育学院等五校合并而成）外语系工作，专门翻译上级想读的外文资料，如《第三帝国的兴亡》等。原住静安区华山路的大胜胡同（上海以胡同为名的弄堂仅有二处，此为其一）。当时他还在读初中，与母同卧一床。半夜醒来，只见一个中年男子，从桌子上拿起一把茶壶，向其母张着的嘴里倒去，流出来的都是各种各样的小虫，他好奇用手去接，觉得阴冷非常。把床头灯一开，那男子迅即退向窗口，在窗帘处消失了。再检桌上茶壶，则其中空无一物。他关了灯，谁知男子又复出现；再开灯，又刹那隐没。遂唤醒母亲告之，其母深觉恐怖，遂百计调房，后来搬到长宁区法华镇路去了。度新之母不知姓甚名谁，据云与作家王鲁彦夫人覃英交好，到师大任教，闻亦为覃之所荐。覃曾任中文系总支书记兼副主任，也是我的熟人。怪宅怪人，作此怪事，不亦怪哉！但对主人似无甚伤害，只不过恶作剧罢了。

还有一件事曾记于拙文《先师越园先生传说的真真假假》中，见收于拙著《寄庐杂笔》，姑录之如下：

我们在云和大坪，借作浙江省通志馆办公用的是梅尚书的故宅。这就是余先生《寒柯堂诗》卷四所说的白龙山麓的“败宅”。宅虽已败，却颇见出结构的匠心和气魄的宏伟。其宅随山地的蜿蜒曲折取势，但靠山脊的大部分园地都已烧毁，当地人说是被“天火”所烧，想来当系雷击所致。我们住宿的楼房，靠东边墙已有小半倒塌，可梁柱还是够结实的。办公则在外面隔了一个大天井的门房里。宿舍楼下也有房间，厅堂作饭厅之用。这楼层的西厢，有几间稍微像样的房子，有两个门可通，那就是余先生起居和工作之处。在这些房屋的前间有前厅后楼；在我们的后间，毗邻也有一些残存的房子，那全是梅尚书的后裔所住。整个大坪村，似乎就只有梅氏这一支由同祖繁衍下来的人了。但似乎全已式微，眼前他们的生活十分贫困。我们住的破楼有一顶积满灰尘但样子很别致的小轿，据说一个衣衫褴褛、佝偻龙钟的老妇人年轻时还经常乘此轿进城看戏出过风头。曾几何时，就一败涂地如此！

真是所谓“时衰鬼弄人”的缘故吧，相传这房子自被“天火”烧后就时有变怪发生。说什么一到傍晚，就人“鬼”杂居了；破楼上还有什么“猢狲精”，常常会把人捆绑起来，所以都不敢上楼去。但虽说人鬼杂居，却能相安无事，已经习以为常，全无所谓了。

这些话，要是出于一个隐士之口，我是会把它看成出于愤激而托之寓言的。像归庄门联“两口寄安乐之窝，妻太聪明夫太怪；四邻接幽冥之地，人何寥落鬼何多”，即是一例。无奈这些尚书后人，不论是男是女，大多是文盲和科盲，似乎还没有编造这种寓言的“智巧”。

他们都说：“你们刚来住时，我们真为你们捏一把汗，惟恐会出什么事。但等你们住下了，却又什么都没发生。”

不过他们又说：“今年端午的傍晚，看见有两三个鬼进来。一个鬼说：‘馆长在这里，我们走吧！’于是就都回转去了，可见馆长是天上的星宿，鬼见到他是怕的。”

假如这些话出自余先生后人之口，我一定会怀疑这是因祖宗崇拜使然，然而却是出于他人之口。在我仍然表示不相信时，就有四个人一齐来作证，声称这都是他们亲眼目睹的，并说：“我们骗你们做什么呢！对我们可有什么好处！”

离开云和大坪复员到杭州时，余先生在梅尚书后代中认领了一个螟蛉女，先为她取名“还乡”，我说这名字太俗、太不好听，随即改名“秋云”，那时大约是十来岁吧，现在算来该有五十出头了，不知后来下落如何？这小女孩的母亲，也是“鬼话”的证人之一哩。

需要补充的是：十多年前，衢州市电视台来沪拍摄有关余先生的电视，他们说，曾到云和大坪去采访过，当地见过余先生的只剩一人了。秋云后被动员到新疆建设兵团去，退休后返回老宅，年七十五去世。那所老宅，政府已拨款加以修缮，作为文物保存，以纪念余绍宋先生。而老宅的怪事如今仍在延续，不过不便公开报道而已。

此外，如龙游溪口傅家有一大宅，亭台楼阁俱全，人常见有白衣女子进门，而遍寻不见，外舅曾亲见之。此宅现已卖给一遂昌暴发户，是否尚有变怪，近况不明。同类之事还有，邻居黄君文华，为上海第一师范高级讲师，其妻曹藕芳女士，原为上海国际妇婴保健院护士长，她江阴乡间的老屋有七间七进之大，常见有一双三寸金莲的小脚进进出出，脚步甚快，而不见其上半身。其屋已于数年前拆除。

我国传统有“邪不胜正”之说，认为正人居凶宅亦安，邪人居吉宅亦凶。如清代汤金钊正色立朝，为官廉察，负一时清望，就有“汤文端公安居凶宅”的传说。对争权夺利的达官贵人，上引白乐天的诗就说：“假使居吉土，孰能保其躬？”意思也就是居吉宅亦凶了。引而伸之，还有数说，谓怪宅对几类人不能为害：一为有德之士，如上面所说的汤金钊；一为血气方刚之辈，如《玄怪录》所述的韦生；一为身上有杀气的，如《稽神录》所记的寿州大将赵璘。许多名人逸事也就是从这一主题演绎而来的。但笔记中往往说将来会做大官的人鬼怪见之则避，怪宅于其无害，这未免是我国特有的官位崇拜思想在民间的渗透了。其实，对于凶宅、怪宅，身居高位的纪晓岚就绝没有自以为“生有自来”，故鬼物不能侵的无端骄傲。《阅微草堂笔记》有云：

辛卯夏，余自乌鲁木齐从军归，僦居珠巢街路东一宅，与尤臬司承祖邻。第二重室五楹，最南一室，帘恒飚起尺馀，若有风鼓之者，馀四室之帘则否。莫喻其故。小儿女入室，辄惊啼，云床上坐一肥僧，向之嬉笑。缁徒厉鬼，何以据人家宅舍，尤不可解也。又三鼓已后，往往闻尤氏宅中有女子哭声。尤氏宅中亦闻之，乃云声在此宅，疑不能明。然知其凿然非善地，遂迁居柘南先生双树斋后。居是二宅者，皆不吉。白环九司寇无疾暴卒，即在尤氏宅也。凶宅之说，信非虚语矣。先师陈白崖先生曰：“居吉宅者未必吉，居凶宅者未必不凶。如和风温煦，未必能使人祛病；而严寒沴厉，一触之则疾生。良药滋补，未必能使人骤健；而峻剂攻伐，一饮之则洞泄。”此亦确有其理，未可执定命与之争。孟子有言：“是故知命者不立岩墙之下。”

“ 于众人皆不利，焉能刚愎自用、自命不凡而独言其无害；多人皆说有，焉能闭目塞听，强词夺理而断言其必无？”纪晓岚对待凶宅、怪宅的态度，若引而伸之，触类而长之，还是值得我们肯定和采纳的。

老教授讲往事之:郭沫若看相和民间看相奇人奇事


节选 自寄庐志疑·风鉴丛谈

作者刘衍文_，男，1920年3月生，浙江省龙游县人。上海教育学院（现已并入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

郭沫若、毕修勺看相

看了以上文字，读者想来必定以为我改弦易辙，做起科普文章，跟在打假斗士车后邯郸学步了。否否！我不信的是坊间流行的相书，而对于相术本身，却是认为必有可观、不无可取的。诚然，相士中的确有广布眼线、多方刺探以行诈骗之术者，但也有得到秘传、其言有验之人。且在此就见闻所及，略述数人，以为谈助。

一位是给郭沫若先生看相的人，郭氏曾在《湖心亭》一文中详加记述。形式虽是小说，内容实是自叙。这事发生在1925年，郭氏三十四岁。且抄下郭老绘声绘色的文章吧，相士云：

——“唔，‘明堂清明，眼仁黑白分明，只是眼神还有点混浊，内室还有点不清。’——你先生心里有点不如意，是不是呢？看眼可以观心象呢，吓吓吓。但是一交春就好了。今天是二十八，再隔十二天便要交运了。‘明年鸿钧运转。四十六岁要交大运。’不要紧的，不要紧的，你的厄运就要过了。‘左眉高，右眉低’，是乃扬眉吐气之象。‘头部丰满，额部宽敞，东西相称，四方四正’，你将来成名在北，收利在南呢！到晚年来更好，‘人中长长，上阔下张’，你这是长生之相。唉！先生，你的相真好，不是我愚老奉承。我愚老广走江湖，上到湖广，下走南洋，南北二京，东西十八行省，我愚老都是走遍了的，都没有看见过像你阁下这样的好相呢，请你把手伸出来给我看看。”

我把右手伸给他。

——“不对，要左手。……啊，你这手色比脸色更好了。‘中指为龙，宾主相称，二指为主，四指为宾’，你这是鱼龙得水之相。只是小指太短，将来提防有小人暗算。这一层，你阁下可要留意，但是不要紧的。你这手掌很好，‘乾坎艮震，巽离坤兑，中央为明堂，坐明堂而听四方，四通八达’，你阁下将来名成利就，没有一件事情不好的呢。吓吓吓，……”（《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九卷）

按郭老在二十八岁时，落拓沪滨，按相术上说，正交两眉之间的“印堂”，这年过去，二十九岁运行“山林”，在前额左眉角上，一名“天仓”，又名“驿马”，十二宫为“迁移宫”，自是交转之时，这是易于判断的。但四十六岁运行“左颧”，要断其行“大运”殊属不易，而郭老正是在这一年（1937）7月自日本归国，9月，受到蒋介石接见，次年即被任命为军事委员会政务委员、政治部第三厅厅长，中将军衔的。郭老描写相士时笔带揶揄，似表鄙夷。但后来其言竟验，顿觉大奇，自此与友朋谈笑间便津津乐道（见潘梓年《诗才·史学·书征气度》），还忍不住在《从日本回来了》一文中又带了一笔。军政部部长陈诚读了这篇文章，与郭老一起到前线对军人“训话”时，因担忧日寇丢炸弹，还对他说：“今晚要托你的洪福才好。”“你自己的文章上不是说，说你今年要交大运吗？”这是郭老第三次在笔下提及了，见《在轰炸中来去》一文。

一位是给毕修勺先生看相的人。有一次，我与毕老、唐秉珍在一起闲聊。谈及术数，毕老说，他是基本不信的，但有一次同乡介绍一个相面先生来，却使他惊呆了。那人开口便说：“你在某年某月某日照理要死的，不过有人做了你的替代。”那时毕老正为好友陈诚所邀，同郭老一样，也在军事委员会任政务委员，军衔也是中将，还担任《扫荡报》的主笔。那一回，另一位临海同乡到重庆来求他介绍工作，他便请同乡在家住下。毕老原睡楼下，即以此房待客，自己则睡到楼上去了。不料一天敌机来袭，炸弹爆炸，冲击波所及，房子轰然倒塌，楼下的同乡当场压死，毕老则陷入昏迷，送医院抢救多时方才转危为安。当然，这些具体细节相士是不会知道的。

相士还对毕老说：“你有二男三女。”同乡知道毕老膝下确有二男，但仅二女，登时急叫：“不对，不对！”毕老却从容说：“听他讲下去吧。”原来毕老果然还有一女，为情人所生，同乡却不知晓。毕老告诉我们，这位情人如今尚在。毕老去“劳动改造”后，她靠卖血为生，将这孩子连同她前夫的两个女儿一起抚养成人。 “我带你们去她家看看。”于是我们一起到了她家。她与前夫所生的两个女儿都称毕老为“毕先生”，其中一个已经出嫁。她对我们谈起往事，声泪俱下，说：“我是对得起毕先生的。”毕老闻言，默然良久。毕老与她生的女儿上山下乡运动中赴安徽插队，嫁给一个支部书记的儿子。小两口到上海举行婚礼时，毕老一家都去喝喜酒的。毕师母蔡玉凤去世后，毕老颇想与情人复合，但由于多种原因，不能破镜重圆。

术数最难测的就是子女之数，而这位相士望而即知，可谓神乎其技了。但他对毕老在建国后几被枪决、后又陷入囹圄之事却无一言提及。也许过去的事在人脸上留下的痕迹较为明显，能被术士窥见；而将来的事尚未成形，端倪之细不易察知吧。关于毕老的详情，可参见《我的忘年知交毕修勺先生》（见拙作《寄庐杂笔》379－393页），兹不多赘。以上所述，乃前文所未叙者。



晚清外销画中的街头看相图

胡适、顾颉刚、钱穆看相

一位是给胡适看手相的人。《胡适日记》1921年8月26日记学过西洋看手纹法的郑莱给他看手相，“说的有些话不足为凭，因为他同我很熟。但有两事颇不是他平日能知道的：（1）他说，我受感情和想像的冲动大于受论理的影响。此是外人不易知道的。……（2）他说，我虽可以过规矩的生活，虽不喜欢过那种gay的生活，虽平时偏向庄重的生活，但我能放肆我自己，有时也能做很gay的生活。”素来不信术数的胡适这回却认为郑莱看得很对，道出了他性格上的隐秘。

一位是替顾颉刚先生夫妇看手相的人。小友张旭东见告，《顾颉刚日记》1951年9月11日云：

湲儿（顾氏第三女顾湲）生之前夕，我与静秋（顾夫人张静秋）到同济，遇一助教黄君，决言是女，验矣。又言予五十九当生子，又验矣。彼以手纹相者，其灵至此，奇哉！崔冷秋之侄崔新，两月前为静秋起课，亦云必得子，并谓如不得子以后不再卜矣，今亦验。然则成都黄子澄谓予得子虽迟，终能见其成立者，倘亦可验耶？

顾先生独子名德堪，果生于1951年顾五十九岁时。我们知道，说某人生男还是生女，有二分之一的概率，还存在蒙对的可能；要说某人在某年会生男孩，臆断则可，说中实难。所以顾先生虽善“疑古”，在事实面前也不由得不“信今”了。

一位是给熊十力、梁漱溟、钱穆诸公看相的人。钱穆《师友杂忆》记在北京大学时，梁漱溟招一位四川人来寓为众人看相，相士说熊十力“乃麋鹿之姿，当常在山林间，并言漱溟步履轻，下梢恐无好收场。言余精气神三者皆足，行坐一态，此下当能先后如一” 。对在钱家任书记员的贾克文，却说：“此君有官相。为日不远，官运来逼，弗可避。”不久，贾为其表兄招去，至张家口为警务，因性恬淡，不安于职，未一载，即返北平，而仍任闲职。钱穆认为这位相士可谓“谈言微中”了。

一位是我表弟罗诚遇到的和尚。罗诚我在上文写到过，他是清末著名将领、官至湖南提督的罗大春的曾孙。罗是贵州施秉人，后来在衢州安家。表弟那年考高中名落孙山，预备来年再战，竟从衢州到我们龙游小县来补习了。那时卸任的县教育局长魏正德开了一个补习班，补习者有近三十人之数。那时我不在家乡，已随浙江省通志馆复员到杭州。表弟后来告诉我，一天，补习班里来了一个和尚，为大家看相。奇怪的是，这和尚只要摸一摸人的后脑勺，谛视一下，就能说出他的生辰八字及家庭情况。和尚道表弟家有兄弟四人，系三母所生，说得一点不差；又道同学中数罗诚最有出息，会飞黄腾达。后来家人得知此事，都对罗诚寄托了莫大的希望。若以骗术而论，在龙游本地的学生，也许能够打听到一些情况；而从衢州来的人，哪里能探知其地址而去暗中寻访呢；再说即使拿到一张个人情况登记表，怎么知道谁是谁呢？何况生辰八字有许多人连自己都弄不清楚。这和尚确有本事，可惜他预言表弟前程的话非但不准，竟是恰恰相反！

建国初，罗诚在杭州工作，后来下放到淳安锻炼，与当地一位农村姑娘结了婚，不料此举却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按那时的政策，凡家属原在农村的，或新与农村户口之人结婚的，都得到农村去和家属一起过。表弟亦以此故，只得到淳安去住。先做代课教师，俄语、英语、语文无所不教；又干上临时编辑，睦剧、说唱奉命即编，居然还登台去说大书。不久，新安江水库修建，淳安全县动迁，他只好偕妻回到衢州，以做临时工度日。后来因书法不错，到一家锦旗店内写字糊口。妻子则摆了一个水果摊，不料又被汽车撞成残疾。夫妻俩真可谓颠沛万状、困顿不堪了。直至八十多岁，罗诚得遇钱江源茶叶商行总经理刘卫平先生，礼贤下士，拟请他出山担任茶叶研究馆副馆长，还要把他的手书诗词在旅游景点立石，地方领导人也准备为他办离休手续。本以为就要“太公八十遇文王”了，不意突然染疾不治而亡，终究还是一无所得。即使诗能刻，碑能立，又何济于事哉！和尚说命运不准，但测生辰、谈家庭却如此精确，此何故欤？而像这样的相士，似未见历代笔记道及，后来也未听人说起过。

“史无前例”，早已注定

一位是替著名作曲家萧君相面的人。有一次，小友陈惠玲来舍，说孙校长家有客来，想请我去谈谈。说罢，就陪我去了孙家。孙校长即培明女中校长孙鸣岐女士，著名的民主人士。其夫金月章先生早死，她继其夫业，二十多岁就做了校长。学校延请名师甚多，声誉极好。安排了不少在沪的革命者任教，如胡乔木就在该校教过历史，不料孙女士却缘此而在“文革”中大受迫害。

来客是音乐家萧先生，他与孙校长的独生女金言女士曾在海军文工团共过事。萧君对我说：拨乱反正不久，他乘船到大连出差，与旅客们闲谈时，因话题所及，感叹地说：“人的思想要改变真难，科学这么发达了，想不到还会有这么多人念经拜佛，还迷信什么算命看相、卜卦求签！”旁边一个中年汉子听了，大表异议：“不对，不对，相是有的，命也是有的！你要是不信，我就说出一件你过去的事来。”“说吧。” “有一天，你坐在桌旁写字，突然地震了。你钻到桌下，白蚁蛀空的屋梁倒下，弄得你满身是灰，受惊不小，有过这样的事吗？”萧惊呆了，那是他在云南部队时发生的事，此人怎么会知道呢？于是他接着问：“你还知道什么事吗？”“某年某月到某年某月，你坐过一年牢，是不是？”萧更惊呆了。这时，躺在萧上铺的女青年听了好奇，便也发问：“你看我怎么样？”汉子应声回答：“你爹死了，你是奔丧回去的。”旁边铺上的一男青年也开腔了：“你看我怎么样？”汉子脱口而出：“你也是奔丧回去的。”原来这是姐弟俩，可这层关系汉子却没有看出来。这时，查票的人来了，见状说：“你怎么搞迷信活动，跟我走！” 说着就把他带走了，汉子临走时回头一笑。许久，汉子才回舱来，萧问他情况。汉子说：“这种事情我碰得多了，只要肯让我开口，就没问题。” 萧问：“怎么去了这么久？”汉子说：“在场的每一个人，我都讲出他身上发生的一件事来，幸好无一不中。接下去他们就这个唤那个来，那个又叫这个来，船上干活的，差不多都看遍了。”“这就放过你啦？”“不，他们的头头教训我呢：你要认识清楚，你的确是在搞迷信活动，这是没法否定的。不过这次算了，以后不准再搞，回舱位去吧。”萧觉得此事可发一笑，便又问汉子：“你看我今后怎样？” “你将来很好，不过该有两年牢狱之灾，要知道详细，还得看一看命造，但这里不方便。” “这灾能避得过吗？”汉子沉吟了一下，说：“我看是逃不过的。”萧问：“这套本事你是怎么学来的？”汉子说，他是天目山人，父亲原是和尚，母亲原是尼姑，建国后还俗结婚的。这套本领都是父母所传。我问萧君：“你问过他的姓名、住址吗？”“没有。”我听了不禁怅然。

萧君来孙家会我，是想要我为他推命，看看天目山人的预言是否有道理。我推算了一下，只觉得流年不利，看不出有“两年牢狱之灾”来。萧又说：“他还告诉我，有两个属猪的要害我。”这真匪夷所思了，命书、相书上从没有这么具体的判断，要不是汉子有这么多神验之事，我一定会斥之为胡说八道的。

这年岁暮的一天晚上，萧君听到敲门声，有不速之客二人来，问：“你是萧某吗？我们是法警，有人控告你。从现在起，你不要出门，得随时听我们传唤。你可以自己请律师，也可以由我们代请。”萧说：“这些事我一点不懂，随你们的便吧！”萧怕自己的作品也随之化为乌有，于是便把著作匆匆包好，送到孙校长家，说：“想不到真会发生这样的事，我恐怕过不去了。你女儿出国，托她把这些稿子带到国外去出版吧。”说罢就匆匆走了。

两年后，孙校长因病去世，在追悼会上，我居然又见到了萧君，问他情况，他说：“判处管制两年，刚刚撤销。”

据金言女士告诉我，萧在“文革”中受某人之累入狱，被逼检举其人，审讯夜以继日，车轮大战，无奈只能胡乱交代，签字画押，这才释放出来。而如今被检举者不但平反昭雪，还官进数阶，于是便来追究萧的诬告之罪了。这时，一个与萧一起系狱之人也出来作了人证。而这两位的确都生肖属猪！原来萧君两次受刑事处分，竟皆为一事所累。我不懂，何以这些事的前因后果，都会在脸上呈现呢？难道“史无前例”的日子里所发生的荒诞之事，都是冥冥中早已注定的吗？

此后我就从来没与萧君会过面了。但常在电视上听过、见过他所谱曲子的演奏，有一次还看过介绍他的新闻。如此，则天目山人说他“将来很好”，并不是空言相慰。

一位是在浙江温岭豆制品厂工作的人，不用见人，单凭照片就能看相。某年，他在报上见某巨公照，说他不久就当去世，人皆不信，后来果符其言。接着，某公标准像见报，媒体“英明”之颂不绝。其人看了却说：“这人做不长的，最多五年。”人又皆不信，后来亦果符其言。友人应仲峰曾托人将其妻的照片带去，他一看就说：“这个女人是不会生小孩的。”说得一点不差，仲峰夫妇后来移居美国，至今尚膝下无儿。小友王度新曾寄照片去，他断言度新活不过三十六岁。度新有严重的哮喘病，后来与我们失去联系，不知中年以后病情能缓解否。但愿相士是信口开河，其言不验。

大汉奸梁鸿志（众异）沉迷于相术，《汪辟疆文集》中有一篇《题梁鸿志〈爰居阁诗续〉卷首》，专记梁鸿志给黄濬（秋岳）和自己看相之事，照录如下：

丁亥十月，瑞京以此册见贻，诵其《佳日》一篇，言外似有悔恨之意，然已晚矣。邓守瑕题黄秋岳近诗句云：“吾辈宁从人作贼，京曹几见尔登仙。”真谶语也。又程穆庵语余云：乙丙之间，众异游杭州，秋岳亦来。一日，集湖滨楼外楼，谈笑甚洽。众异忽熟视秋岳曰：“君定不免。”黄虽惊，然以为戏言，众异更申言者再，座客忽诘之曰：“君既精相法，曷自言其休咎乎？”梁对镜久之，叹曰：“我亦不免。”此抗战前一二年事，穆庵所亲见亲闻者。不谓逾年黄果以通敌死国法，又十一年而梁亦被极刑。姑布子卿之术果足征乎？亦异事也。

梁之相黄与其自相，可谓神验。但黄、梁二人，如能洁身自好，想不会有杀身之祸。不过，个人也好，国家也好，其历史都不能假设。时间的道路与空间的道路不同，是不可能回过头来重走的。



清周慕桥所绘《相面人》

戴笠“摸骨相”

前面曾经说起盲师算命之事，其实，瞎子也能看相，当然不是用目，而是用手和耳，载籍称“揣骨听声”，而俗即称“摸骨相”。纪晓岚《阅微草堂笔记》云：

嘉庆戊午五月，余扈从滦阳，将行之前，赵鹿泉前辈云：有瞽者郝生，主彭芸楣参知家，以揣骨游士大夫间，语多奇险；唯揣胡祭酒长龄，知其四品，不知其状元耳。在江湖术士中，其艺差精。郝自称河间人，余询乡里无知者，殆久游于外欤？郝又称其师乃一僧，操术弥高，与人接一两言，即知其官禄。久住深山，立意不出，其事太神，则余不敢信矣。案相人之法，见于《左传》其书，《汉志》亦著录，唯太素脉、揣骨二家，前古未闻。太素脉至北宋始出，其授受渊源，皆支离附会，依托显然。余于《四库全书总目》已详论之。揣骨亦莫明所自起，考《太平广记》一百三十六引《三国典略》称，北齐神武与刘贵、贾智等射猎，遇盲妪，遍扪诸人，云并富贵。及扪神武，云皆由此人，似此术南北朝已有。又《定命录》称，天宝十四载，陈阳县瞽者马生，捏赵自勤头骨，知其官禄。《刘公嘉话录》称，贞元末有相骨山人，瞽双目，人求相，以手扪之，必知贵贱。《剧谈录》称，开成中有龙复本者，无目，善听声揣骨。是此术至唐乃盛行也。流传既古，当有所受，故一知半解，往往或中，较太素脉稍有据耳。

“摸骨相”之术，据我所知，至今日依然传承未绝。下面再谈几位摸骨相士吧。

沈醉在《我所知道的戴笠》初刊稿（载《文史资料选辑》22期）上说，戴笠到摸骨相专家仇庆荣下榻的旅馆去摸骨，仇说他“似文非文，似武非武，而是文中带武、武里兼文的国家栋梁之才”。沈醉还在文中作了“魔术揭秘”：“仇的帮手们在他走进旅馆时早看出了他那十足的派头，……当轮到他的肘候，单从他谈话的神气，这个老闯江湖的术士，也就猜到一半，何况帮手们早已示意，所以在摸的吋候便极力恭维了他一番。”其实这事流传甚广，不仅只有沈醉一人知道。高镛先生就很清楚，但他并没说仇庆荣是凭广布耳目而能“奇中”的。令人觉得奇怪的是，仇瞎子能骗过“间谍王”及其手下的其他特务，却独独骗不过“独醒”的沈醉，而这“独醒”之人竟也不去向戴笠告密！

后来《我所知道的戴笠》出了单行本，这段揭露戴笠迷信的文字却不见踪影了。想来在当时，即使“科普”了一番，仍有宣传迷信之嫌，所谓“防扩散材料”是也，所以干脆一删了事。难道是沈先生名醉而实不醉，能知时忌时宜吗？当然，这也可能是责任编辑怕担责任而为之，那就未免错怪、错赞沈醉先生了。

仇庆荣很有钱，娶有四妻，眼虽瞎，还能以手摸牌为雀战。秉珍告诉我，仇到上海来，住东方饭店。一日，郭德洁来摸骨，仇一摸说：“风头很健，可惜是个小老婆！”据说缘此为李宗仁驱逐出沪，不知确否？据胡钟京馆老见告，郭原是李宗仁夫人的陪嫁丫头，李曾请胡教她英语和跳舞。李所最信任的文人有二，一为写《清代通史》的萧一山，一即钟京馆老。此事或人所未知，聊附笔及之。

高镛先生是相信“摸骨相”的，他还讲起四川摸骨盲师刘石瑜（音）的一件奇验之事。1946年，海军上校刘乃沂微服去摸骨。刘石瑜对他说：“赶快回去，你这是骷髅头，就要死了，危险啊危险！”刘乃沂听了大为不快，过了一个多月，又换上戎装，带了勤务兵二人同去。刘石瑜一摸就说：“这头我摸过的，是个骷髅头，怎么还不回去!”卫兵说：“这是刘主任，不要瞎说！” 刘石瑜说：“来的是谁，我都不管，都是客人。再说一遍吧：危险啊危险！” 刘乃沂时任华北区海军专员办公处平津分处主任，在津负责接收敌产工作。大约第二次摸骨后只过了不到一周吧，就因中饱私囊事锒铛入狱。以贪污数量之巨，翌年初即被蒋介石下令枪决。又小友王晓报说，其父在银行的同事某人去摸骨，盲师说他在某一年，不死也要脱几层皮。结果正是在那一年，其人押运钞票由重庆至长沙，飞机一着陆就起火燃烧。命是保住了，但伤势严重，住院甚久，出院后看破红尘，出家做了和尚。

最后谈一位是我亲身遇到的“摸骨”盲师。大约在我十五岁那年，我的衢州大姑母家亲戚正在聚会，听到屋外有瞎子敲铃的声音，就开门叫了进来。来的是一位女盲师，不是算命，而是“摸骨相”的。她摸了我的大姑母，就说：“你是填房。”说得一点不错。摸我的小姑母，说：“你一个老公三个人分，你一坐坐在中央心。”大家听了都不禁笑了起來。小姑母就是罗诚的母亲，小姑父罗家淦前妻去世，娶了小姑母后又娶了一妾。接下去又摸了几位亲戚，有的说是偏房，有的说夫妻名存实亡，都丝毫不差。1949年，我三十岁，在衢州师范代课，想起这件事，也想找这位女盲师一叩休咎。但盲师已老，不再穿街走巷了，百计打听才找到她家。盲师摸了我左手的手纹，再顺着手臂摸上去，一直摸到肩膀，再摸右手手纹，并不摸头。原来她摸的不是骨，而是手纹。如果是“亮子”，那就是看手相了。摸毕，她说：“你老子已经死了。”我说：“没有呀！”“你骗我。”“我来请教你的，骗你干什么？”她再摸了一下，说：“没死也在床上爬不起来了。”的确，家父那时正缠绵床榻，过了一年就去世了。再问前程，她说：“你别见气呢，你三十八岁要死的。”我说：“我只能活这点年纪呀？”“没办法的，摸出来就是这样，活得下去，是你修来的。”三十八岁那年正是1957年，我被罗织打成“右派”，从此又是批斗、又是开除公职、又是监督劳动的，一家八口全堕僇民之籍，饱受欺凌。虽不至于化为异物，也可谓九死一生了。我觉得这位盲师只是在时间和程度上有所偏差，祸福的端倪，还是有所窥见的。

人的形体与命运之间有无关联，至今还是一个充满争议的问题。但形体与疾病之间的联系已逐步得到科学界的认可了。《东方早报》今年10月12日屠俊先生《身体部位的尺寸暗示健康》一文披露了当前国际上的一些发现：如大腿太细者易患心脏病；小耳朵人易患湿疹、肾病；睾丸小者比大者更顾孩子；腰细臀大的女性记忆力差；无名指长者易患前列腺癌，短者易患心肌梗死；食指较长者则易患抑郁症。如此等等，颇足引人兴味。研究者是通过大量的调查和统计得出这些结论的。我想，若有人将人的形体与其命运的关系用同样的科学方法作一全面深入的研究，不论其结论最终是肯定还是否定，都可以破国人千古之惑，因而是富于哲学意义和现实意义的。我期待着。

老教授讲往事之：亲聆“鬼哭”是怎样一种体验？

作者刘衍文_，男，1920年3月生，浙江省龙游县人。上海教育学院（现已并入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


李华《弔古战场文》开篇云：

浩浩乎平沙无垠，夐不见人。河水萦带，群山纠纷。黯兮惨悴，风悲日曛。蓬断草枯，凛若霜晨。鸟飞不下，兽挺亡群。亭长告余曰：此古战场也，常覆三军。往往鬼哭，天阴则闻。

杜甫《兵车行》诗末数句云：

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新鬼烦冤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

上面摘引的一文一诗，皆唐代名篇，均非志怪之作，而都提及“鬼哭”。鄙见以为虽是文学创作，但决非无中生有；纵是传闻之辞，亦定非向壁虚构。何以见得？这倒不是因为古人有关古战场的描述经常提到这一现象，如岑参诗所云：“夜静天萧条，鬼哭夹道傍。地上多髑髅，皆是古战场。”（《武威送刘单判官赴安西行营便呈高开府》）或汪元量诗所云：“前年走河北，荆榛郁丘墟。夜宿古战场，鬼物声呜呜。”（《南归对客》）而是因为本人曾不止一次地亲聆“鬼哭”。“耳闻”一词，虽常常是“不可靠”的代名词，但此“耳闻”非彼“耳闻”也。

“鬼哭”，我最早是在1942年日寇流窜家乡前夕听到的。当时我就读的衢州中学因战事而被迫停课，我和同学中的同乡从衢州连夜赶路回家。一入龙游城，就听到声声叫唤，其声似“嗨”似“哈”，忽在高处，忽在低处，不绝于耳，不像鸟叫，不像蛙鸣，也决非风声，听了使人毛骨悚然，杜诗中之“啾啾”不足以状也。人们都说这是“鬼哭”。明代陈龙正在《鬼哭奇变》中记崇祯元年在杭州所见云：“庚午三月朔之暮，大雷电，鬼哭彻旦。听之如在空中，亦如在门庭，户户悉闻。”（《几亭外书》卷四）情景颇为相似。

家人早已入乡避难了，我独自在家暂宿，在“嗨哈”声中沉沉睡去。早上醒来，其声已绝。但到了下午三点半，“嗨哈”之声复起。次日亦然。第三天，我赴乡与父母会合，离开“鬼城”，方得“耳根清净”。三个月后，日寇撤走，全家回城，怪声又日复一日、准时准刻地出现了。于是邑人请和尚大做水陆道场超度亡灵，其声方慢慢消歇。次年日寇复来流窜，此声便又盈耳皆是了。记得我为浙江省通志馆（时在云和）录用，出发那天，也是一片“鬼叫”，离城远了，方才“哭渐不闻声渐杳”。建国后，每年五一，家乡都要处决一些罪犯，行刑前夕，一县皆闻“鬼哭”声声，我曾听到过一次。后来到上海工作，家母、婶母等还在故土，据她们说，此事仍年年如旧，不差时日。

到上海后，大规模的“鬼哭”不再听到，但零星的“鬼哭”还曾入耳。1955年，我家搬入南京西路一幢三层楼房的底层。隔了两年，我就“登科”而成“丁酉进士”，直至1994年动迁才离开那里。记得1975年9月一天的深夜，我躺在卧室的床上，忽然听到了久违的声音：一声在室内，一声逼近床头，又一声远去。我不禁打了一个寒战。这声音，四子当时在隔壁房间也听到了。我本未眠，至此不欲再寐。“耽诗自是书生癖”，遂以此事为题，倚枕吟成一律：

鬼物胡无礼，窥床作底谋？岂因吾道直，遂使尔曹雠？风起森毛发，形销有舌喉。已忘人世语，何苦夜啾啾？

前面已经说过，“鬼哭”非“啾啾”可状，但“嗨哈”入诗似乎不雅，无奈，只能拾老杜的唾馀了。

后来我才知道，我住的房屋建国前为一家富户所有，人称“公馆房子”；多家入住后，成了大杂院。一墙之隔，有一所花园洋房，也是他的房产，后来改成幼儿园。其家人去世，即在园中起坟埋葬，直至建国初尸骨方才迁走。邻居中有一家，男女主人都是幼儿园的校工。据他们说，天井二楼走廊上有一水槽，我们没住进来以前，常见一女子在那里洗碗，走近了却又倏然不见。晚上幼儿园的花园中还时见幢幢鬼影。我的一个孙子小时候目能视鬼，且能看到人体发出的光晕，竟与克利安照相术相似。他曾对我说：“怎么一个红衣服的姐姐飘过去了？”（后来友人以为具此功能非孩童之福，为之发功除去）而我则目无所见。原来我住的竟是凶宅！怪不得搬入后蹇运连连。我在诗中责鬼物“无礼”，其实无礼的应当是我，这儿原是它们的住宅，恋恋不舍，情有可原。好在“诗无达诂”，我不过借题发挥而已。后来，这幢房屋连同旁边的幼儿园及周围其他房子一起被拆毁夷平，不知怎的，竟未起高楼，晒了几年太阳，白地又改为绿地了。这片绿地至今犹存，位于华东医院的斜对面，延安西路与南京西路的交叉口。虽在此不愉快的记忆甚多，但多年后我还曾去“徘徊瞻眺”过一番。毕竟，“空桑不三宿，三宿必留情”，鬼尚如此，何况于人！

还有一件事则确是“耳闻”，未敢断其有无。我在里弄加工组监督劳动时，曾听一位妇女说，1959年造“闵行一条街”时，平了许多坟地，她丈夫是一个建筑队的头头，住在工地的帐篷里，天天晚上听到“鬼哭”。有人听了当场训斥她不要胡说，她回嘴说：“什么迷信不迷信的，我说的是事实！”究竟是“群哭”还是“独哭”，我虽好奇，也未敢细问。

“鬼哭”之事，载籍所记，可谓自古有之。但鬼因何而哭，则有多种揣测。

《淮南子·本经训》云：“昔者苍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高诱注云：“鬼恐为书文所劾，故夜哭也。”恐被人检举，就忍不住哭，这些鬼未免也太老实了吧。《聊斋志异》写席方平为父诉冤，写了一纸诉状，到阴司上访，不料岂止小鬼难当，阎王更甚，从上到下无一不受席父仇人之贿，不仅不予昭雪，反而对席施尽酷刑（卷十《席方平》）。席方平的遭遇告诉我们，恶鬼哪里会怕文字呢？高诱真是个书呆子，蒲松龄比高诱看得深透多了。难怪钱锺书先生要说“文人慧悟逾于学士穷研”（《管锥编》496页，中华书局1979年）！

郑玄又是另一种说法。他注《尚书旋玑钤》“鬼哭山鸣”云：“鬼哭，诛无辜也。”（《文选》卷三六王融《永明九年策秀才文五首》“棘林多夜哭之鬼”句李善注引）其意似谓哭泣的是屈死之人的亡灵；但我家乡发生的几次“鬼哭”，发生在日寇尚未入城屠杀、死囚尚未明正典刑之时，郑玄之说似不甚符合事实。

《隋书·五行志》云：“鬼而夜哭者，将有死亡之应。”这话虽说得较为笼统，倒可以拿来解释我所听到的几次大规模“鬼哭”。

洪迈在《夷坚支丁》卷六《成都鬼哭》中的记载似可印证这一说法：

绍熙三年四月，成都府午门外，夜有鬼哭之声。久之，悲哀郁蓄，若数十人声，远近皆闻之，深以为怪。六月，有泸卒之变，捕作乱者戮之于所哭之处。盖祸福吉凶之兆，神明既先知之，虽欲幸脱，不可也。

但若欲盘根究底，则不免启人疑窦。如前所述，“鬼哭”发生于杀戮之前，自非将死者之魂。若“神明”先知而欲有所预示，所哭之鬼难道是其所“指使”的吗？如果不是，那只能认为是群鬼自发的了。李长吉诗云：“漆炬迎新人，幽圹萤扰扰。”（《感讽》五首之三）也许他们是在准备迎接“新人”，也就是“新鬼”吧。这样说，鬼倒也挺讲“人”情的，要开“欢迎会”呢。“鬼才”的设想与众不同，但倒也合情合理。

那么，闵行的“鬼哭”，是不是鬼为自己的“住宅”被“强拆”而发出的哀鸣呢？

吴梅村在《绥寇纪略》里的记述似可印证这一看法，凤阳皇陵未被张献忠焚毁前，“有遥见陵中二人，一衣朱，一衣青，殴击甚苦，寻闻号泣声”（卷十二）。但历代坟墓多矣，合法或不合法的掘墓活动亦多矣，为什么挖掘时都听不到“鬼哭”之声呢？

其实，上古之人并不以为人死后魂居墓穴，而有“魂升魄降”之说。所以祭奠亡灵时并不到墓前，而是在宗庙、祠堂或在家中所设的牌位前执礼，他们认为魂只会附在神主之上。后来，人们渐渐以为灵魂也与尸体一起同居穴中，于是风俗一改，岁时祭祀都到墓前举行了。《孟子·离娄下》中那个既无名又“有名”的齐人（据说如今“包二奶”的都“荣膺”此号），娶得起一妻一妾，还偏要到人家墓地去乞讨祭馀。“乞丐焉能有二妻”，这不过是孟子的寓言罢了，却可取为战国时齐国已行墓祭之证。其实，即使照后世的说法，鬼也不会死守己尸而作“骸骨迷恋”。阴间一向别有天地，有城郭、有街道、有官府，鬼自居于其间，做泰山府君或十殿阎王的顺民或囚犯，哪里会以墓室为家呢？既非其宅，毁又何惜？再如本文开始提到的古战场，即使“古来白骨无人收”，魂魄不也可以去冥界报到吗？怎会死赖在阳间的战场，烦冤而哭呢？这些都不是逻辑所能解决的。

也许，造成“鬼哭”的原因，和引起人哭的原因一样，是多种多样、不可究诘的吧？当然，如果我们“耳所闻”的不是“鬼哭”，而是大自然形成的“不明声音”，如那些“目所见”的“不明飞行物”那样，不也值得好奇的人们去不断探索吗？（文/刘衍文）

老教授讲往事之：三找盲人算命，儿子三次遇官司

节选自： 寄庐志疑

作者刘衍文_，男，1920年3月生，浙江省龙游县人。上海教育学院（现已并入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



原标题：“问道于盲” 寄庐志疑·命理丛谈（三）

子平之术是一种经验之谈，其五行生克的推算方法乃是比附上去，与之风马牛不相及的。其灵验，正如中医也采用摸不着、抓不住的五行之说，而依然能治病一样。

刘衍文

我常常说，若以推命而言，眼睛亮的不如眼睛瞎的，在这件事上，我们应该“问道于盲”，这是有实例可言的。

盲人也各有师承，各有秘受。有的能知人排行第几，有的能道其父母近况，有的能预言升学成败。

我家邻居有个女孩在贵州插队，找当地瞎子算命。瞎子说她是第四胎，她说：“不对，我是第三胎。”瞎子说：“我是不会错的，你上面还有一个哥哥，流产了。”回家一问父母，果然如此。

内人同事的丈夫戴了右派帽子，发配西北某地作会计，被人劫财砍杀。她的两个女儿和儿子，几次到女盲人叶美丽处算命，一报八字，叶每次都说：“你父亲是被人杀死的。”

“文革”后恢复高考，南昌有四个女生报名应试，考后结伴去问一个瞎子能否录取。价格十分便宜，每人只要钱。算下来，瞎子说其中一人不会录取，三人可以录取，但有一人录取后母亲要死的，一人能录取却不会去读。发榜后，一人下第果如其言，但只有两人接到录取通知。一人顺利入学了，而另一人却因体检查出有严重肾炎而不能入学。然而，那个说录取后要丧母的却没有收到通知，总以为这个算错了。不料过了三个月，各大学都纷纷开起“分店”，这女孩竟被同济分校录取了，真是喜出望外。谁知报到后没几天，就接到家里电报，母亲心肌梗死去世，遂又急忙奔丧回乡。这故事是那个被录取而因病不能入学的女孩亲口和我说的。

记得在四十年前，内人的舅母曾依绿女士来沪，曾说起她和女伴玉蓉一起到衢州一个有名的瞎子处各为其子推算婚姻之事。玉蓉对自己的准儿媳极不满意，但儿子却非常喜欢，所以她一心巴望这门婚事告吹。舅母则对未来的儿媳非常中意，且婚期在即，只想听听婚后如何。不料这瞎子掐指一算，竟断言这两个都不是她们的儿媳。玉蓉真是求之不得，但不信竟有此事。舅母则连婚宴请帖都已发出，所以也深表怀疑。瞎子接下来还对舅母说，在开年冬至前，你儿子谈的人都不是你的儿媳。结果呢，玉蓉如愿以偿，儿子和对象婚前分手。舅母的准儿媳则居然就在婚礼的那一天戏剧性地不肯上门了。后其子经多人介绍对象，几乎有十来次之多，却都做了无用功。真的直到过了那年冬至，婚事才真正告定。现在，舅母的曾孙已在美国读中学了。

这个瞎子算得如此灵验，而我在衢州这么多年却不知道家乡乃有此人，遂向时任衢州市政协副秘书长的友人傅春龄打听。他虽对此也深感兴趣，竟问不到其人姓甚名谁，住在哪里。后来我表弟徐之汉来，问起此人，他倒是知道得清清楚楚。春龄是上层人士，之汉是一介平民，见微可以知著，下情之上壅可见一斑。之汉说，其人姓徐名根土，人都以徐大胖称之。“文革”时为算命事斗他，他承认是骗人的。“文革”后重操旧业，人们揭他老底：“你不是说过都是假的吗？”他笑了，说：“假的去了，真的来了。”知道情况后，我托另一表弟罗诚去为我的几个儿子推命。罗诚一早就去，竟像医院般需要排队挂号。排到后，一算就是四人，后面人见了就吵将起来，不让他多算，结果这天只算了两人，只好次日再去挂号。四个命造，罗诚都一一为作记录，有些算命术语，罗诚不懂，只能用同音字录下，好在我是一看便知的。徐大胖算得很草率，只谈一点大的，其馀都含糊过去。这我理解，就如江湖医生为了多赚钱不肯一次把病人治愈一样。徐根土的推算，有验有不验。我的儿子的命，两个算得很准，一个谈不出什么，老四的命，竟在匆促之间当成女命算了，别人看不出，我是懂的，于是又托罗诚去重算，结果徐只说了一句话：“今年要进公安局的，好在你家为人好，没有多大关系。”我不禁呆住了：儿子安分守己，如何会落到这步田地呢？

老四当时在山西太原打工，一天晚上，工人打麻将赌钱，儿子觉得疲劳，就去睡了。不料警察夜里来抓赌，把包工头、赌博的和看赌的全都捉将官里去。警察见我儿子躺在床上，稍问了几句就走了。虽颇受惊，却未进“庙”，徐大胖之言只算搭了条边。第二年，我又托罗诚去算，徐竟又是那一句话：“今年又要进公安局，有些麻烦，但不要紧。”这回是一场车祸：他夜搭经理开的车回家，不料半途撞倒一人，儿子作为下属，赔偿事宜全都由他到公安局去代为办理，局里进进出出的，足足耗了一个多月。又过了一年，我仍托罗诚去算，不料还说要进公安局，且说有不少麻烦。这回竟又是一场车祸：他晚上搭乘女老板开的车回家，不料遇到一人提着大包横穿马路，刹车不及，那人不幸被当场轧死。其妻是残疾人，还带着一个弱智儿子，本已度日维艰，丈夫一死，更是处境凄凉。但她笃信基督，基督徒不信命运（如果人的命运不可改变，上帝就不是全能的了），相信上帝的安排总是最好的。举行葬礼时，很多教友都来参加，给她莫大的安慰。她并没有要求过多的赔偿，相信丈夫已经脱离苦难，进入天国。我曾向肇事老板建议，如业务有进展，应多多帮助此家，而她却含糊其辞。这不禁使我想起耶稣的名言：“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不过她没有假意应诺，倒并不虚伪。不久，儿子也就辞职另寻啖饭处了。

我以前也算过儿子的命，可是我绝对推不出他这几年的遭遇。虽然狱讼之事在传世的算命书上也有判断之法，但儿子的大运与流年却均与之无涉，不知徐大胖究竟有什么秘诀。这使我非常折服。相比之下，自知这方面的程度只有幼儿园水平，却还有许多人上门来要我为他们推算，真正觉得虚名无实、误人不浅了。谁知友人还告诉我，竟有人在西藏南路光明中学门口，自称“刘衍文”，为人算命骗钱呢。徐根土十多年前因患眼皮癌去世，家乡太小，想来不会有人冒名顶替吧？

盲人因师传的不同，各有绝招，也绝不交流，但却也有行内共同的秘诀。俞樾（1821-1907）《春在堂随笔》卷八云：

术者以日推时，则有“五鼠遁”，如前所云是也（按即甲己还生甲，乙庚丙作初，丙辛戊子起，丁壬庚子居，戊癸从何起，壬子上推求。以皆从子起，故谓之“五鼠遁”）以年推月，则有“五虎遁”：凡甲己年始丙寅，乙庚年始戊寅，丙辛年始庚寅，丁壬年始壬寅，戊癸年始甲寅。其术皆主浅显。惟以年月推其日，则虽精李虚中之术者不能知，而瞽者屈指推算，不劳而得之，不知其何术也。或言是有秘诀，不以授人，人亦不可轻学之，学之必损其目，殆或然欤？坊间所刻《子平渊鉴》等书却亦载有一法，其法视九年前正月朔日是何幹枝，大月顺数五幹九枝，小月顺数四幹八枝，即本年正月朔日幹枝。二月以下视此。视本年十二月朔日是何幹枝，上月大，逆数五幹九枝，上月小，逆数四幹八枝，即九年前十二月朔日幹枝。十一月以上视此。余用此术推之，同治十二年正月小，辛巳朔，顺数四幹八枝，至光绪七年正月，得甲子朔，光绪七年十二月己未朔，十一月大，逆数五幹九枝，至同治十二年十二月，得乙亥朔，其法信不谬矣。然月之大小，非观宪书，岂能记忆？且不能推知闰月，则仍不能无误。彼瞽者所用，必非此法也。余尝用此法校杜氏《春秋长历》，从隐元年顺推隐九年，不合者三月，又从隐十一年逆推隐三年，则无一不合。杜氏本不知历法，惟以经传所书月日前后推排而成。此术隐元年之不合，殆由杜氏失之。若改为五月大，六月小，七月大，八月小，九月大，十月小，则亦无一不合矣。

但俞曲园有所不知，瞽者以年月推日干支，能“不劳而得之”，若不知二十四节气的时刻，仍然是不能推命的。同一节气在阴历的日期年年不同，依阳历虽可大致确定其日期，而所交时刻亦年年有异。如以立春而论，去年（2012年）为阳历二月四日十八时四十分( 农历正月十三日)，如酉时（十七点到十九点）所生之人，在十八时四十分前出生，就算是去年所生，四柱为辛卯、辛丑、乙未、乙酉；如在这时间点后出生，八字就是壬辰、壬寅、乙未、乙酉，竟是来年生人了。若生在这天的零时到一时之间，四柱就是辛卯、辛丑、乙未、丙子，若生在这天二十三时到零时之间，这叫夜子时，四柱就是壬辰、壬寅、乙未、戊子，超过零时，四柱就是壬辰、壬寅、丙申、戊子了。总之：在年的节气点（立春）前后所生之人，年份要差一岁；月的节气点（如惊蛰、清明等）前后所生之人，月份要差一月了；在日的分界点（零时）前后所生之人，相差就有一日了。这样，八字的干支就完全变了。何时交节气，有目之人非倚仗万年历不可，而瞎子居然都能不检而知，不知其奥妙何在。友人饶于安先生有一金姓学生，其父是盲人，据说国内外来求其推算者甚多。饶先生曾带我和潘雨廷先生到他家去求教。只要说出一个农历的日期，其父立刻就知道是公历几月几日和星期几，公历转农历亦然，还能知道二十四节气的时刻。不过其绝招仅此而已，谈命则没什么灵验的。

有一次，我和毕修勺、唐秉珍等到天文学家李珩先生家作客，谈及此事。李先生说，何时交节气，天文学上只能靠复杂的计算，还要靠仪器观测来校正误差，万年历上所记只是大致的时间，并不精确。瞎子的窍门究竟何在，他也不得其解。

我想，也许事情并没有这么复杂吧。我们靠的是万年历，恐怕瞎子也不能例外，不过不是直接查而是间接用罢了。来算命的百岁以上老人为数定稀，那么只要能背出万年历上所记今年以前不到百年的节气时间，就足以敷用了，至多不过一千两百个罢了（十二“中气”算命用不着，不用记的），盲人性专，定能记忆。今年以后的节气，则每年增记十二个，想来更不在话下。至于阴历日期与干支记日的对应，只要记住每月初一是何干支就可以了。编几句口诀，运多种联想，记住这些数字并非难事。人的记忆力决不能低估，报载如今有人竟能背圆周率小数点后第六万七千八百九十位，打破了吉尼斯世界纪录呢。

老人絮语，不能自休，说了这么多，人们会问，那么，子平之术究竟可信不可信呢？

赵翼《静观二十四首》之十八云：

大桡造甲子，初但以记日。兼记岁月时，至汉始画一。干支配五行，尤出方士说。乃以推生命，及凡择凶吉。就其生克理，参以推算术。趋避前民用，往往百不失。岂非廿二字，早默括阴骘。信哉古至人，神明过仓颉。（《瓯北集》卷四三）

“干支配五行，尤出方士说”，已在张维屏之前指出这是后世方士的附会之谈，但接着竟说：“趋避前民用，往往百不失。”居然肯定术数的灵验性。

子平之术，既然其理论基础荒谬如此，但为什么自古至今还会有算命神验的故事不断产生呢？我想，也许人的命运正和星球的运转相似，什么时候要碰到什么事，都是早已注定了的。而子平之术实际上是一种经验之谈，其五行生克的推算方法乃是比附上去，与之风马牛不相及的。其灵验，正如中医的理论也采用摸不着、抓不住的五行之说，而依然能治病救人一样。不过，人的命运肯定与其所处的时间与空间有关，这则是毫无疑义的。和现代物理学一样，子平之术注重的也是时空（出生时刻须依当地时间为定，如此则空间亦考虑在内）。子夏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论语·子张》）对于算命之术，我们也不妨作如是观。

传统文化有很多是可实践，可验证的：

多实践，实践出真知：

有兴趣的朋友，可看我博客和微博，会有帮助：

新浪博客 (有同名微博)：命运与生死轮回 http://blog.sina.com.cn/u/6678132020

置顶的核心博文：一看就会预测命运神准妙术+改命大道，链接 http://blog.sina.com.cn/s/blog_18e0c35340102yufk.html

此术是源于永乐大典《鬼谷子分定经》的一种预测命运奇术，原理深奥，但用法很简单容易，按照生辰八字的首尾两个字的组合分类，对号入座查看古人推算好的断语就可以查看一生命运，对一个人一生的家业根基，事业前程，财运，婚姻，子女，晚年归宿等等，都有简明扼要的预测断语，经实践验证，准确度很高。

太极图一阴一阳，相反相成，有预测命运奇术，就有改善命运的大道。看我博客和微博，里面都有呢。

华夏祖先圣人们创立易经易学和术数，就是为君子谋趋吉避凶之道的，有些人算命后就灰心消极，那是误入岐途了。如果命运是不能改善的，圣人也就没有必要多此一举去创立易学和术数。命运是可以改善的，古圣先贤早就有改善命运的原理，方法，经验，成功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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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看就会预测命运神准妙术+改命大…此博文包含图片(0/611)2020-07-19 22:51

用手机能看本博全部博文，无加密(0/143)2020-07-17 2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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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教授讲往事之：“搬运术”


寄庐志疑·“搬运术”漫记



现在“铁算盘”似乎不再听人说起了，但“搬运术”却并未绝迹人间，而是与时俱进，后出转精了。听说只要鼠标轻点、键盘数击，几十亿都可顷刻转移到国外去的。铁算盘之术与之相比，真是小巫见大巫、瞠乎其后了。



铁算盘

所谓“搬运术”，指不接触物体而使物体移位的法术，如磁之摄铁，故旧小说中常用“摄”字来表达此意，如《西游记》中即屡见唐僧及其行李被妖精“摄”去的情节。溯源探本，“搬运术”的老祖宗当是左慈。熟悉《三国演义》的朋友或许记得书中左慈用法术戏弄曹操的故事。其书第六十八回云：

少刻，庖人进鱼脍。慈曰：“脍必松江鲈鱼者方美。”操曰：“千里之隔，安能取之？”慈曰：“此亦何难取！”教把钓竿来，于堂下鱼池中钓之。顷刻钓出数十尾大鲈鱼，放在殿上。操曰：“吾池中原有此鱼。”慈曰：“大王何相欺耶？天下鲈鱼只两腮，惟松江鲈鱼有四腮，此可辨也。”众官视之，果是四腮。慈曰：“烹松江鲈鱼，须紫芽姜方可。”操曰：“汝亦能取之否？”慈曰：“易耳。”令取金盆一个，慈以衣覆之。须臾，得紫芽姜满盆，进上操前。操以手取之，忽盆内有书一本，题曰《孟德新书》。操取视之，一字不差。

虽是小说家言，却非向壁虚构，系采自《搜神记》与《后汉书》而有所改编。《三国演义》中的鲈鱼和生姜都是左慈自己提出来，“诱导”曹操让他变的，人们容易怀疑这些东西都是左慈事先藏在身边的。后二书早于《三国演义》，记载有所不同，说鲈鱼与生姜都是曹操主动提出，要左慈遥隔千里顷刻取来的。若说是魔术表演，则至今魔术也做不到观众要变什么就变出什么。《三国演义》中未加采纳的故事则说得更加明白，《后汉书·左慈传》云：

后操出近郊，士大夫从者百许人，慈乃为赍酒一升、脯一斤，手自斟酌，百官莫不醉饱。操怪之，使寻其故行，视诸鑪（指酒店）悉亡其酒脯矣。

显然，百官所喝的酒、所吃的肉脯都是左慈从沿路的酒家“摄”来的，属“搬运术”无疑。据说此术衣钵相承，一直传到近世，被不法之徒用来盗窃财物，人称“铁算盘”（杨绛女士在《走到人生边上》一书中提及的“铁板算命”，上海人亦称“铁算盘”，是一种骗人的算命术，拙著《寄庐杂笔·易学大师潘雨廷及其师友》中曾予揭露，“科普”了一番，可惜知者不多，下次写到有关题材时不妨再炒炒冷饭）。徐珂《清稗类钞·盗贼类》说：“铁算盘，盖役鬼以窃人财物者。其人入门，必先就主家乞茶或水饮之，否则不能算。且必主家自知所贮之数目，始能窃之。”俞樾《右台仙馆笔记》卷七曾详记其事：

江西李某，以贸易往来苏杭，亦老于江湖者也。尝自杭州归，途遇少年求载，同舟者咸拒之。李见其衣服蓝缕，踯躅江岸，心怜之，语同舟者曰：“孤客无归，大可怜悯，何惜此一席地乎？”乃招之登舟。及至常山，将舍舟而陆，少年顾诸客曰：“萍水相逢，幸附船骥。今行将分手，颇思稍尽微意，供诸君一饱，愿闻所嗜。”诸客曰：“昨过某处，见市中馒头颇佳，今思之，食指犹动。既承雅意，得此足矣，他不敢请。”时距其地已远，诸客姑以此难之，且知其贫，必不能办也。少年曰：“可。”乃还至其所卧处，蒙被而卧。众呼之，曰：“毋扰清梦。”众曰：“吾曹饥矣，馒头安在？”曰：“诸君何汲汲若是！顷方起馊裹馅耳。”卧如故。久之，觉热气缕缕自其被中出，众异焉。或曰：“此渴睡汉鼻息耳。”俄少年起曰：“馒头出笼矣！”发其衾，累累者皆是也。众客饱啖，咸果其腹。异而叩其术，笑不言。食已登陆，独约李会于三里外。李至，少年已先在，出数纸为赠。视之，自玉山起至李之乡里止，一路舟车悉为代雇，此则各牙郎之票据也。李怪问之，少年曰：“不敢相欺，某乃江湖所谓‘铁算盘’者也。不必探囊胠篋，而能以术取人财，舟中诸客所赍，已各分其半矣。以君长者，故丝毫未取，且为君代雇舟车，以报厚意。”李大惊，又甚感之，再三致谢。少年曰：“舟车之费，皆取之诸客，何谢焉？”李曰：“相距且数百里，何能咄嗟而办？”少年曰：“我辈于千里外物不难立致，况数百里内，直咫尺耳！”又谓李曰：“江湖间如我辈者不少，君此后橐中宜置五谷少许，或官府印花，方不为术士所算也。”遂别李而去。李持票据示牙行，无不合契，沿途舟车，悉应付如数。盗亦有道，斯之谓与？

书生积习，免不了抄书为证。然而尽信书则不如无书，还是“内举”不避亲，循旧例举亲属之事为例吧。上文提到我外公和几个弟弟同住一个大杂院。一天，有两个男子进门来讨水喝。他们走后，有两家室内的箱子突然乒乒乓乓响个不停，急急跑去一看，箱内已经空空如也，不禁连呼上当。另一家的箱子盖上则躺着两个纸人，箱内财物毫发无损，原来他家早有准备，贵重物品都裹以女人使用过的月经带，邪术遂告失效。还有一家则发现水缸上漂着两个湿透了的纸人，原来他们把重要财物如金银等都放在缸底，纸人“不谙水性”，成了“落汤鸡”，遂无法可施了。猜想失窃两家的财物就是被这样的纸人搬走的。想不到“纸老虎”人称无用，纸人倒可怕如此！小时母亲常和我们说起此事，告诫说有陌生人进门，是不好随便接待的。因为倘没吃过你家的东西，就无法下手。这与《清稗类钞》所记相符。当时故乡的习惯，白天无不家家“大门八字开”的，任何人要进便进，现在大概移风易俗，家家都“铁将军”把门了吧。

有关“铁算盘”的事情，直至民国还见诸报章，这里不想一一列举，且就近取譬，谈谈我们上海发生过的事吧。李定夷《民国趣史·铁算盘》云：

浦东老白渡地方民人张金和，开设豆腐店，历有年所。营业发达，积蓄颇裕。一日上午，忽来江北难民男女老幼二千馀人，踵门求乞。中有一年届五旬之老妪，首先入门，向店主乞得豆腐浆一碗，乘间详询店主姓名年岁，纠缠不清。旋由巡警到来，将若辈驱逐出境。事后检点箱箧，始知内储衣饰不翼而飞。计共失去绸皮衣服三十馀件，现洋二百元，钞票二十五元，铜元十一千，金压发、金戒等，约值五百馀金之谱。当由店主投该管三区一分驻所报请饬缉，孟警佐据报，大为诧异。特亲自前往踏勘，以便设法踩缉。而该处附近居民，佥谓该难民等实为江湖上一种铁算盘者所乔装。以故远近往观者，人山人海，咸称奇事云。

据清人许起《珊瑚舌雕谈初笔》卷四说，对付铁算盘邪术，“切勿饮以茶荈，须掷碎杯盏，以破其法。金贝须护以元米茶叶，则其盘算不灵矣”。齐学裘《见闻随笔》卷二一则说，“凡行路携带金银，必以粟米、茶叶掺其中，使细碎不知数，则不能算。如数目了然，分两不讹，一与言之，即探取如囊中物。”张培仁《静娱亭笔记》卷八云：“其法非妇女进人家中得水饮之则不验，又须生魂附纸人而行乃得售其技。闻有将纸人拿获者，必有年老妇人登门谢罪，必求还其纸人而后已。如不从，则用危言恐喝。”铁算盘术者进门讨水喝，役取纸人盗物，皆与家母所言相合，不同的只是行术者是男子而不是妇人，那两个“溺水”的纸人也并没人来要求归还。

邪术役使纸人，罗贯中在《三国志通俗演义》中有过描述。其书卷一说刘、关、张进攻黄巾军首领张宝的军队，“张宝就马上披发仗剑作用，风雨大作，黑气冲天，无限人马自天而降。玄德急回，军兵大乱，被张宝杀败”。次日宰猪羊取血，令军伏于山上，张宝又作法，于是“秽物齐泼，但见空中纸人草马，纷纷坠地；风雷顿息，砂石不能飞”。罗贯中在这里以今例古，想当然地把役使纸人的妖术挪用到东汉末去了。据我考证，这一巫术似最早起于宋代，洪迈《夷坚志》及章炳文《搜神秘览》皆有记载，元末明初人更是言之凿凿。据说家畜之血能破此法，后来经过毛宗岗修改的《三国演义》第二回在猪、羊血外又添了狗血。不知怎的，民间竟会把狗血看成是破邪术的万应灵丹。据《资治通鉴》卷二五三记载，广明元年，青城妖人率领党徒，诈称是西川节度使陈敬瑄，被人发觉，“执之，沃以狗血，即引服，悉诛之”。《水浒传》第五十三回写李逵得罪了罗真人，罗真人作法将他从天上摔到蓟州府衙门，被怀疑是妖人，“牢子、节级将李逵捆翻，驱下厅前草地里。一个虞候，掇一盆狗血，劈头一淋。又一个提一桶尿粪来，望李逵头上直浇到脚底下。李逵口里耳朵里，都是尿屎”。“狗血淋头”或“狗血喷头”的俗语大概就是这样来的吧？

但家母所说的破铁算盘之法，清人笔记似未说起。一家用的是水缸，而另一家用的则是月经带。经血破邪的传说似晚于狗血，自惭腹俭，只看到清代李百川《绿野仙踪》卷三十三回叙曹邦辅破蒋金花妖术， “竹筒内装猪狗血、大蒜汁、妇人精水等项秽物”，交战时，用竹筒喷去。不过破铁算盘，清人笔记中说用的却是干净的粟米和茶叶，并不用肮脏的血水。可惜我外婆家的长辈只知抱残守阙，不会吸收当时的防盗“先进经验”！

老教授讲往事之：我所知道的武林高手

我所知道的武林高手 寄庐志疑·技击零拾 （上）


自改革开放以来，思想解锢，禁忌渐消，有些民间隐蔽的文化传统也逐渐得到介绍，可谓“发潜德之幽光”了。最显著的就是技击之道，电视上不断介绍各家各派，令人眼界大开，似乎已用不到我这个孤陋寡闻之人再来饶舌了。不过平生所见所闻，倒也有可拾遗补阙之处。且在这里信笔书来，供人解闷，为己备忘，未尝不可吧。
刘衍文

德清师、祝三师和庆馀师

先从幼时说起吧。我籍贯是浙江龙游，地属衢州。衢州有南孔庙，据家谱所载，祖上是在金兵入侵后从山东和衍圣公一起南渡至衢的，世为衢州西安县人。自我祖父始，才迁龙游。此县物产丰富，而当时人口并不多，县人安土重迁，而外地移民则很多，散居于城乡各处。

上文提到，到龙游的义乌人多以搬运工为业，这些人多能武术，常教人习拳，言必称宗泽公与戚继光，以此为荣。这是因为抗金名将宗泽是义乌人，而戚继光抗倭，练的兵也是义乌人之故。我认识一个名叫丁德清的义乌师傅，大家都称他为“德清师”（龙游人以前称工匠，去姓称名加“师”字以示尊重），他原来做搬运工，因患吐血之症，没力气再干了，改行做厨师。他烧得一手好菜，其中尤以肉圆、狮子头为最佳，我们孩子都很喜欢和他交谈，也喜欢吃他烧的菜。肉圆是龙游名菜，而狮子头则是扬帮名肴。许多年后，我们曾到扬州馆子去吃过一次狮子头，却觉得德清师的厨艺要高出扬帮数倍，以后便再也不想去问津了。小时候我们也不是又冷又饿，成年后也不可能日食万钱，前后滋味大异，想来与周容《芋老人传》中所说的宰相不一样吧？当地人都说德清师患的是肺痨，他自己也是这么说的。那时大家都不知道肺病会传染，都爱吃他烧的菜，不怕与他接触。

德清师告诉我们，有兄弟两个义乌人来龙游，哥哥身材矮小，却是个教拳的师傅，武艺要得；弟弟叫祝三，体魄强壮，虽拳术不如乃兄，却有天生神力。他曾与当地搬运工发生争吵，一人便将三十多人全部打伤，自己却毫发无损，连累老板赔了医药费。以后被打的这帮人见了他就远远避开，知道惹他不得，须知这些人也是有武艺在身的。

有一次，外地来了一个耍“流星锤”的汉子，有两个徒弟陪着。所谓“流星锤”，是一个挂在铁链条上的铁锤。汉子出其不意，竟一锤向坐在账桌前的老板打去，差一点就要打到脸上了，却随即收锤在手，接着拔出三支短镖往柜台上一摆，强要老板付钱消灾。老板开始猝不及防，大吃一惊，既而愤极，顺手把那三支镖扫到地上，用的是左手，谁知这一下可惹祸了。原来江湖上的规矩，若用右手把镖甩掉，他不怪你，会继续讨价还价；但用了左手，就认为是要和他较量了。正在争执之际，祝三师来了，把汉子像抓小鸡般一手提起，向街心摔去，摔得他四肢扑地，几乎不能动弹。四周观者如堵，汉子良久才勉强爬起，蹒跚着脚步，走到祝三师面前，拱一拱手说：“佩服、佩服。请教尊姓大名。三年以后再来领教。”说着就和两个徒弟一起离开了。“三年”的话，只不过是他下场时遮羞用的，其实再也不曾来寻仇。祝三师的神力不禁使我联想起《三国演义》中吕布辕门射戟前，把袁术大将纪灵“一把扯回，如提童稚”的情景。大约再过了二十多年吧，祝三师突然发精神病了，同事都很怕他会动手伤人，于是叫他的儿子来龙游照顾。可能是在甲戌年的除夕（依公历已到1935年）吧，他忽然被人发现在厕所里自缢而死。与其同住宿舍的饶宗祥和我关系最好，他告诉我，祝三师死后，他每晚必闻到布料烧焦之味（他称为“破布臭”），达三月之久始散，同住的人也都闻到。吓得宗祥晚上不敢一个人上厕所，生怕吊死鬼现形。宗祥说：女子吊死处，其初必闻水粉香；男子吊死处，则必有破布臭。他说这见得多了。祝三师精神失常后，我曾见到过一次，也见过他的儿子，但没有交谈过，至今不知祝三师姓什么。他的拳师哥哥则从未谋面，后悔当时未向德清师问个清楚。

当时我已看完《水浒传》，就问德清师，你们有没有 “武松打虎”的能耐呢？德清师说这不容易的，于是便讲了义乌两个遇虎之人的故事，还说了他们的姓名，可惜我现在已经记不起了。

一人武艺高强，有“铁臂”之称。一次途中遇虎，他以右臂挡之，结果人与虎都半昏迷了。众人来把他救回，始发现虎伏于旁，用舌舔其右臂不止，弄得只剩下骨头空挂在身上。从此虽剩左臂，还是十来个人近不了身。

另一人则平时精神不大正常。一天，以硬木扁担挑物进山，在路上休息时碰到老虎猛扑过来，他即以扁担直冲过去，恰巧插入老虎的血盆大口。老虎痛极，直往后退，此人就手执扁担向前步步紧逼，结果老虎退到山崖，跌下去摔死了，扁担还插在老虎嘴里呢。

德清师说，论拳术，凤阳人要比义乌人高。义乌前辈中有一人，年纪要比他大三十馀岁，武艺之高当地无人能敌。后到凤阳，受到一老拳师赏识，又教了他许多绝技，且以爱女招之为婿。这女儿身手亦甚不凡，夫妇两人，日夕研讨技击。后来此人还乡，竟另外娶妻生子。凤阳的老丈人死后，其妻来义乌找他，发现他已另有新欢，就在他家门口一棵树上，将一双小脚倒挂枝条，绝食而死，附近来观者甚众。三寸金莲，倒挂树上，死而不坠，亦是奇事。人们都同情这个凤阳女子，为之叹息，无不谴责其夫之无情无义。德清师也认识此人，从此就不再理他了。可见公道自在人心，良知良能还是不会泯灭的。

除了义乌人外，其他外地人也不乏有武艺绝技的。在我小学毕业，即将进入中学时，又认识了一个酿酒的庆馀师，他是浙江淳安人，姓什么已经忘记了。他工作很清闲，一般上午工作，下午就下象棋，我是观弈时与他相熟的，也是他教会了我下棋。他常和我外出散步、交谈。他对我说，他是在淳安打抱不平，打死一个土豪后逃出来的。打手追他，都被他逐一打翻。要是被他们抓获，早就没了性命。他曾让我看他的两项绝技，一是满满的一大桶水，系上短绳，用牙齿咬着把它提起，一连转好几个身。二是将一张八仙桌，很沉的，手执一腿平平提起，身转三四圈，左右手皆能。我不禁看呆了，说：“你真是生不逢辰啊！若在刀枪对垒的时代，岂不是一员猛将！”我曾听说义乌拳有个故示弱以图取胜的绝招“九渡十八跌”，问他会不会，他说：“听说过，不过不会。绝招都是不外传的，要传也只传一两个人。我的功夫也是一样。”

抗日军兴，庆馀师离开龙游，从此便杳无音讯了。

大力士钱荣海、姚善林

放暑假时，大力士钱荣海带了一班人来龙游演技，兼给人治伤，演技有跌打表演、钉山打石、单拉汽车、双拉汽车等，当时惊为天人，后来见得多了，知道都是大力士的惯弄之技，不足为奇的。但当时在我们这个闭塞的山城，却都轰动一时。我当时左脚跌伤，有父执介绍我去找钱医治。钱让我把脚平放在凳子上，手执一根一尺多长的铁针从膝盖骨上钻进去，酸痛得我冷汗直冒。这样一连钻了三次，最后钱说：“你受伤太久了，早一点来医就好了。不过从此保证你能走路，阴雨天受凉或许会痛，但无大碍。”结果果如所言。他用的针，与一般针灸医生所用的大不相同，后来我也从未见过。晚年听一位一起学习的某校校长（姓名失记）说：早年青岛有位德国经理患头痛头晕，群医束手，痛苦异常，后来请到一位当地土医，就是用这样长、这样粗的针扎其穴位的，一针即见效。土医很穷，经理就把他安排在公司任职。一战结束，德国打败，公司息业停产，经理还把这个土医带到德国去。这种绝技在中土失传，真是可惜！

钱荣海给我治病后不到三年，他的杂技团就告解散了，意想不到的是他竟客死江西。听说他们在江西某地演技行医时，被一个小和尚嘲笑，钱便对他略施薄惩。小和尚回到庙中哭诉，老和尚便下山去找钱，说：“小徒不懂事，开罪大师，大师当看他年纪轻，宽宏大量一些，那才是功德呀！大师竟不肯饶人，有此功夫，实在佩服、佩服！”说罢便双手合十而去。哪知老僧走后不到一刻钟，钱就四肢麻痹，一会儿就神志不清，当晚即告断气了。据内行人说：老和尚对钱施了“飞穴”之术。 “点穴”之术，知者甚多，既可用以打人，亦可用于治病，武侠小说多有描述。但江西的“飞穴”之术则知者甚少，能之者亦秘而不宣。“点穴”要点到穴道才会起作用，但“飞穴”却是能隔着空间的，其技比点穴更高一筹。老僧要为其徒出气，背佛家慈悲之旨，居然心狠手辣，下此毒手。钱荣海死后，其妻嫁给了他的大徒弟劳振坤，在我们家乡定居，靠行医为生。

另一位大力士叫姚善林，他的故事我是听表弟罗诚说的。那时我已在杭州新群高级中学文科教书，表弟为找工作而来杭州。谈起钱荣海，他就说，姚善林的本事才是真大。抗战时，衢州中学迁至石梁，他正在该校读书，就是在那时看到姚的，其技为平生所仅见。一天，姚带了一班人，借衢中的操场演技行医。当时学校有个体育教员叫李宝书的，也曾教过我，东北人，军人出身，人高马大，亦练武功，但却胸无点墨，爱吹牛皮。如曾说某航空员开飞机在天上盘旋，见他正在教习体操，居然低飞向他致敬，定睛一看，原来这是他的学生，遂与之交谈良久。同学们听了都不禁哄堂大笑。

李宝书听说姚善林占用操场演技，大为不满，就来找姚。姚请他坐，递上香烟，说：“多多打扰，我们是向校方打过招呼的，借操场空闲时混口饭吃，请多多包涵。”不料李接过香烟，向地下一掷，拔出拳头便向姚打去，大叫：“我要打你！”谁知拳尚未到身，姚即以一手紧扣其腕，将其反转，使李几乎弯腰至地，动弹不得。姚接着就对大家说：“我对这位先生够客气的了。请他坐，请他吸烟，还向他补打招呼，一点没有开罪他，为什么一上来莫名其妙就要打我？大家评评理。我们走江湖的，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不欺侮人，也决不能让人欺侮……”这时围观人中有当地老乡，也有学生，罗诚也在其中。大家七劝八劝，终于让姚松开了手。李回宿舍要拿手枪来打姚，被同事和学生劝住。此后，李觉得丢了面子，竟有两个多星期不敢出来上课，当然再也不敢瞎吹了。

强中更有强中手，二人的较量也许说明不了什么问题，但姚的确还有其特殊的本领。他的绝招是缩身缩骨：一个上下左右都是利刃的小空间，小到头伸进去就难免受伤的刀剑之丛，他能缩身纵跳穿隙而过。罗诚亲见过好几回了。后来听人说凡大力士皆能此技，乡人则说钱荣海和他的徒弟也有这一招，但我却未曾见到。

黄煦先生所谈

抗战胜利，神州光复，迁至浙江云和的省通志馆，也准备随省政府复员到杭州。馆中同仁都在包扎行李，整装待发。由于缺乏交通工具，虽心急如焚，但还得耐心等候，竟一连等了三个多星期没有消息。同事们既不能办公，又不能丢开这些包扎起来的书籍用品不管，只能坐着闲聊。

馆员黄煦先生，原是家父在凤梧书院读书时的同学，他对家父印象甚深，但家父健忘，已经记不得有这么个同窗了。黄先生是终身素食的，平日老老实实，勤勤恳恳，沉默寡言。我在《雕虫诗话》卷五中曾提起过他，但因无关诗艺，未曾提及其所谈的奇闻异事，这里不妨作一补记。

黄先生说：云和这里治安很好，很安静。上海则是流氓横行的天下，杭州情况要稍好一些，但也应该小心。同事们听了，都有些害怕。有人问：那怎么办呢？他说：“如果三五个人上来找我寻衅，不在话下；即使上来十几个人，我也不怕。”这时，同仁才知道他有武艺，但平时一点都看不出来，真可谓真人不露相。问他是从哪里学来的。他说是父亲所教，父亲则是飞云师所传。大家问飞云师是谁，于是他就讲起飞云师的情况。

飞云师是一个隐姓埋名的和尚，人们怀疑他原是太平天国的中下级军官，失败后逃出来出家的。他隐居在龙游、遂昌和衢州交界的山区小庙里，教了十三个徒弟。黄父是大师兄，得其真传，最小的徒弟叫黄金龙，功夫也好。但飞云师认为黄金龙本性不良，终会犯凶，临终前嘱托大师兄好好管教他，因为只有大师兄才有制伏他的功夫。黄金龙知道大师兄家有一册“抓筋”秘本，经常来借看，黄父被纠缠不过，便一烧了之。所谓“抓筋”，即格斗时能用手迅速将对方的血管拉出，或使之堵塞之术。同仁们问黄有没有这一绝招。他说他父亲会，但不肯教人，包括自己的子女，惟恐他们失控闯祸。但黄又说，他虽不会“抓筋”，但应付几个彪形大汉还绰绰有馀。大家听得兴起，要他露一手。他便叫我们上来，我们一拥而上，却都近不了他身。一近其身，就感到心胸沉闷异常，非要退到一定的距离此感才消。于是知道黄先生自述非虚。

老教授讲往事之：

尢彭熙和他的老师唐师傅 ——寄庐志疑·技击零拾 （中）


刘衍文 发表于2012-07-22 02:36

幼时德清师对我说过，少林功夫深的人，死时会十分痛苦，筋脉断不了，往往全身缩成一团。

幼时德清师对我说过，少林功夫深的人，死时会十分痛苦，筋脉断不了，往往全身缩成一团；而学太极、形意者，又往往会中风，且其年很难及于中寿。




刘衍文（后排左一）、潘雨廷（后排左四）、蒋锡康（后排左五）、袁根山（后排左六）、欧阳敏（前排左二）、尢彭熙（前排左四）等人合影。

尢彭熙、唐师傅

我曾写过一篇《徐朗西家事琐话》，收在拙著《寄庐茶座》中，其中谈到拳术家乐幻智和尢彭熙二先生，曾说“关于他两人的恩恩怨怨，当另作专题叙述”。今读到陈巨来先生的遗著《安持人物琐忆》，其中有《记太极形意八卦三个内家拳事》一篇，也谈到这两位武林高手，所叙与我所知有所不同。有些可能是传闻异辞，可备一说；也有一些是误传误判，宜加订正。

说来我与巨来先生及其同父异母弟左高先生皆相熟稔,一度与巨来还经常见面。但交往中我所不解的是，巨来与袁世凯二公子克文相交莫逆，克文来上海，与他几乎形影不离。但克文与徐朗西先生交换过金兰谱，又在洪门和清帮中辈分相同，《寒云日记》中屡屡提及朗老，却无一语道及巨来；今读巨来之文，其中亦无一语及于朗老。以巨来之太丘道广，不会不知道这位上海闻人，更不会不知道朗老和寒云间关系之密切。可惜巨来已归道山，这一疑问再也无从叩问了。以乐、尢两位而言，巨来当日和我们见面时，掌故罗胸，滔滔不绝，却也从无一语提及。后来我与尢老师（今日武林皆如此称其师，今从之）家大半人都有交往，他们也从未谈及巨来曾向尢学过拳术。忖度其故，当是陈去学拳为时较早，而我与尢老师之相识则在其晚年，这时陈、尢之间大概已没有什么接触了吧？今姑录拙作《徐朗西家事琐话》中有关文字如下（《寄庐茶座》337-339页）：

我有一位难友胡道彰，是著名国学大师胡朴安的次子，曾任《民国日报》编辑。我们父子之得识顾廷龙、胡道静二先生就是由他引见的。解放前他去香港，协助以发明万金油起家的胡文虎、胡文豹的接班人胡好办事，颇得其倚重，几视为左右手。他本想稍待筹措停当，便举家迁港定居的。不意天有不测风云，胡好突因飞机失事丧身，他顿失凭依。以大陆多乃父故交，心想复我邦族，必获照拂，加之思念留在上海的外室，便促其归心。回大陆后曾找过朱学范、吴绍澍、金仲华等人，金要介绍他参加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却被他婉谢了。他不想卷入政治漩涡，只愿安分度日，不意这一决定铸成大错。因为如果加入了民革，解放后从香港归来，可作起义人员对待，一切旧账可以不算。但他不肯加入，就活该倒霉，镇压反革命运动来了，自不免被捕入狱，而外室当然随人去了。及至刑满释放，戴了一顶“历史反革命”的帽子，无休无止地被监督劳动。若非拨乱反正，这种“监督劳动”不知竟伊于何底，不啻是监外执行的无期徒刑呢！

与胡道彰初识时，彼此都觉得对方不似凶神恶煞之人，亦非偷鸡摸狗之辈，就交谈起来。说到南社，谈起高吹万的花园、藏书，他说小时曾随父到金山高家花园作客数月。听说我见过朗老，就说：“这也是我的父执，他功夫极来得呢！”我问什么功夫？答曰：“武术嘛。我父亲也喜欢打拳，就是在与他比赛时不小心受了内伤，弄得半身不遂的。”

我说：“我从未听说朗老有武功呀！”道彰却说：“很扎实，很扎实哩！”

我就去问小毛（朗老幼子幼庚）：“令尊也有超凡的功夫吗？”

小毛说：“不错，不过他是真人难得露相，在朴安伯伯面前不过是略施小技而已。但大家都见过我父亲曾大大露了一手。那是一个热天、大家聚在广场上，父亲穿一件长衫，手拿一柄白纸折扇。有一姓黄的拳术很精，突发猛劲向我父亲冲去，意欲先发制人。我父亲只用折扇轻轻一搧，他就倒翻一个觔斗跌出老远去了。这是我们亲眼目睹的。人们都赞叹不已，连说‘朗老真棒，朗老真棒！’”

肢体不相接触就能打人，俗称“空劲”。媒体一度曾说是唯心的、捏造出来的，但据我所见，却是的确存在的。但朗老自信有此功力，其子女也坚信不疑，我却深表怀疑，以为是对手弄虚作假，以讨朗老欢心的。这件事，在我和尢彭熙先生相识后方才明其就里。

尢彭熙早年留学比国，获医学博士学位。友人王逢年皮肤有病，也是小毛陪去找他看的。本约我同去，我因发烧不能前往，致与尢医生的相识推迟了十年。尢本与乐幻智相交莫逆，都是朗老的座上客，后有隙反目。关于他两人的恩恩怨怨，当另作专题叙述。

我与尢医生相熟后，提起此事。尢老师说：“你且坐着。”他让小外甥女坐我腿上，背靠我胸。同时叫我双手握着女孩的小手，轻轻、缓缓地上下移动。接着，他叫一个孔武有力的大汉站在我前面，我捏住小女孩的手稍向下一移，大汉立刻跌倒在地；我手不动，他就站不起来，只是一味挣扎；我将手稍稍往上一抬，他便马上站起来了。尢老师说：“朗老的情况就如你和我的外甥女一样，不是她的力，也不是你的力，是我站在后面发的功呀！朗老不知，正是乐幻智站在他的后面，用意念不动声色地起作用。”我问：“假如没有乐老师的操纵呢？”尢老师笑道：“那简直不堪设想，恐怕朗老早就归天了。”随后郑重地说：“朗老过去声名太大，奉承的人也太多，也就自视过高，忘乎所以了。一切得意过头的人，都当引以为戒才是。”接着又补充道：“那天我也在场，但不会说穿的，不仅怕扫了朗老的兴，还怕引起不必要的误会。对大人物及那些大大小小的权威们，说真话、实话，难哪！”

当局者迷而不悟，旁观者清而难言，在这件事上，朗老一家为人愚弄而至死不知，并不仅仅是“君子可欺以其方”之故，这正是人生和社会的微妙之处，若引而申之、扩而充之，良可叹也，孰能止之？

我与尢老师相识的经过且在这里补叙一下：我早年在上海教师进修学院有个学生袁根山，“文革”时下放到上海音乐学院管理房子。袁年轻时患有肺病，动手术后常发气喘。他为了强身，不知在何处学了太极拳，每天早上起来就到校园里练功。有一天正在练习，忽然看到一位女士正在旁边笑着看他打拳，就问：“你有兴趣吗？我来教你。”女士却说：“我会的，而且比你打得好。”袁看她弱不禁风的样子，不大相信。女士就打给他看，一出手，袁就惊呆了。遂问其姓名，哪里学的打拳，她告诉他，她叫尢家铮（巨来文中误作“家珍”，系因上海方言前后鼻音不分致讹），在本校教钢琴，拳术出自家传，父亲是尢彭熙，她是家中最小的女儿。袁遂缘其介绍，拜见其父，开始学最初级的站桩。闲谈时他向尢老师提起我，说到我与朗老一家相熟之事。尢说自己当初也是朗老的座上客，遂当即要我去和他相见。见面后，彼此交谈甚欢。尢甚好客，我就陆续介绍了难友左拉专家毕修勺、莎士比亚专家孙大雨、原沪西中学校长黄濬思、易学大师潘雨廷，同事蒋锡康、吴广洋，好友唐秉珍、上海博物馆黄福康等人到他家，毕老又介绍吴德培、许杰，还有曾任陈毅元帅警卫连连长的马春等人去。其中黄濬思、蒋锡康、吴广洋还学起了站桩，尢大概为他们开了方便法门，三人很快就通了气。我则略无好学之心，旁观而已。尢老师见状，责怪道：“别人想跟我学还得不到，你怎么竟不想学呢？”我说：“我一生坎坷，一身是病，哪有精力来学？何况我现在正在教书写书，没有时间，不能像别人那样常来。此事万请原谅。”尢说：“越是身体不好，就越是应该锻炼。你们年纪大，跟我学，别的没有什么好处，不过可以保证你们比原来的寿命多活五年。”提到生死，我想起幼时德清师对我说过，少林功夫深的人，死时会十分痛苦，筋脉断不了，往往全身缩成一团；而学太极、形意者，又往往会中风，且其年很难及于中寿。他见得多了。我问尢老师此说是否属实，他说：“学得不得法，自会如此；跟我学，保证不会。”我说：“你的好意我领会了，非常感谢，但我实在懒散得很，吃不了苦头。这样吧，我叫我四子永吟学学看。”永吟遂从袁根山学站桩，练了三天，一站就汗出如浆，衣裤尽湿，大喊吃不消，就此中止了学习。

这时，女医生费志平忽然到我家来，传其母命说有一位唐师傅想见见我，要我马上就去。费母名徐仲瑶，我在《徐朗西家事琐话》中提到过，其父是和孙中山、朗老一起闹革命，互相称兄道弟的。以其父死得早，朗老怜之，收为义女。我也是在朗老家与她熟识的。徐老太太能预知，我曾带吴广洋去见过她，领教过她这方面的本事，她说我次子永明的事也极验。但不知何故，她百岁后说的话就不灵了。在此处先提一下，容后再表。

这位唐师傅是谁，我毫无所知，但徐老太太我是信任的，于是不假思索便跟着费医生来到新闸路的一幢房子。进了客厅，一位老妇人出来接待，要我略等片刻。费告诉我，这位太太名叫高倩萍，原是电影明星，丈夫高占非，也是电影名小生。夫妇早已离异，丈夫亦已去世，有一子高中柱（又作崇树），母子二人都曾跟乐幻智学过太极拳，功夫都不错。高倩萍年轻时和蓝苹合拍过电影，旧时电影杂志曾登有两人的合影。她后来改名希礼，退出电影界，改行当了律师，逃脱了后来“文革”中许多明星遭受的无妄之灾。“祸福茫茫不可期，大都早退似先知”，似乎是受了高人的指点。

少刻，高请我上楼，只见一位老太太坐着，头发花白，慈眉善目，我想这自然是唐师傅了，便上前向她鞠了一躬。唐师傅说：“你来了，好好！没什么事，回去吧！”我唯唯而退，但心中未免纳闷。这时高对我说：“有事会通知你的，你走吧。”回家后，过一小时光景，费医生来了。她说：“唐师傅说你肠子里生了一个小肿块，像花生米般大小。今带来念过咒的糖果二粒，用开水吞服，今晚不能再吃任何东西。从明天起连吃三个月素，并且不能外出。保证能把你治好。”我说要上课怎么办？她便去请示了唐师傅，转告我：“上课你去好了，最好不要让亲友来家。”我那时天天腹痛，大便有槽成凹形，性懒未去就诊，竟被唐师傅遥视发现了。依其言而行，三个月后，病果霍然而愈。奇怪的是，此后，唐师傅对我在家的举动一一了如指掌，如同在我家安了探头和窃听器一般；但我外出授课时之所遇，她就一概不知了。那时她住的三楼被一个工人占去居住（俗称“抢房子”，“文革”时极普遍的现象），这工人一回家，她就像受了强烈干扰一样，浑然不知我的信息了。这都是费医生告诉我的。

当尢老师得知我去新闸路见过唐师傅之后，他就不再坚持要我学站桩了。他私下向我承认唐师傅是他的老师，悄悄地对我说：“我练功修行，碰到许多疑问，想去请师父为我解疑祛惑，但每次都受到阻碍，叫我如何是好？”他希望我能将其意转达给唐师傅。这时我才意识到，尢老师拳术的精进，一定与唐师傅的传授有关。

关于唐师傅与尢老师的师徒关系，巨来书中也曾话及，但多道听途说之言。如说：“尢与乐，本为同志（同学密宗之同志），因二人共争拜唐××为师，尢富乐贫。尢遂胜利了。”这就大错特错了。的确，他们两位都是藏密宁玛派（红密）的信徒，但师傅收徒弟，决无只收一人之理。巨来先生不知，乐、尢各有一位女师父，乐的师父是公开的，其徒人人皆知，尊之曰“王师太”而不名；尢的师父则是半公开的，即唐师傅，巨来称为“唐××”者是也。朗老小女儿棣华曾对我说，以前高倩萍常到朗老家去，后来就不去了。棣华有一次在路上遇到高，高对她说：“我现在虽然不到府上来，却是非常关心你们的，常在晚上出神，到府上来探望。”棣华说，她不信高有此本领，不过听说她供奉着一位老太太，具此神通，而高对此事讳莫如深。当时我以为棣华是猜测之辞，想不到后来真的见到高所供奉之人了。

巨来文中又说：“尢为密宗信徒，他为西藏诺那活佛之再传弟子，女师乃一女性，名唐××，他特在新闸路某里租一屋供养之。唐居二楼，尢住楼下。人言纷纷，尢置若罔闻。”唐师傅名宛音，巨来不知，遂以××代替；又说屋为尢所租，其实为唐所自置；说“人言纷纷”，亦殊属误会，其实是尢老师和高倩萍同住楼下，共修“无上瑜伽”多年，久不回家。其续弦夫人欧阳敏对此极不满意，只要一提“新闸路”三字，就要大吵大闹。后来尢与高产生嫌隙，再也不在新闸路住了。每次想去请益唐师傅，一到唐家，就被高倩萍推搡出门，使其不得尽言。

过了几年，高倩萍、高中柱母子先后以中风去世，子先母后。唐师傅的生活起居由费医生之夫王瑞平照料，费则为其作医疗护理。唐收王为关门弟子，但不知何故，却未收其妻为徒。我逐渐知道了唐师傅的一些情况：她是广东人，原做助产士，不仅是诺那上师的弟子，而且还是他的代表和替身。唐师傅有许多名流弟子，王、费曾逐一为我说起过，但我对海上名流不大熟悉，未能记住。他们说，来磕头的，包括尢老师，都在楼梯上一路跪拜上去的。言下似乎暗指我去见唐时没有礼貌，只鞠一躬；又说我什么事都喜欢寻根究底的，这最不好。他们还说，当年阮玲玉就住在唐师傅家附近，屡去朝拜，被唐收为徒弟，据说死后转世投胎在某处，他们都去看过。我疑惑的是，阮既已皈依，唐能治我之病，却如何不能救阮之死。他们还告诉我了一件与尢家有关的事情：有位高僧刘上师，是唐师傅的师兄，唐曾受过他的大恩。后来将他接到上海，圆寂后投胎为尢老师之女家鉴之子。唐曾要他们去把他找来，欲唤醒他的悟性，不使他转世灵昧。家鉴这个儿子我也见过，已忘其名，今亦不知其近况。

1981年尢老师夫妇赴美，从此作不归之鹤。唐师傅忽然又念起家铃、家铮姊妹来。这时已无母亲的阻挡了，她们也就常去探望唐师傅。袁根山说，唐师傅医好了家铮的乳腺癌。家铮则告诉我：“唐师傅要为家铃介绍对象，但这是不可能成功的。”但未说原因。根山则透露家铃是位“女同志”。费医生告诉我：唐师傅说，她要配好七对夫妇方能了却尘缘，数下来已配了五对，但结果都不圆满。

唐师傅后以八十九岁高龄化去，辞世前说身后当有三粒舍利子，后检其骨灰，果如其言。 ■

老教授讲往事之：尢彭熙与乐幻智 寄庐志疑·技击零拾 （下）

尢彭熙、唐师傅

我曾写过一篇《徐朗西家事琐话》，收在拙著《寄庐茶座》中，其中谈到拳术家乐幻智和尢彭熙二先生，曾说“关于他两人的恩恩怨怨，当另作专题叙述”。今读到陈巨来先生的遗著《安持人物琐忆》，其中有《记太极形意八卦三个内家拳事》一篇，也谈到这两位武林高手，所叙与我所知有所不同。有些可能是传闻异辞，可备一说；也有一些是误传误判，宜加订正。

说来我与巨来先生及其同父异母弟左高先生皆相熟稔,一度与巨来还经常见面。但交往中我所不解的是，巨来与袁世凯二公子克文相交莫逆，克文来上海，与他几乎形影不离。但克文与徐朗西先生交换过金兰谱，又在洪门和清帮中辈分相同，《寒云日记》中屡屡提及朗老，却无一语道及巨来；今读巨来之文，其中亦无一语及于朗老。以巨来之太丘道广，不会不知道这位上海闻人，更不会不知道朗老和寒云间关系之密切。可惜巨来已归道山，这一疑问再也无从叩问了。以乐、尢两位而言，巨来当日和我们见面时，掌故罗胸，滔滔不绝，却也从无一语提及。后来我与尢老师（今日武林皆如此称其师，今从之）家大半人都有交往，他们也从未谈及巨来曾向尢学过拳术。忖度其故，当是陈去学拳为时较早，而我与尢老师之相识则在其晚年，这时陈、尢之间大概已没有什么接触了吧？今姑录拙作《徐朗西家事琐话》中有关文字如下（《寄庐茶座》337-339页）：

我有一位难友胡道彰，是著名国学大师胡朴安的次子，曾任《民国日报》编辑。我们父子之得识顾廷龙、胡道静二先生就是由他引见的。解放前他去香港，协助以发明万金油起家的胡文虎、胡文豹的接班人胡好办事，颇得其倚重，几视为左右手。他本想稍待筹措停当，便举家迁港定居的。不意天有不测风云，胡好突因飞机失事丧身，他顿失凭依。以大陆多乃父故交，心想复我邦族，必获照拂，加之思念留在上海的外室，便促其归心。回大陆后曾找过朱学范、吴绍澍、金仲华等人，金要介绍他参加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却被他婉谢了。他不想卷入政治漩涡，只愿安分度日，不意这一决定铸成大错。因为如果加入了民革，解放后从香港归来，可作起义人员对待，一切旧账可以不算。但他不肯加入，就活该倒霉，镇压反革命运动来了，自不免被捕入狱，而外室当然随人去了。及至刑满释放，戴了一顶“历史反革命”的帽子，无休无止地被监督劳动。若非拨乱反正，这种“监督劳动”不知竟伊于何底，不啻是监外执行的无期徒刑呢！

与胡道彰初识时，彼此都觉得对方不似凶神恶煞之人，亦非偷鸡摸狗之辈，就交谈起来。说到南社，谈起高吹万的花园、藏书，他说小时曾随父到金山高家花园作客数月。听说我见过朗老，就说：“这也是我的父执，他功夫极来得呢！”我问什么功夫？答曰：“武术嘛。我父亲也喜欢打拳，就是在与他比赛时不小心受了内伤，弄得半身不遂的。”

我说：“我从未听说朗老有武功呀！”道彰却说：“很扎实，很扎实哩！”

我就去问小毛（朗老幼子幼庚）：“令尊也有超凡的功夫吗？”

小毛说：“不错，不过他是真人难得露相，在朴安伯伯面前不过是略施小技而已。但大家都见过我父亲曾大大露了一手。那是一个热天、大家聚在广场上，父亲穿一件长衫，手拿一柄白纸折扇。有一姓黄的拳术很精，突发猛劲向我父亲冲去，意欲先发制人。我父亲只用折扇轻轻一搧，他就倒翻一个觔斗跌出老远去了。这是我们亲眼目睹的。人们都赞叹不已，连说‘朗老真棒，朗老真棒！’”

肢体不相接触就能打人，俗称“空劲”。媒体一度曾说是唯心的、捏造出来的，但据我所见，却是的确存在的。但朗老自信有此功力，其子女也坚信不疑，我却深表怀疑，以为是对手弄虚作假，以讨朗老欢心的。这件事，在我和尢彭熙先生相识后方才明其就里。

尢彭熙早年留学比国，获医学博士学位。友人王逢年皮肤有病，也是小毛陪去找他看的。本约我同去，我因发烧不能前往，致与尢医生的相识推迟了十年。尢本与乐幻智相交莫逆，都是朗老的座上客，后有隙反目。关于他两人的恩恩怨怨，当另作专题叙述。

我与尢医生相熟后，提起此事。尢老师说：“你且坐着。”他让小外甥女坐我腿上，背靠我胸。同时叫我双手握着女孩的小手，轻轻、缓缓地上下移动。接着，他叫一个孔武有力的大汉站在我前面，我捏住小女孩的手稍向下一移，大汉立刻跌倒在地；我手不动，他就站不起来，只是一味挣扎；我将手稍稍往上一抬，他便马上站起来了。尢老师说：“朗老的情况就如你和我的外甥女一样，不是她的力，也不是你的力，是我站在后面发的功呀！朗老不知，正是乐幻智站在他的后面，用意念不动声色地起作用。”我问：“假如没有乐老师的操纵呢？”尢老师笑道：“那简直不堪设想，恐怕朗老早就归天了。”随后郑重地说：“朗老过去声名太大，奉承的人也太多，也就自视过高，忘乎所以了。一切得意过头的人，都当引以为戒才是。”接着又补充道：“那天我也在场，但不会说穿的，不仅怕扫了朗老的兴，还怕引起不必要的误会。对大人物及那些大大小小的权威们，说真话、实话，难哪！”

当局者迷而不悟，旁观者清而难言，在这件事上，朗老一家为人愚弄而至死不知，并不仅仅是“君子可欺以其方”之故，这正是人生和社会的微妙之处，若引而申之、扩而充之，良可叹也，孰能止之？

我与尢老师相识的经过且在这里补叙一下：我早年在上海教师进修学院有个学生袁根山，“文革”时下放到上海音乐学院管理房子。袁年轻时患有肺病，动手术后常发气喘。他为了强身，不知在何处学了太极拳，每天早上起来就到校园里练功。有一天正在练习，忽然看到一位女士正在旁边笑着看他打拳，就问：“你有兴趣吗？我来教你。”女士却说：“我会的，而且比你打得好。”袁看她弱不禁风的样子，不大相信。女士就打给他看，一出手，袁就惊呆了。遂问其姓名，哪里学的打拳，她告诉他，她叫尢家铮（巨来文中误作“家珍”，系因上海方言前后鼻音不分致讹），在本校教钢琴，拳术出自家传，父亲是尢彭熙，她是家中最小的女儿。袁遂缘其介绍，拜见其父，开始学最初级的站桩。闲谈时他向尢老师提起我，说到我与朗老一家相熟之事。尢说自己当初也是朗老的座上客，遂当即要我去和他相见。见面后，彼此交谈甚欢。尢甚好客，我就陆续介绍了难友左拉专家毕修勺、莎士比亚专家孙大雨、原沪西中学校长黄濬思、易学大师潘雨廷，同事蒋锡康、吴广洋，好友唐秉珍、上海博物馆黄福康等人到他家，毕老又介绍吴德培、许杰，还有曾任陈毅元帅警卫连连长的马春等人去。其中黄濬思、蒋锡康、吴广洋还学起了站桩，尢大概为他们开了方便法门，三人很快就通了气。我则略无好学之心，旁观而已。尢老师见状，责怪道：“别人想跟我学还得不到，你怎么竟不想学呢？”我说：“我一生坎坷，一身是病，哪有精力来学？何况我现在正在教书写书，没有时间，不能像别人那样常来。此事万请原谅。”尢说：“越是身体不好，就越是应该锻炼。你们年纪大，跟我学，别的没有什么好处，不过可以保证你们比原来的寿命多活五年。”提到生死，我想起幼时德清师对我说过，少林功夫深的人，死时会十分痛苦，筋脉断不了，往往全身缩成一团；而学太极、形意者，又往往会中风，且其年很难及于中寿。他见得多了。我问尢老师此说是否属实，他说：“学得不得法，自会如此；跟我学，保证不会。”我说：“你的好意我领会了，非常感谢，但我实在懒散得很，吃不了苦头。这样吧，我叫我四子永吟学学看。”永吟遂从袁根山学站桩，练了三天，一站就汗出如浆，衣裤尽湿，大喊吃不消，就此中止了学习。

这时，女医生费志平忽然到我家来，传其母命说有一位唐师傅想见见我，要我马上就去。费母名徐仲瑶，我在《徐朗西家事琐话》中提到过，其父是和孙中山、朗老一起闹革命，互相称兄道弟的。以其父死得早，朗老怜之，收为义女。我也是在朗老家与她熟识的。徐老太太能预知，我曾带吴广洋去见过她，领教过她这方面的本事，她说我次子永明的事也极验。但不知何故，她百岁后说的话就不灵了。在此处先提一下，容后再表。

这位唐师傅是谁，我毫无所知，但徐老太太我是信任的，于是不假思索便跟着费医生来到新闸路的一幢房子。进了客厅，一位老妇人出来接待，要我略等片刻。费告诉我，这位太太名叫高倩萍，原是电影明星，丈夫高占非，也是电影名小生。夫妇早已离异，丈夫亦已去世，有一子高中柱（又作崇树），母子二人都曾跟乐幻智学过太极拳，功夫都不错。高倩萍年轻时和蓝苹合拍过电影，旧时电影杂志曾登有两人的合影。她后来改名希礼，退出电影界，改行当了律师，逃脱了后来“文革”中许多明星遭受的无妄之灾。“祸福茫茫不可期，大都早退似先知”，似乎是受了高人的指点。

少刻，高请我上楼，只见一位老太太坐着，头发花白，慈眉善目，我想这自然是唐师傅了，便上前向她鞠了一躬。唐师傅说：“你来了，好好！没什么事，回去吧！”我唯唯而退，但心中未免纳闷。这时高对我说：“有事会通知你的，你走吧。”回家后，过一小时光景，费医生来了。她说：“唐师傅说你肠子里生了一个小肿块，像花生米般大小。今带来念过咒的糖果二粒，用开水吞服，今晚不能再吃任何东西。从明天起连吃三个月素，并且不能外出。保证能把你治好。”我说要上课怎么办？她便去请示了唐师傅，转告我：“上课你去好了，最好不要让亲友来家。”我那时天天腹痛，大便有槽成凹形，性懒未去就诊，竟被唐师傅遥视发现了。依其言而行，三个月后，病果霍然而愈。奇怪的是，此后，唐师傅对我在家的举动一一了如指掌，如同在我家安了探头和窃听器一般；但我外出授课时之所遇，她就一概不知了。那时她住的三楼被一个工人占去居住（俗称“抢房子”，“文革”时极普遍的现象），这工人一回家，她就像受了强烈干扰一样，浑然不知我的信息了。这都是费医生告诉我的。

当尢老师得知我去新闸路见过唐师傅之后，他就不再坚持要我学站桩了。他私下向我承认唐师傅是他的老师，悄悄地对我说：“我练功修行，碰到许多疑问，想去请师父为我解疑祛惑，但每次都受到阻碍，叫我如何是好？”他希望我能将其意转达给唐师傅。这时我才意识到，尢老师拳术的精进，一定与唐师傅的传授有关。

关于唐师傅与尢老师的师徒关系，巨来书中也曾话及，但多道听途说之言。如说：“尢与乐，本为同志（同学密宗之同志），因二人共争拜唐××为师，尢富乐贫。尢遂胜利了。”这就大错特错了。的确，他们两位都是藏密宁玛派（红密）的信徒，但师傅收徒弟，决无只收一人之理。巨来先生不知，乐、尢各有一位女师父，乐的师父是公开的，其徒人人皆知，尊之曰“王师太”而不名；尢的师父则是半公开的，即唐师傅，巨来称为“唐××”者是也。朗老小女儿棣华曾对我说，以前高倩萍常到朗老家去，后来就不去了。棣华有一次在路上遇到高，高对她说：“我现在虽然不到府上来，却是非常关心你们的，常在晚上出神，到府上来探望。”棣华说，她不信高有此本领，不过听说她供奉着一位老太太，具此神通，而高对此事讳莫如深。当时我以为棣华是猜测之辞，想不到后来真的见到高所供奉之人了。

巨来文中又说：“尢为密宗信徒，他为西藏诺那活佛之再传弟子，女师乃一女性，名唐××，他特在新闸路某里租一屋供养之。唐居二楼，尢住楼下。人言纷纷，尢置若罔闻。”唐师傅名宛音，巨来不知，遂以××代替；又说屋为尢所租，其实为唐所自置；说“人言纷纷”，亦殊属误会，其实是尢老师和高倩萍同住楼下，共修“无上瑜伽”多年，久不回家。其续弦夫人欧阳敏对此极不满意，只要一提“新闸路”三字，就要大吵大闹。后来尢与高产生嫌隙，再也不在新闸路住了。每次想去请益唐师傅，一到唐家，就被高倩萍推搡出门，使其不得尽言。

过了几年，高倩萍、高中柱母子先后以中风去世，子先母后。唐师傅的生活起居由费医生之夫王瑞平照料，费则为其作医疗护理。唐收王为关门弟子，但不知何故，却未收其妻为徒。我逐渐知道了唐师傅的一些情况：她是广东人，原做助产士，不仅是诺那上师的弟子，而且还是他的代表和替身。唐师傅有许多名流弟子，王、费曾逐一为我说起过，但我对海上名流不大熟悉，未能记住。他们说，来磕头的，包括尢老师，都在楼梯上一路跪拜上去的。言下似乎暗指我去见唐时没有礼貌，只鞠一躬；又说我什么事都喜欢寻根究底的，这最不好。他们还说，当年阮玲玉就住在唐师傅家附近，屡去朝拜，被唐收为徒弟，据说死后转世投胎在某处，他们都去看过。我疑惑的是，阮既已皈依，唐能治我之病，却如何不能救阮之死。他们还告诉我了一件与尢家有关的事情：有位高僧刘上师，是唐师傅的师兄，唐曾受过他的大恩。后来将他接到上海，圆寂后投胎为尢老师之女家鉴之子。唐曾要他们去把他找来，欲唤醒他的悟性，不使他转世灵昧。家鉴这个儿子我也见过，已忘其名，今亦不知其近况。

1981年尢老师夫妇赴美，从此作不归之鹤。唐师傅忽然又念起家铃、家铮姊妹来。这时已无母亲的阻挡了，她们也就常去探望唐师傅。袁根山说，唐师傅医好了家铮的乳腺癌。家铮则告诉我：“唐师傅要为家铃介绍对象，但这是不可能成功的。”但未说原因。根山则透露家铃是位“女同志”。费医生告诉我：唐师傅说，她要配好七对夫妇方能了却尘缘，数下来已配了五对，但结果都不圆满。

唐师傅后以八十九岁高龄化去，辞世前说身后当有三粒舍利子，后检其骨灰，果如其言。

尢老师是无锡人，不知是否南宋四大诗人之一尤袤的后裔，但尤袤之“尤”字有一点，而尢老师却说他的姓氏上无一点的。考《正字通》云：“尢，尤之本字。”古书上尢、尤往往通用，其实是异体字。不过名从主人，既祖辈相传皆如此写法，自当以尢老师之说为准（按“尢”另有“汪”音，义别不赘）。尢曾留学比利时，获医学博士学位，外传他留学德国，实误。他原来的确很富有，据朗老之子幼庚说，一是治病收入甚丰，二是娶了富室女为妻。不过据说其妻精神有点不正常,尢与她生了二子二女，一女嫁给石家庄的一个医生，来沪时根山曾见过。一女名家鉴，在海运学院执教，我见过好多回了。

尢老师的两个儿子都去劳改过。有一天他突然对我说：“朱元璋杀人太多，真作孽啊。我的一个儿子就是他的不知第几世的后身，现在还在受报应呢。”我当时听了，不知如何回答才好。过了几年，其子刑满释放回沪，我见过一面，身材高大，彬彬有礼，对其父说话时低声下气。但尢老师好像不大理他，也不向我们作介绍。尢前妻卒后，续娶欧阳敏，生有二女，长名家铃，在苏州做医生，因受其父右派株连，夫妇离异，家铃下放到荒山野岭。晚上竟有歹徒破窗而入，欲行非礼，她一边大叫，一边反抗。她虽无多大功夫，但毕竟也曾跟父亲学过几手，对付个把人还是绰有余裕的，一顿痛打，歹徒便落荒而走了。家铃拨乱反正后方回上海。小女儿家铮，前面已经介绍过，我与她交往最多。毕修勺之子克鲁为其父平反，到临海一行，曾约我、根山和家铮一同前往，顺道畅游雁荡、天台，一路叙谈甚洽。家铃、家铮后来都移居美国。

尢的形意拳是跟王芗斋学的，巨来把“芗”写作“向”，也是同音之误。尢告诉我，王曾对他说：“我所有的本事都传给你了。若要再上层楼，只有另请高明了。”谈及王时相当尊敬。巨来说王曾用掌击尢致内伤，致师徒反目，此事则从未听尢老师说过，今已无法向逝者致诘了。

我曾问过尢老师，他的空劲是如何练就的。他说是和乐幻智一起探讨拳理，于不知不觉间获得的。乐初来上海，友人向尢老师介绍，说乐太极功夫极好，不妨请来家中一睹其技。一看果然不凡，就请乐在家里住下。两人日夕研求，一旦而豁然贯通，彼此都有空劲了。但虽能之，却不知其所以然，姑以“气场”名之，很想能得到一个科学的解释。说到这里，尢便调转话头大骂乐人品低下、忘恩负义。后来有一次，一位老太太送东西到尢家来。尢老师说：“乐幻智究竟是怎样一个人，我一个人说你们不相信。问问这位老太太看！”老太太一听尢的话，就大声说：“乐幻智这个人，不要提了。一提他我就生气，气都透不过来了。不必提了，不必提了！”这位老太太，我当初未曾请教过她的姓名，也不知她与乐之间有什么嫌隙。

我以前听到大多是关于乐老师的好话，如尝于抗战时，路见不平，将一侮辱中国妇女的日本兵击伤。犹太富商哈同的护院洋教头要与他比武，嬲之不置，不得已应战，结果将洋人肋骨打断，令哈同深为折服，欲加礼聘，但乐却不愿受其供养。如今却听到他的熟人说他坏话，真是“宁逢恶宾，无逢故人”，公孙弘的这句话值得我们玩味。

尢老师的武术演示，我印象最深的有以下几次：

有一回，他的一个最剽悍的徒弟，大家都叫他元康的，坐在一张红木靠背椅上，双手攀住扶手，双足勾住椅脚，隔一箭之遥，尢发一空劲过去，元康顿时连人带椅都腾空而起，随即迅速落下，椅子随即散架断裂。

还有一次，尢放气给大家看。气一会儿出现在窗帘上，一会儿又到了天花板，一会儿又穿窗而出了。看者指指点点，啧啧称奇。我眼睛不好，一无所见，也一无所感。这时，尢夫人闻声从厨房走来，也仰头看气。不料尢忽然一下子收气了，夫人顿时坐立不安，涕泗倶下。尢老师见状，用手向夫人遥拍两下，她就“蓬蓬”直跳起来，连跳数次，方才恢复。大声嗔怪：“怎么收气也不预先打招呼，上你当了！”原来，尢老师收气时连其夫人的气也一并吸了进去。而我们没练过功的人则毫无感觉，不受影响。有一位跟尢老师学形意拳的工程师，拳练得不错，有“金钟罩”本领，可以刀枪不入，但他却不敢走近尢老师，说是感到有股气直透其身、紧逼内脏，令他十分难受。

尢让徒弟跌倒爬起，都能控制距离，恰如分际，不让他们撞墙。有一天，家铮和一大汉推手，发空劲打他，见他人高马大，不免用力过猛，那大汉直跌出去，眼看要就要头撞墙壁了。尢老师见了，大叫：“怎么可以这样乱来！”急发一空劲把他拉了回来。巨来文中说乐幻智让他乱跌，为防跌坏，四周都要有人护持的，但尢老师却不需要。单就这一点而论，似尢比乐又要技高一筹。

使人猛跳猛跌，不是戏弄人，而是意在使人功夫长进。被摔者当时虽觉难受，而后来得益亦多，怕只怕师父不肯摔你。这是根山对我说的。当然，老年人来学，尢是不摔他们的。如根山、濬思、广洋、锡康等，仅止于把他们的气打通。

一天，马春带了一个拳手来。尢老师端坐着，让拳手上来打。拳手犹豫了一下，随即向尢腹部猛击一拳，不料拳被牢牢吸住，再也拔不出来了。少停尢一松腹，才得以缩回，而手臂已经发麻。大家怂恿马春也试一下，他笑而不敢。尢说：“我这身子，处处都有铁钩把人钩住的。有一天，我在路上走，一个小青年骑自行车撞过来，到我面前，就连人带车跌倒在地，我则一动不动，对他说：‘还好你撞的是我，否则要出人命了！’”我问尢老师：“如果汽车冲来，能挡得住吗？”尢老师说：“那可不行，汽车力太大了，但自行车是不怕的。”

但我却也发现，练此功的也有一些不便之处：

其一，站桩、练功都得在室内，不能在室外，在室内热天吹不得电扇，不然就会生病。乐老师练功，看巨来所记，似亦不在室外。根山是练得还算不错的，他夏天到我家，一见电扇开着，立刻就将它关上，说吹着吃不消。我是个既怕冷又怕热的人，夏天不开电扇或不开空调，就要我的命了。幸好没练站桩，否则如何挡得住这酷吏似的大暑？

其二，一日我去尢家，见尢赤着膊，一个医生在给他推拿肩膀，旁摆一瓶白酒，医生且推且饮。只听尢夫人在大骂：“叫你不要去给人治病，你偏不听，你看看，你看看！”尢说：“实在没有发功，只是到病房里去看看而已。” 尢夫人说：“谁相信你，不发功会这样吗？病都上身了，还要骗人！”我问了情由：原来是家鉴和丈夫离婚后，与另一人相爱，准备结婚，对方突然检查出了肺癌，住院治疗。家鉴哭哭啼啼的，一定要父亲去为他发功治病。尢夫人则坚决不许尢老师去，尢拗不过女儿，遂去看望了一次。谁知一返家，右臂就动弹不得了。尢对我也说没有发过功。只是练过此功的人，对疾病特别敏感，于癌症尤甚。功夫深了，好像就有一种强引力把病痛都吸进身来了，除非水平高到登峰造极，才能排除。尢自信能抵挡一切病菌，但在癌细胞面前无能为力。

尢老师曾与我说：“乐幻智太贪财了，专门为阔人、高官治病，弄得一身病气尚不自知，怎么会不早死呢！”但据乐的徒弟所记，乐给人治病是分文不取的，不知实际究竟如何。但不管怎样，从尢语可知，乐老师也挡不住病气的侵袭。我不禁庆幸自己没有去学，因为若要学，老迈之身，不但学不好，还会为二竖的入侵洞开大门。

其三，有一年春节，大雪纷飞，根山来舍告诉我尢老师跌伤了，我匆匆赶去他家探望。原来在农历正月初四的上午，尢两手各持一根手杖搭电车外出，在王家沙下车，不慎在雪地里一跤滑倒了。查出来是股骨颈骨折，大家正在商议是否要开刀。我感到诧异，功夫这么高的人也会经不起摔跤呀！最后，尢恐影响了功夫，自己决定不动手术。结果静躺了五六个月才痊愈，空劲果然犹在。

费医生夫妇来，我告以此事，费去转告了唐师傅。高倩萍一听，就破口大骂：“师傅再三叮嘱，要他今年不要外出，他偏要外出。陪小老婆玩得开心啦！现在吃苦了，活该，活该！”这是费医生向我转述的，至于唐师傅说了些什么，她没有提起。

我在未见唐师傅之前，尢曾向我夸耀他的一项本领：他天天记日记，今天能预记明天发生的事。有一天，他预记了我明天的事，不给我看，要我后天去验证。我如命而去，他日记上写我遇到过谁，说过一些什么话，问我对不对。我说全不对。尢说：“你要老实说。”我说：“我骗你干什么？是就是，不是就是不是。是没有这些事嘛！”当时尢的一位徒弟便插话说：“可能是你不跟老师学拳，彼此间信息不能相通吧！你若能好好学上几个月，气息相通了就好了。”我只能笑笑说：“也许吧。”我想，尢之所以如此自信，要么是以前曾亿则屡中，便以为自己能百发百中；要么是其徒逢迎其意，不中说中，使尢上了大当。

尢听说中山公园附近有个瞎子叫陈宝良，能子平又会太素脉，声名藉甚，特地请他来推算。陈平常要价极高，久闻尢名，欣然而来，不收分文，说：“大家交个朋友吧。”有一个晚上，尢老师特邀我、根山，还有一人找了个地方去请陈推算。陈搭了搭尢的脉，说：“尢老师功夫很深，想不到毛病会这么多。”尢连说是是。陈又说：“一切坏运都已过去，以你老的身体与手段，我看足足可活一百四十岁。但在一百二十岁以上，稍要注意一下。不过我相信你有定力，肯定度得过的。”尢欣然而笑，自信既有此功必有此寿。这时我们沾了光，瞎子也免费为我们作了推算。说根山如何已记不起，说我的是：“饭是有碗吃吃的，跟了尢老师就什么都不愁了。”我听了只能笑笑。

后来美国斯坦福大学聘尢老师讲学，借以研其空劲。我们为尢夫妇饯行，尢老师一定要我发言，问我：“你看我寿元多少，是不是真如陈瞎子所说？”大庭广众之下，我不好扫其兴，只好说会的会的。我的子平之术属于书房派，书房派认为，人寿有无穷变数，是推不出的，陈素庵相国在《命理约言》中早就说过了。唐秉珍也学过子平，当时在座，后来问我：“你是如何推断出来的？”我说：“尢老师迷信陈瞎子，我若表异议，怎么说他也不会相信，定要和我争辩不休的。在这个欢送会上，我不这么含糊应对，怎么收得了场！对一个高唱‘自信人生二百年’的人，能诵‘生年不满百’来杀风景吗？”想起尢老师曾说朗老自视过高，忘乎所以，致为人所欺。想不到自己亦蹈其覆辙。孟子曰：“君子可欺以其方，难罔以非其道。”现在看来，人只相信自己愿意相信的东西，“罔以非其道”亦非难事。杜牧之云：“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噫！

过了两年，尢老师即在美国溘然长逝。在上海静安寺的超度道场上，听家铮说：她父亲患的是中风，临终还死而复苏，教了她母亲几个绝招方才瞑目。这些绝招他以前从未提起，可见对家人、徒弟辈还是留了一手的。练形意、太极者的中风之厄，尢曾说跟他练保证不会，怎么他自己也逃不脱呢？根山说，尢是气死的，介绍人不肯为尢办理定居，定要尢教会他空劲后再办。这空劲哪能“立等可取”呢？

尢夫人则继续教拳，到一百岁时才安然离世。

我与尢彭熙老师的缘分，尽如上述；至乐幻智老师，则“可恨同时不相识”，只是久仰其名而已。但说来我与乐老师却也有一些间接渊源：朗老父子不必说，还有友人应成一先生，就是他介绍我与潘雨廷先生认识的（见拙文《易学大师潘雨廷及其师友》，载《寄庐杂笔》）。应曾任复旦大学文学院院长兼代教务长（巨来说他是中文系主任，误，系主任实另有其人），乐原在厦门大学读书，后入复旦大学中文系，便成了应的学生。应也曾一度为朗老的座上客。据巨来文说，应后来亦向乐学拳，二人互称老师。乐曾任震旦大学文学院院长，上海文史研究馆馆员周退密先生是震旦毕业生，曾告诉我，乐是他的老师，要他练拳，而他畏难未学。

我在上海教育学院中文系任教时，院方欲成立古籍研究室，报批时，因研究人员不足，让我兼任研究员充数。还请来三四位已退休的人员，其中有一位居崇廉先生。一天，与他闲谈，说起潘雨廷先生讲《易》之事，我偶提及听讲的人中有一位朱某，居说：“他是我的亲戚，你了解他吗？”我说：“他会太极拳。”居嗤之以鼻：“他懂得什么！”我说：“他不是跟乐幻智学过太极拳，有空劲能打人吗？”居说：“空劲哪里轮得到他！”我说：“听说乐老师的太极拳功夫是融会杨式、陈式、李式太极拳之长而精进的，他有三套拳，几乎无一人能学得。”居先生不禁吃了一惊，问：“这个秘密你从何得知？乐老师从不向人说的。”我说：“我是拳术的门外汉，这是徐朗西先生的公子徐幼庚告诉我的。”接着我就谈起乐老师教幼庚学拳，并为其治病的事，附带提及尢彭熙的大名。不料他一听尢名，就破口大骂：“这人太无耻了、太阴险了！”我问为什么，居说：“尢彭熙与乐幻智在一起时，突发歹心，要从背后偷袭，不料拳未到身，自己就跌出去老远，爬都爬不起来了。”这与尢的徒弟的说法正好相反，他们都说是乐先下毒手，结果自己反而跌倒的。巨来先生既是尢徒又是乐徒，也说是乐先动手，而后尢用“铁沙掌”功夫将乐击伤的（按此说不可靠，武术中固有“铁沙掌”之功，但尢实无其术）。还是幼庚从其父那里听来的最为可信：大家饮酒，尢、乐俱在。乐起身向尢敬酒，突发一空劲；尢亦回敬一杯，也发一空劲。两人俱受重伤。朗老时正在座，亲见其事。又听费医生说，尢的确受了内伤，左乳附近有银元袁大头那么大的一个圆形黑块，自己发气功治疗无效，还是唐师傅念咒施治，历时三月才退掉的。足证两人角技，尢的确受了内伤。至乐的伤是如何治好的，巨来文说是由当时上海伤科佟忠义医愈，也历时三月之久。

居先生告诉我，乐老师籍隶河南固始，那里自古即是尚武之乡。乐在家乡，一日夜行，忽觉身后嗷然有声，回头一看，只见一只野狼倒地挣扎，口吐鲜血而死。到沪后，闹市人潮如涌，人只要和他相碰，就会粉碎性骨折。弄得他非常苦闷，一天到晚躲在家里不敢外出。后来得见王师母，王用右手在他眼前，从上到下凌空一拂，乐就从此能刚能柔，随心所欲，不致闯祸了。巨来文中说：“乐有一特点，满身骨头都如橡皮一样，余尝以指力按其额，竟如皮球一样有弹力的。有一得意学生顾梅生（按“生”当作“圣”）私告余云：‘老师如遇人撞及其身时，软如棉花或硬如铁板，因人而施也。’”但徒弟们不知，乐老师的这一绝招，竟来自王师母的轻轻一拂。

尢老师似不知有王师母这么一个奇人的存在，但我却是早知其人，“文革”前曾在乐的弟子丁同俊（原名峒峻）家见过她的照片。有一天，我与友人王逢年路遇丁氏，王是三吴大学的创办人，而丁曾被三吴聘为法学院教授。王身体不好，生怕有一天会中风，丁说自己曾从乐幻智学过太极拳，愿助王养生延年，有空可到他家去看看功夫。我遂约幼庚陪王同去，到了丁家，只见一老一少两人（后知是父子）正在对练推手，丁在少者背上凌空一拍，老者就不断踉跄倒退；再遥向老者背上一拍，少者又跌跌撞撞，几乎站不住脚了。见此不禁大为诧异。接着丁便打拳给我们看，幼庚悄悄对我说：“这还仅是乐老师的第二套拳路的开端哩。”于是问丁，是不是先学少林拳再改学太极拳的，丁回答：“是呀，但学过少林的人，再学太极，必须将少林路数褪尽，将整个身体放松了方可，不然是学不好的。”幼庚又轻轻对我说：“可是他少林的习气还没有完全根除呢。”这使我联想起，唐代康昆仑跟段师学琵琶，段师要求他把以前所学的全部抛却，两者的道理是一样的。乐要丁散去硬功之事，巨来亦有记载。幼庚又指着墙上镜框内一位妇女的照片说：“这是谁，你知道吗？”我正沉吟间，丁抢着回答：“这是王师母，她是观世音菩萨转世的呢！”幼庚看看丁，点点头，又对我耳语说：“乐老师的第三套拳路就是她托梦所教。”回来路上，幼庚说：“这王师母我看有些邪气，乐老师受其所传，后来死得很早，病根在沉溺于容成之术，也是作孽啊！”

对于乐老师的死，尢老师是一种说法，朗老父子又是一种说法。巨来说：“尢与乐，均有‘寡人之疾’，余何幸全得之，但从不试，亦永远烂于胸中矣。”可供参考。另外也有认为乐系忘我救世而死的。但乐死前偏瘫达半年之久，自疗不愈，也是不争的事实。大约因病而不让人见，蜚语遂因此而起的吧？

居先生说，王师母姓陈名光幻，是王理成居士之妻。其姓其名，乐的徒弟都不知道，也不敢问的。王理成是湖北宜昌人，原在南京支那内学院学习，他眼界甚高，杨仁山（文会）、欧阳竟无（渐）、王恩洋、熊十力，这许多不可一世的大人物，在王看来都各有其不可克服的缺陷，未能圆融无碍。王的妻子生病，便雇陈来照料，谁知见了这个小保姆，交谈之下，竟如披云雾而睹青天，不禁拜倒，遂和她一起去汉口参拜诺那上师。诺那为陈光幻加持，一只手搁在她头上居然再也收不回来。原来陈的级别比诺那高，诺那不知陈的来历，而陈却能知诺那的来历。王理成顿知二人高下，于是用右手将诺那之手移开，说：“乡下人不懂事嘛。”为诺那打了圆场。王就此甘心当了陈的护法。

我问：“陈光幻既然有这么高的道行，何以还肯拜诺那为师呢！”居说：“人入法门，是不可以没有师父的，《西游记》中孙悟空法力无边，还要拜唐三藏为师呢！”对此我深感不解：莫非法门与俗世无异，自学成才得不到承认，一定要投考一个导师，才能取得硕、博学位，不管他学问上能不能做自己的业师吗？

居先生又说：“王理成夫人病逝，陈就被王娶为续弦，所以大家都称她为王师母。生了两个儿子，娶了媳妇，但婆媳不和。”我听后又未免产生困惑：王既为陈之护法，他们的婚姻自当为神交，何以又能怀胎生子？陈既来历不凡，怎么还会弄得妇姑勃谿？居先生说：“你多读一些佛经就明白了。”

我又问：“徐幼庚尝和我说起，外传王师母精神不太正常，是吗？”居说：“常人听不懂她说的道理，自有此误会。但在王理成听来，却是口吐莲花，句句真谛，与世间俗谛不可同日而语。王理成对她的话，有闻必录。王师母曾说，我是来人世做一个过细工作的。”但究竟如何过细，王理成究竟记录了一些什么，居先生也从未透露过一句，难道真是“天机不可泄露”吗？

居先生还说，建国前夕，王氏夫妇移居香港。曾发生过这样的事情：一辆汽车向王师母直冲过去，本以为她必死无疑，谁知车过后，她却依然站在那儿，毫发无损。

居先生问我信佛吗？我说：“看看佛经而已，只觉得与现实世界差距太大，有许多荒谬之处。”居说：“这些嘛，不必信，也不必疑，多读一些佛经就会明白的。”广洋好学，当时也在古籍研究室，我劝他多去向居先生请教。不料广洋去请益后，居见到我竟大发雷霆，说我出卖了他，从此不想理我了，弄得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心想怎么此人脾气这么大。不过大家对他的印象却是待人格外客气，见人总是点头哈腰的，足恭到令人难受的程度。不过后来居先生还是与我和好了，王师母去世的消息还是他告诉我的。不久我即退休，学校也合并到华东师大，居先生近况如何，已断了联系，不得而知。至今我都不知道他和乐老师、王师母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大约同是密教中人吧？

我觉得奇怪的是，说起来，唐师傅与王师母都是诺那上师的弟子，为什么二人彼此间都视同陌路、不相闻问？而尢是唐的弟子，乐是王的弟子，说起来都是诺那的再传法嗣，何以都不知对方师父的存在？密宗密宗，此其所以为密欤？

乐老师次子乐亶拳亦极神，但若与其父相较，尚十不得其一。建国后，在华东纺织工学院教拳。当时有一外国拳师也在那里教拳击，说：“太极拳像瞎子那样摸来摸去，有什么用？”学生便挑唆他去打乐。洋教头兴起，绕到乐亶身后狠狠一拳打去，不料拳未打到，自己就跌得爬不起来了。乐亶回过头来方知究竟，遂叫汽车把这位洋教头送进医院，好久才告痊愈，从此这洋人再也不敢小觑太极拳了。这也是幼庚和我说的。但乐亶竟亦不永其年，年过半百即下世。他有个女儿在上海老年大学教太极，与友人商友敬兄同事，商曾与我说起过，本想陪她来与我谈谈的，说她正在整理她祖父和父亲的拳法。乐老师的著述我没见过，乐亶则有《太极拳要义》行世，曾经寓目。后商兄不幸积劳成瘁去世，致我未能与乐老师的后人谋面。

从尢、乐的技击之道中，我获浅见如下：

一、空劲只能施于“气通”之人身上，对常人则无所施其技。这点巨来也曾说过：“所谓空劲，余曾目睹，凡属他们学生，确乎可以打得到的，对一未学拳之普通人，即一无效力了。”这点最启人疑窦，易为打假斗士者流引为口实，指学生为“托”的。但巨来记乐老师以空劲跌学生，自己也在其列，“臂弯全脱皮出血，结疤至近八十个”，“每星期余至少跌二百五十次以上”，切身体会，自非向壁虚构。还有上面提到的丁同俊，据巨来说，“乐将丁连连以空劲跌之一百零八次之多”，可见空劲是实非虚，只是不能人人皆跌耳。我尝带长子永翔到尢家看空劲，当他知道气未通者空劲不能打以后，笑着对我说：“谁知练来练去，千艰万苦，只练成一个挨打的受‘气’包！”他曾问尢夫人：“气没通的人怎么打？”答曰：“用巧劲，四两拨千斤。”

二、不论尢还是乐，都有共同的说法：少林拳学得再好，到老必会衰退，敌不过年轻力壮之人；但学形意、太极，则愈老愈强，少壮之人，敌不过久练的老辈。内家拳的优越之处正在于此。

三、还有一个说法是，假如两个人功夫相当，互相较量，则先发制人者败，后发制人者胜。盖先发者，身手一动，破绽立见，后发者就可批隙导窾，乘虚而入。尢老师曾对我这样说，乐老师也是这么对幼庚说的。但不知尢、乐相较，两败俱伤，何以没有先后之别。

四、两人角力，一二回合，胜负立见。小说中所说的大战三百回合绝不可能，即十个回合，真有功夫的人都绝不会如此之久。如今银幕、荧屏上那些“大侠”噼噼啪啪，飞上飞下，打来打去，久久都不分胜负的情境，看得我牙根都发痒了。

五、乐以能用气功治病闻名遐迩，尢则不甚与人施治，但也自称能治。但我见其右手，肌肉已全部萎缩，当时甚为惊讶，问其致病之由，说是在十年浩劫中，被关一地下潮湿暗室达八月之久，全身动弹不得，以致斯疾。其术不能防病，有病亦未必能治，此其一证。

六、尢、乐都说跟他们学拳会长寿，而且绝不会中风，但乐老师仅勉强及于中寿（六十二岁），乐亶是下寿（五十馀岁），尢老师八十二，就今日来说也谈不上是什么上寿，而且都不免于中风。尢夫人寿至期颐，仅是个例而已。而我这个从不锻炼且自幼多灾多病之人，如今已年登九帙，尚能带病视息人间。可见练拳、锻炼是一回事，寿算又是另一回事。俗谚有云：“烂苹果跌不坏，好苹果一跌就坏。”用在衰朽之身倒也适合。听说现在那个为居先生瞧不上眼的亲戚，还在大谈养生之道、空劲之能，矍铄是翁，老而弥健，是否以其“空劲”之空而无实，故能如是欤？不知居先生近况如何？闻之或将开怀一笑。

七、凡有武功绝技之人，授徒皆不肯尽传其技，或忌青出于蓝，或恐所授非人，或畏逄蒙射羿，以致一代不如一代。巨来说：“乐氏确有保守之恶习，他平生授徒数百人，能单独出手不畏人者，据余所见只四五人。”尢病亦同，“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的情形从未见过，看到的都是永翔所谓的“受气包”也。再看尢至临死才授其妻绝技，度其对徒弟、子女秘而不传的招数定多，这样下去，绝技的失传是必然的，更遑论发扬光大。此则可为今日技击之道长太息者也。

■ 寄庐志疑·舍利与金丹

舍利是释氏成道的表征，金丹乃道家修炼之所求。于此二者，世俗相传如是，而我之所见所闻，则有同有异，谅必“科”“迷”相杂、真伪同存，也许这正是我们这个世界的常态吧。

一、舍利

佛书说舍利必须依戒、定、慧熏修日久，积无量功德方能修成，在火化后呈现，形状多样，大小不一，五色缤纷，光彩照人，有的如钻石、珍珠，有的如水晶、玛瑙。数目则因人而异，坚度则关乎修持。佛祖舍利坚不可摧，其下诸佛、菩萨、罗汉、高僧的舍利则以此递减。张宗子名言云，“慧业文人，名心难化”，“则其名根一点，坚固如佛家舍利，劫火猛烈，犹烧之不失也”（《梦忆序》）。取譬于此，少时读之，觉其造语奇警，至今九十，犹未略忘。后来舍利也屡经寓目，其形其色，果如佛书所言。据说，白色为骨舍利，黑色为发舍利，赤色为血肉舍利，亦有综合而成杂色者。暗处皆有光，由于是成道的证物，供奉者皆顶礼膜拜。上文说到唐宛音师傅遗有舍利三颗，这三颗舍利，遗示分赠三位徒弟，但由于同门间关系不睦，未能遵办。

报纸上常有佛塔地宫发现舍利的报道，奉为国宝。当然，这些舍利既被如此珍藏，自然意义重大，值得子子孙孙其永宝，但如说这些舍利有什么神奇或灵异，则非孤陋寡闻如我者闻见所及。

今人火化后有舍利形成的，印象深刻的记得有以下两件，一僧一俗：

一僧是召乌力吉喇嘛。

据《南方周末》所载，1993年5月7日晚九时许，沈阳实胜寺高僧召乌力吉师徒四人去火车站，欲赴辽宁阜新瑞应寺主持佛事。长老忽觉两腿不便，脸色异样，其徒欲背其上车，为列车员所拒。待徒弟打好电话，长老却已圆寂，医生诊断为无疾而终。遗体于9日送入文官屯殡仪馆火化。火光呈绿色，叭叭作响。取骨灰时，发现炉内有流动液体，迎风凝固，有红、绿、白等色结晶体数十枚，大者如黄豆，小者如米粒，还有若干大小不一，其色五彩，状如珊瑚的“舍利花”。

照这样说，召乌力吉应该是成佛无疑的了，但长老并没有预知死期，从其死前还想出门可知。死前且两腿发软，不听使唤，亦非成佛之兆。道教尝讥佛教徒终日静坐，修性而不修命以致腰脚不健。《南方周末》则议论道：“一个长期缺乏营养与缺乏运动的人，体内会有结石，经火烧后便会产生各种颜色的结晶体……从医学角度认定是病态的具象。”这比道教的批评似又更为严厉了。

一俗是曾任台湾防务部门主管的俞大维。

他是大学者陈寅恪先生的表弟，读书十分聪明，文理皆通，人品亦极高尚。文，自然是家学渊源；理，则大半出于天赋。他是得到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的，又入德国柏林大学攻读哲学及数学。后来还再度赴德学习军事，包括兵器制造、战役分析，尤其是弹道学等。假如他不放弃其专业，即就哲学一门来说，成就也决不会在冯友兰、金岳霖、贺麟辈之下。然而竟不知怎的鬼使神差，让他错位去管了军事。在1958年“万炮震金门”时，有一米粒般大小的弹片击中他的后脑部，嵌入脑壳而未能取出。1993年去世，死前五个月皈依佛教，法名“净维”。死后火化，竟发现骨灰中有舍利一百多粒。

当然，我说舍利无甚神奇也是相对而言的，小小灵异确也见诸近世文字。民国二十三、二十四年间报纸上有一篇报道，我曾剪贴保存，后因避日寇流窜失去，今只能略记大意：说是某地造铁路，掘地发现有许多舍利，诧为奇观。接着便引日本科学家的研究，说舍利分雄性和雌性二种，雌雄二舍利置于一处，还会生出小舍利来。近读谢冰莹女士记其亲历之文，言某法师赠其舍利子，能生出新舍利子来云云，足与前说互相印证。“女兵”之言，谅非诳我。

但万物有真必有假，尤其在某物为世人看重宝爱之时，赝鼎必应运而生。据说现在台湾竟有用磷酸盐人工合成舍利的工艺，且已获得专利。至以舍利之有无多寡定道行高下之说流行，作伪之事也就屡见不鲜了。

根山信佛，他告诉我，建国前，有一位高僧（姑隐其名）自知死期，举行火化仪式，信徒来观拜者无数，高僧从容微笑；火化后，众人都仰见他在空中出现，合十向大家行礼，然后乘云冉冉向西而去，骨灰中留下舍利无数云云。他说这话时，恰好幼庚亦在旁，听后不禁大笑。这位高僧的事情，他听他父亲说起过，朗西先生当时也参与了这个火化仪式，而且事后还得悉内情。幼庚问根山：“你亲眼目睹了吗？”袁说：“没有，人家都是这么说的。”幼庚说：“全不是这么回事。老和尚病入膏肓，医不好了，徒弟们遂约摸估计了一下，先期宣布了圆寂日期。但时间已到，老和尚还没断气，于是众徒生生地把他抬上座位，摆好姿势，固定了强行火化。他是无可奈何，哪里有什么圣灵出现呢！”我不禁想起贾岛《哭柏岩和尚》诗：“写留行道影，焚却坐禅身。” 当时有人嘲笑他诗有语病，是“烧杀活和尚”，谁知在后世真有这样“烧杀活和尚”的惨剧出现。幼庚又说，舍利虽不常见，却也不少，一般庙里都有收藏，有些和尚坐化，惟恐烧不出舍利，让信徒有失落感，就预先在其袋子里装上一把舍利，火化后捡出，向人展示，说：“大和尚舍利无数，功德圆满，成佛了，成佛了！” 幼庚也是笃信佛教的，倒“不可罔以非其道”。

二、金丹

吴兆祥、张玲编著的《气功天地答疑》是一本介绍气功的常识书，写得通俗全面。但在 “什么叫炼丹，什么叫丹田”一题中却说：“‘丹’是道家的说法，佛家称作‘舍利子’。”这就未免大错特错了。金丹与舍利子根本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码事，与佛家搭不上边的。只有禅宗的入定，因需调息，似与金丹关系最为接近，也许受到道教的影响吧。但奉佛者都讳言其因袭之迹，甚至造伪经来证成其事。

为了脱离“生老病死”，佛教有佛教的做法，道教有道教的做法。佛家所求在死后，道家所求在生前。所求既在生前，则长生不老、白日飞升等自然成了道家的终极追求，于是炼丹服食、吐纳导引之术被一一“发明”了出来，并不断加以发展。

关于修炼能够延龄这一点，前人怀疑者较少，但对神仙不死之说，则质疑者颇多。如纪昀《阅微草堂笔记》卷七有云：

人不死者，名列仙籍矣。然赤松、广成，闻于上古，何后代所遇之仙，皆出近世，刘向以下之所记，悉无闻耶？岂终归于尽，如朱子之论魏伯阳耶？娄真人近垣，领道教者也。尝以问之，亦弗能答。

赵翼也有类似的怀疑，《瓯北集》卷一《古诗二十首》之四云：

仙者长不死，元会为冬春。安期羡门辈，宜其至今存。何以五代来，但闻吕洞宾。从前度世者，无复示现因。岂非佺乔流，世远亦就湮。多活数百年，终归堕劫尘。

这都是假定神仙实有而发的议论，在这同一前提下，李贺《官街鼓》的“几回天上葬神仙”似乎已预先回答了他们的问题，即神仙也是会死的，不过寿长于世人而已。如果否定了神仙的存在，纪、赵二公的问题就应该由神话学者来回答了。

尽管“神仙有无何渺茫，桃源之说诚荒唐”，但修持得好，寿命会超出常人数倍之说，我的几个自然科学界的朋友却都是认可的。他们的理由是这样的：每个人的脑子里都有一个松果体，男子大约在十六岁左右，女子大约在十四岁左右，松果体最为饱满强健，此后就逐渐消耗而变小，人也就逐渐衰老了。修炼（做气功）的作用就是延缓松果体的消耗速度。有道之士之所以会有长生之术，就在于松果体的驻存比较持久。倘能在松果体最充实时即行修炼，坚持不懈，那就可以长久健康地活下去了。

把松果体指为长寿的关键，而不问其他的器官和组织，不知其根据何在？姑妄听之吧。修炼延年既得肯定，但“白日飞升”呢？难道人还能不假飞行器而克服地球引力吗？

有一次，我和同事陈君思卓同去雨廷先生家听《易》，谈起“白日飞升”，陈说他叔父的师父就是这样离开人世的，这不仅为他叔父欢送时所亲见，当时在场的人也有目共睹。其叔父是黄埔军校四期毕业生，与林彪同届，但很早就解甲归田，随师修炼了。陈是学物理的，尝就读于蓝田师范学院，听过钱默存先生的英语课，和我谈过钱先生的一些轶事，已记于拙著《寄庐杂笔》中。当时我听后不禁发生疑问：“不是在搞魔术吧？如《聊斋志异》中的《偷桃》那样？”

思卓摇摇头，对飞升事深信不疑。潘先生还以《易》理加以推阐，顺便还讲起劳山道士穿壁的故事，用量子学说解释其原理。潘拿出一张他与北京中医学院一位女生的合照，说曾亲见这位女生穿墙而过的演示，女生因功夫不太成熟，事后还头痛了许久。人体不是X光射线，怎么能穿透固体呢，我怎么也听不明白。后来，大卫·科波菲尔到中国来表演穿越长城，用帷幕遮着，靠灯光掩映，那个姑娘是不是也是这样呢？潘先生诚笃君子，不会骗人的，恐是为人耍魔术所欺吧？

我曾和胡君中行谈起此事，胡君说认识一山东来的和尚，有穿墙之术，要带他来舍下演示。谁知那个“穿墙僧”一会儿说事忙，一会儿说要出国了，竟似躲着我似的，没有给我这个眼福。

老人习惯，话又说远了，再拾起“金丹”话头吧。炼气、服食，皆古已有之，发展成炼丹，却是较晚的事。金丹分外丹与内丹两种，外丹又分水炼和火炼两种。水炼指取药物溶解后静闭加热。《道藏》中有“三十六水法”之说；火炼法则用烧、烤、烘、焙，程序繁复，不是专业研究者，犯不着去深究的。一般的说法，是先有炼外丹之术，后来感到此路不通，才转向内炼丹的。鄙见则稍有不同：帝王及富贵之家自然选择外丹，一方面花得起大钱，一方面用不到自己炼，别人炼成自己吞服即可；若要炼内丹，练功夜以继日，吃不了这么多苦头的。而老百姓则缺乏巨资，自然选择不用花钱的内丹。宋以后内丹逐渐风行，但宫廷、达官贵人和富贵之家炼外丹者仍世代不绝，即是一证。许多笔记和话本中都有描写黠者借替人炼外丹骗钱的故事。

《古诗十九首》云：“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当时讲的药还不是炼外丹，只是一些所谓的“不死药”而已。前人既为所误，后人为何不能引为教训呢？主要由于这些药物有一时的小验，如健身、驻颜之类，但最终服食者往往都因慢性中毒狂躁而死，药性厉害的，甚至能一服致命。古之帝王，欲求长生久视，颇多枉死于此者。

再说内丹。内丹有清修和双修之分，而男女之异，修炼之法又各有别。我尝与宁波才子林炳炜到其表弟家，其弟妇原为杭州宝石山的女道士，她自称得孙不二嫡传，常与理学大师马一浮谈道，解放后还俗而嫁。我问她现在还继续修炼否，她说：“在这环境下还有可能吗？”我又问她以前修持获得了怎样的境界，她也含糊应对。

上文提到过我小时的朋友饶宗祥，他倒是修持不断的。当时我经常碰到他和一个徽州人一起谈玄，而这位先生大约看我年纪小，对我爱理不理的。宗祥背后对我说：“他自以为即将九转丹成了。我告诉他：早着呢！只到六转。他失望得很。”我来沪后，与宗祥失去了联系。1986年10月，我回乡参加余绍宗研究学会成立大会，曾问起饶的熟人，知其一直在修炼，大家都喊他“老佛”的。但大约在1983年左右，因走火入魔，自焚而死。

由此可见：炼外丹“常为药所误”；而炼内丹，调节不当也会同样殒命。

正如炼外丹有许多派别那样，炼内丹亦然，因此，同是魏伯阳的《周易参同契》、张伯端的《悟真篇》等，就有许多不同的注解。随着时代的发展，受佛教影响，丹经也与时俱进，不断修正。如明尹真人述、其弟子所录之《性命圭旨》，就以道为主，而融会了儒、释、道三家。修炼之法，也从先性后命到先命后性，一直到性命双修；从外丹到内丹，又折衷到内外合修。而所谓外丹，又有三种内容：一是思想意识上的。必须道德高尚，行善积德，度人自度方可；若只求独善其身，就决不能成道。这已向佛教大乘靠拢了。二是内丹修成，再继续修炼，于内丹之上更成一丹，用以护卫内丹，这才是货真价实的外丹。三是修持非素食不为功。道家修持本不须素食，因受佛教冲击，遂亦大谈茹素之益。但据潘雨廷先生说，人体中有某些营养成分是素食无法获得的，非要到六转以后，才能自己合成。但藏传佛教中的宁玛派（红教）、萨迦派（花教）、噶举派（白教）等，却都是不素食也不讲炼丹的，唯讲禅密双修的一派除外。辛亥革命后曾广泛流传现已很难得一见的《观世音菩萨成道宝卷》，顾名思义，是宣传佛教的通俗读物，但其内容，却在说观世音菩萨炼丹的各个过程和境界，可谓是外佛内道之书。又钟山黄太鸿（笑苍子）和西陵汪象旭（澹漪子）同笺评的《西游证道书》则更将唐僧师徒的取经经历附会为修真的全过程。三十多年前，上海的名中医陶斗元先生及其嫡传弟子虞民刚似即本此加以发挥，创立了“《西游记》气功研究会”，由虞主持，陶则到会进行指导，一时听者甚众，我与潘先生都受到邀请。听讲者每听一次，即获得陶所著之《西游记》气功研究讲义一份，一共发过四份，都是陶所著而虞为之整理的，全稿似尚未完成。我原留有一份，可惜在“动迁”搬家时丢失了。陶与会两次后不久即去世。虞则经常来舍下光顾，他胸无城府，直爽随和，谈话间意见不同，说他的话重了，也绝不生气。虞自言能预测，其言有验有不验。

虞随后与顾毓瑔先生也相熟了，毓瑔先生向其兄毓琇先生提起过虞，毓琇先生也很感兴趣，大约因爱女车祸去世而伤心过甚之故吧，其时正研禅、习气功以求解脱。虞告诉我此事，以为我与毓瑔先生是不相识的，我告诉虞，我不但与他熟识，而且和他续弦的夫人，住在澳门的画家曹曼琪女士还有过交往呢！毓瑔先生在民国时代曾任工商部长，虽是起义人员，但在“文革”时却被算旧账，押入囹圄，饱受折磨。因膝下无儿，夫人生活无着。这时，他家的保姆不但不要工钱，反而负担起夫人的生活达三年之久。我笑问虞：“你测得出顾先生的这一段往事吗？”我曾到顾家作客，座客皆对这位保姆的高尚道德赞叹不已，她却谦逊说万不敢当。而这时毓瑔先生在旁已老泪纵横了。我请虞与毓瑔先生再见面时，代我向他问好，也向其保姆问好。

万万料不到的是，这竟是虞与我的最后一次见面了。有一天，他忽来电：“我已查出癌症，完了，完了！” 即刻就挂下了电话，其他什么都没说，素来自信大丹可成的他精神是完全崩溃了，从此音讯全无，估计已不在人间了吧！因为至今虞和他的师父一样，谁也没有见到过他们的“灵迹”，金丹就更不用说了。不过说他们“尸解”，总是错不了的。

三、天生内丹

“尸解”之说，只是道士对死的讳言而已，不论怎样死，都可成为遁词：淹死是水解，烧死是火解，刀杀是兵解，活埋是土解，囚笼里站死或乱棒打死是木解，如此等等。各种各样的死法，都是成仙的途径。古代常有仙人死后开棺不见尸而只留手杖或双履的传说，如今一个普通魔术师也能当场表演给你看。

尸解既难征信，金丹似亦渺茫，但有人告诉我，有两位不曾修持的人，体内竟都有“金丹”存在。一位是有特异功能者，一位却什么都不是，只是长寿而已。

一位是刘女士。她的父母都是局级干部，在“文革”时期，双亲都受到冲击。她那时彷徨无计，日以《圣经》为伴。晚上睡觉，即置《圣经》于枕下。忽然有一天发现自己能视人脏腑，某处有病，某处有损，历历在目，同时也有了一些预测的功能。她去美国探亲时，当地华文报纸《世界日报》曾一度频登有关她的专题报道。

刘女士是复旦大学分校毕业生，著名作家戴厚英是她就读时的老师。刘曾预先提醒过戴不要轻易让人进门，戴也曾向人提起刘对自己的警告。待戴与其侄女被人残酷杀害时，查出凶手竟是戴过去中学老师的孙子，好多人都得悉有预言一事，而不知向戴进言的人正是这位刘女士。

我的朋友陈工程师有特异功能，他也是在我家认识刘女士的。一次来舍下说，他对刘女士说：“你体内有金丹。”刘说：“我没有呀。”陈就说：“你不信，我就把它拿出来给你看。”于是便做了一个取物在手摊给她看的动作，刘果然就看见了，从此还能用意念运送金丹为人治病。陈工说，有一次刘女士的金丹被人盗走，是陈把它追回来还给刘，并给盗者以惩罚的。陈工是日日练功的，却不曾炼得金丹；刘不练功，凭借天赋却有了金丹，但有而竟不自知，须待陈揭出才能运用自如。这也是怪事。

我的一个孙子小时经常犯胃痛，都是刘女士以远距离发功的方法把他治好的，痛得厉害时，远距离不行，则到她家作近距离的意念治疗，病情即行缓解。有一次我儿子有病，肺部拍片有阴影，医生怀疑患了肺癌。当时刘在美国西雅图，与我通话，我即请其遥测，她说：肺的纹路较粗，但决不会是癌。结果果符其言。

另一位即是上文提到的曹藕芳女士，已于2011年冬去世，享年九十八岁。她生前常来舍下串门。有一天，一位有特异功能的宋女士到舍下来，偶见曹，就立刻对我说：“她身上有金丹呢！”我说：“她从不炼功，哪里来的金丹？”她却坚持说“有的，有的”。我曾问她：“你自己有没有金丹呢？”她说没有。宋女士本来家境不错，住的是花园洋房，十年浩劫中被扫地出门，当时父母双亡，她又生了肝炎，发高烧，迷迷糊糊的，眼看就要失去知觉了。这时忽见一个外国人，把头伏在她的脸上，她不禁大叫一声，醒来后就能透视人体、预测未来了。她没有工作，我曾介绍她到一家香港人办的企业去做顾问，很受信任，请其预测的人很多。数年之后，为老板娘所疑而辞退。以后她与一个俄罗斯同好相恋，结果婚未结成，功能却已退尽，泯然众人矣。是否获特异功能而不练，功能就会日渐萎缩；是否一有男女之情，功夫也会逐步衰退呢！那不是我能回答的了。

不练功而天生自有金丹的人，在道书中似未见记载，但在今人所著书中却有所披露，作者是一位参加过抗美援朝的志愿军干部，所述为其练功心得。书中说，有些人体内是有金丹的，但如不炼的话，有等于没有，不过比一般人多活几年罢了。此说恰与我所见相符。但这天生的金丹究竟是怎么形成的，书中似未提起。本想再取出其书温故知新的，但却遍寻无着，连作者姓名也忘却了。甚矣师丹之善忘也！我颇怀疑这天生的金丹大概是“玄关窍”中被打开了的“玄珠”，宗祥自言早就到此境界了。但“玄珠”只是金丹的“胚胎”而已，并不是能够不劳而获的，而且获得以后废而不炼也会逐渐消失。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于此只能存疑了。

【刘衍文】“道力难将魔力销” —— 寄庐志疑·金丹外记


人是不是一定会死，这在逻辑上是推不出的。张三会死，李四会死，王二会死，周围的人会死，但推不出所有的人也一定会死。因为你无法穷举，作出完全的归纳。所以当绝大多数人都相信“人固有一死”的时候，偏偏有人相信有人可以例外，这些例外之人就是神仙。比如秦皇、汉武就曾派人到海外去寻找仙人不死之药，而道教炼丹者则认为药不假外求，炼取金丹就足以达到长生不老的目的。

我这里要讲三位现代炼丹者的故事，三位失败者的故事。这三位我均未谋面，但和他们的家属、弟子或友人却有所接触，得以了解他们的一些情况。
第一位是现代著名的道教学者陈撄宁（1880-1969）。陈道号圆顿子，祖籍安徽怀宁，世居安庆。清末曾考取秀才，曾从其叔祖研习中医，从其兄学过数理化。洞晓儒、释、道的重要经典，曾游历过多座名山，创立了“仙学”（或称“仙教”），大致活动地点在上海。



所谓“仙学”，就是将历代求仙、修仙的实践加以传承、扬弃，从修炼中去加以探索。为了保持“仙学”的纯正性，须彻底排除道经中混杂的儒、释思想成分。道家《庄子》“齐生死”之说也要加以批判，因为有悖于“长生”的宗旨，这与王羲之信奉五斗米道，所以《兰亭序》说“固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两者的逻辑是一脉相承的。至于道教中符箓派的规矩，亦自在废弃之列，因为与“不死”无关。

陈大师认为古籍中记载炼丹成仙之事未必尽虚，各种口诀确有可凭，认为外丹与内丹同样可取。他曾联合六人进行外丹烧炼实验。足足炼了十年，初为齐卢之战破坏，后因“一·二八事变”而不得不终止。

据说，外丹分“天元大丹”与“地元大丹”两种。“地元大丹”又分两种：一种是 “黄白术”，即炼金银，不能服食；另一种称“地元丹药”，只是 “丹头”而已，也不能服用，须待炼成“天元大丹”方可服而成仙。由于战争，陈只炼到“丹头”阶段，没奈何只能转而研究“内丹”。大师指出，炼外丹，炉鼎中所烧铅、汞皆为实物，而炼内丹，所言铅、汞只是借作比喻。精、气、神，在内丹是正式名词，在外丹中却也是借用。又铅、汞二物，有真、凡之分，初烧出来的称凡，经多次烧炼乃可成真。这说可为苏东坡《寄吴徳仁兼简陈季常》诗之“十年家火烧凡铅”添上一注。内丹之所谓“外药”，仅指体外之气息、感受，以别于体中自有之“内药”，与真铅、真汞无涉。

“仙学”与一般道教不同的是修炼分五等之说：一是无疾而终；二是预知死期；三是坐脱立亡；四是出神超脱，或称阳神冲举，如全真道之王重阳祖师和七真皆是；五是白日飞升，精神与肉体不分而合一共举。这才是仙学的最高理想。按《钟吕传道集》分仙为五等，大师或受此影响，而分类和名目又有所不同。

大师生前可谓既有道缘，亦有情缘。其妻吴彝珠女士，才貌双全，自美留学归国，与大师相遇，一言而契，志同道合，本欲只以道侣相称，为虑人言可畏，遂宣布结婚，于是从“孤修”（亦称“静修”）而转为“双修”， 时人皆称之为 “樊刘仙侣”。大师《孙不二女丹诗注》自是为其妻而作，以有切身体会，自较他注为精，为女冠修炼者所必读。不意“道力难将魔力销”，在大师六十五岁时，道侣吴女士终因患乳腺癌不治，“无可奈何花落去”了。大师本人则在1969年“文革”期间，在抑郁中患肺癌去世。生前虽名满天下，曾被选为中国道教协会会长，而却厄于阳九，内、外丹皆炼而未就。然而他有后必胜今的坚定信念，寄望后人能继起超越，最终完成此一功德。

大师的贡献，除《孙不二女丹诗注》外，最令人注目的，还是《道藏目录提要及索引》，其他如《黄庭经讲义》等，亦多有可取，足以传史。

我与大师无缘相识，但与大师的追随者张竹铭医生却有过半日畅谈。竹铭先生经营翼化堂善书局，《扬善半月刊》、《仙道月报》都是他出资所办，对弘扬道教起了很大的作用。他后来举家移居美国，入了美籍。1981年来沪处置未了事宜，曾约潘雨廷先生和我一起聚谈，对我们讲了一些大师的情况。我那时对道教的某些文献究系南派还是北派不甚了了，特别是掺杂儒释之说而又影响广泛的如《性命圭旨》之类，张先生告诉我，这书基本是属于北派的。可惜我与他相见太早，那时还未听到陈思卓先生谈他叔父之师“白日飞升”之事，也未听到不练功者也会体有金丹的例子，不然就可征询张先生的看法了。
如果说陈撄宁大师是 “仙道”修炼的“原教旨主义者”，那么，蒋维乔先生则是融化各派合而为一的“创造性发展”者了。



蒋维乔（1873-1958），字竹庄，别号因是子，江苏武进人。少习八股，中过秀才，此段经历，亦与陈大师相同，后弃而重西学，讲变法；在教育界又颇获声誉。因自幼身体不好，尝患肺病咳血，而习静颇有所得，写成《因是子静坐法》、《废止朝食论》，风靡一时，毛泽东年轻时亦尝注意及之。这些基本上还是属于道家北宗的修炼之法。后又著《因是子静坐法续编》，转而改习佛教天台宗“止观法”和六妙法门，这已由道入佛了。但尚觉不够，于1933年从西藏宁玛（红教）诺那上师学大圆满法；1937年六十五岁时，又由圣露上师传法，在南京毗卢寺开顶，持亥母金刚咒。1947年七十五岁时再从贡噶上师习禅密宗之定功大手印、多宝阁妙藏法。对友好及弟子都说自己能出阴神、阳神，可以长生不死。

出阴神、阳神，原是道家的说法，出阴神指灵魂出窍活动无形，不能为人所知；出阳神指灵魂出窍活动有形，能被人看到。此说为佛教所无。白教贡噶大师的“禅密双修”，其禅渗入道法，已融合了道教的丹鼎派，因此也要讲究出神、炼丹。竹庄是接受了其教义的。上文提到高倩苹曾对徐棣华说，晚上常来看他们，也指的是出阴神、阳神。棣华不信高有此本事。当时我对藏传佛教所知甚少，听后也觉荒唐无稽。现在知道，出阴神、阳神并不稀奇，但能此者还是难免一死。

1957年，竹庄之子蒋海澄被打成右派，竹庄想不通，受此刺激，遂于次年一病不起。无独有偶，雨廷先生的老师杨践形（圣一）先生也是因儿子被打成右派，郁郁不乐，生癌而死的。幼庚说，竹庄一死，其孙继而出生，手腕亦有一颗黑痣，与乃祖生在同一位置。幼庚叹道：“修炼而恋家，去不了西方，祖父却变成了孙子，作孽呀，作孽呀！”

我与竹庄先生缘悭一面，但与其嫡传弟子沈北宗先生、其子海澄的同学应锦春女士有过一些交往，略知竹庄之学的传承之况。

北宗是上海《易》学研究会会长，又和杨友仁先生（金松岑先生高弟）共同主持“之江大学与光华大学同学会”所办的一所社会学院，来就读的人不少。我是进了文史馆后才和北宗认识的，曾应两位主持人之命到学院去讲过两次课。我尝向北宗问起竹庄先生的转世传闻，他笑而不答。有一次，同馆富寿荪先生约北宗和我一道到他令弟铁耕先生府上去作客，寿荪诗学甚深，诗也写得不错。他说他老弟也能作诗写字，还得到一位高僧秘传，兼擅相术。我们一同上路。路上我问北宗：“你跟竹庄先生练功，有秘传吗？”北宗说：“我是知而不练的，这一点与潘雨廷先生相同。”我问其故，北宗说：“我和妻子早就分手了。”我说：“不是可以‘孤修’吗？”北宗说：“我还想结婚呢。和什么人结婚不好对你说，其实你是认识她的。”我想来想去，只想到他的一位大学女同学，曾做过我学生，现在又成为同事的人，她丈夫早已去世。我想一定是她了。就问他是不是某某，不料他竟勃然大怒，说：“你怎么这样看我！这样的人亏你说得出口，我是非才貌双全的人不娶的！”到了铁耕家，请他相面，北宗一开口就问起婚姻来了。铁耕说：“你加把劲吧！”寿荪私下告诉我，北宗心仪的是某一位女馆老（文史馆馆员互称“馆老”）。我想起来了，这位女馆老曾有一次来找我，问一个典故的出处，怪不得北宗以为她与我相熟，其实我连她尊姓大名都忘了呢，由此也可见北宗对她的一举一动是如何时刻在心了。其实，这位女馆老对他毫无感觉，一切完全是北宗在自作多情，再加油添劲也毫无用处。不久，这位身强力壮、体格魁梧的沈馆老就突然去世了。是知而不练之故欤？抑“求之不得，寤寐思服”，因失恋而郁郁寡欢致死欤？不得而知矣。

锦香女士是应成一教授的长女，与竹庄先生的儿子蒋海澄是大学同班同学。她在外地工作，回沪探亲时遇到蒋海澄，蒋对她说：被打成右派后，受不了没完没了的批斗，曾自杀过三次，都是一个虔信基督教的女士为他祈祷，才被抢救过来的，所以他现在也成了基督徒，并劝锦香也入教。我又问她：“你知道他父亲的转世传说吗？”她说：“没有，蒋海澄未说起。”当然，基督徒是不信转世之说的。

徒弟既不修其术，儿子又改宗他教，竹庄先生之学的传承也就从此中断了。但其人虽亡，遗著犹在，所著《中国佛教史》还是颇有参考价值的，因为他毕竟是深入佛教内部之人，各宗各派，身体力行，不像今之一二名流，连佛教的起码知识都还不具备，就要高谈佛学，大言不惭地说要撰写什么面目全新的佛教史之类，谁要看他们的书呀！
最后要谈的一位是我在《易学大师潘雨廷先生及其师友》一文中提到的“顾大和尚”（见拙著《寄庐杂笔》413-414页）。这篇文字有一些谬误，还被人删去了一节，在此可以作一些更正和补充。



顾大和尚名为“和尚”，实际上并没有出家，冠以此称，完全是因其道行之高。须知“大和尚”是佛门对高僧的最高称谓，其位当在上师之上。顾生前也是上海市文史馆馆员，《馆员名录》是这样介绍他的：

顾伯叙（1889-1972），江苏淮安人，1956年2月入馆。曾在湖南办矿，从事佛学研究，创办《威音佛刊》。又受唐生智邀办耀祥中学、耀祥农场，任董事长。

从这个简单的介绍看不出什么名堂，还是录一段《杂笔》中的拙文吧：

除此之外，潘先生还拜过一个藏传佛教的名人，最初我听张大文君的友人顾家干先生提起过他，顾问我：“我的叔父人称顾大和尚，过去达官贵人都去朝拜他的，你听说过没有？”我说我一向孤陋寡闻，社会上的事从不过问的。一次，偶和潘先生谈起，潘说此人就是顾伯序先生，江苏淮安人，后于1956年入上海文史研究馆。潘先生说，他是红教的，学问很好，商务印书馆出过他的书，现在还有门人在整理他的集子。我又看到《李宗仁回忆录》中写到他，知道军阀唐生智对他最为看重，其弟唐生明亦尊他为师，跟他学相术或者其他的道术。据说他们都相信顾大和尚的预言：蒋介石就要大祸临头了。为打探究竟，特让唐生明去晋谒请示，实为观其气色，也认为蒋的确不行了。于是唐生智、陈济棠、李宗仁等联合通电反蒋，结果一败涂地。但李宗仁写到这些事情时，并没有标出顾大和尚之名。也许唐生智以他为机密顾问，不欲让人与之接触吧。李宗仁还写到蒋就任北伐军总司令，阅兵时戎装跨马，方行至唐生智的第八路军前，马突然惊逸，把蒋掀翻在地，被拖出很长一段路。唐因见蒋氏在他的军队面前落的马，所以更激起其野心。又当时这些军阀都迷信扶乩，乩书“机不可失”四字，于是发难决心更大。不意蒋买通陈济棠的空军，致使飞机全部驾逃归顺老蒋，这时才恍然大悟乩语之机巧。我笑说，蒋介石的确败在了八路军手下，但此八路非彼八路，却是中国共产党的八路军也。这种似是而非，似非而是的类例，正史和野史上的记载是很多的。《论语·子张》云：“子夏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不为也。”这话委实说得最好也没有了，唐生智就是致远而泥，所以闹了大笑话。后来听说顾大和尚原有三个妻子，“文革”中被斗得七死不活，可见虽有神通，可也逃不过这一大劫。多妻，就红教和东密来说，却是允许和合法的。潘先生认为自己得到顾大和尚的指点，可是我想，密教原是“一法不传六耳”的，两人间实际上也好像并未有过什么密授。若说顾于佛教潜研甚深，那是另一回事了。

大约在十多年前，商君友敬向我说起，他在老年大学有一个学生是顾大和尚的爱女，想介绍她来见我。然而因循未果，商君不久竟不幸弃世。本以为无缘见面，谁知时隔数年，华东师大沈惠乐教授竟约了顾的女儿到敝舍来见访了。原来沈教授退休后在老年大学上课，学员顾龙珠女士对她很是亲密，一问知是顾家小姐，沈早就听我说起她，于是就有了这次会面。

交谈中，我翻开《寄庐杂笔》，对顾女士说：“你堂兄大名顾家淦的‘淦’字印作‘干’，此误出自手民；但令尊的名讳顾伯叙之‘叙’写作‘序’，是我搞错了。”接下来我向她请教：“令尊预测蒋介石即将大难临头，又教过唐生明相术，唐特地去窥测蒋的气色，这些事是否属实？”她点点头。我说，“我的文字被删去了一段，大致是说，预言和观察气色并不能说完全不准，因为到第二年就发生了西安事变，蒋命悬一线，虽未死。腰腿也已受伤，终身未能治好。故虽有误差，亦殊属不易。”我问她对此有何看法，她也只是笑笑而已。我问她：“潘先生说令尊是学红教的，师父是谁？”她说：“潘雨廷虽来磕过头，也不时来请教，可是他搞错了。家父是噶举派，俗称白教的，是贡噶大上师的嫡传。”贡噶的确是白教，然而我后来又听说贡噶曾受诺那嘱托，要他继承红教弘法事业，所以是白教而兼红教，潘先生亦未大误。不过也许贡噶传给顾大和尚的只是白教吧？顾女士又说：“吴中先生曾把贡噶大上师请到家里供奉了好几年，想来所得亦多。”

吴中先生也是我的旧相识，同在雨廷先生家里听《易》的，我在《寄庐杂笔》里谈到过他。他对藏传佛教很有研究，且能子平、知大六壬，也会打太极拳。谈起佛教来，总是说各派不论大、小乘，都不全面，只有藏传佛教最为完整云云。人们向他提起佛教方面的一些流行说法，他大都用一两句话就把它们一概否定了。我曾请他给我们讲一点藏传佛教的知识，他总说待有机会再说。我本来以为其所治也不过文人佛学而已，听了龙珠女士的话，才知道吴先生学有师承，还是雨廷先生的师叔呢！但雨廷先生却似全不知晓这一渊源。吴先生曾惠临舍下两次。有一次说，某电视台为他录 “倒挂宝瓶”，本欲播放，因故搁浅。所谓“倒挂宝瓶”者，乃趺坐而上腾，以头向下，足朝天，约数分钟后复原，七十老翁而能此，亦可谓难能矣。有一位田景雯女士，常去吴先生家听课，和我也是相识的，陆续告诉我他的一些情况：吴听说拙书中提到他的大名，特地托田代购了一册。吴患了肺癌，动了手术，平安无事，倒是他夫人先其而去了。夫人死后，吴与其女弟子结婚。吴前几年去世，立下遗嘱，所有财产归其继妻所有，子女无分。遗嘱又言死后其尸当在家停放三天再送火化，据说火葬场的人见其尸体柔软而能任人伸屈，颇以为异。死后其续弦夫人犹为人宣讲佛学。我向顾女士说起这些事，不料她早就知道了。

我问顾女士：“我在文中说令尊有三位夫人，没说错吧？”她说：“不错，我是二房所生。”我又问她：“你练功吗？”她说：“一直都在练。从来没有中止过。”我见她面容娟秀，不知其为何终生不嫁，就问：“你在年轻时有桃花运，不乏追求之人吧？”她略一沉吟，说：“唐生智的儿子很喜欢我。”我说：“年龄相差太大吧？”她说：“是小儿子。”顾女士说她曾在日本住过多年，回国后很想觅偶成家。
以上所述三位炼丹之士，皆可谓“出师未捷身先死”者，蒋维乔先生的修炼法已后继无人，陈撄宁先生的“仙学”则寄厚望于后人，未知其书“藏之名山”，能否“传之其人”,使其终得长生之术否？顾伯叙先生却是中郎有女，能传其学，能幹其蛊；吴中先生的续弦夫人也能继夫弘扬其教。不知二位女士都会有新的发现否？其败其成，匪我思存，但其信念的坚定、信仰的虔诚则是值得尊敬和尊重的。

刘衍文：“彼焉能测造化之妙”


来源：东方早报

推断命运，也有如个人看诗文一样，可以各有会心的，但诗文之高下，不可定于一尊，算命则可用“实践检验”，以后来是否应验为准。

—— 寄庐志疑·命理丛谈（二）

推断命运，也有如个人看诗文一样，可以各有会心的，但诗文之高下，不可定于一尊，算命则可用“实践检验”，以后来是否应验为准。

人的命运真的可以推算而知吗？正史、野史里有关算命术灵验的事可谓汗牛充栋，不过书上的记载，大多本诸传闻，且加缘饰，难以完全置信。周煇《清波杂志》记宋徽宗迷信算命术，挑选官员前先要命术士推算八字，再决定是否任命，作者评论说：“死生祸福贵贱，各有定分，彼焉能测造化之妙？”（卷三）显然，周煇是相信有命运的，但却不甚相信命运之可推。至于何以不可，他并没有从子平之术的立论根据上加以驳斥。清人张维屏（1780-1859）则在这方面挖了算命术的老根。近人柴萼《梵天庐丛录》卷二七《八字》条云：

世之谈星命者，每以所生年月日时之干支，配成八字，谓可推测将来之寿夭祸福，其荒谬本不值吾辈一笑，惟愚昧者信之。按：天皇氏创干支，干，幹也，支，枝也。取义于木之干支，大桡取以配合，创为甲子，所以纪年月日时之用，与人之休咎渺无关系。清张维屏曾作《原命篇》驳之，云：“推年月日，始于唐之李虚中；推年月日时，始于宋之徐子平。干支何所昉乎？昉于唐尧之元载，《通鉴前编》本经世历定为甲辰，《竹书纪年》则以为丙子，《路史》则以为戊寅，《山堂考索》则以为癸未。是则今所据之干支，其为此干支与否，亦尚未可知也，而谓人之命在是，噫，其惑也！”张之驳命，可谓要言不繁，其它理证，亦不必列举矣。

原来，子平之术将天干、地支各以五行相配，如甲、乙属木，丙、丁属火，寅、卯属木，巳、午属火之类，推算时根据的是八字的五行生克。既然干支起始的第一天就有不同的说法，那么，每一天所属的五行就不靠谱，怎么能根据如此一笔糊涂账的干支演绎而推呢？

宋末的爱国志士文天祥（1236-1283）,矢志抗元，为此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却也笃信算命之术，但不乏怀疑精神，曾从八字相同、命运不可能相同这一点对算命之术提出了诘难，他在《又赠朱斗南序》里说：

甲己之年生，月丙寅；甲己之日生，时甲子。以六十位类推之，其数极于七百二十，而尽以七百二十之年月加七百二十之日时，则命之四柱，其数极于五十一万八千四百而无以复加矣。考天下盛时，九州主客户有至千四五百万，或千七八百万，荒服之外不与焉。天地之间，生人之数殆未可量也。生人之数如此，而其所得四柱者皆不能越于五十一万八千四百之外。今人闾巷间固有四柱皆同而祸福全不相似者，以耳目所接推之，常有一二，则耳目之所不接者，安知其非千非百，而命亦难乎断矣。且夫五十一万八千四百之数，散在百二十朞中，人生姑以百岁为率，是百岁内生人，其所受命止当六分之四有奇，则命愈加少，而其难断亦可知矣。尝试思之，宇宙民物之众，谓一日止于生十二人，岂不厚诬，而星辰之向背，日月之远近，东西南北天地之气，所受各有浅深，则命之布于十二时者，不害其同，而吉凶寿夭变化交错正自不等，譬之生物，松一类也，竹一本也，或千焉，或万焉，同时而受气也，然其后荣者、枯者、长者、短者、曲者、直者、被斧斤者、历落而傲年岁者，其所遭遇了然不侔。夫命之同有矣，而其所到岂必尽同哉！然则参天地之运、关盛衰之数，此其间气，或数百年，或百年，或数十年而后一大发泄，必非常人所得与者，于五十馀万造化之中，不知几何可以当此，而天地宝之不常出，鬼神秘之不使世人可测知也。呜呼！论至此，则命书可废也耶？（《文山集》卷十三）

明初宋濂（1310-1381）作《禄命辩》，也提出了同样的怀疑：

以甲子幹枝推人所生岁月，展转相配，其数极于七百二十，以七百二十之年月加之七百二十之日时，其数终于五十一万八千四百。夫以天下之广、兆民之众，林林而生者不可以数计。日有十二时，未必一时唯生一人也。以此观之，同时而生者不少，何其吉凶之不相同哉！吕才有云：“长平坑卒，未应共犯三刑；南阳贵士，何必俱当六合？”诚足以破其舛戾矣。三命之说，予不能尽信者此也。（《宋学士文集》卷十六）

历代关于八字相同而命运不同者的记载甚多。赵翼(1727-1814)《陔馀丛考》卷三九《同年月日时生》条搜集了许多资料：

子平家以人命推算休咎，固是一术，然两人同年月日时，则其吉凶当符合矣，乃竟有绝殊者。《汉书》卢绾与高祖同日生，而一为帝，一为亡虏。宋人小说载一军校与赵韩王（赵普）同年月日时生，若王有一大迁除，则军校必有一大责罚；有小迁转，亦必有小谴诃。洛中士人张起宗与文潞公（文彦博）同年月日时，见潞公轩驺过，叹曰：“同丙午生，相悬如此！”有瞽者曰：“我与汝算命。”因算之良久，曰：“好笑！诸事不同，但三十年后，两人当并案而食者九月。”后潞公退居于洛，游会节园，闻园侧有训徒者，则张也。一见大喜，问其年又同，遂日日并案而食，将及九月。公之子及甫知河阳，公往视之，遂别。自后归洛，亦忘之矣。又蔡京命乃丁亥、壬寅、壬辰、辛亥。有都人郑某者，世以货粉为业，生子与京同八字，谓且必贵，遂恣其所为，年十八，忽骑马溺死。可见星命之不足凭也。然如军校之与韩王迁除责罚节次相应，则又何故？《夷坚志》：莆田士人黄裳与友戴松同年月日时，有推命者曰：“二命大略相似，但黄君是正寅时，戴君得寅气浅，当是丑末，其发必在后。”既而戴但预荐，年不满五十，不第而卒。黄入太学始晩奏名，然以病求岳祠归，虽登科食禄与戴不同，然一纪残废与死为邻，所去亦无几也。此则境遇之相似者。《七修类稿》谓沈石田（沈周）与同郡卢知县钟年月日时皆同，而仕隐不同。又杭州吴参议鼎，与徐宪副之子应祥亦同年月日时，吴既贵，子亦登科，而应祥皆无之。王阮亭（王士禛）又记沈石田干支八字与明英宗同，而贵贱相悬若此，意或时刻前后之不同也。善乎吕才之论云：“汉高入关，封侯者三百人，岂无一人行衰绝运？赵括四十万人皆被坑，岂无一人行生旺运？”《梁溪漫志》云：若生时无同者，则一时生一人，一日止生十二人，以一岁计之，不过四千三百二十人而已，而天下之大，生人岂止此数哉！则知同年月日时者甚多，而富贵贫贱判然不一，子平推命之说似又不足凭也。

明代童轩(1425-1498)在《谈命辨》一文中也举了两个例子：

本朝扬州人高公谷与松江人李昂者，甲子同物也。公以永乐辛卯中应天府乡试第九十五名，未上春官（指应进士举），丁外艰（指父死）。李昂是年落第后，甲午亦中应天府乡试第九十五名。既而乙未同中会试，高公第五十四名，李昂第五十六名。廷试俱三甲进士，高公选入翰林，为庶吉士，除中书，升侍读学士。李昂观政刑部，除主事，升郎中。品级崇卑亦颇相等。无何，昂死矣，时年四十有馀。后高公官至少保，年八十二始卒。昂死之日，有子五人，高公至七十馀始举一子，今为南京户部员外郎。此非术数之所能知也。予又得二人焉：泰和单昂与金溪王稽，俱江西人，而甲子亦同物也。二人癸酉皆举乡试，甲戌俱第进士，同日送大理观政，同日除评事。后单昂奉命谳刑闽中，事竣，死于途。王稽是年亦遘重疾，不死，寻除佥河南按察司事，又数年，致仕，今尚在，齿且老矣。此非术数之所能知也。（《明文海》卷一一一）

不过星命家解释起来却也“何患无辞”，童轩曾与术士谈及上述八字相同之命：

余问：“后来不同何耶？”术士曰：“地有南北故耳。”余因举高、李皆南直隶人，单、王皆江西人问之，术士曰：“虽生居一乡一里间，亦有南北，矧王畿千里与一省乎？”余又问：“人家有孪生二子，同出一母，此不可以南北分也，然亦有贫富寿夭不同，何耶？”术士曰：“往往为先生者夺其元气，故先生者富，后生者贫。先生者寿，后生者夭。又当以此论也。”余曰：“周有八士，四乳八子皆贤，此又何耶？”术士语塞。（同上）

明清之交的周亮工（1613-1672），在其《因树屋书影》卷十中也提及一位星命家对此问题的解释：

四柱虽同，当分方域看之；方域虽同，当合祖宗功德、坟墓盛衰、家属隆替看之。

周氏认为，“此说近是，而究其所言，未必能中也。致远恐泥，圣人是以罕言。”

记得当年在潘雨廷先生家听讲，有人介绍一位名叫孙永正的到潘家来推命。孙家本很富裕，“十年浩劫”中被扫地出门，拨乱反正后发还住宅钱钞，虽所得不偿其所失，“先富起来”谈不上，“奔小康”则颇为有馀了。他相信万事皆由命定，遂居家以潜研子平自娱。他来潘府时，在场有七八人之多，孙一一为之推命，用万年历列出八字后，不像我那样煞费周章，要排六神星煞、推大运流年再作判断，他是一望而知，不假思索，开口便断，问者听了居然都点头称是。这使我大为惊异，于是写出少子的八字来向他请教，孙一看就说：“这八字我算过的，相当不错。”我不禁奇了：“孙先生在什么地方算过这个八字？”孙说：“这是一位高级军官的儿子，现在已是一个潜水艇的艇长了。” 那时我少子尚在金山石化做电工，竟与艇长同志同年同月同日同时生于上海，不像卖粉家儿和蔡太师相差一甲子，遂告其实。孙先生说：“这就要看家世的不同了，在命造上是看不出的，艇长的家庭起点高。”“起点高”，理论联系实际，确实言之成理，一介寒儒安敢与之相比！但我想起明代沈长卿却是用同样的事例来否定算命的，他说：

山泽之叟，岂无驿马星动，而足不踰郊；永巷之媵,岂无红鸾星照，而宠不下逮；巿井之伧，岂无文昌星拱，而名不登榜；则星说穷矣。毕竟以子平为主，四柱同也，而生于寒门，仅博一第；生于帝王家，乃贵不可言；则子平术穷矣。（《沈氏日旦》卷十一）

孙言谈之际颇现自负之态，我便问他：“阁下精于命理，还会不会看相、占卜和风水呢？”“不会，也不想学。凡事心专则精，心分则乱。命理已够我致力一生了，还去旁骛干什么！”

为学专精如此，使我大为佩服，但总觉得耗毕生精力于此小道，未免太不值得。我与孙仅此一面之缘，但却印象良深。

除了同年月日时生者以外，双胞胎命运的推算，也是一个难题。童轩遇到的术士所谓“先生者富，后生者贫；先生者寿，后生者夭”并不符合实际。

清舒继英的《乾元秘旨》说双生之命：“命主太旺，幼者胜；命主太弱，长者胜；命主不旺不弱，长幼略同。”但亦不过寥寥数语，且语焉不详。不过我从现实中观察到，双胞胎生于同一时辰者，人生轨迹都大致相同，熟人中多有其例，新闻中亦多有报道；不过若不在同一时辰生的，情况就不一样了。

我还发现，子平之术推算人的寿命往往不准。明清之际的陈之遴 (1605-1666)，是书房派推命之翘楚，在其所著《名理约言》中亦言“尝考人命富贵贫贱，验者颇多，惟寿夭验者较少”（《看寿夭法》）。但也有人算得准的：

欧阳修《泷冈阡表》记其父欧阳观之言曰：“术者谓我岁行在戌将死，使其言然，吾不及见儿之立也。”后来果死于大中祥符三年庚戌（1010）。

《王国维学术随笔》中之《东山杂记》卷二有《毛西河命册》一则云：

十馀年前，扬州骨董铺有《毛西河先生命册》，乃康熙戊寅年推算者，推命人为京口印天吉。先生时年七十六，生于明天启三年癸亥十月初五日戌时，其八字为癸亥、壬戌、壬戌、庚戌，后附其姬人命册，年三十三岁，为丙午正月十六日子时生，其八字为丙午、庚寅、丁酉、庚子；其人殆即曼殊也。推命者谓先生于八十八岁当卒，过是则当至九十四。先生首书其上曰：“时至即行，不须踌躇，但诸事未了，如何如何？”老年畏死，乃有甚于少壮者一说，殊可一哂。然先生竟以九十四岁卒，亦奇矣。

毛西河即清初著名学者毛奇龄，不过，其卒年尚有九十一岁一说，若其说为是，则亦谈不上什么灵验了。

最近我在电视上还看了杜月笙之女的访谈，她说香港的六月息馆主算其父（1888年8月22日-1951年8月16日）寿元只有六十四岁，过不了生日的。其说亦甚验。

推人死期而稍有参差的，有二事可说。

其一是：友人陈思卓在家乡湘潭时，有一位邻居善推命，验事甚多。有一次，一位近邻要他算命，他竟直言无讳地说：“你明年正月初四要死的。”那人不禁一怔。谁知到期无恙，不免怒从心起，第二天就上门来把箱橱锅灶等都打得稀巴烂。术者之妻怪丈夫瞎算，絮絮叨叨怨个不停，他只能闷声不响。结果到了正月十三，那人突然去世，相隔仅九日之期，人颇以此奇之。

其二是：毕修勺先生之子克鲁到家乡临海为其父办事，我与尢家铮、袁根山陪他一起去，顺道同游雁荡、天台之胜，其间有四五天宿于白水洋（不是福建的白水洋）毕氏亲戚家候车，承其家热情招待。闲聊时，他们说起这地方以前有一户人家，以耕读为生。家主精于命理，忽于一日设宴招待亲朋好友，客人入座，自己则离座沐浴更衣去了。事毕出来，入座向大家举杯告别，说下午两点半他要去世了。说罢就躺入厅里预先准备好的棺材，眼睛盯着壁上的时钟。众人围着棺材，有不信的，也有半信半疑的。两点半过了，三刻过了，三点就要来临了，老人依然无恙。大家不免纷纷议论，当作笑柄了。老人自己也疑惑起来，爬出棺材，拿起一把锄头，到后园里去为花松土。谁知一锄下去，竟顿时倒地气绝，这时距三点大约还差一分钟吧。于是大家又不免啧啧称奇。

在农村中，能预知自己死期的人不少，历代都有不少记载，然而由算命而推知自己的死期，且时间误差这么小的，却也十分罕见。子平之书有两句名言：“火未焰而先烟，水既往而犹湿。”不论好运还是坏运，依术来推是哪年来临，实际提早或推迟一年半载，都不算失误的；若只推迟二十来分钟或数天，那就算是奇验了。据说上述两人均著有专书，而都在临死前自行烧却。作家王鲁彦的夫人覃英女士曾告诉我，她祖父原是鞋匠，因遇一道士教其算命而改行，所算亦甚灵验，临死前也自己销毁了所传的秘籍。这些书烧了真是可惜，即使是荒唐无稽之说，也足以成为思想史研究的参考资料，退一步说，具有文献价值，这应当是毫无疑义的。

算命也有似不验而实验的，《阅微草堂笔记》卷二云：

董文恪公为少司空时，云昔在富阳村居，有村叟坐邻家，闻读书声，曰：“贵人也。”请相见。谛观再四，又问八字干支。沈吟良久，曰：“君命相皆一品。当某年得知县，某年署大县，某年实授，某年迁通判，某年迁知府，某年由知府迁布政，某年迁巡抚，某年迁总督。善自爱，他日知吾言不缪也。”后不再见此叟，其言亦不验。然细校生平，则所谓知县，乃由拔贡得户部七品官也。所谓调署大县，乃庶吉士也，所谓实授，乃编修也。所谓通判，乃中允也。所谓知府，乃侍读学士也。所谓布政使，乃内阁学士也。所谓巡抚，乃工部侍郎也。品秩皆符，其年亦皆符，特内外异途耳。是其言验而不验，不验而验，惟未知总督如何。后公以其年拜礼部尚书，品秩仍符。

董文恪公即董邦达（1699-1769），字孚存，号东山，浙江富阳人，工诗善画。官至礼部、工部尚书。纪昀十五岁时，即至其家受业读书，关系极为密切，所言当可信从。此叟固是异人，然亦须先聆其声，复“谛观再四”，而后再加推算，非仅凭干支一途而得者。纪昀说这是“验而不验，不验而验”；若放宽尺度看，实可谓神奇之至了。

曾国藩的外孙聂云台（1880-1953），在其所著《耕心斋随笔》中说：

日昨与谭组庵先生谈及业命之理。先生以为星命之理，殊为难解，谓为渺茫，而又奇中。予问曰：“闻文勤公有一命批悉验，有之乎？”先生曰：“然。先文勤公生甫三岁，先王父方授蒙馆于外，岁俸所入才十馀千耳。适有友善星命，即倩其为文勤公批一命，此纸今尚保存，距批时已百年矣。其言某年进学，中举，中进士皆验，惟点翰林，则批为得知县，此其差误，然同为七品也，厥后某年当在浙，某年当在陕，亦奇验。又言六十八岁当归田，则又验。言七十二岁当寿终，并批云：若有阴德，当延寿一纪。厥后七十二岁果大病，几不起，旋愈，果以八十四岁终，又奇验。”

按谭文勤公即谭锺麟（1822-1905），湖南茶陵人，曾任陕甘总督及两广总督，即谭延闿（组庵，1880-1930）之父。这里所说的批谭锺麟八字之事，与董邦达事相似而所批更为精确。但聂云台认为，“予谓星命与代数同一理：彼以干支代数字，此以干支代人事”，“然究以一字兼代数事，非若代数一字代一数之明白确定”，“故时不免于差误”，“即头脑冷静之星相家”亦“竟能推算十之八九”。

还有一种情况是，对于同一命造，不同术者的判断不同。

今人孙百刚先生所著《郁达夫外传》，其《谈言竟中》一章谈到其表叔朱似愚为郁达夫（1896-1945）推命之事。朱“在杭州中国银行做事，精堪舆命相之术。但平常不肯轻易替人谈相看地，非至亲好友不肯出手，亦不收受谢礼。达夫一听，非常动心，一定要我去约来谈谈”。当郁告知其八字为丙申、庚子、甲午，甲子，四十一岁交进甲运，下面是辰运时，朱“表情不好”。

过了两三分钟才开始说：“以前的事，我想不用多说。你先生在甲运以前，一直都还不错，不过也是镜花水月，虚而不实。以后的运却要相当注意。三五年内，波折不少。假使能自己生场大病，或者家人有点疾病，那算是幸运了。但命相之说并非一成不变。修心可以补相，居易足以俟命。你先生是通达之人，用不着多说。总之，今后数年中，凡事小心在意，能不出门最好莫远行，能忍耐受气，切莫发火暴躁。你和我这位表侄是多年至交，所以我也不揣冒昧，交浅言重了。”似愚说了这么一段，其间还有许多命相上的术语，我也记不清楚，只知大意如此而已。人总是喜欢听好话的，即使明知道好话是假的。本来预定映霞也要请他谈一谈，听他如此说法，映霞的胃口也倒了。

在郁达夫夫妇走后，孙百刚再问其详，朱说：

我哪敢当面对他直言，只不过略略讽示一二而已。老实说，要我完全违背了相法命理，作违心之论、阿谀之言，那是不可以的。其实这位郁先生的命相，我也阅人不少，今天可算是一桩巧事。总而言之，他的命相刚到目下为止。从今以后或许要弄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倘若自己性命能够逃出，那是祖宗的阴德了。

据此记载，朱似愚已是命相合参下断的了，可谓神奇之至。朱先生要郁“能不出门最好莫远行”，而郁却偏不听从而远赴南洋，想不到竟会在1945年9月，日本已无条件投降之际被秘密处死。倘不出国，只在国内做救亡工作，那情况又该如何呢？达夫既信命相，但却听而不从，真是“其命也夫”！

孙百刚又写道：

后来遇到一位也和达夫相熟的人，他精于推算八字，我便将达夫的八字和似愚的说法告诉他。据他说：达夫的八字，双子拱午，子午双包，格局自是不凡。所憾者，四柱乏土，甲木藏身无所，缺土之木，终难滋长。行运亦未遇土，所以似愚说他镜花水月，虚而不实。至四十一岁交进甲运，亦不过受庚申两金之克，好虽不好，也不至于坏到如此地步。至于四十六岁的辰运，则与年月两支会成水局，汪洋大水，甲木难免漂浮，当然比甲运更坏。然而竟会万里投荒，横死绝域。连要“新营生圹在星洲”而不可得，这也未免过于残酷，莫非申子辰这一水局，为祸竟如此之烈耶！

孙百刚又记一事并议论道：

达夫在似愚谈相的上一年四月间，在福州白塔下瞎子陈玉观处算命，陈说今后渐入佳境，四十六岁交进辰运亦极妙。申子辰合局，更上一层，名利双收（据达夫《浓春日记》一九三六年四月七日所记）。一个所谓申子辰水局，说法截然不同。可见这些都是不足为据的。这个说这样，那个说那样，总有一方是说对了的。偶然言中，并不稀奇，言而不中，事属当然。

其实，推断命运，也有如个人看诗文一样，可以各有会心的，但诗文之高下，不可定于一尊，算命则可用“实践检验”，以后来是否应验为准。这里不妨谈谈我对达夫八字的浅见：郁氏此造，十岁起运，每逢丙辛之年交转。“日提对冲，断弦再续”，婚姻必不能终老，但究竟是生离还是死别则不能知。日主甲木，生于仲冬，身弱，须行木火土运为佳；但其根午火，为二子水所冲，根基不固。年干丙火食神，主聪慧而有才气。月干庚为杀，庚有申为根，但因系冬日之金，也强不到哪里去，幸行壬寅、癸卯二大运，木能得地，足以添薪生火，丙可生辉。行到甲木为比肩，却又失其根柢，辰运三合水局，则水泛木沉，不吉。至一九四五年乙酉，乙与月干庚合金，酉与大运的地支辰又合金，且与申子争合，成为煞重身轻之势，按理需要趋避韬养，但不能断其此年必死，更不知其为凶死。此年之厄若能逃过，次年转入丙戌，则火土驱寒，甚好，能活至一九五二年壬辰，或再延两年亦未可知。然果能如此，从今日来看还是一个下寿。当然，这个假定是不可能实现的，除非我们有威尔士的“时间机器”！


至于其友人所说的“双子拱午，子午双包”之论，似乎很难理解，而瞎子陈玉观则是以其身过弱，从旺来推的。如此则以行金水运为佳，故以三合水局为极妙。这种取错用神，以好运为坏、坏运为好的判断，术士中常见，任铁樵的《滴天髓阐微》中，就常述及这种情况，而我也曾有此误。

我认识一位金绶章先生，他曾为宋子文、孔祥熙算过命，因灵验而获重用。有一次，我到他府上去请教一个八字。我认为此造“身强”，金老看了却判为“身弱”，彼此相争，相持不下，我说不服他，他也驳不倒我。后来我和小友姚江海聊天，他自负子平推命已无人能及，我便拿出那个八字来，结果他的判断和金老相同，但理由却更为充分，我便欣然接受了他的意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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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实践，实践出真知：

有兴趣的朋友，可看我博客和微博，会有帮助：

新浪博客 (有同名微博)：命运与生死轮回 http://blog.sina.com.cn/u/6678132020

置顶的核心博文：一看就会预测命运神准妙术+改命大道，链接 http://blog.sina.com.cn/s/blog_18e0c35340102yufk.html

此术是源于永乐大典《鬼谷子分定经》的一种预测命运奇术，原理深奥，但用法很简单容易，按照生辰八字的首尾两个字的组合分类，对号入座查看古人推算好的断语就可以查看一生命运，对一个人一生的家业根基，事业前程，财运，婚姻，子女，晚年归宿等等，都有简明扼要的预测断语，经实践验证，准确度很高。

太极图一阴一阳，相反相成，有预测命运奇术，就有改善命运的大道。看我博客和微博，里面都有呢。

华夏祖先圣人们创立易经易学和术数，就是为君子谋趋吉避凶之道的，有些人算命后就灰心消极，那是误入岐途了。如果命运是不能改善的，圣人也就没有必要多此一举去创立易学和术数。命运是可以改善的，古圣先贤早就有改善命运的原理，方法，经验，成功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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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早报最近连载的刘衍文老先生的几篇谈到子平之术与堪舆之术（风水），很值得参考：
命运能否预知和改变—— 寄庐志疑·命理丛谈（一）
彼焉能测造化之妙——寄庐志疑·命理丛谈（二）
问道于盲” —— 寄庐志疑·命理丛谈（三）

按照刘老先生的观点：
1. 可以从时代、遭际、性格和教养大致推测一个人的命运，但一些傥来的祸福却非意料所及（人智之所不能料者太多，于是人们便乞灵于术数）
2. 人的命运肯定与其所处的时间与空间有关，这则是毫无疑义的。和现代物理学一样，子平之术注重的也是时空（出生时刻须依当地时间为定，如此则空间亦考虑在内）

日军炮轰老子故里老君台，13炮不爆，下跪谢罪


来源：解放军报

原标题：老子故里的“谢罪碑”

■曹新旺

时间追溯到1997年9月19日，一位叫梅川太郎的日本老人从日本专程赶到道教鼻祖老子的故里——河南省鹿邑县，在该县一个叫老君台的地方双膝跪地，为那场邪恶的、惨无人道的战争磕头忏悔、谢罪，并从日本带来一根白色方柱形“谢罪碑”，碑四面分别用简体中文、繁体中文、日文、英文刻写了这样一句话：“我们祝愿世界人类的和平”，并恭恭敬敬地立在老君台旁边。

梅川太郎是谁？他为什么千里迢迢从日本来到中国的一个小县城磕头谢罪？这里面有着怎样不为人知的故事？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9周年之际，我走进了那个让日本人磕头忏悔、谢罪，且带有几分传奇色彩的地方。

鹿邑县是老子出生、传道授业解惑的地方，境内的太清宫、明道宫是老子出生、讲学的两大景观。而明道宫里的老君台，则是鹿邑县一处独有的景观。老君台，传说为老子修道成仙飞升之地，故初名“升仙台”“拜仙台”。建于汉代，盛于唐代，多次毁于兵乱，后历代修葺，已有2000多年历史。台高8.84米，台底面积765平方米。山门下青石台阶32层，加上正殿前一层，恰为33层，正符合老子升33层青天之说。

1938年6月1日上午，侵华日军第4骑兵旅团藤田所部从安徽亳州方向进犯鹿邑县城。当年鹿邑小城全是低矮的平房，这座高高耸起的老君台被日军认为是一处军事据点，日军想先拔掉这个据点，于是用迫击炮向它一连发射了13颗炮弹，大有要把它炸平之势。但日军只听见炮弹的出膛声，却没听到炮弹的爆炸声。

日军指挥官和年轻的炮手惊得目瞪口呆，怎么打出的炮弹一发也没见个响，目标还依旧高高地耸立在那里，岿然不动？继而日军改变射击方向，向县城连发数十炮，炮炮皆响。此情让日军十分诧异和不安，他们又向县城打了一通后才敢进城。日军进城后发现，城内十室九空，当地军民早已转移。日军来到他们打了十几发炮弹而未爆炸的那座高高的建筑物前寻找答案。当日军得知他们炮轰的目标原来是道教鼻祖太上老君的升仙台时，同样信奉道教的日军不禁惊呼：“中国的老祖宗显灵了！”忙跪地磕头谢罪。

两年后，逃难百姓陆续回到县城，老君台的道士也回到老君台。看到日军把没爆炸的炮弹还留在老君台上，便把情况反映给慈善会会长赵万成。赵万成派他教私塾的弟弟赵万本领着几个年龄较大的学生到老君台查看后发现，老君台大殿东墙、东偏殿后墙和柏树上共中炮弹12发，其中两发穿过大殿山墙，一发卡在梁上，一发落在老君像前神龛上，还有一发卡在了殿东柏树的树杈上。他们师生爬上梯子，把这些危险的家伙一一卸下，用绳从老君台东墙吊下，挖坑就地掩埋。老君台虽然经过几次修复，至今东山墙和古柏树上弹痕还清晰可见，为日军侵华留下了又一铁证。

2003年9月5日8时许，正在老君台上烧香的李道姑忽听一声巨响，老君台西南角坍塌一个大豁口。在对这一坍塌处进行维修施工时，工作人员意外发现了一枚已经生锈的炮弹，经过层层请示并经有关技术人员鉴定，为日军轰炸老君台时使用的。几十年的谜底终于揭开，没有找到的那发炮弹也打到了老君台上，只是打到了土里。

日军炮击老君台的13发炮弹无一爆炸的传奇直到现在也没有人能解释其中的原因，留下了一个难解之谜。鹿邑县宣传部副部长闫广君讲出了老子的战争观。老子在《道德经》中说：“人之道，为而不争”，又说“天之道，不争而善胜”。老子认为，战争是“天下无道”的表现，但是老子并不反对一切战争。他说：“夫慈，以战则胜，以守则固。”就是说：慈爱，用来征战就能胜利，用来守卫就能巩固，正所谓“仁者无敌”。可见老子是反对侵略战争，支持正义战争的。日本对中国发动的战争是侵略性的，是无道之举，我国人民的抗日是正义的，是用“慈爱”所进行的守卫战争，因此是无敌的，必胜的。

1983年，梅川太郎怀着一颗忏悔的心再次来到鹿邑。他说：“我就是当年炮击老君台的那个炮手，我们的炮弹应该是打得很准的，打在老君台上的炮弹为什么不响，这不管是偶然的因素还是太上老君显灵护佑的结果，更说明我们发动的那场战争是非正义的，是赤裸裸的侵略！”他还说：“我今天之所以虔诚地跪拜中国的老祖先，是请求中国的老祖先原谅，请求中国人民原谅，向中国老祖先和人民忏悔请罪！”

虽然包括梅川太郎在内的日本侵略者在鹿邑犯下了滔天罪行，但鹿邑县人民还是以中华民族特有的博大胸怀，把梅川太郎所立的“谢罪碑”改为了“和平碑”，这表明了鹿邑人民对和平的热爱和向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