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当网有售，大约是7折（原价26元）。

这也可说是广告也可说是新闻吧。

阿Ｑ的言行和国民性
阿Q 在《阿Ｑ正传》里，说了许多话，做了不少事。鲁迅先生写这些，当是要反映一种精神，一种思想，一种性格吧。
阿Ｑ去摸小尼姑的脸，还说，和尚动得，我动不得？一，他欺软怕硬，知道小尼姑无力反抗，就胆大妄为了。二，“和尚动得，我动不得？”这话或许成了他留给后人的精神遗产了。“不拿白不拿，不吃白不吃”可说就是他的翻版。别人能拿能吃，我自然拿之有理，吃之安心了。“和尚动得，我动不得？”阿Ｑ的这句名言，人们或许还感到好笑，只有阿Ｑ才说得出。而“不拿白不拿，不吃白不吃”，则似是司空见惯，见怪不怪了。更有甚者，是不拿不吃的人反会被认为不近人情，或者太矫情太古板了。
那么，这能不能就被认为是中国人的国民性，或说劣根性呢？有一种见解认为无产阶级是不这样的，而小生产者（农民在内）是每时每刻产生资本主义的。如果允许一家养鸡，家家就都会援例，于是就资本主义了。这种思想指导下，形成了一段时期的政策。现在是不时行了。但是他们也没认为是中国人的国民性，或说劣根性，只是认为是小生产者的本性而已。现在有多吃多占的，有行贿受贿的，有其他经济犯罪的，这些人或多认同“和尚动得，我动不得？”这句名言，而且奉为圭臬，身体力行，而且不在少数。但如果没有统计资料证明其为多数，大多数，则还是不能称之为国民性的。鲁迅先生写小说，还有一个铁屋里的呐喊的比喻，铁屋里的人，多数大多数是醉生梦死的，需要有人去唤醒。《阿Ｑ正传》便也是这样的呐喊，希望能够振聋发聩的。是不是他把国人看得太低一点了？
对小尼姑，阿Ｑ是敢于动手的，对厉害的对手，打不过时就说，“儿子打老子”，就精神胜利了。这精神胜利法，好像是阿Ｑ的一大特征，也好像是中国国民性的一大弱点了。但是，精神胜利也有两种，一是明明没胜而自称胜利，如阿Ｑ。一是虽然离胜利很远，但却自信其必胜。如“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如“知其不可而为之”，如“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等等。批判前一种时，不能把第二种也混在内。
“及余四十左右，乃读鲁迅之新文学，如《阿Ｑ正传》。自念余为一教书匠，身居当时北平危城中，中日战争，如弦上箭，一触即发，而犹能潜心中国古籍，以孔老二之道为教，若尚有无限希望在后，此正一种阿Ｑ心情也。使余迟生数十年，即沉浸在当时之新文学气氛中，又何得为今日之余。余常自笑此一种阿Ｑ心情，乃以上念前古，下盼来者，此亦诚阿Ｑ之至矣。”
以上引用的钱穆先生文字，自称 “此亦诚阿Ｑ之至矣” ，这里讲到的阿Q ，应当不是那种 “儿子打老子”的精神胜利法，是很明显的了。 “尚有无限希望在后” 这也不是虚无缥缈的希望，而是确实存在的希望。我对这段引文作如此理解，是否有当，希望朋友们不吝赐教。

这是书中又一篇，请指正。

记得杨绛写过她和钱钟书和钱穆先生一起坐火车北上的经历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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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杨先生上学，家长让钱先生路上照顾一点。没有钟书先生在。只有二人。好像这样。 谢谢不是摩西。

很诡异的一个回复。但是一般能猜到为什么。

，我读钱穆先生，可比老先生您读得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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佩服，谢谢。

感谢楼上关心这本书。但是“大师”之名比较刺耳，不能不致歉意，予以璧还。其他指责，照单全收。/谢谢。尤其是半夜奋笔写了这么多。

欢迎继续

钱行与父亲离多聚少，对乃父并无真正的了解。晚年补读乃父之书，但读得十分肤浅，实际上并不真正了解其父的学术。故书中所叙，对于研究钱穆其人其学并无太多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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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支持把这个判断。只是希望，没有大价值，能有点小价值吧。谢谢这个判断。

“钱先生本人，并不认为自已是新儒家”

今见网上多处，有思亲补读录选文之电子版可以阅读。其中四副对联之粗茶淡饭联，一处担任参政，应是蒋经国邀请，不是李登辉。原书错了，电子版也错了。谨请读者注意，并致歉。还有全书的电子版，我见有的地方是免费下，也有地方要收五元钱。其中也有此错。
那位买了纸本书，也请自己改正了吧。对不起。

当年在闲闲书话，先是我写错了，后来发现就纠正了。但是出书的时候，却误用了旧稿，造成此错。

在新浪微博，看到一则读后感，未经同意复制在下


继续读《思亲补读录》，随感一则作者：蠲戏书生
前晚熬夜，昨晚状态一般，只看完十来页。今晨继续，读完第三部分，篇目如下：孤桐何意凤飞来；傲骨傲心和翘尾巴；孤和群；三年之艾；蒋先生七十寿辰祝寿辞；书评一例；范文正公的名言；太平天国与洪杨之乱；关于“温情与敬意”之辩；阿Q的言行和国民性；领袖与英雄；《湖上闲思录》之思“我”；《庄子纂笺?序目》读后；司马光与《资治通鉴》；“苟全性命于乱世”；修养与表现；坚定力，戒浮躁；牝牡骊黄；两位大师与直排；钱锺书代序《国学概论》；也说朱熹和陆游的诗；“个体选择国家”；学术史中的师生故事；当儿子谈到父亲。
本书勒封所附“内容简介”：本书是钱穆先生次子钱行近二十年来阅读父亲著作、理解父亲思想、思考文化人生所写下的若干短篇汇集。作者还在书中追叙了钱穆先生生平略历与一些不为人知的家庭轶事，针对他认为读书界对钱穆生平、学术思想存在误解的一些文字和观点，作出了更正或商榷。对研究钱穆其人和其思想，都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阅读感受有三：其一，本书多数文章曾于论坛发布，属于网络风格，标点比较粗糙，书中多数未曾纠正，尤其引号错误较多（至于文字错误，比例还真不大）。其二，书中多处引用钱穆先生作品原文，评论之时沿用民国纪年，竟然也能顺利出版，真是出乎意料。九州出版社推出之钱穆先生文集，在纪年上已将民国纪年改成公元纪年。不知何故此书竟然未曾调整，莫非如今风向已变？出版审核已经如此宽宏大度？怪哉！其三，钱行先生对钱穆先生文章思想之解读，基本立足于“温情与敬意”这一原则，但某些细节仍有待加强，尤其是对传统文化及古人思想之理解，如能继续深入了解，或者会有另外一种风光（很多文章写于九十年代，可能其时积累不够也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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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次敬璧了“大师”这称号，这次还要敬璧“同志”这个称号。请楼上就直呼其名好了。
谢谢。

我只是写了自己的看法，并不想说服每一个人。请谅之。

感谢洞庭先生。


这本书69页有一照片，说明词“珍贵的钱穆先生早年授课照片一”是附在“十年乡镇小学”一文里的。
近在一张文摘性报纸（未知报名，看到的是2012.9.25，第十版“史秘新读”，编辑王志）有一篇“国学大师钱穆在素书楼的最后一课”（摘自《学习时报》）也附了这张照片，说明词这样“1931年，钱穆在课堂上”。

看图片上黑板上的字，或许“1931年，钱穆在课堂上”这个比较正确。
但是不知这样照片原始出处。
望明者有以教我。

洞庭先生说到联经版《钱宾四先生全集》第五十七册《师友杂忆》，

大陆上以前见过几种不同版本的《师友杂忆》都是依据全集本出版以前的旧版本引进的。所以内容比这个全集本的要少。
去年九州出的全集新校本是和联经的基本相同，所以胜过其他简体字本。

书中一篇

关于《师友杂忆》的讨论2
贾克文孙鼎宸诸先生
和朋友讨论读书心得时，她说：

“《师友杂忆》一书中，可能对于很多学者而言，他们关注的都是民国学界学人的关系，还有钱宾四先生的学术历程。可是我更容易被另外一些文字打动，比如他写一个叫贾克文的书记，因为对钱先生很敬爱，所以就连烧菜时，都把白菜心单独做给钱先生吃，而自己就吃外层的老叶子。这些小事情，大概是入不了研究人员的眼，但是对于我这样的读者而言，却往往是那书里最不容易忘记的文字。”

我说，这贾克文先生，的确是书中写得比较生动比较可爱的一个人。贾先生是从外地到北平一位教授家来应聘书记工作的，但是到人第一天，那位教授随口说了一声请给我倒一盆洗脸水来，贾先生就生气了，说我是应聘来做书记工作的，怎么可以叫我倒洗脸水。当即表示辞职不干，要回去了。那位教授感到自己错了，挽留无果，才把他介绍到钱先生处，免得他徒劳往返，白来北平一趟。钱先生当时妻子、儿子都在，有乳娘，有佣妇，自然不会有杂事麻烦书记员。后来一次钱先生全家回南方，商请贾先生一人在北平留守。后来钱先生回北平，家人没有同来，想请一佣妇管家而找不到，只有两个人过。贾先生问两个人怎么过，钱先生说你一个人不也过了这么一段时间了吗，现在两个人也就这么过好了。贾先生说，我自己做饭做菜自己吃还可以，你先生怎么吃得惯。钱先生说，请你做饭已经很对不起你了，怎能再追求口福。于是贾先生就担任起做饭做菜的事，还有扫地抹桌的事等等。贾先生在钱先生处做了近一年，他的一亲戚是当时的高官，介绍贾去外地做警察局长，贾先生做了几个月，说不习惯，又回北平，在警察局换了一个外勤工作，这时钱先生一家人又回北平，住房也是贾先生帮忙找的。以后也时常来往。直到钱先生随学校南迁，贾先生还常来照顾钱先生家庭。以后钱先生家也搬回苏州，贾先生仍长与钱家保持联系，说钱先生回来时，还会来追随左右。到钱先生八十多岁时，钱先生的侄子伟长先生与钱先生见面，告诉钱先生说，几十年来，贾先生每年过年都去看他，包括他因右派事受难时。后来贾先生年老，就让儿子代他来。
上面说贾先生是书中写得比较生动比较可爱的一个人，除了贾先生，还有一位孙先生孙鼎宸，也写得非常生动和可爱。孙先生原是抗日军人，多年征战，升任苏州的城防司令。他驻防苏州时，钱先生正住苏州。由于孙司令在军中常读史书，也读过钱先生的史著。有一天就到钱先生家访问请教。两位谈得比较投机，二人在苏州有近一年的交往，后来钱先生去广州任教，离开了苏州；后来孙先生也离开了苏州。在后来，钱先生在香港办新亚书院，新亚书院又对社会举办学术讲座。这时孙先生也全家来港，知道了这学术讲座，也就每次都来听讲，并编成《新亚学术讲座》一书出版。以后新亚研究所成立，孙先生在所学习研究，写成《中国兵器史》一书在台北出版。钱先生说这是新亚研究所成立后的第一部出版的专著。除此以外，钱先生又写到孙先生一家在香港的生活，房子小，孙先生夫妇只能睡行军床，而且白天要拆掉，让出一家人生活起居和孙先生读书写作的空间。“余初不知其生活之清苦有如此，而勤学不辍，绝未有一言半辞吐露其艰困。乃大敬之。亦新亚艰困中所特有之一例也。”钱先生还说到“后因其女留学加拿大有成，鼎宸夫妇随去。余八十之年，鼎宸曾编有余历年著作论文一目录，搜罗极详，编次极谨。亦见其虽身在国外，勤奋犹昔，年近七十，而能不忘故旧一如往年有如此”，赞叹有加。
在我们的讨论中，她又有以下的一段话：

现代学术的一个最大特点，就是人学分离，也就是学与“德”分离，这个“德”并不是普通意义上理解的“道德”，而是做人要与治学是一致的，而现代学者，且不论当代，就从晚清到民国，私德就是一代不如一代。而钱先生为什么能拥有那么多真心的追随者，实是人学是合一的，是一致的，他所宣扬的文化真相与他的所为所行是不悖的。
读宾四先生的书，心中始终是温暖的，无论世道人心如何，总不会失去信心。
这一段话，或可说明我们为什么觉得钱先生写的这两个人可爱。原来就是因为在他们身上我们可以看到那做人的道德，可以给我们带来温暖，带来信心。为什么钱先生会把这两个人写得如此生动？恐怕也是因为他们那种做人的道德，深深打动了钱先生的心，几十年过去，印象仍深刻，所以才写得生动。
对于我们这样的读者而言，这本书里这样最不容易忘记的文字，至少还有关于秦仲立校长和关于朱怀天先生的两大段。这里就不详引了。这些前辈，都可以说是儒家人物。传统人物。和钱先生是同一类的人物。都说余英时先生是钱先生的嫡传弟子，但是要说和钱先生的“相似度”，余先生还是比不上他们这几位的。


《思亲补读录》中这篇在60页，字句或者稍有出入，此为前在闲闲书话发的原稿。这篇里的 “读宾四先生的书，心中始终是温暖的，无论世道人心如何，总不会失去信心。”现在印在书的封面上。

请指正。

又一篇

关于《师友杂忆》的讨论1
钱穆先生佚诗一首：《华生人立从学仅一月，于我极致爱敬，闻我去鸿模，割指破臂血书挽留我。感其真挚，而望其韬晦益进，作此报之》（民国九年旧作），原发表在1929年（民国十八年）八月五日《新无锡》报副刊《茗边一览》上，今有无锡江南大学刘桂秋先生发现，并为文介绍，刊于2009。11。20《文汇读书周报》。
“爱尔有真诚，慎重常敛收。太刚者先折，舌久以能柔。我去不可挽，女情难可酬。惟当藏苌碧，时以警我偷。在眼血常殷，我心敢倦不。前程各努力，去去复何忧。不久鹅湖月，还当同夜游。”
这诗发表在华生血书挽留之后好多年，说明此事在钱先生心中影响非浅。钱先生离开鸿模到后宅小学后发生的事，在后来的《师友杂忆》书中有不少记载，这华生的事，会不会也有记述呢？经查的确是有，不过说的不是这赠诗当时民国九年的事，而是在这以后钱先生在无锡三师时事。
“余前在果育小学投考常州府中学堂时，得识华叔勤。及在鸿模小学任教，叔勤特命其二子自城来从学。余离鸿模时，叔勤幼子抽刀割手指，血书请学校坚留。后彼兄弟转学沪上，肄业某大学。余在三师，一日，忽其幼子来，劝余进同善社。余却之。彼坚劝不已。谓得师一人入社，功德胜劝千万人入社。余无法开导，只言再说。越数日，又来，请益坚，几不容余吐一语。乃严词命之出。偕之至校门，告门房曰，他日此人来，勿许其进入。叔勤幼子聪慧英锐，有绝人之姿。不谓数年间迷信当时盛行之同善社，一变至此。亦可惜也。”
在和一朋友讨论《师友杂忆》这书时，朋友说了这样一段话：“钱穆先生在批评任何一个同时代的学者时，在回忆录里他都试图给予最大程度的理解，所以也说了许多看表面矛盾的话，这是他理解力的全面，但也透露着一种人为的努力，力图使自己公正，而掩饰自己的情绪。”现在所引这一段，则是先生在谈他的学生三人（和一位同事），除了描述外，有一段结语：“余今连带忆及此四人，则一时人心之分歧，人才之奔溢突出，无共同之趋向，而国事之艰，社会人事之乱，亦可由此推想矣。”这其中，这华生人立，当年钱先生曾有诗赠之“不久鹅湖月，还当同夜游。”而后来却发展到“告门房曰，他日此人来勿许其进入”。在这样情况下，钱先生还是把学生的变化归结到人心、国事和社会，而不把责任都算在其本人身上。可见朋友所说 “试图给予最大程度的理解“，“也透露着一种人为的努力，力图使自己公正，而掩饰自己的情绪”是不错的。而且，为了便于读者的理解，那一首赠诗（即使钱先生晚年未必保留有底稿，但是不会对这件事全不记得的），也不把它写入（只写了血书的事），应当也正体现了这种人为的努力吧。
“一变至此。亦可惜也。”钱先生觉得可惜，今天我们读着也感到可惜。


关于《师友杂忆》的讨论2
贾克文孙鼎宸诸先生
（原来这两篇是一和二，书上这一则（一）没有全收，分别在十年乡镇小学和三师往事两篇里有部分内容。现在录在这里。参考）

钱穆先生的书斋室名
梁启超先生有《饮冰室文集》，冯友兰先生有《三松堂自序》。钱穆先生的书斋室名，就所见的，约有未学斋，思亲彊学室，桴楼，素书楼等四个。
未学斋，是先生早年所用的斋名。
抗日战争时期,钱穆先生曾请假回沦陷区苏州,陪侍母亲一年.后来又回后方上班，在齐鲁大学研究所与顾颉刚先生共事.不久在苏州的老母不幸去世,钱先生未能回苏州奔丧.这时他把自己的书斋命名为思亲彊学室, 在当时他写的一些文章后,标有这个室名.
一九六七年钱先生移居台北,按无锡老家的素书堂把自己的住所称为素书楼.后来又创立一个素书楼文教基金会.现在这素书楼故居辟为纪念馆.素书楼文教基金会仍有一批热心人士管理,与大陆有些单位合作,开展了不少工作,如中学生国学暑期夏令营等等.
未学斋、思亲彊学室和素书楼这三个名称，在有些传记作品中多有提及.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到十二月,钱先生在台北<中央日报>连续发表三篇“桴楼闲话”(人之三品类,身生活与心生活,人学与心学),后收入<人生十论>(台湾东大本和大陆三联本均缺；台湾联经和北京九州的全集中都有收).按《师友杂忆>的记载,这时钱先生是住在香港九龙沙田西林寺上层山腰一楼房,<论语新解>在此最后完成,<朱子新学案>不少是在此撰述的.桴楼闲话也就是在此所写的了。
桴,就是孔夫子 “道不行,乘桴浮于海”的桴.也就是一个小木筏.桴楼,就是像木筏的小楼了。这或不是楼的形制像筏子,而是房主人的心情有点和孔夫子道不行,乘桴浮于海的心情略同吧.那时侯,大陆已经开始了文化大革命,香港则还在英国女王委派的总督统治下.钱先生寓居于此,不正如乘桴浮于海一样吗？所以有了这样一个书斋室名。
过了不多久,这桴楼也风雨飘摇,钱先生乃真搬到台湾去了。初到时是住在临时居所，及后搬进新建的外双溪寓所（政府宾馆），钱先生就按老家无锡七坊桥老屋的素书堂将这里命名为素书楼。在保存下来的一印谱中，还有“素书堂”“素书老人”二印，另有“未学斋”一印。钱先生晚年，和夫人胡美琦女士一起所创立的素书楼文教基金会，到今还活跃在两岸文化交流事业中。
一九六六年，钱先生在香港，把书斋称为桴楼。离开香港，到了台湾。从我们大陆人看，港，澳，台，都属于海外。而在钱先生眼里，或许到台北像到苏南一样，总之是到中国，到家乡了。所以这桴楼闲话，看来是不会有之四，之五的了。后来钱先生百岁周年纪念，台湾《中国时报》登过一篇《一代国学大师看台湾——钱穆先生的宝岛游踪》（唐方匀先生作），有一小标题“钱先生初来台，曾说过对台湾有重履故土之感”。这个小标题，或可为本文上面的推测作一旁证。钱先生在素书楼还写过一对联，把台北外双溪和无锡的啸傲泾作对，或也说明他对这二地方是同样的有感情（啸傲泾使他“让与傲习成性”，外双溪让他“士而安享馀年”），和香港的桴楼是很不同的。


书中第20页，改题从未学斋到素书楼，字句有出入。有两个附图。
请指教。

很奇怪，从闲闲书话进不了这个帖子。几次三番的进不了。现在是从百度进来的。

钱先生在素书楼还写过一对联，把台北外双溪和无锡的啸傲泾作对，或也说明他对这二地方是同样的有感情（啸傲泾使他“让与傲习成性”，外双溪让他“士而安享馀年”），和香港的桴楼是很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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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对联在这篇文章里只引用了十二字

幼生金匮让皇山啸傲泾让与傲习成性
老住台湾士林区外双溪士而双享余年
（刚才没写完，忽然有事先发了出去，现在补足）


谢谢真希望快乐

这书我送了一册给任教过的学校，又送了一册给当地市图书馆。近日有一个苏州教师书院，征集苏州教师写的书，也想送一本过去。
不是说这书好。只是希望有人能从这书而对钱先生本人的书有兴趣去读。
这个贴子里对这书的批评，是欢迎的。再次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