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眸子》全目次

——浴血并蒂莲：李九莲与钟海源

中国的眸子

序言:中 世 纪 的 童 话

中国的眸子.

第一章 飘泊之途(一）

第一章 漂泊之途（二）

第一章 漂泊之途（三）

第一章 漂泊之途（四）

第二章 风雨赣南(五）

第二章 风雨赣南（六）

第二章 风雨赣南(七）

第二章 风雨赣南(八）

第二章 风雨赣南(九）

第二章 风雨赣南(十）

第二章 风雨赣南(十一）

第二章 风雨赣南(十二）

第二章 风雨赣南(十三）

第二章 风雨赣南（十四）

第三章 铁窗铮骨(十五）

第三章 铁窗铮骨(十六）

第三章 铁窗铮骨(十七）

第三章 铁窗铮骨(十八）

第三章 铁窗铮骨(十九）

第三章 铁窗铮骨(二十）

第三章 铁窗铮骨(二十一）

第三章 铁窗铮骨(二十二）

第三章 铁窗铮骨(二十三）

第四章 松林喋血(二十四）

第四章 松林喋血(二十五）

第四章 松林喋血（二十六）

第四章 松林喋血（二十七）

第四章 松林喋血（二十八）

第五章 忠贞谁羁(二十九）

第五章 忠贞谁羁(三十）

第五章 忠贞谁羁（三十一）

第五章 忠贞谁羁(三十二）

尾声 她们注视(三十三）

尾声 她们注视（三十四）

附录：曾安林来信摘录

中国的眸子

一封情书与世纪惨痛
——为胡耀邦逝世20周年重印《中国的眸子》序
朱毅
四十年前的今天，劫世新贵们就要在九大弹冠相庆之时，李九莲给正在部队服役的“恋人”写信坦露忧国心志：
“我不明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到底是什么性质的斗争，是宗派斗争还是阶级斗争？我感到中央的斗争是宗派分裂。因此对‘无产阶级大革命’发生反感。对批判刘少奇好像有很多观点是合乎客观实际的，是合乎马列主义的，又觉得对刘少奇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感到对刘少奇的批判是牵强附会......因此对今后的天下到底属于谁，林彪到底会不会像赫秃一样，现时的中国到底属于哪个主义等项问题发生怀疑。对现行反革命发生浓厚兴趣，对反动组织的纲领也注意研究.

三个月后李九莲遭诱捕的那一天，竟是我预约出卖她的曾昭银同去赴宴的日子！
三十五年前的3月19日，出狱后四告无门、对权势终于绝望的李九莲，在赣州公园女墙上贴出她血泪的申诉：《反林彪无罪》，公开诉诸正在批林批孔的人民。比四五运动早两年，十年浩劫史上仅现的另一场群众规模可歌可泣的反抗，就此揭幕。一个月后，负疚的我出现在地区公安处的那天夜里，李九莲重遭密捕。我疚上加疚，而被激怒的赣州地市人民以《众手掀翻独霸天》的英雄气概，成千上万涌上街头。“李九莲无罪！”“不准以法律保卫领袖！”“取消公安六条！”三查——一打三反大方向错定了！”挑战极左路线、昭示人民觉醒的口号响彻云霄......
一九七四年四月二十五日，惶惶不可终日的江西的王洪文——涂烈，策动陈昌奉司令员发出五点指示，直斥李九莲是“否定推翻”的“现行反革命跳出来翻案”。
“或者走向真理的光明，或者走向牢狱的黑暗。”当日下午，赣州地区李九莲问题调查委员会逆流而砥，庄严成立。在数万赣州人民的支持下，李调会坚持了200多个日日夜夜，迎战对峙极左的帮派，为李九莲“维权”七赴北京，直至毛泽东指示“以安定团结为好”，遭王洪文、张春桥、华国锋严敇江西省在京常委下令取缔。而取缔令直接的诱因，竟是我们追查中的瑞金（清队）大屠杀时任县革委会主任的徐承忠，赖在交际处悠哉悠哉，反诬李调会“劫持”！
从反击右倾翻案风到大清查，除众所周知的李九莲与钟海源被处死并遭凌剥外，李调会成员仅被刑罚者就逾60人，遭党纪政纪处分的600余人，受株连者数千人，其惨烈与广大，难道不是远远超过了建国第一大案的胡风反革命集团案吗？！
感念胡耀邦，尤其感念他在第五次两案工作会议上，一字一句重复着我出狱后在中纪委申告汇报的受株连者的数字！总有一天，我会一个一个地告诉世界，是哪十五个政治局委员或中央委员，或从左面，或从右面，涉入、铸定或平抑了这一封恋爱信引发的世纪奇冤！
重印《中国的眸子》，我把我与千千万万人感念就印在书题下面：
“为纪念胡耀邦逝世20周年而重印。”
新辑发的八组照片，也是感念，也是永生永世的思念与惨痛！
下面，就是李调会部分成员在一次悼念活动中的四张照片：正中即为时任李调会主任的笔者，右上幅前排最左、左上幅二排最右、以及下面两幅的前排最右就是被处死并遭活体取肾（给一位大区空军副司令的儿子）的李调会广播员钟海源。 除了几位长征老红军的子女，照片上的人们全都蒙陷冤狱。在遥远、积雪的北国，我以这种形式怀念青光岭，怀念长头陵，也怀念照片上或不在照片上、活着或已长眠的每一个李九莲的辩护士。
李九莲啊，什么时候你才能拥有一块林昭那样的自由碑，在那青色的火焰中，永恒燃烧世纪惨痛与你绝命书上最后的炽情：
谁准备用真理的花环装饰自己，
谁同时就得准备让粪土包裹自己纯洁的灵魂。

中世纪的童话

——序《中国的眸子》



刘 茵





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两位少女的眸子，那是黑莓子般明亮善良的眼睛，那是马奶子葡萄般明亮美丽的眼睛。这两双眼睛——“中国的眸子”，在大夜弥天的日子里分外明亮，它们怒视着“文化大革命”中的种种倒行逆施，发出了愤怒的呐喊，进行了无畏的挞伐，两位少女由此而罹难，身陷闺圄。在黑夜消逝，晨曦初露的时刻，她们在枪声中倒下，这两双明亮的眼睛水远地闭上了。

这就是胡平的长篇报告丈学《中国的眸子》告诉给读者的故事。一个情窦初开的少女李九莲，竟因第一次给男友的信中剖露心迹，探求真理而招来杀身之褐。死后，尸陈荒野，恶棍割去她的乳房与阴部，浸泡于盐水中。另一位女性钟海源因为伸张正义也惨遭枪杀。临死前，她还忍受着巨大的痛苦被取走了鲜活的肾脏，换给另一位干部子弟。六百余名同情者、支持者受到株连，他们的刑期加起来达五个世纪！这莫不是天方夜谭?莫非是遥远的中世纪的童话？不，这是畸形的时代发生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的千真万确的事！

这个惨烈的故事几年来长久地煎熬着作者。这是“文革”中最为惊心动魄的事件，其涉及面之广、时间之长举世罕见。作者几乎象祥林嫂絮絮叨叨地讲“我真傻，真的……”一样，逢人便动情地叙说着李九莲事件，而听者几乎无人不受到心灵的震撼。

他终于拿起了笔。1989年元旦，人们沉浸在节日的欢乐中，鞭炮，焰火，舞会，笑颜……胡平眼前却是黑夜，枪杀，挖肾，鲜血，死亡……他心理反差极大，经常从一个世界跳向另一个世界。握着一支沉重的笔，他写得异常苦涩，灰色的脸上一片死色。他是怀着一种多么强烈的使命感与责任感来写这部作品啊！这里倾注了他的心血，倾注了他的感情，倾注了他的思考。

李九莲事件是十年浩动的缩影，由这件事可以窥见“文革”之一斑：民主被践踏，法制遭破坏，人权被剥夺，真善美受打击，假恶丑逞凶狂。文学大师巴金曾屡屡呼吁建立“文革博物馆”的重要文献资料。这里有监禁枪杀流血开斗；这里有告密者抗击者牺牲者愚昧者刽子手；这里有白红黑字的书信诗歌大字报抗议书交待材料判决书。作者用毋庸置疑的事实为当今的人们提供了一面忠实的镜子，使其从这面镜子中窥视到十年动乱的真实图景。它是声讨十年浩劫的檄文，它为“文革”立下了一块耻辱的碑石。每一个中国人将永远不再复写这民族历史上鲜血浸染的一页！无疑，《中国的眸子》将是反思文学中的重要篇章。

作者并非平面地照出一场灾难的表面血污，还深入地触及了中国的国民性，探索了人的心灵的病态世界；李九莲男友对她的出卖，钟海源被捕后丈夫当即离婚；行刑时围观者甚众……我们民族性格中某些劣根，在“文革”十年中恶性疯长，作者既愤概于李九莲、钟海源在韶华烂漫时节被杀害，也痛心于一些包括作者自己在内的群众的麻木，这是双重的悲剧。就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眸子》较一般的反思文学大为深刻。作者从另一个方面探索了“文革”之所以发生在中国这块土壤上的原因，难道仅仅是领袖一个人的责任吗？读这篇作品，我痛感到我们在喝下“文革”这杯苦洒时，也应当对“文革”承担自己的一份责任，全民族的反思应当从自己开始。先驱者的血不能只作人血馒头！

反思历史，也是现实的需要。作者在1988年——“龙年的悲怆！结束、1989年来临之际写下这部作品时，明显地融进了一些人的怀旧情绪，他们想重新寻找过去产的美好时光。让他们听听那恶梦般年代的故事，看看那两双明亮的大眼睛在中国错瞑的夜色中怎样向着今天苦苦遥望吧，春之可受，难道不是因为冬之寒冷吗？《中国的眸子》何偿不是对改革的热情礼赞！

李九莲、钟海源以青春和生命把磐石般厚重的历史撞开了一道长口子。她们却成为两年徘徊时期的牺牲品，这使我们有更多的遗憾，更大的悲痛。我们制造了太多的冤案，我们扼杀了太多的精英，我们已经付交了昂贵的学费。我们这个民族的包袱委实太沉重了。我们不能再作徘徊，必须实行民主、法制，在改革的道路上奋然前行。

由现实而向历史的纵深延伸，由历史又观照现实，胡平以沉甸甸的作品对报告文学而且对无情、深邃的历史作了新的开拓。

让我们不仅仅于震撼，还在重温两个少女际遇的过程中，痛切地思考中国的命运与出路，为建设一个社会主义的民主的中国而奋斗！









一九八九年三月于北京

第一章 飘泊之途



“曼纳庄园”里的动物们认为：人是什么都干不了的家伙，他们产不了奶，下不了蛋，拉不动犁，却贵为庄园的主宰，使动物们受尽奴役。于是，经过一番抗争，动物们赶走了主人琼斯先生，建立了在猪带领下他们自己当家做主的“动物庄园”。但在事后不久，猪却搬进了从前主人琼斯先生住着的院里……从此演出了一部令人扼腕痛惜的悲剧。

——乔治·奥威尔《动物庄园简介》



一



1967年6月29日。

赣州发生了全国最早、最大规模的武斗。不愧是老区，以农民为主体的保守派，实行了当年毛泽东同志的 “以农村包围城市”的策略。不同的是，今天有了机械化，卡车、拖拉机，由各县而来的公路、土路上，一时间马达轰隆，黄尘蔽天，成串的车灯在黄尘里迷离扑朔，好似一对对什么巨兽昏蒙的眼珠，在那里上下、左右探索……武器也不同了，不再是梭镖、大刀、土枪、土炮。农民们，还有一部分保守派的工人，手里拿的大都是半自动步枪、冲锋枪，最次的也是三八大盖。一个个黑脸秋风，眼里溢满肃杀之气，只是腮帮、手臂上那一道道鼓起的棱子肉在不停地颤抖，透露出他们还有几分压抑不住的兴奋……

一早，赣州市城里的红卫兵和造反派，便被炒豆般的枪声告之：到昨天为止，双方慷慨激昂，你喊“保卫”、我嚷“誓死”的那一套，业已成了隔夜黄花。仅仅停留于口头上的精神批判，代替不了武器的批判，此刻武器的批判，已经蝗群般涌向了赣州城的四个进口!

一切都发生在猝然之中。

一切都仅仅是在战斗英雄的报告里听过。

疑惑，凄惶，茫然……然而，小城很快便有了自己坚强的中枢神经系统。南方冶金学院的一幢楼里，几个红卫兵头头作出紧急决定。墙上身着军装、神采奕奕的红司令像，微笑地看着这几个二十出头的小伙子，那时候他老人家的微笑，仿佛是一张全国通用粮票：保守派从这微笑里，看到了“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造反派和红卫兵则从这微笑里，看到了“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李九莲是赣州三中“卫东彪战斗团”的副团长。三中在西门附近，该兵团与冶金学院的红卫兵，负责保卫西门。在“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出来之前，她还是学校团委宣传部长、学生会学习部长，她的职务，决定了此刻必须和几个红卫兵头头一起，义不容辞地拼凑起一个小小的“作战部”来……

她不懂作战，她只会读书。在学校里，一般女同学课后爱打毛衣什么的，她却总是读书，尤其是爱读鲁迅先生的杂文和有关志士仁人的传记。她的学习成绩，在班上也总是名列前茅；

她不会残忍，她素采谦和。出身工人家庭、兄妹五人都是共青团员的她，很早便对给人贴政治标签的做法不以为然。她打心眼里看不起某些处处颐指气使、却胸无大志的干部子女；相反，对班上几个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被别人也多少被自身粽子般捆得紧紧的同学，她倒挺佩服，她佩服他们绵里藏针，知识丰富，生存能力强。她甚至这样想：当我们这些“红五类子女”掌握了国家命运之时，若他们要离心离德，我们大概不会是他们的对手……

为此，她在班上有很高的威信，就是在大小山头林立的兵团里，她也是各派都能认同、服膺的“领袖”，实现“革命大联合”后，她被中学红卫兵们一致推选为省革委会委员候选人；

李九莲的麾下也没有武器。毛 一声令下，号召各派夺了枪的交枪，红卫兵、造卫派都将枪上交了，赣州全城只剩下两挺机枪、几支手枪，那是几个单位原先就配发了的，再有就是体委的几把小口径步枪。在西门，还只有梭镖。就凭这等原始的武器，和米包、盐包筑起来的简易工事，还有几百名红卫兵火热的身躯，西门的被冲决，小小“作战部”及其麾下的溃：散，便只能几乎是弹指之间的事了……

这一天，赣州城里浓烟密布，火走龙蛇，日月无光，腥风血雨，宛如“八一厂”哪位气魄恢宏的电影导演，正在这里拍摄一部战争巨片……

由这一天，至7月4日，赣州城里丢下了一百六十八具尸体。

其中，大部分是保守派冲进城后给杀死的。

6月30日。“江西省大中学校红卫兵司令部”驻赣州地区联络站负责人朱毅，领着李九莲和其他几个学校的红卫兵头头，到街上认尸体，有名有姓才好向中央紧急电告。他们走在死尸堆里，扒开一个个倒卧的死尸面孔，那是一张张怎样的面孔呵：年轻，露珠般年轻。洁净的额头没有一丝皱褶，线条生动的鼻子恍如玉石雕成，或是下巴刚刚生出几根茸茸软须，让你想起原野上轻扬的芊芊春草，或是脸上几颗深紫色的青春痘，让你觉得里面深藏了多少青春躁动期的秘密……

几乎找不到一张脸上留有恐怖走过的痕迹。

也许，他们刚刚还在对战友倒下的愤慨之中；也许，他们刚刚还在“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的悲壮之中；也许，他们刚刚还在能真的在枪林弹雨中考验自己对红司令和“无产阶级司令部”忠心的豪迈之中……死神钢青色的巨大利喙，便骤然降临了，这利喙犹如万千条蜂拥而至的蚂蟥，在贪婪地吸血，留给他们的只是一片失血后的惨白。而留给生者的，则是一片无论你怎样联想也填补不了的广袤空白……李九莲跌跌撞撞地走着，腿好似麦秸秆编的，愈走愈软。额头沁出的汗珠，将一绺头发冰凉地贴在皮肤上，她想用手抹开，可一提手，她看到了手上淋淋漓漓、欲滴未滴的血水。一股强烈的恶心，一阵恍惚。恍惚中，她觉得自己好像是来自一个屠宰房，又走向了炼狱。她停下不走了。朱毅回过头来看她，她像是喃喃自语：

“还可以这样打吗?还可以这样打吗?”

她抬起失神的眼睛，又问朱毅：

“我们能不能既不放弃原则，又不打?”

几天来，这个问题也一直在朱毅头脑里来回拉锯，他想得头都痛了。他与李九莲同是1946年生人，却比她早两年上学，“文革”开始时，他已经是江西师院中文系二年级的学生了。可他和李九莲一样，不会打仗，只会读书，也许是文学的熏陶，他性格外露，富有激情，这激情是拥抱五彩世界、创造美好生活的激情，同样与残忍无缘。

若打，对面站着的是工人、农民，他们不是自己的父辈，便是自己的兄长辈。机器是他们开的，粮食是他们种的，自己在大学里享受的助学金，也是他们提供的。在金色的齿轮与麦穗组成的庄严国徽上，有他们神圣的位置。在平时，不要说将他们视为敌人，就是有半点忤逆他们汗水的行为，比如说扔掉吃剩下的半个馒头，或

是袜子破了不愿再补，想买双新的，心里都常常会有一种犯罪般的感觉……

若不打，他们将会如大潮般压过来，滚滚烽烟里，那一排排拨浪鼓般晃动的脸膛上所呈现的，不是昔日农忙季节我们去农村支援时所领受的那份欢迎，不是过去我们去工厂接受阶级教育时所感到的殷殷期待；更不是童年时，光着腚从河里湿淋淋地爬上来，或是溜进果园捉知了、偷梨吃，被他们撞上时的那份对于童心的亲热和款待……

此刻，那一排排被烟尘染得熏黑的脸膛上，眼珠充血，青筋暴绽。因为仇视，因为狂热，也许还因为击中目标时所蹿上来的某种快意，它们的轮廓都有些变形，皮肉都遭扭曲了，恍如一截截被雷电击中，正在撕裂、燃烧的枯木……

朱毅也被扭曲了。善良愿望与残酷现实的尖锐冲突在扭曲着他，良知与路线斗争觉悟的尖锐冲突在扭曲着他，我们民族传统中所看重的人际关系、情感联系与对红司令及“无产阶级司令部”态度的尖锐冲突在扭曲着他……

红卫兵运动看似愚昧，看似迷狂，仿佛是非理性的产物。其实它的每一个非理性举动，几乎都经过了理性的筛选，得到了某种理论的批准。他们之所以能很快丢弃过去在校园里熟悉的学生生活，又迅速崛起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充当起“天兵天将”的角色，其动力与源泉正在于此。

因此，他们一度有过的正义感、豪迈感、悲壮感，绝不是装出来的，他们的年龄，还有六十年代初期要求他们像雷锋叔叔一样纯洁的水晶瓶式的教育，决定了他们不是演员，而大人物们，才往往是政治舞台上得心应手的小品大戏的演员。

朱毅铁青着脸，回答了李九莲：

“没有退却的余地!不打，革命原则丢了，赣州城里红卫兵的

性命也难保……”

打到赣州城被攻克，红卫兵死的死、伤的伤、溃散的溃散，冶金学院的四个红卫兵头头，就死了三个。朱毅成了“最高司令官”，他清点了一下人数，只剩下七八十个人。在一条小巷里，他下令把一挺机枪连子弹带丢到井里，另一挺机枪已被对方缴去了，为了夺回它，一下丢掉三条命……巷子外的喊杀声，劝降声，犹如七月蝉雨一样鼓噪着耳膜。朱毅看了看大家，一个个蓬头墨面，衣衫褴褛，像是刚从上甘岭上下来。有的红卫兵眼里划过惊恐之光。在残兵前，他不是个败将，他仍拼凑起全部威严，发出了最后一道训诫：

“你们整好衣服，一起冲出去。我们已经坚持到了现在，做什么都可以，爬阴沟、钻狗洞都不是耻辱。只有一条，如果谁被抓住了，决不能出卖自己的战友!如果你的手沾上了战友的血，我朱毅死了就算了，我活了下来，就决不会饶过你!”

此时，李九莲不在。

上次去街上认领尸体时，她的那副梦游般的神态，与脚下成堆的尸体同样给朱毅以深深地震动。他对后者无能为力，可对李九莲，他陡然涌起一股要保护她、保护她那颗少女纯真的心的强烈冲动。他要她不再参战了，她和部分红卫兵躲了起来。当支左部队开来赣州并稳定住局势之后，李九莲才摆脱了鼹鼠似的生活，走到了阳光下……

街上，工事已经拆去，商店又已营业。夜里，又有了乘凉的小桌竹椅，和摇落一串串故事的蒲扇。百姓们，犹如刚啄破蛋壳将头伸出来的雏鸡，探了探，又一下缩了回去，照旧过起千百年来有着既定心态、既定行为的传统生活。

红卫兵、造反派们，则一边迎来了自己盛大的节日，在鼓乐喧天、红旗招展之中，中央关于处理江西问题的六条决定下达了，保守派们业已在政治上宣判了死刑；另一边，又开始安排盛大的丧

事，在低回、沉缓的哀乐声中，一副副写有“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国际悲歌歌一曲，狂飙为我从天落”的巨幅挽幛，牵来了长街上一辆辆素裹的卡车。车上是“烈士”灵柩，“英雄”的父亲母亲，还有持枪肃立的红卫兵战士……

一边看着的李九莲对朱毅说：

“再搞第二次‘文化大革命’，就是打死我，我也不会参加!朱毅，你呢?”

“我比你更坚决……”

第一章 漂泊之途

三



毛泽东 犹如一位气魄宏伟的魔术师，在东方大地上创造了震惊世界的红卫兵运动，可终究，他又是位力不从心的魔术师，未能把放出来的“魔鬼”又收回到自己的瓶子里。

1969年2月以后，已经摘下红卫兵袖章，分配在赣州冶金机械厂当学徒的李九莲，在日记里写了以下内容——



可恨乎?宫廷里指鹿为马，无人敢言，是宗派分裂，还是阶级分裂?百姓难断是非，何必跟着瞎跑呢?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抓阶级斗争有什么用呢?只是使人敢怒而不敢言，老老实实，不乱说乱动罢了。“一抓就灵”，有的时候也会失灵。比如下乡工作中的阶级斗争吧，是根本错误，抓学生中的右派，原来不是取消了吗?通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人们乃至青年的资产阶级思想是少了呢?还是多了?我看是多了，把政治那一套都看透了。



残冬的太阳余光是明亮的，略有温暖的，然而实在是无力的，不能持久的。尽管是这样，即使穿着棉袄还在发抖的人们，仍不得不赞叹——在人群中说：“啊，多么伟大，多温暖的太阳啊!”为·的是……只有那些还没有棉衣的“无产者”才能大胆地说：“它并不伟大，也并不温暖，不然，我怎么会冷得发抖呢?”



观在人们是得过且过罢了，而在心里都是期待着……文化大革命后，对干部阶层，对知识分子阶层，对青年学生阶层，有着特别深重的影响。干部下放劳动，这期间的血泪何其多?青年学生到农村去，这期间的痛苦与绝望又是何其多?知识分子们呢?不干了。我国的知识分子并不是太多了啊!



这是什么现象呢?人们都在问，活着有什么意义?都渴望战争，希望在战争中消灭自己。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根本区别在于什么地方?既然是搞社会主义，为什么人们逐渐陷入痛苦和贫困，难道这是所谓的“共产”吗?



我的家庭，只是整个社会的缩影，即由幸福走向痛苦。这样的家庭现在有多少?《家·春·秋》作于旧时代，反映了时代的去向，今天的《家·春·秋》也似乎如此吧?我决不在革命的道路上倒下去，只不过想试图开辟新的道路罢了……



世上是浑浊的，人们是麻木愚昧的……

我厌世。

厌世者是愚蠢的无能的自私者也……

屈原是何苦呢?未免太悲观了吧?

国破尚如此，何苦惜自身?



自“三查”运动伊始，毛泽东不打“民意牌”了。但是，千千万万青少年学生和知识分子，之所以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充分发动起来，并不仅仅是因为理想主义，因为一种“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的历史使命感——

“今后几十年对祖国的前途和人类的命运是多么宝贵和重要的时间啊!现在二十来岁的青年，再过二三十年正是四五十岁的人。我们这一代青年人，将亲手把我们一穷二白的祖国建设成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将亲自参加埋葬帝国主义的战斗。任重而道远，有志气有抱负的中国青年，一定要为完成我们伟大的历史使命而奋斗终身。”

更重要的是，他老人家虽然未在理论上提出，却在“文化大革命”的实践里触及到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人权问题。在《十六条》中，他明确主持制定了“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是人民群众在这场“革命”中必须具有的权利。“炮打司令部”后，他愤怒地斥责了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撤走了工作组，下令为被这条路线迫害的群众平反。1967年夏天，又是在他的批示下，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和造反派，将那些在所谓的“二月逆流”里被关进监狱的“反革命分子”接了出来，并给他们以拿破仑凯旋法国似的欢迎……

这一切，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中国，何曾有过?

因此，从来只接受过别人检查的“当权派”，今天交出了极诚恳、极深刻的检查；那些有关你却一辈子不与你见面的秘密“黑材料”，此刻在火苗里化为了灰烬；还有几个人也可组成一个“井冈山兵团”，乃至一个人也可拉起一个“一小撮战斗队”的自由，还有无须再顾忌谁的权势和脸色，即时可以表达自己想法和意见的氛围……这一切，对于平民百姓来说，好像灰沉沉色调的梅雨季节里，西天上久违了的一束束明丽霞光，令人新鲜，令人痴醉，令人鼓舞。

毛泽东 是精通兵家韬略的。他“放手发动群众”，搞“大民主”，打“民意牌”，将人民群众对党和国家内在机制上的严重缺陷与种种特权的愤慨，引导到对他本人有利的党内斗争方向去了。

他却疏忽了这一点，这类问题，一经在实践中触及：“反革命”中原来有假反革命，公仆里原来混有要主人抬轿子的“公仆”，“社会主义”原来并不是一把不会生锈的金钥匙，或许正因为它金光闪闪的门面，它若闹起溃疡，其恶化的速度和面积才不易被人察觉；而人，即使是最卑微的人，也需要自由地思索和呼吸。昔日无论是心态，还是生态，大抵被某种权力固定了的生活，无异于排得密密匝匝的罐头盒里的一条凤尾鱼……

于是，权力政治的神秘性便不复存在了。

一个金字塔般庞大的政治体制结构的权威，也开始了动摇……

1972年底，李九莲出狱后，她中学时的挚友丁成华问她：

“为什么你当时敢怀疑林彪呢?你是从哪方面想到他的头上

去的?”

她说：

“还不是因为看到当时那样一系列的事情，才使我最终想到了他头上。你们下到乡下去了，不晓得当时的赣州的情况，那时候根本就不管政策。‘三查’一来，查出那么多坏人，一个学校，一个单位，没有一点问题的人几乎没有。我就想，毛 早就讲过要相信干部和群众的95％，这样一搞，不等于是拆自己的台?似乎干什么事都宁左勿右，有些干部明晓得这样对国家不利，可就偏要这样做，生怕自己犯错误，我觉得这只会败掉我们的国家。这样的人，下面有，中央会不会有呢?

“我对林彪早有想法，早有警惕。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怎么老讲这一套呢?他讲其实毛 比马、恩、列、斯都高，但这个话只能在国内讲，在国外不要讲。我想，按你的讲话，既然毛比他们高，为什么又不可以在国外讲?想来想去，就觉得不像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赫鲁晓夫也是吹斯大林，贬低马、恩、列，斯大林死了，他连斯大林的坟都挖了……这些疑虑天天在脑子里转，我的担心也就越多。

“搞红海洋运动，我很反感。这哪里是尊敬毛 ?是败坏毛 的声誉。后来又看过《二月逆流三十大罪状》，看到叶剑英、陈毅、谭震林他们大闹怀仁堂，对林彪不满。叶剑英用手拍桌子，那么大的怒气，我就担心林彪是利用‘文化大革命’搞宗派集团，要不然为什么这么多老前辈对林彪如此反感，说明林彪在中央不得人心啊!

“后来下放，城市居民下放，小商小贩下放……弄得我更悲观。下放时，在体育场送行，许多人落泪了。造反派不想下。老保也不想下。毛 讲老弱病残者除外，而那时候就不管这些，要你下，你就得下。上头有斗争，有不满，下面又人心惶惶，我就担心。那

时候快要开‘九大’，都公认林彪是最好的接班人，又要当党的副 ，我就担心，这个国家就要败在他手里了……”

回顾历史，与李九莲一样，当年那代青年人的所谓“信仰危机”，在很多成分上，正是从毛泽东的这一疏忽里痛苦地钻出来的。当他老人家意识到这一疏忽时，他撤回了这张“民意牌”，依傍起政治新贵与一小撮军内的野心家结成的“神圣同盟”，打算通过“三查”运动，迅疾收拾这块国土上已经出现的“异端组织”、“异端思潮”，以恢复到“文化大革命”前的政治秩序中去，可亡羊补牢为时已晚。

一方面，某种事物一旦从谁的怀抱里脱颖而出，它很快便会有自己的独立走向。封建社会对奴隶社会是如此，资本主义社会对封建社会是如此，马克思主义对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经济学、法国空想社会主义也是如此。一代人由多少年的“水晶瓶”式的教育，一朝“溃决”为“信仰危机”，这是必然的了!

李九莲在最终导致自己杀身之祸的一封信里，作了充分地袒露。这是情窦初开的少女写给男友的第一封信——



昭银：

你好!来信收阅。我觉得此信供你作取与舍的参考较为合适。我以前未知你的态度，所以不便直言。今天我把我的思想情况向你说清楚。

一、对国家前途的看法：

经过半年多的复杂生活，碰到一系列事物，想到了很多问题。首先是对国家前途发生怀疑，我不明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到底是什么性质的斗争，是宗派斗争还是阶级斗争?我时常感到中央的斗争是宗派分裂。因此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发生反感。对批判刘少奇，好像有很多观点是合乎客观实际的，是合乎马列主义的，又觉得对刘少奇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感到对刘少奇的批判是牵强附会。“文化大革命”已收尾了，很多现象，很多“正确的观点”，和运动初期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差不多，本质一样，提法不同而已。因此，对今后的天下到底属于谁，林彪到底会不会像赫秃一样，现时的中国到底属于哪个主义等项问题发生怀疑。对“现行反革命”发生浓厚兴趣，对“反动组织”的纲领也注意研究。

二、个人打算。

马克思说过：“使人生具有意义的不是权势和表面的显赫，而是寻求那种不仅满足一己私利，且能保证全人类都幸福和完美的理想”。我决心按马克思所说的去度过自己的一生。所以不能保证自己不走向“反面”，成为“罪犯”，这是作了最终的估计。我之所以要抓住革命与奋斗两种观点不放，是以此思想作指导。故渴望生活中有同甘共苦、不因任何风险和耻辱而动摇、仍保持生活友谊者。因想到你，希望如此。这是我写这一封信的全部思想与动机。你见信后三思而决。

古人言：“逢人且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我违背了，把心彻底完全地暴露给你。你是第一个听我说以上思想的人，望无论如何看信后即回信，且一定附回原信，当感激不尽。看信后，亦不用吃惊。很多人皆如此，只不过隐瞒了。事物总是变化的，人的思想随客观变化，这不足为奇。我也许是“糊涂”，也许是“幻想”，但不向你说清楚，问心有愧。

祝

好!

此信勿传于他人!

你明白的人

1969年2月29日



另一方面，正由于新的动乱，由于支持造反到扑灭造反的政治策略上的突然变化，使那一代年轻人对于“文化大革命”有了渐渐清醒的认识。它绝不是一场具有真正民主意义的革命，而只是在人类历史进程中已经穷途末路的封建专制主义，选择在地球东方的一次回光返照!真正的民主，与权力斗争无关，与暴力无关，与洪水滔天、水银泻地般的“群众运动”无涉。它首先意味着人民的权利，依据人民的愿望与利益来进行统治与治理。落实在国家制度上，它是一种人民可以通过预定程序修正错误机制的政治。

在1969年时，李九莲自然还不会有如许的认识。但是思维的坚冰已经打破，心灵上那座辉煌的大厦业已塌坍，她将要沿一条风涛迷茫的河流去飘泊，尔后，她将要在废墟上重建起一个属于自己的、也许简陋如茅棚却亮着真理烛光的小屋，这是确定无疑的了……

中国啊，在那令人窒息的长夜里，你看到了那正在大地上暗暗涌动、汇聚的星星野火吗?

中国啊，在那芸芸众生的世界里，你发现了那正走向高加索山上、将任凭鹰隼啄去自己血肉与眼珠的志土吗?

第一章 漂泊之途



四



曾昭银，此人是驻福建的中国人民解放军6586部队85分队的战士。他原来也是赣州市三中高三的学生，“卫东彪战斗团”的副团长。此时，他接到李九莲的来信，距他从赣州参军已经整整一年了。

这年4月，主动要求分配去赣南某偏远县份一个“共大”(全称为“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当教师的朱毅，为处理妹妹的婚事，回到赣州家里。一天，他突然在街上碰见穿便装的曾昭银。他奇怪了：

“昭银，你怎么回来了?当兵一年就有探亲假?”

“不，我得了一场肝炎，身体不好，从部队上退伍下来。我正想去找你哩，你在赣州市朋友多，影响大，看在战友一场的情分上，你得帮忙给我找个合适的工作……”

朱毅仍有点奇怪，这小子参军前是市革委筹备组的负责人之一，怎么今天看矮了自己，还要我这个过路客给他找个工作?想归想，一向待人热诚的朱毅还是去跑腿了，很快，曾昭银被安排进了抽水机厂工作。

那段日子，曾昭银几乎天天来朱毅家，看他那副神不守舍、眉眼转悠的样子，朱毅觉得他一定有什么心事要对自己说。他却天天东扯葫芦西扯瓢，直到4月27日这一夜，他住在了朱毅家，才露“真言”：“李九莲这样的人，文笔又来得，嘴巴又厉害，思想又纯洁；如果一个人搞政治，有她在身边当助手，了不得。朱毅，你看她怎么样?”此时，他蕴含复杂又有几分期期艾艾的目光，好似汽车前窗上的刮雨刷子，在朱毅的脸上扫了又扫……

朱毅自以为是敏感的：这小子，十有八九在打李九莲的主意，纠缠这么些日子，显山露水了，原来是来试探我的。自己是与九莲关系不错，赣州的原红卫兵头头大概都是知道的。这种关系，一是因为彼此在“文革”中相知较深，观点常常一致；也因为在省城上大学时，在江西大学读书的九莲姐姐像照顾弟弟一样照顾自己，他也就很自然地将九莲视如自己的妹妹。彼此的关系仅此而已。

朱毅答道：“什么怎么样，在赣州，除了X X X外，还有谁能比得过她的?!”

曾昭银注意地听着，脸上泛起了几分失望之色，似乎还有什么不满足。

在朱毅内心看来，在气质、性格、学识上，曾昭银与九莲并不是很匹配的。出于对九莲的关心，他想证实一下，对方流露出来的东西，到底是属于一厢情愿，还是业已有了实际的进展?

他也试探着问：“怎么，昭银，她不理你呀?她真不理你，我去帮你把她从家里叫出来就是了……”

“不是，我有一件事……”

曾昭银欲言又止。又是那种雨刷般的目光在打量着朱毅。也许是被对方异常的专注给惕惧了，终于，他不说了。

五年以后，朱毅才意识到自己低估了这个眼下与自己睡在一张床上的年轻人。

曾昭银接到李九莲的第一封信后，他很快将信交给了部队政治部。部队政治部又即转给赣州地区革委会保卫部处理。

如同任何事物都能从两面去看一样，此举也是如此：曾昭银交出这样一封信，自然表现他立场坚定，爱憎分明。这样在风口浪尖上涌现出来的战士不提拔，还提拔怎样的?他收到这样一封信，自然也展露他与写信人关系不是一般，如此嚣张气焰的“反革命分子”，今天才交出来，以前你的革命警惕性喂了狗?这样不是思想上的共鸣者、便是政治上的糊涂虫的战士，怎么还能在解放军里呆下去?遗憾的是，部队的领导，偏偏采用了后一种思维方式，他被很快作退伍处理了，这结果，大抵是当初他没有料到的。

那段时间，曾昭银几乎天天来找朱毅，无非两种可能：要么，真是在感情上试探对方，若真与李九莲无甚瓜葛，自己已经背上“黑锅”，那就干脆“黑”对“黑”，力争与李九莲结婚，并请朱毅帮忙。要么，在政治上试探对方，在众人里李九莲应该受他的影响最大，既然已经把李九莲抛出去了，那就干脆抛彻底，连她的“同党”也一起抛出去，以改变自己的逆境……

人是复杂的，又是在那样一个复杂的年代，至今也难品味出曾昭银当时究竟是出于何种心境，抑或是两者兼而有之，不过伺机而动?能明确的只有交出信的后果——

1969年5月1日，赣州地区革委会保卫部查抄了位于赣州市陈家巷七号的李九莲家。

在她房里，抄出同年元月至4月14日写的三十余篇日记。保卫部认定李九莲写给曾昭银的那封没有署名的信为反动匿名信，搜缴的李九莲日记是反动日记，于同年5月15日，以“现行反革命罪”将其正式拘留审查。

5月1日，李九莲被带走的几小时后，曾昭银气喘吁吁地来到朱毅家。

“李九莲被抓走了……”

朱毅一惊：“她干了什么事?”

“我在部队时接到一封匿名信，内容……有些反动。我不知是谁写的，便将信交给了部队。昨晚李九莲来找我，我才知道是她写的……”

朱毅吼道：“你为什么早不告诉我呢?”

曾昭银无言以答。

他并不是个寡语少言的人。否则就很难解释，在赣州地区革委会主任刘云与他谈了一次话后，他竟使得同样戴领章、帽徽的刘云在对待同一件事上，与6586部队的领导们有了相异的看法。作者无缘采访刘云，但有事实为证：很快，曾昭银被任命为赣州地区工代会常委。

第二章 风雨赣南





你一生清白，在黑夜照亮了一切

你一生清白，我却看不见你

看不见月里的玉兔、神仙和广寒宫



我多么希望有一天

岁月将洗去我眼中的白翳

让我真的见一见你呵

你会奇怪，一个盲人

怎会知道你的清白



不怪，不怪，那是希冀呵

求索呵，求索，向往呵，向往



——李九莲：《月亮——一个盲人的诗》



五



1970年元月，赣州地委常委会，依据地区革委会保卫部审查结论和赣州冶金机械厂党委、群众意见，讨论研究了两次，拟定对李九莲教育释放。

分工主管政法工作的地区革委会副主任、某支左部队赵副师长，由南昌回到赣州，不同意此意见，即携李案材料，重返南昌，向正在南昌的刘云主任作了汇报。然而，这回刘云重申了地委常委意见。固执己见的赵副师长，直接将李案材料面呈了省革委会主任程世清。程世清听完汇报，未等查阅案卷后说：

“这不是坦白交代，这是向我们示威!像李九莲这样全面系统反林副 的，在全国还是少有的!”

程当即批示：

“性质是敌我矛盾，要从严处理。”

赵副师长回到赣州，在地区工代会传达程世清的指示后说：

“李九莲犯的罪都够杀头了，有人还说放了她!”

程世清干预的结果，迫使地委常委会决议被推翻。在拘押李九莲已经一年零八个月之后，地区革委会保卫部拟就了判决书——



判 决 书



(71)赣刑字第3号

现行反革命犯李九莲，二十三岁，家庭出身工人，个人成分学生，高中文化程度。家住本市陈家巷七号。拘留前在赣州冶金机械厂学徒。李犯思想极为反动，政治野心勃勃，于1969年2月29日向中国人民解放军6586部队曾昭银同志投寄一份全长约七百字、署名为“你明白的人”的反动匿名信。信中大肆攻击党中央、林副 、文化大革命，为刘少奇鸣冤叫屈，涂脂抹粉。1969年又书写大量反动日记，内容十分反动……极其恶毒地攻击诬蔑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其反革命气焰十分嚣张。

李犯表面伪装积极，骨子里反动透顶，证据确凿，本人供认不讳。其手段恶劣，罪恶严重，本应重判。但认罪态度尚好，根据党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政策，依法判处罪犯李九莲有期徒刑五年。

刑期：自1969年5月15日——1974年5月15日。

赣州地区革委会保卫部

1971年元月5日

想是惧怕程世清的“威势”，这个显然没有“从严处理”的判决，未敢宣布执行。“九·一三事件”以后，以判决书里反林彪为主罪的李九莲，并没有得到开释，直到次年程世清被当成“林彪死党”押解赴京，李九莲问题才迟迟得到重新处理。显然，昔日认为李九莲不够“从严处理”的地委常委会、地区革委会保卫部，此时也认为她并不是无罪的——



赣州冶金修造厂革委会：

你厂报来李九莲现行反革命一案，经多次调查审理后，于1972年6月10日我部党委讨论认为，李九莲所犯罪行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已构成现行反革命罪。本应依法处理，但因交代态度好，确有悔改表现，本人年轻，家庭出身好，根据党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决定免予刑事处分，不戴现行反革命帽子，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

此复

赣州地区革委会保卫部

1972年6月20日

李九莲政治结论

一、恶毒攻击毛泽东思想。

二、为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鸣冤叫屈。

三、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性质构成了现行反革命犯罪。

处理意见：

性质虽构成现行反革命犯罪，但交代态度好，出身好，年轻。根据“坦白从宽”的政策，免予刑事处分。不戴现行反革命帽子，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调外县重新安排工作，拘留期间不补发工资。



中共赣州地委

． 1972年7月18日

1972年7月20日上午9时左右，李九莲获得释放。

第二章 风雨赣南



六



挚友丁成华，问了李九莲在监狱的情况。有时她讲得很连贯，有时又时断时续，仿佛人虽自由了，可那回忆还在泥淖里挣扎……

“虽然我看错了人，但我是天真无邪的。即使跳到火坑里，会悲苦，也会大笑和歌唱。你们是不晓得那里面的生活。在那里，善良正直的女性是要遭到比别人更多的折磨，要求未遂，就要被毒打，这种男人的心理你是晓得的吧。眉来眼去反受优待。我没有什么资本，只有一个气节，名节。我晓得转眼之间我就会化为粪土，但人得有正气，邪气就近不了身。

“我刚进去的时候，心里很苦，也想早日出来，日子久了，慢慢静下心来了，我是准备坐二十年牢，准备林彪有二十年的命。真想不到，他垮台了。我出狱前，有看守告诉我现在国际上发生了大事，中美建交了；国内也发生了大事，林彪反党了；你家里也发生了大事，你父亲死了。我真是又悲又喜，悲的是父亲死了，再也见不到了。喜的是，料不到林彪这么快就垮台了!我是在地板和天花板之间过了三年呵，哪一天不是怀着希望起床，又怀着希望躺下睡觉，过了一天又一天……

“我怀疑赣南就有林彪的人。1971年7、8、9三个月，看守全部都调换了。在这三个月，我几乎经常挨打，有时候随便一个借口就毒打一顿。他们那么高大，围着我一个这么瘦弱的女子，真是亏得他们下得了手。那时候，我就事事小心，免得无谓挨打，可还是免不了。有一次，他们讲我拿了一根针，缝衣针往常都是用后插在门上，现在门上没有了，我又根本没有拿，结果就限我一定要在几个小时内找到。我东找西找也找不到，我说我实在没拿，最后还是挨了一顿打。有天晚上，不准我睡，要我跪，还要头上顶着床棉被。到半夜实在支持不住了。我就向他们要求，今天不跪了，明天再补跪，同号子的人也帮助我求情，这样才让我睡了。第二天劳动休息时，大家都在休息，我也想躺一下，舒展一下疲困的身体。他们看到了，又要我跪在太阳底下，虚汗流了一地，7、8月的天气那么滚热，我都觉得冷得发抖。他们对我说：‘你以为坐牢那么容易，我们不仅要你在政治上头破血流，还要让你身体头破血流!’

“打人的方法也是奇怪的：有时候叫犯人打犯人。有次，叫我去打一个犯人。我说：‘我是个政治犯，没有打人的权利。’他们说：‘你不打，就打你。’结果又是挨了一顿打。再有一次，要我把手伸到牢门的小窗外，他们就用枪通条隔着门抽，抽得两只手和臂膀弯不过来，穿衣服都困难。第二天，我劳动时一定要我穿长袖衣服，我心想：你们打都打得，还怕人家看见?我就偏穿了短袖衣服去劳动……

“他们这样地折磨我，我心理、身上虽然难受到了极点，可是还是尽量做出开朗的样子，他们也觉得无可奈何。有一次就问：‘二十四号，二十四号(李九莲在牢房里的编号)，要怎样才会使你老实些?’我就说：‘你们拿纸笔来’。我就写了一份上诉材料，说明：我哪里是反对革命?我是一个工人的女儿，父亲以前是受苦人家出身，三十多岁才结婚，那么穷苦，新中国倒退到旧中国，我有什么好处?我不为工人阶级设想，为谁设想呢?打我成反革命，我一生一世想不通!可进了牢房，我还是真诚地改造自己，现在你们这样三天一打、五天一跪，我无论精神上、肉体上都吃不消，即使我真是敌人，无产阶级的改造政策也不是这样的改造政策。你们如果把我折磨死了，你们要负责任……

“他们这样打我，连同牢的人都奇怪。他们问：‘你年纪轻轻，到底犯了什么事?’我说：‘你们犯的是反毛 的罪，我犯的是反林彪的罪。毛 的政策不会这样对待犯人，林彪就容不下我。’ 7、8、9三个月以后，挨打就少了，可是看守又经常威胁我：‘不准你翻案，不准你翻案!’我心里还琢磨不出这是个什么意思，当时我还不晓得林彪垮台了，总以为是我写了那份上诉书的缘故。

“出狱那天，看守长问道：‘怎么样?年轻人在此度过了三年美妙的青春，有什么感想?’我讲：‘不怎么样。’他又问：‘好不好受?’我讲：‘不好受。’他讲：‘你反林彪是这样，我不反林彪，还不是照样吃饭穿衣。’我顶了一句：‘跟你们一样?是副 就举旗子，不是副 就踩一脚。’他好气，又正告我：‘不准你以后到群众中去讲!’那时，可惜我记不得《红灯记》中‘愿你天天如此，长命百岁’的台词，要记得，我就要再顶他一句。他们讲话都是这样的刻薄，恨不得每一句都血淋淋地刺到我的心里去，好像总要和我较量精神力量一样……” —

丁成华有一次问李九莲，在牢里有没有想死?她讲：

“想过，有一次，那些折磨实在受不住了，我就想活着受罪没什么意思，想寻死，想找把小刀挑开胸来，让人家看一下我的心是红的，还是黑的。这念头很强烈，有好几天晚上我就觉得死神在我身边……可是想到一死之后，许多事情都讲不清楚了，才慢慢坚定了活下去的决心，只要不枪毙我，我就要活下去!现在回想起来，这三年也就是这样熬过来了……”

丁成华记得李九莲很喜欢鲁迅先生的一首诗，里面有“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

第二章 风雨赣南



七



李九莲获释后，被安排在兴国县画眉坳钨矿选矿厂当徒工，每月工资十六元。

她对自己的政治结论不服，于1972年11月先后向最高人民法院、公安部、江西省革委会保卫部提出申诉，又到南昌，北京，向有关部门上访，要求改正。处处的台阶，都有人民大会堂那么高，处处的面孔，都像北方的冬天那么冷。不过，将她的申诉材料转了又转，将她的政治性命踢了又踢。最后，还是在赣州有了点反应。次年2月，赣州地区革委会保卫部致函给画眉坳钨矿革委会，内称：

“为了有利于团结、教育、改造她，对李九莲政治上应该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不要把她当敌人看待。在生活待遇上，应与一般职工相同，不要有所歧视，并请你们在适当范围内予以宣布。至于她的工资问题，也请你们根据党的政策和国家规定，与劳动工资部门联系，予以合理解决。”

画眉坳钨矿党委向李九莲本人宣读了此函，并给她定为二级工，由原来的十六元增加到每月工资三十七元。

函件中对于李九莲问题的“现行反革命”性质仍没有松口。算了，算了。在北京街头，她曾碰见一个妇女抱着孩子在寒风中乞讨，李九莲不自禁地和她聊了一会儿。原来她也是来北京上访的，她丈夫参加过新四军，“三查”运动时却被打成“反共救国军”的头头，关进了监狱，而家里老的老，小的小，五六张嘴，全凭她领着两个稍大些的孩子为别人洗衣服、拾煤核……最近听说丈夫由于刑讯逼供，在监狱里大口大口地吐血，在当地告状无门，一急，从没去过县城的她，便抱着个最小的孩子来了北京。已经来了半个月，也是这里推那里，那里推这里，未等她走完那些迷宫般的高楼深院，口袋也空了，可问题还是八字没有一撇。妇女说着，说着，围有黑晕的眼睛里溢出了泪水：

“早知这样，还不如去南普陀求观音娘娘。去那儿爬山顶，就是一级一叩头，级级叩出血来，也没有这样难啊。”

李九莲也囊中羞涩，一个只工作了半年的小工人，能有几个钱?除了留下回去的车票钱，她却全掏给了这位妇女，她本来还想添一句：大嫂，面对这冤狱遍地的中国大地，那些高楼上悬挂的国徽，已经麻木了，你就快回去吧。 ’

此时，李九莲自己也决定算了，权当是林彪还在台上，权当自己还关在牢里!

说是说“不要将她当敌人看待”，可周围的人们打量她的神色，大抵总是异样的。上班时，人们貌合神离地与她在一起，下了班，她总是茕然一人。日记不能写了，排解深深寂寞的惟有歌声，她特地带了一管笛子到画眉坳来。或是向隅而吹，或是坐在山冈上，让笛声随松风悠悠飘散。她能够吹的曲子并不多，只能吹“红头绳”这一类当年流行的、且又多少带有抒情性的曲子。她吹得也并不怎么好，有时节奏吹乱了，她就索性唱起来：



人家的闺女有花戴，

我家钱少不能买。

扯上二尺红头绳，

给我喜儿扎起来……



喜儿唱这支歌的时候，才十八岁。而她，姑娘虽然还是姑娘，可再过两年就二十八了。人世哪个角落里，也总会有好心的人们。

有人听出了姑娘笛声里的哀伤与幽怨，便想起给她介绍对象。那男的在矿上当技术员，地主家庭出身，三十六七岁了，仍是一个王老五。经这一撩拨，李九莲顿时也听懂了自己的笛声，自己像花盆里一株缺水的正枯干下去的水仙，太需要有人爱了……

她爱祖国，爱党，爱人民，爱父母，爱兄妹，爱班上那些出身不好、生存能力却极强的同学，爱在“6·29”武斗中倒于血泊的红卫兵战友，爱在北京街头碰到的那位抱着孩子乞讨的妇女……自然过去也打算爱曾昭银。可结果呢?

一个人若情感上的支出大大高于收入，便如经济上的支大于收将导致拮据、破产一样，也将会导致枯萎、凋落。何况李九莲也是血肉之躯，她的中学同学现在大抵都成了家，有的正在将自己这一代人因“文革”而破碎的梦，通过热乎乎的奶瓶兴冲冲地灌输在孩子的身上……

她默许了。不可能没有几缕悲哀，自己的婚事竟得通过媒妁之言；可心里也萌生了如是的念头：想必他也是一颗受了伤的心灵，两人若结合了，说不定能相濡以沫，互慰终生……介绍人去找了技术员。那人嫌李九莲是“敌我矛盾”，不过帽子暂且拿在群众手里。不同意倒罢了，仿佛此事还为他脚下垫了一块什么，工人里去说，科室里去说：“李九莲想找我，笑话!难道搞起政治运动来，要拉我去当陪斗不成?!”

李九莲听说了，不可能没有一点气恼。可转念一想：彼此“知根知底”的曾昭银，为那封信都能将自己卖掉，何况这个对自己并不了解、只是人云亦云的技术员?他这样想，这样说并不奇怪，说的也是真话。她对介绍人说：

“我们国家里运动多，运动一来，像我这样受过处理的人，便是当然的运动员了。谁做了我的丈夫，到时候也真是要跟着陪斗的。我谢谢你了，可以后千万不要再为我提这种事了……”

此后不久，矿上传得沸沸扬扬，那个脚下垫了什么本来形象应该高大一点的技术员，竟和一个远近闻名的“破鞋”拉扯上了……李九莲听说了，当着众人的面，随一声撕肝裂胆般的喊叫，人几乎昏厥过去：

“人家宁愿找个‘破鞋’；也不要我这样的人啊……”

她又当了电焊工。这是她在赣州冶金机械修造厂干的本行。领导上调动她的工作，也许是出于那份函件精神的考虑，可领导上却不清楚三年的监狱生活，给她的身心留下了多少创伤。今非昔比，身腰腿脚都不听使唤了，上下几个长长的陡坡，好不容易到了工作点，又蹲不住，干上一会儿，她就晕晕晃晃，觉得人要倒下来……

有人向她透露：

“矿上的子弟学校正缺英语老师，你身子不好，要是懂英文，你不妨去找领导讲讲。”李九莲在中学六年里学的是英语，自信找来课本温习几遍，教初中学生还是没有问题的。而且，和纯洁的孩子们朝夕相处，将自己的爱洒向他们，同时也接受他们的爱，对于久遭厄运，终生将呆在这僻远山沟的自己来说，不也是一种精神寄托?她想，先得和子弟学校说说，如他们不同意接收，领导上同意了也是白搭。

过了几天，李九莲在食堂吃饭，正碰上矿上子弟学校的一位老师。她鼓足勇气，来了个毛遂自荐，未料到那老师如获至宝：

“哎呀，太好了，这些日子，我每天都在打听矿上职工中有谁能教英语，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我回去向我们校长说一说，你等着啊，笃定不会有什么问题。”

那位老师前脚刚走，一位领导就一堵墙似的横在了她的面前——“李九莲，你想调去子弟学校?”

“我干电焊工身体吃不消，让我去子弟学校当老师吧……”

领导的脸色一下阴了下来：

“你别听他的，他懂什么事，嘴上有几根毛?教师队伍刚刚清理过，校长宁肯少开一门课，也不敢让你教书啊!不然，运动一来，又是一顶网罗牛鬼蛇神的帽子，校长担待不起，我也得跟着倒霉!”

李九莲拿起桌上的饭盒，扭头就走了……

在这前后，矿上恢复“文革”初期砸烂的工会组织，会员名单公布出来，敌伪时代的矿警等人可以参加工会，她这个“年轻、出身好”的却没有资格。

这年，李九莲才二十七岁，她本是一条普通却又自由的鱼儿，一条向往壮丽大海和辉煌日出的鱼儿，结果却游到一堵墙里来了，即使是出了狱，可心儿也始终在那堵墙里被嵌得牢牢的。猫儿般的现实在玩弄一条濒死的鱼儿：她得不到几掬水露般的爱，可她想将自己以血膏熬出来的爱奉献出来的权利也被剥夺了，她想更有效、更尽职地为国家服务，却愈加使她被这个国家所拒绝……

而这些无不缘于她的政治结论，无不缘于犹如一把以发丝悬在人们心灵上的达摩克利斯剑——运动。

运动呵，运动，“每过七八年就要来一次”的运动!

李九莲的小小斗室里，宿舍附近的山冈上，再也难听到那哀伤、幽怨的笛声了。牵着长长流苏的笛子，默默地挂在她的床头上，只见她常常向着那面墙而肃然长坐。也许她在想：这不只是一管与松风天籁为伴的笛子，也应该是一柄搅动山河、划过昏夜的长剑……

第二章 风雨赣南



八



1973年末，在报纸、广播里，李九莲注意到一个越来越频繁的提法：“批林批孔的斗争”。能将林彪和一个两千多年前的老夫子拴在一起，这的确是需要巨大的想象力的，其中也一定深藏了什么难测的玄机。而此时处于中国的最底层、政治上也处于绝境的李九莲，她则是务必现实的，她有了一股愈来愈强烈的冲动：既然是全国公开批林了，林彪路线的实质及其在“文化大革命”中所造成的巨大祸害，将有可能被上上下下所认识。大气候变了，小气候也会变的，自己何不借此机会，澄清自己的问题，以洗刷自己的耻辱?

李九莲回到了赣州，打听了朱毅也正在家休假。她去找了他，想听听他的看法。两人坐在八景台公园假山后的石椅上，朱毅看着她，身上依然是学生时代的穿着，不同的是眼角处有了几丝鱼尾纹，脸庞清瘦了，也黑了些，那是始终没有停止过思考的痕迹，那是亚热带的阳光与电焊弧光留下的痕迹……

他敬重她。“文革”中，他自以为了解了她，可以后发生的事，证明自己并未能真正了解她。

他想：不是想自己，而是想国家，不是谈私情，而是谈革命，不仅把个人打算和国家前途血肉相连，而且使生活命运和祖国命运不可分离，不仅赋予自己的人生以博大的人道主义胸怀，而且希望未来生活伴侣的生命有社会价值……仅仅地在一般的意义上说她是革命者，已经不足以概括眼前这个同龄姑娘的本质了。想起她曾告诉自己的，在出狱那天，一个原地区革委会保卫部的专案人员这样对她说：“你在1969年反林彪就是唯心论的先验论，就是反动的!”他也觉得现在也许到了一扫“唯心论的先验论”的尘埃，以还她白玉般的本质的时候了……

他说：“九莲，是不是这样，我们先去找曾昭银，事情是从他那里闹起来的，由他先提出这个问题，这样更有利。”

李九莲嘴角一咬：“不，我不去!”

“为什么不去?”

她嘴唇皮动了动，想说些什么，又终于没有说，在朱毅看来，她

这是凭意气用事。他站起来，颇为冲动地说：

“不想去也得去!你别光考虑自己，你得考虑一下我，我还要做人。你们都是我的朋友，将来我若要为你在社会上大喊大叫，先不让他知道，肯定是要伤害他的，我们打了招呼，他不肯站出来，那又是另外一回事……”

李九莲的眼里泛起了莹莹泪光，她似乎想压抑住，可没一会儿，还是哭出了声来……朱毅呵，难道你没有从这泪光里，从这哭声中，发现姑娘那缕情愫在蝉翼般地颤动?是由于你的粗心，抑或是你发现了，却由于你的正直，正直到面对一堵曾昭银已造成斗大窟窿的情感之墙，你也不愿就此探进脑袋。因为你宁可把人往好里想，也不愿把人想得太坏，你曾怪过李九莲，那封信上，她不该不写名字……

次日，李九莲将一封信交给了一个熟人，要他转交曾昭银：

“你要他表个态：如果他愿意帮我翻案，就翻，不愿意帮我翻，就把信当场交你退还给我。”

几乎是以鸡毛信的速度，信送到了地区工代会。办公室里，除曾昭银外，还有几个人在。如今的曾昭银，已非当年从部队上退伍下来的模样了，如果说过去他像一个四处飘零的破落户子弟，而今朝这个落魄的破落户子弟，已经穿上了一件崭新的干部服，油亮的小分头下，不仅有了满面的红光，而且有了矜持之色……

他接过信，以展读公文的姿态看了起来——

曾昭银：

自1969年分别到现在，不觉已四年了。

四年来，一直没有时间和勇气再见面。我知道，你是并不愿为我负什么责任的，但是我也并不稀罕这个。四年来，我和祖国一同走过了漫长曲折的道路，我的思想和性格比以前深沉得多了。今天，历史证明：曾经爱过你的李九莲是没有错的。我能够有幸看到林彪的灭亡，是我一生的幸福。

我永远不会忘记四年前那个我落难的晚上。你送我回家，我站在陈家巷口的台阶上，看着你满腹犹疑、渐渐远去的背影，我的心也同样的犹疑满腹。回到家里，我感到危险就在眼前，我检查了我所有的东西，但是没有毁掉它们。夜深了，人们都睡了，我熄了灯，在漆黑屋子里独自坐着沉思……几个小时之后，不速之客来临了，我措手不及，痛苦、难受、无法言状地折磨我……我翻滚在床上号啕大哭。之所以哭，想到的不是我，而是你，当时我只知道说：“我是不愿意连累人家的啊!”

妹妹她们劝说道：“不要哭了，说不连累也连累了”，幸好几个小时之后，我就知道，我的被害，原告就是你。我庆幸你用自己的手解脱了自己的为难。对于我自己来说，我是无所谓的，因为……(作者注：原信如此)有机会清理思想我是乐意的。对于他们来说呢，一个这样的人落到他们手里，还有什么客气可言的?

我不愿多说这三年艰辛的生活，社会经验的知识会告诉你那里面的恐怖和可怕。三年中，我哪一天不在盼望历史作出一个公正的结论!洗刷一个中华儿女爱自己的祖国而又被蒙上罪恶的耻辱!

我当时认为，没有二十年的艰苦备尝，我是没有自由的，我估计林彪还有二十年的命。我就在那里熬了一天又一天，度过了三年岁月，才于1972年7月20日获得释放。出来之后，我从没有放弃过学习，尽力克服自己精神上所受的摧残，心理上受过的创伤，身体上的痛苦折磨，努力要求自己赶上人民群众前进的脚步。当我想到林彪这个野心家、阴谋家已被人民识破其面目时，我就一阵阵庆幸，一阵阵无可言状的内心的喜悦。

然而，我必须同样坦率地告诉你。我是被关在革命的门外，被定为敌我矛盾作人民内部处理，被驱出境。林彪早都倒了，因为林彪而坐了三年牢房的青年，却仍然蒙受着耻辱。我必须告诉你：我被开除团籍，禁止加入工会，现在我有病也不能去治，要通过段长、矿长批准，在被驱出境到兴国之后，仍要受到这种与林彪未倒台时一样的待遇，也常常使我感寒心。社会是不断前进的。今天，亿万人民又跟着毛 反潮流，英勇斗争了。我写这封信给你，就是希望你给以帮助：一来求得自身的解放，二来通过你更好地澄清路线是非。

两年来从未想到再来麻烦你，而为什么这次又求你?这件事为什么要你做而不自己做?因为只有通过你，才能更好地揭露他们对人民的欺骗，(他们还诬蔑我反毛 )还事情以本来面目。我想你在运动中对情况的了解是较全面的。至于用什么形式，是大宇报还是宣讲，你都可酌情考虑。

下面我再把我的情况向你讲一下……

(作者注：以下部分省略)



办公室的人听说是李九莲写来的信，众人的目光也就始终充斥着复杂的意味：警觉，怀疑，挑衅，猎艳……犹如考古学家考察一具木乃伊般地盯牢了曾昭银。室内的空气渐渐显得沉滞起来……曾昭银看完信，果断地向众人发布了自己的读后感：

“你们看看这个人，一有风吹草动，她就想跳，一有缝隙，她就想钻，也不想想什么叫‘反潮流’?!”

室内的空气一下又如小夜曲般流畅起来……又几乎是以鸡毛信的速度，将信送回到李九莲手里。她听说了曾昭银的那番话，一股血直往脑门上冲。李九莲步履跫然地进了曾昭银的办公室，他架起条二郎腿，桌上一杯清茶，正坐那里看报。听到有人进来，从报上抬起头，一看是李九莲，颇是吃惊。

彼此打量着。这是四年后的第一次见面。李九莲想起红卫兵这代人，这时不是离乡背井，在风沙雨雪里耕耘地球，就是在工厂里一手茧花，一身油花，不久前才爬到了一个可怜的一级工，或者二级工，自己的遭际就更不必说了。可也有眼前曾昭银这样的，灵魂抵给了魔鬼，却披起一件干部服，有模有样地坐在窗明几净的高楼里，悠闲，自在，而且对无所事事的日子特别有耐心。因为年轻，也因为在“文革”中所学会的一套韬晦，他们坚信：眼下坐坐小板凳，或是冷板凳，都不要紧，老家伙们，还有陈阿大这等愚氓，终将被踢下台去，取而代之的将是自己……李九莲不禁脱口而出：

“你不要做涂烈式的人物!”

涂烈，原是江西的一个保守派头头。在造反派头头万里浪于“三查”运动中被打下去之后，他却青云直上，官运亨通。此时，已是中共江西省委常委。不久，他给中央写了一封信，列举诸多事例，建议结合捍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成果’’和“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实际，来开展“批林批孔”。当时的中共中央副 王洪文批转了此信，并作为中共中央(74)七号文件发到全党、全国。至此，“批林批孑L”正式成为一场运动而喧嚣全国。

毕竟人不在场是一回事，在场又是另一回事。估计情况是这样，如果说在李九莲没说出这句话之前，曾昭银还多少有点内疚，有些困窘，脑子里正在上了油的轴承般转动，如何讲几句既表示自己帮不了忙，而又不再伤害她自尊心的话，尽快结束掉这众目睽睽的尴尬场面；那么，在她掷出这句话后，他的内疚和困窘一下灰飞烟灭了，代之而起的，反而是一股浸透了恶毒意味的庆幸：这样也好，快刀斩乱麻，心软非丈夫!

曾昭银跳起来：

“你不要放屁，涂烈同志是什么人物，你李九莲是什么人?你是反革命!”

李九莲的手，几乎戳着了他的鼻子：

“你就是涂烈式的人物，你就是涂烈式的人物!”

他躲到门边，一手叉腰，一手指着门外：

“你这个反革命给我滚出去！”

“告诉你，这个案没有你曾昭银，我也要翻，翻定了!”

曾昭银一脸血红，恍如颤抖着的是一块刚给割下来的猪肝：

“好啊，那我们就较量较量吧!”

回来后，李九莲将情况告诉了朱毅。他强自镇静地听完，咬咬牙：“既然他这副样子……那好，我回全南了，你也得回兴国，去抓紧写材料，材料写好后，我们再来赣州见面。”

两人紧紧地握了手，滋味万千的目光里，能准确识别出的都只有四个字：“祝君保重!”

谁都没有想到，这是他们在这个世界上的最后一面……

第二章 风雨赣南



九



1974年4月20日，朱毅回到了赣州。他没有料到，李九莲已经扔下了一根火柴，在章水、贡水汇合处的这座古城，烧起了一把火。李九莲在向矿山领导请假之后，就携自己的申诉材料回来了。她首先寄希望于那个“小气候”，写了一封信并附上材料，寄给了地区公安局的负责人。“要求在解决路线问题的同时，对我的问题重新处理”，并表示了自己“不愿无端地将事态扩大到社会上”的良好愿望。此信似泥牛人海，黄鹤杳然。她又去地委、地区法院、公安局、地区工代会、妇联，当面申诉，真是面孔一律，舆论一律，她无处不被斥责为“否定和推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成果”。

终于，忍无可忍了，经与几个关心自己的中学同学商量、斟酌之后，从3月19日开始，李九莲运用大字报的形式，在赣州公园贴出《反林彪无罪》、《驳“反林彪是逆潮流而动”》、《辟谣》、《我的态度》、《历史将宣告我无罪》等六份公开申诉，要求赣州地委和公检法机关为其否定“现行反革命”、“敌我矛盾”的结论，为她的三年冤狱彻底平反。

在公开申诉之前，张贴的是她1969年写给曾昭银的那封信。在中国，一封情书，竟以五年的血泪、五年的青春作为代价，这是罕见的；一封情书以大字报的形式，贴上街头，昭告世人，这也是罕见的。不仅仅是关于个人命运的申诉，她抨击了“三查”运动和随后的“一打三反”在江西造成的人人自危、哀鸿四野的恐怖局面。她揭露了知识青年插队、干部走“五七道路”、城市小商小贩被驱赶下乡等所谓“社会主义新生事物”，严重地践踏了党的方针政策和公民的基本人权。她指出了程世清在江西不遗余力推行的工农业“两个突破”，破坏了国家经济建设，造成了人民的生活贫困，其实质是为林彪反革命政变作物质准备……

这一切，无不使深受“林彪反革命极左路线”其害的赣南人民，顶灌醍醐，胸浇块垒。又因为紧扣着一个清白女子的坎坷厄运，更让万千群众为之情感跌宕，喟之叹之……公开申诉贴出后，陆续出现了七八份个人署名的大字报，表示同情、理解和支持李九莲，十几个单位也通过声明和标语的形式，表示坚决声援李九莲的“翻案”。一场“红色恐怖”之后惊魂未定的群众，更多的是未加表态，但李九莲一案，在一个多月里，已成了赣州市民们议论的热点，关注的焦点。朱毅也没有料到，曾昭银那天对李九莲讲的“好啊，那我们就较量较量吧!”并不仅仅是一句气头上的话。

3月下旬以后，赣州地区工代会主任赖愈梁，去了南昌开省革委会第三次全体委员会，工代会由曾昭银主持工作。权力，犹如吸烟一样，是很能让人上瘾的。若运用起它来，既能显示自己的革命

敏感性与主动性，又能借此将自己的对手于山不显水不露中置于死地，那么它就更像注射了海洛因一样，让人陷于迷狂。

这一生中，曾昭银还没有觉得自己如此重要过，也没有如此不分白天夜晚忙过：他布置下面人去赣州公园抄录大字报，搜集反映。他找地区红代会头头交换看法，酝酿对策。他去地区法院、公安局批林批孔办公室串连，与他们共同编辑出《李九莲现行反革命罪行的材料》。他起草紧急通知，以地区工代会名义，要地市各单位“组织适当力量，针对现行反革命李九莲有关材料，分专题写出大批判文章，抄成大字报，迅速张贴到大街上去”……4月13日，一纸铅印的《联合声明》，恍如大雪过后的满树银花，撒遍了赣州街头和大大小小的单位——

赣州地区中级人民法院批林批孔办公室

赣州地区公安局批林批孔办公室

赣州地区工人代表大会



联合声明



最近，画眉坳矿机修厂工人李九莲，先后在赣州公园贴出了《反林彪无罪)、《一评反林彪有罪》、《二评反林彪有罪》三份大宇报。她的大宇报迷惑了少数不明真相的群众，在社会上造成了一定的不良影响。为了澄清事实真相，我们特发表如下联合声明：

一、在李九莲一案的罪证中，她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 ，攻击社会主义制度，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确确实实构成了反革命犯罪，定她的案并非冤枉，她根本谈不上是什么反林彪的英雄。她现在出来表演，说明她还坚持反动立场，是不会有什么好下场的。

二、在此事件中，地委、地区公安局、法院某些领导人，采取听之任之，不闻不问的态度是极其错误的，必须对此承担全部责任。

三、少数群众由于不明真相，对李九莲的大字报轻易表态，予以支持，是没有责任的。但值得指出的是应从中吸取教训，防止受骗上当。

四、当前批林批孔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我们要求全区工人阶级和广大群众要提高警惕，对于一小撮阶级敌人的捣乱破坏，翻案活动，必须坚决打击，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团结两个百分之九十五，使批林批孔运动深入、健康地向前发展。

1974年4月13日



4月17日，曾昭银又以地区工代会的名义，起草报告，强烈要求地委对李九莲采取“无产阶级专政的措施”。

权力就是这样被使用着，而且似乎还天经地义：

一旦他进了工代会，他就有了代表工人的权力，哪怕他从头到脚没有一丝一毫工人的气味；他就有了操纵工人的权力，哪怕他是在操纵他们去扼杀工人阶级里最优秀、最具有远大目光的先进分子。没有谁能制约他。没有谁去怀疑他凭什么与权力划等号，而只有等到上面的权力结构在某次运动、某项转折中崩溃了，并影响到他，他才得以被迫告退。可这并不是工人阶级的胜利，而只是马克思、列宁所描绘过的工人阶级的羞辱。

朱毅更没有料到，因为自己的回来，导致了李九莲迅速地被拘押。他在经过地区公安局门口时，和一位负责人打了声招呼。“文革”初期，一派群众组织要揪患有高血压的此人批斗，朱毅做起了阿庆嫂，将“胡司令”藏在了自己的房间里。由此，此人领略了这个年轻人的仁义，以后也领略过这位年轻人的影响与组织能力。 1967年3月，赣州市一个名叫舒北斗的中学红卫兵头头，被打成

“反革命”，朱毅一下发动起几千红卫兵静坐绝食，硬是坐到舒北斗给当成英雄放了出来，直到同年夏天，毛 视察大江南北时还说：“江西有个舒北斗，李胜变成了李败。”(作者注：李胜，系当时的赣州军分区司令员)

也许，这位负责人觉得报答昔日救命之恩的时候到了，现在已经不是局面扑朔迷离的1967年，政治舞台上红卫兵们的鼓噪早已成了绝响，而赣州地委已于4月16日、19日两次开常委会，讨论李九莲问题，最终决定将其重新收审。他知道，这一个来月与李九莲有过接触的人已经记录在案，他不想让朱毅再卷进这个案子里去了……

从岿然不动的“小气候”里，李九莲仿佛察觉到了“大气候”里驱散的不是什么妖氛鬼雾，而是在祖国的天空上聚拢了更密集、厚重的乌云。在公开申诉的最后，她这样写道：

“为了真理，我不惜再度失去自由而人铁窗!”

“人民起来了，一切妖魔鬼怪统统都会被消灭!”

“历史将宣判我无罪!”

翻翻历史，多少志士仁人发出过此类气壮山河的声音。可实现起来，后面两条犹如小径上裹了脚的老太太，总是斗折蛇行，姗姗来迟，而前面一条，则似追踪着白天鹅的枪口，它们降临在哪里梳洗羽毛，滋润嗓子，哪里便总会响起罪恶的枪声!

当天深夜，一辆警车幢幢鬼影般伏在了陈家巷口。

赣州地区公安局以“现行反革命翻案”“破坏批林批孔运动”等新加的罪名秘密拘捕了李九莲，并连夜押往兴国县看守所。缘由是她既在兴国县画眉坳钨矿劳动，应由兴国县委及县法院审理处置。

据赣州市公安局1974年4月24日贴在街头的《郑重声明》称，拘捕李九莲的拘票未通过市公安局，是擅自直接动用的，因而是“非法”的。

有目击者称：地区工代会的几个人，参与了这一秘密拘捕。被捕时，李九莲口鼻流血，显然，在挣扎反抗时惨遭毒打。那几个人，还揪住她的头发往警车上撞，造成了李九莲休克。

第二章 风雨赣南



十



也许，是一个不屈不挠地走进苍茫暮色的小女子，终于使赣州二十多万老老少少在春日里感到了惭愧；

也许，是专制对于民心的践踏，同样适用于物理学上的“胡克定律”：你拉动一条弹簧，在一定的限度内，你一松手，它总要恢复到原来的位置。然而，只要一旦超过这个限度，弹簧就再也回不去了。专制常常忽视的是，在其主宰对象的麻木与抗争之间，几乎只隔着一张纸……

4月22日，朱毅、曾传华等数十名干部群众，贴出了一份大字报《众手掀翻独霸天》，开头就是：



深夜的警车引起了公愤，李九莲的失踪激起了风暴!只许你们血口喷人，不许我们开口说话吗?办不到。

现在是我们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决一死战的时候了！



4月24日夜，赣州地、市259个单位的干部和群众集会，签署了关于李九莲问题的《联合声明》，鲜明表达了对她的崇高评价：

李九莲精于学习，勤于思考，勇于实践，敢于探索，充满献身真理的精神。

李九莲以对林彪的及时洞察表明了她是立志献身革命、酷爱真理、关心祖国的前途和命运，敢想敢为、无私无畏的好青年!

会后，即派出代表赴省城请愿。

同时，二千多名群众潮水般涌往地委，要求释放李九莲，请愿通宵达旦。地委书记杜昭等人与群众好一番唇枪舌剑，断然拒绝了他们的要求。

凌晨，数百名群众又分乘近二十辆卡车，赴兴国呼吁，要求县委、武装部、公安局支持群众释放李九莲的正义要求。四百多年前，海瑞在兴国当过知县，他为官廉正、屡屡平断冤狱的故事，在百姓间流传甚广。起初，似乎没有哪位领导，有一刹那间想起了这个为官的古人，他们拒绝受理，理由是李九莲在赣州市张贴大字报，她的家又在赣州市，此事该由赣州市处理……

连日来，赣州市公安局批林批孔办公室发表声明，地委常委陈万兆同志签署了地区农林口批林批孔办公室的声明，地、市许多单位的领导参加了群众集会，无一不对广大群众营救李九莲的斗争表示声援和支持。

连日来，“怒潮悲海不夜天，万头攒动女墙前。”赣州公园里，多少人站在李九莲墨迹犹在的公开申诉前，为她在篇末的预言，为她的预言已经被证实而一掬热泪。仿佛在眼前的这些大字报里就能寻找到这位失踪了的姑娘一样，还未看过的挤来涌去，已经看过的读了又读。夜晚，电源被故意切断，人们就燃起了打火机，甚至点亮火把照着读。字里行间，写下一行行密密麻麻的签字：

向反林彪的女英雄致敬!

我们同情您，我们支持您，李九莲!

放心吧，狂啸的浪花，人民的大海永远和您在一起……

4月25日上午，正当地、市干部群众即将召开三万人大会强烈要求释放李九莲的同时，在南昌，江西省军区司令员，还兼主持江西省委工作的陈昌奉，省委常委涂烈，还有十届中共中央委员潘

世告，十届中共中央候补委员樊孝菊，一起听取了刚下飞机的赣州地区工代会、红代会及公安局头头们的紧急汇报。

当时偌大的一个江西省，几乎就由他们几个人说了算。陈昌奉是老红军，枪林弹雨，倥偬半生，还当过毛 的警卫员，不知是他写的，还是请人代劳的，他因《跟随毛 长征》一书，一度全国蜚声遐迩。涂烈算是“文化革命新生力量”的代表了，原先只是江西拖拉机厂的团委书记，仪表端庄、简朴，逢人总带几分谦恭的微笑。潘世告和樊孝菊，一个原是安源煤矿的工人，和煤疙瘩打了十几年交道，一个则是修水县太阳升人民公社的农民，猪养得好，据说斗大的字不识几箩，可毛 著作也学得好，曾被《解放军报》上的一篇署名为林豆豆的文章誉为“最新最美的人”……工、农、兵都齐全了，俨然是一个标准的“巴黎公社”。真不知在这个小小的“公社’’里，他们是以怎样的语言进行沟通和对话的，他们又是按怎样的程序来议决诸多重大事务的。中国不比美国，在美国，从华盛顿、林肯，到罗斯福、尼克松，每个人在位时的档案材料都被完整地保留着；而在我们这里，此时，只见一批批官员走马灯似的上去，又走马灯似的下来，他们的政绩，却从没有人研究，也从不见有专著评价。因此，这个对研究中国“文革”时期政权很有价值的小小“公社”，对后来人说大抵只能是个谜了。在李九莲的问题上，当事者们则留下了不少材料。

当日上午，陈昌奉司令员匆匆向赣州地委发出五点提示：

一、李九莲是地地道道的现行反革命眺出来翻案。

二、赣州某些人争论李案，实际上是为现行反革命翻案。

三、冲击兴国监狱是一起严重的政治事件，必须立即制止。

四、某些领导干部和公安干警在李九莲问题上严重丧失阶级立场，实际上是向反革命投降。

五、对于在李案问题上立场坚定、坚持原则的同志，应予表彰。

当天下午，这五点指示在赣州地、市大大小小几百个单位、数十万干部、群众中传达完毕。

此时，一行人还在去南昌的路上，一行人还在去兴国的路上，人尚未到达目的地，可性质已经在五点指示中定下了。尤其是去兴国的，罪名再加一项“冲击监狱”，为了使你钻进这顶帽子，像是抛出了诱饵，在兴国，五点指示就是到了晚上也没有宣布……

空气恍如气化了的干柴，几乎能听见欲裂时的“劈劈啪啪”声，连逡巡的风儿，也像在酝酿着什么密谋。朱毅感到了事态的严重，他觉得惟有抗争，而抗争必须攥成一个拳头!当晚，由朱毅出面牵头，留在赣州的干部、群众，宣布成立了“李九莲问题调查委员会”。仿佛是水到渠成，没有谁觉得与一言九鼎的陈昌奉司令员对着干有什么唐突。这勇气，既来自于李九莲所追求的真理，也来自于“文化革命”里“大民主”的习惯，它正是毛泽东 在打“民意牌”时一再倡导的结果……

然而，谁都清楚，眼下毕竟不是“炮打司令部”的岁月了，在“调委会”发出的第一个声明中，它就宣判了自己的命运——

“或者走向真理的光明，或者走向牢狱的黑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