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李若虚。
李若虚是岳飞的老部下，对岳飞甚是钦佩。绍兴五年五月，李若虚取代陈子卿，任岳飞制置司参议官。十二月，李若虚得到岳飞赏识、推荐，兼提点荆湖北、襄阳府路招讨司屯田公事。绍兴六年二月，因岳飞上奏，宋廷任命李若虚为京西南路提举兼转运、提刑公事。十一月，李若虚将岳家军俘获之伪齐骁将薛亨押送至“行在”平江府，擢升荆湖北路转运判官。绍兴七年，侍御史周秘论李若虚“止尝历秀州司户一考”，“尤为超躐”，仍复任岳飞宣抚司参议官。岳飞因淮西合兵受挫，愤而辞职。王贵与李若虚前往庐山东林寺，敦请岳飞出山复职。绍兴八年四月，李若虚改任军器监丞。
李若虚最出名的莫过于支持岳飞违诏北伐一事。《宋史•高宗本纪》载：“（绍兴十年夏六月）甲子，遣司农少卿李若虚诣岳飞军谕指班师，飞不听”。
岳飞违诏北伐唯一证据的是，宋高宗让李若虚传达给岳飞的口谕：“兵不可轻动，宜少班师。”可是，这是个孤证，除了李若虚的话语，再也没其他证据。甚至此后，宋高宗下达给岳飞的命令中都没有出现“兵不可轻动，宜少班师”这句话或这层含义。这是岳飞出兵后，宋高宗下达给岳飞的御札：
（1）览卿奏，克复颖昌，已离蔡州，向北措置。大帅身先士卒，忠义许国，深所嘉叹。然须过为计虑，虏怀虿毒，恐至高秋马肥，不测豕突，当使许蔡遗民前期保聚。大军进退之宜，轻重缓急，尽以委卿，朕不从中御也。初三日。
张宪收复颖昌，岳飞大军出蔡州。宋高宗对岳飞例行性夸奖，警告岳飞在秋季来临以前必须结束战事，并授权岳飞自由进退。
（2）览卿奏，知已遣兵下郑州，自许陈蔡一带，形势皆为我有。又大军去贼寨只百余里，想卿忠义许国之心，必期殄灭残虏，嘉叹无已。然贼计素挟狙诈，虽其奸谋不能出卿所料，更在明斥堠，谨间谍，乘机择利，必保完全。兵事难以隃度，迟速进退，朕专付之卿也。已差中使劳卿一军，未到间，卿有所欲，前期奏来。入觐无早晚，但军事可以委之僚属，即便就途。遣此亲札，想宜体悉。
宋高宗提醒岳飞小心斥候、间谍，抓住有利机会进攻，确保部队的安全。宋高宗再次召岳飞赴临安觐见。“入觐无早晚，但军事可以委之僚属，即便就途。”
（3）朕尝闻卿奏，称王贵张宪徐庆数立战效，深可倚办。方今正赖将佐竭力奋死，助卿报国，以济事功，理宜先有以旌赏之。其王贵等各赐撚金线战袍一领，金束带一条，至可给付也。十二日。
宋高宗对岳飞各部将领进行奖励。
（4）得卿奏，提兵在道，暑行劳勩，朕念之不忘。狂虏尚在近景，今已入秋，预当严备，以防豕突。蔡颖旧隶京西，今专付卿措置，当分兵将屯守防捍，并谋绝其粮道，使虏有腹背之顾。在卿方略，随宜处画。朕久欲与卿相见，事毕，轻骑一来为佳。余侯面议。遣此亲札，想宜体悉。
岳飞向宋高宗抱怨“暑行劳勩”，可能岳飞的行军速度有所减慢，为自己找了个借口。宋高宗将蔡州、颖昌划归岳飞辖区，命令岳飞派兵坚守的同时，出兵袭击金军的粮道。攻防一体才是正道。
岳飞已经出色完成了朝廷分配的作战任务，宋高宗命令岳飞立即前往临安。除了那个吹得神乎其神的朱仙镇，岳飞实际上没有再向北前进一步，基本上遵守了宋高宗的命令。这说明，岳飞的行动都在宋高宗的授权范围之内，从未有违诏之说。如果说岳飞有什么违诏的话，就是将进攻矛头从陈州擅自改为许州。不过，后来得到了宋高宗的认可。
宋高宗的确多次命令岳飞赴临安复命，有班师的意图，可并没有“宜少”一说。岳飞在出兵前，宋高宗下达的命令是趁机进取陈、蔡；攻占蔡州、颖昌后，宋高宗命令岳飞坚守的同时，还要派兵袭扰金军后方。这都不是少量兵力就能完成的，特别是在易攻难守的平原地区。除了用人数堆优势，别无办法。宋高宗命令 “班师”是因为岳飞延期出兵，导致错过和张俊共同进退的有利时机，已成孤军，随时可能陷入险境，孤立无援。
“必保完全”这句话一直被专家、学者用来佐证“兵不可轻动”。可是，事实并非如此。军队是国家的命脉，无论在战时，还是和平时期都是如此。建立一支军队非常不容易，不仅需要钱，更需要时间。作为一名将帅规避不必要的牺牲是其最基本的职责，一旦军队出问题，将给国家带来难以想象的损失。牺牲可以有，但要看是否价值相当。如果将帅仅为一己之私，随意损耗军队，与犯罪无异。
汉代军法明文有亡失过多罪。在战斗中，士卒伤亡惨重，要追究将领的刑事责任。据载：汉武帝时，“因杼将军再出匈奴，至余吾，亡士多，下吏，当斩。”元封三年“楼船将军杨仆坐失亡多，免为庶民。”
因此，“兵不可轻动，宜少班师”仅仅是李若虚的一面之词，并不能证明岳飞违诏北伐的壮举存在。岳飞北上中原是南宋作战意图的一部分，即为顺昌构建一道防线。至于宋高宗派李若虚阻止岳飞北伐，纯粹是胡扯，根本没有证据支持。如果宋高宗整日担心岳飞违抗自己的意愿，为什么还要重用岳飞？

3、热血的谎言。
五月二十五日，顺昌被围之前，宋高宗就命令岳飞出兵，而岳飞直到六月二十二日大军才正式出动，比宋高宗规定时间晚了将近一个月。为此，宋高宗派遣李若虚向岳飞施压。根据宋朝法律，‘临军征讨，稽期三日者，斩’。岳飞第一次面临被宋高宗问责的危险，为了化解危机，岳飞编了一个极其热血、大义的谎言。
岳飞告诉李若虚，自己没能及时出兵，是因为在准备一个大事业，那就是收复中原，还我河山。绍兴五年，李若虚途经荆湖南路永州祁阳县浯溪，参观中兴摩崖，题诗曰：“元颜文字照浯溪，神物于今常护持。崖边尚有堪磨处，留刻中兴第二碑。”恢复中原，国家中兴可一直李若虚梦寐以求的事，再加上昔日在岳飞账下，经常听岳飞吹嘘各种民族大义，李若虚顿时兴高采烈地向岳飞询问、讨教各种细节。
可是，岳飞的抱负不符合南宋作战意图。为此，李若虚警告岳飞，有可能孤军作战，得不到任何支援，从而全军覆没；应该谨慎从事，兵不可轻动，稳扎稳打，宜少班师。
岳飞肯定满腔热血的回答，马革裹尸、报效祖国等之类豪言壮语。李若虚深受感动，决定帮助岳飞所谓的“违诏北伐”。
七月，李若虚返回“行在”临安府，报告宋廷：“敌人不日授首矣，而所忧者他将不相为援。”说明李若虚非常担心岳飞孤军深入。可在朝廷的规划中，岳飞并不存在什么“孤军”一说。
岳飞在《乞出师札子》：“万一得便可入，则提兵直趋京、洛，据河阳、陕府、潼关，以号召五路叛将，则刘豫必舍汴都，而走河北，京畿、陕右可以尽复。”“假令汝、颍、陈、蔡坚壁清野，商於、虢略分屯要害，进或无粮可因，攻或难于馈运，臣须敛兵，还保上流。”岳飞在给宋高宗的谋略中明确说，北伐中原要走“京、洛，据河阳、陕府、潼关”等黄河上游要地。
潼关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周围山连山，峰连峰，谷深崖绝，山高路狭，中通一条狭窄的羊肠小道，往来仅容一车一马。过去人们常以“细路险与猿猴争”、“人间路止潼关险”来比拟这里形势的隆要。杜甫诗曰：“丈人视要处，窄狭容单车。艰难奋长戟，万古用一夫”的诗句。
潼关地处黄河渡口，位居晋、陕、豫三省要冲，扼长安至洛阳驿道的要冲，是进出三秦之锁钥，所以成为汉末以来东入中原和西进关中、西域的必经之地及关防要隘，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素有“畿内首险”、“四镇咽喉”、“百二重关”之誉。对南宋而言，潼关是收复中原、防御黄河、阻止金军南下的重要屏障和隘口。
可是，岳飞北伐没有选择心目中理想的进军路线，而是选择宋高宗指定的作战区域。难道岳飞不清楚中原地区的军事地理形势吗？显然不是，在给宋高宗报告时，岳飞肯定下了一番功夫，不仅熟记于心，还颇有心得。其实，岳飞只不过在执行宋高宗下达的任务，根本不是什么北伐。
岳飞“违诏北伐”这个谎言最大的问题在于无从考证，岳飞占领颖昌后，是因为完成朝廷分配的任务而停止脚步，还是因为和金军交战而被迫停止脚步。可是，岳飞的撤退却给了李若虚无尽的遗憾和念想，更加坚定“违诏北伐”一事。

三、书生的无知
邹韬奋在《抗战三日刊》写道：“书生报国无他物，唯有手中笔做刀。”国难当头，书生要么弃笔投戎；要么满腔热血，空无一用。李若虚就是这样一个空有满腔热血，报国之志，却不知道该怎么做的书生。可是，如果岳飞真的违诏北伐，李若虚不仅不能报国，反而在害国。岳飞违诏北伐就是一支无国之军，必败无疑，只会白白葬送南宋的军事力量。
1、缺乏合法性。
克劳塞韦茨在《战争论》中强调：“战争不仅是一种政治行为，而且更是一种真正的政治工具，一种政治交易的延续，一种使用其他手段来执行的同样的工作。”军队是国家武装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军事战略是国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军事作战是军事战略中的重要环节。军事作战是为了实现国家政治利益而存在的，军事作战只有得到国家的授权才具有合法性；反之，在未得到国家授权的情况下，无论将领出于什么样的目的采取军事行动，都将是非法的。
“保家卫国”自古以来就是战争的重要内容，军队只有在“保家卫国”的号召下，才能最大程度激励军队的士气。一般而言，服从政府就是效忠国家。如果战争未能获得政府的许可，则意味着士兵有可能被自己所效忠的国家视为叛军。这会对军队士气造成沉重打击，导致军心不稳，必将影响战争的胜负。
《商君书•错法》说：“爵禄者，兵之实也。”将士的努力如果得不到国家的认可，则奖励只有物质，没有荣誉。将士会严重质疑战争的合法性，从而选择消极避战，甚至逃离战场。
2、没有政治支持。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法国的总理克莱蒙梭曾说过这样一句话：“战争是件太严重的事，不能完全委之于军人。”战国时期著名的军事学家吴起在《吴子兵法•图国第一》中强调：“不和于国，不可以出军；不和于军，不可以出阵；不和于阵，不可以进战；不和于战，不可以决胜。”国家的统一，军队内部的团结是取得一场战争胜利的先决条件。要想取得战争胜利，国家必须从上到下思想统一，支持战争。
《孟子》有云：“君主看待臣下如同自己的手足，臣下看待君主就会如同自己的腹心；君主看待臣下如同犬马，臣下看待君主就会如同路人；君主看待臣下如同泥土草芥，臣下看待君主就会如同强盗仇敌。”岳飞还不是君王，就敢无视满朝文武为无物。一旦朝廷发现岳飞私自调兵北伐，估计连宋高宗都保不住。
隆兴二年，宋孝宗锐意进取，想收复中原。可是，遭到了宰相史浩的强烈反对。张俊和宰相史浩争执不下，宋孝宗干脆下诏让大臣们来讨论如何对付金人，结果主战派和主和派也争执不下。宋孝宗竟然绕过三省和枢密院，直接下令张浚挥师北伐。在相府中的史浩忽然得知张俊出兵的命令，方才知道皇上越过三省，直接给诸将下命令。便对陈康伯说：“我们都兼右相，但出兵不跟我们说，还用我们做什么用！不辞去还等什么？”遂请求辞相。
符离溃败，整个朝廷没人再愿意支持宋孝宗和张浚，张俊自劾，不久就去世了。即使宋高宗支持岳飞的“违诏北伐”，百官中的大部分也出工不出力。如果岳飞有任何轻微失误，必将遭到百官群起而攻之。此外，南宋初期，中兴将领嚣张跋扈，藐视文官。文臣武将之间的关系极为恶劣，史称“自此文武二途，若冰炭之不相合矣”。
3、后勤得不到保障。
后勤准备不足。孙子曰：“凡用兵之法，驰车千驷，革车千乘，带甲十万，千里馈粮；内外之费，宾客之用，胶漆之材，车甲之奉，日费千金，然后十万之师举矣。”英国著名将领韦维尔说过：“我经历的战争愈多，就愈加认识到战争是如何完全依赖于后勤和运输……你想在何时把你的军队移动到何地，并不需要多大的技艺或想象力；但你若知道什么地方可以部署你的军队，以及能否在该地维持你的军队，那就要有丰富的知识，要进行艰苦的工作。为将者必须对补给和运输诸因素具有真知灼见，为此制定一切计划的依据。只有这样，他才知道在什么时候以及如何去冒有关这些因素的风险，而要打胜仗是非风险不可的。”
绍兴四年，朝廷命令岳飞收复襄阳六郡。宋高宗亲自督促各地监司随时供应岳飞军的粮饷，“不得使其稍有短缺”。南宋朝廷为3.5万余人的岳家军调拨米6万石，钱40万贯作为军需，另外还拿出20万贯钱以犒赏三军。正是这些充足的物资才有了岳飞胜利的基础。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记载，绍兴十年十一月，也就是战事结束后，刘锜、韩世忠、岳飞三军“皆造军器，所乞牛皮，至十余万张，郡邑往往杀牛以应命”，岳飞向来爱民如子，此次一反常态，强征牛皮。可见，岳飞北上作战，武器装备的损耗确实非常严重，亟须补充。此外，绍兴十一年淮西战事中，岳飞还没有出鄂州大营的门就向宋高宗哭诉钱粮不足。
如果违诏北伐，朝廷不知情，就不会为岳飞提供后勤物资。即使朝廷愿意支持岳飞北伐，也不能在短期内筹措到足够的物资补给和兵员。
至于岳飞鼓吹的以战养战，靠当地百姓解决基本上就是骗小孩子的。北宋末期贪官污吏横行和金国暴政，当地百姓早已民不聊生，怎么可能有多余的物资支持岳飞北伐。
4、孤军深入。
岳飞执意“违诏北伐”，势必成为孤军，得不到友军的支援配合，成为金军的集火目标。即使可以获胜，也难以为继。在易攻难守的华北平原，孤军的命运除了死，还是死，没有第三种选择。
5、违诏北伐的风险。
岳飞违诏北伐最大的风险在于以宋高宗为首的南宋中央朝廷对岳家军的实际动向一无所知。李若虚为了心中的热血和所谓的正义，势必会隐瞒岳飞违诏，私调军队一事，这就给南宋带来无尽的灾难。岳飞孤军北伐必败无疑，而南宋朝廷又不知情，无法及时作出应对之策。
①襄阳空虚。
襄阳地处南阳盆地南端，居汉水上流，三面环水，一面傍山，西临关陕，东达江淮，跨连荆豫，是控扼南北之要冲。襄阳失，则江陵危，江陵危；则长江之险不足恃。长江天险不再是天险，门户洞开之后便是大片土地是无险可守，直接威胁到首都临安。南宋视襄阳为朝廷根本，关系国家存亡的重地，遂开府筑城，储粮屯军。
1235年，宋蒙之间的军事同盟破裂，宋蒙两军围绕着襄阳进行了长达38年的战争。宋蒙（元）双方为了争夺这个历来被称为兵家必争之地的水路交通要塞，几乎集中了当时世界上最精锐的骑兵和水军，动用了当时能找到的一切先进武器，双方死伤人数超过40万人。期间，经历了襄阳城的失守与收复、再失守与再收复、蒙古南宋各自的内乱甚至内战、双方尔虞我诈的谈判、打打停停的消耗等各种事端层出不穷。
1273年，守将吕文焕在无力自守，外无援兵的绝境中投降元朝，襄阳陷落。次年，元军顺江南下，攻陷长江咽喉——鄂州，兵临临安。这是襄阳这个兵家必争之地的失守，导致了南宋的最终灭亡。
如果岳飞在孤军北伐过程中，不能及时撤回，意味着襄阳就处于不设防状态，随时会被奸人所乘。如果朝廷不能及时发现，筹措军队来填补这个窟窿，不知道宋高宗这次还能不能逃到海上。
②宋军失去预备队。
岳家军驻扎的湖北位于南宋整个军事防御体系的中间地带，应该对两翼即左翼四川吴玠、右翼淮西刘锜负有支援作用，也就是说，岳家军在一定程度上充当了南宋军事体系中预备队的角色。克劳塞韦茨在《战争论》中指出：预备队有两个重要的目标：（一）战斗的延长和恢复；（二）用来应付意外的情况。
绍兴七年八月，原隶属刘光世所部的统制官郦琼、王世忠、靳赛等发动叛乱，杀死监军官吕祉等人，带领全军四万余人，并裹胁百姓十余万投降金人傀儡伪齐刘豫，史称“淮西兵变”。兵变的后果十分严重，使南宋军事前沿的江淮重地突然处于防卫空虚的状态。“淮西兵变”后，岳家军预备队的角色更加重要和明显。因此，岳家军在南宋的整个军事战略中，主要担负两个重要任务：保卫荆襄防线；充当国家预备队，支援两翼，特别是淮西。失去岳家军，也意味着南宋失去了一支重要力量。
军队是国家的，不是将军私人的；只为国家利益而存在，不是将军实现个人的雄心壮志、个人抱负的工具。牵一发而动全身，极小的部分也会影响全局。只有从全局的高度考虑问题，才能符合国家的根本利益。

四、南宋战略意图
战略是全局性的规划，是立足长远的规划，也是一种指导战争实施的原则和方法。古人云：“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这句话讲出了战略的重要性和长远性。绍兴十年，岳飞的军队虽然像盾牌一样挡在南宋诸军的最前沿，但实际上只是江淮防御体系的一部分。
1、江淮防御体系。
南宋的军事体系是一个以长江和淮河为依托的多层次的防御体系。长江纵贯东西，延绵数千里，再加上其支流，将一片辽阔的地域联系起来。长江上通巴蜀、中经荆襄、东连吴越，上下游之间相互呼应，使整个南方地区的形势得以完整。另外，长江本身即发挥着阻挡北方铁骑冲击的天堑作用。魏文帝曹丕南征孙吴，兵至广陵，面对长江，无奈地感叹：“魏虽有武骑千群，无所用之，未可图也。”次年，魏主再次大举伐吴，见江水波涛汹涌，又感叹道：“嗟呼！固天所以限南北也。”两次亲征，都只得引兵退还。苻坚伐晋，以为自己拥兵百万，“投鞭于江，足以断流”，但终不能越长江而灭晋。
淮河与长江相表里，发挥着双重的屏障作用。“唇亡齿寒”，“ 守江必先守淮”等言论在历代保据江南王朝更是随处可见。南宋吕祉言“江淮之险，天地所以限南北也。自昔立国于南，则守江以为家户，备淮以为藩篱。”长江之守重在上下相维，淮河之守重在内外呼应。吕祉给宋廷上《东南防守利便》，特著“建康根本论”、“江流上下论”、“江淮表里论”三论，建议：立都建康以为兴王之基；屯兵江陵、襄阳、武昌、九江以固上下游之势；守江以治内，备淮以治外，表淮而里江，如此则中原可复。
山东和荆襄犹如东南的两翼，屏护着整个江淮防御体系。山东足以屏护淮泗上游，荆襄足以屏护江汉上游。前人曾言“欲固东南者，必争江汉；欲窥中原者，必得淮泗。有江汉而无淮泗，国必弱；有淮泗而无江汉之上游，国必危。”即使岳飞兵强马壮，也只不过是江淮防御体系的一部分，承担保卫江淮上游安全的重任。
绍兴四年，在岳飞收复襄汉六郡之后，鉴于襄汉六郡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朝廷必须选派得力将领去镇守。赵鼎认为：“湖北鄂、岳，最为沿江上流控扼要害之所，乞令岳飞屯驻鄂、岳州。不惟淮西藉其声援，可保无虞，而湖南、二广、江、浙亦获安妥。”
绍兴五年六月，岳飞病势加重，“两目赤昏，饭食不进”，“四肢堕废”。岳飞随即以病情为由，第一次向宋高宗提出辞呈。“以带病之躯执掌兵柄，关系到国家的生死存亡，如果贪图荣华富贵，恋栈不去，势必耽误恢复故疆大计。”宋高宗当然拒绝了岳飞的辞职要求，“岳爱卿肩负上游军备，责任重大，正应该激励忠愤之心，一雪国家大耻，帮助我建成大功，不许退休！”请注意“肩负上游军备”，这是宋高宗在向岳飞强调其职责。

2、金军（伪齐）入侵路线。
淮南地区是金军入侵南宋的重要路线，宋金之间的激烈搏杀几乎都发生在这一地区。
建炎三年正月，金军攻占徐州前后，完颜宗弼率领五千轻骑奔袭千里之外的扬州，准备出其不意擒获宋高宗。三十日，金兵到达泗州，渡过淮河，二月二日占领天长军。三日，宋高宗出逃，晚上，金先头部队进入扬州，闻知宋高宗已出城，复追至瓜州渡口。金军孤军深入，又没有抓到宋高宗，因此在纵火焚扬州城后随即北撤。
建炎三年七月末，金国企图完全消灭南宋，决定再次发兵侵宋。十月末，完颜宗弼率领金军先后攻占庐州、和州、无为军等地，攻采石渡不克，复转趋马家渡。十一月，金军渡过长江，进而攻占太平州、溧水县，顺利进入建康城，守臣陈邦光、户部尚书李梲迎降。江南各地守军望风逃遁，完颜宗弼长驱直入，穷追宋高宗至海上。
绍兴四年九月，金国完颜宗辅、完颜昌、完颜宗弼率兵五万，与伪齐军联合南侵。计划分兵两路，一路自采石攻金陵，一路自瓜州攻京口。九月末，金兵与伪齐兵分道渡淮，攻占楚州，韩世忠被迫自承州退守镇江。十月，南宋命令张俊率部驰援韩世忠，刘光世部移驻建康，加强沿江防线。韩世忠率部收复扬州，同时宣布宋高宗决策亲征。金军虽然攻占濠州、滁州等地，但先后在大仪镇、承州、庐州等地屡遭挫败。入冬以后风雪交加，粮草缺乏，士气低落。此时，金太宗病重的消息传来，完颜宗弼只能率军连夜北撤。伪齐刘麟闻讯，亦弃辎重狼狈北逃。
绍兴五年夏天，伪齐刘豫将山东地区六十岁以下，二十岁以上的百姓，一律签发为兵，再次攻打南宋。八月，伪齐攻陷光州，十月进攻涟水军，但为韩世忠的部队所挫败，光州也被收复。
绍兴六年十月，伪齐刘豫签乡兵三十万联合金军，分三路南侵。其侄刘猊率军由紫荆山，出涡口犯定远县，以趋宣、徽，是为东路；子刘麟率军由寿春进犯合肥，是为中路；孔彦舟率军在谷口渡系桥渡淮，围攻光州，直趋蕲、黄，是为西路。
绍兴十年，完颜宗弼亲率金军主力十余万，夺取开封后，挥师南下。五月二十五日，金军进抵顺昌，准备渡过淮河南下淮西。
绍兴十一年正月，完颜宗弼率领金军主力越过寿春，途径庐州，逼近和州。下半年，完颜宗弼再次再次率领渡过淮河，进犯淮东地区。
金军的作战目标非常明确，即以南宋最高统帅宋高宗为主要攻击目标，自始至终都将主要兵力放在江淮方向。南宋也是如此，在江淮防线集结了全国一半以上的兵力，淮河附近的城池都有重兵驻守。
绍兴十年顺昌之战后，朝廷任命陈规知庐州兼淮西安抚，“时秦桧将班师，故命规易镇淮右”。陈规，南宋著名的守城战专家，著述有《德安守城录》。他的调任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江淮对南宋的重要性。
淮南虽然是长江防御屏障，但缺乏纵深。绍兴三十一年，海陵王率领金军南侵，宋军毫无准备，不战而溃。一个月左右，金军就从淮河北岸推进至长江边上。因此，南宋需要在淮河北岸建立缓冲地带，提高江淮体系的安全性。

3、杨沂中出兵。
杨沂中率领的殿前军是宋高宗的亲兵，也是宋高宗手里最重要的王牌，从他的作战方向大致可以看出朝廷的作战重点。“八月中旬，杨沂中军溃亳、宿间”。如果再联系张俊在撤退前占领亳州的行为，可以判断，淮河以北的亳州、宿州才是朝廷的重点攻击目标。
绍兴十年，郦琼在亳州，张俊率大军到达城父，都统制王德攻占符离，乘胜直趋亳州同张俊会合。张俊率兵入城，金军弃城逃遁，父老百姓排列香案鲜花迎接张俊，于是收复亳州，留下统制宋超镇守。张俊率军返回寿春。
4、岳飞的职责分工。
《三朝北盟会编》卷205《淮西从军记》说：“飞方至陈州，而俊已定宿、毫，遂还寿春，引兵南渡而归。金人探知，于是并力以御，飞兵不能支，几败，告急于锜。锜为出兵牵制，抵太康，金人乃退，飞军得还。”主流观点认为是，秦桧的陷害和宋高宗的牵制，才令岳飞成为孤军。可是，事实恰恰相反。
如果将陈州、顺昌、亳州、宿州连起来就会发现，岳飞并不是孤军作战。在朝廷的谋划中，南宋诸军应该一字展开，共同进退，相互照应。岳飞成为孤军，和其怯战有关。
①行动时间。
顺昌被围，宋高宗同时命令张俊、岳飞出兵救援。岳飞无故拖延，可张俊却是准时出兵，先于岳飞抵达预定战场亳州，导致岳飞和张俊之间的行动时间出现了不同步。当岳飞抵达预定战场蔡州时，张俊已经完成宋高宗分配的任务，班师了。这就好比宋高宗摆了一桌宴席，同时邀请张俊和岳飞，岳飞因事迟到，难道要张俊一直在那傻傻等岳飞吗?要知道，时间就是生命；在战场上，时间就是生与死的分水岭。
六月中旬，张俊、王德率部首先攻克宿州，接着又兵不血刃地开进毫州。六月二十六日，收到班师密旨之后，张俊、王德等人从宿州、亳州等地班师，将军队撤到淮河以南。而六月二十二日岳飞大军正式开拔。
②作战目标。
宋高宗命令岳飞向陈州进发，和顺昌的刘锜连成一片。可是，岳飞担忧后方——蔡州遭到金军的迂回攻击，于是将进攻矛头转向许州。这就导致原本应该由岳飞控制的陈州成为岳飞和刘锜之间的真空地带，岳家军也就成为游离于南宋作战体系之外的孤军。
③前沿不留重兵。
《宋史•高宗本纪》载：“秦桧奏命锜择利班师，锜不奉诏，战益力，遂能以寡胜众”。很多人抓住秦桧命令刘锜班师，来论证秦桧拖岳飞后腿。可是，前沿不留重兵是兵家惯例，没有什么可质疑的。只要两军对峙没有白热化，大战一触即发，前沿都不允许保持重兵，特别是精锐部队。
重兵屯于前沿，打又不打，撤又不撤，很容易像个靶子一样遭到敌军先发制人，突然袭击，遭受重创，甚至全军覆没。特别是中原这样的四战之地，多停留一刻，面临的危险也越大。对于国家而言，重兵损失，则面临缺乏后续作战能力，甚至亡国的可能。因此，前沿一般不留重兵，只留警戒守备部队。
重兵屯于前沿，将士处于临战状态，精神和肉体都备受煎熬。时间一长，士气和战斗力必然大打折扣。如果此时敌军进攻，后果不堪设想。刘锜部将士从五月二十五日顺昌被围到岳飞出兵，已经持续一个月的高强度战备，让他们到二线或后方进行修整，实属上策。
南宋初期饱受战争蹂躏，经济徘徊于破产边缘，特别是淮西地区满目疮痍。张俊和刘锜的补给物资必须从长江以南地区调拨。如此漫长的补给线，不知南宋的经济能支撑多久。
因此，岳飞沦落成为孤军，完全是其出兵缓慢，错过与南宋诸军共同进退的有利时机。至于陈规调任庐州知州兼淮西安抚使，根本是对有功之臣的擢升，而且庐州的战略地位远非顺昌所能比。
顺昌北濒颍水，南有淮河，东接濠州、寿州，西接蔡州、陈州，是屏障淮河的要口，在南宋淮河防线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岳飞的任务就是在顺昌前面建立一个预警、缓冲地带，防止顺昌遭到金军突袭。
岳飞虽然没去陈州，但占领颖昌和郾城，也达到牵制金军，为顺昌预警的效果。因此，宋高宗命令岳飞分兵屯守，预留一支机动部队谋绝金军后方，立即赶赴行在复命。虽然宋高宗没有明令岳家军班师，不过，龙无首则散，军无帅则溃。可是，完颜宗弼和杨沂中却打破了这个原定计划。

五、岳飞怯战
岳飞在传统形象中一直以勇猛示人，根本不可能让人联想到胆怯。可惜的是，的确如此，就连邓广铭也强调，岳飞是在宋高宗催促下才出兵救援顺昌。那么，岳飞这种延期出兵的行为，只能用胆怯来解释。岳飞胆怯是由多个因素造成的。
1、中原此行凶多吉少。
《史记》云：“得中原者得天下”。历史上无数的英雄帝王为了统一天下，涿鹿中原。可是，历史上完成大一统的政权，没有一个是起家于中原地区。那些起家于中原地区的政权，不仅没有能力统一天下，还都短命，甚至会被周围的其他政权所吞噬。
中原地区地势平坦，几乎无险可守，易攻难守，金军骑兵可以从任意一个方向发起攻击。更致命的是，宋高宗的计划是以淮西为中心策划的，对处于边线的岳飞极为不公平。岳飞的左翼（西边）根本得不到任何保护。如果金军不在前沿和岳飞纠缠，取道蔡州以西切入后方，则岳飞有全军覆没的危险。岳飞没按宋高宗的要求，将主力东移陈州，就是因为陈州比许州更加暴露侧翼。
岳飞还面临被金军切割包围的可能。据《三朝北盟会编》中《岳侯传》记载，岳飞当时“率兵自屯郾城县，又遣王贵、董先、姚政、冯赛、岳云等兵三万占据颍昌，为永驻之计，又分兵攻战诸州。”金军试图切断两地驻军之间的联系，从而引发了小商桥之战。《宋朝南渡十将传》卷1《刘锜传》说：“岳飞军屯颖昌，别军屯郾城，兵断不得合。遣骁将杨再兴击贼，不利，再兴战殁”。
《金史》卷82《仆散浑坦传》说“天眷二年，与宋岳飞相据，浑坦领六十骑深入觇伺，至鄢陵，败宋护粮饷军七百余人，多所俘获”。说明岳飞和各部的通道非常容易遭到金军骑兵的骚扰和破坏。
为了应对不利局面，岳飞将主力一分为二，以便应对突发局面，彼此相互照应。岳飞亲率一军屯郾城，王贵、岳云等兵三万屯颍昌。同时向多个方向派出小股部队进行攻伐，一则扩大警戒范围，防止金军突袭；二则迷惑金军，使金军难以发现岳飞的真实意图。但是，这样做也分散了岳飞的进攻力量。因此，岳飞抵达郾城、颖昌后基本丧失了进攻能力。此外，援军也必不可少，虽然错过和南宋诸军共同进退的时间，但毕竟生死攸关。岳飞的奏章写道：“本司契勘所管兵马，已分布调发前去陕、虢、西京、陈、蔡、颍昌、汝、郑州一带，并已有差往河东、河北措置事宜。已两次申奏，乞将刘锜一军切令于顺昌府屯驻，庶几缓急可以照应去讫。”
岳飞还广泛动员了北宋沦陷区的义军积极活动，来减轻正面的压力。岳飞派遣梁兴等人渡过黄河，联合河东、河北义军，在金的后方痛击金军，收复了不少州县。

2、南宋战略谋划失误。
埃里希•冯•鲁登道夫：“所有部队的集中，在作战上是绝对必要的；战略的基本要义，就是能组织分路进军，以使在适当的时机，再实行集中。”拿破仑也说过：“胜利总是垂青于那些懂得如何在关键地点集中优势兵力的一方”。进攻是一门艺术，必须灵活掌握方法。首先，攻击必须集中力量。《百战奇略•合战》记载：“凡兵散则势弱，聚则势强，兵家之常情也。若我分兵屯数处，敌若以众攻我，当合军以击之。”克劳塞韦茨：“凡用攻击之力，必专注于一方面，继续无间，方为有力。”
南宋的谋划失误就是兵力分散，没有集中于一点。不集中就没有和金军一战的资本，即使趁金军北撤占领一些城池也守不住。那么，整个作战就会显得毫无意义，白白浪费南宋宝贵的作战资源。此外，宋军兵力分散，增加了各部独立面对优势金军的风险。将领的怯战也就在情理之中。

3、南宋诸将傲慢，缺乏信任。
绍兴六年，宰相张浚曾有意以韩世忠为主力，在淮北发动攻势。因兵力最少，韩世忠表示有困难。张浚随即命令张俊派遣部将赵密率军来援。张俊却一口回绝，并四处宣称韩世忠想要吞并他。稍后，张浚又在淮南组织了一次进攻，因为同样的原因而失败。刘光世先以粮草不足搪塞，后又不遵号令；当杨沂中军抵达指定位置时，刘光世却早已从前线撤退，所谓三军联合出击也就成了空谈。张浚身为宰相，背后朝廷撑腰，都难以调动诸军。大名鼎鼎的岳飞也是如此。
《会编》记载，绍兴六、七年间，张浚在龟山与四将商讨如何征讨伪齐。刘光世主张防守，韩世忠则极力建议进兵。资格最老的张俊，态度模棱两可，对张浚说：“都督你说要打，咱就打；你说要守，那咱就守。”张浚最后求助于诸军当中兵力最强盛的岳飞。结果，“惟岳飞独以为不可用兵，浚再三问之，飞坚执不可之说。”岳飞此前一直旗帜鲜明地主张北伐，但在会议上的这种态度，着实让张浚相当意外。对此，日本学者寺地遵评论：“张浚揭大义名分，主张恢复中原，然而不论他如何鼓舞，四大将仍各怀异志，岳飞明白表示反对，刘光世、张俊则消极抵制，都不愿与张浚合作。”
绍兴十年，王之道上书明确指出：“今日之兵，隶张俊者则曰张家军，隶岳飞者则曰岳家军，隶韩世忠者则曰韩家军。相视如仇仇，相防如盗贼。自不能立功，而惴惴然惟恐他人之立功，而官爵轧于己也。”
岳飞身居高位，自然很清楚南宋诸将不守将道，宋高宗关键时刻未必能指挥动他们。可是，险地之战必须得到友军的支援。岳飞自然对北上中原充满疑问。

4、岳飞少年得志、得意忘形。
建炎四年五月下旬，年仅二十七岁的岳飞押解战俘去行在越州，生平第一次觐见宋高宗。岳飞向朝廷上奏说：“建康为要害之地，宜选兵固守。臣以为贼若渡江，必先二浙，江东、西地僻，亦恐重兵断其归路，非所向也。臣乞益兵守淮，拱护腹心。”宋高宗看了岳飞的奏章，颇为赏识，并赐予金带、马鞍等物。从此，岳飞的仕途之路可谓是一帆风顺。即使在那个战争年代，岳飞所取得的地位也是同龄人无法比拟的。
建炎三至四年，二十七、八岁的岳飞先后任御营使司统制军马、御使下都统制，补武功大夫、任昌州防御使、通泰州镇抚使兼知泰州。
绍兴元年至三年，岳飞先后平定游寇李成、张用、曹成和吉、虔州的叛乱，升任神武后军统制，宋高宗并赐御书“精忠岳飞”锦旗给岳飞。建炎四年，宋廷更改军队体制，建立神武军，以韩世忠任神武左军都统制、张俊任神武右军都统制，杨沂中任中军统制，岳飞任后军统治。此时，岳飞的地位已经接近韩世忠、张俊等南宋大将。韩世忠当时四十四岁，张俊四十七岁，而岳飞当时不过二十八岁而已。可见，岳飞取得了常人难以达到的地位。
绍兴四年，岳飞不仅继续出任神武后军统制，还增加了很多头衔，荆南鄂岳黄复州汉阳军德安府制置使、清远军节度使、神武后军都统制、湖北路荆襄潭州制置使。八月二十五日，朝廷封岳飞为武昌县开国子。绍兴五年二月初二日进封武昌郡开国侯，九月十三日又进封武昌郡开国公。
绍兴七年，三十五岁的岳飞官拜太尉，为宋代武职官阶之首，两年皆以太尉、任武胜定国军节度使、湖北京西路宣抚使兼营田大使职。
绍兴九年，三十七岁的岳飞官授开府仪同三司，乃宋代文职官阶之首。
绍兴十年，三十八岁的岳飞加少保（爵位）任武胜/定国军节度使、开府仪同三司、湖北京西路宣抚使、河南北诸路招讨使兼营田大使。
成功使人傲慢、膨胀，失去对形势的判断。岳飞年纪轻轻，就取得常人获得的成绩，骄傲在所难免，以至于对宋高宗的君令视而不见。

5、岳飞跋扈，无视军法。
绍兴十年不救援顺昌、延期出兵并不是岳飞第一次违反军令，早在这之前，岳飞就已经有过违反军令，临阵脱逃的记录。
建炎元年，岳飞因不满上级，无令出击，致使王彦毫无准备，仓促上阵，八字军全军覆没。八字军被金国重兵困于卫州新乡县的石门山下，孤立无援，缺乏装备和粮饷，王彦无奈之下只能采取持重的方针。岳飞对此甚为不满，责备王彦胆怯。岳飞说“二帝蒙尘，贼据河朔，臣子当开道以迎乘舆。今不速战，而更观望，岂真欲附贼耶！”岳飞非但不满，而且在未经指挥官王彦同意的情况下，率领部分军士擅自出战，夺取了金军的大旗，在空中挥舞。其他军士看到这种情况，也在没有得到命令的情况下，争先恐后地出击，一鼓作气攻下新乡县。岳飞的无令出击，削弱了王彦的军事权威，使其丧失了对八字军的实际控制指挥权，八字军如同一盘散沙，最终招致惨败。
建炎元年，宗泽委任王彦为“制置两河军事”，王彦命令岳飞率领所部前去荣河防守隘口。岳飞竟然以“与王彦难以共事”为借口，率部临阵脱逃。可惜的是，宗泽以“珍惜岳飞的才干，体谅他的爱国之心”为由，包庇了岳飞违抗军令、临阵脱逃的死罪，留其在营中听候差遣。想来以宗泽这种治军理念，东京也是守不住的。
绍兴七年，岳飞因对“淮西合兵”不满，借口为母守孝，在没有得到朝廷批准，没人交接的情况下，私自擅离职守，使荆襄地区的防务无人统筹，呈真空状态。
当然像不救援楚州、泰州弃守等就不一一列举了。
当然更大的原因是宋高宗本人，所谓“子不教、父之过”。岳飞一步步成长为不知国法军纪的罪魁祸首就是宋高宗。宋高宗无论是治国，还是治军都不严，对臣子好听点叫“宽容”，难听点叫“放纵”，最终导致岳飞无视国法军纪，不救援顺昌、延期出兵。
无论多么勇敢的将领都会有胆怯懦弱的一面，只有军纪才能帮助他们克服对死亡的恐惧。
据史料记载，英国军事法庭审判怯战时，大部分涉案人员不是低级军官和水手，而是舰队司令和舰长们。从1720到1750年，被提拔的443个舰长中有8.5%被军事法庭审判或叱责而结束了军事生涯，战死的舰长只有4%。
纳尔逊就是在严苛的军法环境中被锤炼成以勇猛著称的英国海军军神。在特拉法尔加海战中，纳尔逊身先士卒，在甲板上指挥作战，不幸被法国士兵一颗子弹命中左肺而丧生。而法国海军竟然有三分之一的军舰在一旁袖手旁观，焉能不败？

第四章 虚假的战功
关于岳飞北伐的战果，史上一直争议不断，主要是分为两派。一是秦桧专政，篡改、抹消岳飞功绩的相关证据；二是《宋史•岳飞传》是以岳飞之孙岳珂编撰的《金佗稡编》、《鄂王行实编年》为基础，而后的《三朝北盟会编》和《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和元朝编纂的《宋史•岳飞传》和《续资治通鉴》等重要史籍也照抄了岳珂编撰的史料。岳珂在编撰《金佗稡编》、《鄂王行实编年》时，为了吹捧其爷爷，难免造假。所以质疑史料的真实性，认为岳飞北伐战绩与史书记载有误，此战水分甚多。那么，真相到底如何呢？

一、攻城掠地
岳飞在绍兴十年北进中原，收复很多城池和土地，被世人津津乐道。可是，攻城不能视为功绩的唯一衡量标准。孙子曰：“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为不得已。”
1、城池的价值。
一座城池是否值得攻略或坚守，主要取决于其政治、军事价值。一座有价值的城池的攻守得失可以改变整个地区，甚至整个战争的走势。
①政治中心、首脑机关。
克劳塞韦茨在《战争论》中论述：“战争的性质是迫使敌人服从我们意志的一种暴力行为，其目的必然始终是而且只能是打垮敌人。”军队并不是战争的主人，而只是战争的工具。战争的目的是迫使敌方政治集团作出符合我方利益的决定。“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如果能摧毁或控制敌方政治机构，则意味着战争即将结束。如果能对敌方政治集团构成威胁，必能签订城下之盟，或者打乱其原定作战计划，使其陷入混乱之中。
岳飞北进中原，距离金国的首都上京会宁府太遥远，根本不能对金国政治集团构成威胁，迫使其作出任何妥协。
②兵家险要之地。
兵家险要之地一般都是扼某地之咽喉，可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险关。整个中原地区属于典型的四战之地，地势平坦，毫无天险可守。
如果岳飞真的想收复中原，一定要掌控洛阳和潼关，即岳飞在《乞出师札子》谋划的进军目的地。如果不能掌控两地，岳飞即使攻下开封等中原重镇也毫无意义。反之，如果能掌控两地，整个中原就是囊中之物。可惜的是，两地离岳飞的行军路线太远。
洛阳横跨黄河中下游南北两岸，周围有郁山、邙山、青要山、荆紫山、周山、樱山、龙门山、香山、万安山、首阳山、嵩山等多座山脉，可以俯瞰整个黄河、中原地区。
潼关地处黄河渡口，位居晋、陕、豫三省要冲，是东入中原和西进关中、西域的必经之地及关防要隘，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素有“畿内首险”、“四镇咽喉”、“百二重关”之誉。
③经济中心。
战争必须以经济为基础，占领富庶之地，可以增强军队的作战能力。中原地区地势平坦，雨量充沛，非常适宜农耕经济，自古“得中原者得天下”一说。可是，中原地势平坦，无险可守。
南宋“端平入洛”时，淮西总领吴潜认为：“河南取之虽易，守之则难，兵戎之资，所费何巨！民穷不堪，激而为变，今日之事，岂可轻议！”如果在没有重创、歼灭金军主力的情况下，想守住中原，别说是岳飞那点兵力，就是南宋的经济都承受不住。
因此，岳飞虽然收复了大量的中原领土，但守不住，根本不能算功绩。

2、开封。
开封，北宋首都，对宋人有着难以言喻的影响。当岳家军和开封近在咫尺时，极大的鼓舞了南宋人们，特别士人的士气。他们无不认为收复国家在指日可待。可实际情况是，别说是岳飞的主力，就是前哨侦查部队距离开封都很远。即使岳飞能攻下开封，也守不住。
靖康元年，金军第一次入侵北宋，围攻京城汴梁。李纲被任命为御营京城四壁守御使，负责京城开封的防御。凭借着李纲的出色发挥，成功守住了开封城，但金军却劫掠了黄河南岸，满载而归，到处劫掠壮丁为其牵马挑担，掳掠年轻妇女为奴，老丑者就地杀死，自开封城至黄河渡口方圆数百里，村墟萧然，无复人烟，尸骸横陈。金军未能攻克开封，除了李纲的个人原因外，宋军增援部队的陆续抵达开封也是重要原因，更重要的是金军未能攻克太原城，担心退路被切断，不敢久战。
靖康二年，金军再次南下进攻开封。由于太原重镇已失，金军不用担心退路，随即加大攻城力度，开封城随之沦陷。可惜的是，李纲因为政治斗争失败，在城破前卸任开封城防守职责。这就给了世人一种错觉，认为只要有优秀的将领就能守住开封城。
建炎二年，金军突破黄河防线后，兵锋直指宋高宗的行在扬州。这次金军没有将进攻矛头对准重兵坚守的开封城，而是选择绕路避开。虽然很多史书说，如果开封的守军若能抓住战机，有所动作，至少在一定程度上牵制东线金军的行动，但实际情况并不是如此。金军在开封防御体系的正面，黄河北岸拥有驻军；东线作战部队已经切入到开封城的大后方，随时可能从侧后翼对开封城整个防御部队进行战略合围。

3、乘虚而入。
绍兴十年，岳家军从襄阳出发，一路攻城略地，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收复黄河以南地区广大疆土，和岳飞乘虚而入有关。
完颜宗弼受挫于顺昌后，回师北撤修整。宋高宗就是抓住这个时机发动淮西反击战的。这就是整个宋军，包括岳飞在初期能入无人之境般迅速攻城略地的重要原因。
拿破仑说：“歼灭敌人的兵力，就是战争中的最高目标，在战争中敌人的兵力不被歼灭，则无法获得胜利。”在金军没有被重创的情况下，宋军以攻城作为主要作战目标实为下策。只要敌军还没有被歼灭，要想在中原地区这种“四战之地”坚守城池非常困难。
岳飞乘虚而入，既没有和金军主力，也没有签军主力交战。可是，颖昌地处中原腹地，无险可守，易攻难守，利于骑兵作战。成为孤军的岳家军很快就被对顺昌心有余悸的完颜宗弼盯上。完颜宗弼希望通过重创，甚至全歼岳家军来迫使宋高宗接受新的和议条件。
《金史》卷77《完颜宗弼传》记载：“宗弼由黎阳趋汴，右监军撒离喝出河中趋陕西。宋岳飞、韩世忠分据河南州郡要害，复出兵涉河东，驻岚、石、保德之境，以相牵制。宗弼遣孔彦舟下汴、郑两州。”

二、金军损失
绍兴十年岳飞北伐共留存捷奏13份，记载17个相关战事。关于其真实性也是众说纷纭，有人说岳珂为了美化爷爷瞎编乱造，有人说因为秦桧篡改史书，才致岳飞战绩没有得到南宋官方的认可。这里不妨换一个角度，从金军的视角看看。
1、兵力紧张。
根据王曾瑜在《金朝军制》中的考证：金朝的军队大约有十二万，分别由完颜宗翰和完颜宗望统领。天会十二年（1134年），完颜宗弼在仙人关大战时，“率大军十余万众”。天眷三年（1140年），完颜宗弼先后与宋将刘锜、岳飞作战，也是率军十余万，所以，金国的军队总数应该大致在十余万。如果考虑到金国的国情，其可能实际动员的兵力并不多。
①义军抗金。
金国推行奴隶制，规定有负债不能偿还者，折身作奴隶。汉人纷纷上山抵抗，动以万计。“太行群盗”以太行山为根据地，不断地给予以金国统治者沉重的打击。著名的八字军就在太行山一带英勇抗敌，影响力很大，分散在河北、山西各地的抗金民兵都曾接受王彦的领导。
绍兴八年秋，山东泰安卒徒张贵，联络当地平民，据山险起兵反金。后被王伯龙军率军镇压。
绍兴八年，平阳府人梁小哥率领一支起义军，在太行山起兵。曾与原齐国的宋降将徐文作战。梁小哥长期在太行山一带活动。
绍兴九年，山东沿海人民在张清领导下，打着宋军旗号驾船从海上攻入辽东，占领蓟州。辽东百姓和被掳的南宋人民相率起兵响应。不久，张清又率军退回山东。
绍兴十年，邢、洺、磁、相、庆源一带被金兵俘虏的汉人，互相约定，在二月初一，夺取女真奴隶主的鞍马、武器和盔甲，在邯郸西村聚集，同上太行山抗金。
绍兴十年，太行起义军夜袭怀州万善镇，距州城只有二十里，震动了怀州。
这些如火如荼的抗金活动极大的牵制、分散了金军的兵力。无论是统治维持，还是镇压义军都需要大量的兵力。金国虽然征募了大量的汉人签军，但在关键要地还是需要一定数量的金军镇守。
②北方防务危机。
金灭辽后，就接收了辽国的蒙古边患。上京是金国的政治中心，与蒙古毗邻，必然要分兵保卫。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九十六载，天会十三年(1135年)冬，“金主亶以蒙古叛，遣领三省事、宋国王宗磐提兵破之。蒙古者，在女真之东北，在唐为蒙兀部。其人劲悍善战。”
天眷二年(1139年)，金军惨败，被蒙古乘胜追击至上京附近。“遣万户湖沙虎伐蒙兀部，粮尽而还。蒙兀追袭之，至上京之西北，大败其众于海岭”。洪皓曾在给南宋朝廷的密信中指出金国正被蒙古所袭扰，“彼方困于蒙古”。 《松漠纪闻》中称“与金人隔一江，常渡江之南为寇，御之则返，无如之何。”
天会十三年，金熙宗初即位，欲行强干弱枝之策，遂将长期镇守燕京以南的都元帅完颜宗翰升任“领三省事”，调至会宁府。两年后，完颜宗翰遂下狱而死。不过，随着完颜宗弼的南侵，该计划被迫停止。可见，绍兴十年金军的兵力非常紧张。
如果金军在绍兴十年被岳家军重创，以金国当时的国情，其战斗力是不可能在短期内得到恢复。可事实是，七月的颖昌之战结束后，八月杨沂中的殿前军就惨败于亳州，而绍兴十一年的淮西之战更加证明金军主力丝毫未受损。绍兴十一年正月仅距颖昌之战不足半年的时间，完颜宗弼就率领金军入侵淮西。淮西之战中，金军先是败于柘皋，而后却在濠州几乎全歼杨沂中的殿前军，宋军损失惨重。因此，参加淮西之战的是金军主力部队，其在绍兴十年与岳飞的作战中根本没有受到实质性损伤。

2、完颜宗弼。
完颜宗弼，金太祖完颜阿骨打第四子，金朝名将、开国功臣。作为主战派的宗弼率领金军多次南侵，与宋军在川陕、江淮地区多次交战，胜败不一，是一位作战经验非常丰富的名将。
①作战勇猛。
天辅六年（1122年）正月，金军克辽中京，宗翰得知辽天祚帝在鸳鸯泺行猎，完颜杲与宗翰分兵两路袭辽天祚帝，时宗弼与宗望在完颜杲军中。军过青岭，知不远处有辽兵三百余，宗望带领宗弼、马和尚率百骑追击，交战中宗弼矢尽，遂夺辽兵士枪，独杀八人，生擒五人。宗弼初次参战就显示出超人的勇猛，令女真将士刮目相看。
清人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说：“人皆鸷悍，完颜氏父子兄弟，代以战斗为事，每出兵必躬当矢石，为士卒先，故能以少击众，十数年间，灭辽取宋，横行无敌”。
②头脑清醒。
天会八年二月，宗弼声称搜山检海已毕，带着从江南各地掠夺的大量金银财物沿运河北还。临行前将具有几百年文明的临安古城付之一炬。沿途继续烧杀抢掠，江南百姓遭到一次空前的浩劫。三月，宗弼军至镇江，遭到韩世忠的阻截。韩世忠水师战船高大，扼守江口，金军无法通过。金军虽然兵多，但船小而少，又不善水战，交战数十回合，金军损失惨重，契丹、汉军没者二百余人。双方相持四十八日，幸得一人献策，以火箭攻击韩世忠战船，才得以脱困。通过此战，宗弼清醒认识到江淮地区并不适合金军作战，便主张不再南下渡江攻宋。
绍兴十一年，宗弼再次率领金军南侵，在庐州以南，和州地区与张俊率领的大军接触后，很快后撤至利于骑兵作战的柘皋镇。柘皋之战败北后，迅速退至庐州，从寿春撤出淮西地区。
完颜宗弼不仅作战勇猛，最可贵的是能保持头脑清醒，对敌我形势有清醒的认识，不上头，不恋战，及时止损。宗弼更像是一头狡猾的野兽，一旦嗅到一丝危险，就会遁入黑暗之中，静静观察，等待时机。
③“兵家大忌”。
绍兴十一年初，完颜宗弼采取无视两翼，中央突破，孤军冒进的战略，实属兵家大忌，与送死无异。中央突破，很容易遭到两翼从后方的合围。无论多么高明的将领在面对这种困境时，都会显得狼狈不堪。
贝尔•亚历山大：“纵观全部历史，有关高明统帅的引人注目的实事之一就是，除非在拥有压倒性优势的情况下，他们的成功行动都是对敌人的侧翼或后部采取，不是实际上就是在心里上。高明的统帅认识到，攻敌后部使之分散精力、淬不及防，往往使敌人溃败，因为敌人的给养、通讯和增援被切断，从精神上讲，其信心和安全感也大大削弱。”因此，中央突破战略，必须派兵有效牵制两翼。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只有傻子和疯子才会这么干。显然，完颜宗弼不是傻子。那么，他就是一个疯子。目空一切，根本看不起两翼的宋军——岳飞和韩世忠，才会采取如此激进的战略。
如果岳飞在绍兴十年重创金军，完颜宗弼一定会对岳飞心存敬畏，派兵牵制岳飞，令其无法参加淮西作战。如果任由岳飞自由行动，届时不光要面对岳飞，还要面对张俊、刘锜、杨沂中和韩世忠，岂不是陷入险境之中。本来单独面对岳飞就很吃力，更何况还有一堆帮手。至于秦桧，你觉得大兵压境，秦桧还有什么能量。可是，完颜宗弼既没有派出一兵一卒去牵制岳飞；也没有等“反间计”有效后，再行动。
绍兴十年，完颜宗弼在顺昌受挫于刘锜。绍兴十一年，“金人据庐州，虽时遣兵入无为军、和州境内剽掠，不敢举兵逼江，惧锜之乘其后也。”

3、金军惨败。
岳珂在《金佗粹编》中的《乞止班师诏奏略》写道：“契勘金虏重兵尽聚东京，屡经败衄，锐气沮丧，内外震骇。闻之谍者，虏欲弃其辎重，疾走渡河。况今豪杰向风，士卒用命，天时人事，强弱已见，功及垂成，时不再来，机难轻失。臣日夜料之熟矣，惟陛下图之。”意思是金军惨败，士气低落，岳飞认为可以北伐成功，所以力劝宋高宗北伐。这明显是岳珂自欺自人。因为岳飞自郾城之战后，就再也没有前进一步。
刘锜和岳飞有可能合为一兵，意图不明，更何况宗弼刚在顺昌受挫于刘锜，心有余悸，主动拉开距离不失为上策。绍兴十一年，宗弼在和州遭遇张俊大军，难以判断敌情，就主动后退百里。
至于宗弼放弃开封，就纯属扯淡。“兀术正准备渡过黄河的时候，有个北宋时的太学生却要求进见，对兀术说：‘太子毋走！京城可守也！岳少保且退矣！’兀术忙问：‘岳少保以五百骑破吾精兵十万，京师中外日夜望其来，何谓可守？’太学生说：‘不然，自古未有权臣在内，而大将能立功于外者！以愚观之，岳少保祸且不免，况欲成功乎？’”原来那一年就有五百破十万的神话了吗？
岳飞在捷报中说十四日颍昌打胜，可《金史》记载，十四日宗弼也向金庭报捷。可见，宗弼并不是一个轻易言败的人，更别提“五百破十万”这种严重扰乱军心的话。绍兴十一年，柘皋之战失利后，宗弼被迫撤出淮西。可马上就去而复返，在濠州重创宋军。
据被拘留的宋使洪皓在家书中说：“顺昌之败，岳帅之来，此间震恐。”那只有一种可能，宗弼在制造假象。即为了规避岳飞和刘锜合兵带来的困境，示弱引诱岳飞北上，分而击之。
绍兴十年，中原之战根本没有迹象显示完颜宗弼败北，纯粹是岳珂在那自说自唱。

三、岳飞惨败
《宋史•高宗本纪》记载：“奉诏班师，遂自郾城还，军皆溃，金人追之不及。颖昌、蔡、郑诸州皆复为金有。”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37记载：“(壬戊）是日，湖北、京西宣抚使岳飞自郾城班师。飞既得京西诸郡，会诏书不许深入，其下请还，飞亦以为不可留。然 恐金人邀其后，乃宣言进兵深入，逮敌已远，始传令回军。军士应时皆南向，旃靡辙乱，飞望之，口怯不能合，良久，曰：‘岂非天乎！’金人闻飞弃颖昌去，遣骑追之。时飞之将梁兴渡河，趋绛州，统制官赵秉渊知淮宁府，飞还至蔡州，命统制官李山、史贵以兵援之，遂遣诸将还武昌。飞以亲兵二千，自顺昌渡惟，赴行在。于是颖昌、淮宁、蔡、郑诸州皆复为金人所取，议者惜之。”
《金史》记载：“（兀术）自率取亳州及顺昌府、嵩、汝等州，相次皆下，时暑，还军于汴。岳飞等军皆退去。”
虽然有如此多史料记载岳飞的惨败，可当今史学届不承认，认为这是伪证，是秦桧篡改和金人讳败扬胜而成。太无奈了，真的无语。但是，依然可以从几个方面一窥全貌。
1、兵力分散。
为了避免在中原地区被金军骑兵一锅端，岳飞将部队一分为二：一部屯驻颖昌，由张宪、岳云、王贵等率领，合计有3万兵马；二是岳飞本部，屯驻郾城。此外，岳飞还将一部分分散在周边城邑，用于警戒和骚扰金军。岳飞这么做看似安全，实则违反了基本的用兵法则，特别是在易攻难守的平原地区分散兵力实属不该。
古今中外军事家对“集中兵力”都有深刻认识，《孙子兵法》中的“我专而敌分”，《战争论》中的“战略上最重要而又最简单的准则是集中兵力”，马克思说“战略的奥妙就在于集中兵力”，毛泽东更是把“集中兵力”的认识和运用发挥到极致，把“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作为指导中国军队作战的重要原则，在历次革命战争中加以实践运用。
据说岳家军兵力总计8万，除去留守襄阳六郡的2万。岳飞共计率领6万将士北进中原。颖昌屯驻3万，外围警戒1万，岳飞本部仅剩2万屯驻郾城。兵力分散，给了金军可乘之机。
完颜宗弼率领1.5万精锐铁骑可以迅速绕过前沿向岳家军任何一部发起进攻，而岳家军各部只能独自面对完颜宗弼的铁骑。如果岳飞能把大部分兵力集中在一起，更加稳操胜券。
岳飞将部队分散在如此宽大正面，意味着岳家军随时都可能被金军切割包围。《岳侯传》说：“兀朮并龙虎大王、威武将军韩常兵十二万屯临颍”。 临颍位于颖昌府与郾城之间，切断了岳飞和张宪之间的联系。为此，岳飞派出杨再兴率领骑兵“巡绰”。《宋朝南渡十将传》卷1《刘锜传》说：“岳飞军屯颖昌，别军屯郾城，兵断不得合。遣骁将杨再兴击贼，不利，再兴战殁”。
可惜的是，杨再兴没能打通两军之间的联系。这可以从岳飞没有参加此后的颖昌会战得到证明。《宋史•高宗本纪》记载：“乙卯，金人攻颍昌，岳飞遣将王贵、姚政合兵力战，败之”，《三朝北盟会编》、《建年以来系年要录》和《鄂国金陀粹编》大致也有相同的记载。岳飞为什么不亲自领兵北上，合诸军之力必可扩大战果。岳飞可以在郾城之战后，北上联合张宪共同夹击临颍金军，使其腹背受敌；或者在金军攻击颖昌时，从后面攻击金军，里应外合，金军必然遭受重创。可惜，这些都没有发生。事实上，除了玄学一般的朱仙镇大捷，岳飞自郾城之战就没有出现在军事作战记录中了。相反，完颜宗弼在郾城之战后，可以从容的转移矛头，围攻颖昌。

2、小商桥战报造假。
《宋史•杨再兴传》记载：“八日己酉，飞败金人于郾城，兀术怒，合龙虎大王、盖天大王及韩常兵逼之。飞遣子云当敌，鏖战数十合，敌不支。再兴以单骑入其军，擒兀术不获，手杀数百人而还。”如果抛开英雄光环，就会发现小商桥之战并不像《宋史》记载的那样简单。
①二升箭镞。
《宋史•杨再兴传》：“兀术愤甚，并力复来，顿兵十二万于临颍。再兴以三百骑遇敌于小商桥，骤与之战，杀二千余人，及万户撒八孛堇、千户百人。再兴战死，后获其尸，焚之，得箭镞二升。”按照当时金军的加工能力，二升箭镞说明杨再兴被命中近百余箭。虽然不排除夸张的成分，也能证明杨再兴死于弓箭之下，而且被命中数箭。
②北方游牧民族骑兵疲敌战术。
游牧民族骑兵惯用疲敌战术，“更进迭却”的锐阵。“虏用兵多用锐阵，一阵退，复一阵来，每一阵重如一阵。”将骑兵分成若干小队，轮流对敌军发起攻击，以弓箭远程攻击为主；当一队进攻时，另外的队伍得到休息；当敌军迫近时，则依靠骑兵速度拉开距离；当敌军停下时，则又依靠骑兵的速度对其发动进攻，周而复始，在精神上消耗敌军的斗志。如果杨再兴能冲进金军阵前，身上不可能有这么多箭镞。因为一旦进入金军阵中，为了防止误伤己军，金军是不会使用弓箭的。如果杨再兴没能冲到金军阵前，怎么可能杀敌二千人。
③杨再兴实际兵力。
杨再兴和金军在小商桥激战将近两个时辰，“自辰时战至午时”，约4个小时。可是，无论什么样的消耗战，三百余名将士也不可能战斗4个小时。更何况，北方游牧民族以骑射立军，其箭术虽不说百发百中，但也不会差到哪里。杨再兴应该率领着岳飞本部大部分的骑兵，而且没能把他们带回去。
因此，从杨再兴的箭伤和战斗时间看，小商桥的战报存在严重的造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