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刘锜救援。
《宋朝南渡十将传》卷1《刘锜传》说：“自闰六月至七月，世忠取海州，俊取毫州、宿州，飞取蔡州、陈州，京东、西响应。岳飞军屯颍昌，别军屯郾城，兵断不得合。遣骁将杨再兴击贼，不利，再兴战殁。飞以急告锜，或言：‘当言于朝，而后发兵。’锜曰：‘皆王事也，待报则无及矣。’遂往助之，即遣别将雷仲、柳倪直趋太康县。诸将曰：‘贼在沙河，而诣太康，非路也。’锜曰：‘第如言，我军至太康，彼必退矣。’其夜，军至太康，虏果解去。”
李心传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37载：“（乙卯）湖北、京西宣抚司都统制王贵、统制官姚政及金人战于颍昌府，败之。初，岳飞以重兵驻颍昌，欲为久驻之计。会张俊自毫州南归，金人谍知飞军孤无援，于是并兵以御飞。飞不能支吾，告急于淮北宣抚判官刘锜。锜遣统制官雷仲出兵牵制，抵太康县。是役也，飞将官杨再兴、王兰、高林皆战死。获再兴之尸，焚之，得箭镞二升。会天大雨，溪涧皆溢，敌骑不得前，官军乃还。 ”
① 太康。
太康位于郾城东北，颖昌以东，可以从侧后翼威胁攻击颖昌和郾城的金军。太康、郾城、颖昌正好构成三角合围圈，完颜宗弼基于安全考虑，肯定要北撤。
曾敏行《独醒杂志》记载：据俘获的金方降人说:“军中自谓:南侵十五年，未尝少欰，惟和尚原以失地利败于吴玠，今又数败于此。”刘锜出现在金军的后方，就算完颜宗弼再厉害，也要忌惮。更何况，刘锜有可能和岳飞合兵，宗弼必然更加谨慎从事。
②沙河。
沙河是淮河流域沙颍河水系的一级支流，古称滍水，《水流经》中写到：“滍水出南阳鲁阳县西尧山。”经专家考证沙河源于伏牛山东麓，流经河南省的平顶山市、漯河市（郾城）、周口市（陈州），在周口市汇入沙颍河干流。
颍河，古称颍水，相传因纪念春秋郑人颍考叔而得名。其主要支流为沙河，因此也被称为沙河或沙颍河。颍河是淮河最大的支流，是淮河流域历史上航运、农业灌溉的重要水源，也是洪涝灾害严重的河流。
岳飞估计是依托郾城和沙河水系同金军对峙、周旋、拉扯、消耗的。小商桥就位于漯河市临颍县与郾城区交界的小商河（颍河故道）上。也有可能岳飞在沙河以南，金军在沙河以北，两军隔河相望。
③雨季。
七、八月份正值中原地区雨季，河水泛滥之时。
从当时的军事态势和地理气候上看，刘锜的记录应该是真实的。可是，如果岳飞打赢了，为什么要向刘锜求救？

4、铁浮屠
岳飞最著名的战绩——郾城大捷就是对金军“铁浮屠”的一次重创。据岳珂描述：“完颜兀术自以为荣的铁浮图也损失惨重，损失数量据记载十有八九都死于岳家军砍刀之下！拐子马、铁浮图相继失效之后，岳家军战力暴涨继续奋不顾身的斩杀金兵，顿时完颜兀术整合的十万大军兵败如山倒。”可是，铁浮屠根本不存在。
铁浮屠，又称为铁浮图，浮屠是佛语中铁塔的意思。根据记载，属于具装重骑兵，即人马俱披重型盔甲，对敌阵发起冲击的骑兵，与拐子马一起随同完颜宗弼南征北战，立下了赫赫战功。
《宋史•刘锜传》：“兀术被白袍，乘甲马，以牙兵三千督战。兵皆重铠甲，号‘铁浮图’。”重骑兵这个兵种很奇特，费钱不说，还违反骑兵机动作战使用原则。虽然不排除金军为了攻克城池，而加强骑兵防护水平。“铁浮图”也有可能是对金军骑兵军纪的描述：不动如山。
乾隆皇帝令其臣僚以他的名字编纂《御批通鉴辑览》时，认为《宋史•岳飞传》中“三人为联，贯以韦索，号拐子马，又号铁浮图”之说不通，因而写了一条“御批”，对之进行驳斥，说道：“北人使马，惟以控纵便捷为主。若三马联络，马力既有参差，势必此前彼却；而三人相连，或勇怯不齐，勇者且为怯者所累，此理之易明者。 拐子马之说，《金史•本纪•兵志》及兀术等传皆不载，唯见于《宋史•岳飞传》、《刘锜传》，本不足为确据。况兀术战阵素娴，必知得进则进，得退则退之道，岂肯羁绊已马以受制于人？此或彼时列队齐进，所向披靡，宋人见其势不可当，遂从而妄加之名耳目。”
绍兴四年十月，韩世忠领兵埋伏于扬州大仪镇，趁金军铁骑毫无防备，命令“背嵬军各持长斧，上揕人胸，下削马足。”金军骑兵“全装陷泥淖中，人马俱毙。遂擒挞也。”
《朱子语类》卷一三二，记有朱熹关于绍兴十年顺昌战役的一段话：“ 张栋谓刘信叔（刘锜）亲与他言：顺昌之战，时金人上十万人围了城，城中兵甚不多。刘使人下书，约战。虏人笑。是日早，虏骑迫城下而阵，连山铁阵，甚密，不动。刘先以……肉饭犒师，……以所犒一队持斧出，令只掀起虏骑（马甲），斫断马脚。人马都全装，一骑倒，又粘倒数骑。虏人全无下手处。……杀甚多。虏觉得势败，遂遁走。”
大仪镇之战是金军中埋伏，顺昌之战是金军“连山铁阵，甚密，不动”，二者都有一个共同点，即骑兵的机动空间受到限制，才能砍断马脚。绍兴十一年，柘皋之战中，完颜宗弼自视聪明，毁桥后，认为宋军不会主动进攻，故而未做防备，骑兵背水而列，结果宋军渡过柘皋河，近距离对骑兵发起冲锋。金军骑兵没能及时和宋军拉开距离，故而惨败。因此，骑兵在步兵的交战中，只要不丧失机动空间，根本不会被步兵重创。
翻遍岳飞所有战例都没有发现金军中埋伏；岳飞能够贴近金军，近距离发起冲锋，不知岳飞如何大破金军骑兵。至于岳珂鼓吹，金军骑兵的马没有装备护具而被岳家军砍马脚，简直不可思议。完颜宗弼有备而来，郾城地区地势开阔，步兵别说是砍马脚，能靠近骑兵就已经是奇迹了。
步兵对付骑兵无非就是利用地形或设置人工障碍物阻碍骑兵前进，步兵手执长矛组成密集方阵。密密麻麻的长矛足以让骑兵感到恐惧。可是，没有人会傻到往长矛阵里撞，骑兵也是如此。《史记》记载：“（匈奴）控弦之士三十万。”游牧民族精于骑射，骑射不仅能袭扰步兵方阵、消耗步兵数量，待步兵军心不稳，伺机发起进攻。对此，步兵方阵都会配置一定数量的远程兵种，如弓兵、弩兵，有了弓弩的保护，不仅可以保护步兵免受骑兵冲击，还能削弱骑兵数量。当骑兵损失达到一定程度，自然就会退却。可是，步兵即使能击退骑兵的攻击，也不可能对骑兵造成重创，更别提歼灭战。
岳飞惨败不仅有史书记载，更有旁证证明，应该是真的。至于那个爽文一般的颍昌之战更是离谱。顺昌之战，刘琦率兵追击久战疲劳、毫无斗志、士气低落的金军也没能击杀多少金军将士。颖昌之战中，岳家军将领毫无谋略可言，完全正面硬碰硬，以寡击众，还能取得令人难以想象的战绩。这种案例只会出现在小说、演义之类的爽文中，几乎不会出现在任何现实或历史之中。
纵观郾城大捷和颍昌之战根本找不到任何军事理论作为支撑，大部分纯粹是岳珂的胡扯和文人的意淫，这也是为什么历史上找不到第二个相似战例的原因。再或者说，完颜宗弼戎马一生，除了“郾城之战”就再也没有像这样用兵，使用这样的战术。

四、违令后撤
郾城之战的战报传到朝廷，秦桧串通张俊、杨沂中策动并唆使谏官罗汝楫向赵构上疏，说：“兵微将少，民困国乏，岳某若深入，岂不危也。愿陛下降诏，且令班师。”赵构遂降诏，令岳飞班师。岳飞接到如此荒唐的命令，愤惋泣下：“十年之力，废于一旦！”当今主流观点无不引入这个典故来凸显岳飞北伐的悲壮。
可惜的是，事实恰恰相反。宋高宗根本没有命令后撤，岳飞属于私自违令后撤。岳飞撤退之时，杨沂中的部队刚刚进入淮南地区，准备北上，此时谏言岳飞撤退，是傻子吗？当然，不排除岳飞又对下属讲了一个冠冕堂皇的谎言。
1、宋高宗作战意图。
这是岳飞和金军交战到撤退前，宋高宗下达给岳飞的御札：
（1）近据诸处探报及降虏面奏，皆云兀术与龙虎议定，欲诱致王师，相近汴都，并力一战。卿切须占稳自固，同为进止。虏或时遣轻骑来相诱引，但挫其锋，勿贪小利，堕其诡计。俟有可乘之隙，约定期日，合力并举，以保万全。
完颜宗弼率领金军抵达开封，可能派遣骑兵引诱岳飞北上。宋高宗命令岳飞小心谨慎，稳扎稳打，不要落入金军圈套，等待有利时机，予以痛击金军。乘虚而入、不战而胜的岳飞终于要面对金军了。
（2）览卿七月五日及八日两奏，闻虏并兵东京，及贼酋率众侵犯，已获胜捷。卿以忠义之气，独当强敌，志在殄灭贼众，朕心深所倾属。已遣杨沂中悉军起发，自宿亳前去牵制，闻刘锜亦已进至项城。卿当审料事机，择利进退，全军为上，不妨图贼，又不堕彼奸计也。遣此亲札，谅深体悉。
项城位于顺昌西北，郾城西南，顺昌和郾城的中间，表明宋高宗命令刘锜向岳飞靠拢。宋高宗还通报，杨沂中正向宿州和亳州进发，以牵制金军。这说明，宋高宗有意图以岳飞为核心打一场打仗。
（3）览卿奏，八日之战，虏以精骑冲坚，自谓奇计。卿遣背嵬游奕迎破贼锋，戕其首领，实为隽功。然大敌在近，卿以一军，独与决战，忠义所奋，神明助之，再三嘉叹，不忘于怀。比已遣杨沂中全军自宿泗前去，韩世忠亦出兵东向。卿料敌素无遗策，进退缓急之间，可随机审处，仍于刘锜相约同之。屡已谕卿，不从中御，军前凡有所须，一一奏来。七月廿二日。
杨沂中的作战目标从宿亳向东移至宿泗一线，韩世忠出兵淮东。这说明，宋高宗放弃了以岳飞为核心的作战意图。宋高宗命令岳飞仍以刘琦共同进退。不过，刘琦没有再向岳飞靠拢。
（4）览卿奏，兀术见聚兵对垒，卿欲乘时破灭渠魁（头领）。备见忠义之气，通于神明，却敌兴邦，唯卿是赖。已令张俊自淮西，韩世忠自京东，择利并进。若虏势穷蹙，便当乘机殄灭，如奸谋诡计尚有包藏，谅卿亦能料敌，有以应之。杨珪自虏中逃归，有所见事宜，今录本付卿，亦欲一知也。遣此亲札，想宜体悉。
韩世忠发兵京东路，可能是徐州一线；张俊出淮西；杨沂中出兵宿泗，岳飞在颖昌，南宋诸军一字平推，真的看不出哪里是重点。可能宋高宗看到岳飞打了胜仗，又开始了新的一轮军事投机。那么，岳飞的职责是什么？
宋高宗对岳飞的破敌勇气甚是信赖，可问题是，岳飞即使击败金军，也没有足够的兵力扩大战果。为什么宋高宗不向岳飞增兵呢？只有一种可能，岳飞不是进攻重点。朝廷的谋划很可能还是淮西反击战的延续。即岳飞和刘锜在西线共同进退，牵制金军；东线杨沂中、张俊、韩世忠共同行动，看能不能捞点什么。这也是宋高宗不断向岳飞强调“择利进退”、“全军为上”的原因。因为这是牵制部队的基本权力，有点类似于游击战。此外，宋高宗在颖昌、郾城之后，没有再下达新的作战目标，也是很好的证明。既不进、也不撤，那就是留在原地和金军周旋，进中有退，退中有进。这不就是牵制金军的任务。
自出兵蔡州后，宋高宗授权岳飞自由选择进退，是因为张俊大军南撤，刘锜接到班师令后，就剩岳飞孤军作战。杨沂中、韩世忠出兵后，虽然宋高宗命令岳飞和诸军共同进退，但东西线战场相隔遥远，毫无协同配合可言。因此，岳飞继续获得自由进退的权力。唯一不清楚的是，宋高宗授权的是战略性的，还是战术性的。不过，从岳飞的任务上看，应该是战术性的概率比较大。

2、违令后撤。
（1）得卿十八日奏，言措置班师，机会诚为可惜。卿忠义许国，言词激切，朕心不忘。卿且少驻近便得地利处，报杨沂中刘锜共同相度，如有机会可乘，约期并进。如且休止，以观敌釁，亦须声援相及。杨沂中已于今月二十五日起发，卿可照知。遣此亲札，谅宜体悉。
虽然，很多史家引入此扎论证宋高宗命令岳飞班师。王曾瑜在《鄂国金佗稡编续编校注》中说：“宋高宗勉强应允其暂缓班师，然须与杨沂中、刘锜‘共同‘进退之御札，当动笔之际，已成一纸废文。”；邓广铭则在《岳飞传》里说：“正在此时此刻，南宋王朝却以“金字牌急递”送来了一道指示给岳飞，其内容等于重申了六月中李若虚口传的那道密旨，要岳飞‘措置班师’。”可惜，事实并非如此。
此扎中“机会诚为可惜”后面很关键。“卿且少驻近便得地利处，报杨沂中刘锜共同相度，如有机会可乘，约期并进。如且休止，以观敌釁，亦须声援相及。”这是很明显的牵制任务，和岳飞此前的任务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很显然，宋高宗否决了岳飞请求撤退的奏折，命令岳飞继续执行牵制任务，哪怕是很少的兵力。奇怪的是，岳飞在上一扎请求出战擒贼，下一扎请求撤退，不知道中间发生了什么？
宋高宗此后连向岳飞连发2扎，也证明了这点：
（2）比闻卿已趣装入觐，甚慰朕虚佇欲见之意。但以卿昨在京西，与虏接战，遂遣诸军掎角并进。今韩世忠在淮阳城下，杨沂中已往徐州，卿当且留京西，伺敌意向，为牵制之势。俟诸处同为进止，大计无虑，然后相见未晚也。遣此亲札，谅深体悉。
宋高宗明确命令岳飞留在京西路牵制，和诸军共同进退，已经不再授权岳飞自由进退。
（3）昨以韩世忠出军淮阳，委卿留京西，为牵制之势。今闻卿已至庐州，世忠却以归楚。卿当疾驰入觐，以副朕佇见之切，军事足得面议。遣此亲札，谅深体悉。
宋高宗再次命令岳飞留在京西路，牵制金军。可惜的是，岳飞已至庐州，只能命其赴临安觐见。宋高宗为什么不允许岳飞撤退？如果岳飞的牵制部队撤了，金军就可以全力攻击东线的部队，宋高宗的淮西作战也随之破产。《建炎以来系年要录》137卷记载，“在八月初韩世忠还在力攻淮阳军，八月中旬，杨沂中军溃于亳、宿间。”《宋史•高宗本纪》记载：“(八月)丁亥，杨沂中自宿州夜袭柳子镇，军溃，遂自寿春府渡淮归，金人屠宿州。”《金史•完颜宗秀传》记载：“宗弼复取河南，宗秀与海陵俱赴军前任使。宋将岳飞军于亳、宿之间，宗秀率步骑三千扼其冲要，遂与诸军逆击败之。”这里的“岳飞”应该是杨沂中。
《金佗稡编》卷8《鄂王行实编年》说，秦桧“先诏韩世忠、张俊、杨沂中、刘锜各以本军归，而后言于上，以先臣孤军不可留，乞姑令班师”。可事实是，岳飞是张俊外，第一支从战场后撤的部队。

3、朱仙镇大捷。
在岳飞所有战绩中，以朱仙镇大捷最为著名。在过去, 流布广阔, 影响深远。每当国家危难之秋, 鼓吹朱仙镇大捷更能鼓舞人心, 激励士气。据《金佗稡编》卷8《鄂王行实编年》记载，完颜宗弼号称以十万大军驻扎开封西南四十五宋里的朱仙镇，但在受到岳家军前哨五百背嵬骑兵攻击后即全军败溃。可是，从二十世纪初年以来, 国内外史学界相继有人提出怀疑, 说岳飞绝无进军朱仙镇之事, 或断言朱仙镇之役是出于岳珂的“凭空虚构”。
①学者否定。
岳珂描写“朱仙镇大捷”时，岳飞已经死亡六十三年。此前一直没有“朱仙镇大捷”之说，史籍也无记载，因此，岳珂对其描写毫无根据。
在绍兴十年的宋高宗诏札和岳飞捷奏里都没有提到朱仙镇, 以及《三朝北盟会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中兴十三处战功录》三书中都没有提到朱仙镇之役。《会编》和《要录》都不载朱仙镇之战，说颍昌之战后岳飞即班师。这一派的说法, 在中国史学界颇占地位。
邓广铭考证《宋史•岳飞传》所载岳家军最辉煌的“朱仙镇大捷”——大破“拐子马”，击溃金兀术10万大军，差点就攻陷开封汴梁，根本不存在。邓广铭说：“宋孝宗淳熙十五年王自中所撰《郢州忠烈行祠记》，对岳飞的事功备极推崇，其所叙岳飞的战绩就没有朱仙镇一役”，然而岳珂编写的《鄂王行实编年》却在岳飞的奏提战报所述诸战役之外，添出朱仙镇的这次大捷的故事，这是岳珂为了提高他的先祖的威望而虚构出来的。因此，邓广铭在写《岳飞传》时就没有采用这条材料。
至于《说岳全传》里，“岳飞在朱仙镇明知回京后吉凶未卜，还是毅然奉诏，就是‘愚忠’最直接的表现。”更是胡扯，纯粹骗钱。
② 不符合逻辑。
史书记载，张宪等岳家军将士七月十四日还在临颍与金军作战，岳飞于七月二十日撤军，于二十七日到达顺昌。可见岳部在撤军之前，只有十九日一天的空余时间。而郾城和临颍至朱仙镇分别有三百二十里和三百里，岳家军不可能在五天内赶到作战。岳珂云班师前还“留军五日”安抚百姓，那时间更不允许。
③五百破十万。
这种神话看看就好，千万不要认真。只有军纪差的部队才会被击溃，退而不溃是对军纪最好的衡量标准。
辽太祖耶律阿保机曾说：“女真不满万，满万不可敌。”作为一支刚刚灭掉辽、北宋，把宋军追得满天飞的军队，军纪能差到哪里去。一支纪律涣散的军队, 不可能经得起严酷战争的考验。绍兴十一年，柘皋失败后，完颜宗弼带领战败的金军摆脱宋军的追击，去而复返，在濠州重创宋军。如果宋军能有金军一半的军纪水平，就不会有靖康之耻、宋高宗也不会跪在金人脚下。
关于金军军纪，吴璘体会很深“璘从先兄（吴玠）有事西夏，每战，不过一进却之顷，胜负辄分。至金人，则更进迭退，忍耐坚久，令酷而下必死，每战非累日不决，胜不遽追，败不至乱。盖自昔用兵所未尝见，与之角逐滋久，乃得其情。”

4、十二道金牌
《金佗稡编•卷三》载：“秦桧复请休兵观衅，亟趣先臣退，一日而奉金牌者十有二。先臣奉诏，还自朱仙镇将朝于在所。”
《宋史》：“金人锐气沮丧，尽弃辎重，疾走渡河，豪杰向风，士卒用命，时不再来，机难轻失。”桧知飞志锐不可回，乃先请张俊、杨沂中等归，而后言飞孤军不可久留，乞令班师。一日奉十二金字牌，飞愤惋泣下，东向再拜曰：‘十年之力，废于一旦。’飞班师，民遮马恸哭，诉曰：‘我等戴香盆、运粮草以迎官军，金人悉知之。相公去，我辈无噍类矣’。飞亦悲泣，取诏示之曰：‘吾不得擅留’。哭声震野，飞留五日以待其徙，从而南者如市，亟奏以汉上六郡闲田处之。”这就是著名的十二道金牌，可惜的是，这也是假的，因为不符合人文常理。
一个下级从上级那里一天就同一件事，接续接到12道命令。可以试想一下上下级之间会是什么关系？彼此还有什么信任？上级有对下级最基本的尊重吗？上级到底怎么评价下级，为什么要在此前赋予下级重任？
一个将军在战场上就同一件事，连续接到3道命令，基本上就可以跑路或准备身后事了。你以为君王是跪在地上求你吗？还12道！这就是为什么“十二道金牌”的故事，古今中外，只此一家，别无分店。因为这根本不符合人文常理。既没有君王会这么做，也没有将领敢以身犯险。

伏笔：
宋高宗命令南宋诸军一字平推进入中原腹地，实属兵家大忌。兵力分散，难以同金军决战，消灭有生力量，即使占领一些城池，也守不住，不仅毫无意义，还置前线将士安危于不顾。身陷险境的前线将领自然会对宋高宗充满怀疑和不信任。这为绍兴十一年，淮西之战，南宋诸将抗令埋下了伏笔。
宋高宗在岳飞出兵蔡州后，就命令措置陈州即可班师。虽然岳飞没去陈州，但占领了颖昌和郾城，也达到了原定作战效果，宋高宗也向岳飞发出了班师的许可。可是，宋高宗在受到杨沂中的蛊惑后，命令已成孤军的岳飞继续在险境和金军抗衡和周旋，加剧了岳飞对宋高宗的不满和不信任。

第五章 将在外，君令有所不受
提起岳飞这类抗令的将领，可能很多人会想到“将在外，君令有所不受”。《孙子兵法•九变篇》：“凡用兵之法，将受命于君，合军聚众，……涂有所不由，军有所不击，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争，君命有所不受。”自从兵圣孙武将“将在外，君令有所不受”写进《孙子兵法》，流传于世。很多武将就以该学说作为违抗军令的借口，很多不知兵的文人也跟着附和，给了世人一种错觉。似乎违抗军令不是一件很严重的事，可以任由前线将领自行处置。可是，这只是狂妄武夫和无知文人的意淫而已。古今中外，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承认其合法性，更别提白纸黑字写入军事法和作战条例中。违抗军令从来都是从严、从重处罚。

一、不合军法
军法在治军打仗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从“违令者斩”到“令行禁止”，只有它才能将千军万马凝聚成铁板一块，坚不可摧。战国时期，著名军事家吴起就曾说过，“兵不在众，以治为胜”“若法令不明，赏罚不信，金之不止，鼓之不进，虽有百万，何益于用”。诸葛亮治军法纪严明，挥泪斩马谡，史家感叹：“法行于不可不用，爵之而非私，诛之而不怒，天下有不服者乎！”无数的治军和战争胜负都在阐述一个真理：“命严方可以肃兵威,令重始足于整纲纪。”只有从严治军，方能立于不败之地。
1、中国古代对违抗军令的处罚。
中国军法源远流长。夏启在《甘警》中宣布，全军将士必须严格执行命令，奋勇杀敌，否则以“不恭命”治罪。大汉帝国可以开拓“北绝大漠、西逾葱岭、东越朝鲜、南至大海”的广袤国土，奠定了现今中华的版图，发出“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 的时代强音，更是和军法的完善和严格执行密不可分。汉代军法在制订的禁令、条款最多：
违抗战令罪。军令如山，不得违反。景帝伐吴王濞时诏曰：“敢有议诏及不如诏者，皆斩。”武帝元光六年诏：“代郡将军公孙敖、雁门将军李广，所任不肖，校尉又背义妄行，弃师而北，少吏犯禁”，因“不循法”受惩。又据上孙家寨汉简记：“莫诗（待）鼓止，行者不当行而行，斩将”。军队若违抗命令，不当行而行，则军队的将领要论以死罪。在战斗中，对上级的命令故意违抗，而对作战造成危害者，不论其危害后果大小，一律处以极刑。
行军逗留罪。依汉法，行军不得逗留不前。祁连将军“知虏在前，逗留不进，皆下吏，自杀”。“合骑侯敖，博望侯骞，坐行留，当斩。”《南匈奴传》：“邓鸿还京师，坐逗留失利，下狱死。”行军必须勇往直前，因逗留失利，耽误战机，故军法处之以斩刑。
后期、不至期罪。军事行动在时间上有严格要求，必须准时到达目的地，不得延误。据载：“博望侯后期，当死。”“公孙敖出北地，与骠骑失期，当斩。”“虎牙将军不至期……自杀。”“（庞）参以失期军败抵罪。”行军不按时到达目的地者，杀无赦，此法古已有之。
擅自退却罪。在战斗中，未经将领允许，不容擅退。在失利条件下，未经将领允许，而擅自退却、或“矢前有还顾目北者”，由身后兵士对其当场处死，如同杀敌人一样。对擅自停止战斗者，犯军职罪，自当依法惩处。
沮败、奔北罪。战时，军人不许离开部队和阵地。至于在困难条件下不能坚持战斗者，处罚更严。东汉永元九年，“鲜卑千余骑攻肥如城，杀略吏民，祭参坐沮败下狱，诛。”延熹五年冬十月，“武陵蛮叛，寇江陵。南郡太守李肃坐奔北，弃市。”对临阵逃亡，师败奔北者，当诛或弃市。叛逃降敌者，诛其身，没其家。
不仅强汉，凡是能在残酷的战场上活下来的政权，无不以法令治军闻名。东汉末年，曹操以武力扫平北方群雄，重视以法治军。他亲自制定的《步战令》规定由牙门将、骑督等在战场督战，违令者和怯懦逃卒皆斩之。诸葛亮制定《军令》3篇，把期会不到、闻鼓不进、唤名不应、却退不斗等各种军人破坏作战行为归结为轻军、慢军、盗军、期军、背军、乱军、误军7种罪，称为治军七禁，犯者一律处斩。唐代名将李靖甚至将“违总帅一时之令皆斩之”写进《军令》之中。
从古至今，胆敢违抗上级军令延期出兵、临阵脱逃、擅自出兵等违令行为，只要上纲上线，进了白纸黑字，从来都是重处，斩立决。
2、外国古代对违抗军令的处罚。
罗马帝国作为欧洲历史上最强的存在，军法不仅严明，甚至到了残酷的程度：凡有临阵脱逃、动摇军心、违抗军令等表现者，一律在施加酷刑后斩首；如果是整个部队在作战中胆怯后退，则采取“什一抽杀律”，即让士兵排成队列，每十人中抽杀一人。
3、近现代对违抗军令的处罚。
在推翻满清王朝的革命过程中，孙中山、黄兴等人专门为革命军制定了22条军纪, 其中规定犯“不听号令”“反奸”“ 降敌被获”“私通军情于敌”“泄露军情”“临阵退缩”等13种罪行的都处以“杀”。武昌起义成功后, 湖北军政府颁布的第一个军事法令规定：“军队中上至都督，下至兵夫，均一律守纪律，违者斩……违背命令不受调遣者……皆斩。”
《中国人民解放军内务条令》第六十三条：“部属对命令必须坚决执行，并将执行情况及时报告首长。如果认为命令有不符合实际情况之处，可以提出建议，但在首长未改变命令时，仍须坚决执行。执行中如果情况发生急剧变化，原命令确实无法继续执行而又来不及或者无法请示报告时，应当根据首长总的意图，以高度负责的精神，积极主动地机断行事，坚决完成任务，事后迅速向首长报告。”
4、宋朝对违抗军令的处罚。
宋承唐制，军法制度既大量沿袭唐朝，又总结唐及五代十国的经验教训，制定了较为完善的军法制度。对于违令的将官大都用“擅兴律”重处。擅兴律是中国古代关于处分未奉诏旨擅自发兵以及其他有关罪行的刑法条例。
宋太宗太平兴国六年（981年），兰州团练使孙全兴、宁州刺史刘澄在作战过程中擅自退兵，致使主将陷没，被诛。至道元年，澄州刺史、马步军都军头孙赞擅自率兵入敌境失利，被斩。宋真宗大中祥符七年，永宁寨监押杨光习擅自领兵与吐蕃族斗，被除名、配隶邓州。宋高宗绍兴四年，荆南镇抚使统制官辛太不听主将部署，擅归本部，被赐死，除名。
在军事上，各种组织指挥与管理控制军队的活动通常是以命令与服从的形式实施的。可见，命令是军队这个巨大组织体的神经。如果“将在外，君令有所不受”获得合法性，则意味着国家丧失对军队的控制、管理、使用权；将帅失去对士兵的指挥权。因此，从古今，中外无不强调“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职”，“纪律是完成各项任务的保证”。历史上，除了嚣张狂妄的兵圣，还有谁敢把公开抗令写进军事学术著作里。

二、威胁国家政权
将领抗令会给国家造成难以估量的损失。
1、法令不畅。
抗令意味着国家法纪受到严重践踏，政令、法令、军令不畅。一个国家，政令、法令、军令不畅，与亡国无异。国无法、军无纪，亡国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①国家威信受损。
丁尼生在诗中写道，权威是一种“不讲为什么的”事情，即使下级确信“某人是糊里糊涂”地给出特定命令。伊斯顿认为：“经常被人服从的是权威。”虽然，光有服从远远不够，还需要权威管理者的地位和信誉等魅力。但是，没了服从，威信就如同空中楼阁，瞬间垮塌。总之，命令和服从是威信的必要条件。
威信意味着一旦权力行使就必须执行，否则就要受到立即的、严格的惩罚。如果在命令下达之后还允许讨价还价或者是直接导致否定性的评价与处理，则威信不再是威信。
将领抗令没有受到惩处，其他官员和武将必将效仿，视国法军纪为无物。届时，国家怎么管理民众和军队将是一个大问题。
②法纪败坏。
法令不仅是国家的神经，也是中央管理军队、地方政府唯一有效的手段。一旦国法军纪败坏，也意味着中央政府丧失对军队、地方的管理控制能力。“兵者，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国家一旦丧失对军队的控制能力，亡国指日可待。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中央政府颁发的法纪无法有效延伸到地方、军队，意味着要有新的法律来取代中央政府行使管理职能，而颁布新法律的机构很有就是抗令的地方官员和将领。
军队是国家的一部分，国家为主，军队为仆，军队行国家之权，必亡国。当将领和地方官员抗令之时，就离叛乱不远了。
2、将领的忠诚。
在中华民族几千年传统文化的道德体系中，忠诚始终是第一位的因素，被人们看作是最高的道德原则。诸葛亮在《草庐经略》写道：“第将非忠义，何以为立功建绩之本，而使三军感动兴起乎？”在《草庐经略•忠义》强调“人之忠也，犹鱼之有渊，鱼失水则死，人失忠则凶。故良将守之，志立而名扬。”一个将领要怎么向国家证明自己的忠诚？难道不是坚决服从军令吗！
“狡兔死，良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是兵仙韩信临死前的发出的浩叹。可是，韩信违抗刘邦军令的时候，为什么不这样说。
楚汉相争时，刘邦派遣郦食其和齐王商议投降事宜。韩信引兵东进击齐，未到平原渡口，得知郦食其已说齐归汉。韩信想停止，范阳辩士蒯通劝韩信说：“将军奉诏攻打齐国，而汉王只不过派密使说服齐国归顺，难道有诏令叫您停止进攻吗？况且郦生不过是个说客，凭三寸之舌就降服齐国七十多个城邑，将军统帅几万人马，一年多时间才攻占赵五十多个城邑，一个将军反倒不如一个儒生的功劳吗？”韩信听从蒯通说法，率兵渡河击齐。这时齐国已决计降汉，对汉军的戒备松懈，韩信乘机袭击了齐驻守历下的军队，一直打到临淄。齐王田广惊恐，认为是郦食其出卖了自己，便把他煮死了。齐王逃到高密后，派人向楚求救。
韩信平定齐国后，刘邦命令韩信领兵南下合击项羽。韩信以“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为由，派人向刘邦上书说：“齐国狡诈多变，是个反复无常的国家，南边又与楚国相邻，如不设立一个代理王来统治，局势将不会安定。我希望做代理齐王，这样对形势有利。”当时，项羽正把刘邦紧紧围困在荥阳，情势危急，看了韩信上书内容，刘邦十分恼怒，大骂韩信不救荥阳之急竟想自立为王。张良、陈平暗中踩刘邦的脚，凑近他的耳朵说：“汉军处境不利，怎么能禁止韩信称王呢?不如就此机会立他为王，好好善待他，使他自守一方，否则可能发生变乱。”刘邦经提醒也明白过来，改口骂道：“大丈夫平定了诸侯，就做真王罢了，何必做个暂时代理的王呢？”于是派张良前去立韩信为齐王，征调他的部队攻打楚军。
如果将领没了对国家的忠诚，国家该如何使用。像韩信这种有才无德的将领，能不用则不用，不到国家生死存亡，赌国运之时，绝对不用。天知道，他下次违抗军令会干什么？是拥兵自重、隔岸观火、待价而沽，还是乘机拥兵割据，叛乱谋逆。

三、破坏军事战略
德怀特•戴维•艾森豪威尔：“战略计划应注意到作战流动性和适应性；而不可过分刻板地施加给执行任务的指挥人员以一种硬性规定，否则便是危险的。”唐朝的著名将领尉迟敬德曾说：“战守机宜，贵在讯制，要能讯制，需要迅断。”近代军事家蔡锷将军也曾说：“战阵之事，敌情千变万化，胜机一纵即逝；若主将面临此时，而狐疑犹豫，不能当机立断，而欲制胜于智敌之前难矣。”很多人认为不应该约束前线将领，应该给予其自主决断的权力。
太平兴国四年七月，宋太宗北伐幽燕，在高粱河战败。班师途中，宋太宗开始筹谋即将到来的大战。九月，辽军果然调动十万骑兵发起进攻，战役在徐河以北的满城打响。宋军在满城集结了八万步骑和1～2万骑兵严阵以待。出征前，太宗赐予诸将具体作战的方略——“赐阵图，分为八阵，俾以从事”，命令他们依计行事。
临战前，宋军将领发现敌军数量太多，而八阵图过于分散，以至于“士众疑惧，略无斗志”。经过阵前会议，宋军将领决定临敌变阵，一面派出使者诈降争取时间，一面将阵型由八阵变为前后两列的横阵。“三战，大破之”。
此后，很多宋史学者引用这个案例来论证，朝廷应该放手让前线将领自主作战。可惜，这是不可能的。
首先，授八阵图仅仅是战术越权，其次八阵图本身就很垃圾。根据《武经总要》所载，这样的大阵需要“中军阵步骑常满十万人，前阵骑士满三万人”。部署这样的大阵不仅充足的兵力，还需要需要时间。历史记载宋太宗“少有大志”，熟读史书的毛泽东在读到这一段时，提笔补了三个字“然才疏”。
对前线将领授权从来只有战术授权，从来没有战略授权。过去没有，将来也不会有。即中央决定做什么，前线将领决定怎么做。即战略是回答 “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做”；战术是回答 “我们要做什么才能达到设计的目标”。一旦前线将领越权抗令将对整个军事作战造成难以估量的损失。
1951年4月11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在没有事先告知在二次世界大战中屡立战功的美国陆军名将麦克阿瑟本人的情况下，突然通过无线电广播公布对麦克阿瑟的解职命令。总统新闻秘书在特别记者招待会上宣布了总统的命令：“我深感遗憾地得出结论，陆军五星上将麦克阿瑟在有关职守的问题上不能全心全意地支持美国政府的政策和联合国的决策。鉴于美国宪法赋予我的特殊责任，以及联合国特别委托我的责任，我已决定更换远东元帅。因此我免去麦克阿瑟的各项指挥权，并已任命李奇微众将接替他的职务。”这种做法无疑是对一个高级军官的羞辱，但美国人并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对，只是觉得杜鲁门有失绅士风度。
1、破坏国家战略。
《孙子兵法•谋攻篇》曰：“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军事是国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不是全部。军事和外交共同组成国家的对外战略，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战争的目的是使用武力迫使敌方政治集团作出符合我方利益的决策。如果能通过外交达到，则可避免一场战争。反之，如果没有军事力量作为后盾，外交只能是空中楼阁。毕竟“弱国无外交”。
将领抗令，不能完成上级赋予的作战任务，国家原定外交战略也会随之破产。严重抗令有可能引起两国之间的外交纠纷，甚至战争。黎塞留说：“陛下，政治世界从不相信奇迹，以一当十的荣誉应当留给敌人，法兰西应该永远以众击寡。”卡斯尔雷也说：“英国的敌人永远比英国拥有更多的敌人。”战场上，多一个朋友总要比多一个敌人要好。当然，这前提是你要有成为“朋友”的资本和实力。
2、破坏整体性。
孙子曰：“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多算胜，少算不胜，而况于无算乎。无以此观之，胜负见也。”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在战争前，经过周密的分析、比较、谋划，预计能打胜仗的，是因为谋划得周密；战前预计未能获胜的，是因为谋划得不周密、得胜因素把握得不充分。谋划充分，周密，得胜因素多，就可能取胜；谋划不充分、不周密，得胜因素少，就不能获胜。仅有谋划是远远不够的，更重要的是执行，特别是多军联合作战，任何一个细节出问题，都会满盘皆输。每一个将领必须服从军令，切实履行上级决策机构赋予的任务，只有这样才能发挥整体力量，百战百胜。否则必然各自为战，被各个击破。
宋军在好水川被西夏军击败后，宋朝中央将西北防务分为鄜延、环庆、泾原、秦风四路，以庞籍、范仲淹、王沿、韩琦分知四路帅府所在的延州、庆州、渭州和秦州，各兼本路马步军都部署。兵分四路，防地分明，正如欧阳修所指出：“军无统制，分散支离，分多为寡，兵法所忌”，并不能改变“常战而常败”的局面。宋军屡次战败的重要原因，前线诸军缺乏协同配合，各自为战，结果被敌军分而击之，各个击破。
3、为将之道。
宋代苏洵在《心术》中曾写道：“为将之道，当先治心。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麋鹿兴于左而目不瞬，然后万制利害，可以待敌”。著名军事家拿破仑也曾说：“我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做到该说什么话，该做什么事。”这就是一个将领最基本的职责和义务。只有国法军纪才能让将领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做到“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麋鹿兴于左而目不瞬。”

四、岳飞不死，南宋则亡
古今中外无不强调，军人必须听从将令，服从指挥，有令则行，有禁则止，违令者斩。《吴子•应变》说：“一吹而行，再吹而聚，不从令者诛。”《尉缭子•将令》说：“军无二令，二令者诛。”《商君书•画策》说：“是以三军之众，从令如流，死而不旋踵。”不知道国家要怎样节制、号令一个屡抗军令的将领，是讲仁义道德，还是跪下去求将领。因此，对于像岳飞这种不知国法军纪的将领宁可错杀，也不放过。不杀，国必亡。
1、南宋军事作战体系崩溃。
绍兴十年，岳飞顺昌不救、延期出兵、违令后撤没有受到重处，成为南宋绍兴十一年外交军事崩溃的源头。绍兴十年仅仅岳飞抗令，到了绍兴十一年，中兴将领违纪抗令的行为，简直罄竹难书。
绍兴十年，宋高宗命令岳飞、刘锜共同进退牵制金军，为东线进攻争取时机。结果，岳飞违令南撤后，刘锜也紧随着撤离，留下东线孤军奋战。韩世忠可是直到九月份才停止军事行动。宋高宗没有及时惩处抗令的岳飞，致使朝廷威信荡漾无存。诸将不再相信朝廷对其他将领的节制、号令能力，更不会信任其他将领，而绍兴十一年淮西之战却是多军协同作战，需要将领彼此信任，密切协同。因此，淮西战事的惨败是从绍兴十年的淮西反击战就开始的。
宋高宗命令韩世忠从楚州向濠州进发，韩世忠竟然走了整整一个多月。为什么会如此？不就害怕被金军抄了后路，陷入险境，才一路上走走停停。没了军法，将领在面临危险时，必然置中央意图于不顾，优先选择自保。
刘锜也是如此。刘锜害怕诸军不能及时赶到庐州，陷入孤军作战困境之中。再加上庐州城防准备不足，顿时失去守城信心，干脆就以“城不足守”为借口，违令弃守庐州。更糟糕的是，刘锜害怕朝廷追责，竟然没将弃守庐州一事报告朝廷。
岳飞可谓再接再厉，宋高宗命令其“出其后”，因为害怕再次陷入孤军险境中，干脆跑到舒州的山区，任由宋高宗如何催促，就是不出兵。
杨沂中、王德的部队撤退都能演变为溃散，难道不是平时疏于训练导致的吗？如果平时军法有威信，会造成这样的灾难吗？
至于张俊就更加可恶，简直难以用言语形容。张俊在弹劾岳飞失败后，在绍兴和议期间，竟然以“妨碍议和”为由，拒绝领兵北上抗金。不知张俊对得起身上的军装吗？拿国家俸禄时，手不烫吗？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诸将都在一个朝廷下为官，你看我、我看你，如果一个将领抗令未受处罚，必然相互效仿。因此，当将领抗令，一定要及时重处，整肃军纪。
2、拥兵谋逆的可能性。
提起将领，很多人会想到武德，认为道德可以约束将领，使其效忠国家。可是，没有了法律约束，道德只不过是骗小孩子的空谈。因此，法令才是约束将领的根本。
人一旦在某件事上尝试性的迈出了第一步，就会有第二次、第三次、最终习以为然。法律上也是如此，人一旦第一次违法没有收到惩处，就会有第二次、第三次，最后视法律为无物。将领一旦有了第一次违抗军令的行为，就会连续不断的违抗军令，而且一次比一次严重，国家的威信也越来越低，对将领的约束也会越来越弱，最后将领有可能因不满而向国家发起挑战。
左良玉，明末将领，初在辽东与清军作战，曾受侯恂提拔。后在镇压农民军的战争中，不断扩大部队，日益骄横跋扈，拥兵自重，最终沦为一个拥兵八十万、屡抗皇命的大军阀。
崇祯七年，督抚的文书已经很难征调左良玉的军队，抗令据征的事不断增多。崇祯十年，应天巡抚张国维三次发布檄文要左良玉进入山中搜剿，左良玉没有响应，而是纵兵在当地掳掠妇女。屯居舒城一个多月后，河南监军的太监极力催促他，左良玉才向北去，这时农民军已经掠夺够了，进入山中。过后，淅川陷落，左良玉拥兵坐视，不去援救。农民军东下袭击六合，攻占天长，兵分几路占领瓜洲、仪真，打下盱眙。左良玉坚决不肯去救援，反让中州的士绅联名上书挽留自己。朱由检知道是左良玉自己的意思，也无法改变他的意志。十月，总理熊文灿到达安庆，兵部传令左良玉的部队归他统领，左良玉瞧不起熊文灿，不肯听他征调。
崇祯十三年，督军杨嗣昌荐左良玉有“大将之才，兵亦可用”，拜为平贼将军。川陕一战中，杨嗣昌命令左良玉堵截农民军，左良玉袖手旁观，杨嗣昌九檄左良玉，左良玉仍置之不理。由于左良玉观战不至，张献忠从容出川攻打襄阳，农民军大胜，杨嗣昌一气之下汤水不进而亡。
崇祯十五年，李自成遂攻打襄阳，左良玉撤兵至武昌，左良玉向楚王要兵员、要粮饷，均没得到补给，遂掠夺武昌包括漕粮盐舶。到九江后拥兵二十万观望自保。
弘光元年，左良玉因在政治斗争中失败，以“清君侧”为借口，置国家安危于不顾，领兵进犯南明京师。据正史记载，左良玉的叛军声势浩大，军舰从汉口到蕲州，排列了竟有二百多里长。
“兵骄则逐帅，帅强则判上。”几乎所有屡抗军令的将领，都会走上背叛国家的道路。这是人性和权力失衡决定的，只不过有些成功了，有些失败了。南宋司法机构的判决书中就有，岳飞唆使岳家军将领联名谎报军情，骗取军权，意图拥兵割据的罪名。这是一个值得警惕的指控。
3、刑上极。
《司马法》：“从命为士上赏，犯命为士上戮。”《尉缭子》 主张“杀之贵大，赏之贵小”。赏罚诛杀，历来是治军的手段，重点在于：杀，就要杀犯法的大人物，这才有威慑力；赏，就要赏那些有功的下等人，这才有劝勉力。对犯法的大人物不杀不足以整肃军纪，不足以树起法治的威力。《六韬•将威》也认为：“将以诛大为威，赏小为明，以赏罚为禁止而令行。故杀一人而三军震者，杀之；赏一人而万人悦者，赏之。杀贵大，赏贵小。杀其当路贵重之臣，是刑上极也，赏及牛竖、马洗、厩养之徒，是赏下通也。”《六韬》比《尉缭子》进一步强调“杀其当路贵重之臣”“使三军震”，要“刑上极”。
岳飞身为荆湖北路、京西南路宣抚使兼营田大使，却犯下如此重罪，如对其宽恕，就等于在朝廷、军队中树立了一块劣质丰碑，会给国家法令、军队纪律带来极其恶劣的影响，届时，国将不国，军将不军。特别是在战争时期，为了确保军令如山，确保军队战斗力，一定要震三军，让每一位将士清楚违反军令的下场是什么？所以，岳飞一定要死，其不死，则南宋必亡。

五、 可造之材
建炎元年，王彦命令岳飞所部“赴荣河把隘”。可是，岳飞深感与王彦难以共事，便决定率领部伍南下东京开封府。东京留守司的官员查究岳飞暌离王彦的经过。按军法规定：“军中非大将令，副将下辄出号令，及改易族旗军号者，斩”；“背军走者，斩”。他们报告宗泽，建议对岳飞军法从事。宗泽早已知悉岳飞骁勇敢战，认为他确实是一个“将材”，也谅解他脱离主将，是出于抗金心切，决定将岳飞留在军中，降官为秉义郎，以将功补过。
岳飞的确是一个将才，可惜的是，宋高宗没能为岳飞的成长提供一个良好的环境。岳飞的名将梦最后只能在其孙子的书中实现。
1、天资聪慧
据岳珂描述，岳飞少年时期，喜读《左氏春秋》、《孙吴兵法》等书。曾先后拜周同、陈广为为师，学习骑射，刀枪之法，武艺“一县无敌”。岳飞生有神力，不满20岁时就能挽弓三百宋斤，开腰弩八石，“时人奇之”。
宗泽器重岳飞，便将他召来，授予他一些阵图，命他学习研究，说：“你勇智才艺，虽古良将不能过。然好野战，非古法，今为偏裨尚可，他日为大将，此非万全计也。”
岳飞告退后，只是将阵图粗略地看一遗，便就置而不顾。待到宗泽再次召见，要他谈心得时，岳飞认为自己掌兵不多，若按一定的阵势，正好使金人得以看清己方的虚实，而被女真骑兵所歼灭。他率直地说了自己的看法：“兵家之要，在于出奇，不可测识，始能取胜。”“阵而后战，兵法之常，运用之妙，存乎一心。”
岳飞不仅文武双全，还能因地制宜，随机应变。绍兴五年五月，岳飞率兵对洞庭湖农民起义军进行围剿。岳飞采取“剿抚并行”策略，释放俘虏，重用降人，在义军中进行分化瓦解。起义军将领黄佐、杨钦等相继降宋。同时，遏制义军的水战特长，用巨木制筏堵塞港汉，以腐木烂草沉入河道，阻止义军车船行驶，把农民军逼回岸上，再以骑兵袭击。起义军水寨被破，车船沉毁，杨幺、钟仪弃船泅水突围，被俘，不久被杀。
岳飞的确天资过人。遗憾的是，没人帮助岳飞克服人性的懦弱。聪明，看得多、懂得多，了解风险和失败的概率有多高，做起事来就会谨慎小心，缺乏勇气和冒险精神。
2、不打没有把握的仗。
“狭路相逢勇者胜。”勇气是将领必不可少的素质，也是影响军事作战的关键因素。勇气分为两种，一种是无知者的莽撞，另一种智者的勇气，而后一种最难能可贵。只有智慧和勇气相结合才能成就一番大事业。
建炎元年，太行山抗金的岳飞因为年少气盛对采取持重策略的王彦极为不满，责备他胆怯，说：“二帝蒙尘，贼据河朔，臣子当开道以迎乘舆。今不速战，而更观望，岂真欲附贼耶！”随后，岳飞在酒气的壮胆下，不顾领导王彦的劝解，率部擅自出战。他夺取了敌人的大纛，在空中挥舞，以激励士气。于是其他各军也争先恐后地出击，攻拔新乡县，生擒金军千夫长阿里孛。
金人两战两败，以为宋朝大军开到，就集结了数万大军，进行反攻。王彦的几千孤军遭到四面包围，敌人猛攻营垒，矢下如雨。最后，宋军在突围的战斗中溃散了。
八字军惨败给岳飞上了生动的一课。岳飞意识到，战争光有蛮干是不行的，还需要头脑。岳飞很快变得沉稳，不再打没有把握的仗。
岳飞在荣河隘口擅离职守，是因为害怕遭到王彦和其募僚的打击报复，孤立无援，全军覆没。岳飞在太行山凌犯上司王彦，引来王彦募僚的不满，一位刘姓的募僚便屡次在手掌中写一“斩”字，以示王彦。后来，岳飞再投王彦时，遭到了拒绝。王彦对岳飞说：“汝罪当诛，然汝去吾已久，乃能束身自归，胆气足尚也。方国步艰危，人材难得，岂复雠仇报怨时邪！吾今舍汝。”他用一厄酒将岳飞送走了。
宗泽死后，岳飞转隶杜冲，对宋军的军纪有了清醒的认识。此后，岳飞再也没信任过南宋其他将领。
救援楚州是南宋诸将合作的一次经典战例。在长达五十余天的时间里，负责救援的部队没有一支到达楚州城下，彼此都在观望、推诿、坐视楚州陷落。虽然，岳飞也接到数道朝廷命令救援楚州的军令，但如此没有把握的仗，怎么可能孤身犯险。楚州陷落后，刘光世弹劾岳飞“迁延五十余日”，“又巧为辞说，抵拒会合指挥”。
弃守泰州也是如此。泰州地处江淮两大水系冲积平原，基本上无险可守。紧靠岳飞孤军很难坚守，可南宋诸军既不靠谱，又不能信任。实际上，只要是多军联合作战，岳飞就提心吊胆。长江马家渡，“诸将皆溃，淬独与战。”岳飞部溃散，独自逃亡。绍兴四年，庐州之战，象征性派出小股部队参战，大军在后方持重，缓慢开进。可是，岳飞一旦独立作战，就立马换了个人。
3、军纪和名将。
“玉不琢不成器。”岳飞天资聪慧，没能成长为一名名将，实属可惜。这和南宋军纪败坏有直接关系。只有军纪才能让军人克服恐惧和懦弱，只有军纪才能将诸军变成一个整体，进退如一人。
建炎元年十二月，宗泽赦免岳飞，没有追究岳飞擅离职守的罪责。宋人评论说，宗泽“虽身不及用，尚能为我宋得一岳飞。”正是宗泽的放纵，让岳飞走上违抗军令的道路，或许宗泽的治军理念也是南宋中央朝廷的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