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岳认为，日军会攻六战区，也会攻五战区，就是不会攻九战区，原因很简单，“日军于三战之余，不敢问津长沙”，有我“民国岳飞”镇守在此，他们怎么敢？
等到日军进攻长沙确定无疑，薛岳才开始组织会战，这时候连份具体的作战计划都未来得及起草。
不过他认为没关系。嘿，不是有第三次长沙会战的成功经验吗，再用“天炉战法”套一下不就行了，守株待兔，决战长沙，用不着什么计划不计划的。
薛岳不知道，其实他的“天炉战法”早就是一个死架子了——第三次长沙会战后，谁不研究这个东东？连三战区的顾祝同都想从中学一手，更别说喜欢用显微镜来作考证的日本人了。
另外一方面，即使薛岳能提早把他的死架子变成活架子，是否有胜算也是件没把握的事，何况他还根本没想。
当日军强渡新墙河时，薛岳还以为日军兵力不大，进展不快，但是眼看着情况越来越不对劲，卷涌过来的已经不是一般风浪，而是从未见过的龙卷风。
以往武汉第11军都是既要出击又要看家，才跑几步远，就得被“中国派遣军”司令部给喊回去，所以历任第11军司令官都像是被人用绳子拴住的一只猴，只能在一个不大的圈子里蹦来跳去。
这次是彻底解放。日本统帅部专门成立武汉防卫军，以代替第11军的守备任务，允许其全部出去打仗，而且能冲多远就冲多远。
第11军出击部队由此达到8个师团，并配备有6个相当于旅团编制的野战补充队，可随时进行兵员补充。
在横山勇第11军的猛力冲击下，各部队都是自顾不暇，自身都难保，哪里还谈得上什么侧击和包围。
杨森的第20军自第二次长沙会战以来，就以灵活顽强著称，打一阵后经常能钻到侧后去袭击对方，这次却无论如何站不住脚，拼尽全力才得以突围。
“天炉战法”真的成了一个死架子，第三次长沙会战中的法宝一一失效。
驻守长沙的是张德能第4军，这是平时薛岳压箱底的部队，作战力也很强，但日军太多了，他们这区区一个军，既守不了长沙，也守不了岳麓山，处境极其尴尬。
特别是此次日军吸取第三次长沙会战的教训，他们通过湘江运来大量的炮兵部队，其中的平射炮用于近距离射击地堡，一炮或者最多几炮，就能将地堡给轰掉，命中十分容易，而重炮则集中压制岳麓山炮兵阵地，使得中国炮兵威风大减，并逐渐由声嘶力竭转向噤若寒蝉。
屋漏偏逢连夜雨，如今连“洋哥们”陈纳德都帮不上薛岳了。
在数量和质量上，陈纳德指挥的中美空军都超过日本航空队，如果飞虎队可以像陈纳德所设想的那样，从空中完全切断日军的后勤补给线，则薛岳无论选择在哪里决战，日子都要好过得多。
可是控制援华物资支配权的是史迪威，而不是陈纳德。
史迪威一心只有缅甸战场，而且由于跟蒋介石闹矛盾，他甚至恨不得“东部”（指国内战场）出丑，于是便对运往中国国内的战略物资左卡右卡，最后弄到连飞虎队的航空油料都不足，也没有重磅炸弹，从而无法对地面战场进行更有力的支援。
陈纳德多次请求将B29轰炸机用于湖南战场，却全部遭到史迪威的拒绝，理由是：没用。
（1531）

随着时间的延续，第4军与外界的电话联系完全中断，长沙成了一座孤岛，这加剧了指挥官的心理紧张，使得失误频频。
6月18日，军长张德能自行决定率部突围，随着长沙失守，薛岳的决战计划也完全沦为泡影。
“老铁军”是薛岳的心肝宝贝，但这回出了大糗，从日军强渡新墙河到兵临长沙，沿途部队尚坚持了半个多月，但第4军仅仅在长沙守了一天一夜就弃城而退，纵然薛岳指挥失误，也实在难以与一流部队这样的称号相匹配。
突围后，第4军仅余2千多人，基本上残掉了，张德能因此被判死刑。
会战开始后，薛岳本来在长沙，但中途又离开了，致使电话中断后，张德能举止失措，不能不说是第4军迅速溃败的一个重要因素。
第三次长沙会战曾使薛岳的声望如日中天，就算不是第九战区的部队都对他十分信服，指令一来马上就跑，但经过这么来回一折腾，薛岳的威信大失，各部队对他的命令都不如从前那样重视，也开始出现指挥不灵的现象。
长沙失守，使湘省门户大开。
6月28日，横山勇下令第68、第116师团沿湘江两岸攻向衡阳，守卫衡阳的是方先觉第10军。
方先觉，安徽省宿县人，毕业于黄埔第3期。
其人身材高大魁梧，平时不苟言笑，但激动或愤怒时会面红耳赤，凛然而有威仪，虽不留须，却也颇似三国时面如重枣、性情刚烈的美髯公。
方先觉之勇，绝不逊色于斩颜丑诛文良的关云长。
第三次长沙会战，还是师长的方先觉，本来被李玉堂安排为军预备队，方先觉坚决不肯当预备队，主动要求守城，并且表示完不成任务愿受军法制裁。
军情紧急时，薛岳打电话来询问战况，问方先觉：你能守几天？
方先觉回答：我能守一个星期。
薛岳再问：你如何守法？
方先觉说：我第一线守两天，第二线守三天，第三线守两天。
薛岳说好，然后挂了电话。
方先觉当天晚上就给妻儿写了遗嘱，这份遗嘱后来被登在《长沙日报》上，据说有的读者看后曾被感动到痛哭流涕。
方先觉没用守一个星期，但他这个师打得的确超棒，经过多达11次拦锯战，不仅守住阵地，还取得巨大战果，光缴获的战利品就了装了满满五间楼房。
常德会战，以方先觉率领的第10军救援最卖力，可不是没救成吗，结果当追查常德会战失利的责任时，方先觉就因此倒了大霉，受到撤职处分。
真是越能干越容易吃板子，方先觉接下来的遭遇竟然和老军长李玉堂有了惊人的相似。
先是第10军官兵对此处分不服气，继任军长也迟迟未到职，方先觉就那么一直给挂着。
接着长沙危急，衡阳极需猛将镇守，薛岳又想到了方先觉，可是方先觉被撤职，其实就是薛岳上报的结果，老虎仔也是个死不低头的人，他如何肯再去“求”对方就任，而那个受了委屈的人轻易也是不肯走回头路的，两边便这样僵了起来。
（1532）

于是戏剧性的一幕再次发生。
长沙失陷的当天晚上，方先觉寓所的电话响了。副官一接，说是重庆来电。
方先觉以为是军委会谁打过来的，没好气地来了一句：我马上就当老百姓了，重庆还有谁找我？你就说我不在。
副官刚想依言回话，却不料对方告知，这是“委员长”的电话。
方先觉胆子再大，也不敢不接。
蒋介石在电话中的语气非常严肃：长沙已经弃守，衡阳必须确保，我现在就命令你继续指挥第10军，固守衡阳。
方先觉唯有诺诺连声。
第二天，当第10军闻知方先觉复职时，都认为是个吉兆——老军长撤职后复职，马上就带着大家创造了第三次长沙会战的辉煌，历史定然还会重演。
方先觉有这个能力。
衡阳城和长沙城一样，城墙也早就被拆去，看上去是一座无险可守的城池，但方先觉懂得依势而守的道理。
衡阳一面临水，他就弄来石油，准备一旦日军横渡湘江，便向江面排放石油，并点火燃烧，以阻击日军登岸。
依靠这种火攻之术，相对就可以把主力部队给节省下来。
在另外三面，方先觉构筑了四道纵横交错的工事群，此即著名的“方先觉壕”，其纵深达到300至400米，外沿设置铁丝网和地雷区，里端则利用小山和丘陵，人工削去缓坡，从而造成高达4米的断崖，日军既无法接近，也难以攀登。
6月28日这一天，日军先发的两师团都结结实实尝到了“方先觉壕”的厉害，那是中日之战爆发以来从未见过的高难工事：人工断崖前一览无余，没有任何掩蔽体可用于隐蔽，如果你缺乏翼生双翅直飞断崖的能力，便只有两个选项，或者被打倒，或者自行卧倒。
在火力压制上，第10军的炮兵也起了很大作用，尤其把国产迫击炮给完全用活了。后者虽无重野炮威武，移动起来却很是方便，犹如长了腿一般，方先觉发现哪个地方有人舞舞喳喳，指手划脚，便用迫击炮抵近射击。
这么做往往是能发大财的。第68师团长佐久间为人中将大概没想到对手会这么“阴”，一个不小心就被迫击炮炸成重伤，他的参谋长和许多联队长也纷纷被炸倒抬了下去。
两师团铩羽而归，工事前到处是遗弃的日本兵尸体和各式武器。
横山勇得知两师团不仅被击退，而且第68师团由于指挥官非死即伤，已面临瘫痪的消息后非常吃惊，
到了抗战中后期，日军原有老兵都换了好几茬，即使在熊本、名古屋这样的常备师团中，早期老兵也所剩无几，接下来能参加一场关键性大战的，就都称得上是有经验的老兵了。
第68、第116师团皆为满编师团，而且相当多官兵参加过常德会战，就算是刚刚补充进来的新兵，经过前两个月的实战，“新”也变成了“老”，因此这两个师团的战斗力是不容小觑的。
（1533）

攻占长沙，用了另外两个师团，一天便拿了下来，横山勇本来预料占领衡阳也只需一天，万没想到第10军如此坚挺，作为第三次会战的功臣部队，看来绝非浪得虚名。
日军作战，表面气势汹汹，其实最是欺软怕硬，中国军队再多他不怯，但就是担心遇上第74军之类的狠角。
在进攻上，第10军也许不如“虎部队”那样犀利，然而在防守上恐怕还有过之，这就让横山勇十分头大。
佐久间受的是重伤，一时半会那伤也看不好，横山勇下令由第116师团长岩永汪中将接替统一指挥。
第68、第116师团都没有参加过长沙夺城之役，眼看着功劳被别人捷足先登，岩永汪和佐久间这两哥们急不可耐，恨不得立马就将衡阳吞肚里去，万没想到，蛋糕没吃着，却硌一嘴的血。
这不是蛋糕，而是铁疙瘩，在继续全面进攻的同时，岩永汪决定亲自指挥从张家山进行重点突破。
张家山位于衡阳西南，属于方先觉极为看重的守军主阵地，当初在分配防区时，方先觉问几个师长谁愿意领命守张家山，起初没人吭声，最后预10师师长葛先才起立：大家都不要的给我！
“不要”者，为“不敢”也。
毕业于黄埔4期的葛先才年富力强，有沙场经验，虽是师长，但在第10军里面，他和方先觉是多年的老兄弟，双方焦不离孟，秤不离铊，再加上预10师本身就是第10军的绝对主力，方先觉本来是可以直截了当予以指定的。
可是自古道，遣将不如激将，究竟主动还是被动，往往决定着一个人的斗志有多高。
葛先才果然不负所望，他的预10师在张家山大放光茫。
继迫击炮后，另一近战武器开始登场，这就是手榴弹。手榴弹哪支部队都用，可到了第10军这里，俨然已演化为一种战斗特技。
预10师有个外号叫傻子的兵，脑子不太灵活，实弹射击，至少有两发不在靶上，但他却是师里乃至全军的宝贝，因为这兄弟力气大，投弹距离，比一般人还要超出十多米。
“傻子”在打仗的时候是不开枪瞄准的，只需你给他脚边放一大堆手榴弹，然后他自个乐呵呵地一颗颗投出去，往往一个人就能打退或消灭一群人。
“傻子”不过是投弹能手的代表，经历过衡阳保守战的日本兵，认为第10军在手榴弹投掷上的水平，已远远超过在太平洋战场上反攻的英美军，属于优中之优。
预10师从人工断崖上集体投掷的手榴弹，即远又准，如同下雨一般，片刻之间便可以将日军的冲锋部队完全覆盖起来。
偶尔失了准头的手榴弹，骨碌碌地滚到人工断崖下，正好又要了那些躲藏于隐蔽处日军的性命。
等到你好不容易爬上断崖，对不起，又过不去了。
葛先才并不特别计较一尺一寸的得失，他采用的是“多杀固守”战术，即如果一点被日军突破，并不急于去恢复，而是让缺口的左右两翼稳着不动，却以交叉火力将缺口封死，使得后续日军无法进入。
这样挤进来的就死定了，因为他们也不能后退，结果只有等着被收拾干净的份。
葛先才派预备队去干这个活，仍然大量使用手榴弹。
（1534）

经过长达4天的苦战，第116师团总算在张家山有了巴掌大那么一块立足之地，但却被手榴弹伤得够呛，大队长、中队长死了一堆，有的中队被炸到只剩可怜巴巴的几个人。
不过岩永汪总算可以有所交待，第68师团那里也死伤了好多人，可他们连人工断崖的边还没摸着哩。
7月2日，两师团一共才向前推进了2里路，弹药却已经消耗一空，横山勇被迫宣布暂停进攻，快速攻占衡阳的计划算是彻底破产了。
在第一次总攻失败后，横山勇对两师团进行了人员和弹药的补充，给第68师团换上了新的师团长和幕僚，觉得火力不够，又增调了野战炮联队。
你要觉得这样还不够周到，那我真没什么好说的了。
7月11日，两师团仍由岩永汪负责统一指挥，对衡阳发起第二次总攻。
这次作战已由激烈上升到残酷的程度。日军一反常态，以百人为一梯队，使用了类似于人海战术的密集冲锋，如潮水一样往上拥，但最后又都一排排地被炸倒和打死在阵地前。
从前日军打仗，都是要将尸体拖回去的，或者至少砍个胳膊，弄根手指什么的，如今谁也没有这个闲心逸志了，结果阵地前尸体叠尸体，堆成了山。
第10军起初只备了两周的粮弹，子弹早就不够用了，一些部队干脆就地取材，从敌尸身上摸取武器弹药，包括更换歪把子机枪和三八式步枪，有谁不会使用，便临时教一下。
用得习惯了，当日军攻来时，有人还着急：不要射，不要射，等他们来得近点再打，那样我拿子弹比较方便。
作战时，中方阵地也不停地回响着三八式子弹啸叫的声音，这让敌我双方都不免有惊愕之感。
武器弹药可以靠对手“补充”，吃的却不行。由于长时间吞咽烧焦的米粒，官兵个个面有菜色，于是便想起去抓鱼。
打仗也有间歇，“下课十分钟”，总是有时间下池塘去捞的。
衡阳地方不大，城里的池塘也就那么一些，渐渐就捞光了，众人的眼睛竟然盯住了敌我双方之间的“公共鱼塘”。
兔子不吃窝边草，那是兔子没饿。
反正仗打得这个份上，已经没人把死当回事了，几个小伙子对着池塘对面的日军比划着高喊：我们下池捉鱼，你们不能开枪啊，谁要是耍赖，把爷惹急了，冲过去把你们全给杀了。
也不等他们回话，几个人就下去捉了。
前两天还相安无事，第三天日军憋不住，开枪了，虽然没伤着人，但几个还穿着裤头，浑身湿漉漉的捉鱼爷们巨恼火。
二话不说，衣服也不穿，拎上手榴弹和剌刀就朝对岸冲了过去。
鱼塘边开枪的鬼子可真是够倒霉的，小身板全给这些要鱼不要命的猛男给剌穿炸烂了。
从这以后，日军学乖了，只要是约定束成的“捕鱼时间”，没人再乱放枪。
有一回，一个兵捞着条大鱼，却又让鱼给跑了，弄得全身都是泥，犹如马戏团的小丑，岸上的官兵见之鼓掌跺脚大笑，那边的日本兵见到这一情景，也捂着嘴乐了。
等到捞完鱼，大家进入作战时段，则又是枪林弹雨，尸山血海，仿佛刚才那一幕真的是课间的一个小调剂——也许对于双方都是如此。
（1535）

@qhdwyt 2011-12-15 17:32:12
关兄你好 始终在跟看《正面抗日战场》，才知抗日原来如此，有机会去陵园。。。。，虽无亲缘关系，亦当跪拜! 现已购《正面抗日战场》一 二部，不知何时出版后续几部，在百忙中望告知，由于网上跟帖人太多，本人愚笨，是网盲，最好回[email protected] 先谢， 你忠实的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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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好。在我的博客中有简介。《正日抗日战场》后来没能出得下去，有《一寸河山一寸血》五部，详情见我的博客：http://blog.sina.com.cn/guanho2010。邮件地址不对，所以只能发在这里。

由于久攻不克且伤亡很大，7月20日，日军对衡阳的第二次总攻宣告失败。据日方统计，自对衡阳发起进攻以来，两师团已损失6千多人，减员数平均占到各师团的两成以上。
两次衡阳保卫战的胜利，让西南后方的军民大受鼓舞，自“一号会战”后，因河南、长沙失守的沮丧困惑情绪也为之一扫。
日本方面则是一片灰黯，加上衡阳，日军在哪个战场都输，缅甸输，太平洋上输，几乎到处都是“玉碎”的声音，成了不折不扣的“老书记”。
眼看战争机器朽坏不堪，曾经骄狂一时的战争狂人东条英机像霜打的茄子一样，先是辞去参谋总长的职务，接着又被裕仁天皇解除了首相一职。
本来在“一号作战”中，日本统帅部有攻占广东韶关，以打通粤汉路的计划，在屡攻衡阳失败后，便取消前令，要求横山勇集中力量继续进攻衡阳。
衡阳更加危险，但解围的办法却越来越少。
当初薛岳要决战长沙时，他的幕僚长就曾建议决战衡阳，而副参谋总长白崇禧则提出决战广西，但薛岳一一摇头，后者更是惹得他破口大骂：我才不到广西去给人家看大门呢，可恶！
等到第10军守住衡阳，可以“决战衡阳”了，老虎仔却已失去了那份功力。
无论决战于哪里，都不能忘记一个基本前提：战斗力。
没有战斗力，奢谈任何战略战术都是毫无意义的。过去，薛岳之所以能创造万家岭大捷、第三次长沙会战这样的经典战例，缘于他手中掌握优势兵力，具有相当战斗力的兵团随手可得。
如今它们都去了滇西，或者缅甸。
在罗斯福和邱吉尔那里，欧洲是第一战场，北非是第二战场，缅甸是第三战场，为此哪怕牺牲中国战场也在所不惜，史迪威更是恨不得把中国国内的军队全都召到印度，以完成他的复仇之旅。
这是立场与利益的差别，当然其中还有偏见和短视。
冈村宁次在北方发动“一号作战”后，国内战场如此紧张，史迪威却仍要求继续增加远征军的数量。
国内都要失火了，再往外抽兵自然困难，蒋介石很费踌躇。
史迪威可不管这些，你不肯出兵，好，我削减你的援华物资。
美国援华物资本来就不多，每月才两万吨，史迪威发了这么一句话，物资因此都快给减没了。
怎么，还不肯动？
行，下一步就砍贷款，砍云南部队的补给，看你还敢不敢不听我的话。
其时美国的援助固然不多，但没了那一点点贷款和物资，整个西南后方的经济就要崩溃了。两害相权取其轻，蒋介石只能对史迪威有求必应，结果在“一号作战”逐渐深入的当口，又有两个集团军，共约16个主力师被抽去云南，这样一来，国内战场的机动兵力特别是优势兵力就少到了可怜。
当河南、长沙相继失陷，史迪威不但不予以有力支援，反而认为蒋介石是故意保存实力，在各种场合都暗示要他交出手中的所有军权。
（1536）

蒋介石遇到了他一生中最为困难的时期之一，私下里颇有山穷水尽之感，乃至“为之攀挹于怀者久之”。
不过他毕竟不是一般之人，关键时候，再次显示出了“士不可不弘毅”中的那个“毅”字。
你们不是说我保存实力吗，我不靠上下两片嘴跟你们争，我用拳头，或者说，打一场斯大林格勒式的战争给你们看看。
然而中国战场，哪有斯大林格勒的影子？
说石碑是“中国的斯大林格勒”，不过是蒋介石个人的冠名，美国人并不这么认为，觉得那只是一场小仗而已。
只能看衡阳了，这是最后的机会。
两次衡阳保卫战的胜利，让蒋介石从中看到了曙光，这绝不是小仗，连日本人都称第10军为“勇敢的重庆军”，你可以想想脸上有多光彩。
然而很快，蒋介石就意识到了第10军所处的险境。
7月18日，日军第二次总攻还未结束，方先觉已不得不动员佐级以上军官和杂役兵参加一线作战。
蒋介石长年征战，深知部队长不到万不得已，是轻易不会做出这一举措的，所以他听到后很是心惊（“不料伤亡之大一至于此也”）。
可是即使到这种境地，第10军也决不能撤出衡阳，否则那个已被罗斯福授予四星上将的史迪威又有话说了：这不还是想保存实力吗？
蒋介石知道，某种程度上，方先觉是在用自己的牺牲为他解围，可是自己却陷入了围城之中，这让蒋介石对方先觉和第10军产生了一种极为特殊的情感。
他在电报中对方先觉不称某某，或某军长，而是“弟”，他希望方弟弟能帮他撑到底，继续在衡阳固守下去。
当然，他也在使出浑身解数，调动所有能调动的力量对衡阳进行解围。
7月23日，中国统帅部以蒋介石的名义，向衡阳外围的援军发出了措辞严厉的电令，要求各军有一个算一个，必须拼命向衡阳内圈挤。
这意味着警报达到最高级别，已不是第九战区一家的事了。
有人说，蒋介石每每喜欢遥控部队，是部队作战效率变低的一个重要原因，但实事求是地讲，这种遥控有它不可替代的作用，尤其在这种火烧眉毛的关头，几乎相当于尚方宝剑。
在蒋介石发出这份电令时，有的援军离衡阳已相当之近，最近的第62军距衡阳西南不过14里之遥。
蒋介石扳着指头算算，只要1天往前推进10里，衡阳之围大致就可以予以解除。
但这不过是他坐在房间里自己想想的，实际战场远没有这么好，因为他的那份绝密电令，所有人都看到了，除了薛岳、各军军长、方先觉，还有横山勇。
日本人相对高超的解码译码技术，已令中国军队毫无秘密可言，你要么不发报，一发报必然遭其破译，无一遗漏，日本情报界称之为“频频入手”。
各支援军从哪里来，兵力多少，横山勇一清二楚，他只要照方子抓药，调部队过去一堵，便能把对方堵得结结实实。
（1537）

除第74军这样的中坚兵团必须横山勇重点盯防外，剩下来的大多数，并不用横山勇花太大力气去堵，比如离衡阳最近的第62军，说是去救别人，其实自己就是一支极其可怜的部队。
美国记者白修德曾上过前线，他眼中的第62军简直目不忍睹。
这是一支粤军系统的部队，行军时没有任何交通工具，就靠两只光脚板走。三个兵里面有一个能扛上步枪就算不错了，其他的都空着手，最多拿两颗手榴弹。
重武器几乎没有，山炮倒是有几门，不过那还是“一战之遗物”，由于没多少炮弹，开炮时几如守财奴算金币，根本舍不得拿出来用。
第62军还是当时军委会直辖部队，从这里就可以知道衡阳援军的大致水准，别说10里，你让它们往前推1里都难，假如运气不好，这些部队自己都可能会随时遭遇不测。
假如远征军中的那些主力还在，情况肯定大为不同……
当方先觉和他的官兵们在衡阳城里望眼欲穿等待援救的时候，他们还不知道，从奉命固守衡阳起，就注定了自己悲剧性的命运。
谁都无法解救你，这是个无解的死局。
此时衡阳内圈的战况仍然十分激烈。第二次总攻失败后，横山勇一直没有停止对包围衡阳的两师团进行补充，而那两个师团也对着衡阳照攻不误，但是情况不是越变越好，而是越变越糟。
战死的日军军官已从大队长上升到联队长，经过多次补充，每个中队也仅剩20人左右，一个联队里面，竟然只有5名军官，这在以往作战中是从来没有过的。
由于伤亡实在太大，两师团已无法维持步兵大队的编制，只好将步兵大队改为突击队，而每个突击队也才不过七八十人，只比平时的小队稍强一些。
再这样下去，两个师团就得被摊成薄饼，贴到衡阳墙上去了。
到目前为止，第11军在直接进攻衡阳方面只使用了总兵力的两成，畑俊六和日本统帅部一直对此非常不满，认为是衡阳迟迟难以攻破的重要原因。
衡阳战局的僵持，终于迫使横山勇不得不做出改变。
经过重新部署，第13、第58师团被调到衡阳，两师团变四师团，兵力增强了一倍，横山勇还决定亲临衡阳现场指挥。
当他乘着飞机，从长沙飞往衡阳时，被第10军发现了，后者没有高射炮，便用迫击炮对着飞机着陆地点进行连续射击。
由于距离太远，目标不明显，炸弹不可能正好炸中飞机，但飞机员一边降落，一边还要提防周围的炮弹，也确实够心惊肉跳的。横山勇旁边的一架飞机一个急刹，整个机身都因惯性而倒了过来，差点把他的魂都给吓飞了，自己飞机还没完全停稳，他就赶紧跳了下去。
机场惊魂让横山勇对衡阳战役的艰苦程度有了切身体会，他只能暗自庆幸，要不是中方已无强大的优势兵力，第三次长沙会战的场景可能早就在衡阳重演了。
（1538）

8月4日，横山勇发动了对衡阳的第三次总攻。
日本人把进攻衡阳视为“华南旅顺之战”，将之与日俄战争时日军攻占旅顺相提并论，而在第三次总攻中，已孤注一掷，没有退路的横山勇，几乎就是把乃木希典的肉弹打法原样搬了过来，在衡阳战场的每一区域他都采用了以往罕见的自杀式冲锋。
这种自杀式冲锋是需要点不把自己当人的二楞子精神的，第116师团的联队长黑濑平一大佐因此引起了横山勇的重视。
黑濑这家伙人如其名，没什么头脑，就知道玩命冲，在前两次总攻中，他的联队伤亡十分惊人，大队长已经换了四个，却还没能取得多大进展。
可这种时候，大家都没进展，黑濑之类无脑之辈就成了旗帜，从师团长岩永汪到横山勇，都想把黑濑捧成榜样，竭力打报告推举他升为少将，报告上面已经批了，问题是开战以来，联队长以下死了很多，旅团长位置却还空不下来，黑濑只得以少将身份继续当他的联队长。
少将不是白给的，黑濑很想在横山勇面前表现一下，被他赶上去的兵都不准回头——结果真的没回头，全给守军一个不剩地打死了。
遭到挫折的黑濑也动起了脑，用他那积水的脑袋想出了一个“模糊战术”。
所谓“模糊战术”，就在是深夜施放烟幕弹，以便遮蔽对方视线，让你枪打不中，手榴弹也投不准。
脑残的家伙再怎么努力还是脑残。在浓密的黑烟中，首先被弄得晕头转向，不辨西东的，不是守军，而是进攻中的日军。
原因是黑濑联队的基层指挥官已整个换过一批，现职小队长全都系当兵的充任，这帮人也只知道傻冲，白天还好，晚上加上烟雾重重，他们都找不到自个的兵在哪，现场一片混乱，被杀得人仰马翻。
这下好，又死了很多军官，光大队长就翘掉了两个，兵死了可以拿补充兵来填充，军官却没这么多后备的。
黑濑只得以中队长来替大队长，他那个联队因此变得十分滑稽： 1个可以当旅团长的少将联队长指挥3个本来只能当中队长的中尉大队长。
到第二天，连中尉大队长都非死即伤，轮到黑濑，他打算亲自举起联队军旗，带着已所剩不多的联队作“悲壮的决死一战”。
白天吹了个牛皮，晚上黑濑就怯懦了，不过这一怯懦反而让他否极泰来。
黑濑固然打得糟糕，但其它部队还不如他呢，第68师团几乎就是没怎么动过步。
面对第10军密集连续的手榴弹，这个师团的官兵人人心惊胆战。旅团长志摩源吉少将正在前线督战，小胸脯一拍：你们这帮胆小鬼，手榴弹有什么可怕的？
只要它还没爆，你就可以把它捡起来，然后再扔回去。
见士兵们将信将疑，这厮来了气：不信是吧，我亲自示范给你们看。
志摩源吉果然是做大官的，那俯身、拾弹、投弹的动作称得上是一气呵成，漂亮到让你不鼓掌都不行。
可惜它们都被最后一个画面给否定了：守军一颗子弹过来，少将旅团长因为一颗手榴弹而丢了性命，真是有够冤枉。
他的死却便宜了黑濑，后者急速上位，总算当上旅团长，再也不用到第一线拼老命去了。
（1539）

坐拥四个师团，横山勇却仍然把这两个倒霉师团顶在最前面，是为了进一步消耗第10军，从而把这支英勇卓绝的部队推向崩溃边缘。
至8月6日，第10军已在衡阳苦战四十多天，处于势衰力竭的境地，余者大部分为重伤和重病人员，虽还有能战之士，但枪弹早已不敷使用，连手榴弹都快没有了。
中美空军一直在空中进行助战，偶尔也空投，但第10军能从空中得到的，全是零零碎碎的小东西，什么万金油之类。
不是不想投，而是没有。因为史迪威卡着脖子，为了能要挟蒋介石，他不允许陈纳德向中方输送任何援华物资，就这点小东西，也还是飞虎队长私底下凭交情偷偷送过来的。
衡阳的屡攻不下，让第11军司令部陷入了集体纠结的状态，横山勇急到痢疾发作，身体虚得连坐都坐不住，但第10军的孤立无援，终于使他找到了机会。
8月7日，已在一边窥视很久，且养精蓄税的第58师团突然杀了上来，从而改变了衡阳战局。
当天，这个师团就从西北方向突入衡阳，并尽其全力向前推进，第10军的阵地相继失守，双方随即由阵地战转入巷战。
当方先觉下令用炮兵进行阻击，却得知炮弹已经全部用光，再调预备队，亦无一兵可资调遣。
这是真正的大势已去，弹尽援绝。
方先觉向蒋介石发去最后一电，在电文末尾告知：此生已矣，来生再见！
收到电报后，蒋介石失眠了，当天晚上，他半夜三次爬起来作祷告。
8月8日，对于很多人来说，都是最长的一天。
早上四点，蒋介石还是睡不着，又爬起来默祷一次，直到这时，他还抱着解围衡阳的一丝希望。
五点，似乎上帝真的开了眼，衡阳的电讯竟然还通着。
但只维持了一刻钟，电讯断了，自此再也不能取得任何联系。五个小时后，空军送来侦察报告：衡阳城内已不见人迹。
这一天，蒋介石在日记中写下了一句话：悲痛之切实为从来所未有也。
他以为方先觉和第10军都已战死于衡阳城中，但事情却有些微妙的不同。
最后一刻，方先觉选择了为西方军队普遍认可的方式：放下武器、停止抵抗。他当时提出了两个条件，一是保证幸存官兵的安全，二是收容伤兵，埋葬死者。
方先觉后来又回到重庆，蒋介石的态度耐人寻味，对这个充满争议的降将军，他没有像别人那样装模作样地进行训斥，而是竭力对其进行慰勉，仍旧重用，并授以青天白日勋章。
1945年春天，一位国民党元老级人物又在大会上提出第10军在衡阳究竟有功有过的问题，蒋介石听后腾地就从座位上跳了起来：这话是谁说的？造谣，中伤，不识大体！
老头被骂得面红耳赤，其他人也再不敢就此多论是非。
但是方先觉和他的部属从来没有能因此摆脱“最长一日”的困扰，直到在台湾退役，方先觉仍被屡次抨击，遂出家为僧，在寺院钟声中化解心中无尽的烦恼。
（1540）

不管怎样，第10军的历史功绩是无法抹杀的。
按日方资料，横山勇第11军在衡阳伤亡了1万9千多人，接近2万之众，内含军官9百多人。据说战争期间，每天都可以看到日军阵地上在举行火葬，而整个衡阳城也已被死尸臭气所笼罩，完全是一副炼狱景象。
日本人称衡阳之战为“中日八年作战中，唯一苦难而值得纪念的攻城之战”，这一战结束，对于横山勇和他的第11军来说，也等于一次“苦难”的解脱。
随着长沙、衡阳的先后失陷，薛岳不仅未能再次复制第三次长沙会战的辉煌，他的第九战区也面目全非，一共48个师，有25个完全失去再战能力，另外那23个也已经不成样子。
有损失就要补充，但中国名为征兵制，实际除广西以外，其它省都不符条件，大多数只能硬拉壮丁，到了后期更是问题出堆，兵役署送到各部队的“壮丁”数量既少，还经常逃跑，所以凡是经过大战洗礼的第一、第九战区，战力在短期内都恢复不起来，等于武功被废掉了大半。
相比之下，对手的日子却要好过得多。虽然日本早已是四面楚歌，但一个“总体战”的号召，老百姓即群起响应，连妇孺都拿着竹枪参加训练，准备在本土与美军决战，国民精神之差异岂可等闲而视之。
衡阳一战后，横山勇第11军即得到10万新兵的补充，但当他要沿交通线继续进攻时，却在“中国派遣军”司令部那里碰了壁。
由于装备上的悬殊，当时日军在太平洋战场、南亚战场都吃了败仗，而且败得很惨，到衡阳之战结束，美军已击破日本的远海防卫圈，随时可以攻向日本本土或在中国沿海实施登陆。
在此情况下，日军整体转入防御，从统战部到“中国派遣军”都对要不要集中兵力“打通大陆交通线”产生了动摇。
于是当横山勇报来作战计划时，畑俊六就只能泼来一盆冷水，说是你还是老老实实呆在衡阳吧，哪里也不要去。
横山勇大怒：凭什么不让我打仗？
畑俊六的电报上明白写着：目前缺乏有效补给……
横山勇看都不看，他的第11军司令部内更是一片鼓噪，参谋们红着脸，声音一个比一个高：补给能不能跟上，那是他们的事，我们只管打仗！
真是大海啊全是水，蜘蛛啊全是腿，整个第11军里面，就没有肯稍微谦虚一些的，一干人目空一切，张牙舞爪的气势，全跟横山勇一德性。
但是横山勇看着很开心，他就喜欢这种众星捧月，舍我其谁的氛围，当下便拟一电报，给畑俊六发过去，谓：战场用兵，是第11军司令官的职权。
畑俊六收到电报，气得说不出话来。
横山勇不服命令，不是偶尔，而是一贯如此。进攻长沙和衡阳时，畑俊六名为坐镇武汉，其实也就是起一个象征作用，指挥根本就没他的份，那全是横山勇一手包办的活。
（1541）

畑俊六的所有指示，都被当成耳旁风，别人提醒横山勇要给上司一点面子，他一脸不屑：要按那家伙的指示办，非得打败仗不可。
畑俊六在武汉无事可做，只好又搬回南京，但是除了骂上两句，他拿这位以骄悍出名的部下毫无办法，因为在军一级司令官中，已经找不出比横山勇资历更高、更有能力的战将了。
无奈之下，畑俊六派了一名大佐参谋到第11军“了解实情”，顺便沟通一下，参谋了解到的“实情”却是横山勇已成了名符其实的霸王，当着这位钦差的面，就大说畑俊六的坏话。
参谋目瞪口呆，回去后也不敢照直说，只能如此汇报：双方确实有一些认识问题需要统一。
大家都明白，“了解”是假，找台阶下才是真，畑俊六早就成了小，人家横山勇才是老大，所以最后“统一”的结果，就是小服了大，一切按照横山的计划行动。
横山勇跋扈，却无异于毁了自个前程。
考虑到西南战事越来越重要，日本统帅部打算在第11军以上再成立方面军，畑俊六曾征求过横山勇的意见，对方的答复倒是非常简单：把第11军司令部升格成方面军司令部不就行了。
畑俊六明白了，横山勇自己想当这个方面军司令官。
想当，你就应该乖一点，这样没大没小，等到你坐上那位置，是不是就得骑着我脖子拉屎了？
让谁当，也不能让你当！
1944年8月25日，原“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大将被任命为第6方面军司令官，畑俊六催其尽快到汉口上任。
冈村心里砰砰直跳，他觉得曾给他算命的那位“大师”真的很灵，先是说“大战”，应验了，接着说“西南”，又应验了。
不过当时“大师”的另一句卜语让他百思不解其解：您的职务将有变，且属荣升。
职务是变了，可这是“荣升”吗？
华北方面军是“中国派遣军”里的老军区，第6方面军却是刚成立的新军区，怎么看，都不像是升了。
到了武汉，旧地重游，冈村更加沮丧。
以前他担任第11军司令官时，尚有很多精锐的王牌军，比如熊本第6师团、名古屋第3师团，但几年硬仗打下来，已今非昔比，熊本师团在去太平洋作战前就已形消骨蚀，摇摇欲坠，剩下来的以名古屋师团和第13师团当家，却也没了印象中“钢筋铁骨”的威风。
终于明白让我干什么来了。冈村苦笑着告诉幕僚：你我都已成了泥瓦匠，哪里作战出了麻烦，就被叫去涂抹一番。
总算，这个“泥瓦匠”还不是普通工匠，算得上是个小工头，下面还有两个打工的，一是衡阳的第11军，代号“旭集团”，二是广州的第23军，代号“波集团”。
有了冈村这个小工头，畑俊六就可以不用跟被他称为“混蛋”的横山勇直接打交道了，不久，冈村也见识到了横山勇究竟有多“混蛋”。
（1542）

冈村到任后，就遇到了畑俊六提出的那个问题，即由于战线延长，第11军在给养方面可能难以跟上。
新官上任，得表现一点姿态，冈村就把后勤部长这个活给扛了下来，并派参谋长宫崎周一中将去衡阳向横山勇说明情况。
一般的人，人家供你吃，供你穿，多少得说两句感谢的话，可“勇哥”不是一般之人，他认为你们干这些都是理所应当。
除了外表不够儒雅，横山勇在其它方面倒与冈村很像，尤其喜欢扮“思考者”，每天大部分时间都作冥思状。
横山勇思考的，不是哥德巴赫猜想，而是上级有什么毛病或把柄可给他抓到。
没有当上方面军司令官，这小子一肚子的不满，既埋怨畑俊六不识才，又嫉恨冈村抢他位，竟然当着宫崎周一的面，就滔滔不绝地开始数落和挖苦畑俊六。
畑俊六还是宫崎周一的上司，双方初次谋面，就碰到这一出，让宫崎周一既吃惊又尴尬，回去向冈村汇报后，后者自然也十分不快。
可是畑俊六的难处，冈村同样也有，在第6方面军的旭波两集团中，“波集团”第23军长期驻于广东，缺乏“旭集团”第11军那样的野战经验，没法独当一面。
显然，要想不让横山勇架空，就得有自己的力量。冈村就此在衡阳成立了第20军，该军系第6方面军的直属部队，军部就地驻扎衡阳，可对“旭集团”进行面对面的控制。
为加强控制力，冈村还专门从关东军系统调来坂西一良中将任第20军司令官，然而恰恰是这个坂西坏了事。
如果说横山勇是个疯子，坂西就是个神经病，平时什么都要管，惹得那些无事可干的参谋们大发牢骚。
关键是坂西和横山勇一样，也是个剌头，在国内就以敢公开辱骂老资格的将军著称，调到衡阳后，他一样我行我素，让冈村后悔不及，可又无可奈何——坂西的老丈人坂西利八郎是土肥原的师傅，因为这层背景，想换他都换不掉。
没法子，“旭集团”愿意怎么干就怎么干吧。
8月29日，在经过二十多天的休整补充后，横山勇第11军再次发起进攻，薛岳在衡阳以西拉起的正面防御线很快便被击得支离破碎。
曾令日军后怕的第九战区里面，只有第74军等少数部队尚有虎威，第74军所属“榆林师”第58师在衡阳西北设伏，杀伤了大量日军，可惜独木难支，已无法扭转整个战局。
9月7日，第79军军长王甲本在白刃肉搏中战死沙场。
凡属将星，似乎总不会无缘无故陨落，据说王甲本是牺牲于一座名叫“玉七亭”的亭子旁边的，这座亭子上刻一幅对联，上联起首是“玉汝于成……”，下联起首为“七月既望……”。
那一天，是农历七月二十日。
对个人来说，这也许是偶然的巧合，可如果用它来隐喻处于凄风苦雨中的西南中国军队，却再合适不过。
随着薛岳率残部败走湘东南，广西门户大开，“旭集团”第11军自北，“波集团”第23军自西，总兵力超过9个师团，给驻广西的第四战区造成空前压力。
（1543）

第四战区的主力是桂粤两军，实力远不及强盛时期的第九战区，顿时被打得千疮百孔，组织起来的防线没有一道能守得住。
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眼见情势不妙，决定采取“持久守势”战术，即集中所有残余兵力，固守桂柳两地，以为陆续集结于贵州的后续兵团争取时间。
应该说，这几乎就是当时军事处于颓势之下的唯一稳妥之策。特别是桂林，不仅山水甲天下，城内外还有为数极多的石灰岩山峰及其溶洞，这些溶洞只要经过稍稍改造，就可以成为天然工事，若再把兵力全部投进去，足可支撑一阵。
可是白崇禧说不好。
小诸葛原先在广西乃至全国军界的威望很高，广西人更把他看作是“战神”，认为只要他到哪里，仗就一定能打赢，白崇禧也颇为自负，抗战以来，一直想着要创造经典给世人瞧瞧。
可惜的是，抗战中凡与大捷沾边的战役几乎都不是他主导的，即如台儿庄大战，那还主要是李宗仁的功劳，他不过是起一个幕僚长的作用而已，倒是在桂南会战中，反而让人有了一种英雄迟暮的感觉：“战神”不灵了，诸葛似乎也没有传说中的神机妙算。
白崇禧的参谋业务一流，但他并不甘于只做幕僚长，就像他也不情愿在李宗仁身边摇扇子一样，可是自桂南会战后，战场上能让他发挥的机会少之又有。在第三次长沙会战中，他曾亲临长沙，却惹得薛岳大发脾气，认为是抢功劳来了，当着面拉下脸：我打仗不行，要不你来指挥吧。
白崇禧又尴尬又恼火，只得哪里来还回哪里去。
时隔几年，没想到那么不可一世的老虎仔也被人家打得到处跑，这不正好是我施展才能，恢复声名的机遇吗？
白崇禧打算在桂林组织一次大会战，就象第三次长沙会战那样的：不能光坐着挨打，还要攻！
在军事会议上，白崇禧强调，桂林城内无需配备过多兵力，几个师用于防守足矣，其它的都到城外去，依城野战，可将日军主力各个击破。
几个师能守住桂林？
没人信。
白崇禧信，依据是内战时期，滇军围攻南宁，桂军战将韦云淞在南宁一守几个月，最后他亲自组织兵力在南宁城外来个反包围，从而将滇军一举击败。
韦云淞守南宁时，把存粮都吃光了，靠吃黑豆才生存下来，白崇禧始终引以为豪，并特地将守城桂军开始吃黑豆的那一天定为“黑豆节”。
黑豆的光荣可以延续，我现在就任命韦云淞这一擅守之将来镇守桂林，只要死守三个月，以“死守待援”和“里外夹击”的双重战术，定然能重铸昔日辉煌。
仍然是一片沉默。
内战那会，桂军和滇军属于水平差不多的对手，当然可以靠吃黑豆熬下来，可这都什么时候了，日军的战斗力是很多年前的滇军能比的吗？
韦云淞擅守，人傅作义比他还牛，太原不照样一天就失守了，这就叫时空错位，而白崇禧在抗战中吃亏，很多时候也是看不到这一点，身上背的荣誉包袱太重。
（1544）

别人称你是“战神”，那是过去时，对象不一样了，内战经验没法照搬照套。
张发奎就是一个鲜活的例子，北伐时候的老铁军军长，几乎百战百胜，然而首次独立指挥九江之战便让人大跌眼镜。
你必须明白，这个世界的变化实在有够快。
张发奎早就明白了这一点，而且他亲眼看到从前线撤下的桂军已成疲惫之师，个个精神不振，情绪沮丧，你让他们全部集中在桂林固守，人多力量大，或许还能有所作为。决战？哪有这个本钱。
可他心里明白，嘴上却表示完全赞成白崇禧的主张。
当幕僚提出质疑时，张发奎解释说：白崇禧是副参谋总长，又有“战神”之名，他这么说，自有其智虑之处，我们不必另出主意。
在广西，张发奎贯彻的就是一个字：忍。
身为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虽然名义上是桂省军政首脑，然而坐的却是冷板凳。
无论在哪里，白崇禧从未肯放松对桂省和桂军的掌控，经常以协调战区为借口，越过张发奎直接给广西军政部门下达命令，实际上等于架空了张发奎。
坐冷板凳的滋味很不好受，但张发奎经历过人事上的很多风雨，他不像薛岳那样鲁莽，更不会甩出“我才不到广西去给人家看大门”那样的话，他与白崇禧的关系，就像从前的李宗仁之与白崇禧，总是前面的那个让着后面那个，所以有人称张发奎在广西是“张公百忍”：大家同舟共济，你要抓权就让你抓，我什么都忍，尽量听你的。
第四战区的桂粤两军，张发奎在指挥上能得心应手的只有粤军，然而后者一直在柳州防御田中久一第23军，守桂林得靠桂军，说到底还是白崇禧说了算，即便你不赞成又能怎样。
11月9日，横山勇第11军对桂林发动总攻击。守军十分英勇，杀伤了大批日军，但兵力相对太少，等不到“吃黑豆”，就已伤亡大半，韦云淞只得率剩下的一小部分人突围而去。
11月10日，桂林失守，加上外围作战，勉勉强强守了十天，与“死守三个月”的期许相去甚远，白崇禧的“大会战”自然也只好流产了。
受此影响，柳州当天即跟着沦陷。一个月后，田中久一第23军攻占南宁，随后与驻越南的日军会合，标志着日军已完全打通所谓的“大陆交通线”。
在被豫湘桂战役（即日本的“一号作战”）愁得整晚整晚睡不着觉的蒋介石，此时还得应付另外一场与史迪威之间的战争。
随着实战的历练，史迪威已能称得上是一个合格的美国将军，缅北战役的胜利便是明证，但他在交际等方面的致命缺陷却从未能得以改善，真不知道此君从前的外交生涯是怎么混过来的。
他嘴里的蒋介石连名字都不配有，被称为“花生米”。
对付“花生米”，史迪威的经典绝招就是卡脖子：不答应我的条件，就不给援助。
他也许从来没想过，即使你是捐款者，那受捐的人也还有自尊心，更何况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是把面子当做天大的事来对待的。现在一桩一件，一吨一元，都要看你的脸色，你让别人可怎么活？
（1545）

在史迪威面前，蒋介石简直就是个乞丐头。
豫湘桂战役的惨败，反衬出远征军的辉煌，史迪威同样不会设身处地地考虑到，在很大程度上，第二次远征的胜利，其实正是以湘桂桂的失败作为代价的。
相反，他把所有这一切，都归咎于蒋介石的无能。
要让我来干，肯定不一样。
经过史迪威一吹风，对中国战场也很不满意的罗斯福遂亲自出面，四次发电报给蒋介石，要求他把中国战场的所有军权移交给史迪威。
蒋介石答应了。
他曾经寄希望衡阳保卫战能稳住局面，但衡阳失守后，抗战失败的阴影已触目可及。
整整七年的浴血苦斗，眼看盟军胜利在望，中国自己却再也支撑不住了，乃至到了经济崩溃和军事失败的双重边缘。
蒋介石心境灰黯，为了在关键时刻不再失去盟国的援助，他甚至情愿吞下让史迪威来掌帅这枚苦果。
这时候的史迪威真可谓是风光无限，攻克密支那后，他先是被晋升为四星上将，接着从蒙巴顿手里接过了东南亚盟军总司令一职，马上又即将从印度飞赴重庆，担任中国陆军总司令。
老乔爽透了，认为是自己指挥的缅甸战役改变了“这些家伙的态度”，使他们“不复有恩主的气派”。
其实史迪威也不是神仙，如果手上只有蹩脚的装备和部队，他同样一筹莫展。
桂林失陷之前，史迪威由缅甸飞到桂林一趟，大家都希望这位鼻孔朝天的老美能拿出妙计以救危局，不料他的结论只有一个：打不了。
办法也只有一个：将桂柳的所有物资设备全部运走。
之后他能做的一切，就是痛骂一通蒋介石，认为“花生米”笨得要命，既不肯打仗，又不会打仗，只会瞎指挥。
这样还不过瘾，他又跑回重庆继续当着面跟蒋介石吵。
另一方面，自第一次远征失败后，蒋介石内心里就充满了对史迪威的反感和厌恶。
这个来自大洋彼岸的美国人让他伤透了心，乃至使他觉得只有陈纳德算是个好人——好的美国人，原因是这小兄弟真心实意地帮我（“彼对援华盖竭其精诚也”）。
可是拥有援华物资分配权，且能在罗斯福等要人跟前说上话的，却不是蒋介石最喜欢的陈纳德，而是最讨厌的史迪威。
这样一来，蒋介石就不得不一而再，再而三地作出“殊难忍受”的让步，哪怕对于自己来说，有多么委屈——
史迪威觉得驻印军还不够强，蒋介石就抽调精锐部队过去，使其得以组建第一军和第六军，相反，等到滇西远征军屡攻龙陵不下，需要驻印军进攻八莫，以牵制日军时，却被史迪威以驻印军需要休息为由，毫不客气地予以了回绝。
蒋介石拟授史迪威以三军司令，既缘于罗斯福的压力，同时也是希望史迪威能够改变恶劣的战局，而这一切，都不能光停留于口舌之争，得赶快行动，具体来说，就是尽早占领八莫，在完成打通中印公路的任务后，把远征军调回国内参战。
可是他想错了，史迪威整天能做的就是吵架骂人，全不管中国这边的摊子已经没法开张了。
（1547）

一周后，蒋介石又催史迪威进攻八莫，然而史迪威仍不当一回事，不仅当面顶了回去，还去罗斯福和马歇尔那里打了小报告。
双方这么不和谐，史迪威拜将升坛的事也就一时没办起来。
9月19日，到了摊牌的时候，不是蒋介石对史迪威，而是史迪威对蒋介石。
史迪威拟了一份电报，然后发给罗斯福草签，美国总统当时的健康状况已经很不好，只是听了一下就在上面签了字。
老乔写的东西，你还会认为有什么好，一副要跟人肉搏的样子，而他写的时候也确实是拿蒋介石做靶子的，他要证明一下“美国总司令的作风”。
里面的每一句里都包含着一个爆竹，那是非要把“花生米”炸到粉身碎骨不行的。
你看清楚了，现在我最大，你还敢跟我犟嘴，不抽你抽谁！
这份电报，史迪威一定要亲自送，他要亲眼看到蒋介石那血肉模糊的衰样，方能大快。
第一个看到电文的不是蒋介石，而是和蒋介石坐在一个房间谈话的美国特使赫尔利。
赫尔利读后脸色马上就变了，电报中除指责蒋介石“按兵不动或竟提议撤退”外，就是通牒式地要求对方立即任命史迪威为中国陆军总司令。
从头读到尾，满篇都是“赶紧”、“否则”之类的话语，不是爆竹，简直就是一把把明晃晃的剌刀。
蒋介石毕竟是一国领袖，而且是美国前不久才口口声声承认的同盟国“四强领袖”，用这种口气跟他说话，也太过分了吧。
赫尔利本能地感到这样一份电文不能给蒋介石看，就劝史迪威暂时不要拿出来。
人家不是答应让你当总司令了吗，你已经“赢得了这场球赛”，何必再如此让人难堪。
可史迪威并不领情。
为什么不拿出来，这是总统的电文，你我有什么权利搁置？
赫尔利愣了一下，知道这史迪威现在正在锋头上，九头牛都拉不回来，便直言相告：你要送就自己送，如果要我替你转送，对不起，以后我就再也不能帮你跟中国人打交道了。
那意思，你不给人家面子不要紧，顿顿脚就可以走路了，我还得天天在这里呆着呢。
史迪威今天来了就没想走，你怕得罪人是吧，我本来就想自己送的！
电文有中英对照，这厮却非要让蒋介石当众出丑，当下就指着屋里一位英语好的：那谁谁谁，你来翻译一下。
此时宋子文、何应钦等人都在，赫尔利也是一中国通，知道中国人最重面子，赶紧站起来说，电文里有译文，就不要翻了，自己看就可以。
史迪威见没别人答应，只好将电报直接递给蒋介石。不过这小子可真够损的，他唯恐旁人不知道电文里写的是什么，还凑在旁边，踮着脚把中文内容全都念了出来——他做过外交官，中文没问题。
念完了，他假装微微地叹了一口气，找个位子坐了下来。那样子，好象他与此事完全无关，在为蒋介石感到惋惜似的。
（1548）

电文一念完，房子里几乎所有人都震惊了，因为听那里面的内容，分明就是一副老子训儿子的口气，本来是两大盟国首脑的往来电文，却仿佛变成了希特勒给他的卫星傀儡国的信件。
除了一个人，那就是史迪威，他的内心里已经乐开了花，准备提前开香槟了。
蒋介石爱写日记，这美国佬也写日记。史迪威的日记是这样描述他当时的“欢乐心情”的：这是一包糊椒粉，现在交到了“花生米”手里。它像一只叉鱼枪，将会准确命中这小坏蛋的神经中枢，把他打个透穿！
让我好好地看看，十秒钟以后，“花生米”将会是怎样的表情。
然而史迪威小小地失望了一下。
蒋介石一字一句地看完电文，神色如常，慢慢地说了四个字：我知道了。
之后他便无言地坐着，什么话也不说了，史迪威在日记中的记述是“失去语言能力”。
只有赫尔利从细节处看出了反常，他注意到蒋介石伸手去拿茶杯，结果却把盖子给盖反了。
自然，屋里的空气极其尴尬和沉闷，什么事也议不了。
史迪威并不真正了解中国人的性格，更不理解他自以为已经看得透透的蒋介石。
惟其沉默，才是最痛苦最愤怒的表现。
当众人皆散，屋子里只剩下蒋介石和宋子文，一个妹夫，一个舅子，再没有外人。当着大舅的面，蒋介石也再无戴面具的必要，这个时候他开始抽噎地痛哭，眼泪很快打湿了军政强人的衣衫。
当天，蒋介石在日记中记下：此实为余平生最大之耻辱也。
史迪威装无辜，却瞒不过阅人无数的蒋介石的眼睛。
当史迪威还沉浸在小孩子得逞似的兴奋时，蒋介石已经在思考，如何发动最后的反击。
史载，之后的五天，他一直“静居黄山”，对史迪威问题“凝思再三”。
这里的黄山，不是指安徽的黄山，而是蒋介石在重庆的黄山官邸。
到了摊牌的时候，不光是向史迪威，也是向美国，向罗斯福。
史迪威的确是错看了蒋介石。在两人打交道的过程中，后者一直 “强自忍性”，百般退让，史迪威以他美国人的观点，认为蒋介石是怯懦，但他不知道蒋氏之所以可在盘根错节的国民党中取得统治地位，是因为此人固能忍人之所不能忍，一旦下了决心，却也拥有超乎异常的坚韧和顽强。
事实上，在决定再忍一把，将陆军总司令一职交给史迪威之前，他已产生了即使没有美国帮忙，自己也要独立撑下去的想法，即所谓“不能不有最后独立作战之打算也”。
现在，你们已经把我逼到墙角，忍无可忍，退无可退，该轮到我来给你们下通牒了吧。
传达这一“通牒”的是宋子文和孔祥熙。
宋子文找赫尔利，孔祥熙去拜访罗斯福，大致意思为：其一，总统的那个电文太过分了，是对一个独立国家主权的挑衅，实为美国之污点，其二，中国的情况很复杂，军人是不愿受外人之“侮辱”和“奴视”的，可是史迪威正好“侮辱”和“奴视”了我们。
（1549）

罗斯福这才猛醒，稀里糊涂签下的那个电文真把蒋介石给逼急了。
此时他面临着两个选择，要么撤换史迪威，要么放弃中国这个盟友。
虽然一段时间以来，他和史迪威一样，或者说是受了后者的影响，对中国战场极不满意，但不满意跟不需要毕竟还是两码事。
如果中国真的跟美国说白白，就极有可能出现这样一种情况，即中国会因顶不住压力，放弃对日本的抵抗，如此日本立刻可以把中国战场的兵力抽出来，转用于太平洋，这对美军来说可不是什么好事。
换言之，中国打仗不卖力，可能是浪费了美国纳税人的钱，而如果干脆不打仗了，那就不是光浪费钱的事，是要多死人的——美国人。
一直以来，美国政府都有这么一个习惯，怕死人。它算帐精，不愿多花钱，可如果可以少死点人，那就情愿多花钱。
美国人命值钱，这是占第一位的大事。
只有换史迪威了。
罗斯福亲自和马歇尔交谈，试图说服对方把史迪威给免掉。
第一次罗斯福找他谈，马歇尔仍持力保史迪威的态度，他说中国的事情不是人事原因，换一个史迪威并不能完全解决问题，而且陆军部除了史迪威之外，无人可换。
第二次再谈，罗斯福的态度不再是讨论，而是不换不行了——蒋介石既是一国元首，他说要换，那就有换的必要。
马歇尔知道很难挽回了。
蒋介石要罢免他的消息，史迪威也从各种渠道探听到了一丝风声，但他还未意识到对方那种破釜沉舟、背水一战的决心。
史迪威一边做出表面上的让步，说可以在必要时候撤回远征军主力，用于国内作战，另一边却做得更为极端，甚至命令“飞虎队”半数人员都不要办公，本来要援助中国的飞机也不再交出。
此举大大激怒了蒋介石，也使史迪威的留任失去了最后希望。
罗斯福发来电报，表示可以解除史迪威中国战区参谋长一职，但希望能让其继续指挥远征军。
蒋介石马上予以拒绝：要免全免，不会再给这个人以任何机会。
史迪威原本以为有马歇尔这个大哥罩着，会没事，但斧头落下，马歇尔也没了招。
10月18日，美国被迫召回史迪威。
在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哀叹中，老乔终于结束了中国之行。不过中国人并没有忘记他在打通国际交通线上所做出的贡献，后来中印公路被正式命名为“史迪威公路”。
在召回史迪威的同时，罗斯福应蒋介石之请，重新任命魏德迈少将为新的中国战区参谋长。
人就是这么矛盾，你说要像陈纳德那样锋茫毕露，敢言人之所不敢言吧，上面不肯用你，可是反过来，假设一贯沉静谦和，温良恭俭让，别人却很可能又不知道你。
魏德迈就是后面这一类型，他与史迪威一样毕业于西点军校，具备出色的参谋功底，但仕途并不顺利，乃至于在军队中混了二十多年还只是一个尉官，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后，才逐级递升为少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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