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溃退中，各级指挥官都相继失去了对自己部队的有效掌握，将找不到兵，兵找不到将，纷乱的模样令人瞠目结舌，甚至连一干大将们都出了糗。
胡宗南在苏州河畔的司令部，首先遭到日军的偷渡袭击，司令部参谋人员及警卫连死伤殆尽，才保得胡宗南一人只身逃走。
另一位倒霉的是薛岳。他那时正发高烧，乘着小汽车往吴福线撤，路上却遭到日军挺进队的机枪扫射，司机和卫士当即中弹身亡。
薛岳是给先总理当过卫队长的大内高手，即使是生病当中，也保持着一种职业性的敏感。见情况不妙，他一脚踢开车门，然后纵身跃入路旁的水田，又仗着水性不错，连游五道河沟脱险。如果这位那时就战死上海，以后长沙会战的绝活我们也就别想看到了。
在整个淞沪会战中，牺牲将官职务最高的是东北军第67军军长吴克仁中将，而吴克仁就是在大溃退中遇难的。
淞沪战场是各支军队争取荣誉之地。吴克仁在上战场前就对部属说，不管别人怎样，我们东北军绝不能再被人家戳着后背脊梁骨，骂我们只会叫嚷抗日，实际打起仗来却是草包一个。
可是吴克仁也没有想到仗真会打到如此惨烈。看着旅团长在眼前一个个倒下，他虽然嘴里说“马革裹尸，乃军人最光荣的归宿”，然而却一边说一边流眼泪，内心伤痛至极。
更想不到的是出现大溃退。
从一线撤下来时，身边仅剩了几个随从。吴克仁不由摇头苦笑：想当年曹操败走华容道，曾是何等狼狈，不意吾辈竟还多有不如。
江南沟壑纵横，北方人又有很多不会游泳，在遇到一条深水河流时无计可施，侥幸的是随从在附近找到了一块门板，这无异是一块救命的木板。
正要倚板而渡的时候，一个当地政府的文官也凄凄惶惶地跑到了岸边，比之于军人，他更为无助。
吴克仁在问明他的身份后，不由长叹一声：我们军人打了败仗，已有愧大家，若再只顾自己逃命，那就更是惭愧万分了。
这块木板，你先拿去用吧。
文官怀着感激的心情渡过了河，却再也没有看到将军现身。
有人说，吴克仁是在过河时被日军机枪扫射而死的，还有的说他是在中弹后伤势过重淹死的。
包括吴克仁在内，东北军在淞沪战场上共阵亡将级军官5人，重伤3人，团长伤亡超过一半，到最后突出来时5万编制的一个军，只能勉强缩编成一个师。
与苏州河南岸相比，罗店的情形则要好上许多。
担任掩护的是俞济时第74军，而始终冲在最前面的张灵甫此时也掉了个头，由前锋改踢后卫。
张灵甫刚刚进入一些状态，正是打得兴起的时候，自无溃退之理。在74军的掩护下，陈诚第十五集团军且战且退，上海守军能保存下来的主力皆集中于此
11月12日，上海完全失守。
在拿下上海及其近郊之后，按照日本统帅部的部署，松井一声令下，上海派遣军沿太湖北岸，第10军从太湖南岸，拉网似地分头绕击过来。
（1071）

太湖南岸的第10军跑得极其疯狂。
与松井一样，柳川也是被编入预备役后重招入队的，所以立一大功，证明自己的心极其迫切。尤其是登陆金山卫和制造混乱的相继成功，使他更加兴奋。
同上海派遣军相比，第10军不仅拥有熊本师团这样的野兽军团，还有另外两个新设师团，这些师团的人员装备均十分齐全，此前也未受到过什么大的损伤，战斗力是绝没有问题的。
在上海大撤退时，三战区已为上海守军划定了撤退路线，按照就近原则，罗店守军由陈诚率领从太湖北岸撤，苏州河南岸守军则由顶替朱绍良职务的张发奎统带，自太湖南岸撤。
可问题是，苏州河南岸守军几乎全是残破之师，还没等张发奎反应过来，柳川便又拿下嘉兴，提前切断了张发奎退往太湖以南的道路，后者见此情景，只得改向苏州方向退却。
拿下嘉兴，并将张发奎退走杭州的路封死后，柳川已经完成了任务，第10军也到达了规定作战区域的底线。
可是他并没有因此停步，而是继续向第10军下达了进逼南京的命令。
先斩之后，他才向华中方面军和参谋本部各递一个折子，说老爷我要去打南京了，你们批准一下吧。
华中方面军的司令官是松井石根，他同样有打到南京去的想法。看到柳川的报告，余我心有戚戚焉，同意。
不同意的是参谋次长多田骏。
表面的理由是，淞沪战役刚刚结束，士卒应该予以休整一下再战。
深层的原因则还是希望早日结束对华战争，以便将精力放到对苏备战上去。简单来说，多田骏希望，把作战地点放在上海，但南京只作为停战议和的地点。
管你报告批不批，第10军的先锋熊本师团已离开嘉兴，朝湖州进攻。
自淞沪会战开始以来，老蒋强烈地意识到，他在用兵上有一个很大的失算。
当初评估对手的军力时，一直是按17个常备师团来计算的，这样即使往大了估计，日军能向上海派3个师团也已至极限，顶多再从北方抽2个过来，那样北方战场的日子就会相对好过一些，而淞沪战场也还撑得住，可以初步达到“扩大沪战”的一大目的。
没有想到的是，日本突然动员预备役，使到达上海的兵力，一下子扩充到30万，光师团级别的部队即达到9个，其中有5个都是新设师团。
在张发奎转向苏州撤退后，太湖南岸的防守兵力更是大为稀薄，沿途关隘几乎到了无人可守的地步。
为了筹调人马，南京统帅部一片忙乱，白崇禧咬牙从徐州调来了“钢七军”。
（1072）

广西出征时的部队，第48军由廖磊领着参加淞沪会战，但早早就被打残，此时也正在撤退路上，能调集的桂军劲旅，只剩下了第7军。
第7军本来是跟着李宗仁到徐州去布防的，接到调令后，旋即乘火车南下，前来堵截熊本师团。
两军相逢于湖州的吴兴县，立刻摆开阵势进行厮杀。
第7军虽有“钢军”之名，但那毕竟是在内战时期，到从广西出征时，它与第48军一样，都扩充了大量新兵。
同样是经过“稀释”后的部队，第7军又不及第48军，原因是后者的新兵多为从民团中征调，受过起码的军事训练，而第7军为了在短时间内凑够人数，许多却是从民团以外征募来的，这些广西仔刚来时连稍息立正都不懂，更别说瞄准射击甚至利用地形地貌进行掩护了。
即将打仗，却连怎么扣板机都不知道，那算打的什么仗，发现这一问题后，部队赶紧组织临时集训，并进行实弹打靶，但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由于到处都缺兵少将，第7军一路上被这里抽去一点，那里借走一些，在吴兴参战时实际只有两个师，计7个团的兵力。
面对有空炮坦克协同，且如狼似虎的熊本师团，这7个团的桂军打得极其艰苦。
只两昼夜过后，便有了旅团长阵亡的纪录，进城再战，守了一天以后，也守不住了。
在撤退到吴兴城周围的山地后，军师长亲自上前呐喊督战，并命令预备队出击冲锋。预备队的这些人都是不要命的，冲锋的时候“冒死蚁集”，像蚂蚁一样蜂拥而上，死多少补多少，绝不后退。
能够从弹雨中冲出来的，直接就爬上坦克，揭开盖子朝里扔手榴弹。日军坦克被这样连毁两辆，气势顿时一挫。
但如此打法无疑是支持不了太久的，特别是预备队上去后，等于又重蹈了第48军在淞沪战场上的复辙——熊本师团只是刚刚从两翼作出包抄姿态，第7军即因再无预备队可用而陷入溃退。
吴兴一战，桂军以减员一半的代价，确保了太湖南岸撤退的撤退，后续的后续，应该说是有功劳的。可大家还是不满意。
声名赫赫的“钢军”其实也不太“钢”嘛，怎么没几个回合就溃退了？
从前心高气傲的白崇禧这时再不敢乱夸海口，老实说，第7军能保得一半他已经很满足了。可这种时候又不得不堵住汹汹众口，遂将第7军正副军长予以问责，给以撤职留任的处分（当然风头一过，很快又官复原职了）。
桂军退下，川军接力。
这里的川军不是指参加淞沪会战的杨森部队，后者也正在沿太湖北岸撤退，此处说的是“正宗地方军”，即唐式遵集团军。
刘湘两大集团军，北上参加娘子关战役的是邓锡侯，东调救急的则为唐式遵。
在川中将帅中，邓唐二人有不同的性格特点，邓锡侯人送外号“水晶猴”，为人处事比较机灵。
娘子关战役后期，大家都在撤退，可是老阎对川军心怀不满，认为都是四川人“作战不力”，把事情给搞砸了，所以迟迟未给邓锡侯发来撤退命令。
邓锡侯到达前线时，他的川军已经被弄得稀里哗啦了，真的到了战又不战不得，退又不敢退的地步。
（1073）

为了避免“坐而被歼”的命运，情急之下，邓锡侯便使了一个“滑头”，令川军主力悄悄地跟着撤退，但是不沿公路而从小路走。同时，派一个旅留在原地作为后卫，视情况逐次撤退。
好在川军没什么辎重，不走公路也可以，这样一来，不但没人看见，还减少了拥挤，反而退得比其它部队都顺畅。
半路上，终于接到了老阎的撤退命令，若再晚一点还真就走不脱了。
与邓锡侯不一样，唐式遵为人温文尔雅，却很“一根筋”。后来国民党在大陆失败，人家起义的起义，跑路的跑路，惟有他以上将军衔挺到最后，成为整个解放战争中被击毙的国民党最高级别将领。
唐式遵是刘湘的嫡系，虽然所属人马也是单衣草鞋，但比之与邓锡侯部，不管武器装备还是实际战斗力，都要强上很多。
出川时，唐式遵声明：“失地不复，誓不返川”，发誓要给四川人争点面子，好好地跟日本人打一仗。
随着唐式遵军令颁下，郭勋祺、刘兆藜双双杀出。
作为唐式遵座下的哼哈二将，郭勋祺更为耀目，有川中第一名将之誉，成名之作为内战时期的土城战役。
那还是长征时期，毛泽东自遵义会议后再次执掌军权，第一件事就是想在土城打一场漂亮仗，以重振久败之后的红军士气。但是这一仗却没能旗开得胜，原因之一就是遇到了郭勋祺这个猛张飞。
土城战役，中央红军主力尽出，4个军团与郭勋祺的6个川军团交战，却仍被对方突破阵地，直逼军委指挥部前沿。千钧一发之际，若不是我们的 把干部团都拿出来拼，几指挥部不保。
是役，红军伤亡多达3千之众，而郭勋祺作战之猛，也使人们彻底改变了川军战力低下的印象。
当郭刘二将来到前沿时，他们发现日军又在玩迂回包抄了。
沿吴兴方向继续北进的是牛岛第18师团，除此之外，还组织了一支由海军陆战队为基干的混合支队，准备从东面横渡太湖，以便对川军形成夹击之势。
郭勋祺捉摸着怎样才能把出川以来的首仗给打好。他开始对陆续向南京转移的后撤部队感起了兴趣。
当然，这个兴趣点是有聚焦的，焦点所在，就是其中的一个炮兵团。
川军一门重炮都没有，想想看，要是咱手里也有大炮，该是怎样一种情形。
一打听，炮团的团长是四川人，跟郭勋祺手下的一个旅参谋长不仅是同乡同族，还是黄埔的同期同学，两人关系铁得很。
听说还有这么一层关系，郭勋祺赶紧拉炮团团长吃饭（自然只能是便餐了），并让这个旅参谋长在一旁猛敲边鼓，意思就是希望对方能留下来帮忙。
但是人家听后直摇头，他这个炮团奉令退保南京，军令如山，如果因留下耽误了布防时间，那是要吃不了兜着走的。
眼见对方起身要走，郭勋祺又歪嘴又挤眼，刘兆藜带着他的一干旅长们及时冒了出来，这些人里面，有的还跟炮团一个范姓营长是结拜兄弟。见面之后，一把鼻涕一把泪，兄弟这就要有难了，你能见死不救，拍拍屁股扬长而去吗。
范营长坐着不动弹，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他的团长。
里应外合，内外夹攻，这么多人情扑上来，团长也招架不住了。
川人最重乡情，一跺脚，也罢，就让范营长留下吧。
这里说的留下，可不是一直留下，那是违反军纪的，只能留四天。至于为什么延搁了四天，可以对上面解释为该营是后卫，反正只要炮团有人先到南京去报到就可以了。
经过“联袂围攻”，终于有一个炮营可以留下来了，大家喜不自胜，可是接下来却差点吵起了架。
（1074）

那就是如何分蛋糕的问题。
刘兆藜说，要不是我拿兄弟感情去争取，事情差点就黄了，所以这个炮营应该归我。
刘兆藜一脸憧憬状，那样子，似乎炮营的大炮已经在他的阵地上一字排开，咣咣地将日军坦克一辆辆炸飞了。
然而在郭勋祺看来，这场戏，他才是总导演，刘兆藜充其量不过是他请来的一个“托”，怎么到头来，好事还全归了“托”。
不行不行，你看看我的防守阵地，南面要防，东面要守，既要注意正面，又要留心湖上，能缺了炮兵吗，这个炮营还是归我比较妥当。
争来争去，刘兆藜始终不肯相让，哪怕三七开也不行，最后双方按五五分才得以成交，也就是把炮营拆开来，一边配两个炮连。
牛岛第18师团来了，但一开始是侦察兼试探。
骑兵带着军犬，东洋狼狗跟着东洋马，在阵地前面鬼一样地闪来隐去。
从对阵地的威胁来说，骑兵不及炮兵，但由于其行动迅速，在心理上对步兵却也有不小威慑。
郭勋祺当即遣出一个营，跳出战壕，跪姿射击，子弹专射马肚子。
一千多杆步枪排在那里，子弹怎一个密集了得，日军骑兵根本就找不到空隙插进来，一个个人仰马翻，前面倒掉二十余骑，马和狗死伤狼藉，剩下的连滚带爬，扭头全跑了。
试探之后，必有大战，当着领导的面，郭刘都得拿战绩出来。
郭勋祺的难处是要两头兼顾，而刘兆藜的困难则是承压最重，他的阵地横守京杭大道，最适宜于牛岛师团的机械化部队行进。
不过刘兆藜对此早已成竹在胸。
四川蜀地，那是五虎上将发布榜单的地方，诸葛孔明运筹帷幄的场所，之前，川军钻在窝里面自个玩玩家，大小仗少说点四五百场打过，有点灵性的都能上路。
刘兆藜是一个有灵性的人。论名气，他不如郭勋祺，但那是没给机会，给了机会一样能闪光。
看《三国演义》，我们会发现，孔明用兵，最擅两项，即诱敌伏击和夹路火攻，出山后的第一仗“火烧博望”便是二者的最佳结合体。
在与郭勋祺争炮营时，刘兆藜曾当众夸口，说他早在阵地前沿布置陷井，敌不来则罢，若是来了，必叫他陷入我天罗地网之中而不得逃生。
刘兆藜不是吹牛，因为他确实找到了一处可与博望坡地形相像的地方。
（1075）

当天的情形宛如三国重现。
一开始，两个回合不到，刘兆藜即佯装撤退。日军前锋部队本来是以为要在阵地前鏖战一番的，见此情景，连怀疑都不怀疑就蜂拥着上来了。
为什么不疑，因为前面中国军队的溃退见多了，打两枪就跑的亦不鲜见，属于正常现象，正常的你都怀疑，那不等于脑子进水了。
如同当初曹军看到刘备一样，日军指挥官也是“大笑”：川军要“与吾对敌”，“正如驱犬羊与虎豹斗耳”。
日本“虎豹”们一路猛追，渐渐地就追到了“窄狭处”。
在“火烧博望”这一节里，对博望坡的描述是“南道路狭，山川相逼”，刘兆藜诱敌而入的这个地形与此类似，有三里路长，是一个呈波状起伏的狭隘地段。
曹军对博望坡开始起疑，倒不是“路狭”，而是说此地“树木丛杂”，且两边都是芦苇，“倘彼用火攻”，可怎生了得。
预定的伏击区域没有这么多的树木和芦苇，所以步兵放心大胆地进去了，紧跟其后的是坦克。
与“火烧博望”唯一不同的是，刘兆藜没有贸贸然采用火攻，他用的是炮攻，这点颇有时代特色。
在刘兆藜身边，就是那位炮团的范营长，后者一直在用炮对镜进行观测。
眼看数十辆坦克已经进入隘区，大喊一声：放！
德造山炮齐轰，这一轮轰击方向是“截尾”，日军队尾的数辆坦克立刻被击中，并堵住了自家退路。
随后大炮转移方向，再“斩首”。
一头一尾下来，最后的程序才是“击腹”。
包括德造炮兵营的大炮在内，川军自带的迫击炮、机步枪、手榴弹一起朝中间倾斜，一时间，“弹如雨点，震耳欲聋”。
日军被围在中间的大多是炮车和坦克装甲车这些，移动不灵，见两边皆被堵住，只能依傍路边的山岩死角进行躲避。
可是这时刘兆藜却暴露出了一个漏洞。
他把中间忽略了。
那里有一个倾斜的小道，竟然无兵扼守。
百密却有一疏，这次第，正应了三国上的一句话：“敌军如此，虽十面埋伏，吾何惧哉！”
日军遂向小道突破。
行得二三里地，到一陡坡，上面铺满了谷草。
假如这些谷草出现在隘区，鬼子们即使没看过三国，也一定会予以提防，可这是什么时候，这是夺路而逃的时候，谁还有那份闲心低头去看看地面上究竟铺了多少草。
即然是“火攻博望”，但火一直都没出现过，这显然是不正常的。
炮战之后要上演火攻。
事实证明，刘兆藜没有漏过任何一个细节，他“漏”，只是因为这段戏需要他“漏”，观众强烈要求看火攻，敬业的都必须返场加演。
返场的这段戏，在三国里也很有名，叫做“火烧上方谷”。
陡坡两旁，埋伏着川军的迫击炮和机关枪，此时忽然向谷草进行猛烈射击。
你不射坦克射谷草干什么，能射出火来？
这却不是一般的谷草，事前都喷了煤油，一射之后，立刻燃起大火，顿时“火势熊熊，烟雾弥空”。
炮攻加火攻，牛岛师团机械化部队损失惨重，仅坦克就被击毁13辆，山野炮4门被缴，4门被毁，仅少数坦克和炮车拼死冲过火海逃脱。
刘兆藜凭此一战立下声名，外战业绩在川军众将中独占鳌头。
（1076）

他的旁边是郭勋祺，郭勋祺防守的阵地靠于太湖岸边，此地称为夹浦。
我曾经去过夹浦，那是一个典型的江南水乡。浙江人很会做生意，愣是把当地改造成了一个度假村，以致于每户人家几乎都成了一个小型的饭店兼旅馆。
在那么多漂亮的小洋楼中间，独有一间土屋，仍是泥墙青瓦，炊烟袅袅升起，一位老妪在门前搬凳闲坐。
这样的土屋，当年一定随处可见。
善良的人们本不奢望太多，只求可以宁静地生活下去即可，但战争却无情地侵扰了这一切。
夹浦之战异常激烈，牛岛师团的步兵主要汇集于这一路。
在步兵推进的同时，日军大炮进行掩护，炮弹呼呼地从头上掠过。
但郭勋祺一再命令，机枪不得开火，德造大炮不得开火，仅用手步枪御敌。
最有力的武器，必须到最有把握、最有效的时候才能使用。在此之前，你就得熬着。
按照观察，日军炮弹已经打了九十多发过来，郭勋祺却仍然神色不变，令机炮不得出击，哪怕到快顶不住时，他提一把二十响驳壳枪，自己带三个手枪连上前助阵。
郭勋祺是名将，他的部队里也不乏牛人，比如一个连长，他的脑袋被鬼子的三八大盖给打中了，子弹从耳边进去，脸上穿出，这位兄弟竟然还能自己稳稳当当地走着下来，而且言语自若，跟常人无异。
随着作战过程的不断推进，郭勋祺在估算距离。
当牛岛师团到达阵地1000米以内后，他才一声令下。随即，川军的轻重机枪开始鸣叫，与此同时，德造山炮也猛烈开火，而其目标正是日军的大炮。
见日军队伍开始出现松动，郭勋祺要求炮兵加高表尺，按1500米的距离继续轰击。
前后两个火力覆盖面一出，日军的攻击阵容陷入一片混乱。
与此同时，太湖方向也出现了敌情，海军陆战队上来了，湖面上到处是准备抢滩登陆的汽艇和小木船。
如果事前没有考虑，沿岸部队本能的反应就是朝船上的人瞄准。郭勋祺说你们不要急着打，让他过来，靠近岸边四五百米时再打，而且不要零零散散地射，得跟对付骑兵一样，用排子枪。
注意，不要打人，得打船！
船目标大，比人好打，一旦洞穿，进水即没。
指挥当兵的打仗，就得这么细致，别光来口号那些虚的，这一点，也很能看出郭勋祺身上的“名将本色”。
见无机可乘，牛岛师团只得在日暮时分悄悄撤退。
这一天下来，唐式遵神采飞扬，两员战将，刘兆藜大胜，郭勋祺持平，在刘湘那里交待得过去。
不爽的却是郭勋祺：怎么会让刘兆藜盖过风头呢？
我不是“持平”，应该是打胜。
（1077）

他让各团报歼敌数字，准备写个报告给唐式遵，结果没有一个团报得上来，都是极其笼统的“敌伤亡惨重”。至于什么日军番号，敌将姓名，一概不知。
日军作战，除非是完全地被你包围歼灭，所有死尸都是要拖回去的，伤兵更是不会留在战场之上，所以我们对他们的统计皆为“估计”、“大约”，很少能精确得起来。
川人实在，大多不擅作假，郭勋祺这边没法自圆其说，刘兆藜那边却早已是铁板钉钉：炸毁缴获的东西一目了然，死尸一目了然，甚至还俘虏了6个日军官兵。
郭勋祺很生气，气死了。
晚上连觉都睡不好，爬起来给各团团长一人挂一电话，告诉他们：活捉日本官兵，决予重赏。
你们多少给我抓一个活的回来，老爷我自己掏钱赏你们。
另外一件让郭刘二人都不爽的事，是那个德炮营的范营长死活要撤走。
白天立了功，但功劳都是人家的，自己只能做无名英雄，更重要的是，在亲眼目睹战斗的激烈状况之后，心里就打开了鼓。
看起来，这可不是帮忙的问题啊，弄不好一个炮营都得栽里面，到时候如何交代。
忙，我也帮了，兄弟之情，也算有了，明天我就得奉命开拔南京。
郭刘都是一愣，不是说好四天吗，难道再多留一天也不行？
别说一天，半天都不行。尽管郭刘百般挽留，就差磕头作揖了，但炮营还是开走了。
郭勋祺的心结，仍然是要抓活鬼子。
第二天吃完早饭，他又把手下一干团营长叫过来训话。
你们昨天打的那叫什么仗，竟然没有俘虏，连日军番号和主将都不知道，这是打的混仗！
团营长们都是一愣，表情十分困惑。
这要求也太高了吧，谁不知道，鬼子很难俘虏，难道打退日军，守住阵地还不行。
成天混在一起，郭勋祺对他这些部下心里在想些什么，自然也一清二楚，于是下了断论：打仗，光打退敌人是不能算数的。
大家都傻呆呆地盯着他，那你说，怎么才能算数呢。
郭勋祺大手一挥——俘虏敌人，夺得武器，算数！
如果说俘虏日军是理想，眼下郭勋祺却得面对现实，缺了炮营，要是日军再用坦克来冲击，可如何是好。
在这方面，郭刘都不约而同地使出了诸葛孔明的“空城计”，即把中间的公路让开，摆出一副请君入瓮的架势。
二位的“空城计”都成功了，因为吃了昨天的亏以后，日军根本就不敢再走正面，他们宁愿从两翼进攻。
两翼也不好打，但郭勋祺不管这些，他想的还是要抓鬼子。
好消息来了，一个团在打了两三小时后，终于将两三百日军包围于夹沟之内。
这真的是瓮中捉鳖，郭勋祺高兴得手舞足蹈。
格老子，今天我非得亲自到夹沟里去捞两个日本兵出来，然后带回来仔细研究一下，这些龟孙究竟是怎么长成这副鸟样的。
此时炊事兵已经把饭端了上来，郭勋祺却乐得连饭也不想吃，带着两个卫士喜滋滋地就往夹沟赶去，那样子跟急着去网兜里收鱼的老渔夫差不多。
一个人太兴奋，就难免大意。
（1078）

太湖边上，一直隐伏着海军陆战队的狙击手，看到兴冲冲跑着的这几个人，立刻端起枪瞄准射击。
三八大盖的优点之一，就是射击的准确率很高，但或许是郭泰祺一开心，动作幅度比较大，子弹只击中了郭勋祺的大腿，不过这也够他受的了。
郭勋祺是由卫士背着回去的，而等到他转移后方时，仍然没有听到抓获鬼子的消息，这真是一件憾事。
郭刘一路的阻击，使牛岛师团再也不敢大步推进，这让刘湘和唐式遵都十分满意，可是另一路的情况却叫他们大为不安。
那就是皖南广德方面，守将为饶国华。
要占领广德，泗安为必经之地，然而这一带皆为平原，无险可守，日军机械化部队可以畅通无阻。
见在郭刘那里受阻，柳川便将第10军的攻击重心放到广德方向。
川军由于缺乏经验，此前未采取有效手段破坏公路，他们大多数人都没有见过坦克，看到这些铁家伙排得密密麻麻过来，官兵一个个慌了神，匆匆打了一下，就转向公路两侧溃逃。
中下泗安失守，广德门户随之大开。
广德不守，即使郭刘那里没有差错，也无法再拱守京师，因为日军同样可以从那里绕路杀奔南京。
刘湘和唐式遵经过商量，决定把一鸣惊人的刘兆藜抽出来，以其为主体，组织各路川军收复中下泗安。
刘兆藜刚在“火烧博望”和“火烧上方谷”中取胜，兴致高得很，当下就率主力向泗安运动，仅留一部驻守。
胆子这么大，自然还是玩的空城计，而牛岛师团吃了痛，短期内还真的不敢再来惹他了。
刘兆藜像个隐身人一样，悄悄来到下泗安，突然向日军发起夜袭。
下泗安的日军睡觉睡得很踏实，在他们前面，尚有中泗安，隔着一层，从没有想到过有人会从背后打闷棍。
这些鬼子梦中听到枪声，根本难以应付，所谓“人不及枪，衣不及扣”，完全乱了套。
让受伤下场的郭勋祺羡慕不已的是，刘兆藜又抓到俘虏了。不过这回不是日军官兵，添新项目了——两个日军女看护。
本来还可以活捉一个日军军官，但这厮横竖不给面子，竟然剖腹自杀了。
像上次火攻一样，刘兆藜缴获的战利品也着实不少，光军大衣和毛毯就装了几大车。
在中泗安的日军听说后方着火，赶紧回援，却正中刘兆藜围点打援之策，被各路川军一齐围困于下泗安附近。
这下好，不仅没捞出同伴，自己也陷里面了。
来救他们命的是牛岛师团。
牛岛师团派了一个旅团，以坦克开道，即向下泗安增援，但途中再遭川军的阻击。
重点要对付的，仍然是坦克。
这时川军已经知道怎么打坦克了，他们先是匍伏于路边，等坦克经过时，忽然一跃而上，然后将集束手榴弹扔进孔洞。轰的一声，坦克就瘫掉了。
在下泗安赚了个盆满钵满的刘兆藜也从斜面适时插入，对日军造成很大杀伤。
牛岛师团原本是想重占泗安的，见情况不对头，赶紧打开一个缝隙，把中泗安日军先救走要紧。
中下泗安虽然恢复，但各路川军都各有自家的防守阵地，不能老聚在这里参战。等他们一走，柳川指挥第10军卷土重来，饶国华独木难支，不仅中下泗安再次失守，连上泗安也没保得住。
饶国华见此情景，担心自己守不住广德，遂连夜谒见唐式遵，请求增加援兵。
（1079）

唐式遵手里也没多余的兵可派，把刘兆藜等临时抽出来，已算冒险性质，现在一听，恢复的阵地交到你手里又给丢了，顿时气不打一处来。
我现在命令你立刻回去，收复泗安，否则提头来见。
饶国华的心沉了下去。第二天，他率卫兵二十多人，亲自到前线督战，但见效甚微，丝毫挡不住颓势。
眼前日军像潮水般涌来，而自己的部队却像潮水般在溃退，乃至到了不听从指挥的程度。
饶国华长叹一声，骑着自行车回到了广德城的后方师部。
大厦将倾之际，他没有选择逃命，而是给家人和刘湘、唐式遵各写了一封遗书。
之后，带着卫兵连赶到广德机场。
这是华东两大机场之一，除了杭州笕桥机场，就是此处，中国空军曾多次从这里出发，与日军进行空中对决。
决不能让它完好地落入日人之手。
饶国华下令，将机场点火焚烧，予以彻底毁坏。
最后一步，是来到城门外，铺好卧毯，盘腿坐于中间。
作为败军之将，他只能把胜利的希望寄托于将来，遂朝日军即将进入的方向，奋力大呼曰：德国如此强盛，一战后仍要失败，何况你小小日本，将来亦必失败！
言罢，拔出手枪，自尽而死。
平心而论，饶国华不是一个能战之将，于军事才能方面，甚至还不能与郭勋祺、刘兆藜相提并论，但他尽到了自己的本份——城陷，将必同亡。
广德失守，使第10军得以长驱突进，直至从东南方向对南京形成包围。
再来看看太湖北岸。
从罗店撤出的陈诚本可依托吴福线布防，但是日军的又一次突然迂回，使这一意图化为泡影。
11月13日，即上海完全失守的第二天，京都第16师团在长江南岸的白茆口登陆了。
白茆口离福山港非常之近，而所谓吴福线，就是在苏州到常熟福山港之间构筑的防线。
京都师团和熊本师团一样，是从北方调来的老牌师团，沿途守军哪里抵御得住。三天之后，福山失守，守军连停顿一下的时间都没有，只得继续后撤。
如果松井像太湖南岸的柳川一样拔足狂追，不仅陈诚难有喘息之机，就连转道撤往苏州的张发奎都很危险——若是日军往苏州这里一卡，难不成大家都跳太湖游过去？
偏偏松井却又小心起来。
在上海折腾了三个月，上海派遣军各部无不伤痕累累，虽然守军撤了，但他心理上犯了病，所到之处都要翻上几遍，惟恐遭到伏击。
按照参谋本部的部署，京都师团归属上海派遣军，相比较于其它部队，这个师团没怎么在上海滩吃过苦头，应该力气最壮，跑得最快才是。可是松井一把将他拉了回去，跑什么跑，就你能？
万一沿途遭到守军包围或袭击怎么办，要知道，这帮支那人也是会同你玩命的，大家得相互照顾，你牵我的手，我看你的肩，站成一排共同前进才是。
松井这边慢了，陈诚那边就有了机会，他准备在吴福线之后的最后一道国防线，也就是锡澄线（无锡至江阴）上展开布防。
不过在此之前，一定得有掩护部署的时间。
这个活仍然交给了担任后卫的74军，具体任务是镇守苏州西北的望亭铁桥。
74军此时在整体上已不能打了，军长俞济时看着师长王耀武，可是王耀武的师也快不行了，再找下面能打的团，就像击鼓传花一样，最后小红花传到了张灵甫手上。
（1080）

致歉信

为这段时间的不告而别，向大家致歉。
从前即使离开半天，也必得告假，这次离开达两周时间，而一个招呼都没打，是我失信在先，对不起！
离开的原因，不在别人，全在我自己。那天当编辑打电话告诉我，这部纸质书的第二部以后将全部被毙时。整整一天，我都很茫然，不知道自己应该干些什么，那时候我甚至有一种错觉，以为论坛和博客也会随后被封掉。
在这种情况下，我决定外出，就像是跑反躲避灾难。外出期间，不接电话，也不敢上网，记得唯一回复的是一个朋友给我的短信。这位在天涯上结识的朋友不知如何从网上（可能是编辑的微博）得知了消息，第一时间就发手机短信安慰我。患难见真情，我很是感激，记得当时回复说，没事，应该缓得过来。
我说缓得过来，是由于心里有一个特别奇怪的侥幸心理。
此前这部书在天涯上也曾被封过一次，但两周后又解冻了。我外出时就曾想过：也许两周之后，事情同样会出现转机。可是没有，当我回来时，出版社明确告之，以“正面某某战场”命名的这部书从此将永也不能见于天日！
直到现在，我也不知道自己如何会遭此厄运。熟悉我的人都知道，老关绝对属于沉默的大多数，是一个不带良民证的纯正良民。能够算得上逾距一点的，也就是喜欢到故纸堆里扒拉，然后写点不昧自己良心的小文。
对“被毙”，出版社没有提供任何一个字的正式解释（虽然这并不是出版社的错，他们也已经尽了全力），只能用荒诞来形容。
世界如此荒诞，我却还要认真，这样不好！
想通这一点后，我忽然不再害怕。
自两年前落笔起，我就把自己最好的时光都给了这部书。在这两年里，我几乎没有自己的假日，所有时间就是采访老兵、收集资料和认真写作，以及写了再改，改了再写。
现在我把这部心血之作无偿地奉献给我的读者，始终支持我不离不弃的网上网下读者。那些买过“正面某某战场”前两部，并期待后续的读者朋友，对不起，我个人没有能力再延续它的生命，我能做到的，就是会把这部书继续写下去，纸质的大家看不到，就到网上看吧。
如果有一天，论坛也被封掉，就去博客，博客被封掉，就去寻找其它可容身之处，直到写完登完为止。我与这部书，不是一般的缘份，是生死之交，哪怕它已被宣判万劫不复。
再次感谢大家！

张灵甫团虽然是新兵团，但因为来上海的时间相对较晚，所以保存得也较为完整一些。最主要的是，王耀武对张灵甫的能力已经有了了解和信心。
这小子一定行。
此时的张灵甫其实也是入不敷出，能派到望亭的仅为一个营，可他要挡住的，却是金泽第9师团。
东方刚亮了一个鱼肚白，金泽师团就潮水般地向铁桥涌来。
张灵甫在淞沪战场上真正带兵当团长，是后期的事，好不容易把一个团盼来了，还没过瘾却又要撤了，这让他心里很不爽。
金泽师团来了，正好找到发泄的对象。
日军一排排倒下去，始终跨不过桥，而守军阵地上也频频告急，连长牺牲，张灵甫手下最能打的营长也开始大声呼救，要求增派援兵。
这种时候，哪还有什么援兵。张灵甫端起机枪，从指挥所直冲桥头阵地，圆睁怒目，向日军疯狂扫射。
指挥官的亲自示范，比派援军还灵。守军人人奋勇，个个死战不退。
张灵甫在望亭坚守三天，伤亡六百多人，但是金泽师团始终不能穿桥而过。
三天之后，任务达成，张灵甫遂炸毁铁桥，从容后撤。
张灵甫和邱维达当时都担负着这样最艰险的殿后任务，一不小心就有被日军大部队反超的危险，所以王耀武十分担心他们的安危，甚至一度认为凶多吉少，直至看到二将脱险归来才如释重负。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在这场大溃退中，其实人心已渐渐难以收拢。能在这种时候血战死守，且毫无惧色的，岂寻常人所能为。
出于同样的原因，陈诚依托锡澄线逐级防御的计划再次落空。
归根到底，大家都是凡人，能有多少个张灵甫和邱维达呢。
后来对于国防线未起到作用，一般都归咎于其本身的问题，议论最多的就是无人守备以及找不到工事钥匙。
其实原先这里都有守备部队。
可是由于淞沪战场的需要，他们也像上海两侧的警戒兵团一样，早早就被作为补充兵员，全给吸纳到主战场上去了。比如守卫四行仓库的“八百壮士”，其组成就是原来两道国防线上的地方保安团。
这些守备部队被调走后，国防线工事的钥匙就临时交给了当地的保长。然而保长不是军人，人家也是老百姓，又没受过军训，听到前线风声鹤戾，那是非赶紧逃命不可的。
结果部队撤到这里后找不到保长，拿不到钥匙。
不过这些实际上并不是最主要的。
找不到钥匙，可以砸，可以撬嘛，那锁也不是金刚所铸，事实上，陈诚所属的部分中央军，比如夏楚中、黄杰等“土木系”部队，就选择了直接撬门而入，只不过因为对这些工事不熟悉，运用起来较为困难一些，但毕竟也紧紧巴巴地守了那么几天。
大多数部队在通过时，却是连停下来看一眼的时间都没有，只是一路夺命狂奔。有的即使停下来了，也说找不到钥匙，所以没法固守，很快就撤走了。黄仁宇就此分析说，这可能是一些部队急于溃退才找出来的借口。
一个“钥匙问题”，多少反映出参加淞沪会战的部队过于庞杂，很多地方杂牌军在上阵作战时可以勇不可当，但退却时却缺乏严格的作战纪律。
（1081）

不管怎样，两条国防线毕竟都没能起到预期效果，当年朱培德、唐生智等人苦心打造的“东方马奇诺”竟多半已成摆设。
其实，军事史上的无数例子都说明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如果没有适当的战术和人力与之相匹配，再坚固的堡垒都作用有限。
不要说我们这个实际上建造水平很低的“东方马奇诺”了，就算真正的马奇诺又怎么样。三年以后，德军直接绕过这道防线发动攻击，法军因此土崩瓦解，号称世界上构筑最完善、设施最齐全的国防线从此沦为二战时期最大的笑柄。
让人稍感欣慰的是，在所有沪宁杭国防工事中，倒是江阴要塞成了一个突出的亮点。
江阴要塞除加强工事外，还拥有12门当时最先进的德造火炮，其中有8门可以高射两用（即高平炮），射程能达到一万米以上。有了这些上档次的宝贝，要塞司令许康简直可以说天不怕地不怕了。
江阴江面上的中国军舰一艘艘被日机炸坏、击沉，炮手们气得咬牙切齿，等到日机来骚扰，高平炮一端，轰轰两下，一架飞机就呜咽着一头栽到江里去了。
甚至日舰也不敢惹他们。
有5艘日舰偷偷地驶到封锁线外，准备对要塞发动突然袭击。谁知却被要塞提前发现了，用高平炮罩住，四颗炮弹一齐甩过去，全部落在了日舰的甲板上，后者顿时中弹着火。
与此同时，日舰炮弹的距离却没这么远，咚咚地全落到要塞前的江里去了。
眼看明摆着吃亏的事，日舰赶紧掉转头溜了。
等到上海大撤退的时候，许康起先接到的电文是老蒋亲自发来的，内容是“暂守江阴，候令撤退”，同时要求准备转运大炮。
可是大炮的螺丝刚刚松动，新的电文又来了，这回告诉他们：要“固守江阴”。
老蒋的态度发生变化，是因为“九国公约”会议还在开着。
上海失守后，“九国公约”再次要求日本出席会议。
这个时候，可不能让老外看到我们一溃千里，以至于失去继续支持我们的信心。
收到电报之后，刘兴赶紧让大家把螺丝重新拧拧紧。
刚刚擦了一把汗，第三份电报又来了，仍然是老蒋亲电，内容竟然是“死守江阴”。
最后一份电报的措辞，不光是许康，就连要塞的普通士兵都看出事态的严重性来了。
这一次与上次有所不同，却是“九国公约”没戏了。
布鲁塞尔会议已经宣告暂停，实际上无限期停止了，而在此之前，它仅仅像国联一样，发布了一个“谴责”日本的宣言。
当初扩大淞沪会战，付出如此大的牺牲，一大动因就是希望引起老外特别是美国的注意乃至干涉。
老外们的确是注意了，而且还肃然起敬。
淞沪会战，日本动用兵力和损失之多，都大大超出了原有的估计，总计伤亡97780人，相当于整整失去了8个师团的基干兵力。
这么能打能熬，显然让崇拜肌肉猛男兼英雄的高鼻子蓝眼睛洋人刮目相看。
特别是“八百壮士”守四行仓库，简直是一个绝妙的公关宣传，让你到了不打开电台，不翻开报纸，不每天追听追看都不行的地步。
淞沪战役由此被外界认为是自一战后，全世界经历到的“最易目见，最经过宣扬，而且最为重要”的一场战斗。
（1082）

在美国舆论眼里，中国被视为是为民主和自由而战，参加抗战的中国人意志坚决，众志成城，这一印象成了日本偷袭珍珠港之前美国人对中国的普遍印象。
当时美国人搞民意调查，同情中国的占到百分之七十四，而同情日本的只有百分之二，这在以前是没有过的，也为美国政府和民间后来越来越倾向于中国奠定了基础。
由于美国有中立法，所以暂时无法对中国进行直接军事援助，但它还是给予了财政上的支持。
自“七七事变”开始，一直到后来的武汉会战，在这整整一年时间里，美国以略高于世界市场的价格，大量向中国收购白银，总计达到1.38亿美元。利用美元这一硬通货，中国政府购买了价值4800万美元的军需物资。
可是，这都还不等于他们会起而干涉，因为那可能要流血，流的还可能是他们美国大兵的鲜血。
会议发出的“邀请信”，又被日本无情地扔在了地上，真是一点面子都不给，而美国和其它与会国对此却显得束手无策。
上策已经毫无实现的可能，那么中策呢，由美国牵头，大家“共同制裁日本”可不可行？
参加会议的美国代表是戴维斯，顾维钧向戴维斯提出，美国为什么不制裁一下这个无法无天的日本，你们不是说要“防疫隔离”的吗。
戴维斯很为难，想了一会，说我们别的也做不了，要不，来个“不买日本货”吧，算是意思一下。
让顾维钧和戴维斯都没想到的是，连这个请示电文也遭到了国务卿赫尔的否决。消息被媒体披露后，国会都炸开了锅，议员们纷纷跳着脚骂戴维斯愚蠢，报纸上更是把戴维斯列为“不合格代表”，认为这哥们光想着别人，不顾自己国家利益，因而发出了“召回戴维斯”的呼声。
中国跟日本打架，与我们有何相干，凭什么要大家不买日本货，若是真的把日本惹恼了，反过来跟我们打怎么办？
归根结底，美国人是同情中国的，甚至也佩服你，愿意帮助你，可如果要他们现在就为此承担战争的风险，那你就想得太多了。
英国代表艾登自己当局外人，还“好心”地劝告戴维斯，说你们美国要是没胆的话，就别管这类闲事了。
知道吗，这个世上，制裁有两种，一种有效的，一种无效的。无效的，只会惹怒对方而没有任何用处（比如“不买日本货”），而有效的呢，就必须冒战争的风险（例如爆发美日战争）。
你有没有胆？
戴维斯承认自己无胆，于是无可奈何地答复顾维钧：算了，国联都制裁不了日本，你也别“奢望”九国公约能制裁了。
绝望之中的顾维钧看到了苏联代表，忽然灵机一动，赶快附耳上去：你们苏联为什么不在外蒙或东北边境搞搞军事演习呢，这样也可以给小日本添加一点心理压力呀。
（1083）

那时苏联已向中国提供军事援助，但苏联代表大概都经过了肃反的考验，一个个训练得像他们的老大斯大林一样狡黠。他转而对顾维钧说，军事演习不是不可以，不过一定要有其它大国作为保证，即在我国受到日本攻击时进行援助。否则的话，我们是不会去冒这种惹毛日本的风险的。
这话说了等于没说。苏联代表指的这个大国，无疑是美国，可美国连“不买日本货”都不愿意，他怎么肯做此保证呢。
当然，也不能说我们从国联大会和“九国公约”会议上什么都没得到。最起码两个会议都谴责了日本，这标志着中日问题进入国际化阶段，中国从此占据了道德的制高点。
可是所有这一切都是今后有用，也只会在以后的漫长日子里才会显示出积极影响，对于彼时的老蒋来说，属于远水解不得近渴，一点忙都帮不上。
外国干涉失败了，暂时只能靠自己。
不过老蒋“扩大沪战”的另一个目标却基本得以实现，那就是把日军的注意力完全引向了京沪战场。
这是一个很关键的节点。
淞沪会战结束后，很多人主张放弃南京，甚至将其设为“不设防城市”，但老蒋坚持己见，认为南京必守。
他对众人说，南京怎么能不守呢，这里是国都，国际上都在看着，肯定是要守的，而且要“死守”。
其实这时随着“九国公约”的“暂停”，谁都知道当时的国际社会对日本的疯狂进攻已无能为力，在这种情况下，你南京就算打得翻过来又能怎样。
何况以淞沪战后的这些未得休整的残兵弱将，一座孤城能守得住吗？
如果不从整体战略上看问题，这一举动看上去就可能显得十二分的弱智。
事实上，老蒋从来没有认为南京真的能守住。
南京虽有“虎踞龙蟠”之称，但也就是风水好一点，如就作战而言，它背临长江，面朝平原，退又退不得，守又守不成，是个标准的“死地”。
历史上，南京从来就没有能守住过，一次都没有。
这一点，对吾国史籍并不陌生的蒋介石又岂能不知，先前，北伐军又不是没有攻过南京城。
再看一下各军撤退路线，当时从上海撤出并保存较为完整的成建制主力基本全向皖赣浙边境转移了，参与南京防守的只是少部分兵力。
一切，还是为了那个“由东向西”和持久作战的战略。
只有主力得以保存，日后才能“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也才能在长江沿岸继续布防，然而日军一直跟在后面紧咬不放。
太湖两岸，南岸是桂川两军都守不了几天，北岸是吴福线和锡澄线皆未起到应有的阻挡或掩护作用，也就是说自上海撤退后，大部队始终没能摆脱追杀。
必须有一个地方能用来吸引和牵制。
这个地方就是南京。
南京保卫战此前并没有被中方列入过战役组织计划，这是一个“非战之地”。当时力主固守南京的，主要是三个人，分别是蒋介石、唐生智和蒋百里。
守卫南京，既不因为它是国都，或“总理陵墓所在”，也不是出于所谓的“国际观瞻”，只是像蒋百里所说，须“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千方百计地来为整个战略争取时间。
（1084）

“死守江阴”与“死守南京”出于同一目的。
松井在前进时畏首畏尾，江阴要塞这副药对他正合适。
为了“死守江阴”，老蒋专门把东北军缪澄流和黔军的一个师调至江阴，以与要塞炮兵做配合。
11月25日，无锡失守，标志着最后一条国防线——锡澄线失去掌握。
松井开始指挥上海派遣军集中围攻江阴要塞。
江阴虽小，其力不弱。别忘了，这座江南小城曾靠6万民兵抵御24万铁骑，还把对方挡在城外整整81天。
要塞大炮首先开火，进行远距离射击。
日军也建立了炮兵阵地，双方你来我往打起炮战。
如果换成一般的炮兵阵地，日机只消来投几个炸弹就可解决问题，无奈许康手里有高平炮，飞机见了这玩意同样怵得很，谁也不敢轻易来触这个霉头。
只好自己想办法，普通炮弹威力不足，就用毒气弹来弥补，熏也得把你们这些炮兵给熏走。
可惜的是，江阴炮台比日军炮兵阵地要高得多，毒气弹即算有落到要塞周围的，江风一吹，毒气马上吹散了，伤不得守军分毫。
对要塞炮兵威胁最大的，不是毒气弹，而是高空气球。
淞沪战场上，在陆军航空队未大批投入进行侦察时，日军常爱放这种气球，用以探测守军位置，这样日军炮兵阵地就可以据此进行移动。
要塞里有的是配套德国仪器，许康让人把测远机拿出来，一测，气球的距离有1万7，连高平炮都打不着，但是加农炮可以，后者的最大射程为2万2。
砰砰两炮过去，两只放出来的气球都被打破，日军大炮找不准目标，立刻哑了火。
依靠背后的要塞大炮的火力压制，东北军和黔军在要塞周围一守就是好几天。
但随着日军与江阴的距离越来越短，渐渐进入射击死角，火炮已无用武之地，而步兵也渐渐难支。
12月1日，要塞司令许康奉令毁坏炮台，步炮军分头撤离江阴。至此，他们已在这里牵制上海派遣军达6天之久。
当天，日本统帅部作出了一个重大决定：进攻南京！
这个决定已不再是被第10军司令官柳川倒逼的结果，而几乎是日本军政上下的一致意愿。
在此之前，对于要不要攻占南京，多田骏犹豫过，外务省犹豫过，甚至首相近卫本人也犹豫过。
他们曾经主张与中国直接谈判，曾经希望适可而止，曾经口口声声要把南京作为停战议和之所而不是交战之地。
但当华中方面军即将对南京形成包围时，一切顾虑都被抛开了。由于一路“凯旋”，那些横得没边的师团长和参谋们对朝中高官也开始不屑一顾，以致于连一份简单的战报都懒得传给他们，近卫竟然只能和普通国民一样，在公开出版的报纸上翻找前线日军的行踪。
可是近卫仍然无比亢奋，他的脸变得比形势快，而话又变得比脸还快。
我们既然已经兵临城下，攻到了中国首府，对方除了升起白旗，与我签署城下之盟，还能有其它更好的选择吗？
（1085）

正好陶德曼前来，便让他再次给老蒋带去自己的“调停议和”条件。
德国人希望调停中日的愿望，则比上一次更加迫切。
两个月前，德国主动宣布中断对华武器输出，但老蒋并没过分介意，连埋怨的话也没有一句。
他不埋怨，希特勒却埋怨。
当然是由于苏联的“第三者插足”。
自己不运武器了，苏联运，中苏开始走到一起，这是德国不能接受的。同时，日本也在催促其从中国撤回军事顾问，而且声音一次比一声大，情绪一次比一次激烈。
希特勒很清楚，自己在中断德械输出后，中国之所以一直不吭声，恰是因为德国顾问的存在，如果连这个都撤回，中德也就彻底掰了。
这是一个连环套：由于中日爆发战争，而德国又不支援中国，中国就不得不与苏联靠近。
要解开这个套，最容易的办法仍然是劝这两个国家不要再打。如此，中国离开苏联，日本一心一意帮他对付苏联，这于德国的全球战略而言，有百利而无一害。
陶德曼来了。与上一次对德国人态度冷淡不同，这次老蒋不得不认真考虑一下中日是否要进行直接谈判。
“九国公约”会议永远的“暂停”了下去，没有一个国家愿意为此惹上麻烦，关键问题是我们手上没了砝码，近阶段的战争毫无疑问是打输了，无论北方还是南方。
上中策都没了丁点实现的可能，直接谈判虽为下策，但已不是绝对不能接受。
虽然老蒋已紧急发布迁都令，把政府迁至重庆，准备继续与日本人打下去，但周围气氛发生的显著变化，仍让他倍感伤心和失望。
同是一个朝廷之上，几个月前，众人无不慷慨陈词，撸袖子的撸袖子，伸拳头的伸拳头，都嚷嚷着要好好地教训一下小日本，所谓“低调俱乐部”，不是公开场合随大流，就是私底下被大伙所讥笑。
可是仅仅几个月之后，随着前方军事一再失利，高调已几乎被低调所完全淹没。那个“俱乐部”就不用说了，文臣之中，从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到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居正，都极度动摇，力主求和。
要说这些“老派与文人”组成的文官会胆小怯懦，倒也不是不可以预知的，问题是，现在就连武将也皆多“落魄望和”，甚至还有想投机取巧的。
获悉陶德曼有意调停，孔祥熙一蹦起来，认为这是“天赐良机，绝不可失”，建议老蒋赶快趁势“乘风转舵”。
老蒋是船老大，眼看大副、二副乃至水手们都是这样一种情绪，心里也很不得劲。在了解到日方的“议和条件”与之前没有什么不同后，他表示谈是可以的，但日方条件绝不能作为“最后通碟”，而中方也不承认自己是“战败者”。
隐含的意思就是，你的条件我是否接受，还得具体看谈判结果。
他特地强调，不管怎么谈，华北主权绝对不容丧失，也就是必须取消塘沽协定。
在写给自己看的日记中，老蒋记录下了其真实用意：“为缓兵计，亦不得不如此耳！”
（1086）

作者：wuweichuan　回复日期：2011-03-30　18:57:21

出版社是要挣钱的，不能不考虑经济利益。所以作法无可厚非！

另外，抗战的题材现在太滥了，无论老关怎么努力，素材和资料来源毕竟有限，获得认可的程度估计不会太广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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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解释一点的是，这部书的后面被禁，用什么理由解释都可以，但跟市场没有关系。事实上，出版社对前两部的销售很满意，第三部连封面都设计好了，其间他们还请了专家写好书评，但上面一个通知就什么都没了。这就是现实环境，连基本理由都不需要。我自己也感觉很对不起出版社，毕竟他们那么重视，又花了许多力气。我听说是有一本讲拆迁的书（不是市面上那本小说，而是事实）都印好了，几万本，全部销毁，也是同样不需要任何理由。正如我的一个编辑无奈感慨，在这个时代出这种书的人，其实也是英雄！

无奈对方并不中计，说是要谈，然而日军进逼南京的步伐未有丝毫减慢，而对日本人习性了如指掌的老蒋同样不敢有丝毫懈怠，虽然南京政府和大多数朝中要员早已迁至陪都重庆，但他本人一直亲自在南京部署防守。
守卫南京，谁堪为将，或者说清楚一些，谁肯为将？
南京会议上，当老蒋提出哪个高级将领愿担当此任时，座上鸦雀无声，连平时最能高谈阔论的此时也噤声了。
都知道守城没希望，留下来死路一条，谁肯去当这个傻瓜。
老蒋非常无奈地看着他的这些将领。
本来我是愿意自己留下来守的，但我是三军统帅，很多事需要我亲自筹划，“责任逼着我离开”。如果实在没有人守，那还是我来吧。
这是激将法，却也是无法之法。
唐生智这时是训练总监，见大家都不自觉，老蒋面露尴尬，只好赶紧上来打圆场，提议从前方战将中临时遴选。
孙元良、王敬久这些人，反正是要参加守城的，让他们挂一个南京卫戍司令的头衔岂不是一样。
这个答案显然不是老蒋想要的。
要是他们可以，我找你们干什么，他们资历太浅了，难以服众啊。
见会议上谈不出什么结果，老蒋宣布散会，会后解决，但这时他心里其实已有人选。
在主战派中，唐生智是比较积极的。论资历，此人也绝对够得上——过去老湘军的龙头老大，陆军上将，与蒋冯阎李都是同一辈的人，更何况直接参预过国防工事的督修，为什么不让他来守呢。
第二天，老蒋带着唐生智去视察自己的“铁卫队”，也就是教导总队。
所谓视察，其实醉翁之意不在酒，是要给唐生智好好打一打气，希望后者能增强守城信心。
随后，老蒋让他拿一个城防计划和南京卫戍司令的名单出来。
唐生智积极性很高，很快就拿了出来，但卫戍司令一栏仍然没有填上自己的名字。
事到如今，老蒋不得不打开天窗说亮话。
防守南京，不是我就是你，选一个吧。
话说到这个份上，已经明白得不能再明白了。唐生智（保定1期）遂在南京就任卫戍司令一职，着手组织南京保卫战。
在过去的内战时期，唐生智曾是一个变化不定的人，行动上不定，政治上不定，思想上也不定，连打个仗都得请教旁门术士，因此人送外号唐和尚。
但如果站远了看，民国时代，并不是他一个人如此，冯玉祥不还拿着水龙头给士兵做过“洗礼”吗。只能说，那就是时代的特征之一，倘若仅讥诮一人，无异是在嘲弄一个时代，甚至于嘲弄我们自己。
蒋唐战争失败后，唐生智正式归附老蒋，开始一心一意地着眼于外战。
和内战时动摇不定不同，唐生智在抗战上一直是很坚决的主战派。他曾与自己的老师蒋百里一起规划国防策略，继参谋总长朱培德之后督修国防工事，于国防建设，可以说功不可没。
在老蒋要他组织南京保卫战时，他的身体其实非常差，比其他人更有理由拒绝这个“非人”的差使。到巡视南京城防时，这位一级上将只能走走平路，连高地都不能爬，要让别人代劳。
可是，他仍然愿意以病弱之躯，受命于危难之际。
（1087）

有人质疑他在逞英雄，说他是湖南骡子，一根筋。
唐生智的回答是：战事演变至此，我们如果还不肯干一下，那就太对不起国家了。
我从不觉得这句回答有错。当然，如果在那种情况下，有人肯代唐氏而出，勇挑重担并取得佳绩，我更会由衷佩服。
可惜没有。
事前冷嘲，事后诸葛，却很多很多。
看吾国时事人情，大抵如此。然而我还是想说，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够理直气壮地站出来谴责别人，无论胜败。
南京初时的局面表明，蒋用唐，其实并没有用错。
俞济时74军，早在淞沪会战时就归于陈诚第15集团军，给罗店那个“血肉磨坊”磨得没了形状，到撤退的时候打的又是后卫，早已是精疲力竭。俞济时自己也一直向老蒋打报告，要求退后休整一段时间。
参加上海“十日围攻”的三个德械师，此时更是面目全非，上上下下几乎全是刚补充上来的新兵，战斗力急剧下降，无论王敬久、孙元良，还是宋希濂，心里想的也和俞济时差不多。
甚至有人建议直接让川军来守南京，可是老蒋均未同意，他把74军和三个德械师都留了下来。
可想而知，这些人是被老蒋硬生生揿在这里的，若无人进行节制，他们早就想退到江北去了，他们都要退，其它部队更不用说。那样的话，可能战役还没开始，一切就乱得不可收拾了。
所以，老蒋说得很对，王敬久、孙元良辈，还不能起用为帅。那么唐生智如何呢？
过去的唐生智，曾是保定第一期的优秀生，多次率湘军与老蒋的中央军作战，无论军事韬略还是实际战绩，都不比同辈人差，这也是老蒋中意他的一大原因。
可是这么多年来，他已没有了过去如湘军那样的亲兵部队，成了 “光杆的总监”。国内情况又非常特殊，不是像东瀛军界，即使退休或预备役的被重新起用后，各路人马也能对你做到服服帖帖，好像自己的老领导一样。
老蒋虽新授其南京卫戍司令一职，说到底，也只不过是一个赤手空拳的司令而已。
唐生智还是得靠自己。
他召集军官们讲话，先拿老师蒋百里的理论来激励大伙。
“汪副总裁”（汪精卫）说过，我们与日本人打仗，是要打败仗的。中日实力悬殊，谁不知道呢，可是我们越败越要战，这样终究会打败日本人的。
敌人来犯，则远战，远战失利，则近战，近战失利，则守城，守城不利，则巷战，巷战再不利，则短接，短接再不利，则自杀。
唐生智接下来说，“委员长”答应过我，只要在南京守三个月，一定会组织兵力进行反攻——
三个月太短了，我们要守六个月，无命令绝不退出南京！
一番慷慨的铁血演说，立即使场内气氛开始热烈起来。
唐生智最后问大家，是坚守南京要紧，还是保命要紧？
众人热血沸腾，皆大呼：守城要紧。
鼓动完了，唐生智来实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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