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这个高炮连撤到江边时，果然没法将火炮带走，只得依言沉入江中，其余人员扎小筏才得以渡江。
所有人员都走了，连参谋人员也撤了，指挥部里只剩下邱清泉和两个卫士。
等到邱清泉最后撤离，连江边都去不了，只能便衣避入难民所。
在南京沦陷过程中，有两位出身教导总队的不世将才皆得以幸存，除了邱清泉外，另有时任旅部参谋的廖耀湘，两人都是来不及渡江才被困南京的。
藏身这座几乎被鲜血和悲怆淹没的城市，二将犹有此幸，岂非天意哉，岂非天意哉。
慷慨赴死易，从容就义难。在人心大崩溃的绝望时刻，只有英雄才能让人看到未来和希望。
在接到撤退命令后，一个教导总队的连长组织其他人后撤，自己却留了下来。
他将一瓶酒一饮而尽，然后从腰间取出两枚用绳子系一起的手榴弹，一手拿一个，无限感慨地对别人说：你们看，我够本了吧。
这个连长当然再也没能活着归来。
日军在往下关追击时，一路都曾遭到散兵们的抵抗。
没有领头的，大家就把一个肩扛上校军衔的军官拦住，想让他进行指挥。
上校相当于团长，可这位并不是步兵团长，他是军医，从没领兵打过仗。
不管，只要你下命令就行，长江过不去了，唯有死路一条，但是死也要悲壮地死去。
于是随着这位上校军医振臂一呼，众人猛烈开火，直至全体尽没。
最后要说的是战场上剩下的那几辆德造战车。
它们也到了江边，但是因吨位太重，无论如何上不了船，无奈之下，只得把瞄准镜、机枪等部件卸下，再予以全部炸毁。
有的人实在不忍心看到自己朝夕相处的坦克遭此命运，他们站了出来。
我们不走，与其这样，不如和小鬼子们干完一场后再炸。
带兵长官还想劝阻，他们已驾驶着各自的坦克，咬着牙向前来追击的日军冲去。
结局可想而知。
南京，多么美丽的一座城市。
从《长干行》中栩栩如生的邻船对话，到《石头城》里潮打空城的浅回低唱，我敢说，没有一个地方，能像这里一样把汉文化中的南方元素表现得如此感人至深。
你可以在秦淮河打捞旧时月色，可以在夫子庙领略前朝飘逸，甚至可以在明孝陵感受到那种将历史文化与山川美景熔于一炉的震憾。
宛如釉色渲染的青花瓷，当它摔破在地，那是真正令人心碎的声音。
扬州不过十日，南京却经历了长达六周深不见底的黑暗。
在那些天里，也许连南京上空的月光都是惨白的，从这里侥幸逃出的每一个人，都会在回忆里增添一层血泪以及刻骨铭心的仇恨。
有一些事，我们不能忘记。
地产大王王石曾在“捐款门”事件中饱受垢病，不过我在听过他的一次访谈后却改变了印象。
他说，我去过耶路撒冷的犹太人大屠杀纪念馆，也去过柏林的欧洲被害犹太人纪念馆，可我从来没有去过自己国家的南京大屠杀纪念馆。
我也没去过，十分惭愧，而且我也承认，潜意识下不愿面对，是我至今未去的一个重要原因。
毫无疑问，那是民族的一道伤口。伤口总不会让人愉快，就像中国戏曲，不管开头和过程多么悲伤，最后都会处理成一个大团圆的结局。
王石接下来的一句话，却让我心有所动。
他问，这是否也和我们民族的整体意识已被忽略有关。
当一个民族面对它的伤口时，会作出什么样的举动和反应？
（1105）

不说犹太人纪念馆，说哭墙。
一面巨大的石墙，每年都有成千上万的犹太人来到那里，或面壁肃立，或默默祈祷，或长跪悲戚，或泪如雨下。
我曾经在一篇小文中说过，这种群体性情感的深沉积淀和爆发，足以使整个民族更加团结和坚强，而这正是哭墙的价值所在。
南京大屠杀纪念馆也就是我们的哭墙。
除了仇恨和悲痛，它还应该负载更多，比如民族的自我体认和反思，以及对每一个遇难者的追思和怀念。
在耶路撒冷，会尽力为每一位死难和幸存者搜集档案，300万人都有名有姓，且有个人资料。
我们有吗？30万到现在还是一个模糊的数字。
南京的失陷和屠城，对中日两国来说都是一个重大事件。
日本从上到下，从天皇到内阁，再到参谋本部和军令部，几乎人人都沉浸在狂喜和兴奋当中。
1937年12月13日23时15分，裕仁天皇从侍从武官府那里拿到了一份奏报，奏报是参谋本部送上来的。
启奏吾皇：南京已被完全攻陷。
从淞沪会战，到此时此分，一共是四个月。
当初陆相杉山元承诺，一个月即可结束中日战事，那时候淞沪会战还没打起来。以后时间就越拖越长，不是一个月，变成了三个月，三个月不行，又拖到了如今的四个月。
但是终于结束了，一切都结束了。
裕仁“极感满意”，丝毫没有因为这么晚还被侍从武官长打扰而不快。
他“满意”，是基于这么一个判断，即南京之战是淞沪战后的决定性战役，打赢了这一场，胜负立判，中日战争至此可以以全胜而告终了。
日本人错了，完全错了。
其实有一个人已经作出了预言，只不过他的话似乎已少有人注意。
他说，战争不是在今天结束，而是在明天继续。
唐生智与他的老师蒋百里一起，曾为国防战略忙了很多年，即使在南京弃守的最危急时刻，对于这一点，他仍然头脑清醒。
事实上，在南京保卫战前后，日军除又消耗了一部分兵力外，五个师团的主力暂时都被牵制在了南京。
利用这一间隙，多达五六十个师的主力得以从京沪线安然撤出，他们不仅得到了喘息的时间，而且初步组织起了二线布防。
日军最终将不得不顺着我们预设的路线走，即从东被拖向西。
为此付出代价的，正是南京，而代价的高昂，则令老蒋没有丝毫彼“入我彀中”的轻松。
相反，他痛苦不堪。
南京失守，他没有把唐生智推出来做替罪羊，而是将责任揽到了自个身上，说自己作为全军统帅“第一个有罪过，对不起国家，尤其对不起自己的良心”。
直到一年之后，在南岳军事会议上，他仍然就南京失守的战术问题作出了检讨，有“国家受了无上的损失，实在对不起国家”之语。
内心里，他甚至对发起并扩大“沪战”都产生了怀疑。
我的“智能学识”还是太欠缺了，我的“忍心耐力”还是不足，所以才会“遭此困厄”。
假如我更明智一点，或者再忍耐一下，不扩大“沪战”，可能不致有今日之败，也不会损失如此之惨吧。
他时常喃喃自语，陷身这样的危局之中，谁能助我，又有谁能真正帮我“筹策补过”？
当被孤独和无助深深困扰的时候，老蒋又不由自主地想起了那些故人——黄郛、杨永泰、朱培德……
他们去的太早了，如果他们还活着，在旁边帮我出出主意，提醒我再咬牙忍耐片刻，可能情况就会不一样了吧，“或能免于此战祸乎”？
去世以前，朱培德在德国顾问的协助下，训练出了60个德械师，打到现在，多数已不复存在，规划和督修了南北许多国防工事，但好多没有完全发挥作用。
可悲啊。
（1106）

焦虑忧闷之下，老蒋生病躺倒在床。
蒋哭，近卫就笑了。
他的笑，是那种放肆的笑，狂傲的笑，小人得志的笑。
当日军兵临南京城下时，他曾通过陶德曼要求与中国“调停议和”，老蒋答应可以谈，但并未明确同意日方条件，相反，还另外提了一个中方条件，那就是要取消塘沽协定。
近卫一看，气坏了。他认为即将签署的，应该是一份城下之盟，可老蒋的架势却好象是日本被打败了一样。
南京一沦陷，近卫便立即按照伪满的模式，在北平拼凑了一个“临时政府”，这就等于招呼都不打一声，直接为老蒋的“国民政府”准备了一个替代品。
仿冒总是仿冒，做工再好，还是没法跟正宗的相比，近卫也并没天真到以为“临时政府”能完全代替“国民政府”，他只是在给对手施加压力罢了。
作为中国的四大城市，北方的北平、天津，南方的上海、南京，都已被我攻陷，你南京政府现在连“实体的存在”都成了问题，不降何待？
近卫现在对一个国家颇不满意。这个国家就是德国。
其实从淞沪战役到南京保卫战，德国已经中断了武器输送，那些德国顾问也并未起到想像中那么大作用，但日本人并不这样看，或者说，他们不愿意这样看。在他们眼里，中国本来就不经打，应该一触即溃才行，之所以能撑这么长时间，让他们损失这么多兵将，都是德国顾问在暗中帮忙的结果。
德械是没有了，但德国顾问还在中国，还在帮助中国人打仗，你们想这样骑墙骑到哪一天啊。
要不帮我们日本，要不帮他们中国，你自己选一个吧。
这个题目可把希特勒给难坏了。眼看着中国必败（或者说已败），他那么势利的一个法西斯，怎么可能帮中国呢。
他再派陶德曼去探日本人的口气。
这样吧，我再去帮你劝一劝，中国不是已经答应可以举行直接谈判了吗。
一说起这个事，近卫嘿嘿冷笑数声，谈判行，但条件不一样了。
原来的条件是一个月前的行情，那时候我们还未打下南京，如今打下了，倘若还是一个价码，你说现实不现实。
当初老蒋说要取消塘沽协定，这在近卫看来，完全是“战败者无礼之言辞”，你都败了，还敢跟胜利者讨价还价，是不是脑子缺氧了。
他随手拎过一把算盘，三七二十一，四四一十六，拨拉出了新的“靖和”条件。
除原先要求外，又加了三条：
其一，正式承认伪满。
其二，凡日军所到地区均属非武装带。
其三，中国对日赔款。
这些条件，老蒋能答应吗，一条都不可能答应！
别忘了，蒋介石也是一个革命者，国民党当初就是以革命政党的面目出现才推翻满清，打倒北洋的。
满清崩溃，不光内政腐败，更重要的还缘于其对外屡战屡败，不断地签不平等条约，不断地赔大笔银子，北洋倒台，同样与屈辱地接受“二十一条”有不可分割的联系。
如果老蒋答应日方条件，那他还不如满清和北洋呢。
近卫不了解这些吗，作为一国首相，他岂有不晓之理，只是他认为南京既已攻下，“南京政府”自然成了鱼肉，他想割哪一块就割哪一块，想怎么爽就怎么爽，根本就不用去考虑对方的感受如何。
（1107)

更新到南京保卫战的时候，突然收到出版社通知，问我能不能去参加南京书会的签售，费用自理，这才想起那两本已经出版的书尚在世上苟活着。这部书从头到尾都离不开南京，而南京也是我最喜欢的城市之一，所以忽然觉得这是一个好兆头，去！地方未通知，时间是本周五，所以周五要缺席更新一次。

作者：银河慢游　回复日期：2011-04-18　17:24:31　 回复

我在南京等老关，另到时需要什么帮忙的事就开口，别客气，想看什么地方我开车带路哦，最好说一下是南京那个书城哦，因为南京书城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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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今天特意问了一下出版社，地点是：南京市玄武门22号南京规划建设展览馆一楼签售区。时间是：4月22日上午11：20-12：00。

作者：铸剑为犁　回复日期：2011-04-18　23:08:29　 回复

去签售怎么还要费用自理，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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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是出版社的人问的很有技巧，他是先问我肯不肯去，我答应后才告诉我费用自理，欺负老实人啊，呵呵。不过我住常州，离南京很近，去一趟也谈不上不方便。

作者：耶耶新哥　回复日期：2011-04-19　05:31:38　 回复

回复第4893楼(作者:@yao1368 于 2010-04-03 21:21:59)
有个问题请教老关：抗战时期国军装备感觉也没有想象中比日军差多少，将也有好些良将，士兵也不怕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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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问题很好，正好又看到了，答复如下：光步枪等装备上看不出太大区别，徐庭瑶甚至说长城抗战时，中央军士兵的步枪在实战中的效果比日军还好，但日军胜在有很强的特种部队，即坦克、重炮，甚至毒气施放等特种作战部队，在台儿庄战役中，一个矶谷师团的大队只要配备上特种部队，孙连仲三个师都顶不住。另外，将和兵的比较不能一概而论，部分中央军或少数地方军的素质可与日军相提并论，但也有相当一部分中央军及大多数地方军是没法跟日军相比的。

1937年12月26日，陶德曼给老蒋带来了日方条件。
对这些条件，近卫要求给予限期答复：1938年1月15日以前。
在这以后，即使全部答应，也要作废，让你后悔都来不及。
《三国演义》中说，袁绍给生病的曹操发了一封讨伐书，文章写得很给力，曹操听完之后，“出了一身冷汗，不觉头风顿愈，从床上一跃而起”。
陶德曼来的时候，老蒋正在生病，连站都站不起来，接待德国人的是他老婆宋美龄。
在病床前听宋美龄读完“靖和”条件后，他虽不一定会立刻“一跃而起”，但可以肯定情绪异常激动。
这是赤裸裸的讹诈和羞辱，“日方所提条件如此苛刻，决无接受余地”！
事实证明，近卫并不真正懂老蒋，后者是一个被儒家经典教育出来的人，往往到最艰难的时候却反而能迸发出惊人的意志力。
先前，他或许有过悲伤，失望，彷徨，怀疑，到这时却只有愤怒和绝不妥协。
近卫的“靖和条件”，让他更深刻地认识到，“今日除投降之外无和平，舍抗战之外无生存”，日本不是真正想停战谈判，而是要借机征服与灭亡中国。
近卫以为南京失陷和屠城就可以使老蒋精神崩溃，却不料反而激怒了对方。
当然，每个人的承受能力都不一样，日本人选择在南京屠城，并不仅是泄愤，恐吓也是目的之一。
经历过那个时代的老人对我说，那时候南京城里人头滚滚，南京城外也是尸骨遍地，曾经的江南富饶之乡，成了“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人间地狱。
面对这种无边无际的恐怖，老百姓怕，已迁居武汉的各方人士，甚至军政要员们也有发抖的。
北方，北平、太原失守，南方，上海、南京失守，陆海空军精华近乎丧失殆尽。
上海守军保存下来的主力虽撤到汉口，并组织了二线防御，但兵力已严重不足，试想，全盛时期犹不能制敌，这时候还能再抵御强大的对手吗？
战略这个东西，都要经过很长时间才看得出来，当时当地，几乎没有多少人还认为中国有胜利或成功的可能，“均以军事失败，非速求和不可，几乎众口一词”，放眼望去，更是“举国惶惶，凄惨景况难以言状”。
据说当时除老蒋之外，在国民党和政府内部，对战事比较乐观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冯玉祥，另一个呢，并不是国民党员，甚至还不是中国人，只是已经转正的德国顾问团团长法肯豪森，但他们两也不过相信中国仍然能和日本再打上六个月而已。
在陶德曼送来了“靖和条件”并做了“工作”后，连法肯豪森也不再坚持他的“六个月”了。
12月27日，武汉政府召开最高国防会议，对陶德曼的此次调停进行内部讨论。会上，多数人主张接受“靖和条件”，抱病与会的老蒋说不可以，话犹未了，连平时蔫蔫乎乎，不大出声的于右任都站起来插嘴，言语之中，颇有讥诮蒋氏不自量力的意思。
连法肯豪森这样的“绝对军事权威”都断言了，中国打不过日本，那何必再继续无谓地耗下去呢。
（1108）

预告
今日起恢复两更，即下午还有一更。
——关河五十州

私底下，“低调俱乐部”的老大汪精卫则把尚在武汉的唐生智和张发奎请去吃饭，席间一再哀叹，说不能再打仗了，得另想法子。
在汪氏想来，唐张都是在京沪线上吃了大苦头的人，尤其唐生智，既是早期抗日战略的参与者，又是后期南京之役的当事人，如果他能当众表个态，表示仗确实打不去了，那应该比谁都更有说服力。
唐生智这时虽因南京之败而备受指责，却仍不改初衷。席间他悲愤地对汪精卫说，我们已经死了这么多人，他们都是为抗日而死的，如果这时还要“另想法子”，何以对祖先，何以对死者？
汪精卫低头不语，家宴遂不欢而散。
可想而知，这个时候主战，与淞沪战前，甚至南京失陷以前都大不一样，需要真正有点逆风而行的精神。
像曹操读完书信的状态一样，蒋介石的病也很快好了，并且坚决主战。
此时求和，对国民党和政府而言，无异自取灭亡，不仅“外侮难堪”，要蒙受莫大耻辱，而且会导致“内乱益甚”，国内将因此再度失去凝聚力，重新进入一盘散沙、四分五裂的局面。
你们这些人只看到如今时局之危，却不晓求和之害，真是愚不可及，“何能撑此大难也”。
他把主和的官员，包括汪精卫、孔祥熙、于右任、居正等一个个找来，逐一进行面谈，反复说两句话，一句是“当此国家危迫之时，若无坚忍不拔之志，从何立足”，另一句是“与其屈服而亡，不如战败而亡”。
在屋内漆黑一片，似乎看不到一点光亮的艰难时刻，蒋介石把窗帘布一拉，说看看外面，世界大的很，我就不信没人帮我们一道整治日本人，关键是我们自己得“苦撑待变”啊（“不患国际形势不生变化，而患我国无持久抗战之决心”）。
由于蒋介石的力排众议，武汉政府终于达成一致，决定对于近卫所提条件，将“一概不予理会”。
尽管如此，外交部在答复陶德曼时，却并没有一口拒绝，而是说需要时间研究商量，等敲定后再正式答复。
距离最后答复，还有将近一个月，这一个月可以做多少事啊，对于蒋介石和他的军事部署来说，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抢时间。
近卫内阁和军方当然也不傻不笨，不可能呆呆地等你在那里“研究商量”而迟迟不动，他们在递交“靖和条件”时就说得非常明确：在你点头答应条件之前，绝不影响日本的军事行动。
然而事情说来却也怪，南京失守之后，日军并没有马上选择沿长江直取武汉，显然，这与日本人开战以来“兵贵神速”的作风是不符的。
（1109）

国外有观察家曾经指出，当时只要日军立即向内地进兵，他们可能遇到的最大障碍，恐怕也只是“丛山与丘陵”。
是的，虽然利用南京保卫战，武汉已初步组织了二线防御，但“初步”毕竟是“初步”，离“牢固”还有不小距离。
毫无疑问，日本人在“战胜”之后不继续穷追其敌，是在关键时候下了一个大漏着，而这个漏，不是他们自己想漏，却是不得不漏。
与淞沪会战前不同，此时日本已经占领了江南广大地区，这些地方的中心城市，包括南京上海在内，都需要人马屯扎，这使他们手里能利用的机动兵力大大减少。
这是两难，你弃地而追敌，那当初拼死拼活攻城略地有什么意义，可是倘若要分兵守住城市，则必然影响军队推进速度。
偏巧这时北方日军也有放慢的迹象。
早在淞沪会战如火如荼之时，日军就在北方同时展开了三线进攻，可以说没有哪一线未达到其战略目的，如果照那种趋势继续发展下去，蒋介石担心的“元军路线图”恐怕早就变成现实了。
所幸日本参谋本部很快就被迫改弦更张，从原先的战略企图上被生生地拉了回来——
蒙疆兵团一直打到绥远，气势极盛，但在风头最健的时候，中苏签约了。
虽然苏联并没接着在边境上举行军事演习，但对中国进行军援以及加强远东战备，都清楚地表明，它已将日本作为自己的潜在大敌。关东军对此不能不有所防范，在攻克绥远后便解除了蒙疆兵团的番号，东条英机和部分关东军编组部队都重返东北，这样三线就变成了两线。
香月的第1军在攻下太原后，本可顺着平汉线迅速南下，乃至渡过黄河，直取武汉，这也曾是蒋介石最为忌惮的。
然而因为淞沪会战的缘故，作为主力之一的熊本第6师团被调到了南方，导致其作战能力严重削弱，加上华北占领区亦需分兵驻守，实际已成强弩之末，前进速度想不慢下来都不行。
与之类似，西尾的第2军里面，也被抽走了比较强的京都第16师团，而且一样得在身背后留置兵力。
从最初的实力比较上来看，第2军不如第1军，华北战场的大规模战役也大多集中在第1军和蒙疆兵团进攻区域，可是令蒋介石倍感焦虑的却是，一直以来，第2军针对的津浦线战况都极不理想，甚至还不及山西与平汉线。
冯玉祥的六战区已被第2军逼到了鲁北一线。
老冯原任第三战区司令长官，但在淞沪战场上没得到什么施展，蒋介石便让他去领导津浦线上的第六战区。
照理说，全国所有战区里面，没有哪个战区比六战区更适合老冯，这里的韩复榘、宋哲元、庞炳勋，都是他在老西北军的旧部，可让包括他自己在内都意想不到的是，恰恰这个战区对他最为排斥。
其实也怪老冯自己，他此次到六战区去上任，颇有一些个人的私心杂念，那就是想乘机通过鹿钟麟抓军队。
韩、宋、庞都是些什么人，对此最为敏感，马上就看出来了。
（1110）

韩复榘因为当初反叛的事，与老冯素有过节。冯玉祥到得济南，还没等他开口，韩复榘就抢先把山东防务如何紧张汇报了一下，说一千道一万，无非是强调无法调兵北上。
之后，他背地里一个密电打到蒋介石那里，说他不想进六战区，宁愿划入李宗仁的五战区。
韩复榘统领鲁军，又负有守鲁之责，他的话不能不重视，然而命令也发下去了，总不能说变就变吧。
韩复榘说，你们要硬把我塞给冯玉祥，那我就不打了。
没办法，只好折中，让韩复榘到五战区去，同时从他的部队中抽出一部分到六战区，再给韩复榘挂个五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3集团军总司令的头衔，算做分他兵的安慰。
韩复榘这边闹腾完了，等老冯正式上任后，宋哲元也急急退避三舍。
给出的理由是，旧病复发，情况严重，得请病假，要到泰山去休养一段时间，第1集团军（即扩编后的29军）暂交冯治安代理。
自离开北平后，宋哲元的身体一直不好，这是确实的，但这个时候请病假，大半却还是因为看到老冯要抢夺兵权，索性远远躲开，眼不见为净。
话又说回来，韩复榘的鲁军，宋哲元的29军，与老西北军实际已没有多少关系了，人家当初能创到这份家业也个个吃足苦头，很不容易，现在前面抗着鬼子，后面还得防着你夺他的交椅，谁能真有这么大的气量呢。
实际指挥六战区时，老冯在用兵方面又远不及练兵。和在淞沪时一样，他还是怕飞机，怕到了没法正常指挥打仗的地步。
由于害怕日机轰炸，他的指挥所每天都要换好几个地方，而换一次地方，六战区的通讯网就要跟着变更一次，各部队因此经常与指挥所失去联系，乃至无法报告军情。大家只好在下面各打各的，变成了一堆乱哄哄的没头苍蝇。
本来北方三线，以津浦线北端战场，对我们最为有利。其时连降暴雨，华北平原尽成泽国，第2军大部分时间都不能用于进攻，而是在四处找船，找能够渡过大大小小水滩的船。
在这种情形下，别说机械化部队无法顺利推进，就连飞机，也因为雨天能见度差，常常被迫减少出动次数。
多好的作战形势，可是老冯到任后，不仅没有理顺关系，反而越弄越乱，各部队你防我，我防你，大家防着冯玉祥，谁都不肯与日军正面硬拼，结果步步后退，战局也因此一塌糊涂，作为津浦路北端重镇的沧州没多大一会就丢了。
蒋介石大失所望，只好由白崇禧再拟份电报，撤销六战区，让老冯依旧回南京。原来觉得这事太伤面子，很难办，未料老冯枪杆子没抓着，又连吃败仗，也早就不想干了。
于是，双方解脱，老冯重新做他的军委会副委员长，而第1集团军也并入了程潜的一战区。
早在宋哲元还未请假到泰山休养前，他在前线见到了一个故人。
（1111）

此人就是萧振瀛。
他虽然被迫出国游荡，但人在外，心却一时一刻都没离开过北平，离开过29军。
听到七七事变爆发的消息，立即星夜兼程赶了回来。
得知萧振瀛回国，蒋介石十分高兴。
国难之际，正是用人之时，如萧振瀛这样的机智果敢之士，岂能无用武之地，于是立即委任他为第一战区总参议。
但是萧振瀛毫无喜色，因为他在途中就已经听到了各种各样的坏消息，其中最让他震惊不已的就是赵登禹之死和29军退出北平。
这一切都是为了什么，怎么我才离开没多长时间，就“出了这么大的乱子”呢？
他到华北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登门求见宋哲元。
宋却迟迟不愿见萧。原因不难想见，当年是他逐对方出国的，如果萧振瀛走后，自己干得漂漂亮亮还说得过去，偏偏鸡飞蛋打，连平津都给丢了，这个样子，见面说什么呢。
秦德纯、张维藩等人见状，则力劝宋哲元，以前或许可以摆架子不见，现在则一定得见。
无他，身份不一样了，萧某如今不再是过去的29军总参议，他摇身一变，成了第一战区总参议，蒋介石的大红人兼帐下军师，又是我们的顶头上司，能不见吗。
宋哲元何尝不明白，所以即使再不情愿，他也只得勉强出来相见。
两人一见面，宋哲元发现原来的担心是多余的，对方并无一点兴灾乐祸或落井下石的意思。
兄弟还是兄弟，不管地位和处境发生了多大改变。
手握到一起，双方的眼泪都已经止不住地流了下来。
宋哲元为人，平素极为严肃，不太爱说话。
有人跟他开句玩笑，他听完之后，不仅不笑，还会很认真地告诫对方，说这次就算了，下次再这样，可就对你不起了。
自从退出北平后，宋哲元更加不爱说话了，整天沉闷不语，想着自己的心思，甚至常有精神错乱的举动。
当见到萧振瀛的这一刻，他在情感上终于释放了。
他说，如此巨变，非所预料。
他说，荩忱（张自忠字)突然来到北平，威胁要我离开，我是实在没有办法才赶紧出走的。
最后宋哲元叹着气，红着眼圈对萧振瀛，又像对自己说：荩忱何至如是乎。
大家都是兄弟，他至于做得这么绝吗。
萧振瀛听出了痛楚，他知道宋哲元没有说假话。随后，秦德纯所言，也与宋哲元一模一样。
从萧振瀛的内心来说，他还想留下，哪怕是重新做29军的总参议。毕竟，他对这里的一切人和一切事都充满了感情，他可以帮助29军运谋筹划，可以使这支军队东山再起，甚至在抗战中再获声名。
然而他也知道，这一切都不可能了。
物是人非事事休。事到如今，且不说宋哲元的自尊心不允许，仅秦德纯等人看他的眼光就是异样的，意思明摆在那里：就你姓萧的行，离开你，我们都没办法是吧。
这里已不再属于他了。但他知道，自己必须做出尽可能的努力，来挽救那些够得着的人和事。
张自忠正前往济南，此时他既蒙汉奸之名，则人人避之唯恐不及，但萧振瀛打定主意要去见上一面。
我相信，他一定是被蒙蔽的，作为兄弟，我不能抛弃他。
（1112）

往济南的路不是那么好走的，不仅是雨天路泞，还因为刹那间，往事全会涌上心头。
在纷纷扬扬的雨中，曾经骁勇无比的赵登禹消失了，曾经智勇兼备的张自忠则身影模糊，不可复认。
一切又好象回到了从前，从前那段日子，29军草创时期，多么艰苦，多么难熬，可是再难再苦，几个兄弟也会在黑暗中紧紧相拥，肩膀靠着肩膀地往前走。
人最值得回忆的永远是从前，那个既哀伤又温暖的从前。
如今，再不可重现矣。
张自忠也正走在这条路上，只不过与北平时相比，已判若两人。
他身穿深灰色棉袍，手提小木箱，仿佛一个剃头匠，落魄如斯，几乎和周围的难民没有任何区别。
后方民众则早就把“张扒皮”列入了头号汉奸，有人骂他是秦桧转世投胎，还有的说这厮姓张，原本就是张邦昌的后代，卖国苟且乃是祖传。据传张自忠的亲哥哥听到后也引以为奇耻大辱，好几天都闭门不出，饶是如此，大门口仍然被乱七八糟地贴满了“卖国求荣”、“认贼作父”一类的标语。
此时的张自忠悔不当初，真有痛不欲生之感。他对朋友说，自己在平津时好像被鬼所迷，糊里糊涂，根本不知道都做了些什么。
沿途皆属鲁军地界，当年张自忠在老西北军做过学兵团团长，很多鲁军军官皆出自其门下，按照旧军队的习俗，不管老长官犯了什么罪过，部属都应前去探看。
可是没有几个人愿意去，都说到这种时候了，谁还会买一个汉奸的账呢。
这个世上，总还有心软或者顾及情面的，但是看归看，也就止于叙旧而已，基本都是聊聊老西北军的那点陈谷烂芝麻。
至于北平往事，有过吗，不知道啊。
过了几天，张自忠连这点可怜的待遇也享受不着了。他想在路过济南的时候找一下韩复榘，毕竟同为老西北军故旧，不看僧面看佛面，落难的时候，总能帮着说上两句吧。
但当别人帮他通报时，韩复榘却没好气地来了一句：你管汉奸的事干什么，我跟他之间没什么好谈的！
啪，电话挂了。
见此情景，无人再敢代为通禀。
更有甚者，张自忠原来学兵团的一个老部下，竟也随风转舵，当面讥讽：以前我见你尽读圣贤书，可你都从那里面学了点什么呢？
吾国国情是，假如一个人“十恶不赦”，则似乎所有人都有了站在道德制高点上给予冷嘲热讽的权利。
张自忠一戴罪之身，本不欲多言，此时也被激怒，不由拍案大呼：张某当粉身碎骨，以事实取直天下!
事实是，从此之后，张自忠的临时居所更变得门可罗雀，眼前连个鬼都不出现了。
当你近乎被全世界遗弃的时候，那颗心真的比三九严寒天的冰块还冷，这时的张自忠进退两难，滋味实在难熬。
还是走吧，长久呆在这里总也不是个事。鉴于原来接待的人都躲了起来，张自忠只好不告而别，在桌上留了张便条，谓：急于赴济，不暇告辞。
赴济不一定去见韩复榘，明白着对方不够朋友，连见面都不愿意。
犹如茫茫黑夜漫游，前方等待我的命运将是什么，谁能告诉我？
（1113）

请假条
明天不在家，暂停更新一天！

————关河五十州

感谢
1、感谢天涯网友。确如有的朋友所言，因为南京签售时间是周五，所以来的人并不太多。但当我跟旁边包括书店的人介绍，这些都是我天涯上此前素未谋面的朋友时，众人皆作惊讶与羡慕状。为此，我很高兴也很快乐甚至得意，我的大多数朋友都是这部书牵的线，分布天南海北。特别感谢王哥（银河漫游），带我转了好多仅慕名而无缘得见的地方：空军烈士墓、项英墓……
2、去南京签书，其实还是签的那两本，但我从这次书会了解到的信息是，把这部书全部出完似乎有希望了，当然可能操作中会有一些变化，甚至包括可能要被迫改书名。有很多事，作为一个作者是没法改变的，我只能说，我从未放弃，不管以后会怎样，一定把它写完。
3、网上有些论题，有朋友建议我回应。我在南京和王哥他们也说到，争论应求同存异，我承认自己才疏学浅，只要有bug，就愿意修改。但是有些争论不一样，你不能要求我完全接受你的论点，毕竟很多东西，我有我的思考，有我的坚持，在这些方面我不会轻易改变。我之不愿意回应正在于此，此类争论，多争不仅无益，而且伤人伤己。天涯犹如我家，我不愿意如此，请大家谅解。如果你觉得老关说得不对，不妨轻轻一笑掠过，就当这家伙在胡说八道，民间人士，也散不了多少毒，如果你觉得他说得还有些道理，或还有些差错，不妨补上，这样大家都可从中受益，也包括在下我。
再次感谢各位，在下不知怎样才能报答各位厚爱，惟继续把书写好而已 ：）

恐怕真的只能直挺挺地站在法庭上听候宣判了。
当然，也可以偷偷溜掉，实在不济躲到沦陷区或索性出国，兵荒马乱的，谁还能跟在你屁股后面抓人不成，但张自忠自己很清楚，假如这样做，一生就真的被完全毁掉了。
虽曾迷茫犯错，却也是个堂堂七尺男儿，岂肯为之。
再说，若无洗心革面之意，我又怎么会冒着千辛万苦，潜出沦陷区南下呢？
可是，正所谓墙倒众人推，鼓破万人锤，这种时候，无论态度多么真诚，回应你的依然是无边无际的冷眼和冷遇。
直到在济南下车，张自忠心里仍然充满了绝望和凄凉，就在这时，一个他从未预料得到的场面出现了。
萧振瀛站在他的面前。
现在的张自忠不是从前的张自忠，现在的萧振瀛也不是从前的萧振瀛。
士别方三日，两人的距离却已是如此之大：一个是生死未卜的罪人，被痛骂和鄙弃包围的汉奸嫌疑犯，另一个却是第一战区总参议，拥有将级军衔的高级长官。
张自忠更不会忘记的是，在当初驱萧的过程中，也有他的一份“功劳”。
惊讶和紧张，惭愧和惶恐，交替出现在张自忠脸上，让他一时不知说什么才好。
好久，才吐出了两个字：大哥……
曾几何时，张自忠意气飞扬，这个称呼被抛到了九宵云外，代之而起的，只是对那一点点现实利益的争夺！
然而一切终将过去，浮华散尽，能够留存的还是兄弟手足之情。
这么久以来，张自忠虽然境遇一落千丈，到了人尽奚落的程度，但从未当着别人的面掉过一滴眼泪，如今却再也控制不住了。
他抱着萧振瀛大哭起来：我对不起团体，对不起大哥（指宋哲元）!
萧振瀛想知道的是，你当初为什么要去北平。
的确，每个人都想知道，那一直是一个藏在许多人心中的谜。
张自忠提到了一个人，那个出卖29军的潘毓桂。
潘毓桂当时告诉我，宋哲元已经接受了日本人的所有条件，可是日本人又认为军队已不听从宋的命令，所以要我代替，这样我才赶到北平，“代以控制局势”，不料局势会“演变如此”。
张自忠不能够启齿也无法解释的是，在“被鬼所迷”的情况下，他是否也曾有过取宋自代的念头。
听到这里，聪明如萧振瀛已经全都明白了。
这是汉奸的阴谋，潘毓桂是什么东西，他的话你能听能信吗？宋哲元从未接受日本人的条件，过错在你一人身上。
张自忠如梦方醒。自己上了当，却还替人数钱，何其愚哉。
等清醒过来，错误却已无法挽回，假如当时萧振瀛在身边，也许不致如此糊涂吧。
张自忠痛哭着对萧振瀛说，我这颗心可对天地日月，现在是百口莫辩，但是请给我一个机会，让我死在战场之上，“有以自白”。
这个时候，萧振瀛一定是暗暗地松了口气。
张自忠秉性纯正，过去受人利用，一时迷途，如今既知错能改，则一切犹可转圜。
更重要的是，萧振瀛了解他这位兄弟的军事才能，眼下正值多事之秋，急需抗倭良将，岂可不为国家惜此人才。
但他同时也知道，张自忠犯的过不是一般的过，事情要想有所转机，非常之难。
（1114）

当时即将受到处分的29军将领一共有两，除了张自忠，还有刘汝明。
处分张自忠，缘于丢失平津，处分刘汝明，则是因为后者是张家口失陷的主要责任人。
都是丢城失地，但程度上却有很大不同。后来南京政府的处分令上也说得非常明确，张自忠是“放弃责任”，而刘汝明只是“抗战不力”，因此，刘汝明罪责较轻，最后仅为“撤职留任”。
然而哪怕再难，萧振瀛也会去做。
当年众兄弟一无所有时，萧振瀛进京找孔祥熙托门路，希望能取得29军的建军资格。一进门，他就扑通一声跪倒在地上。
我是为了团体和朋友才给你磕这个头的，如果你不答应帮忙，我就永远不会站起来。
孔祥熙后来说，萧振瀛这一跪确实让他始料未及。男儿膝下有黄金，在认识到对方是个真正讲义气够朋友的汉子后，他才答应出手相助。
的确，那时候到孔府来走门子的海了去，萧振瀛背去的那点东西，也只不过是为了上人家门时不太难看而已，要想单靠它来打动孔祥熙，岂不等同于白日做梦。
他能依靠的，只有自己对兄弟对朋友的一片苦心孤诣以及纵横捭阖的聪明才智。
趁政府的处分令还没下达，萧振瀛急赴南京，以便在那个最重要的人——“蒋委员长”面前为之说情。
这只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张自忠自己也得想办法。
虽然萧振瀛没有在回忆中提及，但很显然，从这时候起，他已经开始给张自忠支招了，教他下面如何一步步去做，否则的话，很难想像，本来在交际言辞方面素不擅长的张自忠之后会突然像变了个人一样，指哪打哪，而且皆切中要害。
萧振瀛走后，张自忠即前去求见韩复榘。
这恐怕是萧振瀛要他去见的第一人，这个人虽然之前已经无情地拒绝了见面请求，但又非见不可。
因为张自忠的事，光靠萧振瀛自己在老蒋面前说情是不够的，内部外围都还必须有一个强大的游说声浪，而最重者，乃在于借助老西北军的团体人脉。
韩复榘这里，是一个突破口。
如果把张自忠换成宋哲元，后者在吃了闭门羹后，是无论如何不肯再上门的，就像老西北军落败时，他已经走到太原还不愿去求阎老西一样。
张自忠去自然也是硬着头皮，但即使萧振瀛不讲，他也明白，如今真的只能自己救自己了。
在山东省政府门前报上名姓后，副官即进去通报。照理，这时候张自忠只能在门外等待，然而谁都知道，这种等待将注定是不会有任何结果的。
张自忠跟在副官屁股后面就走了进去。
很不礼貌，但没有办法。
老远就听到韩复榘在屋里高声嚷嚷，还是那一套：搞卖国勾当的人，我跟他有什么话好说？！
话很难听，可是再难听也得听着，张自忠鼓起勇气，接上话茬，大声应道：向方（韩复榘），是我。
韩复榘没想到张自忠会直接闯进来，避无可避，但仍然不想给对方面子。
你卖你的国，咱们之间没什么可谈的。
那语气，仿佛之前两人从不认识，现在则一个是超级汉奸，一个是民族英雄，泾渭分明，势不两立。
张自忠平心静气地说：不是我要卖国。
一听此话，韩复榘停住了脚步，从鼻子里嗤了一声。
如此说来，难道是我韩某教你卖国的？
（1115）

张自忠从怀里取出那份宋哲元当年给他的手令。
韩复榘一看就看出了问题，他惊讶地发现这是宋哲元的亲笔手令，根据这份手令，“政委会委员长”等职务都是宋哲元本人亲自交授张自忠的。
这说明什么，说明宋哲元可能要为此担责，而张自忠没有责任。
由此是不是也可作一判断，即张自忠可能很快就会官复原职，未来前途仍然不可限量，现在对他这种态度，就等于以后自找麻烦了。
很多人都以为韩复榘是草莽将军，其实这是把他与另一个山东的狗肉将军张宗昌给弄混了。
张宗昌也许很草包，韩复榘却绝不草包，不然的话，你能想像他一个大老粗，会极力推崇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运动”，并将山东造就成为“乡村建设模范省”吗。
这人机灵着呢，也很会借机行事。
立刻，他就又换了副嘴脸，开始痛骂宋哲元。
明轩（宋哲元的字）这家伙，自己卖国，还让别人给背黑锅，也忒不地道了，荩忱你怎么能听他的呢。
张自忠急忙说，事情不是这样的。
宋哲元和我，原本都是想同小日本大拼一场的，可是29军损失惨重，援兵却迟迟不继。我们一合计，是了，这是蒋介石想借抗战之名，来消灭我们杂牌军，以排除异己。
我俩当时是这么分析的，为了抗战牺牲一下无所谓，但如果牺牲于“排除异己”那就太不值了，于是宋哲元就手令我代其驻京，以便把所有部队都撤到保定。
总而言之，言而统之，我们绝没有卖国，目的是“为将来全面抗日储蓄力量”。
张自忠这段言不由衷的话说完，我不知道大家听时有没有一种感觉——太能讲了！
从张自忠以前的经历来看，他并无此好口才，似乎仍然只有一个解释，那就是此番“雄辩”皆出自萧振瀛之策划。
当着张自忠的面，韩复榘也给听得一愣一愣的，原来保存实力，逃避作战，还能找到如此冠冕堂皇的借口，竟然归结到“为将来全面抗日储蓄力量”上去了，太强悍了。
张自忠的话，其实是搭准了韩复榘的脉，他可不整天想的就是如何“储蓄力量”吗。
假使宋张是错的，须受到严惩，那他韩某人今后……
我们其实是站在一条战线上的啊。
明白了这个理后，韩复榘不由自主地冒出一句：你们这样干，很高明！
他转而对张自忠客气有加，不仅请吃饭，还主动替对方筹谋，说要把冯玉祥找来帮忙。此时冯玉祥正要去六战区上任，济南这座庙是必拜的。
韩复榘是个聪明人，这种时候，帮宋张说情，也是在帮他自己说情。
其实在历史上，无论是张自忠还是萧振瀛，与冯玉祥的关系都不好。
当初老西北军与晋军交战失败，张自忠曾投晋军，这导致冯玉祥一度对其不予信任，并夺去了他的带兵权，后来由于冯治安的力保，才慢慢地得以重新执掌军队。
与之相比，萧振瀛与冯玉祥之间几乎就是死敌。到老冯正式就任五战区司令长官后，曾派手枪队搜杀萧振瀛，原因就是萧不但不予“合作”，还到处告他恶状，而萧振瀛则以为，国破如此，你一边在公开场合口口声声大喊爱国抗日，一边私底下还偷偷摸摸惦记着要重组“老西北军”，以与中央分廷抗礼，实在不顾大体，所以我该告的状要告，该说的话还是要说。
后来六战区被撤销，除了仗打得过于糟糕以外，与萧振瀛在老蒋面前进言亦有不小关联。
全面抗战以来，冯玉祥战绩虽不怎样，然而在国民党内的形象一直是最坚决的主战派，如果这个最坚决的主战派兼六战区新任司令长官都能站出来说句话，对挽回张自忠的声誉无疑会起到别人难以替代的作用。
冯玉祥会帮这个忙吗，以前可能不会，但现在一定会，除了他要借重韩复榘，不能驳其面子外，也需要重树老西北军掌舵者这杆大旗。
（1116）

这是张自忠必见的第二人。
果然，收到韩复榘请托后，老冯毫不犹豫地就给老蒋写了封亲笔信。
在这封信中，老冯破天荒地用了一个典故，这个典故不是出自《三国》，却是出自《圣经》。
没办法，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没有赎罪忏悔这一说，三国里对不忠不义只有一种解决办法——杀，不是他杀就是自杀。
比较起来，还是老外有人情味。
在《圣经》中，耶稣的徒弟彼得前来告状，说他老是被人欺负，他为此一直隐忍不发，如是者三，已经宽恕了对方七次。
他问师父，还需不需要再宽恕下去。
这是一个很无厘头的问题。
耶稣真是伟大，他继续无厘头下去。
宽恕七次就够了吗，不够，我对你说，不是七次，要七十个七次，也就是四百九十次才行。
冯玉祥是基督将军，不是佛教将军，其实类似的说法，在佛经里面也能找到。
老冯建议，宽恕张自忠，因为后者有良心，有血性，只要叫他继续带着队伍打日本，一定会尽其本分。
应该说，后面这句话，确是老冯发自肺腑之言，老西北军这么多战将，他看人还是挺准的。
此时，萧振瀛已经在南京的老蒋面前替张求情了，除了上面已经讲到的那些意思外，他还传达出一个重要的使将策略，即“使功不如使过”。
有功之臣，心高气傲，驾驭必难，而有过之将，极思补过，即令其效犬马之劳亦不敢轻辞。
这一点对于身处危局之中的老蒋来说，当然十分动心。
何况他也从萧振瀛那里了解到，张自忠秉性端正，不比石友三等朝三暮四之徒。他只是一时受人蒙蔽，现在已痛悔不已，确有立功改过之心。
过错，人人都会犯。
明代堪称最出色的宰相张居正就曾说过，只要不是天生的圣贤，谁会没有过错呢，关键还是看他能不能改。
如果你开始有过错，但“终能迁改”，虽然还有可议论之处，最终亦将继往不究。
对如何对待这些改过之人，张居正的观点是：皆当舍短取长，优容爱惜。
要用，而且还要好好地用，用其所长，弃其所短。苟能如此，则“人人乐于效用”，天下无弃才矣。
这番话是张居正在当国师，也就是教太子的时候说的。当时他告诉未来的小皇帝，“此可以为万世人君之法”。
你要想做个好皇帝，一定要记住用这个法子。
老蒋不是昏君，儒家经典看了那么多，自然明白这个道理。
可现在的问题是，能不能用张自忠这个改过之将，什么时候用，还不能完全由他说了算。
平津失守之后，张自忠不但在民间“责诟满天下”，政府高层喊打喊杀的也为数不少，皆要求对其进行审查，并以投敌叛国罪论处，“严惩不贷”，以儆效尤。
冯玉祥的来信让他大松一口气。这就说明不是他蒋某人一个要置党纪国法于不顾，进行有意偏袒。
你们看好了，连抗战爱国叫得震天响的老冯都持此说。
处罚还是免不了的，不然无以对外界之口舌，不过事情已可大大缓和，让张自忠来南京再说吧。
萧振瀛心里一块石头暂时落了地，但他知道，这还远远不够，于是又即刻动身北上。
张自忠还必须见第三个人，然而，与韩冯相比，这第三个人却是张自忠更不敢贸然相见的。
（1117）